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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波動；GDP；增長率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8-000-01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經濟建設一直是我國各項工作的中心，所以，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是我國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經濟的發展由于特殊的國情所致，在建國之后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而這一現象通過套用一些西方經濟理論是無法簡單解釋的。因此，對于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現象的研究大量涌現。
一、宏觀經濟波動相關理論
目前對于經濟波動概念的理解，很多學者都趨于將經濟波動等同于經濟周期。其兩者之間即有聯系又有區別[1]，經濟波動是經濟增長中擴張與收縮的交替變動現象；經濟周期是以工業經濟為基礎，呈現上下波動的循環現象。經濟波動包含經濟周期，經濟周期是經濟波動的表現形式。在理論界兩者并沒有被嚴格區分，也可稱為“經濟周期”或“經濟周期波動”。經濟波動一般用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來表示。
關于經濟波動類型的劃分，一般按周期長短期限來區分，通常有基欽周期（即小周期）、朱格拉周期（即中周期）、庫茲涅茨周期（即中長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長周期）四種類型。根據經濟波動的發展情況還可分為古典型周期與增長型周期兩類[2]。
二、我國改革開放后宏觀經濟波動態勢
按照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的說法，確定一次完整的經濟波動，可以從一個波峰（peak）到另一個波峰，也可以從一個波谷（trough）到另一個波谷[3]，按照“谷-谷”法劃分，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六個周期，目前正處于第六個經濟波動的收縮期。
周期Ⅰ（1978-1981年）：此時歷經4年，從1978年高峰時期的GDP的增長率到1981年谷底時期的5.2%，其波幅為6.5%。其中1979年和1980年為峰后持續增長階段。
周期Ⅱ（1982-1986年）：此時為5年， 1984年的高峰期為GDP增長率15.2%，是三十年來增長率最高的一年， 1986年谷底期的增長率為8.8%，此波幅為6.4%。這一階段經濟周期的回調期進行的還不夠徹底，其在高點處就出現了下一輪經濟周期的回升跡象。
周期Ⅲ（1987-1990年）：此時歷經4年， 1987年是高峰期，GDP增長率為11.6%， 1990年為谷底期，增長率為3.8%，是近三十年來增長率幅度最小的一年，這一周期的波幅為7.8%。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周期的1988年和1999年的峰后調整速度非常快，顯示出振幅較大且收縮期長于擴張期的態勢。
周期Ⅳ（1991-1999年）：此時為9年，高峰時期出現在1992年，GDP增長率為14.2%，谷底時期在1999年，增長率為7.6%，這一周期的波幅為6.6%。這一周期的經濟波動時間持續拉長，尤其是收縮期的時間逐漸趨于平緩。從形態上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波動有了較多的相似之處。
周期Ⅴ（2000年-2009年）：此時為10年，高峰時期出現在2007年，GDP增長率為14.2%，谷底時期為2009年的增長率9.2%，其波幅為5.0%。這一周期在2007年到2009年的經濟增長回落幅度較大，說明受當時的金融危機影響較大。
周期Ⅵ（2010年-至今）：這一時期還結束，目前的峰值時期即為2010年的GDP增長率10.4%，受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的影響，迅速在2011年出現下降，截止目前公布的經濟數據下降的趨勢還將維持。
三、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宏觀經濟波動特征歸納
我國的宏觀經濟波動相當明顯，通過以上分析總結如下：
（1）經濟波動周期屬于增長型周期：我國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里，宏觀經濟波動雖然幅度較大，但都是相對水平的起伏，還沒有出現GDP增長率的絕對水平下降，所以我們改革開放后的宏觀經濟波動屬于增長型周期。
（2）經濟波動次數較頻繁，但趨于中周期發展：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經濟波動已經出現了六個周期，約為平均每六年一次。在1990年以前屬于小周期波動，在1990年后趨于中周期波動。根據相關的資料，美國二戰后平均每次經濟波動的持續時間為9.2年，韓國自八十年代以來平均經濟波長為7年，印度在1980年以來平均經濟波動持續時間為12年。所以，相對比來說，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宏觀經濟波動次數總體來說較為頻繁。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的宏觀波動趨于中周期發展。
（3）經濟波動幅度較劇烈，但趨于縮小：在改革開放后的前四個經濟波動中，第三個周期的振幅就大，達到了7.8%，其余三個周期都保持在6.5%左右。即使是這樣，相對于美國經濟波幅的2%和日本的3.5%來說，我國的經濟波動幅度還是較大的，但在2000年后，這種波動的幅度趨于縮小。
（4）經濟波動的上升階段趨于延長：在這六次的經濟波動中，我國經濟增長率下降的年份在多于上升的年份，在這三十三年中（除去峰值的5年），有16年GDP增長率趨于上升，下降的只有12年。其中在1999年后有連續8年的GDP經濟增長上升的現象，所以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波動的上升階段趨于延長。
參考文獻：
[1]王悅.西方經濟周期與經濟波動理論回顧[J].求索，2006（10）：19-20.
[2]李延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實證研究（碩士論文）.河北工業大學，2004.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造成世界實體經濟衰退的同時，也給微觀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致使諸多企業出現了財務危機乃至瀕臨破產。中國經濟雖然經歷了30年的持續快速增長，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對我國而言，這次危機作為一種外生沖擊，具有良好的自然實驗屬性，雖然給實體經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但同時也為我們研究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陳武朝（2013）研究發現了經濟周期會影響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江龍與劉笑松（2011）發現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會對公司現金持有行為產生影響，石曉軍等（2011）則發現了商業信用對信貸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見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對企業行為特別是投資行為會產生重要影響。目前關于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學者們主要從宏觀視角研究其波動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較少涉及其對微觀企業可能產生的影響。此外，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宏觀經濟的衰退致使我國政府先后出臺了財政、貨幣以及產業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進而出現了鋼鐵、煤炭、水泥、光伏產業、電解鋁等行業的產能過剩，造成投資效率的低下。特別是在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政府干預更是加劇了宏觀經濟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資。因此本文從宏觀經濟周期角度出發，研究其對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投資行為作為微觀企業行為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對公司價值的形成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目前關于投資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觀層面，總結起來主要有兩類：格爾根和倫內布格（Goergen and Renneboog，2001）與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與公司投資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爾和希拉里（Biddle and Hilary,2006）所作的會計信息質量與公司投資效率研究。此外近年來，伴隨著金融危機的沖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宏觀經濟與財稅貨幣政策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如靳慶魯等（2012）關注了貨幣政策下民營企業的投資效率，申慧慧等（2012）則研究了環境不確定性條件下公司的投資效率。可見，目前尚未從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角度研究公司投資效率的變化及其在中國制度環境下表現的差異。然而，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有利于為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微觀后果提供經驗證據，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門以及企業在應對經濟周期性波動時提供經驗借鑒，所以對經濟周期性波動與公司投資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本文可能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背景，探究了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具體作用機理，并對此進行了實證檢驗，一方面為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經濟后果提供了經驗證據，同時也豐富了公司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研究的文獻；結合中國制度環境，分別考察產權性質以及金融發展對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作用，為揭示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經濟規律提供了經驗證據；從多元化與行業周期性角度檢驗了不同類型公司受經濟周期影響的敏感程度差異，為公司抵抗經濟周期性風險提供經驗證據。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機作為自然實驗，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研究宏微觀問題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同時也豐富了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互動行為的文獻。
