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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王立勝著/人民出版社/2009おお
近日，有幸閱讀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學者型官員”王立勝之新作《中國農村現代化社會基礎研究》（以下簡稱為《社會基礎》），一部試圖把握和探索中國農村性質的中層理論之作，也是理解中國“三農”問題的一種嘗試。在閱讀之前，對這個忙于行政事務的市委書記的特殊身份，筆者曾想象這部書是否是一部帶有意識形態話語下對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宏大敘述。直至看完該書的目錄，對作者及本書有了大概的了解之后，才排除了自己的猜想。《社會基礎》的立意從“社會基礎”入手，作為核心概念貫穿其中，實在也是理解中國“三農”的一個關鍵性概念和視角，頗具啟發和研究意義。
在多學科和歷史性的比較視野下，作者得出一個判斷，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體現于兩個方面：在特定資源條件下，一是分散的小農與市場對接的成本太高，表現為小農與資本之間的關系緊張；二是分散的小農與市場的對接成本太高，表現為農民與國家的關系緊張”（P2）。那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實現農村現代化的目標便是作者的努力方向。“一方面，在發展模式和路徑上要實現與社會基礎的契合，另一方面要再造社會基礎以實現與總體目標之間的對接關系”（P3）。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第一點正是當下許多國家政策在農村的實踐效果欠佳的原因，即政策目標、制度實踐與農村的社會基礎的脫離，就是這個意義上，農村的社會基礎研究是理解中國“三農”問題的基礎性、前提性的研究，進而實現上下、內外的契合。而“社會基礎”概念的提出與操作化到分析框架的建立就是在于探尋實現這兩種緊張關系甚至斷裂的連接模式。
這種以“問題意識”為取向的研究，然后綜合利用各種理論與方法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對于把握復雜的經驗事實是值得社會科學研究加以倡導的。制度化的社會科學分化對一些問題的探討確實有著它的優勢，但我們也發現社會科學的分工的制度化，各學科在把握現實問題時實為對問題或事物本身的不同面向進行切割，我們就只能在把握事物和問題上有著“片面的深刻”，而無法呈現其“整體的豐滿”。因此沃勒斯坦等學者主張，社會科學要重建具有開放性的社會品格，也即“開放社會科學”，不僅要有社會科學之間的相互借鑒和融合，還要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融合，甚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融合。這樣，我們就可以不囿于學科，或者以多學科為取向，避免了用單一學科去切割經驗時僅僅揭示經驗的單個面向而屏蔽了經驗事實的復雜性，從而獲得了更豐富的面相。對農村研究而言，也更能為農村的性質的整體性呈現與判斷奠定一個扎實的基礎，同時也是實現“開放社會科學”的一種實踐性探索。而反觀當前學科分化的研究現狀，我們經常耳聞一些學者“這是經濟學、政治學……的基本常識等等之類”的話語，這些“常識”的前邊總是有著諸多界定，甚至以學科或者其他什么標準瓜分，那么，“常識”是否還是“常識”呢？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也許我們更應該持以嚴謹的研究態度，慎重地對待那些所謂他們眼里的“常識”，在對現實多面向沒有充分把握的基礎上慎言“常識”。如此或許才能讓“常識”回歸其本義，讓對事物和問題的認識真正成為人盡皆知、共同認可的常識。而當前“三農”領域的聲音嘈雜正是在于很多學者官員自以為從某個學科某個面向掌握了“什么是中國的‘三農’”這個常識，就順著某個邏輯想當然地推演，以一種外生性的視角切入，進而在建議和制定政策時出現抽象的簡單化、技術化，而忽略了中國的“三農”自身的非均衡性、復雜性和整體性。應該說，爭論是學術推進、政策完善的有效手段，但是爭論至少是在共識性基礎上產生的偏差，而不是無前提的各自推延，那樣就無所謂探討，而是各說自話。
溫鐵軍說，在激進的現代化大潮中，中國每天自然村落減少約八十個。所以，能多保住一個村落也是為歷史做出了貢獻。只有保住與自然物種多樣性直接結合因而內生具有社會經濟多樣化的村莊，中國復興生態文明才有希望。
能否保住村莊，最關鍵的是土地問題。當探討土地問題時，不能簡單地從經濟視角僅僅考慮土地作為一個生產要素的收益最大化。
農村研究之外的理論界大都缺乏實地調查研究，往往關注的是土地的所謂公有制和私有制問題，目的是要證明西方舶來的主流意識形態給定的概念，但那是講不清楚中國土地問題的。家庭承包制之后，村社所有制其實是村社范圍內所有成員共有、對內共享的產權。歷史上的成員權共有制就長期存在。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基礎上形成的國家政權歷來強調對小農經濟的保護，皇帝和朝廷最怕的就是豪強大戶占田地導致小農破產，流民四起，隨后天下大亂。
溫鐵軍說，農村土地制度為國家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集體化時期農民窮，是農村向城市做了大量貢獻派生的結果，是把國家工業化的代價轉移給鄉村承載。大約二十年完成了內向型的國家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全國都在貧困條件下艱苦奮斗，沒有像西方那樣通過向外殖民擴張獲取外部資源和奴隸勞動剩余來完成資本原始積累。
提出的新農村建設，就是試圖拿工業收益反哺農業。2006年完成農業免稅和2008年完成山林山地分到戶之后，農村土地和山林等資源性資產的收益幾乎全部由農民直接占有，使中國農村變成小有產者為主體的社會。
中國能夠維持競爭力，中國的制造業之所以能夠打敗很多勞動力名義價格比我們低得多的國家，就是因為我們的民營公司不是真正西方意義的股份公司。農民能夠忍受沒有社保，工資拖欠，是因為他們本質上不是無產階級。他們家里有地、有房，是小有產家庭派生的、追求短期現金收入以維持家庭簡單再生產的勞動者，因此不能用十九世紀歐洲階級政治中所描述的工人階級概念來定義中國農民打工者。
穩定的農業社會和鄉村治理扮演重要角色，是承載危機軟著陸的基礎。但隨著中國城市化政策越來越激進，產業資本集團迫使打工的農民變成了真正的無產者，即馬克思說的掘墓人，但又達不到高度的自覺性，是不利于中國危機的軟著陸的。
【關鍵詞】鄉村；社會關系；綜述
當今的中國社會正處于由傳統向現代的快速轉型時期，要理解當今社會的深刻變革，首當其沖應該考察鄉村社會的變遷，而要研究鄉村社會的變遷，鄉村社會關系的嬗變無疑是最基本的視角。同時，為了實現鄉村社會的井然有序和和諧發展，僅僅重視基礎設施和物質層面的改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鄉村社會關系有深刻的認識，從這個角度說，考察研究鄉村社會關系也是鄉村社會治理、構建鄉村社會秩序的重要前提。
一、社會關系的定義
在村民的日常實踐活動中，個體所能涉及到的關系主要有三個層次：村民與村民之間交往所形成的關系；村民與組織（村委會、基層政權）之間互動所形成的相互依賴關系；村民個人所屬群體與整個社會的關系。韋伯認為“社會關系”是“根據行為的意向內容，若干人之間相互調整并因此而相互指向的行為”；青井和夫將其定義為“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互動的模式相結合，形成一個功能性單位”；本文中“社會關系”的釋義參照賀雪峰關于“村莊社會關聯”的定義：“村莊社會結構的基礎是內部人與人的關系，而人與人之間具體關系的性質、程度和廣泛性就構成了村莊社會關聯，它是村民在村莊社會內部結成的各種具體關系的總稱”。
二、國外學者對中國鄉村社會關系的研究
西方學者也曾對中國鄉村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杜贊奇用“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對中國國家政權和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解讀，認為村莊并非是封閉性的，總是以各種各樣形式和外界發生聯系；韋伯則認為中國的鄉村是一個自治性很高和自我防偽能力較強的村莊聯合體；黃宗智認為中國的傳統鄉村是一個關系緊密且封閉的關系共同體，因為鄉村有著高度的自給自足性；施堅雅把目光聚焦于中國鄉村的鄉鎮集市貿易，認為中國農民經濟活動的中心并不在村莊，而在基層集市；詹姆斯，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框架內，認為村莊共同體中農民有著社會公正和倫理道德的觀念意識，并會把集體的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這就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塞繆爾，波普金則有著跟斯科特不一樣的看法，他認為村莊并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村民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會擱置集體利益，而奉行個人利益至上原則。這就是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論題”，也即“道義經濟”還是“理性小農”之爭。對于中國村落共同體是否存在這一問題，日本學界有著名的“戒能―平野”之爭。平野通過考察村落傳統的祭祀儀式、集會情況和社會治安等活動認為，廟就是村落共同體的表征；戒能通過考察村落的土地所有權問題，認為村民和村民之間、村民和村落之間的關系非常疏散，從而否認村落共同體關系的存在。
以上國外學者對于中國鄉村社會的若干研究，有一定的借鑒和可取之處，但是，要真正理解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和性質，不應該單純的從“經濟的”或是“政治的”視角，而應該以傳統鄉村的社會關系為核心，立足于“”差序格局”和“倫理本位”的本土社會，這樣才會使研究結果更具精確性和適用性。
三、本土化的鄉村社會關系研究
