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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貸款增長過快，貸款存量過大
高校向商業銀行借款，大多用于基本建設，高校貸款通常是中長期貸款，利息高于一年期貸款，因此，高校實際負擔的利息費用要高于上述計算值。而從高校預算執行結果看，學校將總收入中的10%用于還本付息，已經是相當困難，為此，有些高校只好采取“拆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用新增貸款支付貸款本息。筆者曾經對江蘇省37所高校的財務人員就貸款問題進行問卷調查。當問及“還貸資金來源時”，有11所高校的財務人員選擇了“以貸還貸”方式，占被調查高校數量的30%。
2.還款責任不明確
《高教法》明確規定了高校是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獨立法人單位，“在民事活動中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換言之，就是高校向銀行貸款應當自己還，國家沒有義務替學校還債。另外，教育部針對“銀校合作”問題，于1999年在10號文中明確要求：“各校必須本著‘誰貸款誰負責’的原則開展銀校合作工作，教育部不承擔此類貸款的還款責任”。
但是，仍有一些高校對舉債建設的認識不足，認為學校是國家的，現有資金來源僅能夠滿足維持學校日常運行的需要，并沒有擴建校園的能力，學校的基礎設施等辦學條件的投入應該由國家財政投資解決。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舉債建設，很容易出現貸款超出學校償還能力的問題，造成財務狀況惡化，進而影響學校持續健康地發展。甚至有的高校片面認為，現在高等教育是加快發展時期，各級各類高校都在貸款建設，若不能跟上發展步伐今后將難以立足，但對自己的還款責任卻認識得不夠充分。
3.貸款動機不當
我國高校主要領導一般由上級組織任命，實行任期制，這樣容易出現短期行為，一些高校的領導為了出政績，盲目地擴大學校規模，貸款規模也隨之增大，領導層流行的“政績觀”演化為擴大貸款規模的主觀意志，而且貸款規模的大小似乎成了學校實力和學校領導能力強弱的代名詞。絕大部分高校借款人沒有還款意識，恐怕都有“只借不還”的思想，在校長的任期內將借款用完，還款的事由后任去考慮。
4.貸款決策的非理性化，缺乏財務風險意識
高校在貸款的決策過程中通常以項目需求作為首要的考慮因素，不考慮將來的償還壓力，或對未來的收入情況過于樂觀，高估自身的還款能力。許多高校對于貸款的態度是爭取、爭取、再爭取。事實上，融資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一般缺乏融資專業知識的高校財務人員難以勝任這份工作。根據萬青所調查的29所高校情況看，有21所高校在貸款申請的決策過程中，財務部門是主要的責任部門，決策過程偏于簡化。從銀行等金融機構方面看，17份調查回函中，12份回函認為，高校財務狀況及銀校合作情況是銀行審批高校貸款的最重要條件，當問及高校貸款規模的控制依據時，16份回函將項口的資金需求作為第一或第二重要的依據。由此可見，不論是貸款高校，還是金融機構，對于高校貸款決策都趨于非理性化。
5.貸款的管理和使用缺乏科學性
高校貸款資金的有效管理與合理使用，是這些借入款項取得預期效益的有效保障。要提高貸款資金的使用效益，首先要求對貸款的投向和額度有個科學的規劃，對投資項目進行可行性論證。高校利用銀行貸款投資建設項目，本身就是一種超常規發展的舉措，這種發展模式包含著政策風險、經營風險、財務風險等若干風險。要規避這些風險，必須在對投資項目進行可行性分析的基礎上，對投資總額、貸款額度還款計劃等進行詳細規劃。
6.還款渠道單一，還貸負擔重
在目前形成的高等教育多渠道籌措資金局面中，政府撥款和事業收入約占普通高校經費收入的90%左右，是多渠道籌措資金中主要的兩個渠道，也是高校貸款還款的主要資金來源。但是高等教育本身具有成本高并遞增的特點，雖然近幾年來連續擴大招生，教育事業收入在逐年增加，財政撥款也年年增加，但平均撥款呈下降趨勢，同時由于學生數量的增加，學校必須同步增加對教學設施、師資建設等方面的投入，特別是近年來各高校普遍進行校內分配制度改革，如實行校內崗位津貼、實施人才戰略等，加大了人員經費的支出，以及各種公關性的支出、新老校區辦學而增加的成本等，使高校的支出呈高增長狀況，學校資金的節余不容樂觀。尤其是近年來高校規模的過分擴大已經明顯沖擊了教育質量，這樣將會影響到招生的數量，從而使未來學費收入隱藏著不確定的風險。
二、高校貸款風險的控制
1.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對高校貸款風險的控制
高校貸款危機，起因和關鍵還是在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因此，高校貸款風險控制首先應從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入手。
2.自身防范貸款風險應做好的工作
由于我國的高等教育長期處于計劃經濟的運行模式下，習慣于無償使用資金，財務風險意識相對淡薄。為了更好地防范貸款風險，還應做到如下幾方面。
（1）樹立風險意識，適度、科學理性舉債。建設開發新校區，其特點是資金需求量大，相對集中占用時間較長，教育貸款和政府投入性質不一樣，必須按照信貸管理的有關規定按時償還本息，因此學校在考慮貸款時，必須樹立風險意識和效益意識，這是防范風險的基礎。
（2）做好財務規劃，加強貸款資金的管理，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高校財務部門要在學校總體規劃的基礎上，對學校未來的財政撥款、教育事業收入、科研事業收入、人員經費支出、教育事業支出、科研事業支出等收支情況進行科學預測，制定財務規劃及還款計劃
在貸款資金管理方面，要實行專款專用的原則，保證借貸資金用到既定的建設項目上，狠抓項目建設進展情況分步到位，防止貸款不足、滯后影響建設項目，或者貸款過多、過早而造成資金閑置，以提高貸款資金的使用效率。
（3）多渠道籌措資金，開源節流，增強還貸能力。隨著管理體制的改革，高校已成為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要充分利用辦學自，千方百計拓寬籌資渠道，多方籌集資金，尋求自我發展道路。
（4）建立貸款風險預警系統。根據自身財務情況，各高校應對本校的信貸資金使用情況有個比較適合的預警系數，包括累計負債額、自有資金比率、資產負債率、債務帳齡分析等等。有關教育系統討論此問題時曾提出:生均貸款額度1萬元以內無風險區；生均1萬元到1.9萬元為輕度風險區，風險系數30%，屬可承受區；生均貸款額度在1.9萬元到2.8萬元為中度風險區，風險系數45%；應有黃燈警告；生均貸款額度超過4萬元時，風險系數為70%；應屬于嚴格控制甚至禁止區間。當然，這系數僅作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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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流動風險管理城市
中國社科院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在對2005年經濟社會形勢的預測中所提到的“勞動關系的緊張會造成普通勞動力的虛假短缺”，則無疑是對“民工荒”現象做出的最好解釋。“虛假短缺”不是勞動力供不應求，也不是“被淘汰后的黯然退出”，恰恰相反，它是一種主動的離棄。而其原因，也并不是“知識斷裂”，而在于“勞動關系的緊張”。究其根源，是因為長期以來，各省對民工進城采取的是控制而不是管理，才導致了這種始料未及的結果。
人口流動風險分析
流動人口的流動不僅僅是經濟狀況的變化，更是一種社會（地位）流動。社會流動是指社會成員從某一種社會地位轉移到另一種社會地位的現象。這種流動分為上升流動、水平流動和下降流動。在人口流動過程中，下降流動即人口流動存在的風險之一。
（一）阻礙了社會的發展
人口流動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人口流動導致了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從而影響著社會的發展。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流動人口超過1.2億，隨父母親進城的農民工子弟則有近2000萬，他們當中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入學的農民工子弟也因為學校收費高、沒有城市戶口這兩大難以逾越的困難，最終卻不得不選擇打工子弟學校。
打工子弟學校教學條件差，使得跟隨打工者流動的子女無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很難通過高等教育尋求社會地位的提高。打工子弟長大之后很大的可能是又稱為下一代的打工者。這種流動一般是水平流動即流動人口的子女的社會地位與其父母保持在同一水平，或者下降流動即流動人口的子女的社會地位比其父母降低了，從而影響了社會的進步。
（二）給公共衛生帶來安全隱患
外來流動人口是傳染性疾病的高發人群。由于缺乏適宜的醫療保障以及收入不高，導致外來流動人口就醫率低，患傳染性疾病后往往不能及時發現，在病情嚴重后又有相當比例的人會選擇返回戶籍所在地治療，很容易造成傳染病的跨地域傳播。所以說，流動人口是一個潛藏的公共衛生安全隱患。
（三）影響社會的穩定
流動人口犯罪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由于勞動力素質偏低，就業趨向差異性小，導致就業機會相對短缺，其結果是進入城市的農民并沒有因為地域的流轉而發生經濟意義上的改變，大批的農民淪為城市的新貧困群體和新的脆弱群體。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城鄉的文化差異，導致一部分農民工產生了行為失范。行為失范指的是“某一社會群體的成員判定違反其準則或價值觀念的任何思想的感受和行動”大多數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都存在一般越軌行為，同時從數字上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違法犯罪，給社會帶來了損失，給社會安全帶來了隱患。