二、研究設計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作為宏觀經濟運行的一項基本規律，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對企業行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企業經營的重要行為，投資效率直接影響公司價值，同時也極易受宏觀環境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市場經濟制度建立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實現了年均9.8%的穩步快速增長。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率一度跌至歷史低點。為防止宏觀經濟的衰退，我國政府先后使用寬松的財政、貨幣及產業政策刺激微觀企業行為，這些政策實施對微觀企業最直接的影響表現為公司的投資行為與投資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機為契機，研究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然而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政府有著強烈的動機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特別是當宏觀經濟步入衰退期，政府為實現宏觀經濟率先復蘇，頻繁通過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經濟，其最終表現為對企業經營活動尤其是企業投資行為進行干預。陳信元與黃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預經濟較嚴重的地區，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經濟的建設，因而對企業的干預更為普遍。程仲鳴等（2008）則發現政府干預對上市公司特別是地方國有上市公司投資效率產生重要影響。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我國政府先后使用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及產業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觀經濟，出臺了前所未有的以“四萬億”刺激計劃，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會產生何種影響？經濟周期是指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表現的周期性波動，集中體現為宏觀經濟的擴張與衰退的交替更迭。靳慶魯等（2012）的研究表明，資本逐利規律強調公司未來的投資活動取決于其當前的投資機會，當面臨好的投資機會時，公司應追加投資、擴大規模，當面臨差的投資機會時，應減少投資，縮減規模。根據經濟周期理論，當宏觀經濟由擴張期進入衰退期時，公司面臨的投資機會減少，理性的投資者應該會選擇減少投資。然而為防止經濟衰退，政府會進行逆周期性干預政策，特別是處于轉型經濟的中國，在政府力量的驅動下，企業必須進行逆周期性行為的投資行為，從而降低其資本逐利規律，公司投資行為與投資機會間的敏感性會降低，最終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綜上所述，經濟周期性衰退會降低公司投資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1：相對于宏觀經濟繁榮期，宏觀經濟衰退期時公司投資對Q值的敏感度會更低，表現為順周期性
產權性質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基于融資約束與政府干預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 and Fang，1998）指出，在我國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時存在著國有與非國有兩類產權性質完全不同的企業類別，這兩類公司所受的融資約束差異較大，因此，產權性質可以作為公司受融資約束程度較好的替代變量。同時，包括張莉芳（2012）、古倫和艾恩（Gulen and Ion，2012）、連玉君（2009）等國內外學者研究也證實了融資約束是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重要調節變量。林毅夫與李志（2004）的研究也證實了，從融資約束程度來看，相比非國有企業，由于國有企業與政府有著天然的“血肉”聯系，在父愛主義下，國有企業往往存在著預算制度上的軟約束，因此在經濟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現為更低的融資約束程度。從政府干預程度來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認為國有股權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預。特別是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政府從財政貨幣及產業政策入手刺激宏觀經濟時，資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國有企業，因此國有企業在衰退期受約束程度較低。此外，相比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往往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且更易受到來自政府非營利目的的干預，從而弱化了其經營的營利性，弱化了資本逐利規律在國有企業中的作用，從而致使國有企業產生了更低的投資效率。無論從融資約束程度還是從受政府干預程度視角，國有企業均更易表現為投資與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2：相對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投資對托賓Q的敏感度受經濟周期影響更顯著，表現為衰退期更低的投資效率
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與之發展較低的地區，至少存在以下差異：第一，公司受融資約束程度存在差異。金融發展程度較高地區，金融中介組織更為發達，金融工具更為多樣化，從而為公司規避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時其資本市場化程度更高，獲取資金的成本也將更加合理。第二，債務的治理作用存在差異。余明桂與潘紅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債務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發展程度較低地區，公司債務融資主要取決于關系等非正式制度，從而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對公司投資效率影響力較小。第三，受政府干預程度存在差異。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往往也是市場化進程較低的地區，其受政府干預程度越高。在宏觀經濟的衰退期，政府為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一方面干預銀行放松銀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觀企業投資。根據以上闡述可以發現，金融發展程度的不同會通過資金來源、債務治理以及政府干預等多個渠道影響微觀企業的投資行為。具體來講，在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資金配置更加無效，債務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預程度更高，因此其會弱化資本逐利規律的作用，進而產生在危機期間更為激進的投資行為，最終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3：相對于金融發展程度較高地區的公司，金融發展程度較低地區公司的投資對托賓Q的敏感度受經濟周期影響更顯著，表現為衰退期更低的投資效率
（ 二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考慮金融危機從2008年開始，同時為使年度分布更加對稱，以避免因樣本分布偏差而產生的誤差，本文選擇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考慮被解釋變量（投資Investment）與解釋變量（投資機會TQ）需要錯開一期，滯后一期指標均為2005年至2008年數據，因此本文實際樣本選擇為2005年至2009年期間數據；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同時剔除數據不全、資產負債率大于1或為負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類公司，最終選擇了4945個年度公司樣本；為了避免異常值對回歸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本文對除了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Cycle）等啞變量之外的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 三 ）變量定義公司規模（Size）、現金流（CFO）、資產負債率（Lev）、風險（?琢return）、行業啞變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資水平的控制變量，具體變量見下表（1）。根據該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數?茁3是主要測試變量系數，如果其顯著大于0，表明經濟周期衰退會提高公司投資效率，反之如果顯著小于0，則表明經濟周期衰退會降低公司投資效率。
（ 四 ）模型建立 借鑒靳慶魯等（2012）、陳德球等（2012）的研究設計，使用投資與托賓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資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資效率越高，反之越低。為此我們使用以下模型對研究假設H1、H2及H3進行檢驗，其模型設定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著i，t
其中Investment為公司投資水平的變量。TQ表示投資機會的托賓q，Cycle為經濟周期的變量。考慮2008年為我國宏觀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經濟政策的刺激下，宏觀經濟開始復蘇，因此為了能夠更準確的捕獲金融危機深刻影響，本文將2008與2009年定義為經濟衰退期，同時為了考慮樣本的對稱性，避免因樣本的分布偏差，將繁榮期定義為2006與2007年。為了使結論更加穩健，本文還使用2003-2011年度數據為樣本，將2008年之后定義為經濟衰退期進行重新回歸，發現本文的結論依然成立。
三、實證檢驗分析
（ 一 ）描述性統計表（2）與表（3）為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系數表。從表（2）看，公司投資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數（0.038），表明樣本公司的投資水平整體右偏。經濟周期變量（Cycle）均值為0.527，表明處于衰退期的樣本數略高。控制變量投資機會（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數（1.198），公司規模均值（21.355）與中位數（21.279）比較接近，呈現正態分布，現金流（CFO）均值（0.051）與中位數（0.050）接近，呈現正態分布，其最小值為-0.216，表明樣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現金流小于0，資產負債率（Lev）的均值（0.530）與中位數（0.520）基本相當，呈現整體分布，經營風險（?滓（return））同樣呈現正態分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從表（3）的結果看，投資機會與公司投資呈現正相關，而經濟衰退與公司投資也呈現顯著正相關，表明在面臨衰退時，公司投資不是減少，反而增加，從而直觀上可以判斷這可能是導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資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變量之間均沒有較強的線性關系，從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帶來回歸產生的誤差。
（ 二 ）回歸分析表（4）報告了本文研究假設1與研究假設2的回歸結果。表（4）中的第1列經濟周期與投資機會交乘項（Cycle*TQ）的系數為-0.008（t值為-1.81），顯著為負，與研究假設H1一致，表明相對于經濟繁榮期，經濟周期的衰退期會導致公司投資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與第3列為分別按照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分組進行檢驗，發現其系數分別為-0.006（t值為-1.43），-0.003（t值為-0.89），前者達到邊際顯著，并且其絕對值也明顯大于后者，表明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受經濟周期影響更敏感，從而表現出更低的投資效率。表（4）中的第4列則將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設置為啞變量與經濟周期和投資機會交叉項進行交乘，其系數為0.002（t值為1.82），顯著為正，也表明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投資效率受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資效率，以上均與研究假設H2相一致。
