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10 19: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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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中極其重要的，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與經濟、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及其運動是有自身可循的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考察當代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一是重新建構哲學在科學教育中的獨特的理論指導作用。哲學思維，尤其是哲學思維，是經過數代人打磨錘煉后經過實踐證明正確的理論。哲學是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對各門學科的發展有極大的理論指導作用?，F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無不是在先進哲學思維指導下發展的結果。用哲學思維指導科學教育，會使得我們的科學教育更加理性，發展的更加快速有序。無論是過去的實踐，還是現實的我國科學教育的現狀，都呼喚馬克思哲學等先進哲學思想的回歸。我們要重新構建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共生關系。
二是用哲學思維重建科學教育中的人文關懷。哲學思維是啟迪人智慧的思維，是不斷打造一個完善人格的思維。哲學作為我國的指導理論，在這一方面作用更大。哲學唯物論要求我們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按規律辦事；認識論，要求我們樹立實踐第一的觀點，樹立正確科學理論；哲學辯證法更是要我們學會用聯系、發展、全面、創新的觀點看待自身和社會；唯物歷史觀，更是強調人的價值是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的統一，更鼓勵人們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價值選擇，在砥礪自我中實現人生價值等。
三是在哲學視域下，真正踐行現代科學教育中的“三維目標”。人的發展目標應當是全面的，絕不是偏失的，只注重實現知識的傳輸的教育科學目標的做法，必將會使得我們最終自飲苦果。因為，現代科學教育的目標應當更高，更遠，而不是如此的狹窄偏失。用科學的哲學思維指導人們真正的踐行現代科學教育理論，并最終實現教育上的“三維目標”，這是我們唯一正確的選擇。四是用哲學思維指導現代科學教育“接地氣”。
（一）語言文化方面的阻礙很多科學工作者
在進行科技傳播時，大多都會使用很多專業術語，導致傳播效果很不理想。對于被傳播者來說，主要問題來自于農村和少數民族，他們都有著自己的語言和民族文化，而科學信息很少有被翻譯成少數語言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再者，民族文化往往都有很強的排他性，科學技術作為一個典型的外來文化，根本不被接受，這也讓科技傳播大大受阻。
（二）媒介傳播方面的阻礙科學工作者
在公布自己的科研成果時并不能得到及時的和社會的承認，傳播效率并不好。網絡上的科學技術往往會跳過專業機構的鑒定這一環節，可信度非常低，也增加了受眾甄別科技信息真假的難度。在幾乎與世隔絕的邊遠山村地區，人們主要是靠電視和校園里的學習來獲取科學信息，一些先進的傳播媒介以及有關于科學信息的雜志和圖書并不能覆蓋這些地區。在市場主義經濟下，媒體大多熱衷于具有很高經濟價值的商業廣告，并不喜歡、甚至不屑于普及和推廣科學技術知識。
（三）傳播者方面的阻礙
在傳播者這個群體中，大多是文科出身，對科學技術知識了解得比較少，缺乏一定的科學素養，導致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科研成果中的亮點很難被他們理解和捕捉，那這些東西就不能被準確的描述出來從而出現在社會大眾面前，這也影響了科研成果的有效傳播。另一方面，科研成果能否得到有效地傳播也有賴于科技傳播者的選擇，在功利主義價值觀的促使下，他們大多會第一考慮那些能給自身帶來經濟利益的科研成果，而成果本身所存在的學術價值往往不在他們所考慮的范圍內，這也導致很多有價值的科研成果只能存在于社會大眾所看不到的角落里。
二改進科技傳播的對策
（一）采用生動、形象的語言藝術和多樣的傳播方式
在傳統的認識里，科學和枯燥、無聊往往是劃等號的，其實科學技術不但要講清事實說明道道理，還要用美好的語言和文字來進行傳播，因此，科技傳播者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講述科學技術，把科學拉下神壇，讓普通國民理解和接受它，同時要不斷地探索出普通國民所喜歡的新的科技傳播方式，改善科技供給和需求嚴重不平衡的狀況。積極號召廣大的農村地區在村里建設圖書館，并給予補貼、支持和技術幫助，讓村民在家門口就可以學到科學技術知識。在少數民族地區增加科教節目，將優秀的科教節目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或者把科學技術知識也翻譯成他們的語言，讓科學技術以他們的語言的方式融入他們的民族文化，提高他們的科學素養，改善他們的生活。
（二）健全科技傳播法律法規，完善科技傳播激勵機制
依法治國的時代，國家要制定并頒布相關的法律法規，規范科技傳播市場，明確規定科學家個體、傳播媒介和政府部門在科技傳播中的權利和義務。計算機網絡的發展，使得信息的傳播速度非?？欤绻贫司W絡在科技傳播中的相關運作規則，規范了網絡傳播市場，那科學技術的大大傳播就不是事了。增加科技傳播獎勵專業獎項，目前，我國的這種獎項真的是太少了，對科技傳播者來說也是一種打擊?？萍紓鞑ナ且粋€具有深遠意義的工作，完善科技傳播激勵機制，不僅能提高科技傳播者的社會地位，還能激發他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對科技傳播來說，是一項重要的戰略措施。
（三）提高傳播者的傳播效率
在高校開設科技傳播專業，對該專業的學生進行相關知識和理論的培訓，以提高他們科技傳播的能力。同時，繼續教育在職的科技傳播人員，縮小他們與科學界的鴻溝，提高他們的科技傳播素質與技能。聘請科學共同體成員擔任最終的文案編輯或者與科學家建立長期的關系，讓他們了解科技傳播，也讓他們把關科技傳播，更好地推動科學技術的傳播。