自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學界就開始重視對中國鄉村社會關系的探討，因為了解鄉村社會關系的概況和發展有利于學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國鄉村組織的運行和農民的行動邏輯。其中，對鄉村社會關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個視角：
（一）傳統的文化和心理視角
傳統的文化視角以中國儒家價值取向為基礎，作為研究中國鄉村社會關系的起源。有著濃重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傾向，因其深刻的解釋力度一直為后人引用和修正，但分析過程缺少實證數據資料的支撐和動態意識，導致對當今鄉村社會關系的解釋力減弱。典型的代表就是的“差序格局”論、梁漱溟的“倫理關系本位”論、林耀華的“關系均衡”論等。特別是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對鄉村社會關系研究的開拓性概括，對后來的鄉村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比如孫立平就指出：“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差序格局’實際上是一種對社會中稀缺資源進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傳統社會中血緣與地緣關系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因為社會中最重要的資源是以血緣與地緣為基礎進行分配的，而建國后稀缺資源的配置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此也帶來了‘差序格局’的變動；”黃光國的人情與面子模式；翟學偉的“緣、情、倫”三位一體的人際關系模式；陳俊杰、陳震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倫理、情感、利益”的三維建構等，都是對差序格局模式的補充。
（二）變遷中的結構視角
從結構視角研究中國鄉村社會關系，把整個鄉村社會內部看成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從分析的層次上看，它屬于宏觀或是中觀層次，其中最能體現這個分析視角的是對中國家族和宗族組織的研究。宗族組織的研究假設是傳統的“皇權不下鄉”思想，認為整個農村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鄉村共同體，村民們在這個共同體內可以得到情感、生產和生活上的全部滿足。“鄉紳階層”是鄉村社會關系的主要研究對象，傳統農村“士紳階層”不僅是鄉村秩序的主要維護者，也是村民日常生活中關系的調節者，是農村社會和國家政權互動的緩沖地帶，孔飛力的“士紳統治”和黃宗智的“第三領域”反映的就是中國傳統農村士紳的力量。
自中國社會學重振以來，農村的家族或宗族組織就是社會學關注的焦點，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中國農村社會的轉型和新農村建設的不斷開展，宗族組織和宗族活動卻沒有隨著現代因素對農村社會的影響而式微，相反，許多學者在研究近年來的農村宗族問題時，卻發現宗族組織和宗族活動在農村有復興的趨勢。王滬寧從功能主義視角深入地分析了當代中國的村落家族文化；楊善華、劉小京從變遷的視角詳細解讀了中國農村宗族在改革開放后的變化；賀雪峰、全志輝從社區記憶的層面分析了村莊中國家、村級政權和村民三層之間的社會關系；而肖唐鏢則從鄉村治理的角度探討了家族的各項功能。自實行村民自治制度以來，鄉村治理的一系列問題都是社會界的研究熱點，近年來，隨著宗族的復興，不少學者開始挖掘農村家族在鄉村治理中和農村社區建設中的積極作用，而對宗族的研究，正是探究鄉村社會關系網的窗口。
（三）日漸流行的網絡分析和社會資本視角
相對于文化和結構視角，運用網絡分析和社會資本專門研究鄉村社會的視角還比較新，研究成果也比較少，研究的問題一般都集中在社會網絡與地位獲得、不同階層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公司企業等組織的網絡和社會資本等。其中，專門對農村關系進行考察的有：張文宏對天津農村居民的社會支持網進行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天津農村居民的社會網是以高趨同性、低異質性、高緊密性為特征的。同傳統中國農村相比，以血緣和婚姻聯系起來的親緣關系在社會網中的重要性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關系；胡榮運用普特南共同體趨向的社會資本理論，測量了中國農村基層社區的社會資本狀況，并據此探討了社會資本與村民政治參與及村級選舉的關系；林聚任從社會風氣觀、公共參與、處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關系網絡五個維度，調查了山東農村的社會資本狀況，調查結果顯示，農村社會資本呈現出傳統性、關系主義、家族主義、特殊性信任、社會參與性低的“明流”特點；也有學者研究了關系與信任在農村社會的地下“”蔓延中的運作邏輯，鄧燕華通過對湖南某村長期的田野調查，發現了關系是地下“”蔓延的主要渠道，而在交易過程中，存在著“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和不同的交易規則，關系信任是地下“”交易成功的根本保障。
四、結語
長久以來，學者都視中國鄉村為一個村落共同體，在滕尼斯對共同體和社會所做的對比分析中，共同體內親屬、鄉鄰和朋友的交往原則是情感、認同和依戀；而社會中成員的交往原則則為理性、功利和弱認同。顯然，村民的社會關系狀況深受所處的共同體結構的影響，然而從建構主義的視角來看，村民之間的互動也在重塑和改變著鄉村共同體的結構和內容。村民對原有鄉村共同體的認同已經逐漸弱化，功利主義不斷侵蝕著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情感，因此不少學者預測鄉村發展的終點將是城市化，鄉村社會關系和鄉村人際交往最終將成為城市社會關系和人際交往的特征在鄉村的復制。然而鄉村社會的某些特征，例如相近的鄰里、共同的血緣和共同的集體利益都是在短期內無法完全消除的，這些村莊特征仍然將日益個體化的村民聯結在一起。村民仍然對鄉村共同體有著最原始的認同，這可以解釋，雖然村民間交往的功利性因素不斷增強，但是交往中依然保有充滿鄉土氣息的人情味。這種充滿人情味人際關系的存在也就決定了村莊變革的未來絕不是簡單的對城市的復制，而是帶有自己獨特之處的鄉村秩序的重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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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主流話語的統治之下，我們還是聽到了更為切合本土實際的“另類”的聲音，雖然與主流相比，它顯得那樣的邊緣、弱勢和趨異：《新鄉土中國》的作者賀雪峰在書中所發出的就是這種另類的聲音。
作者呼吁：返回國情中來。人多地少的壓力、城鄉二元結構的加深等基本國情,應是理解、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制約性前提。然而,流行的大話語卻無視這種基本國情。針對近來連續數年農民收入增幅下降以及某些地區農民收入不升反降的現象，流行的大話語是：因為國家政策或制度安排的問題，將農民本來可以很快增長的收入抑制了。針對這些流行的大理論、大話語，作者敏銳地指出：當前農民收入問題明顯是結構問題而并非政策或制度問題。這是因為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份額占國民經濟總額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占總人口絕大比例的農民要大規模地從農業中轉移出來是個極其漫長的過程。可見，作為一個整體，農民收入增幅下降是由經濟結構和人口城鄉結構的極度不協調而決定的。所以，要拒絕大話語、大理論，要改掉制度、政策決定論和市場浪漫癥的毛病；應該多進行社會調查，切實進入到中國實際和中國農村研究的實際。國家的某些具體政策可能不利于農民增收，某些具體制度可能對農民不公平，但相信一改政策就靈，一改制度就靈，就是無視國情的大理論和大話語。
作者還呼吁：返回常識中來。當前某些粗糙的大話語是極其違背常識的，如對時代的社會幾乎全盤否定的觀點。作者引用吳毅的觀點，對此類大話語進行了批評。比如，流行的大話語認為，“大呼隆干活”式的磨洋工是一種制度性問題，是不好的強有力的證據。作者在反復地問過農民的親身體驗和常識性看法之后，認為恰恰是現在，農村的懶漢比更多。并且，比起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農民根本就無法組織起來，利用大量的休閑時間進行農田水利設施的維修等。正是時代建成的極其龐大的水利工程和相當完善的農田基本設施，為當前的農業生產提供了保證。這些成績足以讓所有尚存常識的人感到驕傲。
作者再三強調：返回個案中來，在對個案的細致研究中進行不同類型的比較，在比較中予以分類。中國地域廣大、情況復雜，所以沒法用同一標準對農村進行普適性的理解。
作者進而提倡，農村研究應精細化。其實個案和分類研究就是精細化的一種努力，是精細化的基礎和開始。經過精細化研究，作者得出了粗糙研究的學者不能企及的精辟觀點。作者尤其在關于農村的治理上有精辟的見解。他一再強調，鄉村治理其實就是讓制度與慣例或鄉村的既有資源不斷試探、接觸、融合，從而雙贏，達到善治的過程。所以，善治不只與外來的、下鄉的制度有關，更與當時當地既存的慣例、習俗、傳統資源等社會基礎有關。
作者不但提出了返回國情、常識和個案，提倡精細化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貫徹其理念的視角，為走這條路的人指出了方向，并為身體力行破了題。作者認為村民小組會議是一個觀察農民生活及公平感的窗口，是觀察農村民主政治、鄉村治理基礎的窗口。作者在其他章節一再強調應該從民間基礎的角度更為細致地考察村莊秩序，等等。總之，作者更為具體地開辟了對農村進行精細研究的新領域和新視角。