（ 三 ）相關性分析 表（5）為假設H3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看，金融發展程度較低時，Cycle*TQ系數為-0.009，顯著為負，而當金融發展程度較高時，Cycle*TQ系數為-0.003，為負但不顯著，且前者絕對值明顯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項系數也顯著為負，其結果與研究假設H3一致，表明相對金融程度發展較高的地區，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其公司投資效率受宏觀經濟波動更敏感，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根據陳武朝研究認為，微觀企業受經濟周期影響與企業所處的行業周期性有關系，因此借鑒陳武朝采用上海證?交易所和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的上證周期行業50和非周期行業100指、滬深300周期行業和非周期性行業指數對周期性與非周期性行業的分類，將采掘業、交通運輸倉儲業、金屬非金屬、房地產等行業定義為周期性行業，其余行業則定義為非周期性行業。周期性行業與非周期性行業中，其經濟周期對公司投資效率回歸結果分別見表（6）的第（1）與（2）列，其結果表明經濟周期影響公司投資效率主要存在于強周期性行業，而弱周期性行業則影響較小。公司多元化不僅有利于公司規模化生產，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經營風險。宏觀經濟周期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會不會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為此，本文根據公司經營收入的行業分布，如果其跨兩個及以上的行業進行分布，將該公司定義為多元化公司，反之則定義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與非多元化進行分組進行回歸，其回歸結果見表6。結果顯示，經濟周期影響公司投資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經濟周期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 四 ）穩健性測試為了使本文的結論更加穩健，本文還考慮使用固定資產變化率作為投資水平的變量，使用資產報酬率作為投資機會，直接使用GDP增長率與公司投資機會進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數據為樣本，以檢驗本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結果發現本文的結論均未發生實質性改變，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報告其回歸結果，讀者如有需要，可向我們索取。
一、《宏觀經濟學》教學的重要性
1.該課程是經濟管理類專業的核心基礎課程。《宏觀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的核心基礎課程，它研究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課程本身在教學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宏觀經濟學》課程一般在大二開設，通過該課程的學習，可以使學生對宏觀經濟問題和經濟理論有一個大致的了解，為以后專業的學習打下一定的經濟理論基礎。《宏觀經濟學》課程的學習效果如何，直接影響到學生對其他專業課程的學習情況。
2.該課程有助于學生理解現實的宏觀經濟問題。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宏觀經濟學》產生的背景。1936年，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發表標志著《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宏觀經濟學》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而發展起來的，是對各歷史時期經濟發展狀況的經驗總結。《宏觀經濟學》課程的學習有助于學生更深入的理解現實的經濟問題。我國也在實行市場經濟，而市場又不是萬能的，同時也需要國家的宏觀調控，而通過《宏觀經濟學》課程的學習，能夠使學生理解經濟波動的原因有哪些、國家宏觀調控的措施有哪些、這些措施對經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又是怎樣影響經濟的。
3.該課程是經管類學生的考研專業課。《宏觀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學生的考研課程，在教學過程中，老師教好這門課，學生學好這門課，可以讓學生考研增強信心，減輕復習壓力，提高考研成功可能性。
二、《宏觀經濟學》應用性教學方面存在的問題
1.教材過于理論化。《宏觀經濟學》教材的應用性是應用性教學的基礎。目前《宏觀經濟學》教材分為三類：有英文版、翻譯版和國內學者編寫的教材，比較流行的是高鴻業編寫的《宏觀經濟學》、曼昆編寫的《宏觀經濟學》以及多恩布什編寫的《宏觀經濟學》，但這些教材都與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聯系不是很緊密，案例不夠本土化。而且，對于不同類型的本科高校，目前也沒有相適應的《宏觀經濟學》教材，當然也沒有專門適合應用技能型高校的《宏觀經濟學》權威教材。教師也沒有明確的教輔材料，全靠授課教師自己搜集，這樣授課的應用性程度就參差不齊，教學沒有質量保證。
2.教師的應用性教學水平不高。應用技能型本科高校由于以前定位不清，教師缺乏應用性教學的觀念。教師在講授的過程中，習慣于理論講授，習慣于滿堂灌，互動式教學不足。而應用技能型本科高校年輕教師基本上畢業于研究型高校，這樣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就存在一些問題，他們接受的是研究型高校的教學，這種影響對他們來說潛移默化，使他們在自己的教學過程中也不自覺地采用了同樣的方法。這樣，教師本身對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也不是很清楚，比如我國GDP的核算情況，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論聯系實際。此外，對應用技能型本科高校教師的評價還是重科研，比如評職稱以及平時的績效考核科研都占有很大的比重，這就限制了教師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應用性教學中。
3.教學內容與實際聯系不緊密。《宏觀經濟學》作為理論經濟學，在教學內容上，為了理論體系的完整性，理論講授過多，過于注重圖形推導、計算題的練習，比如IS-LM模型這部分內容就比較理論化，而與實際聯系緊密的應用性問題卻涉及不多，案例教學不夠豐富。由于前后內容聯系緊密，環環相扣，如果前面內容沒掌握好，就會影響對后面內容的理解，這又要求任課教師不得不注重理論體系的完整性。比如，如果不理解凱恩斯的國民收入由總需求決定，就難以理解表示產品市場均衡的IS曲線;不理解IS曲線，就難以理解由IS-LM模型所推導的暗含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的收入決定。這樣一方面使學生學習壓力大，學習難度大，對《宏觀經濟學》的學習感到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學生又認為《宏觀經濟學》缺乏實用性，致使學習興趣不高。
4.教學方式單一。《宏觀經濟學》課程由于教學內容較多，而課時不夠多，教師上課還是采用滿堂灌的方式，忽視了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沒有調動學生參與課堂教學的積極性。學生對課堂教學的參與度較低，只是被動地接受老師講授的內容。師生之間互動不足，難以達到教學相長。
三、改善《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方法
1.選擇高質量的應用性教材。教材對教學水平起到很大的影響，目前，針對高質量的《宏觀經濟學》應用性教材缺乏的現狀，教育部應組織教師編寫。教育部對不同類型的高校制定了不同的人才培養目標，相應地，也應組織教師編寫出與各類高校相適應的權威教材，以對教學質量起到一個基本保障作用。教育部在組織教師編寫適用應用技能型本科院校的《宏觀經濟學》教材的時候，要多加入案例，尤其是本土化的案例，加強理論與實際的聯系，提高教材的可讀性和趣味性。并及時更新教材內容，進行教材的再版工作，以增強教材內容的時效性，避免教材內容陳舊。
2.提高教師的應用性教學水平。“大學之大，不在于大樓，而在于大師”，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要重視教師在應用性教學中的作用，要加強應用性教學，就要改變對高校教師的評價標準，提高教學在職稱評定中的權重，讓教師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教學，并通過加強教師培訓和增加實踐機會來提高教師應用性教學的能力。關于教師培訓，可在全國范圍內選拔《宏觀經濟學》應用性教學水平高的教師進行公開示范課，組織高校教師通過網絡進行學習，這種網絡培訓既可以降低培訓成本，還可以擴大培訓范圍，又不影響教師的正常工作。另外，要給予高校教師更多地接觸實際的機會，可組織講授《宏觀經濟學》課程的教師到統計局等政府部門去實踐一段時間，以了解實際情況，這樣講起課來才能理論聯系實際，收放自如，有的放矢。
3.增強教學內容的應用性。要增強教學內容的應用性，就要加強案例教學。案例教學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加強學生對教學的參與性，加深學生對基本理論的理解，能很好地提高教學效果。案例教學對培養應用性人才尤為必要。具體到《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也十分必要。在進行案例教學時，教師應關注相關報道及經濟熱點話題，注重収集與《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相關的案例，避免教學內容陳舊，所選案例盡量使用比較新的。比如，在講“乘數效應”時，通過“破窗經濟”的故事讓學生有更生動的了解，加深學生的印象。《宏觀經濟學》在進行案例教學時，要把經濟理論和經濟熱點問題相結合，以案例的形式呈現給學生。在講到宏觀經濟政策實踐時，關于貨幣政策工具，就可以讓學生了解一下，我國近些年來法定準備率的調整情況，并向學生介紹調整的經濟背景，2007年我國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10次上調法定準備率，是因為2007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4.8%，GDP同比增長11.4%，出現了通貨膨脹、經濟過熱。通過相關內容的介紹，既緊密聯系了實際，讓學生了解了我國近些年來經濟形勢的變化，又讓學生加深了運用法定準備率工具進行調控的印象，起到很好的教學效果。
4.轉變教學方式。教師的教學方式直接影響教學效果，教師應轉變教學方式，注重教學結合，教學相長，多引導學生進行課堂討論，提高學生對教學過程的參與性。教師在引入新的教學內容時，可通過一些例子先向學生提出一些問題，啟發學生進行討論。教師在講授完基本理論之后，可以向學生布置一些與實際聯系比較密切的作業，讓學生自己查找答案，并讓學生下一次上課的時候，在課堂上進行匯報，這樣，可以提高學生分析經濟問題的能力，并加深學生對相關內容的理解。比如在講完《宏觀經濟學》第一章衡量宏觀經濟的指標之后，就讓學生分組做一個“某一經濟體某一時期的宏觀經濟狀況”的PPT，讓學生在下一堂課的時候來做分享，實踐中發現有的學生查找數據，做了圖表，很好地完成了作業，這對學生是一個很好的鍛煉，又讓他們把理論與實踐緊密相連。
關鍵詞：非對稱信息；信貸配給；信貸可得性；宏觀經濟波動
中圖分類號：F1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09)04-0005-04
在融資企業向商業銀行貸款的過程中，融資企業借助自身的信息優勢，通過“逆向選擇”行為和“道德風險”行為，損害處于信息劣勢地位的商業銀行的利益。商業銀行為維護自身利益，易于發生信貸配給行為。商業銀行的信貸配給行為，通過影響融資企業的信貸可得性，進而影響融資企業及其相關企業的投資，在投資乘數加速效應的相互作用下，會強化宏觀經濟波動。本文擬分析商業銀行信貸配給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探討宏觀經濟波動的微觀基礎，并揭示其在我國實際經濟運行中的特殊表現。
一、信貸配給的非對稱信息范式分析
1、非對稱信息對融資企業貸款行為的影響
