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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的功能
信息社會經濟學認為,教育是知識傳播的途徑,是人的能力提高的決定因素之一。在知識迅速涌現的今天,人們需要掌握和吸收的知識的難度在不斷增大。隨著經濟的發展,知識不斷增長,教育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教育分為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基礎教育提供的主要是大量的基礎性知識,高等教育(大專、本科、碩士、博士)提供的主要是專業知識,它對于學生的認知能力和社會技能的提高有顯著的影響。不論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應該把知識的獲得作為教育的目的。一般來講,基礎教育都實現了學生們獲得知識的目的,在應試教育體制下,學生的基礎知識還是比較扎實的,而高等教育卻并沒有真正體現出對社會的貢獻。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高等教育并沒有達到增加學生的知識、提高學生的能力的目的,或者說并沒有培育出適合社會發展進步的人才,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提供現代知識體系的功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二、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
我國高等教育不能起到有效傳播知識的作用,是由我國的教育體制、社會觀念等決定的,并不是高等教育資本投入決定的。當前,我國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教育質量低下。從我國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識內容和結構看,我國的高等教育沒有很好地提供現代知識體系,主要表現在:首先,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識水平普遍較低,受教育者從事經濟活動的能力較低,很多畢業生都只能紙上談兵,基本沒有實際操作的經驗和能力。其次,我國高等教育專業和課程設置比較盲目,專業趨同現象嚴重,提供的知識結構不合理,傳授的知識比較陳舊,高校的教育內容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畢業生的能力與用人單位的需求之間存在差異。
2.教育體制不合理。我國高等教育是文憑教育機制,這會使受教育者只是為了獲得文憑或者分數,而不是為了獲得知識,也就扭曲了高等教育傳播知識的作用。另外,我國大量的人才外流使得受教育者的知識不能在我國得到有效利用,使我國比較缺乏的發展資源更加稀缺,這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很大。我國教育體制存在問題,對受教育者的學習動機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如今,我國一些大學生把追求文憑作為學習的主要動機,在學習期間缺乏追求知識的動力和壓力。再加上通信網絡的發展,特別是網絡游戲的發展,一些高校學生不能自控,整天沉迷于網絡游戲中,學習敷衍了事,甚至投機取巧,這也使得教育傳播知識的功能被弱化。
3.教師素質比較低。教師擔負著對廣大學生傳授知識、培養能力、完善素質的責任,其自身的素質狀況對于教育的效果有直接的影響。目前,我國高校中有很多教師并沒有掌握現代知識體系,或者雖然專業理論知識比較扎實,學術研究水平較高,但教學能力不強,教學的效果也不好。
三、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措施
高等教育要實現知識的傳播,促進知識的增長,從而縮小或者消除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知識差距。因此,高等教育發展的措施就是盡可能地把知識充分有效地傳播給新一代。
1.轉變觀念。教育是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徑,它的目的是實現知識的有效傳播。信息社會經濟學認為應該首先轉變觀念,轉變西方經濟學對我們根深蒂固的影響,深刻認識到教育是提高知識文化素質最重要的手段,是消除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知識差距的措施,而不是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的人力資本投資問題,不能用成本收益比較機制來衡量。要清楚地認識到資本投入不是教育發展的決定因素,雖然投資越多對教育越有利,但并不代表投資越多教育效果越有效。教育所產生的效果主要應該取決于教育的體制、內容和結果等,資本投資只是起到輔助的作用。
2.教育體制改革。從知識傳播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要實現知識有效傳播,從而達到提高人的能力的作用,必須對高等教育發展的機制進行改進。我國高等教育機制屬于文憑教育機制,使教育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其功能。因此,應設法建立素質教育機制,使高等教育更好地起到知識傳播的作用,培養受教育者的知識文化素質,提高動手操作能力,提高質量。同時,還應不斷深化教學改革,做到人才培養適應市場的需要。當然,還必須設法激勵受教育者追求知識的動力,讓他們有學習的壓力。
3.提高教師素質。教師的素質對于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影響比較直接,他們掌握發達的現代知識體系,對受教育者知識的傳播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對于我國高等教育來說,高校必須擁有厚基礎、強素質的高校師資隊伍,他們可以通過引進外國學者或者本國留學生,也可以通過我們國家自己培養。教師素質高,可以充分掌握發達的現代知識體系的教學水平。當然,這些也需要我國合理的教育體制、經濟運行機制的形成才能實現。
除此之外,合理的社會規范作為促進知識增長的激勵機制,對于高等教育的知識傳播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高等教育要順利實現其作用,教育的基礎設施和手段有助于其功能的充分發揮。因此,在強調教育體制、觀念、教師素質的同時不能忽視像社會規范、教育基礎設施等次要而必不可少的因素。
總之,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要實現經濟發展與知識增長,實現縮小或消除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教育是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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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理論與實踐的發展，社會‘經濟統計學日趨枝繁葉茂，科學構筑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的框架，對于社會經濟統計學的健康發展，對于統計工作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有重要意義。
構筑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決不是簡單地將社會經濟統計學的許多分支任意增減排列，而是探索社會經濟統計學各rl科學之間科學的有機構成。研究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社會經濟統計學科體系分類研究。分類本身就是科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許多學科本身就是分類學，分類是這些學科的主要目標，如動物分類學，植物分類學等。大多數學科，在某個層次上完成分也是一項重要的成果或突破，如作為19世紀化學最大成就的元素(或原子)的分類及晶體的分類，20世紀基本粒子的分類等。在三結‘構數學中，主要目標也是分類，例如，1981年有限單群分類的完成是抽象代數的最大成就之一。
社會經濟統計學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門類繁多，結構復雜的知識系統，在這個知:識系統中，學科之間、知識單元之間、方法之間將呈現一種結構關系，形成不同層次的結構系統，具有不同的功能。對這種復雜的知識系統進行科學的歸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必要的。
二、研究杜會經濟統計學學科休系的原則
本課題研究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的原則是:
1.整體性。建立的學科體系以“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統計方法”這一屬性為r標準劃定的全部對象為總體范圍。
2.層次性。社會經濟統計學是多層次的交叉學科，劃分層次使得社會經濟統計學作為方法論滿足不同層次的需要，為課程設置提供依據。
3.統一性。社會經濟統計學是一門完整的科學，有別于一門科學或兩t1科學的觀點。
4。排斤性和吸納性。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既能明確劃分各學科的差異，又能融合各學科的共性。
三、杜會經濟統計科學與學科、學派三者之間的關系。
1.社會經濟統計科學。社會經濟統計學的矛盾的特殊性本p其研究對象、性質等是長期發展確定的，形成對數量特征進行觀察研究的方法論科學。
2.社會經濟統計學科。社會經濟統計學科也有兩層涵義:第一是長期的發展中形成的社會經濟統計學的分支，這是通常意義上的社會經濟統計學科觀，第二是指圍繞某一培養目標形成的統計課程，如工業統計學，農業統計學等。所謂體系則是由若干有關事物互相聯系，互相制約而構成的一個整體，相應的，社會經濟統計學科體系是社會經濟統計學科分支體系和課程體系的共同體，兩者之間也有互柑制約和聯系。
3.社會經濟統計學派。學派是指一門學間中由于師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別:學派對科學的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統計歷史上政治算術學派與國勢學派之間的學術爭論確立了統計學的科學命名和統計學是關于現象數量關系的內涵規定。同時，統計學派的學術爭論使得統計學科不斷地發生分立和合并。社會經濟統計學派與數理統計學派、社會統計學派是現代稱化統計時期的三大派別。
社會經濟統計學科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內因是統計科學的自身發展規律和不同學派的爭論，其外因是統計活動包括統計工作和統計教學，它們為統計學科的發展提出客觀要求，推動學科的分立與合并。為了科學建立我國社會經濟統計學科體系，有必要回顧國外統計學學科體系和我國統計學學科體系的發展。
四、國外統計學科體系的演進
統計實踐活動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早己存在，而統計科學和學科體系的創立則始于資本主義社會。十七世紀中葉，資本主義在歐洲主要國家有所發展，對統計工作提誰出了新要求。一些學者紛紛著書立說對此進行研究，進而形成不同的學派。統計實踐的發展和統計學派之間的爭論，推動了統計學科體系的逐步建立。按照發展階段不同，我們將統計學分為古典統計學、近代統計學和現代統計學，在每個階段，由于研究的對象和方法各異，統計學由不同的學科體系構成。
1.古典統計學學科體系
古典統計學，系指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的統計學，是統計學的初創階段，由于它尚未從一些實質性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人口學等)獨立出來，因此它在內容體系和啟研究方法上不甚完善。其學科體系由不完善的古典經濟統計學、古典人口統計學和國勢學等學科所構成。
古典經濟統計學由政治算未派中的經濟統計學派所創立，主要人物為英國的配第、金氏和達芬南，并以配第的《政治算術》為代表作。在此書中，配第最先提出采用數字、重量和尺度來分析社會經濟現象及其相關關系，同時還提出了兒乎與現代統計相同的計量方法、分組方法和推算方法。但這部著作把對社會經濟現象的抽象分析和從數量上的實證研究交織在一起，是政治經濟與統計學尚未分化前的狀態，因此，《政治算術》還不能視為一部完整意義的經濟統計學著作。受配第的影響，金氏進一步研究了分組法和估計法，編制了英國各社會集團的收入平衡表，達芬特提出了根據社會經濟現象的相似性和內在聯系進行估計和推斷的思想，這些為古典統計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古典人口統計學為政治算術學派中的人口統計學派所建立，代表人物格朗特、哈利和蘇斯密爾希。格朗特在《關于死亡表的自然與政治觀察》一書中，提出了至今仍有重要影響的有關人口統計的概念、分組方法、估計方法等，證實了出生、死亡、男女性比例等現象的變動存有一定的規律性，編制了第一張生命統計表。受格朗特的影響，哈利編制了著名的“哈利生命統計表”，用以人口推算人壽保險金。蘇斯密爾希首次提出了大量觀察法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的應用，證實了大數定律的存在。這些人口統計理論與方法，構成了古典人口統計學的內容。
國勢學為十七世紀中葉的德國國勢學派所創建。早期的國勢學派(記述學派)代表人物有康令、阿亨瓦爾、施廖采爾等，‘他們的國勢學，僅采用記述的方式，羅列各國的重要社會經濟情況，不具有現代統計學的特點，他們的貢獻，僅在于阿亨瓦爾將國勢學改名為統計學，確定統計學這門科學的名稱。后期的國勢學派(表式學派)代表人物，有安杰生、克羅姆、海伯納等人，他們的國勢學從政治算術中吸取營養，以計量為主，采用數列或圖表表示國家的顯著事項。顯示了國勢學派與政治算術學派的綜合，并成為各國政府統計的代表。
綜上所述，.古典統計學實際上是萌芽階段的社會經濟統計學，或者說，統計學產生是以社會經濟統計學的面目出現的。它從數量方面研究社會經濟現象，學科發展以合為主，學科體系層次簡單。
2.近代統計學學科體系
近代統計學，系指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的統計學。在這一時期，資產階級政府統計機關和民間調查機構紛紛建立，定期公布統計數字，統計工作從一般的政治管理擴展到社會經濟活動各個領域，出現了各-種專業統計，統計學派的爭論和統計刊物的出版，共同促使了統計學科發生分化。近代統計學學科體系由近代經濟統計學、近代人口統計學和道德統計學科構成，學科發展以分化為主要特征。
