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13 14:54:10
導語：在社會政策分析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nhance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social security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roblem has been the community's atten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irrational factors in China's social security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work.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 main problems of social security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olicy， and makes som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social security；comprehensive management；characteristics；problems；policy
中圖分類號：D63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30-0328-02
0 引言
社會治安問題是關系到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的重大問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進程的不斷推進和深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并被逐漸提上日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被廣泛應用在社會治安管理上，對我國社會治安工作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社會治安形勢仍然很嚴峻，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違法犯罪行為增多的勢頭，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對其治理工作起了限制和阻礙作用。一味的嚴打或者寬松化治理并不能有效地進行治理。只有繼續不斷建立和完善相關的治安綜合治理政策等法律體系，為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方針和指南，才能更好的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服務和指導，提高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工作成效。
1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的特點
在社會治安治理工作中，我國主要是以政策的形式進行實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現做如下分析：
第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是指按照黨的政治和組織領導機制所構建的綜合治理領導體系。其既不需要設立專門的法定實施機構，也不需要改變法律規定的國家機關組織管理。其領導體系就是指按照黨的統一領導，對社會治理工作由黨和政府共同管理，辦事機構對其進行具體管理，同時明確各單位的職責。上至省市，下至縣區、鄉鎮都必須建立和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機制，以便使得社會治安治理工作能夠進行明確分工。權責明確，促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順利開展。
第二，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為指導和標準，對綜合治理的相關管理規范加以明確。在綜合治理的區域，以屬地管理為原則，明確主管人的責任，并且以“系統抓和抓系統”的方式進行輔助。對于國家各個部門來說，要進行齊抓共管，一切治理措施都必須以綜合治理方針為標準，對于基層中的各個單位來說，則可以進行群防群治，專心管理好本部門的人員，處理和本部門、本單位的治理工作，做到各盡其責。
第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調控手段要以政策性責任為核心。可以采取綜合治理目標責任制以及一票否決制來進行實施，或者還可以取消評先評優的資格，甚至將個人的政治榮譽和工作成效相聯系等方式來提高治安人員的工作熱情和辦事效率。
第四，社會綜合治理政策具有非常廣闊的實施主體。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上，無論是政府機關，還是社會團體以及企事業單位，都是政策實施的主體，對綜合治理工作負有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加強對其人員和資產的管理，以便進一步促進社會綜合治理政策的建立和完善。
2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的優缺點
2.1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的優點 政策實施方式在對社會治安問題進行綜合治理時具有其獨特的優點。
第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實施機制較為靈活。如果國家對社會治安的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法比較滯后，為了促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順利進行，可以率先實行治安綜合治理政策對其進行指導。
第二，按照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進行實施可以不必新建實施機制。其完全可以以現行的體制為標準和依托，專門的國家實施體制不必建立。
第三，通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來對各個單位和相關人員的升遷獎懲進行約束和管理，可以進一步明確其職責，促使其能夠嚴于律己，提高其自身的治安治理效率和質量，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和諧。同時按照政策進行實施比較符合目前我國的相關法律制度，讓政府政策可以先行發揮作用。
第四，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普遍約束力，其具有較強的影響力，通過相關的指令和措施，可以促使省市縣級等各個區域和各個單位的人員能夠進一步明確責任，加強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工作。
2.2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的局限性 政策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政策具有嚴格的要求，原則性較強，缺乏一定的規范性措施，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操作方面有一些不利影響。其次，國家不能要求政策強制執行，使得政策的權威性和實際執行情況仍然和預想方案存在一定的差距，缺乏一些必要的法律依據和法律基礎。再者，政策的實施主體也未進行明確規范，對負責綜合治理并進行實施的國家管理和部門以及群防組織的性質和職責范圍進行明確確定，使得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缺乏嚴密的分工層次，管理體系未能有效建立開來。另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沒有嚴格的監督機制對其進行監督和檢查，導致在治理過程中投機違法現象頻發，人員治理的積極性不高，給社會治安工作的有效進行帶來很大的難度。
3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建議
3.1 主要問題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過程中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和難題，社會矛盾較多，大致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機構缺乏明確的定位。管轄綜合治理機構缺乏明確的地位，難以斷定其是屬于政府還是黨委。并且治理工作的連續性較差，缺乏具體的實施和治理計劃，權威不足，容易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導致治理工作的實踐性較差，流于形式，治理效果并不明顯。
第二，人員編制不合理，缺乏足夠的資金保障。盡管政府對綜合治理的人員編制以及資金投入等問題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和要求，然而地方資金有限，尤其是對于縣鎮鄉等基層來說，財政更為吃緊，要想加大對人員編制和資金的投入力度，有點力不從心，使得綜合治理機制難以有效地建立和完善，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難以起到實質性的指導和幫助。
第三，治安防范工作力度不足。有些地區的治安防范工作較差，缺乏一定的治安措施和治安體系，導致違法犯罪現象經常發生，進一步加大了治理的難度。
3.2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有效建議 對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的制定來說，一定要嚴格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結合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實際治安狀況制定科學合理的治理政策，涉及到更為廣泛的區域，并且對治理措施進行細化規定和要求，避免出現紙上談兵的現象。另外，由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會出現一些變化和調整，對于綜合治理政策也要隨之進行相應的調整，以便能夠為社會治安的治理工作提供堅強的后盾和保障。對于社會綜合治理工作來說，明確各級政府的治理范圍和職責，加強對人員的合理編制，并建立一定的監督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4 結語
綜上所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對于社會治理工作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政策的指導和服務下，明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分工和職責，對人員進行合理編制，并進行有效的監督，可以提高治理成效，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和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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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制改革與優化為稅收征管創造良好的實施基礎,有助于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稅收征管是稅制改革與優化的制約因素,良好的稅收征管是保證稅制有效運行的手段,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稅制改革與優化,為稅制改革與優化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只有稅制改革、優化與稅收征管均衡發展.才能更好地實現稅收政策的經濟社會目標,充分發揮稅收的作用。
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啟動并且取得相應進展.從2004年出口退稅制度的改革,到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統一各類企業的所得稅改革,我國的稅制改革可謂是轟轟烈烈
與稅制改革相比,稅收征管改革卻顯得相對滯后.從以往的實踐來看,我國在1983-1984年、1994年進行兩次重大稅制改革時,都沒有推出整體稅收征管改革方案與之協調.大多數專家學者在研究稅制改革時,都忽略了稅收征管存在的問題.然而,正如維托.坦齊所說“稅收是強調可行性的學問.一種不可管理的稅制是沒有多少價值的.理論上最完美的稅制如果所表示的意圖在實踐中被歪曲,就可能變成蹩腳的稅制“.因此,在進行稅制改革和稅制優化時,必須把稅收征管納入其研究范圍,充分考慮稅收征管能力,選擇可操作的“有效稅制“,使稅制改革和稅收征管均衡發展
一、稅制改革和優化有利于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
優化稅制理論的精髓是,既然扭曲性稅收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是不可避免且可能很大,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盡量使這些損失達到最小.在最簡化的優化稅制模式中,將效率損失降低到最小就是唯一的目標.而在較為復雜的優化稅制模式中,則應在效率損失最小化與稅收公平、社會福利的社會分配等方面尋求一個權衡點.優化的稅制是理論上的一種理想模式,是各國稅制改革追求的目標.通過不斷的稅制改革與完善逐漸向最優化的稅制結構靠攏,在這一改革過程中效率損失逐漸降低,稅收公平逐步實現,社會福利分配更加公平,使得納稅人的遵從意識不斷增強,減輕納稅人的抵觸情緒.這樣既有利于征集到適度規模的稅收收入,又能降低稅收征管成本;同時,有利于納稅人對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督,有利于納稅人之間的相互監督.這一切無疑會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與效率（編世界稅制改革的實踐表明,許多國家以復雜的稅制去服務于眾多的政策目標,結果實際執行的稅制往往不同于稅法意義的名義稅制,實際效果也大大偏離了政策初衷.這種情況在我國也很突出.因此,試圖利用稅收工具實現過多的社會經濟目標是不現實的.稅收作為政策工具有其局限性,并不是萬能的.如果賦予它過多的額外的目標,本身也不符合優化稅制的思想,反而會使稅制變得極其復雜.如過多的稅種、過高的稅率、過多地對納稅人的區別對待和繁雜的稅收優惠的形式和數量等.都是直接造成稅制復雜的因素.對過窄的稅基征收高稅率不僅違背了有效和公平課稅的要求,而且也鼓勵了逃稅,啟動了過多的稅收優惠待遇降低了納稅人的奉行.所有這些因素都增加了稅收征管的難度,降低了稅收征管效率.反之,擴大稅基、降低稅率、減少繁雜的稅收優惠形式和數量,則會降低征管的難度,提高征管的質量和效率;同時,也有利于稅制優化,實現經濟社會目標
一般而言,稅制本身包含的區別對待特征越少,稅率越低,稅收優惠越簡單,稅收征管中的漏洞和隨意性就越小,可操作性就越強,稅收成本就越低,就更有助于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韓國和墨西哥就是采取了更寬和更加簡單限定稅基,加上更加統一的稅率結構的稅制改革和優化的措施,促進了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為此,世界銀行把通過簡化稅基的確定加強稅收征管作為稅制改革的目標之一