在融資企業向商業銀行貸款的過程中，存在非對稱信息問題。其中，融資企業是信息優勢方，商業銀行是信息劣勢方。這種非對稱信息包括事前的非對稱信息和事后的非對稱信息，前者主要是指融資企業投資項目未來收益的信息，主要包括：融資企業的風險類型、融資企業的質量及投資項目的質量、融資企業經營者的經營能力等因素。后者主要是指融資企業獲得資金后，運用資金的信息，主要包括：融資企業違反貸款協議、私下改變資金用途，將其從低風險項目轉移到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經營者工作努力程度等。
由于融資企業和商業銀行的目標函數不同，在融資企業與商業銀行之間存在非對稱信息的條件下，融資企業就會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損害商業銀行的利益。融資企業損害商業銀行利益的行為包括“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逆向選擇”行為是在事前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發生的，具體表現為：商業銀行對融資企業貸款時，依據融資企業的還款概率(貸款風險)、預期收益，確定對貸款企業(融資企業)的利息率水平。但融資企業的還款概率、預期收益是其私有信息，商業銀行對此并不完全了解。因此，商業銀行只能根據所有融資企業還款的平均概率、預期收益，確定對融資企業的利息率，從而使還款概率高于平均水平、預期收益低于平均水平的融資企業(低風險融資企業)退出商業銀行貸款的范圍。因為，低風險的融資企業的還款概率和預期收益所決定的收益率低于商業銀行的利息率。因此，與商業銀行發生貸款關系的就是還款概率低于平均水平、預期收益高于平均水平的融資企業(高風險企業)，從而產生“劣驅良”的現象。而這一點，也會被商業銀行預期到，因此，商業銀行維護自身利益的最優行為就是給融資企業少貸款甚至不貸款，這將導致信貸市場的萎縮甚至消失，這就是信貸活動中融資企業的“逆向選擇”行為及其后果。商業銀行對融資企業貸款的利息率越高，融資企業發生“逆向選擇”行為的可能性越大。
融資企業的“道德風險”行為是在事后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發生的，具體表現為：一是融資企業獲得貸款后，將資金投放于成功概率小，而一旦成功，將獲得巨大收益的投資項目，即融資企業從事高風險的投機活動；二是融資企業在有能力償還商業銀行本金和利息的情況下，對償還行為和不償還行為所帶來的成本、收益進行比較，最終選擇不償還行為；三是融資企業獲取貸款資金后，融資企業的經營者在運營資金的過程中，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出發，采取不負責任、不努力工作的態度，致使貸款資金發生損失。對此，商業銀行維護自身利益的最優選擇就是少發生甚至不發生融出資金的行為，這將導致信貸市場的萎縮甚至消失，這就是融資企業的“道德風險”行為及其所產生的后果。商業銀行對融資企業貸款的利息率越高，融資企業發生“道德風險”行為的可能性越大。
在“逆向選擇”行為和“道德風險”行為的可能性較大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維護自身利益的最優選擇，不是提高對融資企業貸款的利息率，而是選擇少貸款甚至不貸款。
2、商業銀行信貸配給行為的產生
上述分析表明，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商業銀行不是僅僅依靠利息率決定對融資企業的貸款，還需要結合融資企業發生“逆向選擇”行為和“道德風險”行為的可能性(即貸款風險)，來確定對融資企業的貸款數量。商業銀行確定對融資企業貸款的方式就是信貸配給。信貸配給是指商業銀行不是完全依靠利息率機制，而是基于貸款風險和利息率的綜合權衡，來實現資金供求的均衡或按照融資企業愿意給出的條件(利息率)，商業銀行提供的資金(貸款)少于融資企業資金需求的現象。信貸配給的結果是：(1)在對融資企業信用評級(風險評估)的基礎上，一部分融資企業可以獲得所需貸款資金，而另一部分融資企業的貸款愿望未予滿足，即使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率也不能得到期望的貸款資金。(2)融資企業的資金需求只能得到部分滿足。
商業銀行的信貸配給行為發生后，從微觀方面看，對商業銀行而言，形成了資金閑置，無法實現資金的更大增值；對融資企業而言，資金需求沒有得到全部滿足。從宏觀方面看，不僅形成了資金閑置和資金饑渴并存的格局，不利于儲蓄向投資的轉化，而且還會對宏觀經濟的波動產生影響。
二、宏觀經濟波動對信貸配給的影響
1、引起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發生變動
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時，融資企業的經營環境將會惡化，其與商業銀行貸款協議的違約概率上升，意味著商業銀行的貸款風險上升，商業銀行預期利潤下降。由于商業銀行的預期利潤是其資本金的重要來源，因此，將會引起商業銀行資本金的下降，通常用資本充足率來衡量。一旦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下降到某種臨界水平，就意味著商業銀行的支付能力已不能完全解決其所面對的流動性風險，擠兌現象就會出現。商業銀行擠兌現象的發生，不僅會使商業銀行破產，而且易于從局部金融風險擴張為系統性風險，影響金融秩序的穩定。
因此，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不僅商業銀行自身具有規避破產風險的動機，而且金融監管部門也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提出了嚴格的監管要求，以防止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的發生，確保金融秩序的穩定。為了規避破產風險和金融監管部門的嚴懲，商業銀行的最優選擇就是實行信貸配給，減少貸款額度。當宏觀經濟進入繁榮階段，由于融資企業的經營環境趨于好轉，其與商業銀行貸款協議的違約概率下降，
商業銀行的貸款風險下降進而預期利潤上升，資本充足率提高，發生擠兌的可能性下降。因此，商業銀行的信貸配給行為趨于弱化，貸款額度增加。
2、引起商業銀行貸款環境發生變化
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商業銀行貸款環境就會惡化，主要表現為：一是融資企業與商業銀行之間貸款協議的違約概率普遍上升。二是商業銀行與融資企業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在某些老客戶資金緊張的同時，一些新融資企業出現了。大多數融資企業申請貸款已不再是為了擴張投資，而是為了生存。相比之下，商業銀行對老客戶的了解程度要遠遠大于在新環境下對新客戶的了解程度。這種非對稱信息的差異，必然使商業銀行的貸款風險增大。三是喜愛風險的融資企業申請貸款的比例上升，或者說，貸款申請人的質量在下降。融資企業對待風險的態度，與其自有資本的水平相關。假定融資企業的破產風險不變，融資企業的自有資本必然存在一個臨界水平：高于這個臨界水平，融資企業破產的成本高，融資企業是一個風險規避者；反之，低于這個臨界水平，融資企業破產的成本低，融資企業是一個風險喜愛者。
這樣，當宏觀經濟進人衰退階段，績優的融資企業與績差的融資企業相比，其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較小，自有資本下降的程度較小，自有資本高于臨界水平，績優的融資企業是一個風險規避者。與此相反，績差的融資企業則更多地表現為風險喜愛者，而且宏觀經濟衰退會使績差的融資企業比例上升。
由于商業銀行對融資企業存在著非對稱信息，績差的融資企業就更有積極性向商業銀行貸款，產生“劣驅良”的現象，即績優的融資企業(風險規避者)會減少貸款申請；績差的融資企業(風險喜愛者)則會增加其貸款申請。因此，向商業銀行申請貸款的融資企業中績差企業的比例越來越高。同時，績差的融資企業過低的自有資本比例更易于引誘其從事風險更大的活動。這表明，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商業銀行貸款環境惡化了，加大了商業銀行向融資企業貸款的風險。商業銀行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的最優選擇就是進行信貸配給，減少貸款額度。當宏觀經濟進入繁榮階段，商業銀行貸款環境會好轉，信貸配給行為會弱化，貸款額度會擴大。
三、信貸配給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
1、信貸配給導致融資企業信貸可得性降低
上述分析表明，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時期，一方面會使商業銀行的自由資本減少，資本充足率下降，商業銀行的破產風險增加，導致其邊際破產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的貸款環境惡化，導致信貸風險上升，商業銀行預期利潤率下降。這兩方面共同作用導致商業銀行發生信貸配給行為，融資企業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的難度加大，即信貸可得性降低。信貸可得性降低的直接影響是降低了融資企業的投資水平。由于融資企業的投資水平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有著乘數效應，這將會使宏觀經濟的衰退進一步惡化，并使融資企業的信貸可得性下降。
融資企業信貸可得性降低的間接影響表現在企業間的聯系上。融資企業本身也像一個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向自己的消費者與供應商提供信貸。當融資企業所得貸款減少時，它不僅要減少在機器設備上的投資，而且維護老客戶、發展新客戶的投資也要減少。因此，一家商業銀行減少對某一個融資企業的貸款，將會對整個經濟的信貸可得性產生一種擴散效應。由于融資企業改變自身的財產分布結構不僅要花費資金，而且要花費時間，對未來信貸可得性減少的預期，會促使它們試圖增加流動資本比重，削減庫存與投資。此外，降低信貸可得性還會促使融資企業的貸款成本上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會削弱融資企業生產的積極性，降低產出水平，從而減少了對與之相關的企業的產品需求，致使其他企業的產出水平和投資水平下降，并形成企業間的累積效應和擴散效應。可見，融資企業信貸可得性降低的間接影響是其他企業的投資水平降低，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有著乘數效應，進一步加劇宏觀經濟的衰退，這將進一步使信貸的可得性下降。
2、信貸配給是宏觀經濟波動的加速器
綜上所述，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商業銀行會發生較為嚴重的信貸配給行為，這將導致融資企業的信貸可得性下降。進而導致融資企業及其相關企業的投資下降，在投資乘數加速效應的相互作用下，進一步加大宏觀經濟的衰退程度。與此相反，當宏觀經濟進入繁榮(高漲)階段，商業銀行弱化信貸配給行為，這將導致融資企業的信貸可得性上升，進而引起融資企業及其相關企業的投資上升，在投資乘數加速效應的作用下，其結果是宏觀經濟不斷繁榮。這說明，信貸配給在宏觀經濟處于衰退階段時，會強化經濟衰退；在宏觀經濟處于繁榮階段時，會強化經濟繁榮。由此可見，信貸配給是宏觀經濟波動的加速器。
四、信貸配給對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
1、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配給特征
上述所分析的商業銀行的信貸配給行為，其前提條件是，商業銀行的貸款利息率是市場化形成的，利息率對融資企業的篩選機制是有效的。但在我國，商業銀行的利息率水平，只能在中央銀行規定的貸款基準利率基礎上有限浮動，不能對利息率相機自由調整，導致利息率的篩選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且利息率低于市場化形成的均衡利息率，使信貸市場產生了貸款供給小于貸款需求的格局，大量民間借貸的存在就是證明。同時，商業銀行的利益主體地位尚未完全確立，商業銀行對貸款對象(融資企業)的選擇不能完全依據融資企業的項目質量來確定。因此，商業銀行的信貸配給表現為關系型信貸配給。
關系型信貸配給是指，商業銀行對貸款對象(融資企業)的選擇，不只是從融資企業的項目質量和貸款獲取的預期利潤著眼，也需要從商業銀行與融資企業的關系、上級領導的非生產性旨意、甚至“灰色收入”等非常渠道著眼。關系型信貸配給的存在，易于使商業銀行對貸款對象(融資企業)挑三揀四，相機抉擇行事，利用信貸配給權力尋租。商業銀行信貸配給權力一定程度的濫用，常常增加融資企業的“逆向選擇”行為，低風險、高質量的融資企業被逐出信貸市場，高風險、低質量的融資企業充斥信貸市場，貸款的平均質量下降。同時，信貸資源的使用效率降低，融資企業和商業銀行的生產性利潤隨之下降，引起“道德風險”行為，即還款拖欠率上升、貸款的風險程度上升。
2、關系型信貸配給對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
當宏觀經濟呈現衰退狀態時，由于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配給呈現關系型特征，將會繼續向一些融資企業發放貸款，促使投資下降速度減慢，在投資乘數加速效應相互作用的條件下，導致宏觀經濟不至于迅速下滑到谷底，有效延緩宏觀經濟衰退，推動宏觀經濟復蘇，擴大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當宏觀經濟呈現繁榮景象時，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方向是緊縮經濟，要求減少對融資企業的貸款，同時，未來經濟形勢也將會加大商業銀行的貸款風險，商業銀行理應配合宏觀經濟政策，強化信貸配給。但在關系型信貸配給條件下，商業銀行可能會從照顧關系和尋租的角度考慮，采取與宏觀經濟政策作用方向相反的行為，繼續對一些融資企業發放貸款，促進其投資，在投資乘數加速效應的相互作用下，將會積極推高經濟，延長經濟繁榮的時間。