通觀全書，作者所關注的重點、真正的興趣在于真實的世界，在于如何解讀復雜無比的、現實的“三農”。他多年在鄉下搞調查，一直被農村世界里有待解釋和說明的真實現象所充斥和激發，由此有了對農村研究的第一發言權。這樣的治學之路是實事求是的路，是從現實到理論再到現實的路，是“本土式”的路。
這條研究農村問題，理解和把握農村社會的新路，必然涉及到學術價值觀和學術關切的問題。凡是搞“三農”研究的，都知道進行農村的調查研究首先是個感情問題，然后才是個學術問題。因為一個沒有農村經歷和感情的人甚至都無法解決自己在農村的生存適應性問題，更遑論在農村長期調查中，在農民的生活場域中對農民進行常識的、個案的、實事求是的“投入理解”和“換位思考”！
從村莊層面探索農民綜合合作
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顯然，中國改革開放之始的“分”——家庭承包制，對當時的設計者而言，其實只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本應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礎上，進行“統”的制度創新，然而這方面的改革顯然是忽略或滯后了。廣大農村已形成“小農”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其特點表現為資金、土地、勞動力等方面的分散性、細碎化、兼業化，和與之相適應的急功近利、得過且過的小農文化心態。“小農”狀態很難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甚至與國家的關系也存在一定的危機，“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緊張性對接，易引發種種鄉村治理的問題。
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已出現逐漸“空洞化”的現象，即人員以“389961部隊（婦女、老人、兒童）”為主；每臺農機具耕作面積至多10余畝，大都處于過剩狀態；村民的收入和經濟狀況也比較分化，大農、中農、小農等不同階層分布其間。在信用社、供銷社系統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各自為營的大環境下，對于大多數普通村莊的發展前途而言，已經到了夯實村級層面農村基本制度“統合”功能的時候了，即亟需探索“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現實中得以完善和穩定的好辦法。
“三位一體”的農民綜合合作經驗
我們在長期實踐中認識到，不斷加大新農村建設投入確實是個好政策。但是，面對新形勢下村里大量青壯勞力外出務工賺錢、老人婦女兒童“留守”勉強維持農業生產，規模資本下鄉與民爭利、村兩委結構功能弱化、大多數村莊蕭條破敗等問題日趨復雜的局面，“自上而下”的好政策委實難長期生效。以河南省蘭考縣長達10余年的村莊建設試驗為例，筆者認為，以村莊為單元通過群眾路線把村民組織起來，建設“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合作社將會是一個好方向。
“三位一體”，即是綜合性經濟合作組織建設、多樣性鄉土社會文化建設、黨政主導的群眾路線這“三位”，服務于作為“一體”的美麗村莊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以村兩委為主導力量，從村莊資源實際和群眾利益出發，動員村莊能人和積極分子，自覺帶動村民做一些草根性的綜合經濟合作以及相關社會文化建設工作，再加上黨政主導的群眾路線的盤活作用，必會為村莊可持續建設與國家宏觀政策的長效對接打好基礎、接好茬口、找好抓手。
關于村級綜合性經濟合作組織建設。村莊是中國農民生活的基本社區單元。村兩委是集“體制優勢和自治優勢”于一體的、具有完備制度設計和組織農民優勢的社區正規組織。欲突破小農困境，把小農合作成相對規模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綜合體，需要村兩委主導。這一方面是基于以農村血緣地緣為邊界的、內部化的“兩級構造”（村集體和農戶）、“兩權分離”（村集體共有，使用權歸農戶）的土地產權關系；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為村兩委等村莊正式組織在后農業稅時代、生態文明時代的功能轉化提供一個契機。
與城中村或城郊村以賣地和工商業發展而迅速致富但社會沖突多發狀況不同，絕大多數普通村莊，無論怎樣下功夫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其產業也只能是多樣化并存的“豬糧經工”型——在幾畝責任田里種些糧食、搞點經濟作物、在院子里養幾頭豬、農閑時打工賺點錢。這是任何制度探索推廣實踐的現實基礎。在村兩委的體制性和自治性支持下，以生態農副業多樣化經營為基礎、以聯合購銷為流通手段、以資金互助為核心的村級綜合性生態農產品合作社，是新時期完善家庭承包制與集體所有制“統分結合”的有益探索。作為農村經濟基礎的一個組織載體，它具有以組織重構方式解決傳統農區村民就業增收和村莊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重大價值。
關于村莊多樣性鄉土社會文化建設。結合村莊留守群體實際狀況，以老年人協會和文藝隊的形式把多元的鄉土社會文化重建起來，滿足村民文化需求，既可以與生態型合作經濟相輔相成、合和相生，又能夠為生態文明扎根鄉村提供社會基礎和輿論氛圍。
以文藝隊為基礎的鄉村群眾性文藝組織，是一種健康的、包容性的大眾文化，既沒有宗教所具有的排異性，也沒有市民文化在鄉村的脫根性。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精華，反映著農民對生命意義、生活過程的闡發，文藝隊滿足了生態型農民合作經濟發展的文化需求，也助推了農民經濟合作社的生長。在蘭考，2005年儀封鄉胡寨經濟發展合作社和2008年儀封鄉農民生產合作聯社的13家專業合作社，都是在村級文藝隊、鄉級文藝隊的基礎上成立的。
此外，面對村莊留守老年人愈來愈多的現實，村兩委動員和發揮“鄉村五老”——老黨員、老干部、老教師、老軍人和老模范們的群體力量，成立老年人協會。老年人協會以最低成本和最高熱情成為村兩委的工作助手，能夠發揮很多高成本的體制內組織難以具有的社會作用。
關于黨政主導下的群眾路線。在傳統農業地區，一盤散沙的小農很難自發地合作起來，根據多年從事鄉村建設的經驗，筆者將農民綜合合作動員機制總結為“黨政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這種在地方黨政主導下，以組織起來的農民為主體力量，從農民合作的實際需求和問題出發，堅持從農民中來，到農民中去，一切為了農民合作，一切依靠農民合作，支持并鼓勵社會上尤其是市民的參與性，就是黨政主導下發動農民綜合合作的群眾路線。
先是黨政主導。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鮮活的經驗，筆者總結出了黨政主導的四大作用：一是對農民合作骨干分子進行政策法規、合作制度、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培訓；二是政府相關部門對農民合作社的指導和服務；三是相關部門的資金扶持；四是監督管理。
再是農民主體。農民有合作的意愿和需求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說自上而下的多元力量的綜合介入，是以自下而上的農民自主合作為基礎的。農民合作社的本質是民辦、民管、民受益，本質是組織起來的弱勢群體。新農村建設主體的本質是組織起來的農民，當他們在外力促發下內力漸長漸成之后，將以自我需要和發展為本，根據村莊現實的農業條件和內在發展階段動力，與外部各種力量和資源，包括購銷、信用和政府涉農部門合作，走上可持續生存和發展之路，即“內引促外聯”。
然后是“社會參與”，包括各種涉農企業、市民消費者團體、NGO組織和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多元外力支持和介入。
村莊綜合合作所面臨的挑戰
村兩委主導的綜合農民合作，是國家從宏觀上突破小農困境從而解決三農問題的基礎工程。當前的現實問題是：農業利益受自然條件和市場規律影響較大，農民經濟合作成本尚缺乏一定的保障。此外，壓力型體制、財政“包干”體制下的地方政府，為了本地方的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不得不以地方工業化和“招商引資”為重，從而使得地方黨政部門農村群眾路線的持久性和深入性在普遍意義上難以真正實現。而社會參與階層往往顯得理念充足而實際經驗和力量不足、作用弱小。城市和發達地區對鄉村人才“離土”行為的“誘惑”也是基層農民綜合合作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一大難題。
（作者分別為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關鍵詞：村民代表會議村級治理制度
Abstract: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isthecoreofthedemocraticdecision-making、supervisionandmanagementinvillage’sgovernance.Bythestudyofthegeneralandexceptionalrelationshipsbetweenthevillager’srepresentativeandthevillagerandthevillagecadre,thispaperarguesthat,theefficiencyof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bearsnotonlyontheinstitutionofsystem,butalsoontheparticularelementsofvillage,whicharejustformedbytheabilityoftherepresentative;Onlybytheinstitutionofsystem,whichprovideswithahigherprofitthanthecostforthevillagerandthevillagecadre,can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gainahealthfuldevelopmentandahighefficiency.