近代經濟統計學是沿著配第一達芬特開拓的道路發展起來的，由于研究范圍的擴大和研究問題的專門化，使經濟統計學發生分化。十九世紀末，重農主義思潮的興起，對農業的高度重視，使農業統計得以建立，拉瓦錫的《農產量統計》就是其代表作。十九世紀初，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為解決工商業中出現的間題，需要收集資料從數量方面加以研究，工商業統計也應運而生。同時航運業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工人運動的興起使得航運統計、貿易統計和勞工統計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一十招九世紀以后，人們對物價的變動甚為關心，一些學者不僅編制出各種物價指數，而對物價指數的計算方法進行了深入研究，創立了物價統計。
近代人口統計學是沿著格朗特一哈利開拓的道路發展起來的，并由最初的生命統計向保險統計、衛生統計或醫療統計方向發展。隨著人壽保險事業.的發展，對科學的生命表的需要日益迫切，哈利生命表雖為當時保險機構所惜重，但仍存在許多缺點，引起了一些學者對生命統計和保險統計原理的進一步研究，貢獻最大者首推英國的米爾思，他著《論年金和人壽保險價值及生存者》，編出了著名的生命的統計表一一“卡萊爾表”，奠定了保險統計學的基礎。由于生命的長短與醫療或衛生有一定的關系，所以生命統計向衛生或醫療統計發展是合乎邏輯的。路易斯、格里芬、維勒米和蓋伊等人對此作出了顯著貢獻。隨著研究問題的深入和新的統計方法的出現，人口統計學在分化的同時，一也由靜態向動態方向發展，凱特勒就通過靜態的研究，揭示了“人的出生、發展和死亡是服從一定規律的”(統計規律)從而使人口統計學趨于完整。“道德統計”和“道德統計學”之名最早由法國的格雷提出并使用，但在此間題上最有成就的當數比利時的凱特勒。他在《犯罪傾向》、《社會物理學》等著作中，研究犯罪統計、犯罪動態及其原因并認為犯罪現象同人口現象一樣，存在著某種規律性(統計規律性)，馬克思對他的成就曾予以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在凱特勒之前，無論是人口統計還是經濟統計，嚴格意義上講，還不能算為“學”。凱特勒把概率論廣泛地引入社會經濟研究之中，實現了政治算術學意義的統計學和國勢學中表式學派的統計思想與概率論的綜合，才使統計學真正成為科學意義上的統計學。凱特勒被視為“近代統計學之父”。
3。現代統計學學科體系
現代統計學，是指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的統計學，由于概率論的引入，使統計學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統計學科進一步分化與綜合、學科體系日益健全和完善，現代統計學已成為一種多門類、多層次的科學。
(1)數理統計學及其分支學科體系。自凱特勒將概率論正式引入統計學以后，一些學者遵循他的《論數學與統計的關系》和《社會物理學》等著作的觀點，側重吸收他的研究方法，使概率論在自然和社會現象研究中得到進一步應用，并發展為一門通用方法論學科，即數理統計學，這門學科的命名最早由威梯斯坦確定并推廣使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數理統計表現為描述統計學，由舊數理統計學派所創建。本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數理統計表現為推斷統計學，由新數理統計學派所創建。需要指出的是，新數理統計學派，不承認社會統計學是一門現代統計學科，認為社會經濟統計學是政府統計工作的總結或者說數理統計學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的應用，同時他們“計量不計質”觀點，也是今天“通用方論法”的來源之一，成為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一大弊端。
(2)西方社會統計學學科體系。十九世紀中葉至本世紀二十年代的西方社會統計學(簡稱社會統計學)由舊社會統計學派所創建，代表人物有克尼斯、恩格爾、梅爾等人。這門學科的產生先于數理統計學，而正式命名則遲于后者。因為早期的統計學都是研究社會現象的，沒有必要在“統計學”前面冠以“社會”字樣，正是由于數理統計學的出現，為了以示區別，才給原有各統計學科加上一個概括性的名稱一一“社會統計學”。這一名詞由納普最先提出，由凱爾作為專用書名使用。社會統計學的的研究對象為國家、社會動靜集團現象的數量方面，研究法限于大量觀察法，研究的目的在于通過數量關系探索國家、社會動靜集團現象的統計規律性，包括狀態規律、頻率規律、發展規律和相關規律等，研究范圍包括政治統計、經濟統計、人口統計、道德統計、消費統計等，實現對近代統計學各學科的綜合，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以前，與數理統計學相比，社會統計學在統計學學科體系中居優勢地位。
(3)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社會經濟統計學是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在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指導下，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對國家的統計組織和統計實踐作出重大變革后，在對社會統計學(舊社會統計學派的統計學)批判地繼承基礎上，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其性質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其研究對象為在質與量的辨證統一中研究大量社會經濟現象的數量方面，研究方法除繼承社會統計學的大量觀察法外，還提出了分組法和綜合指標法，并認為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還可以有效地運用數理統計方法。作為國家管理和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有效服務和監督的重要手段，以及用以制定和檢查計劃的基礎。統計工作在前蘇聯受到空前的重視，社會經濟也有較大發展，已成為門類齊義、系統完整的現代統計學科，并與數理統計相對立。
五、我國統計學學科體系探索軌跡
建國以來，我國對統計學學科體系的認識，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四個方面。
1。“數理型”統計學科體系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現代統計學是以概率論為基礎的數理統計學，是以分析客觀大量現象數量關系與變化、研究客觀大量現象中受概率論支配的客觀規律性，’其在學科歸屬上，應當是數學學科體系的一個分支，屬于應用數學學科體系范疇，在學科性質上應是一門唯一的、可用于社會與自然等各個領域的通用的統計學。這種人還認為，隨著數理統計方法在社會、經濟、生物、化學等各種領域中的廣泛應用，并按各領域分別加以分析與總結，從而形成了按具體領域分類的應用數理統計學，即社會統計學、經濟統計學、生物統計學等;同時指出，應用數理統計方法所形成社會統計學、經濟統計學等，與在蘇聯統計理論指導下所建立的“經濟統計學”、“社會統計學”等完全兩回事，前者是為社會與經濟研究用的數理統計方法，而不是指標解釋與經驗總結，而后者僅僅是指標羅列、指標解釋與經驗總結等。
2。t’4旨標型”統計學科體系
持這種觀點的人主要受1954年3月前蘇聯科學院、中央統計局和教育局聯合通過的決議影響，并在思想不開放的年代教條式的接受了決議中的有關精神。決議中認為:“統計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研究大量社會現象的數量方法。……統計學的理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蘇聯百科辭典》“統計學”詞條)還認為數理統計學只屬于數學學科體系，即只承認社會經濟統計學才是唯一的統計學。
3.“指標加數理應用型”統計學科體系
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統計學是一門橫向的、方法論科學，而不是單純的社會科學，認為“統計學本米就是同數學、計算分不開的，根本就不存在無數學和不計算的統計學。‘數理伙‘數學’在外文中本是一個字，從嚴格的邏輯意義說，根本不應該在統計學上冠之以‘數理，一詞。”從而認為，單純的數理統計學只是數學的分支，但隨著數學(包括數理統計學)在工程技術、生物科學、化學、物理等領域中應用所形成的工程技術統計學、生物統計學等，已不再是數學的分支，而是以工程、生物現象等具體數量方法為研究對象的方法科學，屬于統計學范疇。于是，新的統計學學科體系便由“指標型”的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與數理統計學往各具體領域中應用形成的生物統計學等所構成。我們稱這種體系為“指標加數理應用型”統計學學科體系，以區黝于“指標型”體系和“數理型”體系。
4.“綜合型”統計學科體系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僅僅把數理統計看作是數學學科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統計學學科體系的一部分是錯誤的，僅僅把社會經濟統計學看作是唯一的統計學也是錯誤的，而把統計學說成是兩門也是不嚴謹的，統計學只有一門，它既包括社會科學中的統計學，又包括自然科學中的統計學，既包括社會經濟統計學，又包括數理統計學及其應用李科，即統計學的研究對象特征應包括:思維科學一一數理統計學及其分支學科，社會科學一一社會統計學及其分支學科，自然科學一一生物、氣象、物理、天文及環境統計學等。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認為統計學學科體系是由若干個層次或級別的多種統計學科所構成的“綜合型”一學科體系。
六、杜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框架
本課題構筑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時，除遵循基本原則外，還著重考慮如下因素。
第一，努力構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本課題研究的目的是力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全面體現我國統計活動的實踐，全面體現我國統計專門人才培養的課程設計，全面反映近年來我國統計科學研究的成果，使社會經濟統計更好地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
社會經濟統計學專業的設立，是適應了新時代背景下的發展要求，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細化完善的體現，對實際經濟的運行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在成為了一級學科的背景下，社會經濟統計學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本文針對社會經濟統計學進一步發展所需要接受的挑戰以及發展機遇進行研究，進而分析學科發展所需要遵循的原則，希望推動相關學科的不斷完善發展，為我國國民經濟提供準確的統計數據。
二、社會經濟統計學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分析
1.面對的機遇
（1）進一步明確和強化社會經濟統計學的學科地位。社會經濟統計學體系的構建，從根本上確立了一級學科的地位，并且在日后不斷深化完善過程中多發揮的作用也會越來越大。作為一門一級學科，社會經濟統計學是有著廣泛的數據和現實依據，在我國傳統的教育內容中早已經存在，只是由于其相關的知識涵蓋范圍被社會經濟學所包含，導致沒有成為一門一級學科，具體的研究內容也僅限于表面膚淺的研究，對實際的經濟發展促進作用不是很明顯。如今成為了一級學科后，社會統學的發展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促進，使得研究內容更加豐富，對經濟活動中的數據統計的結果所起到的作用也是與日俱增，為其發展奠定了現實基礎。
（2）彰顯社會統計學的學科特色。由于社會經濟統計學成為了一門一級學科，其相關的研究目標得到了具體的確定，相應的學科特色也得到了彰顯。社會經濟統計學的研究主要是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相應數據和指標，通過統計學的處理來為實際工作提供參考和指導，保證經濟發展處在一個健康有序的軌道中，推動整體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遇到的挑戰
（1）學科類別有待確定。社會經濟統計學所屬于的學科范疇目前還沒有形成一致的觀點，有些學者認為其研究的對象是社會經濟，那么理應屬于經濟學范疇，但是反方面的觀點是統計學基礎主要是運用統計原理進行分析，應該劃歸理學。相關的爭議導致學科內容和相關聯系還沒有明確確定，成為了學科發展所遇到的挑戰之一。
（2）課程機構問題。由于還未明確劃分所屬范圍，導致學科內容容易出現重理輕經濟的現象，理科課程占據了主體，而對經濟的研究停留在淺顯的層次，課程結構出現偏差，導致學生對發展方向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迷茫。
三、社會經濟統計學遵循的原則分析
1.遵循歷史發展軌跡
統計學最開始的發展是以統計人口、財產、土地等數據發展而
來的一門專業學科，其相應的歷史發展軌跡是統計學發展的主線，也是學科研究和發展的重要指向，社會經濟統計學在成為了一級學科之后，雖然研究的內容和運用的知識及方法較最初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不同，但是卻不妨礙社會經濟統計學的發展所需要遵循的歷史軌跡，其出現的差異只是時展的體現，并不能成為偏離發展軌跡的依據。
2.拓展學科的認知
社會經濟統計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數據以及信息。數據的體現是有著現實依據，因此對社會經濟統計學的認知就不能脫離實際的研究對象而成為抽象的數據研究，其所需要遵照的實際就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實際的學科發展過程中需要拓展學科的認知，與理學進行嚴格地區分以形成自身的學科特色。
3.規律研究與方法研究并重發展
社會經濟統計學研究的實際經濟數據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是指導實際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據，但是也不能忽視方法的研究，對于經濟形勢的迅猛發展，相應的研究方法也會不斷被深化挖掘，實際的學科發展需要將雙方面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來推動學科發展，防止出現單腿走路的現象，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準確科學的支持。