三結語
學術論文的語言表達應該力求做到語句通順達意，句子結構完整，詞語搭配正確，標點符號使用恰當。要盡量避免使用過于口語化的語言，正文中盡量減少中英文交替使用的現象。我本人在審稿過程發現語言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句子結構不完整，句子缺主語的現象最為突出;
(2)詞語搭配不當，如“新課程改革倡導教師創造性地使用教材”中的“倡導”應為“要求”。
(3)語言的口語化現象突出，如“想在一個單一的任務型活動設計中體現任務型的教學途徑的整體思路是不大可能的”，“學生能夠學會質疑，體現學習的主體性，這是好事”。
(4)重要信息與次重要信息的位置顛倒，如“高三英語教學的目標是高考，這是教師們普遍的看法”。
晚年的費爾巴哈將摩萊肖特的學說看成是實現了自己青年時期的“未來哲學”大綱。與此同時,施密特還考證了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概念與謝林自然哲學的理論淵源。他認為:“在‘草稿’中,馬克思完全使用了謝林的語言,講到構成自然過程要素的‘元素的東西不斷個體化’,正如‘個體化的東西不斷分解為元素的東西一樣’”[1]。謝林“正確地說:任何天然物質,‘僅在它靠人工去獲得一定形式的時候’,才可以說它是能夠破壞的'”[1]。我們認為,在一定意義上說,施密特的推斷是正確的。馬克思使用“物質變換”的概念就給人與自然的關系引進了全新的理解,即在根本上從對人的“效用性”[1]來考察自然。在施密特那里,自然是與人的活動目的相關的,而尚未經創造的物質。同時施密特指認了自然科學的歷史本質。作為勞動的成果及其出發點來說的自然,是勞動占有的對象,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2]。在這里,他把自然規定為外在性,而且是以黑格爾的方式。另一個層面上來說,馬克思承襲了費爾巴哈的觀點,但是在馬克思看來,費爾巴哈比“純粹唯物主義者”更具有長處,因為他承認人是“感性的對象”。隨著啟蒙的進展,撕裂了人與自然的原始統一,進而建立起被“中介”了的統一。馬克思把這樣一種依靠工具而建立起來的中介的人與自然的高度統一叫做“工業”。而人“作為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工具作為“已經被同化了的自然的一部分”,則使人“用自己的活動把自然物質和自己聯在一起”。勞動者和他尚未占有的自然的關系,即人和他的勞動對象并不直接發生關系,而通過勞動資料來建立某種關聯[1]。施密特認為,馬克思那里通過對社會的物質變換的分析,解釋和批判了物質變換背后的資本邏輯。馬克思把《資本論》中一直使用的“物質變換”看成是對這一事態的最好的表達方式。首先,商品的自然形式被馬克思稱之為商品的使用價值。在馬克思看來,“作為規定交換價值的勞動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勞動,作為規定使用價值的勞動是具體的、特殊的勞動”,自然物質與勞動是絕不可能分離的。在個別的使用價值中,也許能夠把勞動同作為商品體的“物質的始基”的東西抽象地分離開來,但是,談到感性世界的整體,是完完全全不能把自然物質從使之變化的時間的社會方式中分離出來。在簡單的商品形態階段,商品交換停留于物質內容商品換商品,即實際的物質變換,W-W,商品交換商品,也就是使用價值交換使用價值。施密特所要討論的對象,一方面是針對著人本主義哲學的人化自然,另一方面是青年盧卡奇式的社會關系本體論。其次,資本的物質變換。所謂的勞動是諸事物之間的一個過程,這是哲學的唯物主義為經濟學分析所設的前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地論及了勞動的這個自然始基,同時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產中被物化了的勞動的二重性。在對勞動過程的闡釋中,馬克思“把僅在人與自然間進行的”勞動過程,而“同樣作為規定一切發展形式的特征的東西時”,他總是使用“物質變換”來表達。人的本質僅僅是通過對象而設定的,正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從自然而來的,所以他就是通過對象而設定的?！皠趧拥囊磺辛α哭D化為資本的力量。”
二、歷史與自然
施密特大膽提出“人的歷史的實踐是怎樣在總體上構成邏輯的統一的,這種邏輯的統一不只是主觀的、人的認識能力的邏輯的統一,而是相應的被稱為經驗世界的邏輯的統一?！盵1]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的哲學認識論中,世界也是被構成的。一方面,由于社會歷史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部分”[2],另一方面,“自然歷史過程和社會歷史過程之間存在著差異”。當然,這里,施密特必須為該命題加上限定說明,即當認為社會步入工業社會之后,世界才是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結果。反之,則必將是個唯心主義的命題。首先,由于實踐的工業生產的規定,人的知識已經直接參與感性事實的構成。[4]施密特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了對自然的規律性認識,它同資產階級世界的建立擰在一起,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只有在工業文明中,生產才成為自然科學的應用。也就是說,歷史發展已經步入了知識與物質生產相協調的階段,“歷史使得人的生活過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識’有效的‘控制’之下”[1]?？茖W知識已經成為存在的先導性構成要素。第二,施密特認為,在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都是工業實踐的產物,我們構成了客體世界。感性世界都是人類主體在工業進程中,“從主體與客體的勞動關系中,形成一個獨立于各個個人的堅實的客觀的世界”,這些特殊的“客體本來在嚴格的意義上,只是經過人對它們進行生產加工,剝去了它們‘自然發生的’獨立性之后,才開始成為慣性對象的”,當然,“人的干涉領域是歷史地擴展的”。換言之,一旦外部對象進入到人的工業實踐中時,它就是被構成的了。在施密特看來,馬克思的世界構成理念的基礎是康德,“在馬克思與康德之間,存在著人們歷來尚未充分考慮到的關系”,即“康德的辨證法的構成問題”對馬克思的辨證法有著“根本的意義”,表現在于康德發現了感性世界中先驗形式與經驗質料的相互作用關系,而馬克思則是將康德的先驗形式轉換成有生產創造出來的“自然之社會形態性”[1]。