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1 13: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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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銀行國際化戰略戰略選擇
一、中國銀行國際化經營的發展現狀
中國銀行，全稱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四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之一，香港、澳門的發鈔銀行，2007年度英國《銀行家》雜志“世界1000家大銀行”第九位。旗下有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等機構。集團經營業務主要由三大板塊構成，分別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其中商業銀行業務為集團傳統核心業務，并創造絕大部分的營業利潤。
二、當前中國銀行國際化中存在的問題
1.海外機構覆蓋尚有空白，海外并購合作不成熟。作為集團國際化經營硬件基礎設施的中國銀行海外網點多在香港、新加坡、日本、倫敦等地，皆屬于亞歐大陸區域。而對北美的紐約和芝加哥等金融中心、非洲與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及大洋洲地區覆蓋較少，且層次相對較低。
中國銀行目前除有兼并香港同澳門金融機構的經驗外,并無實質的境外合作（如銀團貸款）和并購實踐。在海外的經營都主要依靠于自身網點機構循序漸進式的發展,成果與收益較慢,不利用迅速提升國際知名度,在國際資本市場中易處于劣勢。
2.業務和收入結構單一，機構服務水平滯后。集團過于依賴傳統存貸款業務和利差收入，非傳統業務收入比不到20%，對中間業務的發展程度不夠。所以同其他成熟的跨國金融機構相比，缺乏抵抗東道國金融政策風險的能力。
逐級上報下行的審批制度放置在層次冗雜的集團內部機構間運行,直接導致了企業業務周期的漫長和效率低下。在外資銀行完全進入市場進行服務質量競爭之后,高端優質客戶流失情況嚴重。
3.金融產品創新能力較低，資本市場融資渠道窄。由于大部分的收益均來源于傳統的存貸利差，造成銀行內部產品陳舊，變通極少。而國企惰性也導致其在新興的個人信用卡市場和投資銀行業務上較其他跨國銀行起步晚，發展慢，難以擁有持久的核心競爭力。
同國外各大銀行相比,中國銀行的融資途徑仍然主要集中在境內上市和在美發行企業債券的方式,融資范圍區域化,手段單一。
4.跨國經營能力不足，人才匱乏
(1)對國際慣例缺乏了解。由于歷史和體制原因，中國銀行內部計劃經濟依舊明顯，極容易將國內的做法直接照搬早國際經營中去。最明顯的人員定期回調，三年一換，外派人員剛熟悉業務就被調走，又換新人。(2)經濟實力尚算薄弱。資本充足率，資本收益率和人均利潤率均遠低于外資大銀行。(3)國際化經營人才缺乏。由于金融行業開放時間尚短，有涉外業務經驗和熟悉相關國際金融專業知識手段的員工稀缺。而且在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上，不如條件優越、業務規范的外資銀行。三、當前中國銀行國際化經營戰略的選擇
1.明確市場定位。跨國銀行是以國際業務為主并采取跨國經營方式的銀行。中國銀行資本雄厚，現已經具備了國際性銀行發展潛力和必要條件，可定位于海外的多元化市場。集團經營重心逐漸向海外轉移，先按照規范化和標準化的原則，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形成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的基礎類產品和服務，初步創建中國銀行的優勢品牌，爭取在5年的范圍內達到境外業務收入占到集團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這一目標。
2.建立外資銀行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目前中國銀行的海外戰略伙伴主要為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但該集團在經濟發達的北美和一些新興市場，影響力較弱。所以中行應當通過戰略聯盟的形式尋找更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戰略伙伴，通過雙方間共同實現特定的業務（如人民幣資金借貸領域的合作，銀團貸款業務及中間業務）發展目標，來提高國際化速度和降低海外金融市場風險。特別是中間業務部分，是中行急于成長起來的主要收入來源部分，該領域中外資銀行產品多，經驗豐富，運作方式和風險控制手段成熟，都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
3.加強人員和技術培訓。為解決國際化經營人才短缺現象，中國銀行一方面可以以優厚待遇從外資銀行或海外高等學府引進專業人員，同時也可以依托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子公司，建立起金融專業培訓中心。憑借兩地的國際區域金融中心地位、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和交易清算系統，以及語言文化上的中西合璧，既能有效縮短進修培訓人員的適宜環境過程，又能很好地接觸國際金融市場和業務，提高學習的效率和深度。
4.積極進行跨國并購。世界經濟一體化使得國際金融競爭更加激烈。為了與跨國金融機構相抗衡，中國銀行采取并購的方式是最快最有效的選擇。這是因為海外并購相對投入較少,但見效快,投資回收期短,還可以繼續利用被收購銀行原有的健全的組織結構、專業技術人才、關系網絡和業務渠道等資源,利于避開東道國有關政策限制，迅速進入新市場開展工作。
四、結語
中國銀行作為我國金融行業內國際化經營的先進力量，在面對國際金融行業日益激烈的競爭壓力和嚴峻挑戰下，不僅要充分利用和強化現有的國際化經營業務水平和硬件設施，更應該通過內部自上而下的革新使自身的企業體制、運行機制、產品和服務人員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迅速向國外銀行的先進水平靠攏。
通過現階段實施立足集團現實、充分利用已有資源的國際化經營戰略,既能有效提升中國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和收益能力,更能進一步滿足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服務的現實需求,完成提升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綜合競爭能力，維護本國金融經濟安全的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
[1]張邯田高良:中國商業銀行國際化發展的現狀、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06,(02)
論文關鍵詞：國際，營銷，經濟全球化
1、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的興起和原因
1.1冷戰結束為經濟全球化的興起創造了政治和社會條件。
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完全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即涵蓋國際流通過程和國際生產過程，亦即世界經濟再生產過程的全球化日益興趣。其主要表現，即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生產經營全球化，包括了國際流通過程和國際生產過程的全球化。
從根本上說，經濟全球化是商品經濟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出現的國際分工和生產國際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由資本向全球擴張來推動和發展的。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分工和生產國際化的高度發展和產業資本向全球擴張（其具體表現是工業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世界范圍內便興起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具體而言，90年代高新科技突飛猛進、國際分工深入發展、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席卷全球的市場化改革和冷戰結束，為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創造了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
1.2現代高新科技突飛猛進，推動現代生產力快速發展。
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來，現代高科技取得一系列突破和進展，主要有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等。隨著現代高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從科學發明到技術創新再到生產中應用的周期大大縮短，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即所謂“科學－技術－生產”一體化，表明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進程極為迅速。有關資料表明畢業論文的格式，科學研究的成果轉化為工業產品的周期，在18世紀約為100年，19世紀為50年，20世紀初期為30年，20世紀中期為10年，20世紀80年代以來高新技術產品的轉化周期已經縮短到5年以內。據發達國家的測算，手工業、傳統工業、高新技術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之比為1:10:100，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0世紀初占5%～20%，在50～60年代占50%，在80年代占60%～80%。現代高新科技的迅速發展和擴散，大大推動了生產力和世界貿易的發展。
1.3國際水平分工深入發展，加強了各國間經濟的相互依賴性。
國際水平分工是在第3次科技革命（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現代高新技術的發展則進一步擴大和加深了國際水平分工。一般說來，當達國家之間、新興工業國之間在工業生產上的分工，屬于水平型國際分工。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民族工業的過程中，也逐漸參與了工業生產的國際水平分工。例如，現代波音客機（約有450萬個零部件），就是建立在國際水平分工基礎上的高科技產品。有7個發達國家的1500家大企業和分布更多國家的1.5萬家（其中包括中國）中小企業參與協作制造龍源期刊。目前全球有40%的產品是由跨國公司生產的。國際水平分工是當代各國之間進行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基礎，是當代世界市場不斷發展和擴大的基礎，它將各國生產過程密切結合起來，使國民再生產過程向著國際再生產過程發展。這是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興起的根本原因和堅實基礎。
2.國際營銷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2.1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或核心是生產要素和資源在全球的優化配置和使用，必然會促進世界生產力和世界經濟的增長。隨著現代科學和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轉移和擴散，會改造和優化生產力的各種要素，推動各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發展。科技進步在今后世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將越來越顯著，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根本源泉。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意味著世界生產力布局和產業結構隨之改革，使國際分工日趨合理，促進國際分工。各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推動統一的世界市場的形成和國際競爭的發展，優化世界資源的配置，可提高世界經濟的整體效率，還可優化國際經濟關系結構。
