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0 18: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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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人們內心的自覺認同才是制度能夠得以發揮作用的根本原因所在。制度文明的演進實質上就是進步的制度體系不斷走向完善、制度的運行逐步向成熟、合理的狀態邁進，“一般而論，制度運轉成熟的特點，在于社會每個人都認為制度合乎程序運行的任何結果都不能用非程序的方法來解決，而只能靠這套程序本身……制度趨向成熟，就在于這種心理和認識不斷發生作用，同時社會提供了足夠的各項條件保證制度的形成和存在。”因此，制度逐步獲得人們接受和社會普遍認同的過程其實就是制度文明演進的過程。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于19世紀30年代實地考察美國后認為，這里的人們不管是民主的敵人還是民主的朋友，都在自覺不自覺地為幫助和促進民主效勞。這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主制文明在當時美國的演進情況，也說明民主的價值正在俘獲人心。也只有這樣，民主制文明的功效才能在現實實踐中得以充分展現。第二，制度形式由單一走向多元、系統。“制度的耐久性源于自我強化的性質。”為使制度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制度文明的演進同時也意味著先進制度進一步的自我強化。根據結構－功能理論，制度文明只有使自身的結構根據環境的需要發生分化:從簡單走向復雜、由單一性邁向多樣化、從不系統向系統化轉變，才能增強制度的柔韌性和靈活度，從而更好地適應制度的外在環境。一般而言，當制度置身于新的環境時，就會面臨一定的挑戰，在此情況下，制度只有在原有結構的基礎上不斷挖掘自身潛力、開發擴展出眾多的新功能，方可渡過最初嚴重的生存危機、經受住環境的嚴峻考驗。而隨著更多新功能被開發，舊有的制度結構必然會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進行適應性調整和改變。根據英國史學家湯因比提出的應激—挑戰模式，人類文明會呈現出循環興衰輪替的景觀，而制度文明的演進只會使自身不斷趨向成熟、合理。研究文明史的法國學者基佐經過考察歐洲的歷史發展后認為，古代的制度文明明顯地表現為單一的特點，“當我們注視那些出現在近代歐洲文明之前的文明時，不論它們是亞洲的還是其他地方的，甚至包括希臘和羅馬的文明，我們對于它們普遍具有的那種單一性不能不感到吃驚。”
在不同地方，這種單一性的表現盡管不同，但單一性的特征卻顯而易見，類型相異的文明中各種制度、設施、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維習慣在很大程度上均表現出單一性的一面。特別是在政權組織形式方面，就每一個歷史階段而言，古代社會似乎毫無例外地印證著某種同一性:或者民主政治，或者純粹的君主政治，或者神權政治，幾乎每一種政體都能在某一時期輪流占據統治地位。只是到了近代，這種單一性特征才宣告結束并開始向多元化發展，“近代歐洲給了我們一切政體、一切社會組織試驗的樣本。純粹的或混合的君主政治政體、神權政治政體、共和政體、或多或少的貴族政治政體，曾這樣同時繁榮昌盛地存在著。”“社會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只依賴某一個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約和補充的制度”，雖然在性質上舊制度是落后的，但就體系機制的完備程度而言卻是比較高的。演化發展出一套先進的制度體系是制度文明演進的題中之義，在制度體系內部各個制度之間互為條件、相互關聯、相互依存、銜接有序，這樣制度文明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整體效用。17－18世紀以前，歐洲的君主政體占據絕對優勢，世襲制與君主制相伴而生。隨著時代的進步，君主制逐漸走向衰朽，世襲制則強化了此種罪惡與落后。美國獨立戰爭的啟蒙思想家托馬斯•潘恩指出，世襲制的罪惡在于它因循每個君主承繼者性情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依靠偶然性的事件、沖動的情感進行統治，使生氣勃勃的大自然秩序被顛倒，“世襲繼承制是對君主政體的諷刺”，“它把君主變成一個任何兒童或都能擔任的職位，從而使君主政體顯得再荒唐可笑也沒有。”不僅這些，他還認為君主政體、世襲制所禍害的決不只是某個國家，還包括整個世界。共和制政府則站在君主政體的對立面，其設置純粹是為了關照集體和個人的公益。大革命洗禮之后，共和政體逐步取代了君主政體。正如與君主政體相伴生的是世襲制，在潘恩看來代議制也和共和政體如影隨形，“它無需同任何特定的形式相聯系，但是它卻很自然地同代議的形式結合起來，因為代議制最適合于達到國民要付出代價來支持的目標。”
他進一步指出，代議制建基于社會、文明之上，以理性、經驗和自然為指導，因而代議制增加了共和制的優勢，這種制度不僅能夠盡可能地延攬人才、創制符合理性的法律、集中全社會所需要的知識和整體利益，使政府始終保持成熟、穩定的狀態，避免知識和權力的相互脫節，而且也預防了世襲制下個體的偶然對整個國家所造成的持續性消極后果。基于此，共和制遠非君主制所能比擬。君主制為共和制所取代，世襲制為代議制所替代，已經成為近代歐洲制度文明演進的必然結果和確定不移的發展趨勢。第三，時代性特征比較顯著。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人類在特定的歷史階段都會產生認識、改造世界、社會及自身的成果，反映在調整和改善社會關系方面的成果即是制度文明。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所處的環境和任務各異，產生制度文明成果的類型也就不同。在不同歷史時期和社會發展階段，先進制度成果的誕生即意味著制度文明的演進。這些制度成果為何會在此時代、時期而沒有在彼時代、時期產生，可以說是特定時代、時期孕育的結果。由此看來，制度文明成果不可能不打上時代演化的印記。在西方古典民主時期，在奴隸制的城邦政治背景下，婦女、奴隸、外邦人被擯棄于政治生活之外，民主只為少數人所享有，因此這一時期的制度文明可以被概括為奴隸制民主文明;在神學籠罩的中世紀，盡管神權統治一切，壓抑和窒息思想進步以及社會發展的活力，但同時也正是由于宗教的保護，使古老的希臘、羅馬文化遺產得以留存，避免了由于羅馬帝國后期戰爭頻仍的破壞而導致西方文化斷裂的危險，從這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的制度成果可以稱之為神權制文明;到了中世紀后期，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神權體系日趨成為歐洲社會進步的嚴重障礙，近代制度文明的演進自然應運而生。托克維爾指出，西歐社會到了中世紀末期已經呈現出變亂紛繁的情勢:各個國家之間相互了解、交流，相互學習和模仿，但又相互觀望、倍感困惑，主要原因在于許多民族一方面對自己歷史上沉淀流傳下來富有特色的制度失去了信心，而另一方面又感到別的國家的制度與自身的制度相比并不具有多少優勢。“于是很自然地就出現一套共同制度的設想，這種制度正因為它既非本國的，也非外國的，所以能適用于無論何時何人。”這種共同制度設想的出現即預示著歐洲制度文明終將突破神權政治體系的羈絆而發生演進。作為時代產物的宗教改革運動應時而生，在形形的國度和各種非常不同的環境中，歐洲到處彌漫著制度變革的風氣。“如果我們發現，盡管運動在不同的條件下進行，而它追求的目的是一個，獲得的結果是一個，保持的特性是一個，那么很明顯，這一特性超越了條件的差異和機會的不等，它必然是這一事件的基本特性，而這一結果必然是它的基本目的。”12至16世紀，歐洲一直發生著緩慢而又不易被察覺的變化，似乎有一種力量要將整個社會引導到某種具有嶄新形式和發育成熟的階段。在這一時期，君主制逐漸代替神權制而成為制度文明演進的潮流，君主政體在歐洲不同地區紛紛建立，“君王就像一個可以安裝在許多異樣軀體上的頭顱，不同種子結出的同樣果實。”