再次,施密特認為,馬克思在經濟認識論的意義上批評費爾巴哈將自然視為“始終如一地給定,把認識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鏡子”,因為馬克思認為“在農業經濟方式的條件下,自然作為生活資料的富源展現在人們的面前,人們對它采取被動的受容態度而行動”。在經濟學的尺度上,費爾巴哈一類的“唯物主義并不考慮從農業生產向工業生產的歷史轉變”,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賴人的自然存在這樣的自然經濟立場。施密特正確地指認道:“費爾巴哈當時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過是人的對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認是自為的力量’。隨著現代的開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會活動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觀性的規定逐漸進入主觀之中?！盵1]
三、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特色和本質
論文摘要：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都對股份制企業的由來、發展和運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論觀點。兩者既有共同點又有差異。馬克思是將股份制企業的存在放在一個資本主義總圖景中來分析，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西方學者則是在否認企業本質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各種表象的分析，更多地從企業本身的角度議論問題。所以，在階級本質和科學體系上，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是不一樣的。但在研究單個企業如何演進到股份制企業等方面，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的理論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補性。
基金項目:本研究為中國人民大學“211工程”建設項目《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子項目《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韓玉玲,女,山東鄒平人,山東教育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經濟學。
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都對股份制企業的由來、發展和運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論觀點。馬克思是將股份制企業的存在放在一個資本主義總圖景中來分析，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從整體上看，馬克思是在確認企業表象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本質狀況的分析，并更多地著眼于資本主義總體經濟關系的分析和經濟關系的演變。西方學者則是在否認企業本質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各種表象的分析，更多地從企業本身的角度議論問題。所以，在階級本質和科學體系上，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是不一致的。但是，在研究單個企業如何演進到股份制企業等方面，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的理論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補性。具體講，兩者的共同點和差異可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馬克思與現代西方學者對股份制理論研究的共同點
1、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在研究單個企業如何演進到股份制企業等方面都注意到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股份公司是伴隨著商品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漸發展的，是資本主義生產力增長和資本的個人所有制形式之間矛盾的產物，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馬克思說：“股份公司是隨著海外貿易和手工工場的出現而產生的，并席卷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工商業部門?！盵1]因為海外貿易和手工工場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達到相當程度。工場手工業擴大了企業的內部分工，使得單個資本家需要更多的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從而使得它開辦企業所需要的資本最低限額不斷增大。馬克思指出：“還在資本主義生產初期，某些生產部門所需要的最低限額的資本就不是單個人手中所能找到的。這種情況一方面引起國家對私人的補助⋯⋯另一方面促使對某些工商業部門的經營享有合法壟斷權的公司的形成。”[2]這些由過去獨資性質的私人企業轉化為國家投資與私人資本合股或私人資本之間合股經營的企業。“這些公司就是現代股份公司的前驅”[3]。所以，股份公司產生的首因是擴大再生產和資本集中的需要。18世紀產業革命興起后，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進一步發展，企業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創辦一個大型企業所需的最低投資額也在不斷增加。