2.2推動世界經濟有序運行。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的國民再生產過程向著國際再生產過程發展，從而要求生產要素和資源在各國之間進行合理配置，要求在國際范圍內按照經濟合理的的原則組織生產和經營，要求有關國家協調它們之間的生產和經營活動。但是，在當代這種再生產過程的國際化，又是建立在民族國家利益基礎上的。這樣，便產生了再生產國際化過程中的國際共同利益和民族國家利益的矛盾。正是為了緩解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這種矛盾，于是，以國家和國際機構出面組織的國際經濟協調便應運而生。在當代世界經濟領域中，國際市場活動受到3種機制的調節：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各國政府單獨制定的自主經濟政策和措施的調節；在國際協商基礎上若干國家政府的聯合調節，即國際經濟協調。在這3種調節機制中，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在當代世界經濟運行中具有重要地位畢業論文的格式，因為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的缺陷需要國際協調機制予以矯正，而各國的調節政策也需要國際協調機制予以協調（如關稅政策的協調等）。國際經濟協調的核心和目標，是要調節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際共同利益和民族國家利益的矛盾，實現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的有序運行，促進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的增長。由此可見，在當代國際經濟活動中，由于矛盾和利益同在、競爭和合作并存，而國際協調成功與否，則制約著各國經濟的興衰。
3.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營銷和國際經濟的發展趨勢和特點
3.1世界經濟進入全球競爭。
80年代以后，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正處在兩大潮流之中。一是現代高科枝的蓬勃發展，成為推動現代生產和現代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充分顯示出當代世界經濟競爭本質上是科學技術的競爭；二是世界各國，包括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以適應前一個潮流即現代高科技和現代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因此，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謀求高新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發達國家之間展開了一輪高科技發明權、領導權和控制權的爭奪戰。這都表明，80年代以后，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國相繼卷入了爭相發展高新技術的國際競爭的大潮之中。展望未來，21世紀上半葉這種國際競爭將會更加發展、深化和激烈。
3.2世界各國在競爭中求合作。
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同時，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和相互合作的關系也日趨增強。其根本原因是現代高科技、國際分工、生產國際化、產業的國際轉移的迅速發展。在國際分工日益發展和深化的基礎上，各國民族再生產過程日益向著國際再生產過程發展；同時，任何一國都不可能擁有發展本國經濟所需要的全部資源，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先進技術，也越來越難于壟斷技術，一國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生產要素配置越來越需要通過國際合作和國際交流才能實現。這就要求世界各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按照比較優勢和比較利益原則來決定取舍，充分發揮國際分工和各國技術、經濟互補性的國際經濟效益。因此，在現代科技和國際分工深入發展的基礎上，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不斷加強；同時矛盾和利益同在，競爭和合作并存，而國際協調的成敗則制約著世界經濟的沖突和合作、停滯和發展。這可以說是當代和今后一段較長時期內國際經濟關系發展的基本趨勢和基本特征。
4.國際營銷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
4.1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
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資本主義各國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階段和地位。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劃分是這個體系的基本特征。從資本主義發展的幾百年歷史來看，發達國家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則處于不發達狀態。
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關資料劃分，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屬于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工業國）的僅有22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愛爾蘭、荷蘭、新西蘭、冰島、挪威、盧森堡、西斑牙、瑞典、瑞士、葡萄牙。而不發達國家則是原來經濟落后、現在正逐步發展（民族經濟）的國家，一般稱為發展中國家，其中絕大多數是過去受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龍源期刊。據世界銀行有關資料統計，這類國家和地區共有160多個（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在內）。
4.2 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從一定意義上講，經濟全球化實際是市場經濟全球化。市場經濟是競爭型經濟，是利益和風險同在、機遇和挑戰并存的經濟。所以畢業論文的格式，從總體上看，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發展經濟既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全球化給各國帶來的共同機遇主要有：第一，提供了各國共同發展的機遇。因為全球化使商品、服務、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促進各國生產和經濟發展。第二，給各國提供了提高經濟效益的機遇。第三，給各國經濟體制趨同帶來了機遇。這是因為，全球化實際上是各國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接軌，建立能夠相互融合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全球化帶來的共同挑戰主要有：第一，優勝劣敗的挑戰。既然全球化實際上是市場經濟全球化，也就是世界各國卷入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過程，有競爭就必然存在優勝劣汰的法則。第二，金融動蕩的挑戰。金融是國民經濟的神經中樞。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金融全球化，是各國間的金融活動的關聯度日益密切，一旦某個國家金融市場出現問題，其他國家便會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4.3 發達國家在貿易、投資、貨幣金融領域的斗爭與協調
發達國家間的經濟關系表現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由貿易、投資、貨幣金融領域的關系構成。
投資領域的矛盾和競爭。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和歐共體之間在投資領域的矛盾和競爭日趨激烈，即所謂的“投資戰”。發達國家間的相互直接投資約占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80%左右，而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約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9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投資領域的矛盾和競爭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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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全球化；文化融合；文化沖突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全球化不僅是一個經濟的變遷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文化和政治的變遷過程。”[1]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當今時代，各種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融合和沖突日益凸現出來，在這之中，既有各種文化或文明的全球融合，又存在著各種文化或文明之間的沖突；既有西方強勢文化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弱勢文化的滲透、顛覆，又有廣大發展中國家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獨立性、自主性的努力和斗爭。在這種文化的融合與沖突背景下，世界各國紛紛根據自身在這種文化一體化中所處的地位制定、執行相應的文化政策及策略。
一、全球化進程中文化發展的兩難困境：融合與沖突
全球化并不僅僅意味這經濟、政治的全球化，也意味著各民族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擴散與傳播，各種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差異性和特殊性的民族文化相互接觸，必然會帶來全球化進程中文化發展的兩難困境，即文化融合與文化沖突。一方面是各種文化之間的全球融合，另一方面是各種文化基于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尤其是在全球化中處于劣勢的民族文化為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獨立性、自主性而不斷引起的文化沖突。
造成文化融合與沖突兩難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根本屬性。文化本身具有雙重性，它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統一。“一方面，文化是出于一定歷史傳統和地理環境下共同生產、生活著的群體所積累的‘特殊成就’――特殊經驗、知識與智慧。它體現為同一社會群體的一套統一而獨特的生活意義信仰和生活事務操持，其核心要素是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無疑，這種‘特殊成就’具有國別性、民族性和地域性。但另一方面，各個國家的人們各自所取得的文化‘特殊成就’，都是作為人類思維和活動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各文化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共識性。文化就是這樣一種同時包含著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矛盾統一體。”[2]正是由于文化是人類思維活動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各種文化才有融合的可能性；正是由于文化是處于特殊的歷史和地理環境的人們所取得的“特殊成就”，所以各種文化又必然具有各自的獨特屬性，在全球化過程中當各種具有差異性的文化相互接觸時，其沖突便是不可避免的。