二、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提高有助于稅制改革與優化的發展
稅收征管是整個稅收理論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能夠使稅務部門高效率地貫徹和執行稅法,使稅收職能真正發揮出效能與作用.也就是說,如果僅有稅率、征稅對象、征稅依據等稅制要素是不足以使稅收發揮其功能與作用的,還必須有稅務部門的征管行為,才能夠真正發揮稅收的各種職能作用。稅收征管對稅制改革與優化具有約束作用.稅收制度是通過稅收征管作用于稅收分配的,稅收征管充當了稅收制度與稅收分配之間的中介.嚴密而有效的征管,有利于稅制的貫徹執行,并能及時發現稅制規定中的不完善之處.相反,超前或滯后的征管會成為稅制正確實施的絆腳石,阻礙稅制改革與稅制優化的過程.如世界銀行2006年11月發表的《全球納稅情況總圖》指出,許多國家稅務征管要求過于苛刻,遵從征管已成為企業的重負.如規定公司年平均報送35頁的納稅申報表,每家公司處理稅務事務平均耗時約322小時.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差異較大,巴西的企業填報年申報表要花2600小時,而瑞典的企業平均只需花68小時.復雜的稅收征管體制效率低下,勢必導致稅收收入下滑,無法體現其真實稅負,不能實現稅制改革和優化的目標。
雖然稅制改革與優化會受到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制約,但是政府的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技術進步、法制的健全、稅務人員素質的提高以及管理制度更加科學規范,政府的征管質量和效率會逐漸提高.而政府稅收征管質量與效率的逐步提高則會給稅制改革與優化的選擇提供更廣闊的空間,有助于稅制結構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稅收的職能作用。
我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課稅采用分類所得稅模式,實行源泉扣繳的方式.它不能就個人各項所得的高低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率,難于體現公平稅負,也不利于對個人總收入水平的調節.所以很多學者主張我國采取綜合所得稅制模式.然而,在稅收征管上,綜合所得課稅模式比分類所得課稅模式要求更高.國際稅收發展的實踐表明,綜合所得課稅模式要求建立納稅人編碼制度;準確掌握納稅人各項收入;推行非貨幣化個人收入結算制度;建立電腦管理資訊網路,實現與銀行、工商、公安、海關等部門的聯網.而我國目前尚不具備這些條件,這就造成了部分不透明、不公開、不規范的“灰色“或“黑色“個人收入的存在,妨礙了稅務部門對個人所得稅稅源的確定和稽核管理,而且大量現金交易也使許多個人收入游離于控管之外.隨著我國稅收征管改革以及相關配套改革的完成,征管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的課稅模式會逐漸向綜合所得稅模式過渡,這樣,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在調解收入、促進公平方面將充分發揮作用,從而使整個稅制結構更加完善,進而促進稅制改革和優化的實現稅收收入是理論稅制、稅收政策導向及稅收征管水平等因素的函數.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條件下,稅收征管的水平對稅收收入顯得尤為重要.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稅法規定與實際課稅結果都存在差異.如果理想的稅制超越了現存的征管水平,漏征率比重很大,稅收收入大大低于應征稅款,則稅制的目標就難以充分實現.隨著我國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稅收的綜合征收率已經由1994年的50%上下提升至2003年的70%以上,10年間提升了20個百分點.具體到作為第一大稅種的增值稅,其征收率則已由1994年的57.45%提升到了2004年的85.73%,11年間提升了28.28個百分點.這是我國近年來稅收收入持續高速增長的原因之一.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使得實征稅款與應征稅款的差距逐漸縮小,當初稅制設計的目標逐漸顯現。
三、稅制改革、優化與稅收征管均衡發展的對策
綜上所述,稅制改革、優化與稅收征管存在兩個層面的關系.一方面,完善科學的稅制可以為稅收征管創造良好的實施基礎;另一方面,有效的稅收征管是實現稅收制度政策目標的必要手段和保證.無論從哪一個層面看,客觀上都要求稅收制度與稅收征管相互協調,均衡發展.也正是因為稅收在幫助促進政府政策目標的實現方面雖然可以發揮積極作用,但同時要受到稅收征管能力的限制并存在一定的代價,決定了稅制在確定其政策目標和繁簡程度時,應當以已經或可能達到的稅收征管能力為前提.明確二者的關系,有助于我們充分認識稅收征管對于稅制改革和優化的重要性,它對于我們實事求是地研究制定稅制改革和優化方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無論是在稅制改革和優化時,還是在優化征管、提高征管質量和效率時,都應該綜合考慮二者之間的關系,使稅制改革和優化與稅收征管均衡發展,更好地實現稅收政策的經濟社會目標。
(一)應對稅制進行改革與優化
稅制改革與優化應遵循法制化、簡化稅制、便利征納的原則.首先,要盡快完成稅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稅收基本法應包括各級政府開征新稅種、調整已有稅種的程序、納稅人的權利等內容,逐步健全稅收實體法,將所有稅種完成立法手續.以維護稅收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完善稅收程序法,使稅收執法程序法制化.其次,簡化稅制,以便于征收管理.一項法律要得到恰當地執行就必須既適應環境又便于執行.如果將太多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目標融入稅法,就會造成稅制的復雜,既不便于納稅人也不便于稅務機關掌握.納稅人如果發現他們難以正確確定其納稅義務,就不會自覺遵守稅法進行稅收的自我評估.同樣,如果稅基設計不合理,或者規定了許多減免和扣除等,就會使執行碰到困難.在健全稅收實體法過程中應盡量使稅制簡化.簡化稅制不等于實行簡單的稅制,更不是說稅種越少越好,而是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稅收的本質、特點及作用,科學、合理地設置稅種.我們應注意兩方面的工作:一是作為具體體現稅制主要形式的稅法,必須全面、系統、協調、簡明、清楚,易于理解,易于執行.在不同稅種和同一稅種的稅法規定中,既不要含糊不清,模棱兩可,也不要拖泥帶水,冗長繁雜,更不能存在自相矛盾或重疊等問題.以免出現年年補充解釋、層層補充解釋和“打補丁“的現象.二是稅種和稅基、稅目、稅率以及計算征收制度等的選擇與確定應具體,符合客觀實際.只有這樣,才能增加稅法的透明度、易懂性,便于社會監督,嚴格執行,減少稅收漏洞,降低征管成本,以充分發揮稅收的雙重作用
(二)優化稅收征管,為稅制改革與優化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1、改變整個社會征納稅環境.影響稅收征管的除了稅收制度之外,還有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懲治腐敗的制度化程度、公共道德的標準以及對達官貴人遵守法律的態度.盡管這些因素并非一成不變.而且它們對納稅人依法納稅的影響絕不是顯而易見的,但納稅人的遵從行為很大程度上與這些重要的但又看不見摸不著的因素有關.通過改善這些因素可以使納稅人更好地遵從稅法.具體途徑有:對納稅人進行教育,使其相信稅收是支付給社會的公共費用;徹底改變政府形象,使納稅人相信政府征稅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增加人民負擔;政府對稅款的使用應該公開、透明,并接受社會的有效監督,使腐敗減少到最小.
2、加強稅收征收管理.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稅收征管經驗,加強稅法宣傳,提高納稅咨詢服務質量.應積極開展稅收經濟分析和企業納稅評估,建立稅源管理責任制,嚴格稅務登記管理,深入開展納稅評估,切實加強對納稅人的稅源監控.同時與稅務評估相配合,開展稅務約談和經常檢查,充分發揮納稅評估的作用.應加大稅務稽查力度,它不僅是避免稅收損失、增加稅收收入的有效辦法,而且是加強稅法剛性,確保稅制優化的重要保證.應將對偷逃稅、騙稅、抗稅等違法者的違反稅法行為的處理作為硬指標,以保證稅務檢查雙重目的的實現.同時,稅務部門應與檢察機關、法院配合,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狠狠打擊涉稅違法者,保障稅收法制的權威性、嚴肅性.應積極穩妥地推進多元申報納稅方式,方便納稅人自行申報.通過簡化辦稅程序,減輕納稅人的遵從成本
關鍵詞：受艾滋病影響兒童；河南模式；社會保護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3-0065-03
以“三項救助方式、四種安置途徑、三個發展措施”為主要內容的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響兒童“河南模式”在實踐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運用社會保護理論對“河南模式”進行解讀，對于進一步做好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的救助安置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社會保護理論
社會保護（social protection）在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和經濟合作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推動下，從20世紀90代開始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政府機構以及學術機構所認同。［1］姚宇認為社會保護是一個比社會保障更為寬泛的概念，它囊括了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慈善等一系列能夠起到預防和減緩社會不公平現象的社會政策體系。［2］社會保護是意在保護公民完整人生進程不受新風險影響的一系列積極的政策措施，供給的主體不再僅限于國家，而是擴展到市場、社會組織、家庭和社會網絡等領域。［1］社會保護手段大致包括政策性手段和社會性手段。［1］
關于兒童保護，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從2006年開始在非洲等地開展了“關照兒童的社會保護”工作；［3］針對各種風險可能帶來的家庭收入減少，設計社會保障制度的制度安排；更高的社會福利層次是把促進社會平等和為所有的兒童實現發展的潛能作為目標，實施和建立兒童教育、醫療服務和社會公正、參與的社會保護體系，以保證兒童發展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完備的法律框架、友好的經濟社會環境。［4］
二、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響兒童
“河南模式”的社會保護政策分析自2003年年底開始，在民政部、國務院防艾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指導支持下，河南省結合本地實際，經過探索，初步建立了獨具特色的受艾滋病影響兒童“河南模式”。
1.社會救助
（1）生活救助。就是根據家庭受艾滋病影響的不同程度發放不同標準的生活救助金。為艾滋病致孤兒童發放每月200元生活救助金，為艾滋病導致的單親家庭兒童發放65元生活救助金；艾滋病患者及其子女全部享受農村低保，全省4萬名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全部受益。
（2）教育救助。就是根據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的實際情況，按照不同年齡，為他們提供免費或優惠的教育條件，近年來有15500名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受益。
（3）醫療救助。就是按照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的身體狀況或家庭成員情況，為他們提供不同的醫療幫助。對患艾滋病的兒童提供兒童劑量的抗病毒感染和抗機會性感染全免費治療；對艾滋病致孤人員，基本醫療費用全免；其他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全部納入醫療救助體系，用醫療救助基金資助他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2.社會服務
（1） 四種安置途徑。根據孤兒的個人情況，通過收養、家庭寄養、陽光家園集中供養和陽光家庭養育等途徑對艾滋病致孤兒童全部進行了妥善安置。
（2）心理康復。采取聘請專業社工與大學生志愿者相結合的方式，請社工住在相對集中的社區，幫助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克服心理障礙，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滿足兒童娛樂、交往、競爭、自我實現等多種需要。
（3）社區融合。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是容易受到社會歧視的群體，在相關部門和社會組織的指導下，河南省為陽光家園、陽光家庭配備了圖書、玩具和體育娛樂用品，開辦了社區兒童活動中心和社區圖書室，引進大學生志愿者舉辦各種文化補習班，吸引社區其他兒童來活動中心玩耍和學習。
3.就業政策和家庭政策
針對兒童及家庭開展生產技能培訓工作，使他們掌握生產生活技能。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半邊天基金會和香港慈善人士的支持下，組織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及家庭參加養殖技術、服裝裁剪、賓館服務、汽車修理、電腦操作等多種技能培訓班，其中絕大多數大齡兒童找到了合適的工作。
三、“河南模式”社會保護政策的要素缺失
但是，由于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制約，“河南模式”在實施中存在一些困境和不足。
（1）社會保護主體比較單一。“河南模式”帶有很強的政府中心的烙印，而政府之外的社會公共參與力量比較薄弱、社區融合作用不夠、非政府組織和專業力量介入不足。以政府為中心的單一救助體系出現越來越多的困境和不足，政府本身的功能和力量發揮不暢、外部支持力量不夠、各種力量間未能通力合作。
（2）社會保護內容比較單一，社會支持層面有限。目前“河南模式”的救助安置政策主要集中在兒童的生活、醫療和教育救助，在我們的調研中發現，這三方面的救助已分別達到92.5%、 57.8%、70.2%，而就業信息的提供、職業技能培訓等其他方面的救助還不足 10%。
（3）社會保護水平較低。調研顯示，河南省“陽光家園”的經費整體開支情況是支出大于收入，21家“陽光家園”中僅有4家“陽光家園”收入大于支出，4家“陽光家園”基本收支平衡，其余13家“陽光家園”收入小于支出， 10家沒有任何收入。