4.立足于中國實際的國情進行學科發展
社會經濟統計學成為一級學科，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因為我國實際的經濟發展需求對統計學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從而將社會經濟統計學獨立出來進行專業的設置和研究。因此學科的發展就必須遵循我國的實際經濟發展情況，充分考慮我國的國情進行研究發展，才能夠對經濟社會提供有效的幫助，來揭示實際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為制定科學合理的經濟發展政策提供現實依據的參考。
論文摘要:經濟學研究需要從“問題”中升華出政治經濟學的“最高理論”—總體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以這一科學范式作為明確的理論指導，其主體內涵是通過勞動過程整體歷史(演化)觀，重建政治經濟學的總體分析框架:勞動過程一價值一資本一市場經濟，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內生于歷史邏輯過程。這一范式并不意味著對于勞動價值論的任何的放棄，而是著眼于將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具體經濟理論邏輯及現實邏輯作為分析范式中的重點。
一、引論
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于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其表述的涵義有二:其一，政治經濟學只有“一門”，就是總體表達唯物史觀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政治經濟學的階段特征沒有也不可能掩蓋其總體性，而只會是顯露出政治經濟學的內部結構隨歷史研究對象的發展而發展的特性;其二，廣義體系與狹義體系的區分，既是相對的，又是歷史發展的，因此，如果說依據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將誕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劃分為:處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和處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那么，后一體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體系為既定前提和發展條件，從而顯露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經濟學在本質上應具有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質。總之可以說，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政治經濟學不斷發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種內在歷史結構。
首先，簡要的說，在政治經濟學創立的初期(對應于經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為了資本主義革命批判任務的客觀需要，經典作家確立的根本研究任務是，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的結合，并最終促成“科學批判分析”。通過這一初創的研究，政治經濟學被規定為關于唯物史觀的總體經濟學表達，是關于唯物史觀的總的經濟學證明和運用。這一時期的經典總體政治經濟學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以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等。
其次，相應在政治經濟學的逐步科學形成和發展時期(其典型標志和核心形式是經典作家圍繞《資本論》的研究)，也正是通過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在資本主義對象內科學結合的完成，以《資本論》這部光輝著作的系統創作為載體，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闡釋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資本論》是一項“范圍如此之廣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它科學地認識到“要使這種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于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而“到目前為止，總的來說，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于他的研究。”歸根結底，《資本論》的總體研究性質不僅僅是關于方法論本身的，也是對于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的一種奠基。
第三，在政治經濟學的實際運用和具體發展時期(即對應于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的研究)，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確實嚴重忽略了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這一關涉體系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具體表現為理論與法乃至內容與方法在方法論研究上的開始斷裂，致使在實際運用與理論具體操作中的批判邏輯和建設邏輯的兩分研究的狀況及趨勢逐漸得到強化。在教學中，政治經濟學被兩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完全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脫離，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對立，的正統研究方法日漸教條化。這一硬化的“正統’，一定程度上已經破壞了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使“歷史”成為簡單和斷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復雜和連續、累積的。所以，誠如盧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只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們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所謂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從總體方法論角度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涉及對象的一種總體分析和全面理解，即總體政治經濟學不僅包括狹義分析(對于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特殊經濟系統分析)，必然同時包括廣義分析(對于人類勞動和生產過程的總體一般分析)，或者說，在科學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之內，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不可偏廢、有機統一的。雖然政治經濟學的不斷發展屬性，使這一結合乃至統一同時具有顯著的時代性和歷史階段性特征，但總體性仍然是內在的分析邏輯。從這一意義而言，我們將要剖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應該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有機統一，以及深層次地包括了理論與方法的有機統一分析，等等。
二、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范式的科學內涵
這一理論剖析，可集中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和邏輯框架的兩個有機聯系方面。
先來看第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伴隨著方法論的不斷發展而得到發展和成熟，所以，迄今為止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作為總體方法論的具體化和經濟實現形式，突出體現為一種“總體經濟結構分析方法”。簡單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會總體經濟結構被表達為“生產方式十生產關系”，準確地說，是以特定形態生產方式為基礎、與之相結合并反映其變化的社會生產關系。因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在層次劃分上可以區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具體生成系統，表明生產關系生成系統本身決不只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全部，而且它作為“最高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必然由“較低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所決定，這就是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據這一分析，看來波普爾將馬克思學說系統地簡化為一種“決定論”來理解的真正危險之處不是在于“歷史決定論”本身，而是在于人為制造了歷史決定論與科學決定論的邏輯矛盾。簡言之，馬克思關于決定論的論述所包括的三個層級關系，即物質技術或生產力決定層級、經濟或生產關系決定層級以及社會意識形態決定層級，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辯證的。馬克思的科學敘述一再表明決定論是科學的整體決定論，其基本邏輯是:生產力對于總體社會經濟系統的決定不會是簡單、直接的，或者以某種線性形式進行，而是伴隨有社會中介條件和過程的不斷生成的一種經濟結構形式的決定，本質上乃是一個生產力決定作用的逐步社會累積發展過程。
第一，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變遷過程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本質結構和發展結構，這一分析最終可以表明，政治經濟學始終是一門關于真正意義的動態經濟過程分析的歷史科學。具體而言，包括勞動過程、生產組織及相應的所有制一產權一管理制度三個子系統構成內容層級。它表明:(1)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真正基礎乃是特定歷史形態的勞動過程(演化)結構，包括社會經濟系統所需的全部技術條件和物量基礎兩方面內容，通過技術結構(即勞動的物質技術條件組合系統)向社會結構(即勞動的社會組織條件或分工和協作系統)的對接和轉換，從而最終實現勞動物量的社會化;(2)生產組織對于實現勞動與生產方式的結合始終具有直接的社會中介作用，內生于從特定勞動過程向社會生產方式進行歷史變遷和轉化的過程之中;(3)因而，勞動過程和生產組織一起進一步真正構成了生產社會性質的現實基礎，決定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特殊結合方式的具體形態，即表現為具體的所有制形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產權形式和經濟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運行形式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形式結構，相應，這一具體分析是為了充分揭示和展現經濟有機體的內在運行機理以及表層結構，從而使之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數理表達特性，如可以表征為“在時間和空間里有確定位置的一個經濟整體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關系”，等等。作為本質層次的外化和實現，經濟運行形式對應地具體化為社會勞動形式、社會生產形式以及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運行層級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勞動過程本身包含著勞動方式(作為勞動的物質技術和社會組織條件)和勞動形式(作為勞動結合和交換形式)而言，作為社會生產力的表層結構，勞動形式不過就是特定形態的勞動分工和協作或勞動技術組織條件的社會實現形式;(2)作為勞動(分工)形式的直接社會加總—“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會生產形式在內涵上即表現為生產者之間的具體不同的社會經濟聯系形式，表現為基于特定生產組織形態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產組織的自給自足資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業生產組織的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等;(3)同樣，完整的生產社會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勞動和生產組織的社會性質以及勞動和生產過程運行的社會全貌，因此系統包括以所有制、產權及管理制度為基礎的或與之直接對應的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這顯然同時是特定社會生產關系在內容構成上的具體化。