Keywords: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Village’sGovernance;System
一、引論
1998年修定實施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較試行法的一個重要不同是增補了第21條：“人數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選產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員會召集村民代表開會，討論決定村民會議授權的事項。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戶至十五戶推選一人，或由各村民小組推選若干人。”據民政部參與修定《村組法》的有關人員講，增補村民代表會議制度的內容是新《村組法》重要改進之一，可見實踐部門認為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對于村民自治是十分重要的。在學術界，徐勇認為，“相對村民而言，村民代表一般素質較高或社會影響較大。在農民的政治、文化素質普通較低的背景下，村民代表會議在村民自治中的實際影響和作用較大。”[1]張靜將村民自治劃分為代表性自治和權威性自治兩種類型。她認為在當前農村存在行政“吸納”政治的情況下，形成了鄉村干部事實上的利益網絡，而“如果選出來的鄉村權威仍然依據原有的方式治理鄉村，選舉就只是增加了新權威的合法性，但并沒有促進選舉之后基層政權和村民權利關系的制度性改變，它產生的是權威性‘自治’”。權威性自治和鄉村干部網絡互為聯系，阻擋了來自村民及國家兩方面對基層干部配置的參與。它排斥了社會力量的制衡權利，使選舉后的鄉村治理問題仍然局限在少數人參與并控制的范圍內。張靜因此認為，村民自治僅僅選舉是沒有用處的，必須由權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轉化，不僅在村委會選舉階段，而且在整個村民自治的過程中，賦予村民代表會議足夠的權利并將這種權利制度化[2]。郎友興和何包鋼也認為，在村民自治實踐中，村民代表會議的實際影響力與作用比村民會議大，這不僅是因為村民代表在村中具有高的威望和素質，而且他們更易具有榮譽感、成就感和責任感[3]。
的確，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對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實施十分重要，它往往成為村務“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核心部分。正因為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如此重要，具體考察村民代表和村民的關系及村民代表與村干部的關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中，筆者希望以農村調查中發現的一些關于村民代表的片段，來討論村民代表這一中心詞及其組成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效能的村莊基礎，而不是抽象地討論村民代表會議的功能。
二、村民代表與村民和村干部關系的一般圖景
考察村民代表在村級治理中的作用，核心就是考察村民代表與村民的關系和村民代表與村干部的關系。從理論上講，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村民代表一般都是村莊中聲譽較高、素質較好的村民，村民理應信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具有在村民中的影響力和動員能力。從我們的調查和有關資料來看，1998年《村組法》正式頒布實施以后，全國農村不僅普遍推選村民代表建立了村民代表會議，而且推選村民代表的方式十分民主，大多采取10—15戶村民共推一位村民代表的辦法。因為村民之間相互熟悉，推選出來的代表大多是素質較好的村民。這是村民代表會議可以發揮作用的重要方面。由村民推選產生的村民代表，不僅應該具有較高的素質，而且具有參與村務的能力。因此，在村務管理、村務決策和村務監督中，村民代表應該對村干部有著強大的約束能力，村民代表會議不僅成為決策村務的主要場合，而且成為與村干部形成對話的場合。高素質、重聲譽，也懂得村務的村民代表，可以為村務決策和管理提供智慧。他們也可以判斷村干部提出的村務財務報告中的疑點問題，從而判定村干部工作的好壞。村民代表因此成為村干部的智囊、監督者、合作者和評價人。
進一步說，因為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選舉出來，受村民信任，素質較高且聲譽較好的，村民代表自然會在村民中擁有影響力和動員能力，而村民代表因為具有參與村務決策、監督和管理的足夠機會，而具有與村干部全力合作協商的機會，這就可能導致如下一種結果：對于一些于村民有益、于村莊秩序有益的重大村務，村干部可以通過與村民代表的協商，形成決議，然后將此決議由村民代表宣傳動員到村民中去，從而辦成辦好僅僅憑借村干部難以辦好的事情。換句話說，村民代表充分參與村務管理、監督和決策，將大大提高村民集體的一致行動能力。經濟的協作因此容易達成，比如修路建橋；違反村規民約的行動將受到比過去更為嚴厲的村莊壓力；外來的地痞和上級不合理的攤派更可能被村民集體拒之門外。通過村民代表和代表會議這一制度設施，村莊的合作能力提高了，村民的團結程度提高了，過去辦不成的事情現在有了辦成的希望。其實，這個推斷正是過去實踐部門和學術界共同擁有的信念，這種信念不僅來自于理論推斷，也為大量的實踐所證實[4]。這個關于村民代表會議效能的一般圖景也為筆者的調查所證實。筆者的調查還證實，從某種意義上，甚至是不由村民選舉而由村干部任命的村民代表所組成的村民議事會，也往往具有村民代表會議所具有的這種效能[5]。
但是，以上關于村民代表會議效能的一般圖景往往受到一些例外因素的影響，而使其發生作用的能力蒙有一些陰影，并造成不是因為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為村莊基礎不充分，所產生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效能的弱化。討論這些構成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效能例外情況的村莊基礎，對于深化對村民代表會議制度的認識、理解現實生活中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實施程度與效能的不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下通過一些調查實例來作這種討論。
三、村民代表與村民和村干部關系的片段
近年的農村調查中，筆者發現了大量關于村民代表與村民和村干部關系的有趣片段，本節試圖通過描寫這些片段，得到一個與學術界所理解的關于村民代表會議效能一般圖景略有不同的實踐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不是源自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為村民代表會議制度發生作用的村莊基礎不充分所致。
先講二個關于村民代表與村民關系的片段。第一個片段是1999年7月的事情。1999年7月荊門市在孫村進行村委會換屆選舉的試點，筆者參加了這次試點。應該說，這次選舉試點是嚴格依法進行的：在試點之初，按照每10戶推選一個村民代表的辦法推選了40多位村民代表。然后，以海選的方式確定候選人。因為獲較多主任提名票的候選人對于能否競爭當上村委會主任實際情況的考慮，在依預選提名票確定兩名村委會主任正式候選人時，出現了主任預選得票居第2位至第4位者均不愿與最高得票者競選，而退為村委會副主任或委員競選的情況。這一點從選舉程序上并沒無問題，村民代表也參與過確定正式候選人的討論，知道這樣并無不妥。但問題在正式選舉投票前一天發生了。一個村民小組的3個村民代表告訴參與選舉試點的負責人說，他們村民小組的村民認為在確定正式候選人時做了假，即不應讓居主任候選人第5位者與第1位者競選村委會主任，而應讓第2高票與第1高票競選。他們因此決定不參加選舉，除非市里參與試點的領導當天晚上可以到組里解釋清楚此事。我們問村民代表，為什么他們不向村民講清楚此事？一個村民代表倍感委屈地說，你哪里講得清？雖然我是他們選的代表，但他們根本不相信我們。前幾天我被他們選為代表，參加村里召開的村民會議之后，順便買了一個西瓜回去，就有村民說我這個西瓜是村里分給我們代表的，我一再解釋，沒有人相信。以前關系一直很好，被他們選為代表沒幾天，關系就變得怪怪的了。也因此，我們向他們解釋確定正式候選人的程序，他們根本不聽，說只相信市里的領導。第二天正式選舉時，這個村民小組的一些村民仍然被動員參加了投票。選舉后的第三天，我們去做個別訪談，村民相信我們的解釋，但他們不相信鎮村干部，也不相信村民代表。的確，問題的關鍵是村民并不相信他們剛剛選舉出來的村民代表，沒有人能夠代表村民，村民不相信任何人。第二個關于村民代表與村民關系的片段發生在向村。2000年5月筆者到向村做關于村委會選舉的補充調查，剛好向村3組和4組為山界發生糾紛，村干部決定調解這場糾紛。因此讓3組長和4組長召集各自村民小組的代表進行現場處理。4組長去找1999年由村民選舉出來的代表，結果，沒有一個村民代表愿意為組里的事情耗費這個時間，4組長只好找了幾個原來當過村干部的老黨員參與與3組的山權談判。山權談判不成，但年輕的4組長因為全組竟沒有一個代表愿意為組里的事情花費一點時間而氣得不行，他要求村支書當天晚上到4組召開小組會議，現場改選村民代表。支書說，村民代表也是一選三年的，你怎么可以說改選就改選？再講兩個村民代表與村組干部的片段。第一個片段是關于村民選代表清理村民小組財務的事情。2000年夏糧征收時，童村8組村民要求清理本村民小組的帳目，否則就不交夏糧。童村8組村民一直懷疑本村民小組財務帳目有問題，多次向鎮村兩級提出清帳要求，一直未能成功。這次拒交夏糧讓鎮政府下決心徹底清理童村8組的財務，因此，一方面鎮里抽調會計人員進駐童村8組，一方面讓童村8組村民選若干村民代表會同清理人員一并清帳。在清理過程中，逐張核實開支條據，結果，參與清帳的村民代表因為或多或少得到過原村民小組的或請客或免提留或減積累的好處，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第二個片段也是關于村民選代表清理財務的事情，這一次發生在村一級，地點是迪村。因為迪村復雜的權力斗爭和村民普遍對村財務的懷疑，而在1995年形成了一個每年都由村民代表清理村財務一次，每次清理一個星期的制度。這個事情也頗有趣。清理財務的村民代表是由村民在各自村民小組選出的，他們既具備清理財務所必須的基本財會知識，又是本村民小組有一定影響的人。但這些代表在清理財務期間，很快便關心起自己花費一周時間清理村級財務的合理性來。村干部當然是敏銳的，他們與村民代表商議，干脆買一頭豬來殺掉做生活，另外決定每個清帳代表每天補貼25元現金。這樣，每年一次的村財務清理便形成了一個清帳一周殺豬一頭，每頓飯都喝酒，且每個清帳代表可以有100多元補貼的慣例。當清帳代表是很合算了，他們當然也不可能再清理出村干部的經濟問題來[6]。
四、對以上片段的討論
以上講的四個片段，并非四個特例，在農村調查中，我們經常聽到如此的頗為矛盾的故事。以下筆者希望通過對這些片段的討論，理清支持它的村莊基礎，從理論上構造關于村級治理中村民代表會議效能有別于一般圖景的可能圖景。
首先，關于村民代表與村民的關系，存在的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是村民雖然選舉了自己的代表，但并不信任自己的代表。造成這種后果的原因，一是選舉本身的不規范，村民對選舉出來的代表不滿意；二是選舉代表的次數太少，村民還不習慣于選舉及建立在選舉基礎上的委托關系。這是兩種一般性解釋。另外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村民之間的傳統聯系已經解體，現代民主理念又未建立起來，村民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處于傳統社會網絡中的農民，又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而是原子化的村民，因此，沒有人可以代表其他的人，也沒有人愿意代表其他的人。這樣，按照現代民主理念選舉出來的村民代表，只是在形式上具有代表選舉自己的那些村民的權力，村民內心里卻并未打算因為選舉了自己的代表而將權力委托于代表，也并不因此就信任代表。而代表既然感受不到這種信任和權力，他便仍然只是代表著個人的利益，因此，作為代表的村民，其行為理性不是來自于委托—關系而是來自于實際好處。