（4）社會保護專業化水平較低。現有的救助安置工作主要依托衛生、疾控、民政、教育系統開展工作，專門工作人員較少，專業性不強；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工作環境復雜性的增加，現有工作人員在工作理念、技能和方法方面難以適應；而崗位設置不完善、工作薪酬較低、工作環境較差等現實性原因制約著優秀的專業型人才投身于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的救助安置工作；由于專業人才的缺失，缺乏有效的服務評估體系，政策的落實和服務的開展缺乏有效的監督評估，影響了社會保護的專業水平。
四、受艾滋病影響兒童
社會保護政策的未來發展方向1.參與主體：從一元到多元
現代社會逐漸步入多元福利社會，福利體系的內容愈加豐富，福利參與主體趨向于多元化。未來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的社會保護政策應順應由國家中心主義向福利多元主義模式轉換的社會福利改革發展方向，注重政府的主導作用，倡導家庭福利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強化社區的支持功能，為專業力量介入社會服務創造條件。
2.干預層面：從個人到社區
社區是社會福利制度的組成部分和福利供給的重要來源。在受艾滋病影響兒童較為集中的社區，開展關愛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及其家庭宣傳活動，使社區居民深入了解艾滋病的傳播途徑、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心理發展特征，為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吸引更多的社會力量的幫助與關懷，為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積極營造有利于他們成長的輿論氛圍和社會環境；開辦社區兒童活動中心和社區圖書室，引進大學生志愿者舉辦各種文化補習班，吸引社區其他兒童來活動中心玩耍和學習，使兒童在與同伴交往中提高自信心，培養兒童相互尊重的意識和習慣，學會與同伴溝通與交流的技巧，積極為兒童創造融入主流社會的條件；發揮對家庭寄養的監督功能。
3.政策取向：從生存到發展
河南省打破原有兒童福利政策的補缺性原則，為具有相同問題的兒童提供了普惠型的服務，初步解決了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的生活、教育、醫療和發展問題。未來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社會保護政策強調政府在兒童福利體系中的主導作用，通過制定和引導實施直接和間接的福利政策為兒童提供社會服務；為家庭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改善家庭經濟狀況；針對兒童及其家庭開展生產技能培訓，幫助目標兒童及其家庭脫貧致富，提高文化和身體素質，提高經濟和社會地位，培養兒童勤勞致富的觀念，使其能力得到全面發展，促進家庭的和諧穩定，以及當地社區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5］
4.兒童視角：從需要滿足到權利本位
需要滿足的視角主要強調兒童應該得到幫助；政府應采取某些行動，但并沒有界定；兒童可以參與，以便促進服務的提供；由于資源的缺乏，可能不得不將某些兒童排斥在外；每項工作都有其目標，但沒有統一的總體目標；特定群體擁有技術知識來滿足兒童的需要；關注考察具體的、直接相關的情況，而不是分析根本原因。未來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社會保護政策要從需要滿足視角向權利本位視角轉變，把受艾滋病影響兒童作為權利主體來看待，強調兒童有權得到幫助，有權成為積極的參與者，參與制定關乎他們切身利益的決策，解決兒童問題不僅僅是滿足兒童的需要，還應該把兒童的最大利益放在第一位，傾聽兒童的聲音，關注兒童的權利，正視他們的發展觀，鼓勵他們參與項目的設計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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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儲蓄政策存有較大差異。中美兩國國民凈儲蓄率差異主要體現在居民儲蓄率和政府儲蓄率上。政府儲蓄率的差異主要體現了兩國政府的理念不同。中國政府一直把促進經濟建設作為己任，財政政策重投資、輕消費，導致政府儲蓄率比較高；美國政府收入中用于投資的份額一直很少，加上美國長期奉行赤字政策，巨大政府開支造成美國的政府儲蓄率經常在零以下。居民儲蓄率在國民儲蓄率中占有中心地位，這主要是因為：短期內居民儲蓄能夠顯著緩解經濟波動對居民造成的影響；長期的居民儲蓄是對社會保險的有利補充；居民儲蓄還是投資資金的主要來源。
總的來說，受到中美兩國當前國情的影響，諸如經濟發展情況、金融現狀、社保制度、人口結構、文化觀念以及宏觀政策等，使其居民儲蓄率受到了較大的影響。中國的區域和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影響了國民的消費水平。相反，在美國城市與鄉村地區居民收入不存在顯著差異性，而且不同的行業、部門雖然有著一定的收入差距，但是這種差距控制在一個可以接受的范圍內。中國只是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美國率先進入了以信息技術為標志的信息經濟時代或知識經濟時代。美國個人消費支出占其GDP的比例達到了60%以上以上，消費需求對美國GDP的貢獻率達道了80%以上。
由于我國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體系也不夠健全，使得我國民眾更加傾向于進行家庭預防性儲蓄。中國崇尚節儉的儒家文化影響著人們的消費習慣，人們不愿意“負債”消費或超前消費。美國人則習慣于信用消費。就目前情況來看，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降低利率是促進投資的主要舉措之一。相反，美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賴于消費，同時得益于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場，使得全球更多的資金朝向美國流動，進一步促進美國的發展。除此之外，美國政府大量借入外債，長期的財政赤字使得美國民眾的儲蓄行為受到了較大的抑制。
中美兩國儲蓄率差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利弊影響。受到美國政府財政赤字以及民眾儲蓄不足的影響，造成了經營項目的長期赤字。同時，由于美國政府財政部門降低了外匯儲備糧，使得經常項目赤字與資本金融賬戶之間存在順差。而我國民眾儲蓄率居高不下，但是投資率卻相對較少，另外我國政府在竭力避免財政赤字的情況，使得我國經常項目長期處于高額盈余的狀況。由于近年來我國FDI呈現持續增長態勢，同時受到固定匯率的影響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量逐年增加，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居高不下的居民儲蓄率。但是儲蓄投資缺口呈現明顯的結構性，使得我國市場缺陷因素無法在短時間消除，另外我國巨大的儲蓄資金無法及時的轉變為投資，這就導致了我國資金供給量不足與儲蓄投資缺口的出現。
目前我國儲蓄制度采用的是浮動匯率與強制結售匯，因此金融項目與經常項目順差的情況極為普遍，使得我國中央銀行必須使用足夠的貨幣購買居民與企業手中儲備的外匯資金。這種情況無疑加大了人民幣的投放量，進而加大通貨膨脹的風險。外匯儲備并非越多越好，過多外匯儲備不斷積累各種難以預料的風險和帶來實體經濟資源的不斷流失。由于流動資金過剩的影響，使我國貨幣供應量不斷上升，極易出現資產泡沫化的情況。另外，如果美國貨幣出現貶值的情況，我國外匯儲備必然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縮水，使我國蒙受不必要的財政損失。另外，如果需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央行需要發行大量高成本票據，隨之而來形成的沖銷方式顯然是無法為繼下去。
【關鍵詞】失地農民 社會保障 成因 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發展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亮點之一。城市化的速度也呈不可逆轉化發展，中國社科院的《社會藍皮書：201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指出，2011年中國城鎮化發展速度已經首度突破了50%，到2015年預計達到52%左右，這也意味著將有近2億的農村人口處于“半城市化”狀態，這其中還包括1.82億沒有城鎮戶籍的城鎮常住人口和4000萬左右的失地農民。[1]城鎮化對農村人口的巨大吸引力同時也在考驗著城市的承載能力，失地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特別是社會保障問題日益突出，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失地農民作為一個特殊弱勢群體，成為游走于城鄉之間的“三無人員”，既無法將其納入“市民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又無法實現農村生活的歸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矛盾的“熱帶”，而政府作為社會保障的責任主體，在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2]因此，從政府責任角度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的成因進行梳理具有現實必要性，對推進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1、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的成因分析
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的產生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其成因具有多樣性。從歷史角度分析，城鄉二元化結構的存在是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產生的歷史根源；從現實角度分析，我國現行征地補償制度的固有缺陷是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深化的直接推手；[3]而從政府責任角度分析，其成因則更具代表性。主要體現在：一是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缺少健全的立法機制。目前由于我國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大，范圍廣泛，并存在多部門管理的現象。而社會保障工作運行的法律依據多是具有單行性的規章和法規條例，社會保障工作的具體開展仍然處于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的狀態。法律漏洞的存在使我國社會保障建設中存在著因權力分散導致的政府部門職能交叉現象，也直接導致政府部門間推諉責任的“不作為”和責任“越位”現象。[4]二是社會保障類型單一，資金嚴重不足。縱觀我國大部分地區的社會保障，都將主要精力放在了養老保險上，對諸如醫療、工傷、就業、低保等方面保障內容基本空白。[5]資金是社會保障機制運營的基礎，單一的資金籌集方式無法滿足日益龐大的群體性社會保障需求。只有積極拓寬社會保障資金融資渠道，在充實社會保障資金的基礎上實現資金的保值、增值，才能實現社會保障機制的長效運營。三是社會保障的監管機制不健全。政府在社會保障的監管過程中，側重于對社會保障資金的監管，尤其是對養老金的管理，而忽略了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運營、管理、使用等制度實施全過程的監管。在監管的過程中還存在著監管手段單一的現象，我國目前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依靠的是高度統一的行政管理系統，忽視了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和公眾參與等相互制衡性綜合手段的運用。[6]社會保障監管機制的不健全容易造成行政權力的濫用，也是造成政府越位擠占失地農民利益，挪用征地補償款損害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權益等問題的溫床。
2、建立可持續性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的政策性建議
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過程中，應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分層次、分步驟完善社會保障項目，構建 “立法機制、保障機制、監督機制”三位一體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機制，實現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發展。[7]第一，立法機制。我國社會保障的實踐證明，立法滯后是限制其發展的重要因素。失地農民利益的保障應當立足于法律，而我國目前社會保障仍為政策主導型，缺少法律應有的約束力和強制力。應堅持以立法的形式統率地方法規為方向，堅持以中央立法為主，地方立法為輔為基礎，堅持以社會保障立法與其他部門立法相協調為原則進行立法。[8]在完善土地征用補償制度的同時，為失地農民的后續社會保障提供法律依據。第二，監督機制。完善的社會保障監督機制應當兼具獨立性和公平性，并且同時具備法制化和制度化的特點。只有建立在社會保障監督立法基礎上的監督機制，才能具有獨立性、強制性和權威性。按監督主體的不同可將其劃分為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內部監督是以社會保障運營機構和經辦機構為主體的自我監督，通過成立社會保障審議委員會和社會保障資金監督委員會進行行業內的監管，使社保資金在透明的環境中有效的運營。外部監督主要包括司法監督、行政監督和社會監督。通過司法機關加強對社會保障事務的監督力度，創造良好的運行環境。以行政機關開展的審計監督和財政監督為輔，肅清社保資金運營中的舞弊現象。通過發揮輿論監督的社會監督作用，借助第三媒體拓寬失地農民利益訴求渠道，推進監督體制的逐步完善。
3、結語
失地農民是任何一個國家城市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社會現象，政府通過人民公權力的“讓渡”成為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責任主體，權利的賦予意味著同等的責任，其任重而道遠。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的產生有其歷史根源，也是發展的必然，政府責任的缺失便是必然因素之一。政府主導型的社會保障決定了政府在促進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過程中肩負主要責任。健全的立法機制，有效的保障機制，完善的監督機制，是政府社會保障職能有效發揮必不可少的基礎。
政府在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過程中應當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基本方針，以增強法制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可持續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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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政策 合作治理 農村養老保險政策