所謂文化融合，是指不同文化因素或文化成分之間彼此接納與調和，形成一個有機文化整體的過程。國際關系中的文化融合，主要指國家之間通過對他國文化的學習、借鑒和吸收，不斷豐富和更新本國文化的過程。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需要在各個層面上同其他國家和民族進行接觸與交流，不可能將自己完全封閉起來，尤其是在全球化時代。雖然這種頻繁的接觸與交流常常引發更多的文化碰撞或沖突，但與此同時文化融合也在相應地加強，它們有效地形成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推動力。縱觀歷史，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是環地中海歐亞非各地區文化融合的結果；日本文化則被稱為融合了東西方文化的“雜交文化”――中古時代的日本文化由其本土文化和以中國儒教文化為主的外來文化融合而成；近代日本將其中古文化傳統和以近現代西方文化為主的外來文化進行融合，并由此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
所謂文化沖突則是指“在文化傳播與傳遞過程中，由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規范文化的接觸、碰撞而產生的文化對抗現象”[3]。文化沖突是一個多層次、多角度的交融與撞擊過程，它既包括不同時期因社會發展而產生的文化規范變遷上的縱向沖突，也包括同一時期因兩種文化規范對立而產生的橫向沖突。當代文化沖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沖突，二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三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沖突。目前，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處于強勢地位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因而必然產生西方與非西方的關系問題，這使得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沖突更加明顯。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的文明沖突理論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指出：“在正在顯現的世界中，屬于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關系不僅不會是緊密的，反而常常會是對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間的關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產生沖突的傾向。在微觀層面上，最強烈的斷層線是在伊斯蘭國家與其東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鄰國之間。在宏觀層面，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與非西方之間，在以穆斯林和亞洲社會為一方，以西方為另一方之間，存在著最為嚴重的沖突。”[4]雖然亨廷頓“文明沖突”實質上是“歐美中心論”的翻版，具有局限性，但是他也告訴我們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沖突在加劇。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融合與沖突的新趨勢
不同文化的融合和沖突是伴隨人類文明發展的全過程的，它并不是全球化的產物，但是，全球化在客觀上造成了這種融合和沖突的加速和加劇。在全球化時代，文化融合呈現出三個特點：
第一，從文化融合的向度來看，文化融合實現了從“單向文化融合到雙向、多向文化的融合”[5]。就一般而言，文化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單向的，即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先進文化對落后文化的滲透，呈現出單向融合的特點。聯合國開發署在1999年的《人文發展報告》中寫道，“當今的文化傳播失去平衡，呈現從富國向窮國傳播一邊倒的趨勢。”但這不是全球化時代文化發展的應有狀態。現代傳播媒介的迅猛發展不僅給西方文化，也給非西方文化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傳輸，使各種文化的信息資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與共享。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在人們的跨文化交流中，并不總是強勢文化影響弱勢文化，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同樣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當網絡、衛星等信息工具清楚地將全球各種文化及其最新進展顯現在世人面前時，人類擁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比較、引進和學習其他文化的優越條件，具有很大的選擇余地。一些原來鮮為人知、不受重視的文化也有可能獲得與主流文化同樣的競爭機會。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特性和優勢，所以包括強勢文化在內，每一種文化都在不同程度地吸收異質文化的合理成份，從而使不同文化在珍視自己的基礎上，擴大了對異質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并在同它們的不斷沖突中逐漸走向融合。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出于保護本國文化、維護文化的需要，在極力與西方文化擴張和“侵略”作斗爭的同時，也努力向西方國家輸出其文化傳統，力圖避免被邊緣化。從而使得當今文化融合呈現出從單向到雙向、多向文化的融合趨勢。
第二，從融合的層次來看，實現了從“較低層次的物質文化的融合到較高層次的精神文化的融合”[5]。伴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的文化融合，最早是從物質的、有形的文化開始的。由于器物形式之類的文化帶有強烈的實用性、觀賞性，因此對他國，尤其是科學技術相對落后的民族和國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也是卡拉OK、好萊塢電影、麥當勞快餐等通俗文化走向普遍化的重要原因。制度文化融合是后于器物文化的第二層次文化融合。20世紀以來，許多國家吸收、借鑒了西方文化的市場經濟、現代化模式，在本國傳統文化更新的基礎上實現了劃時代的騰飛。
在文化融合的實踐中，精神文化是最難實現融合的部分。因為在精神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價值規范是極其堅韌的內核，它的變化要比文化的其他層次緩慢得多。而且，精神文化具有無形和抽象的特點，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親和力與凝聚力的源泉，所以極易成為排斥異質文化的強大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隨著跨國界文化傳播和交流的深入進行，精神文化的融合正在水到渠成地悄然進行。一些原本分屬于西方或東方文化的價值觀念，正在打破文化的界限和“思想專利”而日益為人們所共享。如源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觀念，源于東方儒學的仁愛、和諧、信義等理念，正成為世界普遍認同的基本價值觀念。
第三，從融合的意向來看，實現了從“被動文化融合到主動文化融合”[5]的轉變。近代工業革命之后，全球化中價值認同的重要形式之一，是西方國家憑借其經濟、軍事和科技方面的強大優勢而將非西方國家強行納入其價值體系。這相對于以往的強迫同化，被稱為“市場同化”。“市場同化”也帶有強制成分，它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承載的文化價值觀念的全球性擴散，而這一切往往又都是在西方殖民者堅船利炮的武力的保護下進行的。因而從頭到尾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民族的抵制，文化融合呈現出被動融合的特點。
全球化背景下，許多國家和民族開始積極主動地吸收、借鑒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由被動的文化融合發展到主動的文化融合。這是文明意識的覺醒，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近100多年來，許多東方國家在為擺脫貧窮落后而進行的現代化建設中，都積極、大量地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觀念文化。文化融合實現了從被動融合到主動融合的轉變。
文化融合與文化沖突始終是文化發展的二重奏，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沖突也呈現出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文化沖突的表現類型發生了變化。二戰結束到20世紀90年代前文化沖突的核心是意識形態的差異，同質文明內的文化沖突相對受到了制約，異質文明間的意識形態的沖突則成為主要形式。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尤其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的影響越來越深，各國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文化沖突中意識形態的色彩越來越淡化，再加上冷戰的結束，在異質文明內沖突仍作為一大類型存在的同時，同質文明內的文化沖突得以凸顯，比如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爭斗，明顯地表現出了這一點。可見，西方世界并非鐵板一塊。西方國家雖然價值取向基本一致，發展水平接近，但也因各自利益不同，存在文化沖突。
第二，文化沖突的產生方式和解決方式的變化。由文化交流與傳播所引發的文化沖突，其產生方式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和平的方式所引起的沖突，如文化移入導致的雙方在價值觀等方面的沖突。經濟全球化前，以戰爭這種暴力方式所引起的文化沖突大大多于和平方式所導致的文化沖突。而在經濟全球化之后，由于各國間的經濟聯系愈益密切和深入，文化沖突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戰爭這種暴力方式所承載的文化沖突開始降低，而更多的是以和平的方式體現出來。在經濟全球化未對文化的發展構成大的沖擊以前，對于弱勢國家來說，文化沖突的發生要么是自在的，要么是被動的，而這些都使經濟弱國在文化交流中居于被動地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帶來的后果上的變化，使沖突的解決更多地依賴于沖突雙方的主動交流，事實上只有主動地拿來，才能有選擇地吸納，才更利于自身的發展。主動吸納和被動承受之間關系的變化，反映了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人們對待文化沖突在解決方式上的變化。