人口流動風險管理方法研究
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我國各級地方政府職能部門的設置，一般都是按照常住戶口人數規劃定編定職和財政撥款制度進行，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并未列入規劃范圍。然而由于外來人口劇增，原先按常住戶口人數設置的職能部門不得不承受超常規的工作壓力，經費、管理人員不到位，維護流動人口合法權益根本無法保證，因而也無法很好地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
（一）政府設立專門的流動人口管理部門
政府的基本宗旨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讓人民群眾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務。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的權利必須從制度和法律上得到保證。而政府機關本身履行職能，也必須依法行政，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為了對流動人口進行有效的管理，并引導流動人口的流動行為，政府必須設立專門的流動人口管理部門。該部門的主要功能是針對流動人口的實際情況制定一些法律法規，從法律法規上對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研究或者委托專門的研究機構進行研究流動人口的流動行為，結合區域經濟的發展需要，從宏觀層面上對人口流動進行引導。
（二）設置流動人口工會
對流動人口的管理需要探索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組建流動人口工會，實際上是在設立專門的流動人口管理部門的基礎上所設置的另一個功能單位，而這個功能單位將為農民工提供一系列的便利服務，甚至可以起到引導農民工流動的功能。
流動人口工會主要承擔以下職責：為進城務工人員提供就業登記、崗前培訓，提供就業信息，推薦就業；提供法規政策咨詢和侵權投訴等服務，指導進城務工人員與用人單位依法簽訂勞動合同；履行代言人的職責——代表進城務工人員與用人單位進行集體協商并簽訂集體合同和工資協議；保護進城務工人員合法權益，督促用人單位改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幫助解決進城務工人員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資糾紛；參與職工重大傷亡事故和嚴重職業危害問題的調查處理；幫助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基本生活方面存在的問題。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工會、上級總工會、政府的流動人口管理部門以及用人企業之間的關系分析如圖1所示。
當流動人口與企業之間產生矛盾無法得到解決或者流動人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轉向流動人口工會尋求援助，流動人口工會與企業取得聯系，進行協商解決問題，并將結果反饋給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工會收集流動人口的意見并從平時工作中總結，再通過上級工會向政府的流動人口管理部門建議制定一些保護流動人口合法權益的政策法規；政府收集用人企業的意見，最終制定出雙方都較為滿意的政策法規。
人口流動管理中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一）重視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
為了保障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權的問題，必須針對該問題進行立法，而且必須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具體措施，這對于我國未來的一大批下一代的發展，對于我國的社會進步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從社會公平層面上分析，需要通過立法來保護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權。流動人口是城市建設的一分子，為城市經濟發展和繁榮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因此流動人口的子女也應該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權。從社會穩定層面分析，需要通過立法來保護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權。忽視流動人口子女的入學問題，會給未來社會遺留下一大批低水平甚至是根本不合格的勞動力，無法滿足未來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同時這部分人極有可能成為城市的不安定因素，從而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二）將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納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
一是企業風險長期隱藏、積累后集中暴露,不良貸款集中出現。由于歷史原因,銀行與國有企業建立了密切關系,企業大部分資金來自銀行,而銀行的大部分資產也是對企業的貸款,兩者唇齒相依,有著唇亡齒寒的關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是按照國家計劃,以完成計劃任務為主要目的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生產的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不會賣不出去,經營虧損由國家彌補,不需要企業自身承擔。這時,企業的經營風險還沒有形成,或者沒有暴露出來。相應的銀行貸款也沒有風險或風險較小。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市場調節取代了計劃管理,企業擁有自主經營權的同時,也要承擔自負盈虧的責任。于是,企業長期積累的問題開始集中暴露出來。從而使不良貸款開始出現,企業的經營風險也就轉移為銀行的信貸風險。特別是在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過程中,把歷史遺留的人員負擔、債務負擔、社會負擔大量留在老企業,使原來改制前的銀行貸款被大量懸空。因此,目前銀行的貸款質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企業經營風險長期隱藏、積累后集中暴露的結果。
二是銀行在過去發放了許多政策性貸款,現在基本上都成為不良貸款。在《商業銀行法》未出臺以前,國有商業銀行的企業法人地位尚未確立,自主經營權沒有落實,在地方政府行政干預下發放了許多政策性貸款。特別是在成立國家政策性銀行之前,各商業銀行都承擔了相當數量的政策性貸款任務,這些政策性貸款是經政府協調后銀行對單戶企業、單個項目發放的。這些貸款的絕大部分風險很高。目前貸款質量問題,有相當一部分是政策性因素造成的。
第二,與國有企業負債過多、效益較差密切相關。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以及相當一部分流動資金,都依靠國家財政撥款。到80年代中期,實行“撥改貸”以后,財政基本不向企業增資,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來源,從財政撥款轉向銀行借款。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資金占用逐步增加。但國有企業的折舊率普遍偏低,自我積累不足,資產負債率越來越高,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性越來越強,靠大量占用銀行貸款維持生產經營。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出現困難,國有企業改革舉步維艱,國有企業大部分虧損,經營狀況不佳,而這些企業負債的主要部分是銀行貸款,而且短期借款長期占用,資金實力嚴重不足,資金周轉不靈,抗風險能力很低。當市場略有變化,營銷出現困難時,資金運動立即受阻,償債能力大大降低,直接影響到銀行貸款資金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風險勢必會在相當程度上轉嫁給銀行。即使少數效益較好的企業,由于其資產負債率較高,利息負擔較重,貸款到期也很難收回,企業能夠按時支付貸款利息,不過是銀行不斷準予續借,貸款質量問題沒有暴露出來而已。一旦銀行停止續借,不良貸款立即顯露出來。這是影響貸款質量的重要因素。
第三,與銀行經營管理方式有關。
主要表現在:一是在經營上把效益性放在首位,而忽視安全性。《商業銀行法》規定:“商業銀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動性為經營原則”。在表述上將效益性放在首位,而將安全性放在次位,這對銀行經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效益第一的原則,使銀行盲目追求效益,從而忽視貸款的安全性。因為國家財政每年給銀行核定上繳利潤指標,從財政部到總行,從總行到分行,層層下達利潤計劃,并將利潤計劃的完成情況與全行工資獎金、財務費用、基建支出等掛鉤,完成利潤計劃成為銀行的一項重要任務。為完成利潤計劃,貸款的安全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有的甚至不惜以犧牲安全性為代價來換取現實的效益性。比如:有的銀行采取放貸收息;有的在對企業還款能力沒有深刻了解的情況下,發放高額貸款等。對商業銀行穩健經營、防范風險的要求,與對銀行的利潤指標管理存在矛盾。尤其是在經濟不發達地區,企業效益很差,要很好地協調二者的關系非常困難,從而使犧牲前者而滿足后者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也是形成不良貸款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二是銀行沒有建立起完善的責權對等的管理機制。同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相似,國有商業銀行長期以來,并沒有真正建立起責權相當的管理機制,對有權決策人缺乏有效約束,有些個別商業銀行甚至搞違規經營、帳外經營,加之政策性業務與經營性業務混在一起,銀行自己經營權受到影響,一旦貸款出現問題,很難分清責任,更談不上追究責任。