總起來看，生產力決定社會生產過程或經濟結構的變遷和運行的機制是這樣的:特定勞動過程一社會勞動形式一生產組織一社會生產形式一生產的社會形式。它的深刻內涵包括:(1)總體生產方式包括勞動方式(作為微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生產形式(作為宏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以及生產的社會形式(作為社會生產方式本身)三個層次⑩，從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用運動具體化為完整生產方式內部結構的運動;(2)從勞動過程到生產過程的社會總合的經濟運動，作為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一般原理的具體運用，無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經濟理論，并可能重塑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的研究邏輯路徑;(3)從科學決定論的方法論出發，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構造”，勞動過程理論的時代和現實意義在于賦予勞動價值分析的結構內涵，從而可能重塑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的內部理論構成關系，實現勞動過程分析和剩余價值分析的內在結合。
進一步從第二方面看，從完整勞動過程二重性(包括勞動技術過程和勞動社會過程)出發，需要將《資本論》中的狹義邏輯論證框架—作為“商品一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擴展為總體邏輯論證框架:勞動過程一價值一資本一市場經濟。因為不僅馬克思的科學資本主義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直接的統一，也就是同時包括了對資本主義的“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以及“從反面來表述它的規律”兩方面的內容要素，而且《資本論》本身也是勞動二重性邏輯的直接展開，也就是分別作為“資本主義本質論”和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論”。在《資本論》中，勞動技術過程的直接規定是勞動過程的自然屬性，勞動社會過程的直接規定則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的社會屬性，從而，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規定性上勞動二重性與生產二重性取得了內在的一致，并構成社會抽象勞動一資本關系基礎上的“資本積累一經濟結構”圖式。但是，即使僅就資本主義過程而論，社會生產或資本積累過程也總會與特定勞動過程相聯結并以之為基礎，反過來，每一勞動過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則會推進一種新的社會積累體系或結構形式。由此使得這種分析本身帶有兩個新特點:
第一，價值決不只限于狹義價值，而首先是一個總體價值的概念。在資本主義過程中，狹義勞動技術過程被直接簡化和還原為勞動社會過程，社會總資本代表了簡單勞動過程的完全的社會加總，社會價值關系體現為既定社會總需求結構下的社會抽象勞動關系。在廣義勞動歷史演化過程中，由于社會總需求結構不變假定的放松，價值首先體現為一種“勞動效用關系”—作為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概念，其真實內涵是總體勞動過程視闌對于簡單勞動過程視闌的替代。總括兩方面的論述，價值總體地乃是“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總體價值概念表明:價值作為社會作用中介，也是一個總體過程，是“勞動過程一商品一資本”過程與“勞動過程一企業一資本”過程的一種復合。關于前一過程，馬克思給出的社會經濟總攬的公式是“商品價值構成”，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物質形態，引出狹義資本總公式;相應，對于后一過程，則可以相對給出“企業價值構成”的社會經濟總攬公式，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人力形態，引出人力資本的社會規定。由此，基于完整的價值概念，可以得到總體資本形態，也就是作為物質資本形態和人力資本形態的統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總體資本規定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與資本的總體形態對應，資本總體規定則作為歷史規定(積累起來的歷史勞動過程)和社會規定(積累起來的社會抽象勞動)的統一，或者說，乃是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這一規定使資本概念成為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最為突出的表征，從而通過總體資本的社會作用中介，經濟總過程事實地裂變為“勞動過程一價值一私人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以及“勞動過程一價值一公有資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前一過程發展了資本和勞動的社會對立關系，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則確立了私人資本的牢不可破的社會主導地位:資本是“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資本所有權是“一種普照的光”，“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因而擁有“支配一切的權力”;后一過程發展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生產協作關系，使得“企業所有權”能夠游離于資本所有權進行經濟生長，從而企業不僅作為勞動生產率單位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微觀基礎，也同時作為產權經濟組織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現實基礎和社會載體。總括兩方面的論述，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處在于，它不僅是一個從具體勞動過程向抽象勞動過程進行社會轉化和還原的價值增殖過程，而且更為重要的，還是一個在生產專業化以及生產和諧兩方面均占有效率優勢的價值和諧過程。根據這一觀點，無疑，社會主義勞動過程對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繼承和發展，不僅將體現在對于“只有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的生產經營信條的歷史否定和揚棄，而且必將體現在實際勞動過程現實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總體勞動過程中。
總之，對于總體政治經濟學而言，商品不再簡單地成為(或表現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基本單元形式，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歷史和“被決定”的范疇，替代它的將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概念—勞動過程;而既然社會經濟系統首先面對乃至需要解決的是無數個千差萬別的單個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問題，那么，經濟學不僅需要分析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單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細致地理論剖析和闡明它們各自在總體結構中的地位及其內部有機聯系，并努力地將之推進到經濟運行的現實表層結構進行分析。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
以上的論述并不表明勞動價值論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體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顯其中心的地位與作用，尤其是作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內核基礎。因此，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乃是在于，科學確立勞動價值論和經濟理論體系的各個具體理論層面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打通勞動價值論發揮功能的兩個基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實現理論與方法的一體化。這一研究是通過不斷理論建設和利用完整、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體系來達到的。具體而言，從理論基礎的角度，勞動價值論與價格理論、企業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之間的邏輯聯系，除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論述的狹義價值生產、創造和轉型及狹義價值流通、實現和分配諸理論，還應當包括具有廣義內涵的價值創造、轉型乃至實現和分配等理論;與此相應，從方法基礎對應的角度，總體經濟結構分析必然會進一步具體化為基本經濟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勞動的平均一邊際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勞動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從而，在總體政治經濟學體系內，通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的對接以及有機結合，最終能夠實現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科學意識形態功能和科學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統一。
從現實邏輯看，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結構和層次性的認識問題，則成為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重點分析中的難點問題。這是因為:其一，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和發展就其實質而言，乃是社會主義總體經濟結構變遷過程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及運行模式的不斷變革和調整，因而需要整體處理好經濟變遷過程與經濟運行形式之間的辯證關系，并在經濟轉型、發展與經濟改革間創設適當的制度和結構形式作為調整工具變量和中介條件;其二，從勞動價值論的總體經濟結構分析內涵出發，單純的經濟分析只是有助于經濟結構的數量特征的認識，而無助于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的質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實現單純著眼于經濟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間”與著眼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層結構分析的“制度化空間”的互補和結合;其三，與新古典對于市場的看法完全相反，馬克思框架內的市場概念既非完全靜態的，又非純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種“制度演化空間”，因此，由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和發展而引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構建，既是一場涉及經濟全局的深刻的大規模制度變遷，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又同時是介于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之間的巨大的中間過渡與連接地帶，從而是具有設計性和靈活性的一種自覺秩序，這極大地增進了經濟實施和操作過程中的異常復雜性、不確定性，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正具有前無古人和偉大空前的經濟實踐的內涵屬性。
經濟社會學的重點是在社會因素上,因此,對經濟社會學的體系化分析立足于對社會因素的分析。與研究方向相關的體系從經濟社會學產生開始,經濟學至少局限于經濟領域,因此,踏出經濟領域之外,所有的因素都可以稱之為社會。目前,學術界對社會的分析雖然有所不同,但以共同點居多。美國學者斯梅爾瑟在其著作《經濟社會學》中,將經濟社會學分為:經濟與社會文化環境、經濟的社會學分析、經濟的社會發展三個層次[2]1。徐延輝在《經濟社會學百年歷程簡述》中,結合其它資料進一步說,經濟社會學和主流經濟學相比有7個不同的標準,具體包括:主題概念、經濟行為、行為約束、經濟與社會的關系、分析目標、使用方法和文化傳統[1]12。在這些分析中,經濟社會學無一不是闡釋經濟與社會的關系,當然具體到社會包含哪些領域則有不同的認識。按照學者宋林飛的《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最新發展》統計,經濟社會學關注的領域有:人的發展、人的角色、社會保障、消費、可持續發展、社會公平、社區發展、網絡、住房等[3]41。在此,我們主要圍繞社會因素展開確定大致的體系:社會各要素之間具有什么差別和聯系,這是經濟社會學首先要面對的問題。一般而言,社會要素可以歸為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層面。在經濟社會學中,所謂的社會則是除了經濟以外的因素,因此,經濟社會學中社會可以分解為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層面。這種大致的劃分并沒有太多意義,我們注意到,經濟社會學不論處于哪一個階段,都圍繞經濟與社會的關聯而展開,因此,一些具體的個案研究,如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是經濟與社會關系的經典著作。經濟社會學中,社會各個要素不是單純的與經濟相關的單一指向,如在經濟與文化的聯系中,也往往與政治、制度等因素相關。社會各個要素的復雜關系為經濟社會學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從社會到經濟,這是經濟社會學的第一個指向。將社會因素與經濟因素聯系起來,反思兩者的關系,這本來就是經濟社會學產生的最重要背景。從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不同的落腳點看,他們都是以其中的一個方面為基點。從社會到經濟,意味著經濟社會學要從社會因素中吸收養料,為經濟學提供新的方向和動力。因此,經濟社會學最終還是以闡釋經濟為目的。從經濟到社會,這是經濟社會學的第二個指向。經濟與社會的關聯,不僅可以通過從社會透析經濟,也可以通過經濟透析社會,不過,要圍繞經濟與社會的關系展開,還要突出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系。