第三，文化沖突在全球沖突中的地位上升。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中指出，在冷戰后的新世界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是經濟因素。人類今后的重大分裂和沖突的根源將是文化因素。全球的主要沖突將會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發生。文明沖突將支配全球的政治。他甚至斷言，如果下次世界大戰發生的話，將是一場文明之間的戰爭。多數學者不贊成“文明沖突論”以及文明沖突是世界沖突的主要根源的觀點，但在文化沖突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增大這一點上存有共識。事實也是如此，世界文化豐富多彩，各有積極因素和消極成分，不同文化的交匯產生摩擦與碰撞不可避免，文化差異是引發國家間沖突的根源之一。尤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帶來的國與國之間文化交往的增多，使得文化沖突對國際關系的影響日益加深。如各種國際力量的組合與分化都受其文化制約。美、日、中、俄、歐盟等國家或國家集團為適應形勢變化、確保自身利益，在制定和調整對外戰略的過程中，都有各自的價值取向，相互之間的文化差異延伸到國際關系上就會產生摩擦，引發沖突。
三、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應對文化發展兩難困境的策略選擇
全球化給各個國家提供了一個展示自己獨特民族文化的舞臺，但是，這個舞臺的主角大都是西方發達國家，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弱勢地位。西方文化借助其強勢地位大肆宣揚西方的價值觀，推行文化帝國主義政策，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到這種挑戰，并制定正確的策略，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必然會被湮滅于全球化的滾滾洪流中，從而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為了正確應對全球化進程中文化發展的兩難困境，使中華文化立于不敗之地，我們應制定正確的文化策略。
第一，固本溯源，進一步挖掘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增強中華文化的吸引力。華夏5000年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不僅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財產，也是留給全世界的寶貴文化遺產。在歷史上，中華文化就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曾長期使得周邊國家“向風慕化”。今天，中華文化中許多寶貴思想也有著其普遍意義，如天人合一思想、和諧思想等，它們有著充分的現代價值。傳統文化是全球化進程中我們國家安身立命的文化之本，是中華文明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基礎，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要進一步挖掘整理傳統文化，從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賦予傳統文化以新的時代內涵。只有通過不斷地挖掘和整理，才能夠增加傳統文化的吸引力，有效抵御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侵蝕。
第二，轉變思想，化被動為主動，實施主動進攻的文化發展戰略。文化的全球化過程是各個國家的文化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和交流的過程，從表面看，各種文化的全球流動是自由平等的。但從全球化的現實來看，在文化的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國家借助其在全球化中的有利地位，事實上形成了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沖擊和打擊，在此背景下，廣大發展中國家一般都采取了被動防御性質的文化發展戰略。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力沖擊，這種文化戰略收效甚微。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文化的大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我們不應該閉關自守，而應該實施積極主動的文化戰略，利用各種方式向全世界各個國家宣傳中華文明，努力增強中華文明的吸引力。近年來，海外各個孔子學院的成立就是個很好的例證。
第三，努力創新，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文化與文化產業二者之間有著天然的緊密關系。文化是靈魂，文化產業是軀體。文化產業是文化的有效載體，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夠風靡世界，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文化產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借助電影、電視、廣播、漢堡包和可口可樂，西方的所謂的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得以推廣，西方頹廢、奢靡的生活方式得以傳播并對廣大青少年形成了吸引力。要有效抵御來自西方文化的侵蝕，就必須充分利用中國傳統文化這一豐富的資源，在思想觀念上努力創新，實現文化的價值轉型，促進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不斷地用文化產品的市場占領文化陣地，才能夠有效抵御西方文化的沖擊。
第四，虛懷若谷，積極吸收借鑒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毋庸置疑，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積極的一面，有值得學習借鑒的一面，中國文化既要迎合全球化的趨勢，充分和其他文化融合，又要在融合過程中保持自己的中國特色，不至于被“西方化”或“美國化”，就必須以傳統為基礎，以全球化為導向，積極學習和吸收其他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以他之強補己之短。只有這樣，中國文化才能在全球化進程中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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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沱牌酒，國際化，現狀，SWOT分析
1.沱牌酒業的現狀
沱牌酒業現已具備年產銷沱牌系列酒20萬噸的生產能力，是中國最大的白酒制造企業之一。并形成了高、中、低檔兼有，高、中、低度結合的產品結構新格局，銷售網點遍布全國并正努力開拓國際市場。沱牌曲酒是中國低端白酒強勢第一品牌。從1997年至今銷量連續9年入圍全國白酒品牌前十強。由于稅收的影響和中高端產品銷量的規模性缺失，其與中國傳統名優白酒品牌相比處于絕對劣勢。其平均毛利率在30%左右，而五糧液卻是49%，茅臺更高達71%。論文參考。沱牌酒80%集中于西南，中原，華北以及東北市場，70%銷售來自于中低檔產品這兩個現實對沱牌酒業尋找新的市場，整合市場營銷策略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2.沱牌酒業推行國際化戰略的SWOT分析
2.1. 沱牌酒業推行國際化戰略的競爭優勢與劣勢分析分析
沱牌酒業地處四川盆地，四季分明，氣候濕潤，環境優雅，青山綠水，具有釀酒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沱牌酒業擁有中國首個國家釀酒工業生態園，將生態概念植根于品牌中。
企業技術先進，改進并應用了隔排雙輪底工藝，應用了加泥發酵及夾泥發酵工藝、回雙輪底糟發酵工藝、糟醅翻酵工藝等特殊工藝，其濃香型曲酒生產技術不斷完善。 沱牌酒業借力川酒整體優勢，“六朵金花”其心協力，團結互助，共同攻克中國白酒業共性的核心問題，技術優勢明顯。
基酒儲備優勢巨大，但卻占用了巨大的資金金額。公司司近兩年銷售收入在8億元左右，而存貨卻高達11個億，遠遠高于同行業水平。公司銷售面臨困難，銷售目標過高，激勵效果不明顯。
2.2.沱牌酒業推行國際化戰略的機遇與挑戰分析
2009年，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等因素的影響，釀酒行業面臨著成本上升和市場萎縮的雙重壓力。而壓力正是轉型的機遇。沱牌酒業以責任為重，搶抓低碳經濟發展的先機，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催生出新的經濟增長點，為企業的跨越式發展增添動力。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增加了沱牌就出口的機遇。世界文化也不斷交融，中國的白酒文化被廣泛接受并受到重視。
但是原材料價格持續上升和運輸成本的增加給公司生產經營帶來一定的壓力，進而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降低。論文參考。國內白酒行業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公司與行業龍頭企業在經營實力、品牌競爭力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外國酒業公司的行業滲透都將將影響向海外擴張的步伐。銷售數據明顯顯示，沱牌酒業短期走勢過強，補跌壓力大。
3.沱牌酒業國際化的策略
3.1產品定位與市場定位準確。
對產品定位的計劃和實施以市場定位為基礎，受市場定位指導。具體地說，就是要在目標顧客的心目中為產品創造一定的特色，賦予一定的形象，以適應顧客一定的需要和偏好。在進行產品定位和市場定位之前首先要做好國際市場調研。沱牌酒業應更多地以國際化的思維尋求改進國內生產工藝的技術，從而使中國白酒口感更適合國外消費者，在達到口感認同的過程中提高沱牌酒的知名度。在國際市場上，沱牌酒業的沱牌曲酒可繼續實行滲透定價策略，走低端市場。亦可尋求適當的營銷策略使舍得品牌得以重新塑造，從而將其再次打入高端市場，取得預期目標。
3.2重視消費文化的營建
國家與國家之間存在著文化差異，要形成國際品牌，應以文化輸出為前提。在不通的國家中加入不通的元素與中國元素緊密結合。即在文化的整合過程中做到將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歷史文化與現代生活緊密結合，深刻發掘白酒蘊含的文化精髓，然后以恰當的方式加以傳播。在文化營銷方面，沱牌酒業應在企業的品牌中融入中國元素，利用四川省得天獨厚的文化底蘊，發揮其優勢。射洪縣亦為唐代大詩人陳子昂故里，具有一定的歷史名人效應。沱牌酒業亦可利用中華侏羅紀公園和遂寧死海等旅游圣地，制造營銷事件，宣傳推廣旗下品牌。
3.3 促進品牌國際化，提升品牌附加價值
現代意義的品牌是指消費這對產品的全部體驗。在產品同質化的時代，產品的物理屬性差別并不大，品牌能給人以心理暗示，注重消費者的情感和精神寄托。品牌是樹立企業良好形象、打開商品銷路、占領市場的重要競爭手段。在品牌國際化的過程中，應關注品牌的翻譯和情感定位，以全球化的思維重視消費者的心理需求，打入國際市場。
3.3 充分利用國際市場資源，建設營銷渠道
資源的稀缺性要求企業從經濟的角度出發，高水平地運用國際市場的資本、人才等經濟資源。尤其是在企業初始進入某一海外市場，尚不具備順利運作的條件時，建立戰略聯盟將很有必要。企業可與國際巨頭聯姻，借助國際巨頭銷售渠道，建立企業聯誼會制度以相互傳遞經濟信息。加快企業海外子公司銷售當地化，資本當地化，管理當地化，研究與開發當地化的進程，有助于企業與國際市場接軌，實現國際化經營。論文參考。
4.結論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形勢下，沱牌酒業選擇國際化戰略無疑是順從了經濟趨勢。沱牌酒業想要弄潮于經濟之海還有相當長一段路要走，沱牌酒業在市場調研的基礎上做好企業短期和長期規劃，逐步實現沱牌酒國際化，為中國白酒國際化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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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家清、劉杜若，中國白酒產業國際競爭力分析，《商場現代化》，2008年2月中旬刊（總第53期）
近來國際商務的許多研究都作為國際化階段理論的對立面出現。本文以中國紡織企業為基礎，以實證的方法分析了中國紡織企業的國際化過程。結果表明，中國紡織企業的國際化過程按階段進行，但并不必然依照國際化階段理論的預期。