因此,目前銀行貸款質量問題,既有銀行內在原因,也有銀行外部原因,兩者綜合作用、共同影響,使銀行貸款質量問題日益嚴重,銀行信貸風險越來越大。如何及時有效地解決貸款質量問題,防范與化解信貸風險,需要國家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完善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體制;同時也需要銀行自身努力,不斷加強信貸管理,增強職工工作的責任感、緊迫感和危機感。
二、提高貸款質量、防范與化解信貸風險的對策
第一,轉變觀念是前提。防范和化解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首先要實現經營觀念的轉變。一是在經營指導思想上要實現由追求“數量”到注重質量的轉變。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要求國有商業銀行切實改變追求總量擴張,對安全、質量、效益較為淡薄的經營思想。因此,首先要樹立安全、效益觀念,把貸款的安全性和效益性視為銀行信貸工作的生命線,在兼顧社會效益的同時,確立效益最大化和資產質量最優化的經營目標。其次,要樹立競爭觀念,正視銀行的現實,充分利用自身優勢,開拓競爭,改變粗放式管理,實行集約化經營戰略,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最后,要樹立發展的觀念,不斷開拓業務領域,實施規模經營戰略,學習國內外的先進管理經驗。二是對信貸資產的管理上要實現由“高風險、低收益”到“低風險、高收益”的轉變。首先,充分利用目前國有企業優化資本結構的良機,支持和幫助企業實現資產重組。把風險承擔的主體轉移到高效低險的企業,降低風險系數,提高信貸資產的收益。其次,建立信貸風險防范預警系統。從貸前調查入手,通過確立科學的貸前調查分析指標,全面分析貸款的安全性、效益性、可償還性等指標,提出科學的貸前預報;貸后要建立跟蹤檢查系統,形成信貸資金網絡風險管理,及時發現問題,起到預警、報警作用。再次,健全貸款放、收一條龍責任制,實行全過程的嚴格管理,逐步將過去追求規模、鋪新攤子,以外延擴張為主的粗放式經營改變為注重效益,講求效率,以內涵為主的集約化經營模式,從而使信貸資產達到高效低險。
第二,根據企業信用等級選擇貸款客戶,抓住優良客戶,壓縮中間客戶,清理不良客戶。企業信用等級是對客戶質量的綜合衡量,是決定貸款安全性和效益性的主要因素。信用等級高低,是貸款風險大小、效益好壞的基本標志。在信貸管理上,首先要抓住那些信用等級高的企業(如AA級以上企業),把他們作為貸款重點投放對象;對信用等級低的客戶(如BB級以下企業)因貸款風險較高,要采取多種措施進行清理;對中間客戶(如A級、BBB級企業),目前貸款風險可能不大,但這些企業經營狀況一般,潛在風險較大,對其貸款應以臨時性為主,并逐步壓縮。這樣,三管齊下,逐步提高銀行貸款客戶的質量,保障新增貸款質量、穩步提高存量貸款的質量,使銀行信貸資產運營步入良性循環。
眾所周知，誠信是維系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保險業生存與發展的基石，在保險理論中強調保險交易雙方必須遵循“最大誠信原則”以克服信息不對稱對交易的消極影響。但遺憾的是，在我國保險業快速發展的同時，誠信缺失問題，特別是保險人誠信缺失問題，一直困擾著保險業界，成為制約保險業發展的一個瓶頸。保險人的誠信缺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承保容易索賠難。一些保險公司為了增加保費收入，在承保時不按業務規范對被保險人及其標的物進行審核，甚至對于明顯不符合承保條件的被保險人給予承保；等到事故發生后，再以各種借口拒賠，或者故意拖延賠付。其次是不能嚴格履行保險合同的責任。有些保險公司為了自身利益，隨意改變保險合同的內容，降低賠付標準，引起保險訴訟。第三是保險人的誤導。一些保險公司疏于對人的管理，使得不少保險人為了追求傭金而不擇手段，展業時不能全面、客觀地介紹保險產品，而是采取夸大保險功能和責任范圍、對保險除外責任不講或少講的方式誘導消費者投保，少數保險人甚至私吞、挪用保費。第四是保險人的造假問題屢禁不止。假數據、假賬本、假報表、假保單、假收據現象在保險公司經營過程中屢見不鮮。
當前保險人經營中存在的不誠信行為，使保險行業信譽受損，一些消費者對保險公司不信任，已經成為影響保險業發展的一個制約因素。如果不能得以有效治理，將會影響整個保險業的社會形象，甚至可能造成社會對保險業的信任危機，信任缺失是保險業隱含的重要風險。因此，必須從保險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高度充分認識誠信的重要性，大力加強保險業誠信制度建設，建立保險業的失信懲戒機制，培育保險業的誠信文化。
二、經營風險
保險公司是經營風險的單位，通過其承保活動實現風險的集中與分散。但保險業又屬于高風險行業，一招不慎往往會導致全盤皆輸的局面。目前我國保險經營過程中除了道德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等常規經營風險外，比較突出的經營風險主要有：
（一）保險費率連年下跌
不少保險公司采取以業務收入計提費用的簡單考核辦法考核基層公司，導致基層公司不計后果地爭奪市場份額，加劇了市場的無序競爭，價格戰成為最常用的競爭手段，其后果是保險費率連年下降。據統計，企業財產險的平均費率自1998年至2004年下跌了一半（見表1），存在著巨大的經營風險。
（二）再保險業務安排滯后，保險公司自留保險費過高
從理論上說，保險公司為了穩健經營，防范經營風險，必須把超過自身承保能力的保險業務及時分保出去。保險公司自留保費過高，使得在遭遇巨災事故時保險公司很容易發生償付危機，隱含著巨大的經營風險。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保險公司抱有僥幸心理，對于再保險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沒有足額安排再保險；一些保險公司在一些高風險、高保額的大型項目承保過程中不計成本地進行惡性競爭，使得承保費率嚴重背離國際市場，難以對外有效分保而使風險積累。
（三）壽險退保率和退保金額不斷攀升
近年來,壽險業在保費收入連創新高的形勢下,退保率和退保金額也連年攀升（見表2），特別是投連險、分紅險等險種出現大面積退保，退保金總量上升較快。2005年壽險公司退保金達到484.97億元，同比增長55.56%，退保金增幅明顯高于同期保費收入增幅。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除了正常的保險產品轉換，即投保人把資金從收益率低的產品轉向收益率高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于不少保險人在銷售時故意夸大收益率，欺騙、誤導投保人導致部分保單退保；另外，保險公司的違規行為，如為了完成年度保費任務虛假承保，或短險長做，造成人為退保。
大面積的退保不僅影響到壽險公司的資產負債管理，在嚴重時會危及到壽險公司的流動性和償付能力，影響到保險業的社會聲譽，是壽險公司潛在的經營風險，不容忽視。
三、盈利能力風險
與其它產業一樣，保險業要實現穩健可持續發展，提高盈利能力是關鍵。從理論上說，保險公司的利潤主要來源于兩個渠道：承保利潤和投資收益。承保利潤是指保險公司從其主營業務即保險業務所獲得的利潤。投資收益是保險公司運用資金所取得的收益。投資收益對于保險公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投資收益不僅可以彌補承保虧損，而且可以獲取利潤。例如，美國非壽險業在上世紀90年代，主要就是通過投資收益來彌補承保虧損和獲取利潤的（見表3）。
我國的保險公司盈利能力較差，我們可以從國際資本市場上找到參照點。國際資本市場保險企業平均股本回報率約為11%左右，2004年中國非壽險業股本回報率約為6%。其主要原因：首先是隨著保險市場主體的增加，競爭加劇，保險公司的費率有下降之趨勢，而運營成本卻有所上升，導致保險業的保費利潤率和資產利潤率一路下滑。其次是投資收益率不盡如人意。由于我國金融市場上可供保險公司投資的金融工具不足、投資渠道有限以及政府嚴格管制等因素的影響，我國保險公司的投資收益一直無法與國際平均水平相比。2004年和2005年美國非壽險資金投資收益率約為11%左右，壽險資金運用收益率為12%左右，遠高于同期中國保險資金2.9%和3.6%的平均投資收益率水平。
為了提高保險公司的盈利水平，必須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把保險業的增長方式由傳統的以保費增長為核心的粗放式增長方式轉變到以提高業務質量和效益、增加業務的內含價值為核心的集約式發展軌道上來。
四、償付能力風險
償付能力是保險公司生存的物質保證和生命線，是保障保險公司經營安全和投保人合法權益的最重要物質基礎。我國保險業的償付能力潛伏著一定的危機，這種判斷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事實：首先是如上所述我國保險公司的盈利能力較差，特別是保險資產的收益率不盡如人意。其次是保險公司在高利率時期出售的大量高預定利率的保單正經受著巨大的利差損失，單壽險業1999年前出售的保單利差損失就高達500多億元，對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形成巨大的壓力。第三是我國的保險資產質量不高。如財產險中的應收保費過高，截至2005年12月底，財產險公司應收保費81億元，同比增長34.94%，高于同期保費收入增幅20.91個百分點，占財產險公司保費總收入的6.32%。第四是我國的保險業務快速擴張，而相對應的公司資本金并未同步補充，保險公司資本金不足。2004年8月，中國保監會首次向中國人壽集團、太平洋人壽和新華人壽三家壽險公司發出償付能力預警，受到市場的廣泛關注。時隔一年，也就是2005年7月底，保監會向太平洋人壽正式下達償付能力預警通知。