[中圖分類號]D035；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0)10－0074－08
西方發達國家的治理經驗證明，成熟穩定的社會保險制度是促進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的重要配套措施，因為公民需要憑借一道社會防線抵御市場經濟的波動和不確定性帶來的社會風險。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在農村地區逐步建立和完善養老保障制度顯得愈加重要，因為建立和完善這項制度不僅有助于保持農村地區的社會穩定，還可以為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和促進內需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2009年10月，全國有10％的縣(市、區)開展了試點工作。
目前，包括廣州市在內的各個試點城市在推行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過程中圍繞覆蓋的強度和進度表現出了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實際上代表了政策執行效果的差異。但是，學術界還沒有把研究的重心轉移到解釋這種差異上來，多數研究仍然在論述政策的重要性、細化政策的方案和實施機制。鑒于這項社會政策的重要性，我們有必要基于“合作治理”這一新的理論框架，來探究影響農村養老保險政策執行效果的因素，通過開展這項研究有助于打開社會政策的執行過程這個“黑箱”，解釋影響農村養老保險政策執行效果的因素，揭示各個參與主體執行這項社會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從而為改善政策執行的效果提供客觀依據。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和理論回顧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
按照“統籌城鄉、體系統一、無縫銜接”的理念，廣州市已經初步構建起了較為完善的由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農轉居人員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老年居民養老保險、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構成的制度體系。從2001年開始，廣州市率先試行農轉居人員養老保險制度，并于2006年7月全面鋪開農轉居人員基本養老保險工作，在2003年試行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的基礎上，又于2008年4月實施了被征地農民的養老保險政策。2008年10月開始實施城鎮老年居民養老保險政策，11月又實施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總體來看，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已經實現了由城鎮向農村延伸、由城鎮企業職工向城鎮居民和農村農民延伸，初步建立起了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正式邁人了全民享受社會保障的新時代。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差異”的出現往往預示著研究機會，因為“差異”的背后往往蘊藏著需要解釋的原因。通過調研廣州市執行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過程和效果，筆者發現了差異，具體體現在作為兩個調研對象的縣級市設置的覆蓋進度和覆蓋強度具有差異，作為5個調研對象的鎮，街和9個行政村的覆蓋進度具有差異，另外，9個行政村的覆蓋強度也具有差異。在覆蓋進度方面。截止到2010年6月底，進度最慢的行政村覆蓋了12％的政策對象，進度最快的則覆蓋了將近45％的政策對象。這些差異直接體現了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執行效果，因為筆者假定覆蓋的進度在論文中代表著政策執行的效果。因此，筆者有必要解釋導致這些差異的原因。筆者認為，在探究影響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執行效果時，需要在宏觀上考慮到這項政策屬于社會政策范疇，以及這項政策的執行涉及到多個行為主體，因此，需要通過引入新的理論框架來解釋現實中存在的差異。
(二)理論回顧
農村養老保險政策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關于農村養老保險政策執行效果的研究是一個交叉領域的研究問題，涉及到政策執行模式和農村社會保障政策兩個研究領域，筆者將圍繞研究問題對相關理論進行回顧。
1、關于政策執行模式的研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政策科學被認為是研究政策制定的學科，政策執行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這使得政策執行成為了一個被遺漏的環節。到20世紀70年代，這一狀況才逐漸得到改觀，政策分析家們在肯定政策執行對于達成既定政策目標起重要作用的前提下，提出了各種研究政策執行的模式，拓展了政策科學的研究范圍，并逐漸形成了三種政策執行模式，豐富了政策科學的理論內容。
自上而下(top-down)的政策執行模式是巴瑞特和福吉對20世紀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這一時期關于政策執行研究的概括，該模式的代表人物包括J?普雷斯曼和A?威爾達夫斯基。自上而下的政策執行模式意味著政策執行的效果是由政府機構的高層人物決定的，而在科層制中處于中低等級的官僚只是執行決策罷了。很顯然，自上而下的研究模式適用于研究由“高層”頒布、目標明確、追求時效的政策，這種政策執行模式體現了公共管理的主體對“單一中心”的追求。
自下而上(bottom-up)的政策執行模式為政策執行研究的第二代學者所推崇，波特是主要代表。自下而上的政策執行模式以組織中的個體(即參與政策過程的所有行為主體)作為分析對象，將政策鏈條中較低和最低等級的行為主體當作政策執行的基礎。在該模式看來，政策不是由法令和規則控制的，而是組織成員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因此，政策的執行應該反映下級官員的想法和意見，至少應該在行為模式上反映下級官員的想法。自下而上的政策執行模式彌補了自上而下模式的不足，體現了博弈思維，不再把政策執行理解成“單邊”行為，更加注重分析中低等級政策執行主體的行為。
第三代政策執行研究者運用的是整合型政策執行模式，薩巴蒂爾等人的政策變遷和學習模式均可歸入此類。整合型政策執行模式認為，政策的執行效果是由多級執行主體的決策結果交互影響而形成的。政策執行過程不僅貫穿著上下級之間的控制與互動，還包含著政策體系內其他政策主體的影響。第三代政策執行模式的突破在于引入了政策體系的外部主體，反映了一種突破官僚制的思維。
2、關于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目標模式的研究。由于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仍然處于探索階段，最終的目標模式還沒有統一，因此，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目標模式和具體推行方式的研究仍在進行中，這也構成了本文的實踐背景。
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目標模式的選擇上，學者們普遍認為應該根據中國農村的現狀，真正建立起適合國情的切實可行的農村社會保障模式。但近10年來，學界對于我國到底應該選用何種模式，觀點并不一致。劉漢屏等提出，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應當遵循“根據區域差異和農村勞動力分布狀況，分層分類解決農村勞動力的養老問題”的基本思路，并據此提出了以分層分類的模式建立農村社 會保障體系的基本思路和配套措施。張俊良認為，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制正處于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過渡時期，存在著制度上的單一性和初級性以及社會化程度低、社會保障水平低等突出問題。因此，進一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方向是：基本社會保障與多種社會保障并存，社會保障水平的公平性與差別性并存，不斷提高社會保障的社會化程度和總體水平。李迎生認為，我國農村社會保險政策改革的目標應當是借鑒國際農村社會保障政策的一般經驗，根據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以及體現社會公正的要求，以滿足農民老年基本生活需求為目的，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以社會保障為核心的，輔之以家庭保障、社區互助等傳統保障方式的，與其他從業者養老政策相整合的新型的社會保障制度，使老年農民能夠和城市從業者一樣享受平等的社會保障待遇。
在推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方式上，學術界的對策比較豐富。袁春瑛等認為，在目前我國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應該多管齊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傳統的家庭社會保障功能得以發揮，并在此基礎上立足各地的實際分類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與社會養老三者結合起來，是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解決農民養老問題的一種理性選擇。楊復興主張以家庭保障為主，以家庭為主線，建立農民個人養老賬戶制度和縱向分散風險的養老保險制度，形成一種內源式生長，逐步向外擴展的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盧海元認為應該實行“實物換保障”的方式，即根據不同的對象，以特定的方式將其擁有的農產品、土地和股權等實物轉換為保險費，分別設計現實可行的社會保障方案：對年輕農民實行“產品換保障”，對年老的農民和被征地農民實行“土地換保障”，對進城民工實行“產品換保障+土地換保障”的“雙軌制”，對鄉鎮企業職工實行“股權換保障+產品換保障+土地換保障”。在城鎮化進程中，就建立能夠同時將非農化職工和農民都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的可行性操作方案而言，“實物換保障”不失為一種較好的選擇。總體來看，學者們的分歧集中在兩個層面：一是在政策覆蓋的強度上要不要體現出差異性，二是在政策執行的具體方式上要不要體現出差異性。這些文獻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農村養老保險政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需要尊重相關政策執行主體不一致的利益和多元化的需求，這也預示著不能依靠通過“單一中心”追求政策執行的效果。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還沒有植入到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探究影響農村養老保險政策執行效果的因素，更沒有通過構建分析影響這項社會政策執行效果的理論框架，也未配以實證檢驗。因此，在回顧相關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一個分析影響社會政策執行效果的理論框架，并以廣州市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執行作為“數據”檢驗所構建的理論分析框架，進而探究影響農村養老保險政策執行效果的因素，不僅能夠解決一個現實的政策執行問題，而且可以完善社會政策執行的理論體系。
二、理論框架和研究假設
本文力圖構建一個具有較強解釋力的理論框架，來解釋影響農村養老保險政策執行效果的因素，并理解政策執行的過程，這一理論框架將扎根于具體的理論和實踐背景。本文將在實踐背景基礎上圍繞所要構建的理論框架評估相關理論。社會政策的“多中心”特性是理論框架的實踐基礎，“意愿一能力”是分析工具，合作治理是思維模式，社會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合作治理理論這一理論框架是對上述三種理論的整合與超越。
(一)社會政策的“多中心”特性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提供社會主義福利政策(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發展的成果)，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已經逐漸成為知識社群的共識。雖然不同的學者為社會政策下了各自的定義，但是社會政策比較固定的內涵是容易歸納的，即政府為了擔負為公民提供社會福利而制定和實施的公共政策。社會政策的特征在于其基本指向是公民，執行過程涉及多個行為主體。
通過對政策執行相關文獻的考察可以發現，關于政策執行模式的現有研究并沒有擺脫“單中心”特性。從政策執行的效果來看，在“單中心”的政策執行模式下，由于整個過程是根據政策執行的責任主體的角色和利益進行的，因而在政策執行對象看來非常復雜的政策執行效果被簡化為簡單的物化指標，其豐富的內容被“抽象”掉了，容易發生變異。從實踐來看，屬于社會政策范疇的養老保險政策的執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涉及到多個利益主體，這些主體無法按照“單中心”秩序的要求行事。必然存在著沖突。因此，出于減少社會成本的考慮，需要喚醒和維持這些行動主體的合作意識，促使這些主體圍繞社會政策的執行自我組織起來，通過積極參與降低社會成本。相比之下，將“多中心”模式用于分析社會政策不僅具有思維上的優勢，而且具有現實的經濟基礎。從經濟基礎來看，信息不對稱問題和委托一成本極大地提高了“單中心”模式的社會政策執行成本，而且，公民對包括養老保險在內的社會政策的需求并不是固定的和一致的，因此，單靠某個政策執行主體的努力無法滿足復雜的社會政策需求，即使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所以，賦予相關主體以自和參與權，反而能夠發揮各個主體比較優勢，從而以更低的社會成本執行社會政策。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可以發現，以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為代表的社會政策具有“多中心”特性：一是社會政策的執行涉及到多個行為主體，以廣州市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為例，涉及到市、區／縣級市、鎮／街三級政府或機構，行政村這一自治組織，以及村民共5個行為主體，每一個行為主體的意愿和能力都會影響政策執行的效果；二是交易成本高，由于以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為例的社會政策涉及多個行為主體，無法采取強制性的行政措施，因為如果采取行政措施會削弱社會政策執行的效果，增加社會政策執行的社會成本。因此，以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為代表的社會政策實際上適用于“多中心”的政策執行模式，因為政策實踐領域的不同從根本上決定了政策執行模式的適用性，這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筆者認為，社會政策的“多中心”特性提醒我們需要進一步引入兩個主題：一是分析政策執行主體行為的工具，二是整體上的思維模式。