從一定意義上說，君主制在各國的普遍建立是歐洲近代制度文明演進的起點，以后新的政體形式及各種不同進步的制度形態逐步在社會發展中演化而生，譬如共和制、分權制等，這些均反映了資本主義上升階段制度文明的演進狀況，從而也體現了這一階段制度文明的鮮明時代性。第四，思想文化領域會出現重大變革。從制度文明的構成來看，構成制度文明系統的第一要素是理念文明，它支持和規定著特定制度文明的存在和發展，反映了進步社會制度的本質意義、思想價值原則、性質規律及社會制度所規范社會關系的價值、本質和規律。理念文明是制度文明演進的前提和支撐，只有先進的理念產生后，進步的規則、機構、設備、機制等才能在其影響和指導下建立和形成。另外，也只有依賴進步的思想、理念，方可徹底摧毀舊制度的精神，盡除制度文明演進的隱形障礙。事實上社會發展往往如此，盡管某一制度因衰亡而退出了歷史舞臺，但舊制度的精神并未徹底隨之消失，往往繼續附著于新制度之上而仍舊施展各種消極影響，“同一個禍害本身會采取新的形體。精神是在輪回的;但它遠不是由于改變了自己的面貌就喪失了自己的生命原則，它在自己新的軀體中以一種青春活力的新鮮生機而新生了。當你以為你在鞭撻它的死尸或鏟平它的墳墓的時候，它卻走了出來，繼續肆虐。”所以，唯有進步的制度理念方可消除舊制度靈魂的附體。可見，理念文明的誕生是制度文明演進的前奏和序曲，理念文明的進步是制度文明演進的題中之義。在人類社會歷史上，理念文明的進步最直接地表現為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創新。此種變革創新一般情況下比較多地發生于社會的重大轉折、轉型時期，歷史發展已經反復昭示:思想文化領域內每一次重大變革的出現，往往開啟制度文明演進的序幕。經歷了漫長中世紀神學的羈絆后，起始于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在歐洲不斷擴散，由此而引發的理念轉變到處沖擊和動搖著既有陳舊知識、思想和觀點的藩籬。這樣，中世紀陳腐的神學權威逐步被新鮮的現代氣息所覆蓋，整個歐洲社會的精神領域因之發生重大改變，影響波及至政治世界，這一時期人們的政治思想特質也因文藝復興而發生重要變化，“對于當初曾有助于鞏固關于公民資格的傳統共和概念的那些價值，人們的興趣顯著地減少了。”公共領域不再受到人們的重視，而享有閑暇生活的私人領域卻備受矚目，結果導致“君主統治的日益專制的形式得到了延伸和鞏固。”繼之而起的宗教改革又一次使歐洲精神信仰領域出現重大變遷，肇端于德意志的這場思想啟蒙運動自然首先促使德意志本身在精神領域產生重大轉向，接著在政治、經濟領域和宗教意義向歐洲其他地區擴散、蔓延。“在所有發生重要作用的重大事情中，宗教改革是最重大的，是其他一切的歸宿，影響一切，也受一切的影響。”從根本上說，制度的改革或革命才是宗教改革的核心內容，“宗教改革實質上是宗教制度的改革，革命實質上是制度的革命，唯一復興實際上是政治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復興。”從某種意義上說，由于宗教改革引起了世界范圍內的重大政治變遷，直接產生的后果是“國家凌駕于教會之上的巨大權力在16世紀突然成為事實;沒人處在某個位置上來對它作出任何限制。”
“以民為本”和“以人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結合新交通法的爭論說明“以人為本”怎樣落實在制度建設中
中央提出以人為本之后，引起了人們強烈的關注。這是一種歷史進步。但在理論界和社會上也存在著這樣或那樣一些需鄭重申明-文秘站網本資料權屬文秘站網，放上鼠標按照提示查看文秘站網更多資料為本文原創網站要澄清的認識。有人認為，現在我國經濟發展水準還不是很高，提出以人為本有點為時過早；有人指出，以人為本具有人本主義的嫌疑；有人強調，以人為本就是以民為本的同義語，最好用以民為本代替以人為本。
一、什么是“以民為本”。
“以民為本”或者說“民本”思想，在不同歷史時代是有不同含義的。在封建社會中，“以民為本”即“民本”，這里的“民”是與“君”相對的，有時“民”則是與“官”相對的。封建社會開明人士所說的“以民為本”，沒有超出維護君權統治的范圍。在現代社會中，使用“以民為本”的理念，或者用“民本位”提法，是有其特定含義的。我們目前的社會主義中所說的“民”一般也是與“官”相對的。所謂“民”就是人民群眾，而“以民為本”或者“民本位”這樣的表述是要說明，在我國社會中干部要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以這樣的原則來正確處理干部與群眾的關系。這里說是“民”，并不是指全體社會成員，而是指社會成員中的“人民”這一部分人。在目前我國社會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稱之為“人民”的。一個人能不能稱之為“人民”的一分子，這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因此，就是在目前我國社會中，“以民為本”與“以人為本”這兩個提法也是有明顯區別的。
二、什么是“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中的“人”應包括：類存在意義上的人、社會群體意義上的人、具有獨立人格和個性的個人以及一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勞動者。以人為本中的“本”，主要有三層含義：第一，相對于人對人的依賴、人對物的依賴而言，它把人當作主體。在今天我國的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人的依賴和物的依賴現象。所謂人的依賴，就是人對狹隘的“人情關系”和權力意志的依賴，人喪失其獨立人格，成為依附性的人。物的依賴，就是人對金錢、物質財富和交換關系的依賴，人成為物的奴隸，成為只為物而存在的人，見物不見人。這兩種人的存在方式阻礙人的健康發展，也對社會發展產生著消極影響。社會發展的必然性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突出人的主體地位，強調人鄭重申明-本文來自文秘站網本資料權屬文秘站網，放上鼠標按照提示查看文秘站網更多資料的主體性。當然，這里的主體，既是權利的主體，又是責任的主體。第二，相對于人被邊緣化而言，它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終的本質和根據。在我國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人被邊緣化的傾向，許多人分析、思考和解決問題，缺乏人的意識、人的觀念和人的維度。其實，人是一切活動的主體和承擔者，又是一切事物的最終根據和本質。社會的發展，內在地要求明確把人理解為一切事物的根本和本質。第三，相對于把人作為手段而言，它把人作為目的。過去我們往往較多地關注人以外的世界，而對人本身的世界關注不夠，認為人總是為人之外的某種東西而存在，而不是為自己而存在。社會發展進一步要求關注人的生活世界，關注人本身的生存和發展的命運。
所謂“以人為本”的本來意義就是以人為根本，就是以人為中心，因為人是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馬克思語）。今天強調“以人為本”的理念，就是要求人們更加充分認識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保護人的生命，保障人的幸福，促進人的發展，無論是對于國家還是對于政黨來說，都是第一位的任務。“以人為本”，從其近代形成以來，本身一直包含著這樣一個實質性內容，即不能把人僅僅看作是工具，更重要的是必須把人本身看作目的。尊重人的人格尊嚴，在任何場合中，都要把人作為人來對待。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從“尊重人”這個最基本的要求做起，對于提高我國社會的文明水平具有深遠意義。
三、“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
（一）“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是反映的主體的內涵不同。“人”和“民”這兩個概念，“民”是人相對的、特殊的概念。作為一種社會主體，它是特指的，或者說“民”是整個社會中的一大部分人。而“人”是個普遍性的概念，它是指任何一個現實的、有自然生命的、從事著實際活動的個人。這就是說，“以人為本”中的“人”沒有社會身份、不分社會等級，沒有“官”“民”區別，所以，“以人為本”理念中“人”這個主體，是指任何一個人而言的，是所有的人，它比“以民為本”更具包容性，外延更寬。
（二）“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是理論基礎不同。“以人為本”是以人人平等的唯物史觀為基礎，它是唯物史觀的一種價值取向。“以民為本”是以“君權神授”思想為其理論基礎。現在提出并堅持“以人為本”從根本上擺脫了歷史局限性，對于反對特權意識、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極為重要的。
（三）“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是出發點不同。“以人為本”包含著對個人價值的尊重，它意味著對任何個人的合法權利都應給予合理的尊重；也意味著對人的活動所面臨的對象，都應注入人性化的理念。“以民為本”維持嚴格的封建等級秩序，發展“民”的群體性，限制“民”的個性的道路，并以此為“民”建立生活原則和行為規范。
下面結合結合新交通法的爭論說明“以人為本”怎樣落實在制度建設中。