關鍵詞：階段理論；紡織企業；國際化模式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6)09-0010-06
一、理論回顧
企業國際化的研究可以聚焦于驗證企業國際化擴張的模式。關于度量企業國際化模式的文獻并不廣泛，并且彼此各不相同，也很片面。所提出的模式通常是被觀察企業行為的反映。例如，瑞典研究者發現了瑞典企業先從斯堪的那維亞國家擴張的模式。Yip，Javier & Monti (2002) 確定美國企業國際化時采用如下模式，即先是加拿大、英國、墨西哥、德國、法國，然后是亞洲國家。加拿大企業國際化時先進入美國市場，后進入其它國家［1］。Davidson(1983)發現美國企業國際擴張時的先后順序是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日本、德國、比利時、墨西哥和意大利［2］。
企業國際化的模式也可以定義為在東道國投資的類型。Hennart & Park (1994)在研究了日本汽車制造商的投資模式后發現，綠地投資比起其他任何投資方式應用得更加廣泛［3］。Stopford & Wells(1972)發現，當商業活動關乎跨國企業的核心業務時，相對于完全的自有資金投資，合資的形式則較少地被采用［4］。Caves & Mehra(1986)分析了138家非美國公司通過新建投資進入美國，而不是兼并或收購［5］。Gatignon & Anderson(1987)用三種模式分析了1 267家公司的進入決策，這三種模式包括完全自有資金投資和其他兩種形式的合資［6］。就新建投資和合資而言，Kogut & Singh (1998)試圖通過對跨國企業本國文化的研究來找出公司投資偏好的模式［7］。還有一部分學者強調某些行為變量作為國際化的驅動因素，認為在某一時點這些變量的組合會影響進入模式的選擇。當這些變量隨著時間的不同而改變時，進入模式也隨之改變，形成一個有時間性的國際化流程，就是所謂的建立鏈（establishment chain）。有些研究顯示，國際企業的進入模式選擇會是漸進性的、從低涉入模式向高涉入模式發展（Welch & Luostarinen,1988）。
資源基礎論認為，進入模式的選擇，就是一種企業對資源配置與運用方式的選擇。資源在國際化中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組織所擁有資源的多寡、資源的特性與資源的發展。許多研究指出，小型公司可支配的資源較少，因此在進入模式的選擇上會受到限制；反之，規模較大的公司，擁有的資源較多且廣，對于進入模式的選擇空間更大，并更傾向使用需要大量資源投入的模式，例如設立子公司。研究者研究是否有某些特定的資源對于海外進入模式的選擇影響較大。其中，人力資源是影響海外進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若是缺乏擁有適當技術與知識的人才，國際營運會受到阻礙。另外，領導者也會對進入模式的選擇產生影響，有研究顯示，組織的進入模式會進入下一階段通常發生在領導者替換時，有時甚至產生“蛙跳”的情形，越過數個階段，直接進入涉入更深的直接投資。最后，國際化各階段所產生的結果，會影響到國際化營運中資源取得與資源發展相關的決策，例如東道國的選擇［8］。
本文將更多地關注Johanson, Vahlne以及歐洲的學者們一直關心的模式。這些研究者們關注的是本國企業向東道國市場具有個性化的擴張模式。之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
二、研究框架
Johanson和Vahlne以單個企業的發展為研究中心，特別是聚焦于逐漸的獲取、整合及使用國外市場和經營的知識，聚焦于對國外市場持續增加的承諾，以在Uppsala大學對國際企業的研究的實證觀察為基礎，提出瑞典企業通常以很小的步伐建立他們的國際化經營，而不是在某一時間上進行大量的國外生產投資，并進一步指出企業國際化應被視為一個發展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市場范圍擴大的地理順序，通常是本地市場地區市場全國市場海外相鄰市場全球市場。二是企業經營方式的演變，最常見的類型是純國內經營通過中間商間接出口直接出口設立海外銷售分部海外生產。此即為國際化階段理論的基本內容。
Johanson和Vahlne通過對瑞典特種鋼企業及造紙企業的觀察，提出了一個描述企業國際化過程的動態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一個決策的結果或事件的一個循環構成下一部分的投入。即國際化當前狀態是解釋下一個國際化步驟的重要因素。如下式所表達的：Δ1=f（1……），其中，1=國際化狀態。
Johanson和Vahlne所考慮的狀態方面是對國外市場的資源承諾，即市場承諾和關于國外市場和經營的知識。變化方面是投資的決定和當前企業活動的業績。市場知識和市場承諾被假定影響投資決策和所從事的當前活動，這些又依次改變知識和承諾。在模型中，假定企業力求增加其長期利潤，并假定等價增長。企業也努力使風險處于最低水平，這些努力被假定是企業所有層次決策的特征。考慮到這些前提和構成決策框架的經濟和企業因素的狀態，模型假定國際化狀態依次影響投資決策和當前活動預期的機會和風險。
在Johanson和Vahlne關于國際化擴張模式的研究中，“模式”暗含著“區位選擇”（Johanson &Vahlne，1977）。Johanson和Vahlne（1990）指出他們所觀察的模式與區位和認知因素相關。如果這是事實，那么區位因素與認知過程完全不同還是兩個因素可以混淆？例如，斯堪的納維亞企業國際化時所選擇的地理進入順序是基于區位和認知因素，國際化決策是認知因素，感興趣的地理位置是一個區位因素。區位因素包括以地域為基礎的方面如母國與東道國的特征、國外市場的距離和其它一些與區位相關的因素。在上面的例子中，國際化決策被看做是認知上的選擇。無論如何，國際化傾向或許與區位相關。這個關系既可以通過社會因素如法律也可以通過民族因素存在。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與某一個市場有很長的貿易歷史，這種貿易遺產或許會植根于社會文化。相反，一個企業的位置可以影響到企業管理者對于國際化的接受程度。也就是說，按照Johanson和Vahlne的觀點，區位與選擇高度相關。
地理上的進入順序的選擇并不是Johanson和Vahlne所考慮的唯一問題。所考慮的其它問題包括“知識”和“心理距離”。知識包括默會知識和顯性知識,并且都受到知識的獲得和傳達條件的影響。這個定義考慮到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夠清楚地表述和理解的知識，也包括了另一范疇的知識，即個人或組織所擁有，但在一些環境下不能系統表述或傳達的知識。這種知識即是默會知識（Szulanski，1984）。知識的傳遞受到傳遞者和接受者的認知的影響［10］。知識的本質植根于地域，因此，很難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知識的區位特征也阻礙了另一個國家的公民來理解、傳遞和接受特定的知識。而人們認知的局限性或知識傳遞者和接受者的視野也會限制或影響知識積累和傳遞的難易（Cyert & March，1963；Szulansk，1984）。
Johansonh和Vahlne（1990）的研究從企業所擁有的關于外國市場、國際化過程和組織知識角度考慮了認知。他們的研究也考慮了母國和東道國的心理距離如何影響知識的獲取［10］。優潑薩拉模型基本上認為這是一個漸進的學習過程。這個過程可以被看做是企業走向國際化時所經歷檢驗和錯誤的行為過程。另一個觀點是企業所經歷的是一個學習過程，并且通過學習獲得關于國外市場存在的機會和問題的知識。新信息按現有的理解力、企業內部化過程、單循環學習過程進行加工，或者企業可以按照新知識改變企業內部化過程來整合新知識。之后的變化是雙循環過程。第三個變化，無論Argris & Schon還是Johanson & Vahlne 都沒有考慮到的是這個循環往復的學習過程。這是企業獲得新知識、整合新知識的內部化過程。無論企業采用什么方法獲得知識，研究顯示多樣化市場的不同對國際化知識積累產生正面影響。
Johanson和Vahlne（1977）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對心理距離進行了定義。最初的定義是“阻礙信息在市場之間流動的因素組合”。后來的定義是“阻止或妨礙信息在潛在的或現實的供應商（母國）和顧客（東道國市場）之間流動的因素”（Nordstrom & Vahlne，1992）。這個概念最初由瑞典企業用來增加對國際化模式的理解（O’Grady , Lane，1996）［1］。Hornell, Vahlne, Wiedersheim-Paul在1992年指出心理距離對瑞典企業的國際化模式有實質的解釋力。
心理距離有植根于它自身環境的區位特征。例如，我們通常認為亞洲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并存在距離。在決定亞洲文化區別于西方文化的特征時，區位是一重要的影響因素。其它能夠組成或影響心理距離的區位因素是教育、文化和產業發展。
心理距離也具備影響選擇的認知方面的因素，包括教育、文化、語言和商業活動（Johanson & Vahlne，1977）。這些因素中有許多與人或與社會相關。例如，中國人講漢語，日本法律有許多方面區別于西方的法律體系。
綜上所述，區位和認知因素在心理距離中相互影響。教育、文化、語言和法律都包括區位和認知，每一個因素的程度依賴于所檢驗國家的環境。
選擇也是由知識驅動的。當一個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積累了更多的知識，它會構思與國際化初期不同的選擇和戰術。如果關于東道國市場的知識很難整理，那么獲得信息的成本會很高。考慮到一個特定國家的知識的影響，距離只增加成本和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企業來說，最初的地區化、聚焦于收集實際距離和心理距離都與母國市場最近的東道國市場的知識是比較合乎邏輯的。因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中國紡織企業在國際化擴張時應先進入與其母國地理上最接近的國際市場。
假設2：中國紡織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應先進入文化上與母國最接近的國際市場。
假設3：隨著企業關于國際市場的知識和經驗的增加，企業將進入距離母國較遠的國家。
假設4：中國紡織企業將根據目標東道國的心理距離，從最近的東道國到最遠的東道國順序進行國際化經營。
假設5：中國紡織企業將隨著進一步的投資和市場適應而增加的卷入程度和承諾順序進入國際市場。
三、研究設計
1．使用方法說明
根據本研究理論驗證和數據的特征，需要一個實證分析的方法。在本文中，一些度量措施在兩方面與參數假設發生沖突。首先，在分析中所使用的大多數數據是按等級排序的序列，這表明數據不能被內在假定為正態的，進而，參數的描述方法不能準確地概括變量的信息。其次，一些變量的樣本規模很小，考慮到比較小的樣本規模，進而驗證變量是正態分布的假定是不可能的。考慮到檢驗的特征和數據的類型，本文將使用幾個非參數方法，序列對比將是最主要的檢驗方法。
2． 樣本
本論文研究所使用的樣本主要是總部在中國、具有國際經營業務的紡織企業。為研究方便，本文以國家工商局提供的2004年規模以上紡織加工企業名錄為基礎，共有企業1 180家，國家樣本的選擇以霍夫斯泰德關于國家文化研究的樣本為標準。
3． 變量
為完成本論文的研究目標，所需要的信息包括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擴張歷史、國家之間的地理距離、國家之間的文化距離、國家之間的心理距離、企業進入的國家數。下面對所需要的信息進行詳細說明。
國家之間的地理距離是一個絕對變量，既然企業的樣本限定于總部在中國的中國紡織企業，那么對每一個東道國的地理距離可通過計算兩國首都的距離來測算。考慮到地理距離的定義和本論文的限定，測量應當是北京和東道國首都的距離。例如，如果一個中國企業擴大它的銷售到日本，那么日本首都東京和北京的距離就是本研究所指的日本與中國的地理距離，其距離是1 064海里。
國家之間的文化距離是一個無形的指標，因而不能直接測量。但我們可以對其進行概念上的度量，本論文主要使用霍夫斯泰德的國家文化模型對國家之間的文化距離進行測量。所使用的指標包括個人主義、男性主義、不確定性規避和權力距離。
關于國家之間心理距離的驗證，本研究采用Nordstrom&Vahlne(1992)和Johanson&Vahlne(1977)關于心理距離的定義。這個定義需要使用母國和東道國的如下數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國家的教育水平、貿易、語言及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由于先前的研究沒有為心理距離建立確切的維度，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用一個數字來定義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的心理距離。