(二)理解社會政策執行主體行為的“意愿一能力”分析框架
理性選擇理論認為，決定一個組織或個體行為的兩個基本變量是行為能力和行為意愿，簡稱為“意愿一能力”。從思維模式來看，這是一個非常簡便的分析框架，但從操作層面來看，這是一個難以操作化的分析框架。由于學術界對于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分析對象是政府，因此，在剖析這一分析框架時。我們有必要在社會政策的語境下對其內涵進行界定。相對于能力而言，測度一個組織或個體的意愿更為復雜。原因在于能力更多地是一種“可能性”，我們容易對其進行操作化，至少可以找到替代性測量指標，但是對于意愿而言，我們需要排除很多表象因素來把握行動主體的內心動機，因此，通過進行各種比較來測度意愿往往是一個比較現實的選擇。在比較政治學的話語體系中，阿爾蒙德等學者對政府能力進行了具體化理解，認為政府能力是指設立行政部門和政府行政結構，并使它們擁有制定和執行政策、 特別是維護公共秩序和維護合法性的能力。
由于影響農村養老保險政策執行效果的因素是復雜的，涉及到多個行為主體，而且，多個行為主體之間的行為不是孤立和靜止的，而是相互影響的，它們之間的影響關系并不是線性的。因此，孤立地、靜止地運用“意愿一能力”這一分析框架分析單一行為主體的政策行為需要冒很大的風險以及具備嚴格的約束條件。例如，我們需要把其他行為主體的行為變化給所要分析的行為主體帶來的影響作控制處理，于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悖論就出現了：如果不考慮其他主體行為帶來的影響，分析結果肯定不客觀、不準確；如果控制其他行為主體的行為變化給所要分析的主體帶來的影響，往往又不具有現實性。因此，從定量分析的標準來看，“意愿一能力”這一分析框架又是一個非常粗糙的分析框架，因為它屏蔽了許多變量，以犧牲分析結果的嚴謹性和誤差的擴大換取到了分析過程的簡便。更為重要的是，“意愿一能力”這一分析框架比較適用于“單中心”的情境，即圍繞分析能夠決定政策執行效果的單個行為主體的政策行為來解釋和預測政策執行的過程和效果。
由于我們需要研究的問題涉及到多個行為主體，因此，我們需要考慮每一個行為主體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對社會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及其程度。因為簡單地運用“意愿一能力”這一分析框架與“單中心”的特性更為匹配，而社會政策具有“多中心”的特性，決定了我們需要整合“意愿一能力”這一分析框架與合作治理理論。
(三)合作治理理論的引入
學術界認為，合作治理就是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等多個行為主體相互合作、分享治理機會、共同處理公共事務以實現公共利益的過程。合作治理的價值預設和實踐機理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行動主體的多元化，政府并非單一的治理主體；第二，關系的依賴性，各個治理主體處于一個相互依賴的環境，沒有哪個主體擁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可以獨自處理公共事務；第三，行動的自組織化，相對于政府的實質理性和市場的程序理性而言，合作治理的行動機制是以第三種類型的理性――反思的理性為基礎，在談判和反思的過程中設置目標，借助談判和協商達成共識、建立互信、實現合作，在“正和博弈”中求得共贏；第四，結構的網絡化，在合作治理中，多元化的治理主體面對共同的問題，依靠彼此的優勢和資源，通過對話樹立共同目標，增進理解和相互信任，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采取集體行動，從而最終建立一種共同承擔風險和責任的治理網絡。
但是，合作治理理論面臨著來自實踐的巨大挑戰。首先，在公民還具備“理性”人特性的情況下，“搭便車”現象事實上是無法避免的；其次，完全平等的主體通過自覺而達成協議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它難以在有限的時間內處理不確定的公共事務。因此，需要形成和維持一個公共權威。實際上，一些公共物品的供給并不是完全在“社區”內部生產的，即許多任務的“完整性”非常差，單個治理主體無法完全把握公共產品的全部生產過程和效果，而是需要與其他主體開展合作，因此，這是一種全新層次的合作治理模式，也是本文理論建構的目標。
通過綜合分析和比較上述三種理論，筆者認為單憑哪一種理論都不能完全解釋社會政策的執行過程和效果，任何一種理論都不具有完全的適用性，如果不考慮理論的適用環境而盲目地運用某一種理論都會給公共利益帶來損失。筆者認為，除了在靜態環境下的替代情況中存在著適用合作治理理論的機會，在涉及多個主體共同提供公共產品的“生產線”上同樣存在著適用合作治理理論的機會，這一假設將在下文加以檢驗。
(四)研究假設
本文力圖構建的“社會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合作治理理論”的研究哲學是實證分析，即在把握上述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基于對實踐的觀察和歸納構建出理論，以解釋社會政策執行的效果。在廣州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的執行過程中，納入本文研究視野的是縣級市政府、鎮／街、行政村和居民四個層次的行動主體。其中，縣級市政府包括其所屬的專項工作部門，鎮／街一級行政組織也安排了專項工作部門執行這一社會政策，行政村則主要由村委會主任和專干負責執行這一社會政策，居民是分散的治理主體。基于對廣州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實踐考察和相關理論的評估，本文提出的核心研究假設是：治理主體的意愿和能力會對政策執行的效果產生顯著的影響。本文的兩個次研究假設是：第一，治理主體的“能力”對政策效果的影響要大于“意愿”的影響；第二，行政村和村民對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更為突出。
三、研究設計
本文采取的是多案例研究方法，數據的類型是定性和定量數據的結合。具體的數據收集方法是，通過對多案例中的政策執行的行為主體進行結構式深入訪談獲取定性數據，通過分析相關文件、報告和報表獲取定量數據。訪談的結構圍繞行為主體參與執行廣州市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展開，通過將訪談對象的話語內容進行對比分析和交叉驗證可以保證本文的效度和信度。鑒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廣州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執行效果，廣州市有7個區／縣級市(白云、蘿崗、南沙、番禺、花都、增城和從化)還有農村建制，基于對規模效應的考慮，筆者選取了增城和從化兩個縣級市的5個鎮／街作為調研對象，原因是這兩個縣級市的農村人口多，有利于開展集中調研。其中，在增城調研了4個鎮／街，這4個鎮，街的經濟條件有較大差別，政策執行的效果也有較大差別；在從化調研了1個鎮，作為增城的參照組，這個鎮的經濟處于從化市的中等水平，由于調研比較充分，可較好地反映從化的整體情況。在行政村一級，本文選擇的樣本有9個，分別隸屬于上述5個鎮／街。
從2009年11月至12月，筆者開展了深入訪談和數據收集工作。深入訪談的對象是2個縣級市的農村保險辦公室的負責人和專干，5個鎮(街)的分管農村養老保險政策執行工作的領導和專項工作機構的工作人員，9個行政村的村委會9位主任和10位專干，以及部分居民代表。本文的因變量是作為研究樣本的2個縣級市的5個鎮(街)的9個行政村推行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政策效果，這里的政策效果指的是完成覆蓋進度的比率。自變量是5個鎮(街)和9個行政村及其村民三個治理主體的“意愿”和“能力”，共計6個變量。因變量的取值是實際完成覆蓋任務的百分比，覆蓋任務是指覆蓋適齡群體的百分比。例如，在2009年，廣州市要求完成的任務是覆蓋25％的適齡群體，假如某個行政村在2009年完成的覆蓋任務是25％，則表明其覆蓋任務的完成率是100％，而100％的完成率則取值為10。關于因變量的編碼處理結果是，9個行政村2009年覆蓋任務的完成率(政策執行效果)的最大值是10，最小值是2.5，這表明兩個行政村的覆蓋任務完成率分別是100％和25％。自變量的取值則是根據筆者在深入訪談中的感知進行判斷，采取的計分方法是1-5級里克特量表，為正向賦值方法，1代表最弱，5代表最強。例如，在能力方面，通過測量行政村的財力、人力和辦公設施對其能力進行賦值；在意愿方面，通過觀察、了解和比較行政村的村委會主任和專干的工作方式和認識對其意愿進行賦值。描述性分析的結 果報告見表1。
四、假設檢驗、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假設檢驗和研究結論
1、相關分析。本文運用的是Spss統計分析軟件，進行相關分析的目的是檢驗本文的核心研究假設和次一級研究假設，具體方法是以因變量作為基準，將自變量與因變量進行相關分析。考慮到2個縣級市的“意愿”差別不大，因此就排除了縣級市的“意愿”和“能力”這2個變量。分析結果見表2。
通過觀察相關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行政村的“能力”和居民的“能力”與政策執行的效果之間具有正的相關性，而且，居民的“能力”相對于村的“能力”而言，其相關程度更高，影響更為顯著。總體來看，各個變量與政策執行的效果之間均呈正相關關系。雖然有的相關關系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是考慮到樣本的數量少于30個，因此，筆者對于顯著性可以不作硬性要求。與常識和假設不一致的是，鎮／街的“意愿”與執行效果呈負相關，筆者的理解是，鎮的作用相對于其他政策執行主體對政策執行的影響比較弱。
2、回歸分析。進行回歸分析的目的是在相關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界定影響廣州農村養老保險政策執行效果的因素。回歸分析的結果如下：回歸方程的R方的值是0.564，比較理想：ANONA值是0.020，同樣比較理想；借助逐步回歸法構建的模型的系數報告見表3。
通過觀察模型的系數可以發現，只有居民的“能力”這一個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另外。行政村的“能力”這一變量的B值是.484，Sig值是.060。考慮到在樣本數量非常小的情況下，綜合觀察定量分析結果可以認為本文的研究假設基本上得到了證實，即多個治理主體的“意愿”和“能力”與政策執行效果是相關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越是靠近政策執行效果的治理主體，其重要性越是明顯；相比較于治理主體的“能力”及執行效果的相關程度更突出。
(二)政策建議
首先，需要進一步強化各個治理主體的合作治理。需要從國家治理的宏觀層面來審視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執行問題，因為國家的治理重心正在轉移到構建和諧社會方面。縣級市的合作貢獻是把握好政策執行的進度，設計合理的配套標準和政策標準，為基層治理主體提供政策資源。鎮／街的貢獻是提供配套的政策資源，激勵好行政村干部，強化居民的“意愿”，做好政策執行過程的管理。行政村的貢獻是強化居民的“意愿”，選擇合理的政策標準，提供合理的政策配套。居民的貢獻是表達對政策的接受和評價，反映政策的執行效果。
公共政策的概念首先強調其是以政府部門為主的公共機構, 在一定時間內為某些特定目標的實現, 通過政策所產生的效應及成本比較, 對社會行為進行約束而進行的選擇性制度安排。因此, 從定義來分析, 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效果驗證應當以成本社會承擔水平為準。
二、公共政策缺陷經濟學分析的原因
(一) 從公共政策理論上分析:必須
任何公共政策的實施都涉及公共利益的調整和分配, 必須面對利益的選擇問題, 利益之間的權衡是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公共政策的機制通常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因此, 每一個公共政策, 政府都必須從經濟維度分析, 權衡各方面的利益。
(二) 從公共政策實踐上分析:可行
公共產品理論和經濟學中的公共選擇理論已經被引入到政治領域, 用于規范政府公共政策行為。公共選擇理論認為, 政治家也應該追求利潤最大化, 但不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 而是選票數量的最大化。合理的政府政策行為的選擇取決于選民投票決定什么公共物品生產, 有多少公共物品生產, 以及如何生產公共物品。以上選擇的過程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政治博弈過程, 因此, 政治活動是經濟的集中體現.由于經濟學的分析在政治領域上得到成功運用, 所以, 由此及彼, 也可以用它來分析公共政策中的其他政策, 比如:教育政策, 科技政策、衛生政策等。
(三) 從公共政策研究方法上分析:適合
經過長時間的發展, 經濟學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 事實上, 經濟分析和政策分析往往緊密聯系在一起, 很難將兩者分開, 研究方法的經濟學是也適用于公共政策分析。
(四) 從公共政策發展上分析:需要
實際上, 經濟學家參與公共政策的程度和范圍, 與所有其他社會科學家相比, 程度更深, 范圍更廣。許多經濟學家成為我們的政府顧問。為了使所有團體都能盡量接受現行政策, 促進社會整體穩定, 政府在制訂和推行公共政策時, 應考慮政策對不同群體的不同影響。建立合理科學的政策體系, 權衡總體與部分之間的關系。加強監督, 嚴格管理政府。降低參與成本, 使社會團體能夠參與政策制定, 并能影響政策結果。實現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加快從發展型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擴大公民對社會治理的參與。
公共政策執行偏誤的主要表現作為政治系統輸出的主要內容。公共政策其核心就是一類權威性的價值分配方式。但是, 公共政策在實際落實之前僅僅是一個抽象化的分配方式, 其實際的效果需要通過實踐的檢驗才可以得知, 無論是哪種公共政策都必須經過具體的執行才可以完成預期的目標。但是因為受到不同因素的干擾, 使得政策往往無法真正的發揮出其預期的效果。
三、公共政策缺陷的經濟學分析
(一) 均衡利益
供求分析顯示, 政府的意愿會出現與之截然相反的結果。有效地展現出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往往是處理經濟問題的好方法。在政府面對不同利益團體時, 需要秉承著公平的態度去調節利益平衡。首先, 實力較強的利益集團會給予一定的壓力并進行游說, 讓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受到一定的影響。同時, 背景強大的利益集團還會損害其余團體的利益, 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 最終對社會秩序帶來不利的影響。其次, 弱勢群體一直處于不利地位, 他們的利益訴求要引起政府的更高關注。對決策者而言, 政府應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綜合考慮經濟、文化、社會等要素, 最終確定出一個最為合理的政策。在政策擬定以及落實過程中, 極易出現不同群體利益沖突的問題, 而對群體利益平衡有益的政策, 并不代表社會也能夠受益。所以政府在制定一系列政策之前, 首先要了解政策可能會對各類群體帶來的影響, 確保各個群體都能夠有效地接受, 以促進整體穩定社會。