今年5月1日起，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實施。連日來，全國許多城市都舉辦了豐富多彩的宣傳活動。這部法律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與民方便的原則，與每一個行人、駕駛員和家庭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它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了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對守法公民的尊重以及對交通執法人的懲戒。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確規定，“機動車行經人行橫道，應當減速行駛。遇行人通過人行橫道，應當停車讓行；機動車行經沒有交通信號的道路上，遇行人橫過道路，應當避讓。”這些規定否定了“撞了白撞”，體現了對行人的充分尊重，與國際上通行的規定一致，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同時，為了敦促行人和非機動車駕駛人更好地遵守交通法規，《道路交通安全法》大幅提高了相關處罰標準。
為體現 對生命的尊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國家實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并設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基金將用于搶救車禍中的傷者。如果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發生交通事故，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且機動車駕駛人已經采取必要處置措施的，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這些條文都充分體現了對行人和非機動車駕駛人這一交通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保護。
為了保障機動車駕駛人和乘客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高速公路行駛的汽車駕乘人必須系安全帶，否則罰款二百。守法的駕駛人將受到獎勵。一年內沒有違章，無累計積分的司機，可以延長機動車駕駛證，也就是駕照的審驗期。
這部法律對違章駕駛員的處理，也體現出了“以人為本”，駕駛員在現場的，按規定處罰，不得拖車。拖車不得向當事人收取費用。如果拖車不當造成損壞，還要依法賠償。
北京青年報在評論新交通法行人通行為先這一原則時是這樣寫的：“《安全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機動車行經人行橫道時，應當減速行駛；遇行人正在通過人行橫道，應當停車讓行。機動車行經沒有交通信號的道路時，遇有行人橫過道路，應當避讓。’這是以人為本思想的重要立法體現。對行人在人行橫道以及沒有交通信號的情況下賦予優先通行權，主要是考慮行人是道路交通的重要參與者，在我國人口眾多，城市人口高度密集，目前大多城市還是以混合交通為主的交通現狀下，行人作為弱勢群體相對于機動車來講，沒有相應的保護設備和防護措施，一旦發生事故，行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將受到巨大威脅。從立法本意的角度來講，相對于機動車的通行權，人的生命權、健康權則是更為重要的。”其實，更重要的是對生命和人格的尊重。
北京市在制定新交通法實施細則時召開了首次立法聽證會，其意義深遠，它標志著北京在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政治參與、保證立法更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方面，又上了一個新臺階。
對新交通法中大多數的規定是應該得到大家的肯定的。至于最敏感的是第76條，即有關機動車和非機動車、行人方面的規定，還是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既然這次立法堅持“以人為本”的立法宗旨，為何還有如此之大的爭議？我想，以人為本的理念是積極的，是應該提倡的，但新交通法在這方面的處罰和責任判定，令車主們牢騷滿腹。我們不應該以此來全面否定新交通法。但是，嚴格約束機動車不應該等于放任行人和非機動車，否則，交通法就真的成為機動車法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交通法的實施還應有相應的宣傳、教育相輔。
一是加強學習、教育，不斷提高各類人員的交通意識和綜合素質，特別是提高行人和非機動車人員的交通意識，加強遵守交通規則的自覺性。目前，在我國只有司機學習交通規則，而行人、非機動車均不用學習，以至于他們成為交通法盲，經常違反交規。
二是建立真正的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目前，保險公司實行“商業三者險”，即機動車有過錯才賠償，導致保險賠償矛盾重重。
論文摘要：研究性學習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探究意識、探究技能、探究氣質，有利于培養學生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加快研究性學習與高中思想政治課的整合，這也是課改的必然趨勢。
一、研究性學習與高中思想政治課整合的必要性
1、深化政治課改革使研究性學習成為一種必然
政治課的教改要有先進的教育理念作指導，學習方式應有所改變。在教學中傳統的傳承式、接受式教學方式曾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這種傳統的預成性學習方式中，是以預定的政治理論知識的傳授與習得為目的的。教師傳授以及學生的學習結果也是可預見的。這是我們現在的政治課，尤其是高中政治課教學針對性、實效性、主動性不強的原因之一。因此，以創新性學習取代維持性學習，以參與性學習取代被動式學習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研究性學習是一種以經驗為本位的探究式學習方式，學生既是學習結果的創造者，又是學習目標、內容、活動的安排者和制定者。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帶著自選的現實問題，通過自主的研究、探索活動，悟出理解知識，培養探究技能和探究氣質。可見，研究性學習具有開放性、參與性、創造性和生成性。而將這種學習方式與高中思想政治課進行整合，部分地改變目前的學習方式，無疑可以增強學習的針對性、開放性，發揮學生的主動性，激發學習的積極性，提高教學的實效性。
2、研究性學習是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有效途徑
素質教育的核心是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而研究性學習的特點有助于學生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在高中思想政治課中的培養。
首先，研究性學習的自主性有利于主體意識的培養。它鼓勵學生的自主選擇和主動探究，將學生的需要、動機和興趣置于核心地位，為其個性充分發展創造空間。學生自己選擇學習的目的、內容及方式，自己決定活動結果呈現的形式，而教師在研究性學習中是組織者、參與者和指導者。教師的作用體現在幫助學生完善其自主選擇意識，而不是代替學生選擇，這樣，有利于學生主體意識的充分培養。
其次，研究性學習的開放性和生成性有利于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研究性學習面向學生的整個生活世界，關注學生的活動過程中所產生的豐富多彩的學習體驗和個性化的創造性表現。同時，隨著活動的不斷展開，新的目標、新的主題不斷生成，學生在這個過程中興趣盎然，認識和體驗不斷加深，創造性的火花不斷迸發。
再次，研究性學習的實踐性有利于學習實踐能力的培養。
研究性學習以學生的現實生活和社會實踐為基礎挖掘課程資源。它以活動為主要開展形式、強調學生的親身經歷，要求學生積極參與到各項活動中去，在“做”、“考察”、“實驗”、“探究”“體驗’，“創作”等一系列活動中發現和解決問題，體驗和感受生活，發展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
二、研究性學習與高中思想政治課整合的策略。
1、挖掘思想政治學科教學內容，培養發現問題的意識和習慣
“問題”是研究性學習的載體，提出問題是研究性、探究性活動的首要問題。然而，許多學校在實施研究性學習過程中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許多學生要么提不出課題，要么課題太大而無法實施。實際上學科教材本身就是一個取之不盡的“問題庫”。教師通過對教材挖掘引導學生從客觀上探索教材體系，把握政治學科領域中的教學重點、難點、熱點、思想教育點，并結合現實生活實際和學生思想實際，提出研究的問題。如從“五一”、“十一’，黃金周看當地旅游業的開發;從超市興起看地方經濟的發展;中學生消費面面觀;中學生上網情況的調查與分析;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哲學視野中師生關系等等。