在經濟社會學中,不外乎重點強調幾種方法,相應形成了一些新的分支。應用歷史學研究方法,經濟社會學強調的是經濟史的研究,相應地從歷史文獻和歷史資源中尋找經濟社會學要素。因此,應用歷史學方法形成的經濟史研究是經濟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之一。在經濟社會學成長過程中,一些理論,如數據、分析、模型等構成了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分析層面。特別是一些經濟學家更加強調數學在經濟中的應用,本來這些數據只是進行經濟社會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一味陷入到數字分析中,則經濟社會學即失去了社會意義。分析是經濟社會學的一個特點,但也只是為經濟學服務的。社會學方法在經濟社會學中的應用是最廣泛的。從現實生活的各個要素到社會學方法在經濟社會學中的應用,處處展現了社會學的影響。經濟社會學不同于一般社會學的地方在于,通過社會各個因素的互動以及與經濟的關系,對經濟問題進行更為深層次的剖析。與社會學方法的應用相應形成的經濟社會學成果帶有非常明顯的社會學特點,在體系上也是具有社會學特征。這一部分內容同樣立足于數據分析,同樣也有實驗,還有相應的社會調查等。社會學方法應用形成的成果是經濟社會學的核心問題。與核心問題相關的體系經濟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是經濟與社會的關系,這是公認的事實。在這一問題的延展下,具體是如何展開對經濟與社會關系的考察,以及采取什么樣的視角和方法進行考察,這對于經濟社會學的體系會造成什么影響。美國經濟社會學的奠基人尼爾?斯梅爾瑟在《經濟社會學》中對于經濟社會學是這樣界定的:“經濟社會學就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參考框架、變項和解釋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務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有關的復雜行為。”[2]51在這個最為認同的解釋中,經濟社會學的原初意義就是利用社會學方法處理經濟學問題。同時,我們也意識到冠名以經濟社會學的各種著作中,在研究領域上并非是利用社會學方法考察經濟問題這么簡單。以“新經濟社會學”為例,傳統的關于社會的分類顯然不能適應新的研究,因此,“首先關鍵的任務,乃是區隔出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差異,并藉此建立自身的理論原則與論述的正當性。”社會的新變化以及理論的不成熟為經濟社會學的核心問題帶來了新的困擾,無論是舊經濟社會學,還是新經濟社會學,都不斷完善自身的理論,并與社會接軌。經濟與社會的關系,這一經濟社會學的核心問題之所以難以細分,從其歷史發展來看,實際上展現了經濟社會學自身不斷完善的過程。在面對社會不斷變遷以及新經濟現象層出不窮、日益復雜的情形,經濟社會的理論遠遠落后現實,這也造成了學科發展的局限。從體系上而言,經濟社會學首先是從理論上確定方法,然后才確定學科范圍的。目前,經濟社會學的體系化的確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經濟社會學的體系化仍然是一個非常模糊的問題,因為它仍然處在不斷發展中,而不像其它的經濟學在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方面都已經定型。在經濟社會學體系化的構建中我們需要明了幾個問題:(1)經濟社會學的體系化是圍繞經濟與社會關系而展開的,因此,其體系化也必然與這個核心問題相關,所有的落腳點都是為了闡明經濟與社會的關系。至于利用社會學分析的非經濟現象,雖然被認為是經濟社會學的領域,但并不屬于經濟社會學的基本體系。(2)對于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進行闡釋而衍生出來的一些新知識,包括在應用的方法上,有時存在著矛盾的傾向。我們應注意到,社會學同樣可以應用數學解釋經濟,這是不矛盾的。經濟學高深的理論必須要同社會實際相結合才能突出經濟社會學的內涵。(3)經濟社會學的體系化乃是隨著時代和社會發展而不斷前行的,舊的社會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了可以橫向了解體系的方面,同時,我們看到這與現代的經濟發展狀況存在很大差別,新經濟社會學在某些方面補補了這方面的缺陷。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決不能僅僅局限于社會學領域,畢竟經濟社會學所謂的社會不是和社會學的社會有所不同。(4)經濟社會學中的社會范圍非常廣泛,因此,還可以從組成社會的因素中找尋經濟社會學的各個分支,這對于構建經濟社會學的體系化有很大幫助。
1產業形成機制
1．1吉林省三次產業的結構調整
當前吉林省的經濟結構面臨著戰略調整，其關鍵在于產業結構調整。吉林省要想實現中長期戰略目標，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最關鍵的是要完成三次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換。改革開放30多年來，吉林省產業結構有了很大改善，從最初的“一二三”比重分布經過“二三一”和“二一三”的中間過渡，最終正向著“三二一”的趨勢發展，地區經濟總量增長進入了第二、三產業帶動第一產業的“高服務”階段。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二產業依然在吉林省經濟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第一產業的比例逐步下降，第二產業的增加值進一步上升，第三產業增加值基本保持穩定。產業結構的這一變化特點體現了“三二一”的發展趨勢，體現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合理化。按照庫茲涅茨研究得出的一般模式，當第一產業產值比重降低到了20%以下，第二產業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產業并在產值構成中占最大比例時，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當第一產業的比重降低到10%左右，第二產業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并保持穩定時，工業化就到了結束的階段。按照上述原理，吉林省目前已經進入到工業化的中至后期。
1．2產業結構調整與就業結構變動
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就業結構也相應改變，從表2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第一產業中就業人數持續下降，但所占比重仍然最大，第二產業在相當長時間內吸收了大量第一產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當然也包括很多高學歷人員，但其吸納能力卻在不斷減退，第三產業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力量。
1．3產業結構調整與高學歷失業
產業結構調整必然伴隨著勞動力需求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也就意味著對勞動力結構的升級，勞動力的供給結構是否與產業結構相適應決定了在新的產業結構框架下能否實現新的就業均衡。伴隨著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吉林省進入了歷史上空前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一些新興產業和采用新技術的領域吸納了一部分高學歷就業者。但在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由于吉林省是農業大省，全省農業產業結構相對比較單一，農林牧漁吸收勞動力能力已十分有限，尤其是對高學歷人員的吸收更是微乎其微。吉林省在過去的50年中，農業勞動人口的絕對值不斷增長，出現了反常現象，這也標志著現實社會經濟指標的惡化。老工業基地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生命周期逐漸終止，以及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企業管理體制需要轉換，這兩個因素促使吉林省工業大幅、快速地減員，使就業壓力增加。在產業結構由“一二三”轉向“二一三”的過程中，工業吸納的勞動力少于農業吸納的勞動力;在工業內部從勞動密集型為主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是相對下降。與此同時，從高薪技術產業的發展看，也是不利于就業的，而且更主要的是第三產業發展緩慢，對于就業沒有較大限度地起到緩解作用。吉林省的產業結構調整雖說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與沿海經濟發達省份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產業結構調整已成為吉林省經濟適度、持續、穩定發展所面臨的一項非常緊迫的任務。
2經濟周期機制
經濟周期運行的伴生物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國經濟周期波動十分明顯，國民經濟大起大落，然而就業率高度穩定，與經濟周期階段的變化基本無任何關系，這時不存在周期性失業。但是80年代中期尤其是末期以來，失業率與經濟周期的階段出現基本吻合的趨勢。特別是1995年以來，就業形勢日益嚴峻，這與經濟增長率的持續下滑相吻合。失業率高低隨經濟周期階段的變化而波動，表明我國出現了明顯的周期性失業。失業與經濟周期階段的吻合，并不是偶合，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之間存在這樣一種關系:高增長率導致失業率下降，而低的或負的增長率伴隨失業率的上升。［2］英國經濟學家菲利普斯曲線研究得出失業與通貨膨脹具有短期交替關系。按照奧肯定律:GDP增長比潛在GDP增長每快2%，失業率下降1個百分點。GDP增長比潛在GDP增長每慢2%，失業率上升1個百分點。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經濟社會;發展評價
Abstract:TheFifth sess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meaning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pounds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the five coordinate developments，and proposes the research thinking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which are people-oriented，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一、發展評價的理論
對發展水平與進程進行評價既是對過去發展成就、發展的得失的總結，也是對當前發展道路、發展起點的選擇與判斷。關于發展階段的評價主要有兩個角度:一是以結構差異為依據的發展階段評價，二是從要素貢獻角度分析的發展階段評價。前者以錢納里為代表，后者以庫茲涅茨和丹尼森為代表。錢納里在《發展的格局1950-1970》中，根據戰后20年間101個經濟增長程度不同的國家的統計資料，分析出他們在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上的一般變化規律，以人均GDP為綱，將經濟發展分成9個階段，考察不同階段經濟結構在10個方面體現出的變化[1]。庫茲涅茨在《各國的經濟增長》中主要討論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現代經濟增長后國民生產總值的高增長率的主要決定性因素是什么;二是在這些國家的總產值不斷增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生產的部門結構和勞動力的部門結構的變動趨向如何。丹尼森在1960年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原因進行了測算，發現在美國國民產出相當多的部分無法用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增長來解釋，丹尼森的解釋是規模經濟、資源配置和知識進步[2]。
通過發展成就來評價發展水平是當前廣泛使用的發展評價方法，聯合國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通過衡量一個國家居民在健康長壽的生活、知識、體面的生活水平的平均成就反映一國的發展水平，這是目前為止衡量發展水平應用最廣、影響最大的指數之一;世界發展指標是世行每年發展報告的數據來源，包括世界概覽、人口、環境、經濟、政府和市場及全球聯系6大類，近千項指標[2]。中科院現代化指標體系由中科院何傳啟在《第二次現代化——人類文明進程的啟示》一書中提出，其現代化評價模型的基礎是英格爾斯現代化10項指標，再加上三類文明發展指標(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應用)，分別衡量一個國家知識生產能力、國家知識和信息普及程度以及測試知識應用對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何傳啟評價模型為評價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方法[3]。