這時單純依靠資本積聚已遠遠不能滿足擴大再生產追加資本的需要，單個資本的數量有限性與創辦大型企業所需要的巨大投資額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為此，資本家通過發行股票的方式籌集資本，實行資本入股聯合經營，創辦股份公司。馬克思說：“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4]正由于此，從18世紀開始，股份制企業成了西方國家普遍采用的形式。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在其著作《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一書中認為，1840年以前的美國企業基本上屬于傳統企業，其原因是由于技術和市場兩方面的限制。到19世紀70年代，技術的進步(鐵路、電報的廣泛應用)和市場的擴大，導致了企業規模的膨脹和現代工商企業的出現。現代工商企業首先是在“具有新的先進技術，而且有不斷擴大的市場的部門和工業中出現、成長并繼續繁榮的。”[5]
2、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都認識到了股份公司最重要的特征是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馬克思認為，與非股份制企業的資本所有權、經營管理權結合在一起不同，在股份制企業中，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是分離的。資本所有者中的一部分轉化為單純的貨幣資本所有者或股東。他們雖然可以在股東大會上對公司的經營提出建議，并憑借股票取得一定股息，但實際上只是單純地擁有資本所有權；另一部分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則轉化為經理，成為公司內其他資本所有者的資方管理人，擁有企業經營權，從而使”管理勞動作為一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所有權相分離”[6]。這樣，“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單純的貨幣資本家?！盵7]在股份制企業內部，“留下的只有執行職能的人員，資本家則作為多余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盵8]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所有者擁有的資本與經營才能的不對稱。他們只得把企業的經營管理權讓渡給具有專門才能的人，而這些人卻不一定具有開辦企業所需的資本。兩權分離打破了傳統的獨資或合伙自營的經營管理形式，有利于實現經營管理的專業化和社會化。
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貝利和米恩斯、伯納姆及加爾布雷思等人都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股份公司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經理革命”。凡勃倫在1923年發表的《無主所有制和現代企業》一書中認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伴隨著股份公司的發達，其股權越來越分散，公司資產所有權與管理控制權分離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因此，凡勃倫從財產實際占有的角度，把那些遠離公司控制權的所有者稱之為“不在所有者”，認為公司權力已逐漸轉移到了公司經理人員的手中，股份制則被稱之為“無主所有制”。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在合作發表的《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一書中，首次比較系統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股份公司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事實。1941年，伯納姆出版《經理革命》一書，對現代資本主義企業制度和產權關系作了進一步分析，提出了“經理革命”這一概念。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加爾布雷思也認為，在現代公司中，權力已從過去的資本所有者手中，轉移到了企業的經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手中。
二、馬克思與現代西方學者對股份制理論研究的不同點
1、經濟分析方法的不同。馬克思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著手，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既是一個動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交互作用的過程，也是一個由于技術和制度變動而導致的資源配置狀態演化的過程。所以，他采用的是歷史的、宏觀的、動態的分析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并以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辯證方法來揭示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馬克思在技術分析和制度分析的結合點上突出預期利潤極大化的目的，認為資本家辦企業的目的是為了用最小的預付資本獲得最大的剩余價值或利潤。他把企業的規模大小和制度變遷置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之中，把它們看作是技術、協作、勞動力、資本、市場(競爭)和利潤等基本經濟條件變化的必然反映，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斷發展及相互作用的結果。馬克思認為，企業制度的演進受制于資本主義總體生產關系的變化。