2、將研究性學習方式滲透到教學全過程，激活思想政治課堂教學
長期以來，思想政治課教學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死氣沉沉、枯燥乏味”，學生學習興趣不高的問題。將研究性學習引人思想政治課教學，打破傳統單一的教學模式，無疑給政治課教學注人了一股活水，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將研究性學習方式滲透到教學過程:一是改進教學過程的預習環節。指導學生進行“背景式”預習和“相關式’。預習，要求學生收集新知識的背景材料和相關內容。二是改進課堂教學。堅決摒棄教師“一言堂”，教師講學生聽被動接受知識的傳統教學方式，實行“精講多議”的教學方法。三是改進課后作業環節。可拓展課后作業的類型、增加課后作業的層次、改進作業方式，除個人獨立作業方式外，可適當組織“小組式作業”、“自由合作式作業”等。
3、加強綜合研究，循序漸進地采用多層次、多形式的實施模式
綜合性是研究工作性學習的顯著特征，因此要構建研究性學習與思想政治學科整合的教學模式，必須加強學科內綜跨學科綜合以及與生活實際綜合的研究，這也有助于適應高考考查的方式。另外，研究性學習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可以根據不同年級不同學生在生活經驗、知識、思維等方面的差異性，分別采用不同的方式。高中階段則可以采取“全研究書性學習”，讓學生自定研究目標、自擬問題、自主進行研究，教師只是“適時指導”。同一年級、同一班級的研究性學習也應有不同要求。從便于操作上看，最好是圍繞一個“大主題”，學生分成小組將大主題細分成若干子課題，最后全班進行交流。如圍繞著“人生機遇的探索”這個主課題。可分成“什么是機遇”、“人世給予教育帶來的機遇”。人世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如何正確對待人生機遇”等子課題。
三、研究性學習與高中思想政治課整合的實踐
1,創設研究情境，激發研究熱情
創設研究情境是開展研究性學習的前提，特別是思想政治課的教學內容多為抽象、理性的概括，因此創設正確合理的研究情境就更為重要。
2、加強“內聯”注意學科間的結合和滲透
鼓勵學生把在思想政治課上所學的理論知識應用于指導其他學科的學習實踐中，以此增強學生濃厚的研究興趣，調動學習的積極性、創造性，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把知識能力“整合”起來。我所教的班級幾名學生對生活中的廢棄物的開發和利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利用課余時間收集了一些有關廢棄物的開發和利用的資料，我便因勢利導，一方面讓他們去請教化學老師，另一方面引導他們查閱了大量的書籍，并利用互聯網這個廣闊的信息平臺，查詢當前一些前沿技術資料，使他們的認識逐漸深化。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他們運用唯物辯證法發展的觀點和矛盾分析法提出了從“廢棄物二垃圾”到“廢棄物=開發利用”的見解，而且站在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向全體同學發出了呼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做有現代生態意識的21世紀主人。
1.片面強調教師與教材的正確性
許多學生害怕政治課堂與政治作業、考試，覺得課堂內容晦澀難懂，作業需要書寫的內容太多，考試前需要背誦記憶的東西太多、太枯燥。歸根結底就是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沒有參與感，只是一味遵從教師與教材的權威，沒有提問、分析、思考的過程。
2.僅將考試分數作為教學效果評估的唯一標準
這個唯一標準導致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只在乎如何讓學生背誦更多的知識，忽視創新能力的培養，也導致學生和家長并不在意創新能力，從而導致應試教育的惡性循環，學生的問題意識泯滅，素質教育流于形式。
二、在政治課堂上提高學生創新能力的途徑
1.創設有益于培養創新能力的教學情境
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不是任其自然即可得到發展的，有效的教學情境是能夠為每個學生提供自由思想的空間，讓學生進行大膽想象的情境。教師首先要為學生創設一個自由、寬松的交流情境，消除學生獨立思考的心理負擔。其次，要讓學生具有一定的對學習內容自主選擇的自由，使學生的提問與教師的回答成為最好的教學過程。再次，使師應該多為學生創造表現機會，使學生在自我表現的過程中增強提高創新能力的自信心與積極性。
2.注重課堂教學對創新性人格的培育
創新性人格是具備創新能力的基礎，人格形成的最佳階段就是在中學階段。在課堂上，教師僅僅提出問題，通過問題去引導學生回答是不夠的，還要注重引導的方式和學生的心理狀態，如在提問后要給予學生足夠的思考時間，不要強迫學生在沒有充足思考的情況下做出回答；在學生回答錯誤的情況下不要急于否定，給出正確答案，而是要引導學生說出思考的過程，帶領學生找出正確答案。
3.采用相關教學手段，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對學生來講，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很大的不同就表現在課堂和課后作業的形式上，過去的政治教學注重背誦，但注重創新能力培養的政治課堂作業應該是具有獨立分析要求和能夠進行發散思維的作業。在作業中，要多設置探究性問題，多創設懸念，用問題激發學生迫切探究的認知心理，達到學會自我探究的目的。這個探究的過程也就是創新能力形成的過程。
4.讓課堂上的創新走進生活
關鍵詞：“三貼近”，政治教學
如何使我們的政治課堂教學變得更有效，怎樣使我們的政治課堂變得生動自然，在當前的課程改革中已經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如何在有限的45分鐘內使學生最有效地獲取知識，提高能力，提高課堂教學質量，一直是我們政治教師探索的課題。我認為，最為關鍵的是貫徹好政治教學的“三貼近”原則，真正抓住學生的學習興趣。
有些老師總是依賴于以前的知識底子，備課時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結果是一節課下來嗓子累的疼，學生學得累，課堂氣憤死，自己也覺得沒勁，缺乏成就感。而要想使自己的課讓學生喜歡就必須下大力氣做好“三貼近”，這個過程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然而貫徹好了“三貼近原則”又會使你的授課變得輕松，課堂氣氛變得活躍，隨之而來的就是課堂的陶醉和享受了。
去年我剛接高一新生時，第一節課我沒有給他們講具體教學內容，而是做了一個調查：“同學們是否喜歡政治，并寫出你的理由。”當我看到同學們的回答時，我非常驚訝，有80%的同學不喜歡政治。理由也諸多教育論文教育論文，例如：“我不喜歡我們的政治老師”“我討厭背東西”“對政治不感興趣，很難理解”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同學們對政治學科不感興趣，而其主要原因主要還是廣大政治教師總是停留在原來的教學模式上，沒有很好的貫徹新課程改革內容，沒有很好的貫徹“三貼近”原則。
什么是“三貼近原則”呢？《中學思想政治課程標準》指出：“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高中學生群體的原則，注重高中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三貼近原則是高中新課改的課程理念，也是高中思想政治課的課程性質和理念。三貼近原則不僅是思想政治教材編寫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思想和亮點，而且是我們廣大政治教師在平時教學過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思想。如果能將這一指導思想運用于我們的課堂，那么你的課會大放異彩，會受到學生的喜歡，會受到老師的好評。
讓我們來具體看一下“三貼近原則”在政治教學中的運用：
一、貼近實際
“貼近實際”就是貼近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和現象。“貼近實際”要求高中思想政治新課程教學必須理論聯系實際，運用理論分析實際，用實際說明理論，最終提高學生運用理論指導實踐的能力。思想政治課要貼近實際主要是貼近社會實際，體現時代性畢業論文開題報告。高中思想政治新課程模塊內容體現了社會生活的實際，從必修課程到選修課程，從教材形式到教材內容都是從社會生活入手，聯系社會生活實際。