世界經濟論壇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合作開發的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是與發展評價相關的又一項廣為人知的評價方法。進入20世紀90年代，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方興未艾，各國專家和學者非常重視可持續發展評價理論和實踐研究，建立了很多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關于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的評價研究也倍受關注，基本形成了復合指標與多指標或指標體系兩類評價方法。盡管各類評價方法仍處在探索階段，但是指標與可持續發展總體目標的具體關系和聯系、指標的權重、指標的閾值、綜合評價方法一直是評價的核心和難點[2]。
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可持續發展理念達成共識之后，可持續發展成為各國普遍關注的話題，關于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重點一直在評價體系的構建上。國際上有代表性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主要有:
1.基于“驅動力-狀態-響應”概念模型的體系。典型代表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UNCSD)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和聯合國統計局(UNSTAT)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框架。聯合國可持續委員會(UNCSD)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在“社會、經濟、環境和制度等四大系統”的概念模型和驅動力、狀態、響應概念模型(DSR模型)的基礎上，結合《21世紀議程》的內容設計而成，體系由25個子系統、142個指標構成，是目前較有影響且得到廣泛應用的可持續發展評價工具[4]。UNCSD的體系比較適合于環境受到壓力和環境退化之間的關系描述，但對于社會和經濟指標重視程度不夠，其指標數目也過多，層次、粗細分解不均，壓力指標和狀態指標之間差異模糊，指標權屬的不確定性明顯[5，6]。
聯合國統計局(UNSTAT)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框架FISD遵循“壓力-狀態”體系的思路建立，即社會和經濟活動對應于“壓力”，影響、效果與存量及背景條件對應于“狀態”，影響與響應對應于“響應”。該體系共31個指標，與CSD指標體系不同的是，FISD指標不是依環境因素或將環境成分作為劃分依據，而是以《21世紀議程》中的主題章節作為可持續發展進程中應考慮的主要問題對指標進行分類。該體系的缺陷是選擇的指標數目多于前者，在分類或指標屬性上表現得較為混亂[4，5，7]。
2.綜合指數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 。針對CSD和FISD兩種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SCOPE)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提出了一套高度合并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選取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共25個指標進行系統分析，采用無量綱化和加權平均的方法求得衡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數。該體系根據指標的當前值和今后可持續發展政策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值之間的差距給予各自的權重，即對于那些當前值和可持續目標值差距較大的指標給予較大的權重，這就需要以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目標意見上的一致為前提。由于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意見存在著差異，該指標體系簡單明了，易于認識和掌握，但評價中指標權重的確定有較大的不確定性[4，5]。
3.以價值核算為前提的綜合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典型代表有基于凈財富流量的指標體系如綠色GNP、基于財富存量指標體系即“新國家財富”指標體系等。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提出的綠色GNP體系，其思路是就資源、環境對原GNP指標(也包括GDP和國民收入等經濟指標)進行修正。基本做法是從原GNP指標中減去對資源環境的消耗。世界銀行提出的“新國家財富”指標體系，改變了傳統的以“收入”為中心的做法，而以“財富”作為出發點，從考察實際財富以及可持續能力隨時間的動態變化這一宗旨出發，將可持續發展指標分為四個要素，即自然資本、生產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首次將無形資本納入可持續發展評價要素之內。該體系的優點是賦予可持續發展科學的內涵，并利用“儲蓄率”的概念對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動態的表達。該類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一是在理論上是否一切資源環境要素都可以價值化尚有爭議;二是即使可以對資源環境進行價值量化，在技術上也很復雜和困難[4，5]。
4.基于“能值”理論的指標體系(ESIISDI)。能值理論是由美國著名生態學家H.T.Odum于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該理論分別用能值產出率((EYR)環境負載率((ELR)、能值交換率((EER)來衡量系統產出效率、系統過程的環境影響、系統的交換效益。能值分析將能量分析方法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豐富發展了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方法，并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日益廣泛的應用1997年美國生態學家Brown M.T.和意大利生態學家Ulgiati S.首次提出了能值可持續指標ESI，初步填補了能值理論中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能值綜合評價指標的空缺，在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能值評價方面邁進了一大步。中國學者陸宏芳等人針對ESI中存在的不足之處，對能流、物流和貨幣流進行綜合分析，將系統社會經濟效益作為分子、環境壓力作為分母拓展構建了與系統可持續發展性能成正比的新的綜合指標((SDI)評價系統可持續發展。SDI值越高，意味著單位環境壓力下的社會經濟效益越高，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性能越好[4，8]。
此外，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文發展指標體系(HDI)、道夫尼爾人類活動強度指數((HAI)，Daly-Cobb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福利指標(WMDS)，Cobb等的真實發展指標(GPI)等，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ackernagel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生態足跡模型，Dal和Cobb 1998年提出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Prescott-Allen 1995年提出的可持續性的晴雨表模型、荷蘭國際城市環境研究所(HUE)提出的城市可持續評價模型均為可持續定量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4，5，8]。
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跟蹤國際相關研究的動向，1985年馬世駿院士參與了世界第一份可持續發展宣言書《我們共同的未來》的起草，1994年中國率先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并就把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國家的基本戰略。牛文元于1993年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度(DSD)指標體系，采用資源豐度、經濟強度、社會穩定性、環境忍耐性和決策合理性等5個指標來衡量可持續發展[10]。趙景柱于1995年綜合考慮世代的連續性、重疊性以及人類的生育年齡和工作年齡等因素，構造了時間跨度為30年的世代持續發展評價指標[11]。1996年毛漢英以山東省為例設計出4個系統層共計90個指標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從經濟增長、社會進步、資源環境支持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等層面評價了山東省可持續發展水平[12]。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實驗區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包括1個目標層、5個準則層和42個指標層。
國家計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1997年按照社會發展、經濟發展、資源和環境4個領域分別列舉了重點指標，從總體上構建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13]。1998年郝曉輝提出了由社會(含23個指標)、經濟(含18個指標)、資源(含6個指標)、環境(含20個指標)等四個部分組成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14]。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和《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1998)建立了一套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總體結構是將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分成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和科教6個子系統，共計83個指標。王錚等2004年提出了一個基于新增長理論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思想是按照資源、環境、增長、社會公平四維展開，每一維的測度都與新經濟增長模型聯系起來[15]。
科學發展觀提出以后，有些具有先見的專家學者對于建立科學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也產生了一些具有特色的評價體系。朱慶芳2005年曾用38個指標組成指標體系評價中國社會經濟的和諧度[16]。胡學鋒2004年用科學發展觀對小康社會的評價體系進行了修訂(36項指標)[17]。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4年提出了5大綜合指標來衡量干部的政績[18]。《領導決策信息》2004年也推出了與科學發展觀相應的政績評價指標，包括5個一級指標和25個二級指標[19]。
三、發展評價方法
根據指標權重賦權方法的不同可以將現有綜合評價方法研究分為兩種: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
1.基于主觀賦權的綜合評價方法。夏水春提出用AHP法評價高新技術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水平狀況，來反映高新技術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落實情況[20];姚天祥運用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對汽車運輸企業市場的競爭能力進行了評價[21];劉建翠(2005)采用層次分析法，建立指標體系對全面小康社會的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22];劉亞臣等(2008)應用模糊綜合評價方法對我國幾個典型省份的城鎮化進行評價[23]。此類研究人為影響因素大，說服力不強。
2.基于客觀賦權的綜合評價方法。王大虎等將主成分分析法應用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對河北省11個地區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狀況進行了評價分析[24];王艷平利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陜西省的經濟狀況[25];陳玉娟等將熵值法應用在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的評價中，并將城市可持續發展系統分成經濟、社會、環境和支撐四個子系統，建立了評價指標體系[26];杜心靈等(2007)運用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對我國各省小康的發展狀況進行實證分析與比較研究[27]。朱順全(2004)采用因子分析對我國城鎮的小康發展水平進行評價[28]。閆文周(2005)應用熵權方法對我國的小康發展水平進行評價[29]。此類研究對結果成因和評價過程的經濟學解釋說服力不強，其確定的指標權重也可能與其實際的重要程度產生較大的偏差，從而影響評價的準確性。
四、基于科學發展觀的研究思路