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風險在我國應受到特別的重視，因為我國當前的保險市場結構下，如果任何一家市場份額較大的公司發生償付能力危機，都可能引發保險市場甚至金融市場危機。
五、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風險
保險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決定了保險業在未來的整個金融業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我國保險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市場競爭無序，保險公司經營行為不規范
我國保險業是在政府嚴格管制下的較低程度的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這使得保險公司一直處在較高的收益水平上，保險公司主要關注的是數量上的增長，如保費收入的增加、市場份額的擴大。隨著保險市場的開放，市場主體不斷增加，為爭奪市場份額的競爭進入白熱化的狀態，各家公司爭奪市場的價格戰和非價格戰此起彼伏。有些公司為了實現短期經營目標，不惜犧牲規范的市場秩序進行惡性競爭，不惜犧牲行業整體形象搞欺詐誤導，不惜犧牲行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對保險資源進行掠奪式的開發。這不僅損害了保險業共同的發展環境，也破壞了保險業的整體利益，不利于保險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保險公司缺乏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的形成是我國保險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謂核心能力是指企業具有的開發獨特產品、獨特技術以及獨特營銷方式的能力，同時還包括企業獨特的經營理念。核心能力是企業科技力、管理力、市場力以及文化力的有機結合，企業擁有的核心能力是保持行業長期競爭優勢的源泉（吳玉明，2001）。但目前我國的保險公司，特別是中資保險公司核心能力缺乏。首先是產品開發能力薄弱，主要是靠仿制其它公司特別是國外保險公司的產品，造成保險市場各公司產品結構高度雷同，缺乏個性。這一方面加劇了公司之間的惡性競爭，另一方面，消費者的很多保險需求得不到滿足。其次，保險公司的技術水平，特別是精算水平較低。我國的保險業起步較晚，精算水平落后于發達國家，這一方面表現為精算人材缺乏，另一方面表現為不少公司收集保險歷史資料和挖掘保險歷史數據的意識和能力落后，造成很多數據資源收集依賴于國外。第三是保險營銷手段落后。要么以人海戰術為依托，保險營銷員滿天飛；要么以價格戰、高回扣甚至商業賄賂為手段爭奪業務。鮮見以品牌創建、完善服務和科技創新為手段的營銷創新。
（三）保險業的創新能力不足
創新是解決保險業突出問題的金鑰匙，保險業存在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都是在傳統的模式和思維下產生的，必須用創新的辦法才能解決（吳定富，2006）。實踐證明，我國保險業發展的每一次飛躍都是由重大創新引發的。但總體上看，我國保險業的創新能力不足，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缺乏創新意識。如在產品開發中，照抄照搬國外的產品，不考慮中國國情，不重視吸收和再創新，使得產品脫離市場需求。其次是創新體制不健全。第三是創新的市場環境和政策支持有待完善。
（四）高素質人材匱乏
高素質人才的匱乏仍然是保險業發展的一個桎梏。與目前保險業快速發展的形勢相比，保險人才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人才流失等問題十分突出。雖然保險從業人員隊伍龐大，但人才隊伍結構卻不合理（見表4）。整個從業人員隊伍中，精算、投資、核保人員所占比重偏低。保險全行業人力資源稀缺的問題已經非常突出。高素質的保險中介和營銷人員、高水平的保險精算人員、高層次的保險高級管理人員、復合型的保險從業人員、高水平的研發人員、高水準的保險監管人員成為目前保險業最稀缺的人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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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國際工程聯營體承擔的國際工程往往具有規模大、復雜程度高、技術難度大等特點，再加上國際工程所處的外部環境，如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技術及自然等的動態性和不確定程度高，聯營體在經營管理過程中面臨著多種風險。如果國際工程聯營體在實施項目時，不注重風險管理工作，那么不僅難以實現項目的預期目標，甚至還會導致整個聯營體經營的失敗。以往對國際工程聯營體風險管理的研究已經識別出了多種風險因素，并相應為工程項目管理人員提出了許多中肯的風險管理的建議和意見，但是這些研究多從定性的角度出發，強調在項目實施過程中進行風險管理，較少采用定量方法對各種風險因素給特定工程項目造成影響的程度做出精確計量。
二、國際工程聯營體風險識別與分類
按照不同的分類方法，國際工程聯營體的風險可以劃分成不同的種類。根據Bing(1999)的研究，按照風險的來源，將國際工程聯營體的風險劃分為三類：一是聯營體內部的風險，這是聯營體所特有的風險，是因聯營體內部各成員公司間發生矛盾而產生的，如選擇了錯誤的合作伙伴，內部管理混亂，責權利界定不明等；二是項目特定的風險，這是由項目本身的特點所造成的，如項目過于復雜造成工期延誤或成本超支，或較高的融資成本導致施工費用拖欠，以及已完工程未達到設計要求等；三是聯營體外部的風險，是指聯營體所處的外部環境所產生的風險，主要受政治及司法環境、經濟和行業條件、社會條件及特殊自然條件的影響。
Shen等人(2001)依據風險涉及的不同內容，將國際工程聯營體的風險劃分為五種，依次是技術風險、管理風險、市場風險、財務風險和政治風險，并進一步劃分出58個風險因素。Gale與Luo(2004)依據聯營體的生命周期，將國際工程聯營體的風險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啟動階段的風險、聯營階段的風險和項目結束聯營體解散階段的風險。
本文使用的風險分類方法基本沿用Bing(1999)的分類法，略有改動，并借助層次分析法(AnalyicalHierarchyProcess，AHP)，對國際工程聯營體經營管理中可能遇到的風險因素進行識別，構建風險評價的層次遞階結構，給出各風險因素的相對重要性排序，為項目管理人員實施管理和進行決策提供依據。
三、國際工程聯營體的風險評價模型
在Bing劃分的三類國際過程聯營體的風險基礎上，對每一類風險進行更詳細的劃分。聯營體內部的風險細分為與合作伙伴的關系、合作伙伴的資質背景兩個子類；項目特定的風險包括項目的特點和項目的配套資源兩個子類；聯營體外部的風險則分為政府因素和市場條件兩個子類。其中，每個子類均包括多種風險因素，最終共可分解出25種風險因素。
對這25種風險因素應用層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AHP)可構建國際工程聯營體風險的層次遞階結構，如圖1所示。在圖1中，對聯營體風險的整體評價處于目標層，Bing識別出的三大類風險處于約束層，每一大類下的風險子類作為準則層，更詳細的風險因素處于方案層。
建立了風險評價的層次遞階結構后，即可由項目經理或有關專家憑借自身的經驗和直覺，對每一層的元素進行兩兩比對，構造判斷矩陣，進而計算出各層元素相對于上層指標的權重和相對重要性排序。針對圖1所示的層次結構，可構造10個判斷矩陣，如表1所示。表1的每一矩陣中的字母A及A-1、A-1-1等分別代表圖1中所示的各種風險類別，各矩陣中的具體數據來源于Sung-LinHsueh等人所做的調查問卷的結果。另外，每個矩陣的最后一行表示的是該元素相對于上層指標的重要性權重。
表1各判斷矩陣中的相對重要性權重指標可進行匯總計算，如表2所示。
表2帶*的項目為相對重要性所占比重較大的十種風險因素，分別是：項目工期、聯營體協議、工程合同、談判難易度、良好的關系、政策變化、現金流的要求、當前實施的項目、遵守法律法規和公正性。
四、國際工程聯營體風險管理措施與建議
從表2中相對重要性比重較大的十種風險因素可以看出，聯營合作伙伴、聯營體協議、工程合同以及良好的公共關系等是國際工程聯營體的主要風險，國際工程聯營體應當予以重視并及時采取措施防范和規避。
對于我國工程承包企業與國外承包公司組建的任何聯營體，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承攬國際工程項目，我國工程承包企業都必須在選擇合作伙伴、投標、簽約及項目實施的全過程中認真研究相關風險，并采取措施，積極應對風險以減少損失。國際工程聯營體實施風險管理的措施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考慮。
(一)慎重選擇合作伙伴
聯營伙伴的選擇是建立聯營體的基礎，選擇恰當的合作對象是聯營體順利發展的前提條件。一方面，應當考慮對方的信譽、經驗及財務、設施、人員及融資等實力，事先調查其優勢和不足，力求與己方達成互補性；另一方面，還要考慮其與當地政府的關系及其在當地社會的影響，以便利用其關系網絡疏通和解決項目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另外，由于來自不同國家的工程承包企業有著不同的企業文化、經營理念、社會傳統和風俗習慣，選擇與己方經營理念相契合，或者對外來企業文化持理解態度的聯營伙伴，對于整個聯營體的順利經營、流暢運作也是一份強有力的保障。
(二)簽訂權責利明晰的聯營體協議