以企業制度演進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具體生產關系的每一次變革又都受制于社會生產力的變化，同時又深刻地影響和制約著生產力的發展。由此，馬克思揭示了經濟發展諸因素之間相互對立統一的運動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大量篇幅客觀描述了企業規模、制度和效應的演進軌跡:簡單協作(企業的萌芽)工場手工業(初級企業)機器大工業的工廠制(典型企業)股份公司制度(現代企業)。企業演進的每一次實質性變化都反映著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如果從資本形態來概括，還展示出另一種私人企業的演進軌跡:業主制企業合伙制企業公司制企業。在企業制度的每一次“革命性”跳躍的背后，技術或生產力的變化都是其深刻的根源。馬克思從揭示資本主義產生、發展、消亡的規律出發，遵循歷史—邏輯—實證的經濟分析方法來揭示經濟現象和股份制企業的產生和特點。所以，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對經濟運行的本質揭示得更為深刻，對包括股份公司在內的企業制度的描述具有更廣闊的視野、系統的認識和科學的邏輯，更具有歷史真實性。
在對股份公司這個問題的論述上，馬克思在歷史上最早而且最清楚地闡明了股份公司的資本組織形式和社會化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他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對資本主義股份公司進行了分析。從生產關系方面看，股份公司的性質取決于它賴以構成的一定的所有制的性質，資本主義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資本主要是資本家資本的聯合，這就決定了股份公司的資本主義性質。從生產力方面來看，股份公司作為發展經濟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和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手段，適用于與社會化生產力相適應的整個商品經濟的歷史階段。
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則是采用微觀“技術”分析方法，即抽象的靜態分析，或至多是比較靜態分析。他們遵循假設—推理—實證的靜態分析方法，一般從其所論課題出發，先行假設若干既定條件，經過邏輯演繹，在得出結論之后，再來看一看發展起來的企業概念是不是與現實世界中的情況一致。這種分析方法就難以展示導致經濟發展的諸因素之間是如何從整體上交互作用的，同時也容易使人片面地理解經濟發展的全部過程。比如，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羅納德·科斯對現代企業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就只停留在表面層次上——市場中的經濟人根據對交易費用的比較從而在企業和市場之間選擇交易方式，而沒有更深入地分析和解釋企業橫向聯合和縱向一體化的根本動力，也沒有歷史地研究整個企業的發展史。1981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也寫道:“我認為要將現代公司主要理解成許許多多具有節約交易費用目的和效應的組織創新的結果?！盵9]他們忽視和淡化了企業成長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深層原因，即追求利潤最大化。節省交易費用只不過是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手段。所以，他們的分析是不深刻、不充分的。
2、在對企業(包括股份制企業)職能的論述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把研究重點放在了生產上面。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流通過程中往往被表面上的平等所掩蓋，而在生產領域則看得十分清楚。因為生產領域最能反映資本的本質，即追求剩余價值。所以，企業同時具有生產和交易兩個功能，但其本質功能是生產產品和創造剩余價值。企業的交易功能從屬于生產功能。馬克思早就看到:即使是簡單協作的企業，也能部分替代原來由個體所從事的生產及相應的市場交換;股份企業還能部分替代原來由政府所從事的生產和服務及相應的市場交換。而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則片面地將企業僅僅作為一個交易組織來處理，忽視生產，注重流通，認為企業起源是企業作為市場的替代物而出現的，強調企業的顯著職能在于替代市場或市場機制，由一個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從而節約交易費用。3、在對企業(包括股份制企業)契約本質的分析上，馬克思認為，企業是一個由契約結成的經濟利益矛盾的統一體。他既承認和描述資本主義企業的契約所具有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即資本所有者與雇傭勞動者在市場上的“等價交換”，又揭示出這一契約在實質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這就是當勞動力的買賣實現和勞動契約貫徹執行過程中，即進入生產領域時，基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雇傭勞動制度，資本所有者憑借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占有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對于那些向資本所有者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來說，由于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他們無論從事什么工作，都不能改變其受雇傭被剝削的地位。