上述分析說明，雖然宏觀經濟波動呈現不同的方向，但由于我國商業銀行關系型信貸配給行為對融資企業信貸可得性的影響較小，從而在衰退時抑制宏觀經濟進一步衰退，推高經濟繼續繁榮，相應發揮強化和削弱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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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案例教學 宏觀經濟學 案例資源
一、引言
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即對經濟運行的整體，包括整個社會的產量、收入、價格水平和就業水平進行分析。自1936 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以來，在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兩個主要議題上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宏觀經濟學的規律主要隱藏在大量的數據之中，很多原理經過高度濃縮和抽象，內容晦澀難懂，如何在有限的學時內，把其龐大的體系和復雜的內容通俗化，讓學生產生濃厚的興趣，是該課程教學面臨的主要挑戰。我們認為，案例教學法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可以有效地發揮作用。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中面臨的問題
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學生缺乏興趣、知識難度大、內容枯燥乏味是公認的事實。問卷調查顯示，對于經濟學理論的適用性和實用性，58%的學生認為理論與現實有一定的差距。學生對教師講解的范圍和大綱的要求，就是盡量縮小范圍，挑實用的講，講解透徹。在學習經濟學的態度方面，54% 的人認為是在應付考試，18%的人認為學習經濟學是一場噩夢。對學生喜歡聽什么樣的經濟學理論，41% 的學生不喜歡聽，認為太理論化，枯燥。
三、案例教學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作用
1.何謂案例教學
案例教學法起源于美國哈佛大學，是指在老師的指導下，運用多種方式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對案例提供的客觀事實和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提出見解、作出判斷和決策，從而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一種理論聯系實際的啟發式教學方法。
2.案例教學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作用
宏觀經濟學的枯燥難懂給學生的學習和理解帶來較大的困難，直接影響了教學效果，案例教學法是一個很好的溝通媒介。鑒于經濟學的學科性質，用案例教學法進行教學，可以使學生在大學的初級階段對經濟學產生濃厚的興趣，從而有利于他們在整個大學期間經濟學相關課程的學習。另外，它有助于學生理解經濟學理論。案例教學法生動形象，從案例的分析中導出一般原理和理論，易懂好記，學到的東西能真正被學生所掌握并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得以運用。例如，在介紹GDP的概念時，拿同學們身上穿的襯衫來舉例子，并引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概念，在講述GDP作為衡量國民收入的主要指標而存在的局限性時，可以與對地方政府官員業績考核標準聯系起來，讓學生思考是任由地方政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來短期經濟增長，還是計算綠色GDP,從而讓學生產生深刻的感性認識。
3.宏觀經濟學應用案例教學的優勢
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解釋、概括和預測經濟現象的理論學科，在很多方面具有案例教學的條件。首先，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是從市場經濟運行的實踐中概括出來的，是解釋和預測經濟實踐的理論，其理論的成長和創新都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實踐聯系得非常緊密，案例在經濟學中具有廣泛的基礎。其次，現實經濟活動中存在大量的可以選擇的案例，這就為案例教學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最后，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在很多方面表現為邏輯推導、圖表、公式及其數學證明等內容，比較抽象，而經濟案例可以把抽象的理論和具體實踐聯系起來，有利于學生對經濟學原理的學習和運用。
四、案例教學在宏觀經濟學教中的實施
1.綜合運用多種案例教學形式
（1）講解式（課堂穿插案例）。講解式講授案例側重于講述與解釋方式呈現案例，用于說明和論證經濟學原理與規律。教師在講解某一章節基本原理過程中，可以使用各種案例作為理論的一部分穿插其中，使學生通過案例理解基本理論問題。講解式講授的案例主要是針對知識點，能起到加強學生理解知識點的作用。
(2)討論式（章節總結時分析案例）。討論式即是由教師提供案例，引導學生參與討論，各抒己見，從而擬定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討論式的案例教學，教師可以在某章或某一問題系統講授后，拋出一個或幾個案例，在課前以書面形式將案例素材交給學生閱讀并準備，再在課堂上進行討論。討論式教學可以促使學生在寬松、自主的狀態下，進行獨立思考，積極參與交流和討論。
(3)辯論式（綜合運用案例）。在案例教學中，采用專題辯論的方法能夠引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和主動參與的興趣。組織辯論就需要選擇一些綜合性案例。選擇案例后，將學生分為正反兩組，通過場景模擬、角色扮演等，充分發揮經濟學案例教學的功能。組織專題辯論可以調動學生充分運用所學的經濟學理論知識，還可以促使學生去查閱大量資料，拓展知識面，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2.正確選擇案例材料
當前經濟學案例教學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案例資源匱乏，缺乏針對性與時效性，難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目前，經濟學教學中使用的大量案例，不是從國外的經濟學教材中摘取的，就是從目前相對比較成熟的MBA 教學案例中移植過來，缺乏符合經濟學教學特點，既有中國特色又有研究和應用價值的反映中國經濟現實的案例。建議在選擇案例教材時，注意如下幾點：
（1）適宜性。所選案例應符合教學目標，應根據不同的教學目標，選擇相應的案例；另外，結合學生特點及教師的能力，所選案例的難度要適宜。適宜性還體現為案例的適當本土性。例如，在講授經濟周期內容時，除了拿上世紀30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舉例外，還最好聯系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周期性變化。
（2）時效性。即盡可能選擇社會經濟與環境實踐中的最新案例，以使案例教學更加貼近現實生活，并通過案例討論了解社會經濟與環境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同時，選擇的案例要具有時代性，選編的案例不應是陳年舊事，而應是與時俱進的。例如，在為關于宏觀經濟政策實踐部分的綜合案例分析選取材料時，探討當前我國“積極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比探討金融危機更具時效性。
（3）典型性。一方面，要針對重點和典型的理論知識開展案例教學，另一方面，要選取典型案例。典型性的要求是由學時的有限性、知識體系的龐雜性以及學生認知能力的局限性等因素決定的，調查也顯示，多數學生希望盡量縮小范圍，挑重點和實用的講，講解透徹。
3.科學設定考核標準
學生在教師講授中穿插的案例和章節總結時分析案例中的表現可以計入平時的課堂表現，而對于綜合運用案例，因為多數是以小組為單位進行案例討論或辯論的，所以建議把小組成績和個人成績結合起來，既考察個人表現，也考察團隊合作能力。
需要注意的問題，評價學生對方法的掌握以及分析解決現實宏觀經濟問題的能力，應該是案例教學考核的重點。凱恩斯說：“經濟學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容器，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真正的精髓不是在于結論，而是在于一種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思維過程。只有在考核中著重評價學生掌握方法和能力的程度，才能激勵其在日常學習中強化對方法和能力的鍛煉。
4.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
“學生是主體，教師是主導”。綜合性的案例討論中學生是表達和交流的主體，看似學生主導著案例討論的成敗，而事實上，真正的“操縱者”仍然是教師，案例教學對教師的理論功底、洞察現實宏觀經濟問題的能力以及思維反應的機敏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必須能夠掌握案例討論的主線，對學生可能發生的跑題甚至謬誤及時進行提醒和澄清，及時進行啟發和點撥，最終引導學生達到教師預定的認知狀態。
5.處理好案例教學與理論講授的關系
倡導案例教學決不是否定理論講授的作用，至少對于像宏觀經濟學這樣具有相當難度和復雜理論體系的課程來說，在日常基礎教學中必須以理論講授為主。理論講授法是通過教師的口頭語言表述、講解、講演等形式系統地向學生傳授知識的方法。該方法非常適合運用在抽象程度高、學科體系復雜的宏觀經濟學課堂上，在教學重點、難點、小結和歸納等方面都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宏觀經濟學流派的介紹、學科知識的拓展、原有知識的復習、概括和總結等方面運用講授法，都會取得很好的教學效果。理論講授應注意以下兩點：第一，分清主次結構，在主干基礎上進行擴展。將凱恩斯理論體系作為主干，再此基礎上補充其他較有影響的經濟理論學說。第二，對于強調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專業，要求學生重點掌握基本原理和結論，對推導過程只作一般了解。例如，對于IS曲線或LM曲線，只要求學生掌握曲線的含義和畫法、斜率的表達式、何時發生移動，而推導過程較難理解且對分析解決問題的效果影響不大，因此不必要求掌握。
五、結論
宏觀經濟學課程的知識難度大，內容枯燥乏味，學生容易缺乏興趣，采用案例教學法可以有效克服這些難題。通過綜合運用多種案例教學形式，正確選擇案例材料，科學設定考核標準，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處理好案例教學與理論講授的關系，可以讓案例教學法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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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宏觀經濟學模型,是計量經濟學模型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具有很強的實用價值。本文中,我們首先選取了四部門構成的宏觀經濟理論,并根據現實的經濟情況,構造出了一個聯立方程的計量經濟學模型,并通過了識別。接下來,我們從2007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篩選出需要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參數進行了估計,并對估計出的參數進行了四步的檢驗。最后,我們得出了這個方程,并對這個模型的優缺點進行了討論。
一、引言
所謂宏觀經濟,是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而宏觀計量經濟學模型是在一國的宏觀經濟總量水平上,把握和反映經濟運動的全面特征,研究宏觀經濟主要指標間的相互依存關系,用數學的語言描述國民經濟和社會再生產過程各環節之間的聯系,并可以用以進行宏觀經濟的結構分析、政策評價、決策研究和發展預測。本文中,我們選取了經典的四部門(消費者、企業、政府、國外)經濟的國民收入構成理論,作為我們研究的理論基礎,并以此來建立模型。
二、模型的構建與識別
1、模型的構建
首先,根據四部門經濟的國民收入構成理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等式: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其中,Y表示GDP,C表示居民消費,I表示投資,G表示政府購買,NX表示凈出口。