經驗知識與一個企業所擁有的有國際化經驗的國家數相關，本論文采用一個企業所進入的國家數來度量企業的國際化經驗。
4． 序列的確定
（1）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實際市場進入順序
樣本和變量確定之后，就可以為每一家樣本企業匯編市場選擇順序列表
基于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的特征，可產生兩個列表：內向國際化的市場選擇順序和外向國際化的市場選擇順序。從1 180家企業國際化的發展過程看，幾乎所有企業都經過了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兩個發展階段，內向國際化以技術設備的引進、建立合資企業和技術合作為主；外向國際化目前仍以產品出口為主，少部分企業已開始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
企業國際化擴張過程中，對實際進入東道國的總體排列順序，可采用如下方法進行計算：對于樣本中的每一個國家，把每一個樣本企業對其進入順序進行相加，對沒進入該國的企業統一賦值，本研究中，中國紡織企業進入的國家總數為33（剔除霍夫斯泰德國家樣本中沒有的國家），因此，對于沒進入該國的企業賦值34，之后除以1 180，以計算出每一個國家的平均進入順序指數，值越小，表明進入越早。以此產生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的選擇順序列表，并與下面計算的中國紡織企業預期市場選擇順序各列表進行相關分析。
（2） 地理距離視角的中國紡織企業預期市場選擇順序的確定方程
兩個國家地理距離的確定可用兩國首都間的地理距離來代替。首都間地理距離使用由三角學計算的真正的海里來確定，把經度和緯度結合起來，極坐標轉換成笛卡爾坐標，方程如下：
X=RCOS（經度）×COS（緯度）（方程1）
Y=RSIN（經度）×COS（緯度）（方程2）
Z=RSIN（緯度） （方程3）
國家之間地理距離可以計算為：
R為地球半徑。
按照各東道國與中國的地理距離由近及遠進行排序以產生地理距離視角的中國紡織企業預期市場選擇順序序列。
（3） 文化距離視角的中國紡織企業預期市場選擇順序的確定方程
國家之間文化距離的確定采用霍夫斯泰得維度來度量，文化距離是由Kougut & Singh定義的霍夫斯泰德維度的綜合體。可用如下方程進行計算：
本研究中CDj表示第j個國家對中國的文化距離，Iij表示第i個文化維度、第j個國家的指數，Vi是第i個維度的指數的方差，C表示中國，可按此方程計算各東道國對中國的文化距離并由近及遠進行排序，以產生文化視角的中國紡織企業的預期市場選擇順序序列。
（4） 心理距離視角的中國紡織企業預期市場選擇順序的確定方程
心理距離采用Johanson & Vahlne (1977)的定義。為了確定心理距離，可采用主成分分析。在Nordstron & Vahlne（1992）的研究中，心理距離的因子可定義為文化距離、教育、經濟發展、商業語言和貿易，分別用文化距離指數、學生數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講英語人口和貿易依存度等指標來衡量，由于講英語人口各國沒有統一的統計標準，因此在本研究中，用高等教育入學率來代替。同時，各國人口數量不同，學生數量不能準確反映一國教育現狀，因此，本研究采用成人識字率來代替。
（5）在本研究中，中國紡織企業的“知識”與管理者的國際化經驗水平相等，用企業所進入的國家數來度量。之后，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距離對比。
5．數據來源
每一個企業的數據通過不同的方法獲得，包括公司年報、給企業主管的E-mail、對公司管理者的電話訪問，及對企業的實地調查。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04年。
四、結 果
在本研究中，對各序列進行簡單對比是不夠的，使用斯皮爾曼相關來檢驗序列的相似性是必要的。皮爾遜相關或其他相關模型的使用在本研究中是不合適的。因為本研究中各序列所提供的只是一個順序的范圍的數據，各數據間的間隔范圍并不相同。我們只知道X1大于X2，但不知道大多少，因而采用斯皮爾曼相關來進行數據分析比較合適。之前對兩個變量做散點圖，發現變量之間的關系沒有呈現出明顯的曲線趨勢，因而可對其進行相關分析。使用SPSS12．0軟件,省略分析過程，分析結果如表1。
關于假設3的驗證，對樣本企業進行聚類分析，為研究方便，在此，對結果進行重新定義，1=國際化水平低的企業，即本土的，樣本數28；2=國際化水平中等的企業，即多國的，樣本數為10；3=國際化水平高的企業，即國際的，樣本數為2。考慮到由文化距離代替的國際化距離，使用SPSS12．0版軟件對三組分類進行冪檢驗，省略分析過程，結果如表2。
最后，關于假設5的驗證，在所調查的1 180家企業當中,在海外擁有生產設施的企業,全部按照階段理論提出的順序方式建立,即全部按照通過中間商出口直接出口設立海外銷售分部海外生產的順序建立,沒有一例是從純國內經營直接建立的,另有23%的企業仍處于間接出口階段。因此，可以說，中國紡織企業是按照漸進的方式逐
漸增加其市場卷入。
五、結論分析
經典的國際化階段理論被假設為一個沒有考慮到產業、文化或國家區別的普遍的概念，國際化過程的基本原則被認為是普遍的影響來自所有國家和文化的企業的經營模式。在這一點上，本論文的結果與經典國際化階段理論有些不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與其它國家的企業國際化相比，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是在兩個特殊條件下展開的：（1）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屬于后發展型跨國公司，在競爭優勢、外國市場的進入方式和所有權結構等方面與先發展型跨國公司有明顯不同；（2）中國是一種過渡經濟體制，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政府和企業都面臨著逐漸轉變職能，以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問題。中國紡織企業與中國其它企業一樣，面臨著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雙重任務，一方面企業改革深化，另一方面，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涌入，使其在自己的本土上面對國際競爭。因此，中國紡織企業的國際化有它不同的特征和路徑選擇。本論文關于中國紡織企業的大多數檢驗都證明，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過程有其自身的特點。
在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發展過程中，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是兩個相輔相成、互為影響的發展過程。這是由中國紡織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地位所決定的，也受制于企業的外部經營環境。在市場擴張的地理順序方面，內向國際化過程與經典理論完全分離。中國紡織企業內向國際化市場選擇順序與地理距離的相關系數是-0．009，P=0．489，即內向國際化的市場選擇順序與地理距離不相關。但內向國際化市場選擇順序與文化距離的相關系數為-0．518, P=0．051,即內向國際化與文化距離呈負相關關系。這是一個另人驚奇的發現，對于其原因的探究必須獲取這個特定國家的相關信息，這超過本論文的范圍和能力，可作為本論文的進一步研究方向。
中國紡織企業的外向國際化可被認為遵循經典國際化階段理論的發展模式。其市場選擇順序與地理距離相關，但相關系數并不高，為0．382，說明地理距離并不是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的很好的預示指標，而文化距離表現出是一個比較好的預示指標，中國紡織企業在國際化擴張中，不管是內向國際化，還是外向國際化，都與文化距離相關，但相關性并不顯著，為-0．518和0．531。同時本研究還證明 ，中國紡織企業的國際化過程與心理距離基本不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091和0．089,P值為0．395和0．347。 在假設3的驗證中，組間均方1．645，自由度12，組內均方0．232，自由度27，組間均方遠大于組內均方，Eta值0．936，R值0．711，說明進入國家數與國際化距離之間聯系緊密，并且相關系數0．711，存在正相關關系。從這一點可以得出，當一個企業增加它的國際化技能時，它會進入文化距離大的國家。這個結果支持了國際化階段理論。
本研究中，知識不是一個普遍的概念，而是遵循Johanson & Vahlne的理論，是關于一個國家的市場特定經驗，通過對假設3的驗證，我們只能說明市場特定經驗知識與中國羊絨企業的國際化擴張相聯系，并不能提供包括普遍意識和對國際化商業活動總體理解的知識與國際擴張之間的關系。因此，本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紡織企業的國際化按階段進行，但并不必然完全遵循Johanson和Vahlne的理論，地理距離、文化距離、心理距離并不是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擴張模式中區位選擇的主要決定因素，這一結果與國外許多學者關于不同國家、不同產業的國際化研究結果一致。如Bell(1995)認為，小的知識密集型企業沒有必要通過“較近”的市場開始國際化，并發現在他的樣本中，30%―50%的小企業不遵循國際化階段理論；Knight，Bell和McNaughton認為，新西蘭“天生的全球化”企業也不是以心理距離近的市場為目標；Lamb和Liesch（2002）研究認為，澳大利亞食品企業的國際化過程是以海外市場承諾的擴張和收縮為特征，而不是如國際化階段理論所強調的隨時間和經驗的獲得逐漸增加的承諾。也就是說，只要考慮到母國及產業特征的限制，企業國際化過程就會表現出不同的特性。Andersen(1993)認為，理論必須要有空間和時間限制的假設和約束。空間限制可以被定義為理論對于特定分析單位的約束條件，時間限制可以被定義為分析所考慮的時間。因此，在時間和空間限制上不夠嚴密，太過于一般化因而使研究不夠精確，這是國際化階段理論的缺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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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商業銀行，跨國并購，動機，經營效率
自2006年以來，受國際銀行業跨國并購浪潮以及中國銀行業自身發展的需要，與中國相關的跨國并購事件中，中國商業銀行跨國并購外資銀行的事件不斷出現。中資銀行在跨國并購的市場選擇和進入方式上，出于維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所需的資源供應、轉換經濟增長方式以及應對新形勢下國家產業競爭的需要，正在配合農業、資源行業、制造業、TMT行業和服務行業“走出去”的戰略，著力向業務國際化和綜合化的全能大銀行邁進。[①]
傳統而言，中國商業銀行的收入主要來自國內，同國際經營效率較好的商業銀行相比，海外業務收入占比相對較少，與海外市場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在40%以上的國外商業銀行相差甚遠。[②]面對國際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商業銀行上市后的盈利要求，中國的商業銀行正在進一步加快國際化經營步伐。從表1中可以看出，1998年以來，中國商業銀行跨國并購的次數達到了14次。其中，4次在2006年之前，而且并購的都是香港地區的金融機構。這是因為香港是輻射亞洲一個較好的基點，中國的銀行業對亞洲經濟和市場是比較熟悉的，在國家文化上相似點也很多，地緣關系上也更為接近，對于并購后的管理是非常便利的。10次發生2006年以后，并購地區已經擴張到了東南亞、美洲和非洲地區，并購的金額也在日益增加。
表1：中國商業銀行歷年跨國并購統計
時間
購并內容
1998
工商銀行與香港東亞銀行共同收購國民西敏銀行下屬的西敏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組建工商東亞金融控股公司。
2000.7
工商銀行以1.8億港幣收購香港友聯銀行，改建為：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2002.2
中國建設銀行收購香港建新銀行。
2003.12
工銀亞洲收購了比利時富通集團在香港的華比富通銀行。
2006.8
中國建設銀行收購美國銀行持有的美國銀行(亞洲) 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權。
2006.12.