在股份公司中，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貨幣資本家，表現為資本的管理權與所有權相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在這種企業的組織結構中，短工、輔助人員、直接生產工人、工程師、監工、經理、監事、董事、股東等各類人員，其職責和作用是不同的。馬克思認為，包括直接生產工人、輔助人員、技術人員和經理(從事某種熟練勞動)在內的“總體工人”是產品價值的真正創造者。具有經營管理知識的經理階層作為喪失生產資料的雇傭勞動者，一方面受雇于資本所有者，他們雖然有時會由于資本所有者的恩賜分得一定比例的經營成果，但他們所得報酬的主要方面是領取相對固定的工資，因此，其利益實現方式在本質上與勞動者相同。另一方面他們又作為資本所有者的人，代表雇主行使經營管理權。在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論述中，他們強調雇主監督雇員并擁有剩余索取權是天經地義的。比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分析就認為:企業生產是團隊生產團隊生產需要測量投入對成員勞動投入難以測量，團隊生產的參加者都想免費搭車需要監督成員以免偷懶監督者也可能偷懶企業最好的激勵機制是賦予監督者剩余索取權可免偷懶減少偷懶意味著效率高。剩余索取權等同于財產所有權。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享有剩余索取權的監督者就是企業家。他們用團隊去說明企業的內部關系，把企業說成是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為了提高效率而進行合作、完全依靠協商形成的契約去維系的經濟組織。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激勵機制不過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一種歪曲的理論表現。因為明明是資本家憑借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或資本的所有權無償占有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及其價值。工人作為勞動者處于被監督的地位。企業家作為財產所有者和剩余索取者處于監督者的地位。企業家和工人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但在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理論中，這一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特殊結合方式卻被歪曲為團隊生產或協作群生產的一般和必然的結合方式，而且是雇員向雇主“分派”剩余索取權，是自愿讓與的結果。由此可見，西方學者模糊私有企業資本與雇傭勞動的本質關系，回避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利益的對立，這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階級偏見。經典作家透過被歪曲表現出來的經濟現象，闡明私有古典企業和股份企業契約本質的分析方法，超過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
4、在對股份制企業內部結構的分析上，馬克思清晰地指出了股份公司內部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的某些特征和意義，并客觀分析了企業各類人員的不同經濟地位和在價值創造中的不同作用，從而得出西方學者無法理解的革命性結論。不過，馬克思對上述問題只作了一些原則性說明。對于象兩權分離的條件、具體的權利結構以及資本所有者如何對企業經營管理者的行為進行激勵和約束等問題沒有詳細闡述。這主要是由于當時股份公司剛剛出現，古典企業還占據著統治地位的緣故。同時，馬克思還只是把企業經營管理者看成是一個雇傭勞動者，而沒有把他們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來看待。
西方學者則把企業經營管理者看作成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利益主體，它的效用函數和目標取向和資本所有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們甚至還會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來擴大自己的權益，損害資本所有者的利益。正由于此，人們試圖通過股票、債券的優先選擇權以及薪水與股票掛鉤的形式給予經營管理者報酬，以便讓企業經營管理者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如詹森和麥克林的委托理論。錢德勒強調了現代工商企業內部的科層組織或等級制組織，突出了“經理群”的管理權。威廉姆森也注重大公司的“H型”結構、“U型”結構和“M型”結構的變化，并獨創性地探討了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種種現象和機制。這類涉及股份制企業表象的結構分析，一向是西方學者研究的重點，也是較科學和最主要的學術成就。他們對資本所有者與企業經營管理者之間關系的深入分析還是有一定的實用價值的。
5、馬克思通過對股份制企業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的發展規律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得出了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和企業規模的擴大將導致否定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股份公司“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單純過渡點”[10]，是私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所不能繞開的歷史過渡階段。而科斯、威廉姆森等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對企業的分析則是尋求企業的最佳規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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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2-3.