聯系社會實際要求我們在備課過程中必須要貫徹時事政治的
摘要保證。因此，每個中國公民，都應當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緊密聯系在一起，自覺地履行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義務。利用社會熱點和焦點問題對學生進行教育，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
要想貫徹好“貼近實際”這一原則我們廣大政治教師就要深刻理解課本知識，經常在生活中關注中央電視臺的新聞頻道、財經頻道、文藝頻道、法制頻道、科教頻道，經常上網關注社會熱點和時事政治。將課本知識與社會實際相聯系，形成貼近實際的教學案例。組織學生學習時事政治，進行時事政治競賽。
二、貼近學生
“貼近學生”是指教學活動貼近學生的學習、情感、思想和心理。思想政治課要關注學生學習、情感、思想和心理的現狀，了解學生思維、心理特點，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在我們思想政治課教學過程中要千方百計的貼近學生，比如在《經濟生活》的教學過程中，講到貨幣、信用卡這一知識點時，先讓學生回憶實際生活中的有關場景，使學生身臨其境。從學生的生活體驗談起，使學生感到經濟就我們身邊，學生也就覺得學習經濟生活有關知識是有用的，這時自然會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教師要了解學生的實際，這就要求我們密切聯系學生，多接觸學生，同學生聊天和談心，在非常寬松的氛圍中了解學生的真實思想，掌握第一手資料，實現思想政治課教學的德育功能。在研究學生的基礎上，研究教材，深刻理解教材的深刻內涵，把教材內容和社會、學生的實際相結合。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哲學生活》中講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時，要讓學生說出在實際生活中碰到的問題，他們是怎么解決的？問題是否得到了解決？為什么的得到解決或沒有得到解決？設計一系列的問題教育論文教育論文，使學生聯系自己的實際，教師抓住時機對學生進行教育。教育活動設計，要從學生原有的知識、經驗出發，從學生的生活實際出發、從學生的所見所聞出發，讓學生在自己的生活中去感受、去體驗、去認識，這容易使學生產生認同感，并內化為自覺的行動。這樣的教學貼近學生，學生才感興趣，學生才能主動參與到教學活動當中來，
三、貼近生活
“貼近生活”學生是教學的主體，新課程教學實踐應從教學理念、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都應當貼近我們的實際生活，尤其是貼近學生生活。思想政治課必修的四個模塊分別是：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哲學生活、文化生活，每個模塊都帶有“生活”二字，這完全可以體現出政治教材是與生活密切聯系的，這說明思想政治課是扎根于現實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而我們在教學過程中也要密切貫徹“貼近生活”原則，與現實生活相聯系，與學生生活相聯系。比如《經濟生活》新時代的勞動者，勞動和就業問題。就業是民生之本，對整個社會生產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的人口總量和勞動力總量都比較大，勞動力素質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不完全適應，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就業信息不暢通，我們必須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面對當前我國的就業壓力，我們應該怎么辦？可以舉行職業生涯策劃活動，學生結合現實生活，結合自己的實際設計自己的發展道路，設計自己的就業理想，通過這一活動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和干勁。
“三貼近”原則說起來只有三個字，真正要貫徹好并不簡單，但做起來需要很多步驟。
首先，備課要做好“三貼近”原則。要做好這一點，主要是在于“備學生”這一環節。備學生是尋找學生的興趣點。從學生的實際出發，了解學生的現有知識狀況和知識架構，了解學生的生活實際，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以此作為我們備課尋找事例的出發點，作為我們語言設計的出發點，作為我們邏輯結構設計的出發點。做好以上工作，也就尋找到了學生的興趣點。再就是“備教法”。教師要研究學習方法，給學生學法指導，使學生在眾多的課程當中，學會總結，學會學習畢業論文開題報告。
其次，講課時要做好“三貼近”原則。備課要做好“三貼近”原則，同樣講課時也要做好“三貼近”原則，備課是準備，講課是實施，落實的怎樣教育論文教育論文，關鍵看實施的情況。要做好這一點需要做到：
1.語言要生動，要做到抑揚頓挫，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許多專家的課為什么會被人們喜歡，主要在于其語言方面的魅力。
2.教態要生動。毫不夸張的說，講課實際上就是表演，不光要有語言，還要有動作。比如說，手勢、面部表情、適當的調侃、與學生的交流等。
3.課堂要民主。新課程背景下的課堂教學，教師不能唱獨角戲，應該適當和適度地把講臺讓給學生，為學生展示才華搭設舞臺，讓學生能有在眾人面前講話的機會，這也是目前社會上倡導的人才的八種能力的重要能力。這就要求，師生平等，課堂上要民主，讓學生充分表達其觀點，教師予以點評，不要以教師的身份強加給學生觀點。鼓勵學生善于思考，勇于提問。
再次，輔導和練習要做好“三貼近”原則。課堂上和課后要有適當的練習和輔導，練習題要符合學生知識水平。輔導要根據不同學生的實際做好輔導。
總之，我認為，一位政治教師的課是否得到學生的喜歡，是否得到同行們的認可。以及能否成為一名合格的政治教師，貫徹好“三貼近”原則是重中之重，是關鍵之所在。“三貼近”原則要時刻貫穿在我們的政治課堂中。
[關鍵詞]政治秩序 理想價值 政治哲學 善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8)04－0052－06
人類良好的生活是什么?什么是人類可欲的生活狀態?這都是理性為指引人類努力的方向所提出的問題。也只有在對這些原問題的不斷追問、思索、努力實現中，人類才不斷超越著現存的生活狀態，而有可能獲得更高質量的生活。雖然不同時代、文化背景下，人們對這些問題的理解是不同的、所推崇的核心目的價值也大相徑庭，但有一點是一致的：所有人都認為，要實現良好的生活狀態，必須具有與之相匹配的秩序；秩序是人類生存中的基礎性價值。“除了極少數試圖從混亂中漁利的壞人，絕大多數人，不管他來自哪個階級、階層，擔任何種社會角色，都希望某種秩序的存在。秩序構成了人類理想的要素和社會活動的基本目標。”
一、人類追求秩序的意義
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秩序是人類生活的基本價值，因為人類群體生活的有序、穩定是人類自身存在、延續和發展的前提。“必須先有社會秩序，才談得上社會公平。……如果某個公民不論在家中還是在家庭以外，都無法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可以不受他人的攻擊和傷害，那么，對他侈談什么公平、自由，都是無意義的。”正是有了秩序，人類的其他價值與共同生活才成為可能。
秩序不僅是人們生活的一種環境和狀態。同時秩序還代表著人們認識自己的需要。當人類的理性能力發展到一定階段，開始反思自己生活價值時，就需要求助于秩序的理解。因為“生活本身是變動不定的，但是生活的真正價值應當從一個不容變動的永恒秩序中去尋找。”秩序就是解釋人們現實活動的價值和意義之源。在古代，人們為了解釋自我生存的環境、確認自己的確定性與在其中的位子，就創立了各種“神話”，把生活環境中各種現象的雜多還原為一種統一、有序。這是人類把握自我生活意義的一種努力，而這種努力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即使當人類社會中出現了權力、統治、國家等政治現象后，即使國家已成為人們自我組織生活的最高形式，現實中的人成了人們的統治者，生殺予奪；人們仍然需要一種作為價值尺度和意義解釋的秩序，甚至這種需要變得更為迫切。因為人類需要對自我的生活安排進行辯護，并且需要對自我生活的安排進行指導。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一方面是必然的存在，他必須遵守外在環境的客觀規律，但同時他還自由的存在，他可以在認識、尊重必然的基礎上，把自己的意志投射到對象中去，可以通過實踐來影響、改造環境：而秩序作為對人類整體活動的反思和把握，正是指導人實踐活動的需要。因為秩序意味著對事物連續性、規律性的認識，意味著對事物各個組成部分的整體把握，意味著把事物放在確定性的價值序列中，對它存在意義的確認。因此，科學家把秩序的存在當作他們的假設前提，哲學家是把反思秩序作為自己工作的開始和目的。而政治(哲)學家，為了指導政治實踐、引導人們過上更優良的生活，也需要對人類賴以依存的生活環境安排進行反省、形成整體上確定性的把握，他們一直在對什么是良好的政治秩序進行著孜孜的探求。從古代中國儒家的理想：“有道之世”；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符合最高善的城邦，到中世紀符合上帝意志的國家；從霍布斯的“利維坦”、康有為的“大同世界”，一直到當代羅爾斯正義觀念下的“良序社會”。人們追問秩序問題就是在表達不斷超越現實，追求更優良生活的愿望。