中國工商銀行買入印尼的哈利姆(Halim)銀行90%股權。
2006.12.
中國銀行斥資9.65億美元收購新加坡飛機租賃有限責任公司100%的股份。
2007.8
工商銀行收購澳門誠興銀行79.9%股份。
2007.10
民生銀行出資3.2億美元收購美國聯合銀行控股公司9.9%的股權。
2007.11
工商銀行宣布以約54.6億美元價格收購南非標準銀行20%股權。
2007.11
工商銀行收購印尼哈里姆銀行后成立的工銀印尼正式成立。
2008.1
工商銀行45.5億港元收購澳門誠興銀行79.93%股份。
2008.9
招商銀行以193億港元的現金收購永隆銀行53.12%的股權。
工程項目管理形成一門學科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我國開始接觸項目管理是在20世紀80年代。工程項目管理理論,首先論文從原西德和日本傳入我國。當時,我國改革開放已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形成,工程項目管理體制也發生了相應變化。此后由于外資項目的增加及國際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工程項目管理理論和實踐經驗在我國進一步得到推廣應用,尤其是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建設的項目,必須按國際慣例實行項目管理,這進一步加速了項目管理理論在我論文國的推廣應用,也促進了我國建筑業管理體制、投資體制等方面進一步的改革。
魯布改水電站引水系統工程是我國第一個利用世行貸款,并按其規定進行國際競爭性招標和項目管理的工程。以此為契機,我國首先在施工企業中推行項目管理,1987年在全國推行項目法施工,目的是建立在施工項目管理為核心的企業經營體制。80年代末,為了進一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完善工程項目管理體制,我國繼而推行了招標承包合同管理制、項目法人責任制論文、工程建設監理制等。為了與國際慣例接軌,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陸續開始了注冊監理工程師、注冊建筑師、注冊結構工程師和注冊估價師的考試,凡通過考試的,可獲得執業資格。
二、工程項目管理的特點
1.工程項目管理是一次性管理。這是項目管理區別于其他管理最顯著的標志之一。因為項目是一次性的,決定了項目管理也是一次性的。在項目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很難有糾正機會。
2.工程項目管理是一種全過程的綜合性管理。論文由整理提供idi-language:AR-SA">論文項目的生命期是一個有機的成長過程。項目的各個階段既有明顯的界限,又有相互銜接,不可間斷。這就決定了項目管理應該是項目生命周期全過程的管理。
3.項目管理是一種約束力很強的管理。項目管理的一次性特征其明顯的目標和時間限制、既定的功能要求以及質量標準和預算額度,決定了項目管理約束條件的約束強度比其他管理更高。項目管理的重要特點在于項目管理者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在合理應用而又不超越這些條件的情況下,完成既定任務,達到預期的目標。
三、我國工程項目管理的現狀
1.工程建設法律、法規不健全。盡管我國已經有了相關的法律、規章,但仍沒有一個在項目管理專業和行業范圍的指導性實施準則。目前我國建筑市場比較混亂,項論文目管理很不規范,“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極為普遍。
2.對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夠重視。可行性研究是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成果,對工程項目在建設投資決策前進行技術經濟論證的一門綜合性科學,它是保證工程項目以最小的投資耗費取得一定的經濟效益的科學手段,也是保證工程項目在技術上先進、經濟上合理、建設上可行的科學方法。但是目前我國的許多投資項目都不重視這方面的工作,項目匆匆上馬,盲目投資,這樣不僅造成經濟上的巨大損失,而且也可能埋下質量隱患。
3.對實行建設監理的必要性的認識有待提高。我國推行的建設監理,就是國際上通行的由項目管理公司或咨詢工程師代業主進行的項目管理。目前國內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項目法人不肯放“權”,沒有充分利用監理和咨詢機構,發揮他們的作用;二是工程咨詢業欠發論文達,管理不規范,沒有真正成為專業管理的內行。
4.項目管理人員普遍素質較低。由于我國對項目管理的系統研究和行業實踐起步較晚,到1991年才成立全國性的項目管理研究會,目前國內還沒有一個正式發行的項目管理專業刊物,項目管理人才培養也相對落后。目前我國項目管理人才培養和資質認定工作多偏重于承包商和監理工程師方面,忽視了對業主項目管理人員的培訓、考核和資質認定。
四、我國項目管理的發展趨勢
1.項目管理國際化。項目管理國際化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球越來越明顯,這主要是由于國際合作項目越來越多。現在不僅是一些大型項目,論文由整理提供
/eWebEditor_new/">連一些中小型項目要素都呈國際化趨勢。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國的行業壁壘下降,國內市場國際化,國內外市場全面融合。就工程建設領域而言,外資利用將會進一步增加,海外建設市場也會進一步向中國開放,國際工程將會進一步增加。從工程項目管理角度看,這意味著工程建設管理模式、工程項目咨詢、工程項目融資、工程招標、合同管理論文等均要求國際化和國際慣例接軌。
2.項目管理信息化。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項目管理的信息化已成必然趨勢。工程項目管理是一門綜合學科,應用性強,很有發展潛力。目前人們把它與信息技術相結合,用計算機輔助工程項目管理,使工程項目管理的效益大大提高,并促進了工程項目管理的標準化和規范化;用Internet進行工程建設管理方面的信息交流,促進了工程項目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動了工程項目管理研究的深入。
3.項目管理的專業化。現代社會對項目的要求越來越高,項目的數量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復雜,需要職業化的項目管理者,這樣才能有高水平的管理。項論文目管理發展到今天已不僅是一門學科,而且成為一個職業。在現代社會中,專業化的項目管理公司專門承接項目管理業務提供全過程的專業化咨詢和管理服務,這是世界性的潮流。項目管理已成為一個新興產業,已探索出許多比較成熟的項目管理模式。
4.項目管理的社會化。在現代社會中,項目管理越來越趨向社會化。將整個項目管理任務以合同的形式委托出去,讓專業管理公司負責管理,這是項目管理的一大趨勢,最典型的是建設工程監理制度。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推廣建設項目監理制度,這是建設工程管理社會化的一個重要步驟。
五、加入WTO后我國工程項目管理的對策
1.工程建設所涉及的法律、法規要進一步完善和調整。工程建設領域經過近20年的改革與發展,初步形成了法律、法規的框架,但還不能適應加入WTO的需要,需繼續完善,形成完備的法規。另外,政府部門應加大執法力度,杜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
2.工程投資體系應進一步改革,項目法人的主導論文由整理提供
e: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論文地位要進一步加強。政府應退出經營性項目的投資,使項目法人真正成為責任主體,并由其對項目建設的全過程負責,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
3.工程咨詢業有待發展,管理水平也需進一步提高。在工程項目建設中,項目法人應主要負責工程項目資金的籌劃、項目組織和項目決策。而項目管理應由項目法人委托專業化的項目管理公司去承擔,應充分利用咨詢和中介機構。
4.工程建設企業管理水平迫切需要提高。當今工程項目越來越趨向大型化、復雜化、國際化,這就要求國際化的項目管理。而我國的建設企業素質低、管理水平不高是目前的一個普遍現象,應盡快改變這種局面,以增強競爭能力。
5.工程建設管理方面的規程、規范、標準和制度要作進一步調整。
[論文摘要]我國保險業已全面對外開放，保險國際化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本文在對保險國際化與保險企業國際化進行界定的基礎上，結合我國保險業發展的實際從四個角度對我國保險企業國際化予以現實思考。
一、保險國際化與保險企業國際化的界定