我們假設政府購買和凈出口額作為外生變量,由系統外部給定,并對系統內部其他變量產生影響。而居民消費和投資這兩項指標,又都由當年的GDP決定。根據這些設定,我們分別建立居民消費和投資的方程,如下:
C(t)=a(0)+a(1)Y(t)+u(1)(t),t=1978,1979…2005,2006
I(t)=b(0)+b(1)Y(t)+u(2)(t),t=1978,1979…2005,2006
因此,最后我們得到了如下的聯立方程計量經濟學模型:
C(t)=a(0)+a(1)Y(t)+u(1)(t)
I(t)=b(0)+b(1)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2、模型的識別
由于我們完備的結構式模型為:
C(t)=a(0)+a(1)Y(t)+u(1)(t)
I(t)=b(0)+b(1)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結構參數矩陣為:
10–a(1)-a(0)00
01–b(1)-b(0)00
-1-110-1-1
此時,g=3,k=3。
對于第1個方程,有
Β0Γ0=100
-1-1-1
此時,g(1)=2,k(1)=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該方程可以識別。
又因為k(1)=1,則k-k(1)=2>g(1)-1,因此,該方程為過度識別方程。
對于第2個方程,有
Β0Γ0=100
-1-1-1
此時,g(2)=2,k(2)=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該方程可以識別。
又因為k(2)=1,則k-k(2)=2>g(2)-1,因此,該方程為過度識別方程。
而第3個方程,是平衡方程,不存在識別問題。
綜合以上結果,該聯立計量經濟學模型是可以識別的。
三、實證研究
1、數據的選取
我們從《中國統計年鑒》(2007)中,得到如下樣本觀測值,用來對模型里的參數進行估計(見表1)。
2、參數的估計
我們將數據導入Eviews軟件中,并在軟件中進行操作,對各個方程的參數進行估計。我們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得到如下模型:
C(t)=2286.983+0.388730Y(t)+u(1)(t)
I(t)=-1222.740+0.415093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3、參數的檢驗
首先,我們對模型進行經濟意義檢驗。
在本模型中,模型參數估計量的符號、大小、相互關系,都與現實經濟運行情況相符,因此,我們認為,本模型能通過經濟意義檢驗。
第二,我們對模型進行統計檢驗。
通過上面的估計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消費和投資兩個方程的R-Squared的值,分別為0.986370、0.992586,因此,兩個方程的擬合優度都非常好,可以通過擬合優度檢驗。我們再看變量的顯著性。由上表可以看出,兩個方程中變量Y的系數的t值分別為44.16973、59.90907。我們給定一個顯著性水平α=0.05,查t分布表中,自由度為,α=0.05的臨界值,得到t(α/2)(1)=6.314,小于兩個方程變量Y的系數的t值。因此,通過變量的顯著性檢驗。
第三,我們對模型進行計量經濟學檢驗。
我們使用圖示檢驗法,對模型進行異方程性檢驗。做出散點圖如下:
從以上圖中可以看出,兩幅散點圖中,都沒有出現明顯的散點擴大、縮小或復雜型趨勢,即兩個方程中的隨機干擾項,都沒有出現明顯的波動變化。因此,我們認為,本模型可以通過異方差性檢驗。
再來看隨機干擾項是否存在序列相關性。從上邊三個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個方程的Durbin-Watsonstat的值分別為0.203004、0.281410。查D.W.分布表,我們可以知道,當n=29,k=2時,按1%的上下界時,dl=1.12,du=1.25。因此,三個D.W.值都小于dl,隨機干擾項存在一定的正自相關。可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等方法進行進一步修正。
由于本模型的前兩個方程中,解釋變量只有Y這一個,因此不會發生多重共線性問題。
最后,我們對模型進行模型預測檢驗。
我們查找到了本次估計中未使用到的2007年的中國GDP數據,并帶入模型進行檢驗,結果,得出的各項數據,與模型估計的值,比較好得符合。
至此,我們完成了該模型的檢驗。
四、結論與評價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最后得到了如下的中國宏觀經濟的計量經濟學模型:
C(t)=2286.983+0.388730Y(t)+u(1)(t)
I(t)=-1222.740+0.415093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這個模型,優點是比較簡明,在應用它進行經濟預測的時候,使用很方便,分析所用的數據也比較容易得到。所不足的是,該模型只能分析和預測宏觀經濟中最基本的量,不能詳細地分析和預測整個經濟系統的細節環節。對比如清華大學研制的256個方程聯立構成的“中國宏觀計量經濟學CMET-1”等更為細致專業的模型,本文中使用的模型還是太顯簡略,還不能用于對國家經濟的深入分析預測,尚有很大的改進和細化的空間。
參考文獻:
[1]李子奈,潘文卿。計量經濟學(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宏觀經濟進出口
人民幣升值將對我國經濟的各個方面造成重要影響，首先將影響到進出口、關稅等這些與國外經濟密切相聯的部門，之后人民幣的升值將影響力再傳遞到國內的各個經濟部門，并對國內的生產、消費、投資等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文章以宏觀經濟為研究視角，簡要的從四個方面來闡述人民幣升值對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并有針對性的提出相關建議，以控制人民幣升值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一、人民幣升值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分析
1.人民幣升值對進出口的影響。人民幣升值通過匯率變動影響到各部門進出口商品的國內價格，進而影響各部門商品的進出口。伴隨著人民幣的升值，出口將下降，而進口則上升。通過相關研究表明，人民幣匯率與進出口之間存在著一個彈性變動的關系，隨著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加大，出口下降的幅度也隨之增大，而進口則隨之上升，其直接后果是貿易順差減少。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其一，人民幣的升值將增強人民幣的國際購買力，則會降低以人民幣標價的進口商品價格，刺激國內對國外相關消費品的消費。另外，人民幣匯率的上升，有利于降低國內企業進口原材料、能源和生產設備的成本。其二，人民幣的升值，會提高以外幣表示的出口商品價格，從而降低出口商品在國外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則一定程度減少出口。在短期內，我國的勞動力價格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所以，即使人民幣升值，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仍然具有比較明嫌優勢，出口的規模也不會有太大影響。
總體來講，如果人民幣有較大幅度的升值，中國貿易的順差額將縮小，可能會改變中國長期以來的貿易順差局面。但若以小幅漸進的方式升值，則不僅不會影響我國的貿易收支，還能減少國際間的貿易摩擦。
2.人民幣升值對生產的影響。人民幣升值的效應通過進出口部門傳遞到國內生產部門。其中，國內生產總值GDP在人民幣小幅升值時有所上升，但人民幣升值太大之后則會有略微的下降，但下降幅度始終不大。GDP下降與出口減少有關，但隨著進口的增加，國內產業結構必將發生改變，外向型的發展模式將有所調整，這樣，GDP的下降不僅有利于“冷卻”我國快速發展的經濟增長速度，對國內需求也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其次，人民幣升值，就業水平有所下降，總體來說下降幅度不大。一國匯率升值，導致該國產品對外價格上升，產品缺乏競爭力，出口規模縮小，對勞動力需求量降低，惡化該國就業狀況。短期內，人民幣的升值對國內的就業會產生一定的壓力，但影響不大；而且人民幣的長期升值還可能對就業產生正面效應，因為伴隨著人民幣的升值，產業結構會有所優化調整，資本技術密集型出口商品的比例會增大，增加一定的勞動力需求。
3. 人民幣升值對國內需求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受到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由于GDP的波動幅度并不大，故固定資產投資的波動幅度較小。當人民幣升值幅度加大時，居民的消費開始下降。但人民幣升值對國內消費需求的影響不大。與此同時，居民儲蓄也發生改變。由于勞動力收入主要取決于勞動力投入和部門工資率，其中受到匯率變化影響的是勞動力要素的投入。當人民幣升值時，勞動力收入減少，居民消費略降，同時也導致了居民儲蓄的減少。
4. 人民幣升值對政府收支的影響。人民幣升值會導致關稅大幅度增長，且關稅的增長幅度大大高于人民幣的升值幅度。關稅增加是因為人民幣升值后進口增加，特別是能源、高科技產品等奢侈品的進口增加，使得關稅收入增加。政府收入是受各種稅收收入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后，政府收入的表現是有所增加的，增加幅度主要是受關稅收入增加的影響。人民幣升值，政府收入增加幅度不大。另一方面，政府的儲蓄增加，隨著人民幣升值幅度的增加，政府儲蓄的增長幅度也隨之遞增。政府儲蓄的增加幅度小于政府收入的增長幅度，本文的研究基于政府對各部門的消費是不受人民幣升值影響的，而政府儲蓄則是政府收入與政府消費及政府轉移支付之間的差額，因此政府儲蓄的增長是來自政府收入的增加。
綜上所述，雖說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各個方面造成了影響，但波動不大。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對于正面影響需要良好的應用，但對于負面影響，則需要有效的控制，接下來筆者針對上述四方面的影響提出相關的建議。
二、政策建議
1.遵循小幅漸進的升值方式。人民幣的升值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正常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升值的速度和方式則是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人民幣升值對進出口的影響往往是通過進出口商品的國內價格傳遞的。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就業以及國際收支這些都是衡量一國宏觀經濟的重要指標，大幅度的升值將對一國的宏觀經濟整體帶來不利，如此以來，小幅度漸進的升值是保持一國宏觀經濟穩定發展的關鍵。
2. 優化升級產業結構。人民幣一旦大幅度升值對出口行業和勞動密集型行業的負面影響較大，為減小升值的不利影響，產業機構的調整優化與升級是一項重要措施。具體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首先，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改變進出口產品結構。其次，調整行業間資源分布，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第三，推動外向型向內需型經濟發展的轉變，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3. 加大對出口企業的保護措施。第一，通過保值規避風險。出口企業可以從自己的經營戰略出發，選擇恰當的保值措施來獲取經營利潤。第二，利用升值，改變企業融資方式。人民幣升值后，企業直接向銀行借貸美元也可成為一種融資方式。第三，完善出口退稅政策，提升外貿經營思想。
三、結語
人民幣升值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有利有弊，所以我們需要其影響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文章主要從四個方面加以分析，簡要的提出了相關建議，而在實際經濟分析過程中，人民幣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涉及到諸多方面，需要綜合考慮分析。
關鍵詞：會計影響；組織影響；社會影響；制度
一、引言