1.1臨床資料
選取2010年10月-2011年10月于我院就診的32例患有急腹癥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7例，女15例，年齡16-71歲，平均年齡(40.3±11.7)歲。全部患者均經過病理檢查及手術證實確診，所有患者均伴局限性或彌漫性腹膜炎，均有手術探查指征，經術前實驗室檢查、彩超、CT等檢查，術前明確診斷26例(81.25％)，術前診斷不明而有探查指征6例(18.75％)。在32例患者中，術后證實22例患者急性結石性膽囊炎，其中18例膽囊頸部結石嵌頓。5例上化道潰瘍穿孔合并彌漫性腹膜炎；2例急性壞疽性闌尾炎合并穿孔；1例腹部刀刺傷；2例胃十二指潰瘍穿孔。
1.2手術方法
均全麻，術前置胃管及尿管，臍周小切口采用開放法穿刺1OmmTrocar(嵌頓疝手術時腔鏡由疝頸部進入腹腔)，建立人工氣腹，壓力維持8～13mmHg，腹腔鏡環視腹腔，術中循循序探查膽囊、肝、結腸、胃、小腸、闌尾、十二脂腸、及盆腔有無積液和病變等，探查應全面，避免漏診；在無開腹手術精細觸覺的情況下，易遺漏后位器官或腹膜間位、部分腹內臟器病變。對于體檢、病史高度懷疑的部位存普遍探查的基礎上應重點探查，特別術中診斷與術前診斷不符者，不要只滿足于一種臨床診斷，要考慮是否有多種原發病，必要時應及時中轉開腹進一步探查[1]。中轉開腹只是手術治療手段由首選向次選的轉變，并非手術失敗[2]。探查明確診斷后，根據病灶位置選擇2～4個操作孔，上腹部病變則在劍突下和右側肋緣下建立lOmm和5mm操作孔；下腹部病變可在麥氏點下方和左下腹建立5mm和10mm操作孔，插入操作鉗進行操作。如果術中腹腔內污染較重，則先吸引和沖洗，術畢用大量生理鹽水和加入抗生素的藥液反復沖洗腹腔，以減少術后引流量及毒素吸收所致的不良后果。
2結果
32例急腹癥患者在腹腔鏡下明確診斷，確診率100%。28例在腹腔鏡下順利完成治療（87.5%），4例中轉開腹。其中2例胃竇癌穿孔因鏡下操作困難中轉開腹行遠端胃癌根治術；2例術前腹部增強CT明確診斷為腸系膜上動脈的一支回腸動脈栓塞，腹腔鏡探查見栓塞血管供血的腸段活力尚可，無需行病變腸段切除，開腹行動脈切開取栓。術后無并發癥發生及圍手術期死亡病例。
我們通常見到論文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學術論文或叫科學論文;另一類是議論文。學術論文是論證某一新論點或某一新的總論點極其分論點得以成立的證實性論文;議論文是那些談自己的觀感、意見、主張甚至奇想的陳述、闡釋性論文，我們在報上看到的政論、時評以及《古文觀止》所收集的那些論文就屬于這一類。這兩種論文的區別如下：
學術論文更強調一個“新”字，相同或相似于以前已發表過的學術論文就毫無價值;議論文雖然也講究一個“新”，但有時可重復議論。例如，某年如發生洪水泛濫，中央和各省市的報刊都要發表一些強調保持水土，提倡可持續發展之類的議論文章，過了若干年如又遇特大洪水泛濫，全國各類報刊又會而且應當發表一系列同一內容的議論文，以增強社會教育效果。
學術論文強調論據的確鑿、充分、可靠、典型、有力，尤其要強調用第一手材料;而議論文雖然也用論據，但不特別苛求。甚至有的議論文是作者靠思辯的邏輯論證來闡明自己的觀點的。
學術論文的論證及格式講究規范，而議論文卻不拘一格。
由于沒有把學術論文或科學論文與普通議論文區別開來，對學術論文的了解不夠，有的同志就自覺不自覺的寫成了普通議論文，因而呈現出三個相應的缺點：一是缺乏新意，有的甚至炒陳飯，談一些人們早已熟悉的觀點;二是比較空泛，論據不足，又不典型，沒有說服力;三是論文的格式不規范。
所以，我們在寫廣播電視學術論文時要提醒自己：不要寫成普通議論文了，要按學術論文的規范來寫。
學術規范來寫學術論文，首先在確定選題上就很講究。如寫普通議論文，其題目常常是自己隨意定的，而寫學術論文，其題目的確定就不那么隨便了。在確定題目之前還要做幾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了解、把握廣播電視研究的動態。
據我了解，我們廣播電視學術論文的作者在確定論文題目之前大多數沒有做過這一工作，或沒有認真地全面地了解廣播電視研究的動態。這是不符合學術研究規范的。
為什么一定要先做這一工作呢?前面我們說了，學術論文更強調一個“新”字。既然要“新”，就要了解“舊”(這里的“舊”不是陳舊的舊，而是表示“已經有了”的意思)，不了解“舊”，便不知道“新”，這就要查一查人們在廣播電視方面已研究了哪些問題?進行到什么程度?有沒有人寫過你正打算要寫的題目?如沒有，那你寫的這篇文章，就是在談新問題，是在開墾廣播電視研究領域的一塊“處女地”，是通常所說的填補學術領域的一塊空白;如已有人研究了并寫了文章;那就看一看這些文章的結論正不正確?你贊不贊同?如不贊同，你可寫批駁性文章;如贊同，再看一看這些文章的視角、立場、切入點、論據、論證邏輯等等是否有問題，如有，你可寫商榷性文章?？傊?，你在了解、把握廣播電視研究動態的基礎上所確定的題目才不會與已發表過的論文在題目、觀點上重復，才有新意，才有學術價值。
【摘 要 題】理論探索
【關 鍵 詞】社會科學/科學生產力/CSSCI
1 引言
科學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范疇，它們的成果表現形式有著質的差別。后者的成果是物質的、有形的，而前者則是非物質的、無形的，需要經過轉化才能成為有形的。自然科學、技術生產力成果的表現形式主要是論文、著作、專利；社會科學生產力成果的表現形式則主要是著作、論文、研究（咨詢）報告。對于物質生產力的評價國際上已經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認的指標體系，可以進行直接評價。而對于科學生產力的評價，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質的、無形的，因此無法對它進行直接評價。目前，國際上的通用做法是對它的成果的轉化表現形式進行量化評價，從而對科學生產力進行間接評價。
論文是科學成果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這里所說的社會科學生產力是指社會科學生產的能力。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加菲爾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國費城科學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學引文索引》(SCI)，以在SCI來源期刊上發表科學論文的數量和已被SCI錄用論文的引用量作為衡量科學成果的量和質的主要指標。經過30多年的實踐，目前SCI已被國際公認為評價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乃至學者個人科學成果（主要是基礎研究）和學術影響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開始，受國家科委的委托，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依據SCI每年我國各科研機構、高等學校在SCI的發文量和被引量統計。