1.建立體現科學發展觀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第一，補充和完善反映科學發展觀的指標集。在現有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增加國家進步指數、國民幸福指數等反映經濟、社會、生態、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的指標，改變現有研究指標殘缺不全的現狀，完善反映科學發展觀的指標集。第二，進行科學的指標篩選。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正交旋轉，對海選后的指標進行篩選，篩選出反映經濟、社會、生態、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的主要指標。第三，利用統計方法對指標進行合理的分層。采用Fisher聚類分析對篩選出的指標進行邏輯分層，構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2.利用地區差異系數，保證不同地區評價結果的可比性。應用Topsis、距離函數確定綠色GDP、人均財政收入等經濟指標的地區差異系數，量化不同地區在經濟實力等方面的區域差異。解決以往在不同地區的評價中忽略地域性差異而導致評價結果失真的問題。
3.采用循環修正的思路，構建評價方法體系。第一，采用多種方法進行綜合評價。例如，用模糊聚類、AHP、灰色評估、因子分析等方法對國家或地區發展狀況進行綜合評價。第二，一致性檢驗。利用Sperman等級相關系數，對上述方法得到評價結果進行一致性檢驗。第三，評價結果的循環修正。利用平均值法、Boarda法、Compeland法等方法對通過一致性檢驗的評價結果進行修正，得到合理的評價結果，解決不同方法的評價結果相互矛盾的問題，提高評價的正確性和合理性。
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評價結果的主要影響因素。應用主成分分析斜交旋轉法對已獲取的綜合評價結果進行分析，確定影響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因素，彌補現有研究判定評價結果的主要影響因素缺乏量化分析的缺陷，提高判定主要影響因素的精確度，有利于評價主體提出針對性的改進措施。
5.根據不同指標的特點采用不同的評分方法。分析不同指標的特征，選用不同的評分方法對不同的指標進行評分。可解決現有研究忽視評價指標個體差異所導致的綜合評價結果失真問題，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綜合評價提供新思路。
6.構建評價結果與改進措施相對應的評價機制。根據綜合評價結果，找出評價對象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改進措施，以促進評價對象的自我管理和完善。
五、結論
建立一套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綜合評價體系的應用價值，一是可以比較國家或地區的不同年份的發展狀況，根據不同年份評價結果的對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響評價結果的主要因素，歸納出發展最好年份所采用的措施及方法，為國家的宏觀決策提供思路。同時找出導致發展比較差的年份的原因，為國家宏觀決策提供針對性建議，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二是比較不同地區的發展狀況，比較不同地區發展狀況。例如，比較深圳、大連、西安等副省級城市或某一個省的各地級市某一年的發展狀況。根據不同地區評價結果的對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響評價結果的主要因素，歸納出發展最好地區所采用的經驗、措施及方法，同時找出導致地區發展較差的原因，并將評價結果及改進措施抄送給有關政府部門，為城市的宏觀決策提供思路及針對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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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和實踐中，反思既是一個基本的理論概念和范疇，也是一個有效的實用技藝和武器。它不僅使之與以前的社會學區別開來，而且形成了自己獨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論特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反思性是布迪厄社會理論的“出類拔萃的單一特征”。
在中國的古藉中，反思一詞與反省、反躬的含義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諸已，如反躬自問。在《禮記 樂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這樣的反思主要用于個人的修身養性。
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廣。洛克曾經使用過反思概念，把對意識的內在活動的觀察稱作內省經驗。在黑格爾那里，反思更占據了其哲學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識，專指思想本身進行的反復思索，即思想的自我運動。到了近代，倡導反思性觀念，提出“反思社會學”的學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現象學和闡釋學的，有民族方法學或常人方法學的，還有其他“后現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體、反思的對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與布迪厄有著明顯的差別。
從反思的主體來看，與僅僅把個人(“私人”或“主我”)作為反思主體的其他學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歸自身”，既把個人作為反思的主體，又認為反思社會學是一項集體事業(第44頁)，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經驗主體的范圍，而要延申到科學的組織結構和認知結構，因而，“反思的主體最終必然是要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科學場域”(第48頁)。
從反思的對象來看，與反思的主體相對應，“反思社會學的基本對象不是個別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會無意識和學術無意識”(第44頁)。因為，每一個社會科學家不僅受到他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即社會出身和社會標志)的影響，而且為其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時，每個人都帶有天生的唯智主義偏見，這種偏見一方面會使學者在構建自己的研究對象時，不自覺地將其與對象的關系投射到對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學究式的謬誤”之中，對深深嵌入我們對世界的思考的事實中的、內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經驗研究的實際操作中的預設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論的邏輯代替和否定實踐的邏輯。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導社會科學家去認識那些“支配了他們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決定因素”(第54頁)，對作為文化生產者的社會科學家進行分析，對社會學工作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特定形式進行反思。
從反思的目的來看，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不是要破壞社會學的認識論保障，而是要鞏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觀性，而是要擴大社會科學知識的范圍，增強它的可靠性。這充分表現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會科學進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夠增強科學的自主性。社會科學實踐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無禮的干預和潛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為社會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強和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著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體性地掌握和運用，這本身就是爭取自主性的一種強大武器”(第198頁)。當然，要保持自主性，不僅要有自主性的社會條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學資本(包括各種防御、建構、論辯的手段，以及得到認可的科學權威)。不過，社會學的特殊性質總是使其受到外來需求壓力的支配，在社會場域內，總有很多人自以為擁有對社會世界與生俱來的知識，擁有天賦的科學；在科學場域內，總是存在著一些受異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識的人，所有這些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也起著劣幣驅逐良幣的作用。反思雖然不能完全消除這些人，但卻可以減少他們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夠推動科學的進步和知識的增長。社會學進步的重要障礙是，錯誤地認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類的所有實踐，包括象科學、哲學、法學、藝術等實踐，因而具有“元”科學的性質；社會學家這門職業，其無意識的動機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門力圖成為“元”科學的職業。布迪厄認為，社會學的“元”科學性質，“始終應當是針對它自身來說的”，它必須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對自己進行反思，確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對自己立場的了解。這樣就能消除由于無反思所引發的各種偏見，努力探尋各種機制的知識，一方面推動科學的進步，另一方面進一步改善反思的條件。
再次，反思能夠祛除幻象，使知識份子獲得更大的自由。知識份子往往自以為有知識而自視高明，認為自己全無幻覺，尤其是對自己全無幻覺。其實，由于社會決定機制無所不在，由于符號性的支配和對社會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識份子同樣存在著偏見和幻覺，不僅有對社會世界的幻覺，而且有對自己的幻覺。與此密切相關，知識份子喜歡獨立思考，喜歡從個性解放中尋求自由，卻忘記了“知識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種政治學。布迪厄認為，對于個人來說，無意識與決定論是彼此契合的，同樣，知識份子的集體無意識是其與支配性的社會政治力量間契合關系的特殊表現(第208頁)。將反思社會學用于自身，可以產生更多的知識，發展自覺意識，擴大自由空間，從而把各種歷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圍之內，有助于知識份子走出他們的幻覺；同時可以使知識份子確定和識別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場所自己切實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場所并沒有什么自由，從而減少在自由問題上的盲目性。
從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有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第一，它是反自戀癥式的，既不是訴諸內心，談論自身，自我欣嘗、自我陶醉，也不是尋求知識份子的時代精神，它把自身作為研究對象，是要對社會學家和塑造社會學家的世界進行反思；它對社會學的反思，是要對人們面對的誘惑和自己陷入的誘惑進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認識中心論”或“科學家群體的自我中心主義”，而是實踐中心。在反思的引導下，社會學家不僅會關注任何“實踐性”的事物，而且會重視理論實踐的技藝和方法，學會把高度抽象的問題轉化為實踐上完全可行的科學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論不僅是一種有關理論實踐的理論，而且將其納入實踐理論的核心，在發現理論邏輯的同時，也發現了實踐的邏輯。
要進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對反思的抵觸情緒。布迪厄認為，對反思產生抵觸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會性的，而非認識論的，因為，反思是對個(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擊，是對知識份子的自我觀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會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賦予某種符號尊嚴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對知識份子所陷入的種種幻覺的無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學術的討論和思想的交流中，人們關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過和壓倒對方，反思社會學是一種領會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討論學術反思時，也強調了這一文化自覺的思想，并將其概括為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納”—文化價值再思考之二”，載《讀書》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訓、對話和批評性評價機制中制度化，真正培養和樹立起反思性的科學慣習。