將會計置于不同的范疇領域會直接影響會計的目標定位、影響范圍，以及會計學科的地位。置于組織范疇的會計，主要服務與影響組織及組織的交易對象；置于社會范疇的會計，則既服務于組織目標，又要服務于社會目標。隨著會計應用的影響領域與邊界的一再擴大，會計由微觀組織走向宏觀社會已成必然。一直以來，由于認識上的路徑依賴，會計被廣泛接受為一種組織信息的加工技術和提供系統，一個反映組織經濟活動的“快照”，是資本市場交易的依據。會計在宏觀層面的影響研究較少，會計的影響也因此凸顯出一定的外部性。如Arnold（2009）指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很多人在國際頂尖會計期刊上探討公允價值在資本市場的影響，但沒人關注公允價值可能帶來的宏觀經濟后果。AnthonyHopwood（1976）指出，雖然會計的應用主體屬于組織層面，但是會計的影響早已突破組織的邊界，應該將會計置于社會領域去研究與探索。郭道揚（1990）指出，會計由微觀經濟世界走向宏觀經濟世界這一重大變革，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Burchell等（2000）指出，會計不是一個技術現象而是一個社會現象，會計越來越活躍并明確地被認為是一種社會管理的工具，發揮著重要的宏觀社會影響作用。《Accounting，OrganizationsandSociety》和《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相繼于2010年、2011年征稿呼吁關注會計在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和加強會計在自然災害治理及人道主義領域的影響研究。雖然近年來，會計研究開始關注微觀與宏觀的結合，但是由于會計、組織與社會之間作用機理的理論薄弱，實證研究中時常呈現變量間影響路徑太長、關系力度不夠、論證說服力缺乏等弊病。因此，為了厘清會計、組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探索會計影響的范疇和機理，本文借助信息、交易、制度與市場等制度經濟學原理，從會計不完全性與交易效率、會計非中性與治理效應兩個維度，演繹了會計對組織和社會的影響路徑和作用機理。
二、會計、組織與社會的文獻綜述
關于會計、組織與社會間關系的研究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探討組織與社會環境變遷對會計的影響，另一類是探討會計如何影響組織與社會。組織、社會對會計影響的研究可歸納為：組織和社會的發展推動會計的學習演變。如戚艷霞等（2010）就社會對政府財政收支透明度要求的提升，在環境動因分析和國際經驗比較的基礎上，提出構建我國政府會計準則體系的總路徑。沈洪濤（2014）就我國環境戰略下環境會計向生態會計的轉變，提出了對內生態會計、對外生態會計和環境審計的新構思。《AccountingForum》2010~2011年第34~35卷專刊針對當前的環境危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探討了如何建立現實有效的環境會計、可持續性披露及社會責任報告。姜國華、饒品貴（2011）規范探討了宏觀經濟政策借助于會計對微觀組織行為的影響情況。Walker（2016）研究了如何從會計歷史的角度發現會計對社會的影響，如何構建會計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此外，我國于1985年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制度》、1998年的《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2006年的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簡稱IFRS）趨同的《企業會計準則》，這些會計制度、準則的修訂與變革，從歷史證據上展示了組織和社會對會計的影響。會計對組織的影響研究主要包括會計準則、會計核算、會計信息等對組織的影響。如會計準則對企業投資理念與行為的影響（顧水彬，2016），會計信息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Biddle等，2008；顧水彬，2013），會計核算對股利分配行為的影響（Gao等，2009），會計核算、會計信息對公司治理的影響（Lo，2003；Wang等，2010）等。會計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研究可歸納為：會計通過交易費用影響宏觀經濟，以及會計的宏觀社會治理功能。如Defond等（2010）、Chen等（2011）和Marquez-Ramos（2011）研究了會計準則變革與國際投資之間的關系，發現實施IFRS（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減少了國際會計信息的轉換成本，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投資。Crawley（2015）研究了公司層面的會計保守性是否會改變宏觀經濟度量指標和影響貨幣政策決策，發現會計保守性在宏觀層面具有影響。Neu等（2010）研究發現，會計在世界銀行南非艾滋病控制方面、在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教育事業發展方面，以及在民主和平、國家腐敗等問題上具有治理作用。綜上所述，分析社會和組織環境變革對會計影響的研究較多，而反向探討會計對組織和宏觀影響的研究相對不足，僅有少部分學者利用宏觀數據或歷史資料來研究會計的宏觀影響。張先治、張曉東（2012）指出會計研究的邊界需要進一步拓展，會計的作用和影響有待進一步開發與挖掘。此外，利用文檔數據驗證會計、組織與社會之間影響的研究居多，而全面構建和深入論證會計、組織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基礎理論研究有待加強。
三、會計對組織與社會影響的基礎——會計內涵的深層解析
探究會計內涵與本質是發現會計影響原動力和影響傳遞路徑的重要基礎，也是開展會計研究的基本條件。Hopwood（1976）指出：“盡管我們的欣賞能力在不斷提高，但是我們仍然對會計性質本身系統性的理解存在不足，而這個理解對于滿足現實需求和在不確定性環境中引導會計實踐是非常必要的。”Dyckman和Zeff（2015）指出：“現在的年輕研究者對于會計的制度背景，甚至是會計，僅僅只形成了表面的大概了解，而這無法使其提出較為有意義和價值的研究假設。”
（一）會計具有語言特征所謂語言是指人們進行溝通交流的各種表達符號，它包括語音、語匯和語法三要素。會計依照會計規范（會計制度或會計準則）和借貸復式記賬法原理（語法），借助于會計要素和賬戶設置（語匯），以文字和數字等表達形式（語音），通過確認、記錄、計量與報告等技術環節，對組織與社會發生的交易進行實質萃取、真實刻畫、科學歸類和可視呈現，最終實現以一套共同的溝通符號、表達方式與處理規則來表述不同經濟實質的交易。約翰?A?克里斯滕森（2006）指出會計是使用估價語言和代數式來傳遞信息。會計不同于統計，它是對事實的一種表達，人們看到的并非交易發生的現場，而是業務或事件發生后經過會計語言編譯的會計記錄（洪劍峭、李志文，2004）。會計不同于直接的語言文字記錄，它剔除了冗余的信息，直觀呈現了交易實質，有效分類、歸納與匯總了異質易。Toms等（2015）指出會計同時具有技術屬性和社會屬性，會計的語言特征體現出會計的技術性。
（二）會計具有不完全性所謂不完全性主要是指人們由于外在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無所不含。會計的不完全性源于會計制度（準則）、會計確認和計量以及自然語言等的不完全性。首先，會計制度（準則）具有不完全性。會計制度（準則）是會計工作的規范標準，是會計的起點與指引。會計制度（準則）制定者認知的有限性決定著交易的會計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即會計制度僅能對有限的交易提供制度安排。其次，會計確認和計量具有不完全性。諾斯（1992）認為作為交易對象的商品或服務都具有許多屬性和價值特征。會計以貨幣作為主要計量單位，僅能反映交易的金額，且多以合計數形式呈報，與交易相關的其他屬性無法一并計量與呈報。此外，會計確認和計量的標準缺乏彈性，部分交易無法滿足會計確認要求或可靠計量原則，或者計量成本不經濟（CostConstrain），而無法進行會計處理。最后，自然語言是會計的重要載體，自然語言本身存在不完全性，只能進行大致性的描述，這導致會計也呈現出不完全性。會計制度（準則）、會計確認與計量和語言表達的不完全性體現出會計技術上的不完全性。
（三）會計具有非中性會計的非中性源于會計是一個人造系統，會計應用的范式和遵循的規則存在非中性。范式是指公認的信念、標準、思想方法、條理化的規則（庫恩，1980）。早期會計借鑒數學的范式旨在利用數字記錄產品生產、消費和結存情況，是一種計算及記錄的簿記技術（喬帕利，1494）。后來會計引入了古典經濟學概念，套用經濟學的范式，開始用于反映資本、利潤，體現“投入產出”與“剩余”思想等（葛家澍，2008）。Marx（1861）認為會計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是資本家最大化剩余價值的武器。Littleton（1953）指出，本質上會計不容置疑地帶有經濟學屬性。此外，會計制度具有非中性。1940年Paton和Littleton指出會計準則應是“不帶個人色彩和不偏不倚的”，然而現實中很難實現。因為不存在一種完全獨立且公正的會計準則能夠滿足所有不同使用者的效用偏好，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受損，會計制度（準則）的制定體現了一種社會的選擇。Zeff（1978）指出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后果，“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決策行為具有影響”，而這些個人或團體行為的后果又可能影響其他個人或團體的利益。Leuz（2008）指出會計準則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規范，它是有意識地設計的結果。會計制度或準則貫穿于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報告等整個過程，在會計制度（準則）規范下生成的會計信息，并不是單純的一些抽象數字的簡單組合，不同的會計準則選擇生成不同的會計信息，誘導出不同的會計經濟行為，從而影響資本市場資源配置選擇和不同主體的利益（葛家澍，2008）。姜英兵（2010）指出會計實際上是作為“制度”，而不是純粹的信息系統而存在的。會計的非中性體現出會計的社會性。
四、會計對組織與社會影響的機理
交易與制度構成了制度經濟學的主體內容。交易經濟學指出交易依賴于信息，會計信息是組織與市場中交易的重要基礎。會計語言精準性和會計不完全性程度決定著組織與市場內交易的效率；會計的不完全性程度和會計的非中性引導著理性人的行為選擇，會計制度代表激勵與約束的環境，其對組織和社會具有治理功效。
（一）會計不完全性與交易效率：信息、組織與市場康芒斯將交易分為：買賣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額的交易。市場交易基本屬于買賣的交易，依賴于價格機制；而組織內部交易屬于管理的交易，依附于科層體制（Hierarchy）下的命令與服從關系。組織中，資源由權威和命令進行配置，而執行在多級的結構體系中完成，信息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對稱性成為影響組織內部交易效率的關鍵因素。張五常（2014）指出，交易中至少需要確定交易的兩個方面信息：一是獲取關于物品本身的知識或信息，二是獲取有關交易方面的信息，前者旨在彌補信息的不完全性，后者旨在改善信息不對稱。命令形成和執行環節需要借助會計對組織內部整體或部分的“快照”與會計對組織外部熵值的吸收和呈報，來準確和完全地認識決策對象。因此，會計語言表述的準確性和完全性程度決定著命令形成和執行環節的質量。戈登?塔洛克（2010）指出由于監管者在每一層都沒有完善的控制，隨著層級數目的增長，層級間的背離程度呈指數化增長。命令監督環節中各級委托人需要借助于會計對各級人的行為進行估價，通過及時調整支付報酬與行為間的松散程度來約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改善組織內部交易的效率。直接對人的每一項投入和行為進行度量一般存在度量成本不經濟和度量不可行的問題，對與人相關的階段性經濟業務的會計度量，可以實現對人行為的間接估價。威廉姆森指出，由于人擁有有限的信息和具有有限的信息處理能力，加上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交易效率會受損。由此可見，反映經濟業務的會計處理，對各級人行為的估價有效性與反饋效率，直接影響著委托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效率。從管理的職能來看，會計服務于組織內部的計劃、組織、協調、控制與激勵等職能，并影響著這些職能的效率。市場是交易的場所，具有資本配置的職能。市場以價格為基礎引導資源的流動，而有效的價格機制依賴于完善的交易信息。當前，資本市場是各國資本配置的重要市場，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組織的產權，而組織定期公布的會計信息成為資本市場上交易者定價的依據。會計的語言特征決定著對交易對象進行反映的清晰與準確程度，會計的不完全性決定著對交易對象進行描繪的完整程度，兩者共同影響著投資者對交易估價的準確性和資本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此外，會計信息的“反映”程度對于投融資成本、交易的活躍性以及實體經濟均具有深遠的影響。統一會計制度（準則）下，會計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減少交易費用（如獲取信息的成本、審核信息準確性的費用等），增強交易的確定性和交易合作各方的信心，活躍市場交易，促進經濟增長。如隨著IFRS在全球范圍內的逐步實施，IFRS下的會計信息減少了不同國家會計信息的轉換成本，增強了會計信息的可信度與交易各方的信心，推動了國際資本流動、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增長。國家會計（國家賬戶）是以國家為會計主體，對國家某一時點或某一時期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成果的反映，它是在微觀組織的基礎上匯總形成的。宏觀決策者可能認為他們在觀察經濟，其實他們觀察的是會計數據，宏觀社會治理者正是利用會計數據了解社會和治理社會。當前，會計信息匯聚成各項指數（如財務指數、公司治理指數、會計指數），通過利用微觀個體組織會計數據的匯總，呈現出宏觀總體的特征，幫助宏觀決策者了解宏觀情況與進行科學決策。羅宏等（2016）研究發現，會計信息具有很好的宏觀預測價值。由于對整個社會經濟體的描繪依賴于微觀組織基礎，因此，會計對微觀組織的反映的準確程度和完整程度，也最終會影響宏觀“快照”的質量和宏觀決策的效果。綜上所述，會計可以通過會計信息對微觀組織與宏觀社會產生重要影響，具體影響的機理和路徑如圖1所示。