若是后者而不是前兩者構成了村民代表與村民之間的分裂關系，那就不僅需要從制度上尋找原因，而且需要從村莊基礎上尋找原因。傳統的關系網絡通過塑造出來的村莊社會中的面子聲望觀和長期共處的信任關系，使得村莊社會分層及建立在這種分層基礎上的事實上的代表能力強勁有力。在一些宗族勢力較大的村莊，宗族代表人物具有對本族成員的權力，他可以代表宗族，宗族成員也信任他，他因此具有與其他人的談判能力，達成的協議，他也有能力將之在本宗族范圍落實。這種意義上，在傳統鄉土社會，代表從來都是存在的，如村社委員會的存在等等。但這些代表一般都不是選舉產生而是在長期共同生活中自然中形成的。在現代公民社會中，選舉代表的涵義則有著讓每個人都清楚的權力授受關系。因此，選舉者和被選者的權力義務邊界清晰。但當前中國農村村民代表的選舉，有些是在傳統關系解體，現念未建立的情況下進行的，選舉本身往往是培育村民公民意識和訓練農民政治權力和義務感的一種辦法。村民代表與村民之間的這種互不信任和互相不能代表的關系，與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之間的關系，相互形構和強化，進一步消減了村民代表可能發揮作用的空間。如前一節引敘的關于村民代表與村組干部關系的兩個片段，村民代表顯然不大認為當代表可以在精神上和面子上為自己帶來多少滿足，他們也缺乏一個公民應該具有的政治責任感和義務感，因此，他們的行為充滿了物質利益的考慮，甚至在他們的不當得利己引起村民的普遍不滿之時，他們依然如此。村民代表過多考慮物質得利而全然不將村民的評價放在眼中時，村民對代表充滿失望，而村干部恰恰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資源，來收買這些一個一個的精英。得到物質利益的村民代表不愿意得罪自小就與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相互熟識的村組干部。村干部與村民代表很快便相互庇護起來。綜合以上村民代表與村民和村干部關系的討論，可以看到，相互形構和強化的村民與村民代表的關系和村民代表與村干部的關系，源自于村莊社會缺乏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又缺乏現代的政治責任感，原子化的村民無力給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的正當行為以強有力的激勵，也無力給他們的不良行為以強有力的約束，與當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所需要耗費的時間精力與可能得到的物質好處相比，依照善行準則行事，成為一件頗不合算的事情。也就是說，在村民已經原子化或說村莊社會關聯度較低的村莊，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本身存有發揮效能的陷阱，這種陷阱造成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效能對一般圖景的偏離，這種偏離構成了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的困境：村民不信任代表，代表缺乏說服村民的能力，村干部期望通過村民代表會議來增加村莊資源動員能力、形成揚善抑惡決議的期待大多落空，而村干部的不良行為卻可能在村民代表達成的某種默契得以蔓延。如此一來，村民對選舉村民代表愈發喪失興趣，對村民代表會議作出的決定愈發不放在眼里，村組干部愈發發現試圖通過村民代表會議來實現自己宏大抱負并無益處，而村民代表所具有的制度上的監督作用，愈發可能通過物質利誘和私人交往得以消解。村民代表也因此愈發失去對村務管理和監督的興趣，而愈發專注于自己實際上可能得到的點滴好處。一個良好的制度設計，因為村莊基礎的不具備，而存有效能逐步衰減的可能。
一個具有效能的制度必須在其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創造出收益，其中一些人或所有人可以從這個運作的制度中受益。當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在一些村莊運作時，沒有人可以從中受益，這一制度便很難真正有效地運作下去。從一般圖景上看，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是當前村級治理中最容易獲得收益的制度安排，這種收益可以讓村民、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三方受益，即讓村莊利益和秩序得到好處。但是，在村民為原子化的狀態時，沒有人可以約束他人，也沒有人有能力代表他人，這時候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安排能找到足夠自己有效運作下去的受益者嗎？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運作的成本和村莊受益者所得到的好處相比較能否降得足夠低嗎？這些顯然是在實際的村級治理中需要進行考證的。真正原子化的村民是沒有的，村民代表的有些行為只是農村特定場合的特殊行為。以上構造出一幅在原子化村民基礎上可能的村民代表會議效能衰減的理論可能性，是希望提醒村級治理的研究者，必須考察村級治理制度的村莊基礎。因為村民原子化程度的不同，或說村莊社會關聯度的不同，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運作的效能不同，同一制度的實施成本也不同。明確了這種不同，有助于我們不是從個人的角度，而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評論一種治理制度的生長狀況，進而來討論一種治理制度在不同社會基礎的不同運作條件，然后制定出有一定差別和彈性的制度來。
五、結語
村民代表的關鍵是代表能力的問題。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須有能力代表村民參與村務的決策、管理和監督，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須有能力將討論通過的村務決定貫徹實施到他所代表的村民之中，讓村民相信遵守這個決定對自己有好處。通過村民代表，每三年一次的村委會選舉所形成的民主化機制常規化了，村民多了監督村干部的渠道，村干部多了智囊和動員村民的能力。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所組成的村民代表會議，真是村級治理的福音。不僅如此，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因為與村民之間穩定可信的關系，而可以代表自己所在群體的村民與代表其他村民的代表們，協商關于維護村莊秩序和村民利益的諸種好事。村干部宏大的可能一時還無法為村民所接受的治村抱負，也可以通過他與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的協商，而為村民代表所理解和接受，從而變成村民所可以接受的治村方案。不同群體村民在治村過程中，實現利益的多少、先后會有不同，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們可以通過坐下來心平氣和地協商，達成妥協。村民的一致行動能力不因為一時半會的利益不一致而受到影響，那些對農民“善分不善合”的擔心，真有些“杞人憂天”了。但正是在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上，不同的村莊具有相當不同的可能性。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不是指村民代表的個人能力，而是他是否具有代表村民的意愿及村民是否給他實現這個意愿的機會。構成村民代表代表村民意愿的因素，不僅是村民代表和選舉產生他的那10—15戶村民群體之間的制度結構相聯系，而且與產生村民代表的這個村民內部的聯系程度及充當代表的村民對利益的感受狀況有關。村民代表或因為面子與聲望，或因為經濟上的好處，而愿意作為代表來耗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和智慧。他所產生的這個村民群體則因為傳統的好的關系或代表本人負責任的友好言行，使村民愿意相信自己代表的代表行為。傳統村莊中的人際關系，往往使村民愿意為代表村民的利益而耗費精力，村民小群體也愿意相信這個傳統道義上一直可靠的鄰里。在現代公民社會，村民代表與他所代表的村民之間規范的權利授受關系，也使得村民代表和他們所代表的村民，愿意相互遵照既有的權力義務邊界行為。顯然，構成村民代表代表能力的以上條件，在當前就業相當不充分、經濟處境十分惡劣的處于轉型時期的農村社會來講，可能是有些苛刻了。本文前敘列舉的一些調查片段，在那些傳統的人際聯系開始被割斷，現代的穩定聯系又未建立起來村莊，可以說是相當常見。這種情況下，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便大成問題，而理論上村民代表會議的諸多功效便因此大打折扣。在一些情況嚴重的地區，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太弱，以至于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從村民代表會議中得到收益的群體卻很少，而可能造成由村民代表會議制度不是因為制度措施不得力，而是村莊基礎不具備所存在的形式化的問題。當然，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正如農民的民主能力一樣，是一個只有通過實踐才可以可靠得到的東西。在相同的村莊基礎下，好的制度可以催熟那些不成熟的基礎，在有了好的基礎卻沒有好的制度安排的村莊，村級治理便會損失許多好的機會。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是一件可以為村民帶來利益，從而可以為自己找到動力的良好制度。只是在評論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時，我們不應該因為它是好制度就忽視了它的村莊基礎和它在實踐中可能具有的不同表現。同時也不應該因為它在一些村莊效果不佳就對它失去信心。1]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郎友興、何包鋼：“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村級民主完善之嘗試”，《政治學研究》2000年第3期。
[4]參見王振耀等：《中國農村村民代表會議制度》，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版；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關鍵詞：農村；農業；經濟發展；科學發展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1.013
杉樹灣村地處重慶市涪陵區珍溪鎮北大門，各類森林覆蓋面積14700多畝，耕地2625畝。2014年人均月收入2500元。農業主產玉米、水稻，經濟作物以早季榨菜和南瓜、西瓜盛名，素有瓜菜之鄉的美稱。第二產業以加工碎石為主，轄區內有年產百萬噸的碎石加工廠3座。有年產1萬噸的榨菜加工廠1家，6年制義務教育小學1所，有896家農戶，共農業人口2979人，是一個南來北往的商賈之地。
1制約該村經濟社會發展主要因素來源
1.1自然資源利用率不高、信息滯后
2011年，村政府引進一批核桃樹苗和杜仲樹，本村的土地資源較多，但只有少部分農民開展了植樹造林，其他沒有加入該項目的土地大部分是荒蕪的，沒有人去管理上千畝的土地，也沒有人去承包這些土地。原因在于該村地形崎嶇，種植物零散不成規模，又由于人們的教育水平低下，大家沒有創新或者因地制宜的意識，導致很多農副產品沒有形成標準化生產。
1.2鄉村基礎設施不夠完善，農民收入來源單一