公共政策執行在公共政策實施的整個生命歷程中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但是在政府實際的落實過程中, 因為各類因素的干擾, 時常讓其執行產生偏差, 最終不能達成預期的目標。在各類政策的執行過程中, 出現偏差的情況是十分常見的。因為體制轉軌以及經濟轉型等方面的因素影響, 目前我國在這個方面表現出的問題尤為突出。而這種偏誤情況的出現不但會直接影響問題的處理, 使得預期的目標無法達成, 同時還會對政府的社會影響力和民眾認可度帶來不利影響。在如今國內的改革步入到重要時期以及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 研究怎樣更好的避免公共政策執行偏誤的問題, 無疑是極具理論以及現實價值的一項工作, 對改進和完善國內公共政策執行效果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綜合協調
成本效益分析表明, 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存在最優, 但它可以依據現狀選擇更滿意的政策, 即符合滿意原則。一般而言, 要有效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 就必須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權力、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地方政府具體政策的制定條件。建立科學合理的政策體系, 實現地方與全球的關系。加強監督, 嚴格管理政府。降低參與成本, 使社會團體能夠參與政策制定, 并能影響政策結果。在政策設計上, 要刻意約束強勢群體, 為弱勢群體的政策參與創造條件。我們經常聽取市民的意見, 了解民意, 貼近公眾, 盡量響應社會的需要, 力爭實現政府的角色的快速過渡。從發展型到服務型政府。一方面, 政府應該是社會利益的調節者, 另一方面, 以服務公民為中心, 在社會治理中擴大公民的參與程度。唯有時刻圍繞這兩個主題, 政府才能真正受到限制、有效力、依法治國, 擔負起責任。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 公共政策的缺陷也應從動態的角度加以考慮。政策制定是追求效率, 低效政策沒有制定和實施的必要性, 運用經濟分析方法來彌補公共政策研究和實施不足, 構建和諧社會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 均衡博弈的雙方
在博弈論的基礎上, 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的過程中, 政府應注重長遠的視角, 而不是從短期視角出發, 通過將游戲規則設為長期的多次交易, 雙方就不會出現囚徒困境這就表明, 動態博弈能夠有效地避免信息不對稱問題, 特別是在重復動態博弈過程中, 雙方能彼此了解, 從一無所知到互相熟悉, 博弈中彼此防范的模式, 如今已經不再是最佳狀態, 對需要政府介入的事務, 則要擬定出對應的公共政策;而無需政府介入的事務, 則要有效的展現出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 此時可以參照發達國家的一些成功經驗。如政府的社會職能可以轉交給社會中的第三方機構負責, 政府制定出具體的事務內容, 社會組織可以提供, 政府提供財政支持和合同。隨著社會組織完成計劃任務, 政府的財政資金可以完全分配, 社會組織不能履行合同規定的任務, 在長期缺席和越位的政府職能領域, 新以公共管理思想為參考, 重新界定相關政策, 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 博弈各方在做出自己的最優策略選擇時, 不僅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還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對方的利益, 這樣組合的最佳策略就是所謂的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 簡稱子博弈完美均衡。
四、結論
在我國公共政策領域, 制度缺位十分嚴重, 越來越多的公共政策制定者開始認識到我國需要培育相應的政策體系和制度環境, 建立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和制度。它可以彌補公共部分的無知, 協調基本價值, 保證行為規范。公共政策的制定與修改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 公共政策的缺陷也要從動態的角度考慮政策的制定是追求效益的, 無效益的政策就沒有制定和執行的必要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彌補公共政策研究和執行的不足, 對構建和諧社會也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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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共政策學者斯圖亞持·尼古認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據政策與目標之間的關系，在各種備選的公共政策中確定何種政策將最有效地實現一套既定目標的過程。這一分析過程，是政府“政策主張的先決條件”，亦即政府決策、主張及其實施的前提，從而決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質。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發展；是指既實現人類經濟發展的目標，又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并促進人與環境和諧地發展。筆者認為，盡管不是每個具體而微的政策問題都與可持續發展問題有關，但至少從宏觀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必須遵循“公共”原則，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公共”原則的內涵
我國臺灣學者張世賢、陳恒均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來“處理或解決公共問題或公共目標”的。日本學者藥師寺泰藏也認為，公共政策就是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見，“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質屬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則，才能真正體現這一本質屬性。這里所謂“公共”原則，一是指政策問題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公共利益的實現為原則。公共利益是一個結構復雜的系統。各利益主體間的此得彼失，影響著公共利益的實現，甚至影響著正常的社會秩序。因此，政府作為“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機構”，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權力、承擔公共責任、解決公共問題的過程中，必須謀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領域侵犯私權，或為少數人甚至政府自己謀取私利。“公共”原則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實現問題為綱領性的政策問題進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決策能夠更有效地約束、引導各社會主體，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領域內以其秩序化的活動增進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為現實和未來的各社會主體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標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代際目標的實現為原則。從一個歷史過程來看，“公共”原則要求，通過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決策得以把政府的行為目標，規范、約束在既立足當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確保未來人可發展的基本條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體現政府行為在代際之間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執于當代的自私性、狹隘性。“發展才是硬道理”。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有當代和未來連續、不間斷的發展，即持續發展，才能真正確保全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這種代內和代際的持續發展，是當代人和未來人公共利益的根本體現。因此，從另一角度也同樣可以說，以代際目標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樣是在公共利益實現意義上的“公共”原則的體現。
三是指政策問題范圍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整個發展系統全面、協調的發展為原則。根據前面的結論，持續發展問題也應該是當代政府綱領性的政策問題。持續發展是整個發展系統內各因素的全面、協調發展。目前，全球范圍內形成的威脅著持續發展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人口劇增、生態破壞等嚴峻問題，正是由于當代政府違背“公共”原則，默許甚至鼓勵人們對公共資源“各取所需”式的無節制開采與利用，才造成了發展系統內部各因素之間，尤其是人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關系的失調，使符合持續發展需要的公共資源的供給呈現出間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斷。因此，從政策問題認定的范圍來看，“公共”原則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約持續發展的問題，包括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從當代人到未來人的各種有關發展問題的有序而系統的解決，既尊重人類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當代人的利益，又著重作為利益主體目前尚還缺位的未來人的利益。
還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則，實際上已內在地與持續發展問題聯系在一起了。可持續發展既是一種持續發展的狀態，又是當代人類在發展問題上的一種價值取向。可持續發展問題與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則之間，是內在相連的。可持續發展理應成為人們透視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則的基本角度。
二、當代公共政策分析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從可持續發展這一基本角度看，當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環節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難以真正體現公共利益要求，實現代際發展目標，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系統內各因素之間的關系，偏離甚至違背了“公共”原則。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提出的個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響著現代政府的決策理念，以致于發展為約瑟夫·雷茨自由主義的國家中立原則，認為縱使公民的所作所為為社會上絕大多數人所不贊成或違背了絕大多數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權利，國家也不得干預。美國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肯尼思·阿羅甚至專門論證了“不可能定理”，認為社會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種一致的選擇，或對事物進行一致的優劣排序；即使這里的所謂“一致”僅理解為“多數決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這樣的邏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種能夠明確定義，在現實中能夠實際起作用的公共利益。這種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強調國家中立，而不得干預所謂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個人利益的決策理念，無法使公共政策分析體現“公共”原則，必然損害公共利益，當然也影響著體現了公共利益的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過程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不少學者認為，“公共物品生產的資源配置問題不能通過經濟市場來解決，而要通過政治市場來解決”。因此，當代政府的政策分析過程，多是憑借政治市場進行博奕的過程。一方面，公共選擇理論認為，盡管政治市場在起點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終點上受“少數服從多數”的主導，表現出了“多數”強制“少數”的不平等。并且，“國家在過去被看作是大公無私的，現在則被當成參與政治活動者進行交易的市場”。因此，作為有“經濟人”特征的選民與政治家，其政治市場上的價值取向，不能不受組織良好或力量強大的利益集團的影響，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違“公共”原則的政策，把公共資源的利用導向對公共利益的破壞，或者反過來，借公共利益之名，據公共資源為非“公共”之用。另一方面，受認知能力的局限，當代政府還不具備足夠的能力，按政治市場的要求去準確地收集信息，并形成與整個社會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這就使政府與其各個部門之間難以獲得有效的溝通，形成對公共利益的共識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結果是，政府及其部門之間政出多門，難以協調發展系統內部諸因素間的矛盾，誤導出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社會主體對公共資源的無序利用，最終使發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資源而被迫中斷，無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是指“政策執行之后，政策的標的團體，所分配到的社會資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負擔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應該是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的統一，是政府維護經濟、社會發展秩序，滿足社會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權威的重要目標。它既是一種客觀狀態，又是一種主觀判斷。從倫理上講，公平是指未來各代人與當代人分享資源與環境利益的平等權利。然而，當代人的認知局限及其難免的功利主義傾向，使他們難以克服代內公平的目標偏好，很難理性、自覺地從未來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著眼于在代內和代際之間公平地分配公共資源，并使之成為其政策訴求的主要取向，謀求從當代指向未來的持續發展。