（二）會計非中性與治理效應：制度、組織與社會付磊（2012）認為治理功能是會計的本質功能。由于會計存在不完全性和非中性，當會計對一項交易的收益權利和支出義務在確認上存在不配比、有偏差或不完全（即存在外部性）時，行為主體會理性選擇成本正外部性和收益負外部性的行為或交易，從而導致某一類行為或交易的供給過度或供給不足，產生會計的治理效果。另外，制度決定行為人的機會集和激勵結構，影響行為人行為的收益和成本，理性的經濟人都會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選擇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組合。當會計制度（準則）對上述外部性邊界或結構進行調整時，理性經濟人的利益結構或激勵結構也隨之調整，理性經濟人會重新進行“租金”尋找與行為選擇，形成會計對組織行為的動態治理效應。此外，組織是會計制度（準則）的執行與遵循主體，組織在構建激勵契約、組織目標、組織環境和組織實踐時，均會受到會計制度（準則）的影響（Sk?rb?k和Tryggestad，2010）。例如當會計制度（準則）引導“損益表”觀時，組織需要構建基于成本控制的管理環境和實踐；當會計制度（準則）引導“資產負債表”觀時，組織需要構建基于價值增值的管理環境和實踐。經濟學家指出宏觀總量是微觀的一個推演與累積，宏觀政策執行的效果依賴于終端微觀組織和個體的有效落實。社會作為組織的一個集合，當會計對各單元組織產生一致的治理效應時，宏觀上便會顯現出顯著的定向痕跡或趨勢，產生會計的宏觀社會治理效應。制度提供了一個引導和強化行為的信念系統（FriedlandandAlford，1991）。會計的宏微觀治理效應不僅顯性地表現為直觀的經濟利益誘導，還可表現為隱性的理念心智引導。盧現祥（2014）指出制度不僅影響人們的重要的行為，還影響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及追求的目標。制度經濟學將制度劃分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隨著制度的執行、行為的反復強化，慢慢深入行為人的理念與習慣，逐漸演變成為非正式制度。組織內部管理與外部市場決策等均需要參照會計制度，隨著對會計標準的反復執行與決策引導，會計制度的某些理念或模式融入與滲透至企業文化、人的思維習慣與日常行為中，影響人的心智與行為，甚至影響整個社會理念。而且，這種制度規范與信念、人的行為之間的選擇關系一旦形成，就會產生自增強效應。當前的會計借助于經濟學的范式，用收入、成本和利潤等概念引導著企業與個人相關行為追隨經濟目標，將社會構建成“經濟體”，發揮著“構建”作用。綜上所述，會計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對組織與社會產生治理作用，具體原理如圖2所示。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要充分發揮會計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就需要厘清會計的內涵以及會計、組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本文在指出會計研究與認識上宏微觀割裂性的基礎上，借助于對會計本質的詮釋，從會計信息和交易效率、會計非中性和治理效應兩方面構建了會計對組織與社會影響的傳導機理，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會計對組織與社會影響的框架。此外，還得出以下啟示：1.要豐富會計要素的內容，實現會計的全面反映。會計需要對組織的管理行為、關系、價值觀以及社會上的相關內容等進行全面反映，而不應局限于可計量的經濟業務；需要將大量外生內容或表外因素進行內生化與表內化處理，改善會計決策支持的全面性。Suzuki（2003）指出國家會計忽略了很多內容，如人口、全球變暖、性別、道德等，很多內容被認為是外生或表外內容，然而作者認為這些被忽略的外生或表外因素越來越重要，若缺乏這些因素，相關決策者會對數量化經濟“反映”產生質疑，認為度量存在偏差，反映不全面。2.要重視會計的社會性，關注會計的社會治理職能。馬克思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角度，指出會計不僅呈現技術性，還兼具社會性。會計制度設計時既要考慮規范會計行為的技術性，也要重視會計制度可能會產生的后果。在組織和社會治理中，除考慮常用的經濟手段之外，會計手段也是一種很好的選擇。實踐中，要善于利用會計對微觀組織和宏觀社會影響的傳導機理，引導組織理念與社會理念以及治理社會問題。Killian（2016）研究發現社會會計對于公司具有合法性的約束，并引導公司重構與社會間的關系和責任。3.要注重事物間的普遍聯系，將微觀與宏觀融合起來認識和研究會計。斯蒂格利茨指出，21世紀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脫節后回歸交合的時期，宏觀經濟學正在尋找微觀基礎，微觀經濟學也正從微觀個體的行為影響著宏觀總量。會計的應用主體屬于組織領域，而會計的影響范疇涵蓋組織與社會兩個層面，因此需要將微觀與宏觀融合起來認識和研究會計。另外，政策制定部門應考慮將企業會計與國家會計的口徑統一，避免統計、會計兩條線，加深企業會計在國家會計中的應用，提升會計信息在發現宏觀問題與制定政策中的決策參考地位。4.要用發展的眼光和科學交叉的思想來看待與研究會計。從原始社會的結繩記事到現代社會的治理功能，從原先的國有資產監督到現在的社會信息系統，從以前的簡單數據整理到現在的全面信息披露，會計除了在技術、內容與功能上體現出進步與發展，在應用范疇與影響范疇上也呈現日趨擴大的趨勢，認識會計和研究會計的視角與眼光需要與時俱進。此外，會計學學科根基源于數學、經濟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等學科，會計學應用和影響的范疇又與經濟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等存在交叉，鼓勵多學科交叉開展會計研究和發展會計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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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 宏觀調控 行業效應 非對稱性
一、前言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對國民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措施，具有靈活性強、市場反應快、杠桿作用明顯等顯著特征，但不同力度、不同方向、不同階段的貨幣政策對不同行業所產生的影響迥異，這就是貨幣政策行業效應非對稱性的具體表現。近年來，國內外許多研究發現，我國貨幣政策行業效應存在明顯的非對稱性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目標的實現，降低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實效性。因此，我國貨幣政策行業效應的非對稱性研究課題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本文立足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現狀，以貨幣政策行業效應三大傳導機制為切入點，企圖探尋我國貨幣政策行業效應非對稱性的真正動因，進而結合我國宏觀經濟背景，有針對性地提出改善我國貨幣政策行業非對稱性現狀的對策，具有較大的理論價值和較強的現實意義。
二、我國貨幣政策行業效應非對稱性機制分析
（一）信貸審核傳導機制
信貸政策是貨幣政策中的核心組成部分，對宏觀經濟運行有著重大的調節作用，中央銀行通過直接或間接調控商業銀行準備金和資本市場融資門檻，調節整個社會的貨幣供應量，促使各市場主體順應調控者的方向調整自己的經濟行為，進而達到國民經濟新的均衡。由于行業的性質不同，每個行業的生產規模大小、經營風險高低、生產周期長短均有所不同，商業銀行在信貸資源一定的前提條件下，往往優先給壟斷、低風險、高回報的行業貸款，這導致了信貸資源的行業分配不均衡、不科學、不合理，貨幣政策的方向性被扭曲，實效性被削弱。
（二）利率調節傳導機制
眾所周知，利率是金融市場運行的風向標，是反映資本市場供求關系的核心指標，但在我國市場化利率形成機制還未成立，貨幣供應量和利率變動之間缺乏關聯性，這造成了我國利率指標不能及時、準確、有效的反映資本供求關系，即利率傳導機制失效。并且，不同行業對金融活動的參與具有差異性，對利率的反應靈敏度也不同。因此，單一化的貨幣政策將不能有效地實現其調控目標，反而刺激了某些高耗能、高污染、低技術行業的投資沖動，弱化了利率調節產業轉型、促進結構升級、帶動技術創新的作用。
（三）公開市場業務機制
公開市場業務的操作極具靈活性，通過使用不同的政策操作規模來對經濟進行不同程度的調節，能有效地促進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共生。美國四次量化寬松政策的主要實施手段就是通過使用公開市場業務這一政策工具，持續擴大美元的市場供給量。由于行業的資本市場參與度不同，導致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作用減弱，從而導致貨幣政策行業效應的非對稱性，最終造成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目標難以實現。
三、改善我國貨幣政策行業效應現狀的對策
（一）建立信息透明信貸機制，疏通信貸機制傳導渠道
目前，由于我國信貸機制信息透明度不高，導致在信貸過程中出現權力尋租、行業歧視、暗箱操作等現象，這進一步加劇了我國信貸機制傳導渠道的堵塞狀況。毫無疑問，建立信息透明的信貸機制是未來我國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這能消除國有壟斷行業的信貸特權，規避信貸行業歧視，抑制信貸權力尋租，疏通我國目前不暢通的信貸傳導機制。從而打破我國僵化、低效、扭曲的信貸體制，改善我國貨幣政策行業效應非對稱現狀。
（二）推進金融活動主體改革，提高利率調節工具實效
推進金融活動主體改革是疏通利率傳導渠道的有效途徑，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商業機構規范自身經營，提高生產效率，積極應對利率市場化的進程，減少不合理、不科學、不對稱的經營決策；另一方面，各行業部門的內部企業提高自身綜合競爭力，保持良好的財務狀況，從而有效地獲得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打破周期長、獲利低、投資大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三）試行差別化的貨幣政策，降低行業效應非對稱性
由于單一化的貨幣政策容易造成一刀切的政策后果，不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實現，由此差別化的貨幣政策應運而生。探索實施差別化的貨幣政策將更為有利地促進發展時間短、發展程度低、發展規模小的行業的發展，有效地降低貨幣政策的行業效應的非對稱性，通過對不同行業、不同金融主體、不同地區實施差異化的貨幣政策，結合企業、行業、區域的發展實況，達到有效調節其良性發展的政策目標。
四、結語
不可否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仍處于初級的探索階段，調控手段、調控目標、調控體制均存在不合理之處，行政干預痕跡明顯，貨幣政策行業效應非對稱性現象確實存在。但同時，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的不斷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逐步實現，我國貨幣政策調控將會愈加嫻熟，貨幣政策行業效應非對稱性的現狀會逐步改善，貨幣政策調控將會在實現宏觀經濟健康、快速、有效的運行中起著更加重要的調節作用。
誠然，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節作用明顯，但依靠單一的貨幣政策是不能完全調節好復雜的宏觀經濟運行過程，還需與合理的稅收政策和科學的財政政策相結合，多管齊下，才能實現對宏觀經濟運行的有效調控，彌補市場調節的缺陷，促進宏觀經濟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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