2012年，該村進行坡改梯等改造，但仍有許多地方不盡人意。比如用于澆灌農作物的水池修建問題一直困擾著該村的農民，直到現在依然沒有較好的規劃建設。該村沒有專業的農業專家進行指導，并且大棚建設還沒有達到規模化、科學化、標準化，沒有把其效益達到最大化，農民沒有預防水災、旱災、蝗蟲病等各種災害的知識和設備，農民的最主要收入依然還是來自傳統農作物，沒有向香菇、西紅柿等其他新興經濟作物靠近，收入單一。
1.3農民整體素質不高，改革創新難度較大
調查結果表明，該村農民的素質偏低。這可以說明農民的保守性比較強，接收新興經濟作物比較困難，想要改變這一現狀難度比較大，該村政府人員需要做的工作量比較大，需要對該村農民集中召開多次會議，加大力度宣傳農業改革的相關知識。
1.4社會基礎建設發展過于緩慢
該村從2011年就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但是還是有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比如在最近三年時間里，基礎設施還不夠完善，農村交通不夠健全，農業產業鏈依然沒有成型，導致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外來投資。同時，醫療設備欠缺，街道路燈和文化廣場沒有較好的規劃建設等一系列問題依然存在。
2政府扶持與“三農”政策走進該村的巨大變化
2.1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發展現代農業，改善農村落后面貌
十報告專題闡述了“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提出了關于“三農”工作的總體要求和重點任務，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農業農村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該村委會認真貫徹黨的會議精神，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完善和強化各項“三農”政策，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以下是該村政府在這兩年的工作成效。
2.1.1促進交通發展新常態
2013年5月，村政府響應上級指示，該村開通農運客車，這項工程旨在讓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第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從而使城鎮數量增加，城鎮規模擴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讓部分農民有了就業機會。進一步拉近城鎮與鄉村的距離，方便當地百姓，刺激當地的消費，利用地處交通便利的優勢，促進交通的長期發展。
2.1.2積極開展農村土地責任承包制
2013年，村政府開展了以家庭土地承包經營為主要形式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模式，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農民群眾務農種糧的積極性以及政府重農抓糧的積極性，適應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搞活農村經濟。同時，村政府還召集承包者集中輔導有關農業知識。他們把外出打工的荒廢土地租借來大面積的種植榨菜、玉米、西瓜、南瓜等。一則避免了土地的沙漠化，二來為外出打工的農民增加了經濟收入。
2.1.3養殖業的快速發展，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
該村建立6個養豬廠和兩個蜜蜂廠，并且進行生豬品種改良，生產優質瘦肉型豬肉，適應市場需求，讓農民真正做到養豬增收，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問題，建立良種豬場，繁育大量的優質品種仔豬進行生豬品種改良。為此，政府做了規模化、科學化的詳細計劃方案。利用地理優勢突出和飼料來源廣、勞力資源豐富的優勢，為當地養殖戶提供了較好的飼養方案。
2.2著力發展民營企業，強化經濟發展增長點
2.2.1企業擴建，提供就業崗位
2014年，重慶市涪陵區鴻企采石場和六池塘采石場在政府的監管下做相應的改造，不僅使安全性大大提高，而且在原來的基礎上擴建了一倍，提供大約100個就業崗位。帶動餐飲業和服務業的經濟發展。另外，坐落在該村重慶市涪陵區國色食品有限公司由于污水排放影響了當地的飲水資源，在當地政府的監管和企業改造之下，成功的解決了污水排放的問題，建立污水處理中心，使當地的環境得到了良好的改善。現在，涪陵區國色食品有限公司從原來的20人規模達到了近200人的規模，不僅解決了當地農民的就業難問題，還促進周邊村民的部分就業。
2.2.2發揮地理優勢，加大創新力度
該村利用地理優勢，榨菜產業得到了長足發展，我們走訪了重慶市涪陵區國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他向我提供了該村7年的榨菜年產量和相應價格曲線圖1。
從這個數據我們可以看出，有兩個重要的因素決定著價格的變化：一是，產量的差值如果變化較大，會直接影響價格的波動，通常是產量達到了某一值時，價格會下降，形成了供過于求的局面。二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的宏觀調控，市場經濟逐步趨于平穩，在前幾年的價格變化看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增長的。我們考慮市場供應量和產量之后，認為產量在10000噸左右較為合理，這個數據對于該村農民來說是一個極其關鍵的信息。
2.3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做好民生工程
2.3.1教育方面
該村的杉樹灣小學，在校人數約500人，開設幼兒園和小學。在校的學生大部分家長在外打工，留守兒童較多，教育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交給學校。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當地政府和校領導，通過地方政策，學校招進一批優秀的青年教師，并且學校為幼兒園引進一批教學工具，改造校園的建筑，使學校的基礎設施進一步的得到完善，縮小城鎮的小學的硬件差距。
2.3.2醫療方面
該村在前幾年沒有定點的診所，只有一個私營藥房，導致在以前看病難的問題十分突出。這幾年在村政府的規劃下，建立了兩個定點醫院，農民不僅可以在這里看病，還可以憑借醫療卡享受一定的優惠。另外，該村的鄉村醫生會每年去涪陵區培訓中心進行免費培訓，學習更多的醫學知識，提高了村醫生的就醫水平。
2.3.3住房問題
近年來，村政府按照新農村的建設要求，2013年，該村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國家給予了住房補貼，絕大多數農民住進新房，這項工程讓農民真真切切感受到黨和國家惠民政策，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解決了農民住房難的問題。
3建議
3.1加大植樹造林力度，推進環保工程建設
該村兩個碎石廠在生產過程中，造成粉塵污染較嚴重。一方面，建議改進碎石場的機器設備，降低灰塵排放量。另一方面，建議在碎石廠周圍種植樹苗的同時，政府要堅持抓好環境監管和治理工作，建立健全有效保護機制，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加快建立生態恢復方案。
3.2保護水資源，修建水庫
該村遇到旱災的情況時，生活用水很緊張。如果修建一個較大的水庫，利用地理條件，自然會蓄水。當然，現有的水資源要加強保護，堅決杜絕以污染水資源為代價的企業投產。
3.3加大引進投資力度，發展現代化農業
該村建立的大棚基地和畜牧場，可以利用網絡平臺，向外界宣傳引資，使更多的投資商前來投資，并且建立健全現代化農村基礎設施，以農業促工業，以工業帶農業的經濟模式，促進該村的經濟長足發展。
3.4提高該村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協調能力
信息化社會的到來，農民也對“三農”政策的了解也越來越多，這就對政府對上級政策對接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提高化解矛盾能力，把工作及時完成，遇到問題及時處理，要堅持依法行政，讓權力運行更加規范透明，讓農民更加放心滿意。推進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保障村民的合法權益。
4結論
針對現存的各種問題，我們通過實地訪談和問卷調查、數據處理分析，給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與建議。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的限制，導致調查不夠全面，如在社會保障等方面沒有涉及。通過此次社會調查可以看出，預計今后5年的發展該村村民基本達到小康標準。不可忽略的是，環境污染問題和老齡化問題依然是影響今后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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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導思想
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市的總體目標，堅持以人為本、和諧發展，以創建環境優美村鎮為載體，引導農民樹立清潔生產理念，逐步轉變農村生產生活方式，切實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環境，提升*市經濟的發展質量，建設生產發展、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二）基本原則
1、創新模式，和諧發展。創新適合農村特點和發展水平的環境保護工作模式，以生態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在發展中改善環境質量，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2、政府引導，農民自愿。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積極推進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的實施工作，在技術、物資和資金等方面給予支持。
3、統籌規劃，形成合力。要統一規劃，集中各部門力量，統籌安排各項涉農資金和項目，確保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的實施。
4、重點突破，總體推進。引導和推進一批基礎較好的村鎮率先達到環境優美村鎮的標準，總結推廣先進經驗，總體推進。
5、分類指導，分步實施。根據不同區域特點，有針對性地提出重點任務，項目的安排要先急后緩，分步推進，優先解決農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工作目標與主要任務
（一）工作目標
到2010年，農村環境污染趨勢得到一定控制，農村飲用水源地得到保護，畜禽養殖業污染得到基本控制，建設一批有機食品生產基地，開展小流域綜合整治，農村環境監管能力得到加強，公眾環保意識得到提高，農村環境質量得到一定改善。到2015年，基本解決農村環境“臟、亂、差”問題，農村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基本達到“清潔水源、清潔家園、清潔田園”目標。
（二）主要任務
根據我市農村存在的環境問題和近期治理目標，重點要完成以下4項任務。
1、加強生態保護。（1）做好農村飲用水源地保護工作。劃定水源保護區，嚴格保護農村飲用水源，特別是農村人口相對密集居住區的集中飲用水源；防治農村工業和農業生產及農民生活對飲用水源的污染；開展農村飲用水源水質調查與評估工作，建立農村水源水質監測制度。（2）加強自然生態保護。積極開展土地退化和礦山植被破壞的生態修復的清潔能源示范，以點帶面，逐步推進。嚴格控制因不合理開發導致新的土地退化和生態破壞。