政治秩序是從整體上對政治生活的一種反思、把握，由此所形成的認識對于政治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前后，前蘇聯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突然解體震驚了全世界：人們紛紛對此重大事件展開研究和反思。政治學界認為此事件充分證明了一點：“政治秩序”是人造的，而不是仰賴于其他超驗因素(上帝、自然)；人的因素在政治秩序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為人可以把一個政治秩序安排得好一些或差一些、穩定一些或脆弱一些；人們對政治秩序的理解與調整決定了一種政治秩序在面對環境變化、發展時的存亡，決定了該政治共同體所有成員的命運和生活質量。因此，需要對建構一種優良、穩定的政治秩序的各種條件進行充分的研究，需要探討實現良好政治秩序的各種可能性，并借鑒各國的經驗。
二、政治秩序的政治哲學意義
政治生活需要秩序，政治理論家也偏愛著秩序，“歷史表明，凡是在人類建立了政治或社會組織單位的地方，他們都曾力圖防止出現不可控制的混亂現象，也曾試圖確立某種適合于生存的秩序形式。這種要求確立社會生活有序模式的傾向，決不是人類所作的一種任意專斷的或‘違背自然’的努力。”這可以說是人類本性的需要，它體現在人類實踐活動的歷史中：而對應于此的理論家也繼續著人類對于秩序的依賴與推崇。“沒有一位政治理論家曾主張一種無秩序的社會，也未曾有那位政治理論家提議以不斷的革命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從邏輯的關系上說，正是由于人類群體生活或者政治生活離不開秩序。秩序才成為政治實踐和政治學研究的可欲價值與基本問題。
而且，如前所述：“人(應當)是什么”、“政治秩序(應當)是什么”這類問題屬于對人類自身存在狀況的反思活動，它是人類永恒的問題，不可能有一個確定性的判斷結果，因此我們在討論這類問題時所使用的方法也具有不同的要求。正如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蘇格拉底與玻勒馬霍斯、色拉敘馬霍斯討論“正義是什么”的問題時，蘇格拉底自己并不提出一個明確的定義，他只是在不斷地指出其他人具體定義的矛盾之處。這并不是蘇格拉底的狡猾策略；卡西爾指出，這是一種新的認識方法：它不同于以往人們對物理事物本性的認識，那可以通過對各種客觀現象的觀察與描述來形成：而對人類本性的認識，必須通過一種“對話式的亦即辨證的思想活動”才能達到。也就是說，真理不是某種現成的東西，它不可以被思考者靜態地完全把握：正像柏拉圖所說的，往一個人的靈魂中灌輸真理，就像給一個天生的瞎子以視力一樣是不可能的。真理“它必須被理解為是一種社會活動的產物”，它只呈現在人類理性的不斷探究，不斷地超越狹隘、錯誤，不斷地把認識向前推進的過程中。因為人被宣稱為是應當是不斷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個在他生存的每時每刻都必須查問和審視他的生存狀況的存在物。人類生活的真正價值，恰恰就在于這種審視中，存在于這種對人類生活的批判態度中。
其實，我們討論政治秩序問題，在根本上也是對人類自身生活狀況的一種反思活動；它不可能存在著一種確定性的最終答案。它需要我們理性的堅強，通過不斷的對已有認識的反問和自我否定，而推進我們的探索。人類的認識也才由此趨近于“真”，人類的實踐生活也才由此不斷地獲得更多的“善”。
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秩序還承載著人們更高的期待；人類對政治秩序的追求決不僅僅是追求一種統治的形式，人類追求的是一種符合其道德判斷的政治生活安排。正如斯特勞斯指出的：“如果人們不按照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的標準，認真地提出明確的或含蓄的主張，也就是如果人們不按照某種善或正義的標準去衡量政治事務，人們也就不會理解政治事務是什么。”當我們開始認真反思作為我們整體生活安排的政治秩序時，有關價值判斷(正義)的問題就同時發生了。英國學者巴里(Brian Barry)指出：“柏拉圖對正義問題的追問，可以說開創了西方政治哲學的傳統。可是，只要是一個社會的社會成員對他們賴以依存的社會安排進行深入思考的時候，這一問題便不可避免地發生在任何一個社會里。”可以這樣說，人類組織自我的群體生活就是具有秩序的群體生活，而之所以要進行這種活動，是因為它能夠帶來一定可欲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對正義價值和秩序概念的自覺，都是人類對自我群體生活反思的開始。因此從一開始人們就把政治秩序與人們良好生活的觀念綁定在一起。它們不僅在認識上體現著人類自我認知和反思，同時在社會實踐中還具有著密切的一致性、統一性：
首先，政治秩序所體現的理想價值。是社會整合的基礎。
整合相對于分歧、分離，它是指一定范圍內的個體在一定程度上服膺于共同的價值觀念和規范準則，從而個體的行為表現出一定的一致性、可預期性與和諧；因此，只有當一個社會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念和規范準則，它才能在整體上呈現出有序、和諧的狀態。這是社會實現整合的一種良好、可欲的方式，羅爾斯對此比較贊同。他曾經討論過如何實現社會整合的方法，主要列出了三種：一是我們可以稱之為目的論的學說，它們以某種全整性學說為基礎，認定了人類個人、群體生活的某種終極目的，個人、群體的一切有意義活動都應當以它為皈依，它就成其為社會整合的基礎。羅爾斯舉出古典學(如亞里士多德)、基督教傳統(如阿奎那)以及古典功利主義為例。第二種就是霍布斯式的權宜之計(modus vivendi)：在所有人完全為自己的利害考慮的情況下，產生在現有條件下大家均可接受的某種秩序安排，形成社會整合。第三種就是羅爾斯自己提倡的“政治自由主義”：沖突各方可以對適用于社會基本架構的政治性正義原則形成重疊共識，以此作為社會整合的基礎。麥金太爾也總結過人類為規范行為、實現社會整合，所存在的幾種不一樣的實踐合理性標準：一方認為，在實踐上是合理的，就是要在計算每一種可能的選擇方針及其結果對人自身的損益之基礎上行動。而對立的一方則認定，在實踐上是合理的行為，就是要在任何有理性的個人――即能夠有不帶任何自我利益特權的公平個人――都會一致同意去服從那些約束下來行動。第三方也會爭辯，認為在實踐上是合理的，就是以一種能夠達到人類終極善和真正善的方式去行動。我們姑且不論這些文明、思想傳統的優劣得失，但這兩位不同陣營的自由主義者、社群主義者共同支持的是，以特定的價值判斷作為社會全體共享的一致標準，使得人們可以合理地調節彼此的行動、形成整體的有序和諧，同時使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夠接受以此為基礎的社會共同的制度和基本框架安排。
這實際上就是羅爾斯所認識到的正義的社會作用，他說一個正義概念要實現它的社會作用。就必須使公民都具有良知，擁有大致相同的信念，大家通過認可由這個正義概念所支撐起的慎慮的框架。而體認到彼此的觀念是充分的融通在一起。建構此正義概念的目的，就是要滿足社會生活中的實踐需要；并為公民評判公共制度的正當性，提供一個共同的平臺。在這里，價值判斷作為人們共享的觀念，它成為個體與整體之間聯系的橋梁，是形成穩定政治秩序的基礎。關于這一點的認識，亞里士多德早就非常明確地提出了，他說：“城邦以正義為原則。由正義衍生禮法，可憑以判斷[人間的]是非曲直，正義恰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后世很多學者也都發現，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我們都沒有超越亞里士多德，而且亞氏這個思想也同樣適用于我們今天，如麥金太爾就感嘆“當亞里士多德把正義譽為政治生活的首要德性時，他這樣說就是指出，一個對正義概念沒有實際一致看法的共同體，必將缺乏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必要基礎。這種基礎的缺乏也將危及我們自己的社會。”