保險國際化是指各國保險活動日益跨越國界，相互聯系不斷加強的過程，即保險分配關系在國際范圍內的體現。保險分配關系在國際范圍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分配關系。這是第一層次的保險分配關系，它包括本國保險人與國外被保險人之間的關系和國外保險人與本國被保險人之間的關系，具體體現為本國保險人走出國境到國外開設分公司或子公司，國外保險公司到本國開設分公司或子公司；其二，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間的分配關系。這是第二層次的保險分配關系，反映著保險資本的社會化、國際化。保險分配關系的兩個層次反映著保險分配關系在國際范圍內的體現。隨著保險活動的擴展，保險國際化的內容日益豐富，主要有保險企業國際化、保險市場國際化、保險監管國際化等方面。
保險企業國際化指一國的保險業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開展保險業務，形成信息靈敏、規模適當、結構合理的保險企業網絡。同時在對等的條件下，允許外國保險機構進入本國，開放本國的保險市場。
二、我國保險企業國際化的現實考慮
筆者認為，中國保險企業國際化的方式是多樣化的，我國保險業國際化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進行現實考慮。
第一，不一定要在本國市場出現飽和時才向海外擴展。通常大型保險公司只有在本國的業務和市場出現飽和的情況下才會向海外擴展。在本國拓展業務的同時，適當向海外擴張，通過實戰學習國際上的先進經驗等也可以促進本國業務的成熟。
第二，國際化所帶來的風險仍應重視。在全球保險業國際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兩個明顯的現象：一是過去很多曾是封閉型市場，現在向國外保險業開放，明顯的例子就是歐盟、印度以及中國。但實際上包括法國和德國向海外保險公司開放市場也是在十多年里才開始的；二是許多曾對保險產品費率和條款格式進行嚴格控制的國家，已開始放松管制。現在如果一個企業要進入海外市場，門檻來自于純粹市場經營能力，而不再是法律法規方面的限制。如果人們對新的市場不熟悉，仍然要面臨嚴峻的考驗。
中國保險企業走出去之后，就要面臨所在國的法律約束和監管，必然需要對所在國法律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很好的把握。除此之外，保險企業應重視文化的認同，這是企業國際化過程中最不容易被看到，但又是最容易造成損傷的風險。
可以說，保險國際化后對保險經營的影響主要是經營風險的增加。保險經營風險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承保風險，一類是投資風險。在承保方面，保險國際化使得保險經營國際化和慣例化。另外，國際化使保險市場競爭加劇，那些片面追求份額、不計經營效益的非理性競爭行為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整個市場，以至于對整個行業造成損害。在國際化條件下，再保險分出業務和轉分保分出業務在更多的國家分散。任何一個國家金融形勢的變化和保險市場的波動都會對再保險業務分出國的保險市場產生影響，都會導致業務分出國保險市場的波動，甚至導致業務分出國保險市場的不穩定，這對保險監管部門也有一定的風險。在投資方面，國際化會增加匯率風險、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在這種體制下，不但本國利率的變化會影響本國保險業的發展，而且關聯國利率的波動也會對本國保險市場產生互動。同時，不同國家的交易方的信用水準也會影響本國保險業的穩定。總之，在保險國際化條件下，保險公司風險將出現多元化、國際化和復雜化，保險市場波動將呈現出連動化的新局面。因此，對于國際化中出現的風險仍應予以重視。
第三，大力發展我國再保險市場。再保險的國際性特征，決定了它必然成為保險國際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加速我國保險國際化的進程，就必須大力發展我國的再保險市場。近年來，隨著直接保險市場的快速發展，我國再保險市場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目前，我國再保險市場初步形成了國有控股(集團)公司、股份制公司和外資公司多種形式并存、專兼業經營相結合、公平競爭、多元化發展的市場格局。截至2008年年底，我國專業再保險公司共9家，其中，中資專業再保險公司3家(1家集團公司、2家股份公司)、外資分公司6家。隨著再保險供給主體的增加，以及各主體資產總額的上升，我國再保險市場的承保能力進一步提高。
三、完善我國再保險市場的途徑
3.1優化市場主體結構，擴大國內再保險供給能力
其一，做大做強中再集團的同時，加強市場行為監管，反對其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通過改造中再集團，使其成為符合現代經濟要求的市場主體不失為一條捷徑。但是在改造中再集團的時候，必須將其推向市場，讓其感受到市場的壓力，促使其自身的變革，實現在自由競爭環境下的鳳凰涅槃。
其二，建立共保集團，鼓勵各直接保險公司建立互惠共保體系。巨災風險損失的巨額性和競爭的激烈性，都促使國內保險公司選擇了聯合以應對大型的單個保險項目。國內已形成了共保機制，實行首席共保人制度，這樣的合作無疑增強了國內保險公司整體的承保能力，緩解了國內保險公司之間的惡性競爭，但是對于常規保險業務，國內保險公司之間的合作較少。對保險公司來說，即使承保的是非巨災風險等，也會由于某一風險的發生，導致賠付額瞬間大幅上升，導致公司經營的不穩定。所以，各保險公司應繼續考慮針對一些特殊風險，建立行業互助保險組織或組建某風險同保集團，這樣既可形成國內各公司間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共同發展的良性循環，促進我國再保險市場盡快走向成熟，也可防止出現市場開放造成的保費嚴重外流現象。
其三，鼓勵、促進中外資再保險公司合作。國際再保險業開展得較早，早期的經驗積累和數據較完善，我國專業再保險公司可以引進短期外資戰略投資者，或中資再保險公司與外資公司建立短期戰略合作關系等方式獲得國外先進承保與風險管理技術和信息系統管理經驗，提高自身的經營管理水平。
3.2鼓勵再保險中介機構的發展
由于再保險行業對從業人員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要求較一般保險行業從業人員的要求更高，因此國際上大部分再保險人的業務都是通過再保險經紀人等中介機構辦理的。而目前我國再保險經紀人寥寥無幾，再保險中介機構的緩慢發展，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再保險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而以再保險經紀人為代表的中介機構從業人員的高要求性則是再保險中介機構發展緩慢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再保險中介機構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政府應以多種渠道和方式加強中介機構從業人員的專項培養，加緊培養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質、高水平尤其是國際型、開放型、復合型的再保險管理人才和業務專業人才。
此外，應進一步建立完善再保險監管制度。我國應建立直接監管和間接監管相結合，并以間接監管制度為主體，符合國際慣例并體現自身特色的再保險監管體系。具體來說，我國應建立包括市場準入機制、市場日常監管和市場退出機制在內的再保險全過程監管框架。
四、加強我國保險監管的國際協調與合作
對于跨境保險機構，母國監管當局和東道國監管當局應該進行合理的監管分工和合作。通常，母國監管當局負責對其資本充足性、最終清償能力等實施監管，東道國監管當局負責對其所在地分支機構的資產質量、內部管理和流動性等實施監管。同時，兩國監管當局要就監管的目標、原則、標準、內容、方法以及實際監管中發現的問題進行協商和定期交流。因此，在逐漸開放我國保險市場的同時，應盡快對在我國境內設有保險機構或我國在對方國家設有保險機構的監管當局建立穩定的監管協作機制。具體來說應參照東道國與母國監管責任劃分的國際慣例，加強監管信息交流，協調實施對跨國保險機構的有效監管，在保險業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確保任何國家、任何形式的保險公司都不能逃避監督。
另外，要積極參與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的各項活動，加大對國外先進經驗和成功做法的引進，從而提高我國的保險監管水平。作為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會員和新興市場國家的保險監管當局，中國保監會要切實利用好這個國際保險監管交流與合作的場所，積極參與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的各項活動，認真學習世界各國同行們的成功經驗和有效做法，同時，有針對性地研究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近年來制定的對各國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保險監管原則和建議，及時引進國外先進經驗和成功做法，結合中國具體國情，研究出一套既符合中國保險業實際，又能與國際接軌的保險監管機制，提高我國的保險監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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