2、強化污染治理。（1）綜合防治土壤污染。開展土壤環境現狀調查工作，根據不同土壤污染類型，選取有代表性的區域，開展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復試點。（2）治理畜禽養殖業污染。科學劃定禁養區和限養區，重點區域、流域和生態敏感區，要控制新建規模化畜禽養殖場，對超標排放的養殖企業進行污染治理。遵循資源化、無害化、減量化和綜合利用優先的原則，因地制宜，采取生產沼氣、建設有機肥生產廠、堆肥、工藝處理等模式，提高畜禽養殖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率與達標排放率。（3）治理鎮村工業污染。制定鎮、區環境保護規劃，對鎮村工業統籌安排，合理布局；對工藝落后、設備簡陋、污染嚴重的鎮村工業企業，予以限期治理、取締或關閉；鎮村工業發展要與小城鎮建設相結合，有條件的地區，應建設鎮、區工業小區，對污染實行集中防治。
3、開展創優活動。在市政府確定的重點中心鎮和環境綜合整治試點村中，引導和推動一批具有較好社會基礎、較強經濟實力、良好環境的村鎮率先達到環境優美鄉鎮、環境優美村的標準。環境優美村鎮創建工作要著眼于以環境優化縣域經濟的增長，突出地方特色，充分發揮和提高自然環境調節能力，因地制宜地發展生態經濟。一是發展生態農業。大力發飛黃騰達優質安全農產品，建設一批有機食品生產基地，保障食品安全，促進農民增收。二是發展生態工業。積極開發綠色、環保、高附加值產品，推進鎮村工業生態化，提高鎮村工業檔次和效益。新建鎮村工業要實行清潔生產，積極發展循環經濟，促進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和秸稈等再生資源轉化及循環利用，提高能源和資源利用水平。
4、推進環境建設。要大力推進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各有關部門要配合建設部門采用適用技術處理生活污水和垃圾。要加強農村環境的監測預警和監督執法能力建設，強化農村環境監管。“十一五”期間，重點加強縣級監測站和執法機構的硬件設施、人員隊伍建設，逐步建立農村環境監測預警和監督執法體系，加強鎮、區專職、兼職人員配備。
三、重點工程
（一）環境優美村鎮創建工程
水源鎮功能分區布局合理，有良好的居住小區和基本完善的工業區，具有較好的社會基礎和較強經濟實力，2006年被評為省級優美鄉鎮，這將為推動我市優美鎮區創建工作起到引導示范作用。
2007年我市將繼續推進優美鎮村、生態村創建工作，本年爭取創建1-2家優美鎮村。到2010年達到10家，2015年達到20家。
（二）農村飲用水源地保護和飲水安全示范工程
注重水源保護與水質凈化相結合，防治并重。保障農村飲水安全，首先要保護好飲用水源。按照《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污染防治管理規定》的要求，劃定供水水源保護區，加強水源地周邊環境的保護，防止水源地污染，并防止超采地下水而造成的飲用水水源水量不足，更要防止串采不良含水層的水，造成飲用水中氟、砷等有害物質超標，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護好飲用水源。
1、要成立*市飲用水源地調查小組，對我市飲用水源地普查，同時，對周邊的工業及農業污染源調查并對其污染物排放情況進行監測、評價。
2、要對超標排放或對水源地構成影響的單位或個人限期整改，逾期責令關停。
3、要聘請評價單位對集中飲用水源地，做區域環境影響評價。
4、要加強水流域整治，市水利局每年都要制定并完成當年水土流失整治計劃。
（三）再生資源轉化與循環利用工程
農村能源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從2001年到2006年底，我市共建設北方農村能源生態模式381戶；高效預制組裝架空炕連灶4315鋪；建設被動式太陽能采暖房10700平方米；安裝太陽能熱水器20000平方米；秸稈氣化集中供氣系統工程5處（青花村氣化站已建成投入使用，南樓開發區圣水村、高望而卻步村氣化站，旗口鎮后會村氣化站，石佛鎮絲瓜村氣化站正在建設中，預計2007年6月底建成投入使用）；畜禽養殖場能源環境工程（大中型沼氣工程）1處。太陽能中、小學教學樓、辦公樓、民宅等太陽能利用項目，到2005年末，累計達到62000平方米，年可節省標煤824噸，年可節約資金60多萬元。
到2010年我市計劃推廣北方農村能源生態模式1500戶，“四位一體”“綠色”蔬菜生態園區1個，豐富人民的“菜藍子”；計劃安裝太陽能熱水器的面積達25000平方米，把太陽能利用深入到每個家庭；計劃建設秸稈氣化站8個、計劃建設大中型沼氣池1個；到2015年末，我市農村能源生態建設計劃在2010年的基礎上加速增長，計劃推廣北方農村能源生態模式2000戶，“四位一體”“綠色”蔬菜生態園區1個，安裝太陽能熱水器的面積達50000平方米，建設秸稈氣化站10個，建設大中型沼氣池1個，從根本上改變農村面貌，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目標。
（四）畜禽養殖業污染防治工程
我市擬在溝沿鎮趙家村、鋼都管理區勝利村、旗口鎮曹家村、建立蛋雞養殖小區；水源鎮黑英村建肉雞養殖小區；虎莊鎮東拉房、高坎鎮董家村建蛋鴨養殖小區；博洛鋪鎮李大村、周家鎮東金寺村建生豬養殖小區；南樓開發區西江村、永安鎮東田村建奶牛養殖小區；湯池鎮茨溝村建絨山羊養殖小區，變散養為集中養殖，糞便集中處理。
（五）鄉村工業污染防治示范工程
1、水環境綜合整治
認真做好影響水環境質量的工業、農業污染源的分布，污染物種類、數量、排放去向，排放方式、排放強度的調查分析工作，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措施，對可能造成水環境（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的各種污染源進行綜合整治。加強水庫和飲用水源地的水資源保護，在農田與水體之間設立濕地、植物等生態防護隔離帶，在財政資金充足的情況下，應建設集中水污染處理設施，提倡處理后的污水回用。
2、大氣環境綜合整治
針對農村的環境現狀和所反映出的具體問題，積極治理老污染源，控制新污染源。結合產業結構和工業布局調整，大力推廣使用天然氣、煤氣、液化氣、沼氣、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積極進行爐灶改造，提高能源利用率。
3、噪聲環境綜合整治
結合道路規劃和改造，進一步加強交通管理，建設林木隔聲帶，控制交通噪聲污染。同時加強對工業、商業、娛樂場所的環境管理，控制工業和社會噪聲，重點保護居住區學校、醫院等。
4、固廢物的綜合整治
對工業有害廢物、醫療垃圾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處置。一般工業固體廢物、建筑垃圾首先考慮用各種辦法和措施實現綜合利用。生活垃圾通過堆肥、生產沼氣等途徑加以利用。
5、生態環境保護
根據我市不同區域的不同情況，制定保護和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具體措施。按照生態功能區劃要求，提出自然保護區、生態功能保護區劃及建設方案，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搞好天然植被的保護和恢復對重點資源開發活動制定強制性保護措施，劃定礦產資源禁采區、禁牧區等。制定風景名勝區、原始森林、文物古跡等旅游的環境管理措施。
（六）土壤污染治理與土地退化修復試點工程
西部水田污染治理工程。解放河流經*境內，是西部農民生產用水的唯一水源。自1995年以來，海城市感王鎮十余家印染廠，由于受經濟利益驅動，將沒有經過處理的污水直接排入解放河，使解放河的水質受到污染，種植戶使用該河水灌溉稻田，造成土地板結、產量低、米質差；淡水養殖戶加入該河水，輕者魚蝦發病，重者出現大面積死亡；家禽飲用該河水，產蛋期縮短、產蛋量下降。現在整個解放河內魚類等水生物已經絕跡。
針對上述情況我市將對西部稻田土壤和水域進行綜合治理，改良土壤，恢復土壤及河水使用功能，提高水稻的質量和產量。恢復水產養殖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
硼泥場地復墾工程，對我市現有的硼砂廠硼泥場地進行普查；對硼泥堆放場地服役期已滿的企業限期客土覆蓋恢復植被。
（七）有機食品生產基地建設工程
我市耕地面積82萬畝，其中水稻種植面積52萬畝、旱地面積30萬畝。西部水稻種植區有“魚米之鄉”的美稱，東部工業發展相對落后，污染源少，有著良好的自然資源條件。我市2005年被省農業生態研究所測評為環境達標市，有著優越的農業生態環境。為發展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生產提供了優良的生態環境條件。
2007年計劃申報無公害農產品種植業生產面積32272.6公頃，占我市農業生產總面積的48.5%，其中申報無公害水稻產地認定28966公頃，果品無公害認證、認定面積1746.6公頃，蔬菜面積60公頃，綠色食用菌生產面積620畝；認證“三品”數量31個，其中無公害農產品26個，綠色食品標志5個；發展營口市源旺米業有限責任公司和*市起鳳農業園區為綠色食品生產企業。
有機食品生產示范基地建設發展計劃
計劃2008年前在西部旗口鎮建設有機水稻生產示范基地5000畝、在旗口后會村建設有機蔬菜生產示范基地500畝。2010年前在水源鎮建設有機水稻生產示范基地5000畝、在博洛鋪鎮建設有機蔬菜生產示范基地2000畝，制定有機食品生產技術規范一個。通過加快建設一批有規模、有影響、有品牌、有效益的有機農產品生產基地，并以基地建設帶動周邊生產，從而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
（八）農村環境保護能力建設工程
各鎮區加強專職、兼職人員配備，設專職環保工作人員，負責本轄區的環境監督管理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組織領導
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是一項系統工程，為加強協調，在市新農村建設領導小組領導下，建立由環保局、發展改革委、財政局、農委、規劃建設委、國土資源局、水利局、動物衛生監管局等部門參加的聯席會議工作制度，由環保局作為聯席會議召集單位。各部門按照工作職能抓好方案的落實，各鎮區政府予以配合抓好此項工作。
（二）資金渠道
實施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所需資金，采取政府補貼、部門支持、農民自籌、市場動作等方式，多渠道籌措。在積極爭取國家支持的同時，市級財政將設立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專項資金，市政府有關部門要統籌安排涉農的各項專項資金，形成合力。各級政府要把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長期規劃、“十一五”規劃和年度計劃，鎮區財政也要安排專項資金。
（三）政策措施
各級政府要研究制定有利于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實施的政策措施。制定促進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有機品發展、有機肥推廣使用等有關政策，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新農村的建設，引導農村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向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四）科技支撐
加大對農村環保實用技術研究的投入，開發適合農村的低成本、操作簡單、高效實用的環保新技術。并加快現有科技成果的示范推廣，組織攻關，解決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實施中遇到的技術難題。重點研究規模化畜禽養殖糞污處理和再利用技術。加強農村科技人員培養與引進，鼓勵科技人員參與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加大農村環保科普工作力量。
（五）宣傳教育