在簽訂國際工程的聯營體協議時，盡量采用英語作為書面語言，做到內容完整、定義準確、措辭嚴謹，按照整體風險最小化原則清晰劃定合作各方的權責利，并在此基礎上，強調各人員和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與綜合；以聯營體這一系統的高效率作為主要目標，從而減少不確定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各參與方進行風險控制和履約的積極性。
(三)簽訂公平的工程合同
工程合同是連接業主和聯營體的法律紐帶，應本著公平合理的原則劃分聯營體和業主之間的職責、權利和義務，尤其需要對容易產生風險的工程合同的支付、調價、變更、索賠、不可抗力等條款做出明確規定。
(四)選擇恰當的分包商／供應商
為了彌補聯營體合作伙伴的不足，選擇合適的分包商／供應商來承擔部分工程不失為一種可行有效的方法。國際工程聯營體在選擇分包商／供應商時，同樣需要確保其具備足夠的實力，包括財力、物力、人力和經驗，并在分包合同中明確聯營體及分包商／供應商各方的職責、權利和義務。
(五)維持良好的公共關系
國際工程聯營體除了需要維持好內部各成員間的關系外，更重要的還要營造并維持好與當地政府機構、機關團體、社會組織的公共關系，建立良好的關系，使聯營體“本土化”，得到當地社會的信任、認可和支持。另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3期外，建立各種渠道與項目的利益相關方進行良好溝通，并確保這些交流渠道及時通暢也是很重要的維護公共關系的措施。
除了上述措施外，國際工程聯營體進行風險管理的措施還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風險管理是國際工程承包聯營體項目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僅產生在國際工程的建設實施過程中，更貫穿于聯營體運行的每一個階段，因此，國際工程聯營體必須在聯營體協議簽訂之前就開始分析風險因素，制定有效的預防措施，進行風險管理。
后危機時代一個顯著的特點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與保護環境將成為世界各國高度關注的主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作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大戶和高能耗、高污染產品的出口大戶,必須轉變外貿發展思路,推進綠色貿易戰略,掌握世界貿易關系變化的主動權,為我國的外貿發展開辟新的空間。
一、綠色貿易的內涵
綠色貿易包含兩層意思:通過提高國內節能減排技術、調整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推動國內經濟走上能源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實現國內經濟發展的綠色化,以此帶動出口產品的綠色化;通過調整出口產品結構、生產并出口綠色環保產品,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清潔生產的發展,以綠色出口帶動國內經濟的綠色化。
二、后危機時展綠色貿易面臨的形勢
國內推動節能減排、調整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力度在不斷加大,而難度也在不斷加大。一方面,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調低或取消出口退稅、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和環境監督機制等,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資源性產業的發展;同時,鼓勵國內資本和外商投資流向清潔生產、可再生能源和環境保護等領域。另一方面,我國依然處于工業化發展中期,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化和消費結構升級,都對重化工業的發展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導致能源、資源性行業的產能不斷膨脹,出口也隨之大幅增加。
國際上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日益成為潮流,發達國家在這個潮流中再次居于主導地位,掌握了強大的話語權,對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很大的壓力。比如,美國最近通過的《2009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中,提出了針對沒有設定行業排放限額或者行業能源強度沒有降低到相當水平的國家的懲罰性計劃——“國際儲備配額”計劃。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資金實力和技術與發達國家相比整體差距還比較大,要在低碳經濟潮流中與發達國家并駕齊驅,難度要大得多。
三、后危機時展綠色貿易的戰略支撐體系
內外兩方面的支撐體系:一方面,在國內以提高節能減排技術、調整能源結構為主,在不對重化工業進行顯著壓縮的情況下,提高重化工業的能源效率和減排力度,推動國內產業和出口產品的綠色化;另一方面,在國際上積極應對全球低碳經濟潮流,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采取適當策略,既要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中表現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又不能承擔超越我國發展階段的責任,維護我國的根本利益。
(一)由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未來20年的發展目標所決定,重化工業在我國產業結構中居于主體地位的情況短期內無法改變
如果要對重化工業強行做出較大的壓縮,那么有可能延緩我國的基礎設施完善進度、城市化進程、就業狀況和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因此,兼顧經濟發展目標、環境保護目標,發展綠色貿易的關鍵在于改善節能減排技術、調整能源結構、改善能源效率。
1、改善節能減排技術,完善政策激勵體系,推動新能源產業的發展
建議在《國家中長期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增加附錄,將節能減排技術列入重大科技專項,從資金、人力、物力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與節能減排技術先進國家進行合作,同時建立吸引海外相關科技人才的機制。可以考慮允許若干重點高校和科研院所在香港、澳門建立專門的實驗室,利用港澳整體科研、創新環境更接近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優勢,吸引海外人才。形成鼓勵企業,特別是大型能源、資源型企業進行節能減排技術創新的政策體系。可以考慮將節能減排技術和新能源行業列入高新技術產業目錄,享受高新技術產業在稅率、稅前抵扣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推動企業的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推動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逐步改善能源結構。一方面,大力推廣風電、水電、太陽能熱利用、農村沼氣等比較成熟的新能源技術;另一方面,加大對太陽能光伏發電的研究開發力度,并在適當時機制定建筑設計的新標準,實現建筑與新能源利用的一體化;加大對生物液體、固體燃料技術和節能環保汽車的研究開發力度。建議在貼息、稅前抵扣、稅率等方面給予新能源產業一定的優惠,并在適當的時候實施新能源市場配額制,通過為新能源產業配給一定規模的市場,促使新能源產業實現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走上規模化的發展道路。
2、加快價格、稅收等體制機制改革,加大對傳統能源、資源和兩高一資產業的引導和管理力度
加快能源、資源價格體制改革,使能源、資源價格能真正反映其稀缺程度,使不可再生的能源和資源能夠得到合理的配置與利用。擇機開征反映溫室氣體污染的碳稅,通過碳稅使得化石燃料的生產、使用和消費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真正由其自身來承擔,促使傳統能源的使用走上高效節約的道路。加強對兩高一資企業產能的管理,改變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降低地方政府通過上馬兩高一資項目實現GDP增長的動力。鼓勵兩高一資企業開發、采用節能減排技術,在融資、財稅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同時完善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稅收體系,適時考慮開征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關稅。進一步調整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鼓勵并引導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清潔能源、環保產品的生產與出口中。
(二)在應對全球低碳經濟潮流方面,我國應該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充分肯定節能減排為全球帶來的收益,在減排問題上持積極參與態度;第二個層次,反對將節能減排與貿易、投資等問題掛鉤,堅持一事一議,通過談判推動建立合理的減排成本分擔機制。
1、積極參與到全球節能減排的進程中