這里我們不去討論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與我們今天正義內涵的區別，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古今皆同的是：這種價值判斷對于政治秩序的存在的重要意義，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從個體對整體的需要看，公民需要對整體生活安排進行一定的評判，整體生活安排必須經受人們實踐合理性的拷問、具有公共認可的正當理由的支撐，成為人們一致接受的公共生活形式。另一方面，從整體對個體的要求來看，整體生活安排要求個人對其規定形式的遵從，而當整體具有價值正當性的證明時，它進一步要求個人對其的服從具有一種內在的約束力，這就是政治義務的產生。正如羅爾斯所說的：“……一個基本的自然義務是正義的義務。這一義務要求我們支持和服從那些現存的和應用于我們的正義制度。……如果社會的基本結構是正義的，或者相對于它的環境可以合理地看作是正義的，每個人就都有一種在這一現存的結構中履行自己職責的自然義務。”政治義務的形成，可以說是政治秩序在個人處得以穩定的標志。從此，我們就可以看出價值判斷在形成政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羅爾斯一直把這種價值判斷的形成看作是形成“良序社會”的核心，他的良序社會的三方面內涵完全是圍繞著正義而展開：其一，在該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接受、且知道所有其他人也接受相同的正義原則；其二，它的基本結構――也就是說它的主要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這些制度如何共同適合于組成一種合作系統――被人們公共地了解為、或者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能滿足這些理由；其三，它的公民具有正常有效的正義感，所以他們一般都能按照社會的基本制度行事，并把這些社會基本制度看作是公正的。在這樣一個社會里，人們公共認識到的正義觀念確立了一種共享的觀點。從這一共享的觀點出發，就能判定公民對社會的要求是否正當。在羅爾斯處。正義不僅是政治秩序存在的前提，而且也是建構政治秩序的核心內容、維系政治秩序的保障。在這個意義上，羅爾斯苦心經營的正義理論，實際上是在建構當代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公共秩序。
其次，政治秩序所體現的價值判斷，代表著人們所追求的可欲的生活理想。
人類生活的本質是合目的性的生活。任何理性健全的個人、共同體，都對自己行動、生活的意義有著一套清晰的解釋，這種解釋無不指向于他們判斷為良好的目的。因此，斯特勞斯在解釋人類的“政治現象”(the politeia)時說：“生活是一種指向某種目標的活動；社會生活是一種指向只能由社會去追求的目標的活動；為了追求社會這種特定的、全整性目標，就必須以符合這一目標的方式把社會加以組織、排序、建構與安排……。”這種目標其實就是善、正當(正義)。按照倫理學的術語，當人們用符號來表達某種目標是可欲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判斷這個目標是善的、正當的；“善是客體有利于滿足主題需要、實現主體欲望、符合主體目的的屬性。意味著：善乃是人或主體的一切活動或行為所追求的目標 ……‘善意味著：它是適合選擇或追求的客體。’”人類的實踐活動都是以這種判斷來進行指導的。無論一個人希望選擇任何職業：教師或者商人等等，他確立的目標對自己而言都是善的；人類政治生活的所有活動，無論是為了維持守成還是為了變革圖新，也都是如此。正如斯特勞斯所指出的那樣，在我們希望維持現狀時，是要預防向更壞的方向發展；當我們期待變革時，是希望情況變得更好(善)些。一切政治活動都受到這種善、惡判斷的支配。當我們開始自覺地反思這種善的觀念，明確地把握對它的認識。并主動把這種對善的認識運用于指導我們自己的活動，那么這種善的觀念就不再是一種意見而成為了人類具有確定性的知識。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是以這種善的知識作為指導，“所有的政治活動本身都是以善的知識――關于良善生活的知識、關于良善社會的知識――為指向、目的。因為良善的社會就是完美的政治性善。如果這種指向、目的明確了，如果人們把獲得關于良善生活和良善社會的知識作為明確的目的時，政治哲學就產生了。”
這實際上是亞里士多德思想的一個現代翻版。亞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政治生活的追求善的目的性。他指出：“一切技術。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實踐和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標。所以人們說的好，萬物都是向善的。”如醫術的目的是健康，造船術的目的是船舶，戰術的目的是取勝，理財術的目的是發財，各種實踐都圍繞自己的善的目的而展開。這些善的內容各不相同，不可類比，但它們都發生在城邦里，都需要服從城邦整體生活的安排，它們在價值序列上隸屬于城邦這個人類最高的生活形式一――城邦本身就是為著人的生存和發展而存在的，由此亞里士多德準確地揭示了政治生活目的與個人善之間的關系，他說：“屬人的善也就是政治科學的目的。一種善即或對于個人和對于城邦來說，都是同一的，然而獲得和保持城邦的善顯然更為重要，更為完滿。一個人獲得善值得嘉獎，一個城邦獲得善卻更加榮耀，更為神圣。”“政治學的目的就是最高的善，它更多地著重于造成公民的某種品質，即善良和高尚的行為。”
一、“空白”的意義
（一）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
“空白”藝術的主旨在于留給學生相當的時間，由學生自己對學習內容進行解析、消化，使學生由被動接受變為主動思考。這將激發每個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熱情，使之真正成為課堂的主人。
（二）逐步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素質
“空白”藝術要求教師放棄“滿堂灌”“填鴨式”的傳統教學方法，徹底克服教者“包辦代替”、學者“生吞活剝”的現象。教師將由演員變成導演，學生則由臺下的觀眾變成領銜主演。在“空白”中，學生在教師的指點下，按照自己的思路來解析概念、歸納原理，根據自己的特長來確定掌握內容的具體方式，從而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應用能力和自學能力，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三）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和積極性
“空白”藝術的特點是：教師指導，學生操作。在“空白”中，學生既要動腦又要動手，或“悟”，或“做”，或“記”，靈活多樣的學習方法必將誘發學生的學習靈感，不同思維特點的學生皆可找到用武之處，從而增強教學過程的趣味和學生學習的信心。
（四）大幅度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運用“空白”藝術，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都能得到比較充分的發揮。一方面，教師必須于課前對課堂教學作精心的研究和策劃，科學地組織教學內容和教學過程，每道題、每句話都應充分準備。另一方面，學生必須積極參與，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空白”中，教與學得到有機統一，學生對學習內容的認知和掌握程度必然會有較大的提高，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空白”的操作
（一）在“空白”中“悟”
“悟”是領會，是理解，是溫故知新，是由感知到思辨的升華。思想政治課的內容理論性強，一些概念、原理十分抽象，單憑教師分析講解顯然不夠，至于希望通過“講得多、講得細、講得深”達到學生的透徹把握更是緣木求魚。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這個“思”，就是“悟”。
在新授概念時，教師應在點化之后讓學生自己去“悟”。譬如物質概念中的“客觀實在”，教師應該告訴學生，所謂“客觀實在”，就是“不依人的意識為轉移”，所謂“不依人的意識為轉移”，就是“無論你看得見看不見，摸得著摸不著，相信不相信，承認不承認，它都實實在在地存在著”，然后就留足學生思考的時間。
任何眉飛色舞、精辟絕倫的講解、例舉，都取代不了學生自己對哲學這一最基本概念的感悟。
概念如此，原理也不例外。教師要指導學生由論據“悟”論點，由論點“悟”論據；由理論“悟”實踐，由實踐“悟”理論；由世界觀“悟”方法論，由方法論“悟”世界觀。只有這樣，才能弄清原理的來龍去脈，把握它的深刻內涵。“悟”是抽象思維的過程，要求開動腦筋，展開思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這里沒有任何捷徑可走，教師的越俎代庖只會使學生徘徊于思維的迷宮而達不到真理的頂峰。