不僅如此，當代政府還面對著解決有關代內公平的公共問題的現實壓力。斯圖亞持·尼古認為，“從政治上講，增加效益也許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長意味著政府及其政策“運作得更有效或會得到更高的評價”，“而降低成本或削減項目預算”，“也許會激起人們的反對”，因為這意味著在一定效率的條件下，人們可能獲得的效益將下降。因此，當代政府為了實現公平，在“使窮人的境況好起來，而不使富人的境況壞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當它們提高最小人群組的福利時，才應該被采納執行”。可見，人們要求公共政策實現的代內公平目標，不是靠清教徒式的節儉，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資源利用量的不斷增加，來最大限度地提高社會平均效益，并擴大其在窮人當中的得益面與得益程度的。
顯然，嚴峻的問題是：公共政策分析的這種公平目標，存在著嚴重的結構缺陷。它忽視了代際公平而偏于代內公平；并且，在代內公平的現實壓力下，難以對超越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盲目追求當代人的利益要求進行有效限制，將斷送未來人發展的條件，使經濟、社會的發展呈現出間隙性。從人類歷史的動態過程來看，與其說當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標的結構缺陷，不如說由于嚴重違背了“公共”原則，才使政府的職能范圍超出了其廣義的公共領域，使人類（包括本來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滿足了當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約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國內外學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論模型概括為多種決策模型。其中一些決策模型的固有局限，決定了相應公共政策偏離“公共”原則的傾向。國內也有相關著作對這些決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評。最典型的，一是團體決策模型的局限。該模型認為，作為政治過程產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團體間斗爭的產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團體的利益。隨著各利益團體力量和影響的消長，公共政策將變得有利于其影響增加的那些利益團體的利益。這就清楚地表明：該決策模型下產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團體的利益，而不是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盡管在實際決策過程中，無論哪一個利益團體，在法理上，還是能力上，都無法取代政府的主導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響力最大的利益團體的政策要求，但是，這種模型無視公共利益要求的傾向，無疑將是對政府及其政策背離“公共”原則的某種認可。二是精英決策模型的局限。該模型認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統治權的精英人物決定，并由行政官員和行政機關付諸實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階層的偏好、利益和價值選擇。很明顯，雖然該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議制民主下各國決策實際可能的情形，然而，與團體決策模型相比，該模型更多地強調了居社會少數的精英階層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離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則，漠視了公眾的公共利益。總之，這些局限，將不同程度地帶來了公共政策分析對“公共”原則的偏離，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對人與公共資源間關系的協調能力，難以實現對公共資源掠奪性利用的控制，破壞了可持續發展賴以實現的條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應如何體現“公共”原則
公共政策從本質上是導向未來的。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體現“公共”原則，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當代，又面向未來；既面向人類自己，又兼顧資源、生態、環境，維護人（包括當代人和未來人）與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內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續實現與尊重，進而使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可靠保障。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須反映“公共”原則
人類的活動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絕對自由的。為了保護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決策中，必須徹底拋棄視人類為自然界的中心的陳！日理念，形成以保護自然并協調其與人類的關系為主要內容的新理念，進而“建立一個以自然持續發展為基礎、經濟持續發展為任務、社會持續發展為目的”的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新的發展觀。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則，一方面，就是以新的倫理道德和價值標準，把人類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為人類生態體系總體利益中利益主體的一方，使其權利不被侵犯的范圍內，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類隨意盤剝和利用的對象，而看作是人類生命和價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當代政府必須將其關注的公共領域進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個變化，無論是否人類活動所致，無論是否對人類有直接利害，都成為公共問題而進人政府的視野，進而進人政策議程。只有這樣，才能在更廣的范圍內，從根本上協調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系統，確保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體必須遵循“公共”原則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體。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能否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系統內各因素、各環節的利益要求，包括資源、生態、環境作為利益主體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則，既影響著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們對資源的種種不合理占用，進而使政府面臨著能否遵循“公共”原則，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協調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重大壓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學家葉海卡·德羅爾所說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羅爾認為，在決策主體處于“重大的兩難境地”時，應盡量“將這些政策堅持若干年”，“因為對大多數逆境來說，沒有持續和連貫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這就提示人們，著眼于人與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長遠（包括本來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體理應在各種干擾面前“不為所動”，在人與自然組成的公共領域內，堅持“公共”原則，不徇政府私利，力戒價值偏好，協調整個發展系統內各利益主體的利益。否則，可持續發展將難以實現。
需要進一步指出，由于長期以來工業的盲目增長，已經導致了全球范圍內可持續發展的發展系統的失調。如若美國學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說“政府的任務是服務和增進公共利益”，并且這種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連續不斷的為人們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話，那么，當代各國政府作為決策主體，就應該遵循全球范圍內的“公共”原則，加強國際合作，解決全球性的環境污染、生態惡化、人口膨脹等公共問題，在可持續發展的條件下使全人類“可持續”地享受其應得的公益。可以認為，把利益的可持續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屬性，是安德森有關公共決策問題的深刻見解，他實際上已經把公共利益與可持續發展問題內在地聯系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續發展，就會如德羅爾所說的，將“減少了各個國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國政府作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體，甚至不能因本國的價值偏好而違背全球范圍內的“公共”原則，損害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條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必須體現“立體”要求
關鍵詞：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哲學方法
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統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哲學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些哲學方法的應用保障著公共政策的科學性。
一、矛盾分析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我們分析事物最根本的方法，在整個唯物辯證法方法論體系中居主導地位。它是所有學科都應該重視的分析方法，也是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爭性相統一的辯證方法。所謂矛盾就是既對立又統一，矛盾的對立屬性即其斗爭性，矛盾的統一屬性即其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對的，而斗爭性是絕對的。同一性是包含著差別和對立的具體的同一，而斗爭性則寓于同一性之中，兩者相互聯結，不可分離。第二，矛盾分析法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個性相結合的分析方法。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點，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發展過程和發展階段各有不同的特點，構成事物的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個性。矛盾的共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矛盾的個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個性的統一，共性寓于個性之中，沒有離開個性的共性，也沒有離開共性的個性。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絕對和相對的道理是關于矛盾問題的精髓，是理解矛盾學說的關鍵。第三，矛盾分析法是“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分析方法。堅持“兩點論”，就是在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視次要矛盾；在認識某一矛盾時，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視矛盾的次要方面，以避免“一點論”。堅持“重點論”，就是在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要著重地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時，要著重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避免主次不分的“均衡論”。“兩點論”和“重點論”是互相包含的，是內在統一的。任何公共政策問題的產生都根源于矛盾，任何公共政策也都是為了解決矛盾。從政策哲學的研究對象來看，公共政策理論和公共政策實踐矛盾的解決離不開矛盾分析法。從公共政策的本質來看，公共政策一定是國家公共權力運行的具體體現，是政府實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徑，是政府維護公眾利益的主要手段。國家在運行公共權力時，如何做到兼顧不同利益群體、不同矛盾雙方的利益需要是政府面臨的重要抉擇，將矛盾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分析中，有助于平衡矛盾雙方的利益，使其盡可能達到一種和諧狀態。從公共政策的特征來看，政治性和公共性、穩定性和變動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強制性和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矛盾性特征。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當政治系統中占據統治地位的階級、政黨以及貫徹統治階級意志的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利益與它們所代表的社會公眾的利益一致時，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能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但當它們的利益不相一致甚至發生沖突時，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會相互矛盾。穩定性和變動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強制性和合法性也都是這種矛盾關系。再從公共政策的功能來看，公共政策對社會的存在、運行和發展有著導向功能、協調功能、控制功能和分配功能。一般常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是平衡協調發展的，但當社會發展中出現不平衡不協調，比如在分配上出現貧富差距懸殊甚至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沒有正確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時，就不可避免地引發利益各方的沖突和矛盾。可見，公共政策領域到處充斥著矛盾。在這些矛盾的解決過程中，矛盾分析法大有用武之地。