要充分運用廣播、電視、報紙、網絡等媒體，宣傳實施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的重大意義和主要內容，引導廣大農民群眾自覺保護農村生態和環境，形成良好的生活和消費習慣。動員和發動農民群眾積極參與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建設工作，通過樹立和宣傳典型，弘揚生態文明，發展生態文化。
關鍵詞：村務公開 民主管理 對策
馬江鎮位于湖南省株州市茶陵縣西，2005年底，總人口727917人，共有長遠、紅旗、長聯、末頭、塘富、東沖、西沖、麻芫、毛家、井泉、小碧、月嶺、麻石、玄武、皋芫、曾虎、等坪、浪灘、聯湖19個村委會。1987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頒布以來，馬江鎮村務公開制度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走上了蓬勃發展、全面普及的道路，全鎮19個村委會都實行了村務公開制度。
一、馬江鎮村務公開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公開內容不全面
當前馬江鎮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公開了一些村務，但公開的內容大部分是有選擇的，在公開過程中避實就虛玩“迷藏”，弄那么幾張紙，寫了幾項就貼了出去。上級要求公開的內容和群眾關心的、意見大的熱點問題遮遮掩掩，不愿意公開或少公開，只把一些無關緊要、不痛不癢的項目寫進公開欄。在公布農民最關心的財務問題時，公布的數字很籠統，只公布收支幾大項，具體把錢花到了哪里、怎么花的群眾就不知道了。涉及農民負擔、扶貧款發放和計劃生育等群眾敏感應該詳細公開的內容，只公開一些“枝節”，對村干部不利的部分則拋之腦后，置之不理。有相當多的內容仍然沒有公布，如村集體支付的請客送禮，吃喝招待費，個人消費公款報銷等不正當開支。更有甚者，有的村根本就沒有實行村務公開。
（二）公開內容不真實
內容失真是指公布賬目與實際不符，含有水分，可信度低。“明白墻”變成了村官們不廉潔的擋箭牌，成為弄虛作假的護身符。馬江鎮長遠、紅旗、長聯、末頭、塘富、東沖、西沖、麻芫、毛家等地村民對村務公開內容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的較多，特別是涉及財務方面的內容，部分村民認為虛假的東西較多，屬欺騙村民，應付上級檢查。
（三）公開流于形式
村務公開工作存在走過場，敷衍了事的現象。公開不及時，隨意性大，不少村沒有定期公開。公開方式單一，有的地方會議不講、廣播不響，僅有的一塊“公開欄”也被各類廣告所充斥。
第一，村干部一手定公開。在什么地方公開、由誰公開根本就不征求群眾意見，對公開什么，怎么公開完全由領導自己說了算，領導認為可以公開的就公開。手腳“不干凈”的不敢公開也就不公開了。有的村民代表議事會、村民理財小組沒有發揮作用，個別領導干部一點頭，就定了公開的內容，會計弄張紙往墻上一粘就完事。
第二，拖延公開的時間。對公開的時間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三個月一次、半年一次的，甚至于一年一次的也有，時間長短由個人定。還有的公開不及時，把6月份應該公開的內容拖到了12月才公開，這里就失去了便于老百姓監督的作用。有的地方看著老百姓臉色來公開，老百姓要是不問，村里就像沒事一樣，一年也不公開一次，一拖再拖，日積月累，成了一本說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賬”。
第三，公開欄形同虛設。上面部署的很多很細，可是具體指導監督的卻很少，有些村的村務公開欄，樣子做得挺好看，也花了不少錢，可是仔細看看里面公開的內容，卻讓人有些糊涂，在年末看公開欄，里面的內容竟然是年初的，還有的公開欄變成了“空白欄”，一年四季在這里都很難看到幾個字，馬江鎮不好群眾笑稱是:“遠看欄有樣，近看字無蹤”。還有的村就根本沒有公開欄。
第四，審核不及時，賬目不公開。有的村頻繁更換財會人員，出現了“一茬干部一茬會計”，甚至“一茬干部幾茬會計”的現象。且人換賬不交，多數不進行賬目核算和審計，對群眾更是秘而不宣。鄉村民主理財流于形式，給一些干部違法亂紀留下可乘之機。
（四）監督不嚴格
有的不按程序要求進行，而是隨心所欲，必然影響公開的質量；有的不敢大膽監督村務公開執行情況，審核把關不嚴，展開經常、有效的監督流于形式；有的以種種借口，采取種種行為，阻撓公開、搞假公開的人，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平安過關；有的對暴露出的經濟問題不查處，極大地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和政府的形象，使群眾對村務公開失去了信心。
二、完善馬江鎮村務公開的對策
（一）加大政府的推動力度
只有在政府推動和外在壓力下，才能催生高質量的村務公開。從村務公開的推行到對村務公開的監督，都離不開上級部門的重視。所以村務公開制度的落實，同樣有賴于各級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政府的工作。對于公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馬江鎮鎮政府都必須下大功夫、花大力氣給予解決，對問題比較嚴重、群眾反映強烈、干群矛盾突出的村，可以采取派出工作組的辦法，專門進行解決。同時，要在解決問題的基礎上，建立健全有關制度，堵塞漏洞。
（二）努力提高村民的文化和政治素質
知識與文化水平決定著公民的民主能力，文化水平低使農民在掌握政治信息、利用參政渠道時遇到許多技術上的困難，難以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轉變為政策要求。一般說來，文化水平越高的公民，也就擁有越多的民主意識和精神，民主能力也就越高。只有現代的村民才能有現代的民主政治。文化素質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它的高低主要通過教育程度來衡量。目前在馬江鎮文盲半文盲仍占很大的比重，這種狀況嚴重制約著農民群眾參與政治的能力，致使相當部分村民不可能形成正確的政治認知。在此種情況下，村務公開制度若沒有外部強有力的推動，便會被農民傳統的政治認知所扭曲，并可能造成村務公開的失范。同時，由于種種原因，馬江鎮村民的政治素質較低，缺乏作為民主政治主體的主體意識、平等意識、權利意識和競爭意識，政治責任感不強。相反卻存在崇官、怕官的“順民”思想，總是寄希望于“清官”、“好官”，不敢或不愿為實現自己利益和意愿而主動行使民主權利，更不知道自己也有權力監督干部。雖然有時也萌生一些政治要求，卻又不知是否應該表達和如何表達，這種順民意識使得農民只是被動地接受村干部的命令，盲目聽從村干部的安排，而不論村務處理是否得當。這些都無疑會影響村務公開制度的貫徹執行。
轉貼于 （三）增強鄉村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識
增強鄉村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識是村務公開制度化的關鍵所在。鄉村干部的行為和形象直接影響著黨和政府在農民群眾中的威信。鄉村干部作為基層政權的執政者和農村經濟社會的管理者，對解決農村各種矛盾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馬江鎮一些地方干群矛盾緊張，從干部方面來看，主要是思想觀念陳舊，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同廣大農民群眾日益增強的民主要求不相適應。因此，要想真正推行村務公開，就必須提高鄉村干部的民主意識和法制觀念。注重加強馬江鎮基層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們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增強他們的民主法制意識。
（四）建立完善的制度體系
經過較長時間的實踐，我國村務公開已經初步建立起配套的制度體系，有了村務公開的規范，使工作有序，辦事有據，為村務公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奠定了基礎。當然.這一制度體系的建立還僅僅是一個開端，還有待于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地健全與完善。
第一，村務公開責任制度。把村務公開作為村民委員會成員年度崗位目標管理責任制的重要內容，把村務公開責任目標的落實情況作為民主評議干部、考核干部政績的重要內容，并將評議、考核結果記入本人檔案，作為評選先進和實施獎懲的依據。
第二，村民委員會村務公開制度和與之配套的相關村務的辦事制度。建立村務公開方面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或者具體實施制度，財務管理方面的民主理財、干部親屬回避、會計員憑證上崗、承包項目公開招標等制度，減輕農民負擔方面的預算審批審核、集資管理、農民負擔明白卡、專項審計、舉報查處制度，宅基地審批方面的民主評議、群眾監督、收費審核制度，計劃生育方面的準生證報批發放、超生罰款審核、計生款返還賬目審查制度，電費收繳方面的群眾代表參與抄電表制度等。
第三，村民組織的辦事制度。主要是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村民民主議政日制度、民主理財制度以及村民委員會所屬工作委員會工作制度等。
（五）建立和完善外部監督機制
外部監督機制是村務公開制度化的必要條件。來自內部的群眾監督，是村務公開制度化的基礎或首要條件。但是，至少在現階段，如果沒有外部的監督機制，村務公開同樣難以推行。因為村務公開的推行及其制度化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那些利用村務不公開而以權謀私的人，肯定會千方百計地加以阻撓。一些地方之所以村務公開難以推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村莊外部缺乏一套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因而主觀性較大，容易受人為因素所左右。另外，從長遠來看，如果在“自治權”和“制衡權”之間沒有建立對等的平衡關系，“自治權”就有可能無節制地膨脹，而難以健康地延續下去。
第一，加強外部監管。健全以馬江鎮人大、紀委為主的監督體系，每季度對各村公開內容進行審核，經常組織有關職能部門到各村進行檢查督促，促使各村的村務公開工作真正落實。
第二，強化輿論監督。各新聞媒體要充分發揮輿論宣傳優勢，加大宣傳力度，廣泛宣傳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的方針政策和搞得好的典型經驗、先進個人，營造良好的環境。對那些領導不重視、措施不力、行動遲緩、搞得不好的反面典型，要公開曝光。
第三，建立責任追究機制。要層層落實責任制，各級紀檢、糾風、村務公開辦要加強經常性的監督，定期全面檢查。各級各部門要把責任追究貫穿于村務公開工作的全過程，對無動于衷、敷衍應付、弄虛作假、欺瞞群眾、公開不全面不及時等行為，群眾有權向上級政府及其有關主管部門反映、舉報，并負責調查核實并做出答復，要通報批評或責令其限期改正，半數以上的群眾對村務公開的事項不同意的，應當依法予以糾正，并重新公布；對于批評后仍不抓不管、不見起色的要追究紀律責任；對于工作不力、不負責任，發現問題不及時處理解決，由此引發群眾屢次上訪告狀或發生重大惡性案件的，紀檢監察機關要嚴肅查處，按照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對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以及有打擊報復行為的，可以建議村民會議對村民委員會有關責任人員依法予以罷免；對村務公開中發現有揮霍、侵占、挪用、貪污集體財物及其他違法行為的，應當及時處理，對其中構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處理。村民委員會應當建立村務公開檔案，做到真實、完整、規范，保存期限與村財務賬簿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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