（二）在“空白”中“做”
“悟”的結果是懂，但懂的僅僅是理論。理論還要與實踐相結合，這就要求學生去實踐，去“做”。常言道，聽一百次不如做一次，“做”能出真知。理論聯系實際是思想政治課最基本的學習方法，“做”也就理應成為學生學習的主要手段。
講授新知識前，教師應該指導學生預習，讓學生初步了解新內容，特別是要讓學生發現自己理解的“難點”。這樣，學生帶著問題聽課，有備而來，目的和重點自然明確。
課堂內容的總結和原理的歸納，也應讓學生自己進行。教師的責任只在引導學生得出全面而準確的結論，不應把現成的結論強加給學生讓他去死記硬背。
練習是檢查理解廣度和深度的工具，是比較重要的“做”。只“悟”不“練”，對知識的掌握難以全面、深化和鞏固。教師應該精心設計一定量的選擇題、思考題，讓學生于練習中發現知識點的誤區，通過比較、辨別，加深對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解。
有時還需要把課堂上的“空白”延伸到課后，要求學生走出校門，到農村、到工廠去調查研究，把理論用于實踐，在實踐中檢驗理論。“做”是學習的根本，是學習的捷徑，只有“做”得出色才算是真正領會，才能把書本內容變為自己的知識。
（三）在“空白”中“記”
“悟”了、“做”了好“記”，“記”了更好“悟”，也更好“做”。“記”是對舊知的回憶和對新知的記憶，既是鞏固又是提高。理解了并不一定能夠記住，記住了才能進一步加深理解。與學生交談常常會有這樣的對話：這個原理你懂了嗎？懂了。這個原理的內容是什么？記不得了。既然記不得，又怎能說是懂了呢！誠然，死記硬背是學習思想政治課的大忌，但切不可因噎廢食。
重復是記憶的重要形式，然而教師的重復絕對不是學生的記憶。每新授完一個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應要求學生即時強化記憶。給定較短的時間，明確具體的內容，當場抽查。有理解作基礎，加上時間的限制、氣氛的壓力，往往能集中學生的注意力，充分發揮其記憶能力。
復習舊課時，教師更應堅持“提問——記憶——回答”的原則，或回憶概念，或歸納原理，或比較關系，都要讓學生先作準備、先“記”。在這個過程中，“記”是目的，其他是手段。
課堂教學要盡可能地利用“空白”讓學生記憶那些該記的內容，不要把“記”留到課后，這不僅僅是為了減輕學生的負擔，更重要的是遵循教學規律，趁熱打鐵。
三、“空白”的原則
（一）求實原則
具體概念或具體原理的新授與復習，留不留“空白”，留下的“空白”是“悟”，是“做”，還是“記”，沒有固定的模式，應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反對生搬硬套的形式主義。譬如，哲學要多“悟”，政治學要多“記”，而這兩門課都要多“做”。至于經濟學，最好走向社會、走向市場，多了解些實際知識，這樣更能加深學生對經濟現象、經濟規律的理解和把握。
（二）適度原則
提倡“空白”，講究“空白”藝術，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提高課堂效率，適應素質教育的需要。“空白”藝術依賴于教師的指導，沒有導演的高屋建瓴，就不可能有演員的精彩表演。如果一味“空白”，面對新知舊知，教師什么都不講，什么都不說，甚至將整節課都交給學生“自由”支配，則是放任自流，違背教與學的基本規律。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空白”，更談不上什么“空白藝術”。教師絕不可放棄自己的主導地位，該講則講，該空則空，講空結合，這才是“空白”藝術的要義。
（三）科學性原則
中學思想政治課的教學和其它課程一樣，都要把搞好基礎知識的教學放在首位。因此，中學思想政治復習課教學，首先也應把鞏固基礎知識作為第一要義。對基礎知識的復習教學，應結合課文內容和學生掌握知識程度的實際，對基礎知識認真設計好適量的書面練習。練習題力求做到系統全面，重在基矗同時，練習題的設計要盡量做到標準化，促使學生思考。這樣，通過完成練習題，可使學生進一步理解、熟悉教材的基本內容。
基礎知識的掌握，還有賴于教師在復習教學課中將教材內容梳理好，使內容系統化，便于學生理解和掌握。
例如：在復習初三政治第二課時，先引導學生認真閱讀課文，然后由教師歸納出本課的主要內容框架：
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允許和鼓勵其他經濟成分適當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形式為補充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即一個內容，三條主線。并把它板書出來。從導言的提出到具體內容的詳細闡述構成課文的內容體系。可使學生從總體上把握全文的內容要點。避免了學生只孤立地掌握些支離破碎知識的現象。
二、把握重點內容，培養析題能力
中學思想政治復習課教學目標，就是在保證學生全面掌握教材基本內容的同時，突出教材的重點，使學生的復習能事半功倍。由于中學生的自學能力較差，不能很好把握住教材內容的重點，復習過程中往往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主次，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教師在組織復習課的教學過程中，應抓住重點內容，引導學生仔細閱讀教材，要求學生能完整地表述原理內容，并注重文字上的準確性，消除學生以知而非甚知的感覺。在初二思想政治課中，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是貫穿全冊書的一條紅線。對這一規律的理解、掌握和運用是學好該課程的關鍵所在。因而，在復習課教學中一定要緊扣這一原理，抓住關鍵用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舉一反三，使學生融匯貫通。
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析題能力，是復習課教學的另一目標，因此，教師除講授基本內容和要點以外，還應留有時間讓學生去練習，并采取多樣化訓練的形式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比如：可采用分組競爭的方式，巧妙地設計幾組學生易出現錯誤的題型，看哪個組答得最快、最好。這樣，既活躍了課堂氣氛，又鍛煉了學生判斷、分析、綜合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所學知識得到了進一步升華。
三、鍛煉答題技巧，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綜合實踐活動課強調以學生的經驗、社會實踐為核心，以主題的形式對課程資源進行整合，培養和發展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探究精神。在綜合實踐活動中學生可以通過探究、調查、訪問、考察、操作、服務、勞動實踐和技術實踐等方式，學到書本上沒有的知識。學習的目的是讓學生能夠更好地生活，而讓學生在實踐中學，就是知識與實際生活結合的最好方式。綜合實踐活動具有綜合性的特點。從內容上說，它包括了學生與自然、學生與社會生活、學生與自我關系的基本問題，立足于每一個學生的健康發展。與其他學科相比，中學政治綜合實踐活動不是以讓學生掌握系統化的書本知識為主要目的，而是以發展他們的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為主。學生的學習能力通過實踐活動能夠得到更好的鍛煉，因此在中學政治教學中開展實踐活動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政治本身就是一門與社會生活聯系緊密的學科，開展實踐活動可以讓學生把理論知識與社會生活結合起來，提高他們的主動參與性，有利于實現素質教育的要求。
二、綜合實踐活動有利于發展學生的終身學習的愿望
長期以來，我們的教學存在著方法單一，只重視知識的掌握，而不重視知識的應用等問題。其實，在政治教學中，有很多的教師多是這樣做的，先把重點的知識給學生講解一遍，不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知識運用能力。這樣的教學效果很不理想，即使學生把知識記住了，在做題過程中還是存在一定的困難，因為他們對問題的分析不透徹，不會學以致用。綜合實踐活動可以超越書本知識的局限，引導學生從社會現實中提出問題，圍繞人與自然、人與他人或社會、人與自我、人與文化等自主提出活動主題，并深入自然、社會開展探究、實踐等學習活動，形成對自然、對社會、對自我的整體認識。滿足學生的現實生活需要和未來學習的需要，是制定綜合實踐活動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教師要研究學生的興趣和愛好，學生的需要和動機，要讓學生積極參與進來，達到預期的教學目的。
三、綜合實踐活動的事實舉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