就我國目前而言,如果不積極參與節能減排,將會有以下三方面的成本:(1)如果采取消極態度,必然使我國在國際上處于孤立的位置;(2)我國為生產高耗能高污染產品,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成本,使我國發展高能耗重化工業的收益大打折扣,而資源浪費、環境惡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后續成本,包括疾病、醫療等更與全面提升人民生活質量的目標相悖,將從根本上損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3)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壓力將減小,進程將減緩,參與經濟國際化的質量和層次將得不到明顯的提高,使我國的比較優勢無法實現動態升級。
2、積極推動建立全球減排成本的合理分擔機制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中都規定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減排方面應承擔“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然而,所謂“有區別”的責任如何界定?如何形成一個共同接受的標準,在此標準下確定不同國家的不同減排量和減排速度,以及所應承擔的不同減排成本?迄今為止沒有很好地解決。各國在減排問題上常常自行其是。
我國在這個方面應有所為,積極推動建立減排成本的合理分擔機制。公共品提供的成本分擔原則應該是兩條:受益原則和支付能力原則,具體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上,受益原則應替換為損害認定原則。
在減排量方面,應堅持以損害認定原則為主。即排放越多,損害越大的國家,應減排的量應該越大。全球變暖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長期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結果,因此,應將歷史排放量統籌考慮。1850年到2002年,美國累積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總排放量的比重為29.3%,歐盟為26.5%,而我國只有7.6%。因此,統籌考慮的時間越長,越符合歷史事實,對我國越有利。
減排速度和單位成本分擔方面,應堅持支付能力原則為主,即支付能力越強的國家,分擔的成本應越多。確定支付能力,可以以人均GDP為標準,或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標準。應確定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人均排放成本在人均GDP中所占的不同比重,實行累進制。對于人均GDP水平低、節能減排技術落后的國家,要推動建立發達國家的減排成本補償機制。
建筑施工企業在走出國門之前，需了解國際化經營的各種風險并認真學習防范之道，是非常重要和具有現實意義的。因此編者對國際承包經營過程中的風險及對策進行了論述。
關鍵詞:國際承包；風險；對策
一、存在的主要風險
1.合同計價風險
依照國際慣例，建設工程承包合同的計價方式分為：總價合同、單價合同、成本加酬金合同。其中總價合同又分為不可調值總價合同、可調值總價合同。不可調值總價合同是由承包方一次性包死，可調總價合同是當通貨膨脹達到一定程度時，對合同總價進行相應的調整；單價合同分為估算工程量單價合同、純單價合同，這兩個的主要區別是有無工程量；另外就是成本加酬金合同，它分為成本加固定百分率酬金、成本加固定酬金、成本加獎罰。
按照國際慣例用的多的是估算工程量單價合同，但是因為國際建筑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業主為規避自己的投資風險，采用不可調值總價合同，將風險轉移到承包商那里，而承包商為了繼續在國際承包舞臺上能有一席之地，不得已以增加自己的風險為代價而承包工程。
2.項目管理人員
缺乏國際型的管理人才，國外項目成敗的關鍵在人才，這是許多國際承包企業多年來的共識。國際工程項目管理需要的人才應該是復合型、創新型、外向型的高級管理人才。然而由于各種原因，我們總是很難培養出適合國際工程項目管理工作的人才，企業中懂得國際工程管理、精通國際商務、掌握一兩門外語、熟悉專業技術、善于經營管理、能吃苦的對外經營人才極少。或者是好不容易培養出幾個，也往往留不住。
3.勞務分包風險
勞務分包對于一個項目的成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里面包括勞務人員的簽證、勞務人員的施工水平、勞務分包商的管理水平等。我們到國外施工都需要對方國家的簽證，如果勞務人員的簽證不能按時、按量的簽下來，即使拿到了項目也沒有辦法按計劃開展。勞務人員的施工水平直接體現在實體工程上，這不僅涉及在建的工程，還涉及以后能否在當地繼續承包工程，也直接關系到我們國家建筑企業的形象問題，因此對于勞務人員施工水平的甄選不可掉以輕心。勞務分包商管理人員不僅要有較高的技術水平，而且還需具有對工人強有力的管理能力，因為在國外和國內環境不一樣，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他們的生活習慣、意識形態和我們也不盡相同，如果工人對此認識不夠，而又沒有強有力的分包商去管理，可能會因為一個工人或一件小事給工程帶來很大的麻煩，甚至是毀滅性的。
4.材料、機械、設備供應風險
現在在國外承包的工程大部分采用的材料、機械、設備是從國內運過去的。一是我們國家的建筑材料和其他國家的比較在質量和價格方面都是有優勢的，二是可以拉動我國的建筑材料工業的發展，并起到很好的宣傳作用。但是這就存在運輸問題，無論是海運、空運、陸路運輸，都產生能否按照計劃時間、完好無損的運到施工現場的問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尤其從國內運的建材遲遲不到，或運來后因破損不能使用，而又在當地采購不到，此時就會停工待料，從而嚴重影響承包商的工期、成本，這種事屢見不鮮，應引起高度重視。
5.當地的社會、政治、自然環境的風險。
帕爾旺水利工程位于阿富汗的帕爾旺省，中國政府在2003年5月與阿方達成協議，無償援助帕爾旺水利工程修復項目。因為政局動蕩施工沿線不斷發生槍戰和爆炸襲擊，安全狀況嚴重惡化。同時當地發現利什曼原蟲病(又稱黑熱病)疑似病例，工程技術人員的健康受到威脅。2004年8月12日，除部分留守人員外，中國工程人員陸續撤離，致使帕爾旺工程全面停工。
二、主要對策
1.合同計價風險對策
在承包合同中對在國際承包中剛起步的承包方最有利的是成本加酬金，這合同的風險是最小的，回報也是有的；當承包商的實力逐漸壯大、有些經驗后，可以按單價合同形式進行承包；到最后可以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以固定總價承包形式來擊敗競爭對手，這樣一來可以彰顯承包商的實力，通過有效的管理實現利潤。固定總價合同風險大，回報多，是國際承包市場的趨勢。
2.加大人才培養力度
按照國際工程項目管理工作的需要，大力培養和引進復合型、創新型、外向型的高級管理人才，尤其是項目經理人才，以提高項目的管理決策水平。逐步形成一個涵養投標報價、施工組織、質量控制、財務管理、材料管理、合同管理及法律服務等技術、管理人員比例得當的項目管理人才體系。
3.勞務分包的管理
從國內選擇一批信譽好、實力強的勞務隊伍進行綜合評議，定期考核，建立相對穩定的合格勞務分包商很關鍵。勞務分包應實行招投標制度。在國外施工時勞務隊出現問題，從國內又一時無法替換，并與當地的勞務隊無法合作時，對項目影響是致命的。因此在項目允許的情況下要盡量采用兩個以上的國內勞務分包隊伍，這樣做是在其中一個勞務隊不合格或出現其他意外的情況下，由另一個勞務隊迅速頂上，使項目不至于停工。即使只用一個勞務隊施工時，也要有可以隨時替補的國內勞務隊。
4.制定行之有效的計劃
根據進度計劃制定施工人員、物資的數量、辦理證照時間、進場時間的計劃，制定計劃時要充分考慮原來的經驗和教訓、當地的實際情況。古人云：凡事立則欲，不立則廢。制定一個詳細、能指導實施的計劃是項目承包成功的一半。根據計劃組織相應的人力和物力去具體實施。
5.加強企業間自身合作、建立與當地和諧的社會關系
通過建筑企事業自身的努力，依托政府，積極發揮行業協會作用，為企業間國際承包的合作、聯合提供更廣闊的平臺和相關政策，同時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和走出去的步伐，鼓勵有資金能力的私營經濟參與國際工程項目。
無論是辦理簽證、貨物運輸、各種施工證件，都少不了和當地政府、企業、個人接觸，因此需依靠我們駐各國的大使館和經參處及其他正當渠道，迅速建立起中國公司的品牌優勢，全面了解和盡快融入當地社會。
三、結束語
海外巨大的工程承包市場給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國家鼓勵企業走出去的政策更是給企業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只要我們腳踏實地地對市場進行研究，合理制定企業的國際工程承包發展目標，學習吸收國際先進企業的經驗，努力反省自身的不足，高起點、高標準地建立國際工程項目管理體系、項目風險預警機制，發揮自身優勢，我們一定能在國際工程承包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斷發展壯大，真正實現走出去的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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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縣鄉財政；運行風險；財政職責
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以來，地方財政收入總體上迅速增長。但處于基層的縣鄉兩級財政的運行質量卻每況愈下，財政風險日漸顯化。這一狀況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影響了部分地方的社會穩定和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行。為此，改進縣鄉財政運行質量，化解財政風險，維護社會穩定，成為財政理論與實踐的重要課題。
一、我國縣鄉財政運行風險的基本態勢
（一）財政支出超常增長，收支矛盾突出，公用經費難以為繼，事業發展能力低下
縣鄉兩級政府作為我國基層政權組織形式，負有縣、鄉區域內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職責。但近年來，我國一些省、市所屬的縣、鄉財政甚至難以維持“吃飯”水平，用來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能力已非常有限。