這一重大舉措導致了各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紛紛采取各種激勵措施，從而在總體上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科學生產力的發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學引文索引》之后，美國費城科學信息研究所相繼研制、出版了《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和《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國際性的，且不收錄中文期刊，而我國的科學研究人員的成果絕大多數發表在國內出版的中文期刊上。為了能準確、全面地反映、評價我國的科學生產力，研制基于中文學術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為十分緊迫的重要任務。1995年，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制的以國內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為素材的《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學開始研制《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1999年經專家組論證，教育部正式批準，將《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列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重大項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導下，經過課題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繼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盤和網絡版，并提供查詢、咨詢、統計服務（包括網上服務）。CSSCI的出版填補了我國該領域的空白。
CSSCI來源期刊的選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導下、廣大社會科學領域專家的參與下進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咨詢委員會”，由全國17所高校的社會科學專家和社科管理專家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領導的參與下，咨詢委員會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別在南京、長沙、珠海召開會議，對CSSCI來源期刊進行了充分、深入的討論，會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組織全國社會科學領域1000名教授對CSSCI來源期刊進行評選，最后確定CSSCI來源期刊419種。這保證了CSSCI的科學性、客觀性。
表1 論文的地區——學科分布
附圖
說明：由于少數論文涉及2個學科、作者涉及2個地區，故論文總數略多于CSSCI(2001)論文總數。
本文基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以發表學術論文為指標，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及其結構、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作一宏觀描述。
2 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總量及其地區、學科分布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來源期刊為419種，錄用來源文獻為61492篇。根據CSSCI(2001)數據庫，分析、統計得出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的地區——學科分布，如表1所示（見上頁）。
3 我國社會科學生產力結構分析
由表1論文的學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國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總量中經濟學占30.41%，這是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在論文學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論文總量4%以上的其他8個學科依次是：教育學，政治學，新聞與傳播學，圖書館、情報學與文獻學，文學，歷史學，法學，哲學。
由表1論文的地區分布可知，2001年發表的社會科學學術論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遙遙領先于其他省市，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質高的高等院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政部門（含所屬研究機構）所導致的。占社科論文總量4%以上的其他6個地區依次是：上海(9.04%)，江蘇(7.70%)，湖北(6.82%)，廣東(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國社會科學生產力的地區分布。它還列出了社會科學各學科論文的地區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會科學各學科生產力的地區分布。表2列出了各學科論文發文量按地區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學科社會科學生產力處于領先地位的省、市，比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廣東。
表2 學科論文地區發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圖
收稿日期：2003-06-09
【參考文獻】
1 鄒志仁.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 鄒志仁.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計量指標——論文、引文與期刊引用統計（2000年）.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