二
從布迪厄反思社會學的啟迪中，我們需要而且可以對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進行反思。這對于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和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與其他近代科學一樣，經濟學也是“西學”。但是，在中華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經濟學的傳統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學東漸以后，中國的一些知識份子開始學習西學，會通中西，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農村經濟學派，南開經濟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紀50-70年代，隨著政治的變遷，中國的經濟學脫離和拋棄了西學的主流，而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正統地位。隨著對西方經濟學的全盤否定和徹底拋棄，經濟學的中國傳統也逐漸丟失。改革開放以后，現代經濟學又回到了中國。由于經濟實踐的巨大需求，經濟學在中國成為顯學，經濟學家也成為時代的寵兒。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同時出現在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身上，使得中國經濟學陷入危機之中。然而，對此有清醒認識和足夠自覺者不多，筆者也是糊里糊涂，漸有所悟。
從理論的反思來看，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多方面的。我們既需要對經濟學以及立足于此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反思，也需要對現代經濟學進行反思，還需要對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進行梳理和闡釋。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要解決經濟學的本土化，建立中國的經濟學，以便對中國的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作出自己的解釋，不對所有這些作出認真的反思，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經濟學是一個博大的體系，從其把生產力(即人與物的關系)和生產關系(即人與人的關系)都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并注重于生產關系的分析來看，就體現著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和精神，而與注重于研究人與物關系的新古典經濟學有別。但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勞動價值論，是一種典型的客觀價值論，強調的是成本和供給，而對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視。其對主觀價值論的批判不僅加劇了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的二元對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即否定了價值是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經濟學的成就和失誤都與此有關。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馬克思關于哲學不只是解釋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經濟學是無產階級解放的銳利武器，就使哲學和經濟學面臨著巨大需求壓力的支配，為其發展設置了巨大的障礙。其實，社會科學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間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說，“符號權力通過陳述某個被給予之物來構成它，通過影響世界的表象來影響世界”(第158頁)。馬克思經濟學既然是科學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一是要學習，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質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馬克思經濟學之上的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體。雖然其理論邏輯在主要方面能夠貫徹到底，但其假設前提卻是與現實相背離的。傳統經濟學的最大失誤在于它并沒有繼承馬克思經濟學的思想精華，而是發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處。然而，它終究影響了我們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學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簡單地將其拋在一邊是不行的，必須對其作出一番認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進一步明確中國經濟學的前進方向。
現代經濟學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和演進的，我們對它不曾作過認真的、科學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盤吸收和全盤否定的錯誤態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先于我們進入現代化進程，其經濟理論也處于一種強勢地位。這就使得人們易于采取一種急功近利的作法來對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歷史發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義，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揀到了它的糟粕，更無法用其解釋和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現代經濟學派別林立，每一學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獨到的貢獻，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處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其完全信息、完全競爭的假定與現實經濟生活相去甚遠，其片面性也更加明顯。但是，各個學派之間爭論、批評和交流，也促進了它的不斷發展。因此，對現代經濟學的反思要從尊重和理解出發，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歷史發展的基礎上，博采各家之長，破除門戶之見，作好創造性解讀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濟學傳統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個重要的任務，這就需要對中華傳統文化有一個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經濟學界的同仁，國學基礎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著民族虛無主義態度，也有的取民族優越主義作法，使得中國經濟學的探索和發展脫離了自己的土壤。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學的重新闡釋，作好創造性地轉化工作，使之成為中國經濟學的寶貴資源和前進的基礎。
總之，要做好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的反思，需要一代會通中西、會通古今、會通文理的專家學者，需要對我們的教育來一番根本的改造。
經濟學理論的反思本身就是經濟學學術實踐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與經濟學實踐的反思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在經濟學理論上出現的種種問題，都可以在經濟學家的學術實踐中找到它的根源。
對經濟學家學術實踐的反思，首先需要對中國經濟學家的生存條件和社會狀況有一個恰當而清醒的認識。隨著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中心，中國經濟學家的社會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動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為某個政府部門的顧問，有的成為某家公司的高參，今天這里請去開會，明天那里邀去座談，經濟學家的自我感覺也不錯。其實非也，這只是經濟學家的一種錯覺。經濟學家的社會地位與其他科學工作者的狀況無實質差異。從歷史上來看，學問特別是社會科學學問，主要是有閑階級酒足飯飽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榮發展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今天，如果僅靠工資生活，經濟學家也許離貧困線并不太遠，很多人在思考學問的同時，不得不為生計籌謀。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從事那么多的社會應酬，也與此有關。如果不能過上一種體面安定的生活，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學問之事也許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會又對經濟學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傳、政策咨詢、經營策劃等)，似乎經濟學家都可以提供現成的答案；經濟學家意咨氣使，高談闊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騁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牽著鼻子走。這一切就造成了經濟學家個人的無意識和學術的無意識。無論研究對象的構建，還是理論結論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會滲入其中，發揮作用，因此，經濟學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這也許還不是一個造就大學問家的時代。經濟學家需要對自己生活的社會條件作出認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行動自由。
其次，要對經濟學的科學場域進行反思。目前，中國社會科學的科學場域是一個比較混雜的場域，只要是在報刊上發表了某種討論經濟問題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經濟學家，而官方和業界的一些人士也紛紛謀求一個學者的頭銜。因而，在經濟學的科學場域內，同樣也是假冒偽劣充斥。隨著改革的推進，民間研究機構的出現，中國經濟學界打破了原來的一統天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科學場域和子場域，開始形成一種競爭的態勢。這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無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學術批評和學術評價的制度和規則尚未完全建立，沒有有效的評價、激勵、篩選、淘汰機制，學者們的學術實踐和行為不僅會有很多失范之處，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覺。各個子場域之間的競爭，學者們在學術場域內的相互爭斗，不僅與在社會場域中的地位有關，而且也為其在學術場域中的地位所決定，因為很多事情都與經濟學家的利害相關，使其難以自拔。再加上經濟學帝國主義和中國經濟學的顯學地位，不僅影響到經濟學家的內部交流和溝通，而且造成了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緊張關系。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教育上的失誤，很多經濟學家知識領域狹小，專業訓練和功力很差，很難出現會通中西、會通古今、會通文理的權威和大家。
通過對開展經濟社會軟環境建設活動的學習，我認為，觀念意識問題、工作作風問題、市場秩序問題、誠信環境問題是阻礙我縣軟環境發展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表明，我縣建設經濟發展軟環境的任務還十分艱巨。要解決好這些問題，我認為應該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切實加大宣傳教育力度，
全力塑造招商、親商、富商的人文環境。要開展扎實有效的宣傳教育活動，使廣大干部牢固樹立起“抓軟環境就是抓經濟發展。抓經濟發展必須抓軟環境”的意識，形成人人關心、人人支持、人人參與軟環境治理的良好格局。
二、深化改革，強化服務，努力打造優質、高效、文明的政務環境。政務環境是打造區域經濟發展軟環境優勢的重要標志。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二要繼續深化審批制度改革；三要大力推行政務公開和加快發展電子政務；四要進一步加強機關效能建設；五要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切實加強政風行風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