據統計，1994—2001年間，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平均占全國財政支出總額的70.33%，而同期地方財政收入平均僅占全國財政收入總額的48.63%.超常增長的支出吞噬著增加的財力，財力的窘困必然制約地方公共事業及地方經濟的發展。這在縣鄉層面表現更為明顯。2000年，全國2074個縣的46%需要財政補助。而且絕大多數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擠占專款、拖欠工資、醫療費、差旅費等現象。如2001年，安徽省30多個縣拖欠工資總額14.44億元。農村稅費改革后，縣鄉財政的收支矛盾則更加尖銳。比如，現行村辦公費、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費主要來源于農業稅附加，而農業稅附加只有改革前村提留的二分之一。在上級財政轉移支付有限的條件下，鄉村兩級公用經費難以為繼，縣鄉社會事業發展欠賬嚴重。
（二）財政赤字規模巨大，債務負擔沉重，基層財政風險不斷累積
在我國省、地（市）、縣、鄉四級政府中，處于基層的縣鄉財政因回旋余地小，遇有風險往往難以外化釋放。因而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累積了大量赤字與債務。雖然其總體規模目前尚未作出精準的官方統計，但據專家預測，地方財政最終負擔的債務很可能是以萬億計的天文數字，并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繼續放大。這一預測源于債務不同側面的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近40%的縣一般預算呈赤字狀態，部分縣雖賬面無赤字，卻普遍存在巨大的隱性赤字，即以當年應付未付的各種支出拖欠，或以負債、寅吃卯糧等形式存在的赤字。所以，實際發生赤字縣、鄉的數量和赤字規模可能會更大。在財政赤字不斷累積的同時，地方政府負債也日益加重。目前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其以下各級政府均不同程度地負有不同形式的各種債務，而且地方政府的層級越低負債規模越大，債務負擔越重。如鄉鎮基層債務額已超過5000億元，其中鄉鎮一級凈負債超過2300億元，村級負債則超過2500億元。不僅如此，鄉鎮政府的債務每年尚以200多億元的速度在遞增。
（三）財政收入質量低劣，財政支出剛性增強
依托于稅法征收的稅收是財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稅款及時、足額入庫確保了財政收入質量。但近年來，地方政府的非稅收入增加不僅快于稅收，而且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稅收的正常增長。而行政性收費、罰沒收入、政府基金等非稅收入形式具有“列收列支”的性質，具有專項用途，難以形成地方政府正常支配的財力。另外，我國現行地方稅收體系中，不僅多為與經濟發展相關性較弱的零星小額稅種，而且在地方預算自求平衡的約束下，收過頭稅、不規范舉債、寅吃卯糧、“空轉”收入等現象大量存在，財政收入“虛增”嚴重。
低劣的財政收入質量，伴隨著剛性的財政支出，使基層財政背負了沉重的負擔。在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進程中，陸續推出一系列“政策性增資”項目，需要地方提供配套資金。如由地方自籌配套的糧食風險基金，按《農業法》、《教育法》要求高于收入增長比例的支出安排等，這些硬性規定強化了地方財政支出的壓力。另外，雖然財政每年增收達1000億元之多，但同期財政供養人員也是大量增加，加之工資制度改革，一些地區新增財力的80%用于人員經費的增加，縣、鄉等基層的比例更高。
（四）地區間財政能力差距日益擴大，區域間的不平衡態勢加劇
分稅制體制實施以后，雖然轉移支付制度在不斷完善，但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應，地區間財政能力差距卻日益擴大。如中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發展長期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能力明顯低于東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又低于中部地區。資料顯示，全國縣級財政收支占地方財政收支的比重呈“反向”變動的趨勢。與全國情況不同的是，西部地區縣級財政收支占地方財政收支的比重則是“同向”下降，呈現縣級財政萎縮趨向。
總之，我國縣鄉等基層財政運行質量堪憂，已經積聚并隱含了巨大的財政風險。
二、縣鄉財政運行風險的誘導因素分析
（一）經濟運行質量低下，縣鄉財政運行缺乏強有力的經濟支撐
經濟決定財政，財政運行質量取決于總體經濟運行質量。近年來，由于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影響，地方經濟發展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問題：經濟結構失調、下崗職工增多、再就業壓力增大、農民增收速度減緩、企業虧損增加、財政增收難度加大等。而這一時期，正值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階段，每項改革最終都要財政兜底。各級財政不得不承受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多重壓力。所以，拖欠工資、赤字增多、債務累積形式上是財政問題，實質卻是地方經濟發展滯后在財政上的綜合反映，是經濟未能充分發展導致的。譬如，我國除沿海地區和地處大中城市市郊的縣鄉外，大部分縣鄉經濟以傳統農業為主，財源結構單一。而農產品價格持續低迷，增產不增收，農民因缺乏務農積極性而棄田拋荒，農業稅稅源萎縮，難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縣鄉財政運行失去了強有力的經濟支撐。
（二）地方政府短期行為，人為加重財政負擔
中國現行政治制度一般依據政府官員的短期“政績”對其予以考核、晉職提升。濃厚的功利思想和政績意識，常常導致地方政府官員為追求短期政績而犧牲經濟發展戰略目標。比如一些縣鄉政府為了謀求主導產業結構調整、推動城鎮化、開發市場、招商引資等“政績”，推出了一系列形象工程、獻禮工程、達標升級工程，因缺乏調查研究，這些工程常常不得不中途進行調整，浪費了有限的人力、物力資源，使捉襟見肘的基層財政雪上加霜。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造成了地方財政的人為負擔。地方政府官員對政績的追求還體現在同級政府間、上下級政府間的競爭、攀比行為中。競爭一方面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則由于缺乏統一規劃與引導及競爭中的急功近利行為，出現了大量簡單粗放的盲目投資行為，進一步加劇了資源的浪費與基層財政的困難。
（三）政府間職責劃分粗糙，地方政府職責與財力矛盾突出
與依據具體的法律劃分政府間事權的國家相比，我國憲法對各級政府的支出范圍與責任只是作了原則性規定，具體事務上的劃分及各級政府的職責權限并不明確，經濟性事務的劃分更為模糊，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1994年推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對于省、市、縣、鄉各級的財權與事權，并未作出具體規定，客觀上迫使省市級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加強對財政資金的集中力度。根據權威資料調查，省級政府所集中的資金自1994年至2003年年均提高兩個百分點。市一級政府也在設法提高集中程度。不僅如此，不甚明晰的事權還在不確定地上劃下移，致使事權與財力偏離，尤其是地方政府職責與財力矛盾突出。如，消防、預備役費用支出在分稅制形成時屬于省級財政負擔，但1999年，支出下劃到區、縣；教育經費的承擔責任也是逐級下劃，越到基層可支配財力越薄弱，財政負擔比例越重。加之一些基層政府在鼓勵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的同時，過分夸大稅收優惠作用，為稅源流失打開缺口，導致財政虛收，形成風險隱患。
（四）政府間轉移支付形式龐雜，地區均衡效果不理想
規范化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一般由以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均等化為目標的均衡撥款及旨在實現特定目標的專項撥款組成，并以前者為主體。但我國現行政府間轉移支付形式過于龐雜，體現為體制補助、稅收返還、專項補助、結算補助等多種形式，并且均衡撥款的轉移支付力度過小，而專項撥款的轉移支付不僅規模龐大，且采用非規范的“基數法”安排轉移支付量。其結果不但未能縮小地區收人水平差距，反而直接推動了這種差距的進一步擴大。1995年推出“過渡期轉移支付”辦法盡管在規范性、科學性、合理性等方面有了明顯進展，但相對于規模龐大的、“基數法”色彩明顯的其他形式而言，過度期轉移支付的作用力度顯得極其微弱。而縣鄉基層財政間轉移支付甚至未能形成制度，區域間財政能力失衡是必然的。
三、縣鄉財政風險的化解與防范對策
對策之一：加快地方經濟發展，改善縣鄉經濟運行環境
我國縣鄉財政的經濟基礎是農業和農村經濟。化解地方財政風險、改善縣鄉財政運行質量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經濟發展，增強財政實力，走出“三農”困境。因此，從全局著眼，國家必須調整經濟發展思路與政策，調整農業結構，減輕農民負擔，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強化國家對農業、農民的投入支持，改革農村管理體制。譬如，通過有條件地減免及至逐步取消農業稅，涵養農業財源；通過增加農業基本建設投資，擴大農業公共品（如鄉村道路、電網改造等農村小型基礎設施）供給范圍的投入，進一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通過增加對農業科研、教學、新產品培育的財力支持，以無償方式推廣農業先進適用技術，對高科技農業及農業深加工項目實行稅收優惠政策等措施提升農產品質量及國際競爭力。