二、利益分析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所謂利益，就是在受生產力發展制約的一定的經濟關系中，人們為實現自身需要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利益是由需要轉化而來的。由于需要的多樣性，人們之間必然形成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多層次利益關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絕對性和相對性、競爭性和協調性、獨立性和依賴性的統一是利益的特征。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區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的區分，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區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區分，正當利益和不正當利益、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的區分是利益的構成，是利益矛盾的具體表現。利益分析法就是通過分析人們的利益及其相互關系，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方法。利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一種基本方法。首先，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角度看，公共政策是對社會的價值所作的權威性分配。也就是說，公共政策是政府從自身利益和公眾利益出發進行的具體管理，是以政府為主的各種利益個體和群體參與的管理活動，利益分配是公共政策活動的核心。在利益分配中必須正確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第二，從公共政策的類型角度看，分配政策是對社會上各種利益集團內部利益劃分作出規范；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制定和實施的對社會各集團的種種利益進行平衡和協調的規范；規制政策一是規范政府行為，二是劃分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自律政策即自我限制的政策，是指政府規定了某些行為規范供集團在行動時對行為進行選擇。第三，從公共政策的功能角度看，政府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將社會公共資源正確有效地在它所服務的公眾中加以分配，而其關鍵是要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公共政策中利用利益分析法，就是要權衡公共政策利弊得失，正確處理各種利益關系，使各方面的利益能夠協調、全面發展，廣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推動社會健康向前發展。
三、系統分析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所謂系統分析法就是在研究中把研究對象視為一個系統，在若干選定的原則和準則下，通過對系統內各要素、結構和關系的考察，利用定量的方法提供允許和可用的數據，借以制定可行方案并推斷各種可能結果，以期尋求對系統狀態整體效益最大的方法。系統分析法之所以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得到廣泛應用，是由公共政策分析過程本身的系統性所決定。我們可以把公共政策活動視為一個由政策活動的外部生態和內部生態所組成的復雜大系統。公共政策活動的外部生態有歷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等環境因素，也有全球的、區域的、一國整體的、地區的等層次因素，它們構成公共政策活動的具體情境事實體系。政策行動主體、政策公共財政資源、政策信息資源、政策價值取向、政策工具選擇等則構成公共政策的內部生態系統。公共政策活動是其外部生態和內部生態通過互動實現相互適應和改造的過程。公共政策活動的外部生態既制約著內部生態，同時又為其運行提供了現實條件，公共政策活動的內部生態的變化，又改變著外部生態的狀況。正是通過這種外部生態和內部生態間的互動，具體公共政策活動的功能才能得到實現。對公共政策系統的分析可從兩個角度進行。從靜態結構角度看，公共政策系統由公共政策的環境超系統與資源系統、公共政策的主體系統與客體系統、公共政策的組織系統與體制系統、公共政策的咨詢系統與信息系統所組成的復雜大系統。而從動態運行過程角度看，具體的公共政策是一個處在自身系統和環境超系統交互作用下，由政策主客體的活動構成的、處在變動中的動態過程。公共政策動態演進的動力源自其內部矛盾的展開，一類是公共政策系統與其環境超系統之間的矛盾，另一類是公共政策內部各因素之間的矛盾。這一演進過程呈現出變動性、互動性、彈性和流動性諸特點，這一演進過程還呈現出政策議程、政策規劃、政策執行、政策評估和政策終止等有系統關聯的若干階段。可見，系統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極富實用價值的。
四、因果分析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因果理論是對事物和現象之間因果聯系的理性概括和反映，它反映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物、現象、過程在一定條件下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前因后果，前后現象之間有必然性是因果聯系的特點。一因一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異果、異因異果、多因多果、復合因果是因果聯系復雜多樣性的表現。對事物和現象間因果關系進行分析的方法就是因果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應用因果分析法，可以幫助人們認識政策目標與政策結果之間、政策環境與政策執行之間、政策資源的配置與政策效率之間的聯系。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常用的因果分析法有詳析分析、多元回歸分析、路徑分析、結果方程模型、格蘭杰因果檢驗、實驗法和比較分析法等。多元回歸分析、路徑分析、結果方程模型屬于因果關系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政策預測和公共政策評估中被經常采用。
五、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對事物的量的規定性進行研究的一種科學方法。包括回歸分析、時間序列分析、決策分析、優化分析、投入產出分析等具體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最典型的定量分析法就是福利經濟學所主張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政府以市場方式制定政策從而達到資源再分配目標的一個基本技術，被稱之為試圖用經濟方法取代市場討價還價的價格確定方式，使政策抉擇達到帕雷托最優。帕雷托最優就是采取任何一個行動，都至少給一個人帶來好處，但卻不損害任何人。這在公共政策領域幾乎是不可能的。由帕雷托最優的困境產生了卡爾多-希克斯標準的福利經濟學：政策選擇要使凈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說，一項政策即使使某些人受損，但如果總福利大于損失，這項政策就應該被采納。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具體方法有凈現值法、現值指數法、內含報酬法等。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評估中常用的定量方法。趨勢分析法、指數平滑法、回歸分析法則是公共政策預測中常用的定量方法。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礎。定性分析法是對事物的質的規定性進行研究的一種科學方法。包括歸納分析法，演繹分析法，比較分析法，結構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在公共政策領域，確認政策問題產生的原因要借助于因果分析法，對政策問題的實證分析要借助于歸納分析法和演繹分析法，對政策問題的內部結構進行分析要借助于結構分析法，對新舊政策問題的相似性進行分析要借助于比較分析法，對政策問題的性質的把握要借助于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更適用于涉及社會、政治、價值、倫理和意識形態等難于定量的問題，定量分析則更適用于經濟問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
六、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與公共政策分析
在公共政策分析中，與理性方法相關的決策模型包括完全理性決策模型、有限理性決策模型、漸進決策模型和綜合分析政策決策模型。完全理性決策模型是以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經邊沁、密爾等功利主義者發展，以及現代管理科學家的概括而形成的一種管理決策理論。完全理性決策模型認為，政策實施的結果就是使社會效益最大化。完全理性決策模型的限定條件是非常苛刻的，它要求決策過程中必須把決策行為視為具有一致價值判斷的整體行為而非個體或群體行為。決策者有絕對的理性，具備完備的知識和信息，能窮盡所有備選方案并預測到所有結果。決策目標單一、明確和絕對。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具備一以貫之的價值偏好。決策過程中不考慮時間和其它政策資源的消耗。這些近乎完備的條件成為完全理性決策模型在實踐中無法使用的原因。西蒙對完全理性決策模型進行了批判，指出了其局限性，提出了有實際應用價值的有限理性決策模型。它是依靠有限的資源和信息，通過不斷的搜索，得出滿意政策方案的決策方法。這種模型是以“令人滿意的”準則去取代完全理性所主張的“最大化”準則，所以又稱滿意決策模型。滿意決策尋求的不是最佳，而是次佳或“第二最適”。在實際決策中，有限理性決策模型重視的是可行性研究和成本與利益分析，但它更主要的是僅僅為決策者提供決策規則，這也成為其主要的缺陷。林德布洛姆在批判了理性決策的缺陷后提出了漸進決策模型。這一方法強調決策者的決策是從現行政策出發，只是對現行政策的調整。但漸進決策模型只適用于既有的相對簡單的問題而不是將來要發生的復雜的問題，因而它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安全的而不是具有冒險精神的措施，這樣公共政策就變成了補救性措施而非創新性方案。德羅爾看到了理性決策模型在可行性問題上的局限和漸進決策模型的保守傾向，提出綜合決策模型，試圖將理性決策模型和漸進決策模型結合起來，并把兩者的合理性加以延伸和綜合。他認為現實的政策訴求可能是要求社會變革的，也可能是要求社會穩定的，因此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而R.M.克朗則認為應該把理性分析的科學和超理性分析的藝術結合起來[1]。克朗認為，超理性分析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判斷、直覺、創造力、靈感、隱含的知識、信仰、洞察力、意志、超感交流和預見能力等。德熱認為，超理性因素主要包括判斷力的應用、創造性的發現、頭腦風暴法和其它一些決策方法[2]。可見，超理性分析以主觀判斷為主，而這種主觀判斷應當建立在充足知識和豐富經驗的基礎之上。超理性不是非理性，非理性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備基礎之上的主觀判斷。因此，超理性分析可以定義為在充足知識和豐富經驗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主觀判斷，也即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礎上的定性分析。當一個公共政策問題包含社會、政治、組織、意識形態、倫理道德因素時，理性方法就難以解決問題，就必須采用超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主要有：問題的主觀識別方法、趨勢的直覺預測方法、方案的靈感激發方法、決策的經驗判斷方法、結果的模糊評估方法。超理性分析受主觀因素的影響特別大，為防止其可能導致的片面或極端情況的出現，應遵循以下基本要求：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礎之上；決策者具有足夠的經驗積累；政策過程能夠排除明顯的錯誤和缺陷；綜合各種信息進行深入的分析；要考慮環境因素的變化。超理性分析方法特別適用于多元政策目標的分析，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有利于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決策過程和政策特點。總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著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統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若干哲學方法，它們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補充的。比如，在進行利益分析的同時也必然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在進行系統分析的同時也必然進行矛盾分析，而超理性分析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礎上的定性分析。因此，它們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方法論體系，這些哲學方法對保證公共政策的科學性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者:周建民 單位:蘇州市職業大學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