對策之二：重新界定縣鄉兩級政府職能，明確劃分兩級政府事權及財政職責
目前，盡管法律未對縣、鄉政府的職責作統一、具體的規定，但從縣級財政支出結構看，其主要職能是承擔行政管理、法律與秩序維護費用支出，文教衛生等事業支出以及農村的道路、救災、扶貧、社會保障等支出；而缺乏自、區域差異大的鄉鎮政府也要負責轄區內的社會服務、基礎教育、醫療、災害救濟、法律與秩序的維護等事務等。這種模糊的事權范圍和財政責任必須重新界定。根據農村稅費改革、縣鄉機構改革以及財政改革的要求，事權的重新界定應側重于縣鄉在教育、衛生、社保、公務員隊伍建設等事業發展方面的責任，以充分發揮縣鄉各自優勢。兼顧公平與效率原則，主要將原鄉鎮的教育、衛生、公務員、離退休人員經費和優撫對象優撫金等社會保障事業職責劃歸區縣級管理，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等事權，原則上按受益范圍確定管理對象，其中跨鄉鎮項目事權主要劃歸縣市管理，鄉鎮范圍內項目事權主要劃歸鄉鎮管理。從而明確區縣本級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強化區縣經濟發展、財源建設責任，減輕鄉鎮建設支出和財源培植等方面壓力。鄉鎮政府的主要職責是鄉村政權正常運轉，以及除教育衛生外的鄉鎮事業發展及轄區內的公共公益事業發展等。事權劃清之后，計劃生育、義務教育、衛生、科學文化、民政等事業費，其人頭經費原則上由縣級財政管理，非人頭經費則由縣級財政與鄉鎮財政按比例分攤支付。
對策之三，完善縣鄉財政體制，理順縣級財政對鄉鎮財政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
縣鄉財政體制的完善與確定，應以財權和事權相對稱、有利于縣鄉兩級財源建設并強化財政管理為原則，因地制宜地建立起激勵與約束并重，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分灶吃飯”機制。首先，在劃分稅種、核定基數、確定分成比例或結算比例上，應縣鄉統籌兼顧，既有利于縣級適度集中財力、增強調控能力，又要考慮鄉鎮行使事權的財力需要，調動鄉鎮政府增收節支的積極性；其次，建立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縣對鄉鎮的轉移支付等補助形式應與其共享收入基數完成情況掛鉤，鄉鎮公用經費節余部分留用，保證財政體制良性運轉；第三，理順鄉鎮財稅機構體制，增強財稅合力、降低稅收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第四，推進行政機構改革。在合理界定縣鄉政府職能的基礎上，通過合并方式，適度擴大鄉鎮規模，獲得資源規模和集聚效益；最后，強化宏觀管理，理順縣級財政對鄉鎮財政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如在分灶吃飯條件下，鄉鎮財政的一些重大的財政決策如大項支出、舉債、擔保、投資等原則上必須與縣級財政部門協商，取得一致意見后才能付諸行動。
對策之四，建立財政償債基金與風險預警制度，化解與防范財政風險
首先，根據債務形成機制以及各級政府承擔的支付責任，消化現有債務；其次，建立財政償債基金，完善債務償還機制。地方各級財政部門應以年度財政預算安排，財政結余資金等形式建立財政償債基金，并將政府融資項目投資額及項目投資收益的一定比例劃轉入償債基金，專項用于地方政府債務的償還；最后，建立有效的地方財政風險預警系統。根據地方債務特點建立一套既符合地方財政債務狀況，又能反映地方財政風險程度及其變化發展趨勢的風險預警系統，監測和預防債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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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構建指標體系和基于ISM的定性分析
1.1指標體系的建立在文獻［7～9］的研究基礎上，結合光伏發電的實際情況，構建了內含5個一級指標、15個二級指標的光伏發電投資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各指標、子指標間的相互關系如表1所示。
1.2基于ISM的定性分析ISM是一種系統結構建模的方法，主要用于分析組成復雜系統的大量元素之間存在的關系，通過鄰接矩陣和可達矩陣及層級劃分，得出各個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通過解析結構圖清晰地看出哪些因素是深層因素、中層因素、淺層因素、表層因素。根據光伏發電投資風險分析的指標體系及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建立鄰接矩陣表。經過前期一系列的計算，得到ISM模型的結果表，即根據鄰接矩陣表和推移律進行演算得到因素的縮減矩陣，見表2。表2光伏發電投資風險分析的縮減矩陣從市場角度分析，主要考慮產能和利潤空間兩個因素。光伏發電成本來自元件，元件的產能高，可選擇的空間就大，反之就小。目前光伏產業雖然得到了政策支持，但實際中仍面臨核心技術壁壘，如硅材料的技術壁壘。在實際投資建設中，工期長短直接影響了投資風險和成本，嚴格控制工期長度，按時保量地完成光伏電站的建設，是光伏發電投資風險中最重要的因素。光伏發電主要依賴光照，對于自然地理環境的要求比價高，當地光照時間和強度直接決定了光伏電站的裝機容量。光伏發電的最終目的是并網，但其發電受自然氣候因素影響較大，發電具有間歇性和不穩定性，所以能否并網也是投資風險的考慮因素。考慮表2中的因素，采用ISM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光伏發電風險的根源在于實施進度。目前光伏項目上馬很多，造成了產能過剩，加上電網接入的限制，對光伏發電企業的財務資金形成很大的壓力。由于光伏發電的間歇性，產品的競爭力不如常規電源，最后會影響光伏大規模并網。設備可靠性直接影響上網電價，這是由于電池板的可靠性及成本費用在光伏發電成本中所占比例較大。除此之外，國內外競爭對手通過對原料采購環節的干預也會間接影響上網電價。中國對清潔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支持和行業規模影響了發電企業的選址。最后光伏發電企業的投資風險集中在核心技術、廠址選擇和國家產業政策3個方面。對于發電企業來說，國家產業政策是沒有差別的，如果要降低投資風險，應當從掌握核心技術和選好廠址2個方面進行努力。
2光伏發電投資風險的ANP模型
2.1數據預處理數據預處理方法包括以下3種。
2.2評價指標的一致化處理根據表1各指標的性質，可以看出其中既包含極大型指標也包含極小型指標。指標的一致化處理就是將各指標統一成極大型或極小型，此處統一規劃成極大型指標。轉換方法為x*=M－x，其中M取指標值的最大值。
2.3光伏發電投資風險的ANP模型及權重的確定根據ANP賦權準則，綜合表1中指標間的關系，建立ANP模型。ANP在實現各要素的賦權時，先要對要素進行兩兩比較，獲得判斷矩陣，然后綜合德爾菲法得到的專家意見，再在SD中進行計算。15個要素的權重如表3所示。表3ANP模型的因素權重一級指標權重二級指標局部權重極限權重市場風險C10.129597C11產能情況0.2499810.0323968C12利潤空間0.7500190.0972技術風險C20.498179C21工期0.1047290.0521738C22硅材料核心技術壁壘0.6369860.317333C23造價成本0.2582850.1286722環境風險C30.246640C31光照強度及時長0.2777310.0684996C32并網0.5136690.1266913C33空氣水噪音0.0497790.0122775C34裝機容量0.1588210.0391716政策風險C40.059837C41補貼政策0.6369860.0381153C42標桿上網電價0.1047290.0062667C43利率0.2582850.015455管理風險C50.065748C51原材料供應0.6586450.0433046C52財務0.1561820.0102687C53決策0.1851730.0121748然后進行歸一化處理，得到各個要素的權重。W=(0.032，0.097，0.052，0.317，0.129，0.068，0.127，0.012，0.039，0.038，0.006，0.015，0.043，0.010，0.012)T
3實例分析
以某發電集團擬建光伏電站面臨的投資風險為例進行說明，有4個備選方案可選擇，分別為A1，A2，A3，A44個方案。各方案的評價指標值對表4數據進行預處理后，根據指標的權重及處理后的評價指標值得出加權規范化決策矩陣，然后按照PROMETHEE法的步驟，對各方案的指標數據進行處理，并計算各方案的優先指數、流出量、流入量和凈流量，計算結果如表5所示。根據表5，列出基于PROMETHEE-I法和PROMETHEE-II法的方案優劣排序，見圖1。PROMETHEE-I法和PROMETHEE-II法的級別高于關系圖對比圖。圖1a顯示方案4是最優，其次是方案3，但是在最后一層的排序上出現方案1和2并列的情況，所以使用PROMETHEE-I法不能做出強排序，但是PROMETHEE-II法可以做到。
4評價結果分析
本文將ANP賦權法分別與羅馬利亞選擇法和TOPSIS結合，將得出的計算結果與PROMETHEE-II的結果比較分析，找出最優分析方法。
4.1基于ANP和羅馬利亞選擇法基于ANP和羅馬利亞選擇法的評價結果。
4.2基于ANP/TOPSIS法的評價結果基于ANP/TOPSIS法的評價結果。
4.3評價結果的敏感性分析兼容度是指該評價方案與其他評價方案的等級相關系數的加權平均值。兼容度較大，則該方案的代表性就強，可靠性就高;差異度是指以該評價方案的排序為基準值，差異度越小，評價方案越好。本文中的差異度范圍按方案的前3名為基準。計算3種方法的兼容度與差異度，得到評價方法排序，結果如表8所示。經過以上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在可靠性上本文所用方法優于其他，可以對不同的光伏發電投資風險方案進行擇優，如表9所示。
5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