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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學位論文；收藏
博士學位論文是大學或其他學位授予機構要求為取得博士學位者必須提供的研究成果，經學位審查合格，具有較高的質量。博士學位論文代表著某一時期、某一領域的前沿研究水平，有很高的收藏價值，許多國家的綜合性國家圖書館對學位論文進行了收藏。本文將介紹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對博士學位論文的收藏及利用情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下簡稱“國會館”）的博士論文收藏范圍包括日本國內和國外兩種。
1 法律制度保障
首先，日本的繳納制度為學位論文的收藏工作起到了保障作用。1948年，日本頒布的《國立國會圖書館法》（昭和23年法律第5號）第十章規定了國家、地方公共團體和獨立行政法人等有義務將圖書、地圖、小冊子、期刊、樂譜、電影文件、以印刷或其他方式復制的文件及圖像、留聲機用的唱片、以電、磁等介質記錄的人的知覺所不能感知的文字、圖片、聲音以及程序等繳送國會館。該制度一方面保證了國會館能夠更直接地對繳送進行管理，另一方面為繳送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礎，也成為繳送工作的順利展開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外，日本的《學位規則》（昭和28年（即1954年）4月1日文部省第9號）第九條中規定：獲得博士學位人員必須在獲得學位授予一年之內，將論文印刷發表。大部分博士學位授予人都選擇了將自己論文由學校統一送到日本國會館的方式來發表。
以上的兩種制度規定為國會館能夠較好地開展博士論文收藏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 國內博士學位論文收藏情況
國內學位論文的收藏工作始于1923年（大正12年）9月，至今已有88年的歷史。到目前為止，日本國內大學每年送至國會館的論文大約有18 000種。截止2011年11月，收藏數量達到542 532種，主要存放于關西館。
研究人員在獲得博士學位后，他們的學位論文未必能及時送至國會館并提供閱覽。短的話需要半年，長的則多達3年。逐年收集率的比例變化如下：
當年收集的論文占學位授予的59%，第2年約83%，第3年約90%，第4年約93%，第5年約94%，第6年約95%，第7年約96%（調查對象年限為1995－2002年間）。
據國會館相關負責人介紹，部分海外留學生在獲得學位后，由于個人原因返回原國，未能將論文上繳學校，這是造成論文無法百分百收全的主要原因。大學在每年送交論文時會同時送交學位授予人名單，采訪人員通過核查名單，及時與學校聯系，對遺漏論文進行催繳。
目前，國會館對日本國內博士論文的收藏，主要是紙質收藏，電子論文的收藏工作尚未開展。在保存方面，國會館計劃在2010年對1991－2001年間的大約為140 000種博士論文進行影像保存處理。在此之前尚未從事過影像化或數字化的保存處理。
3 國外論文的收藏情況
在對國外論文的收藏上，自然科學類和人文社科類博士論文的收藏有所不同。論文也收藏于關西館。
3.1 自然科學類論文
1950年，國會館開始收集西方歐美國家科研方面的博士論文。論文形態包括紙質、縮微膠卷及縮微膠片等。
3.1.1 北美地區（美國為主，也包括加拿大）
ProQuest幾乎收集了北美所有高校的博士論文。除了麻省理工學院（MIT）1959－2007年間的博士論文，以及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1958－1962年間的博士論文是通過其他途徑購買獲得以外，1958年以來，國會館對北美地區的論文收藏，主要從通過ProQuest購買獲得的。到2008年10為止，數量約為385 000種。
通過ProQuest獲得的博士論文，在不同時期，國會館選擇收藏的研究領域也略有不同。如表1所示：
此外，論文形態也有變化，在1976年以前多為縮微膠卷，在1977年以后多為縮微膠片。
MIT的論文收藏數量約為17 900種，論文研究領域的收藏情況如表2：
1963年以后，在收藏領域方面，Caltech與北美其他大學的情況大致相同。
3.1.2 歐洲地區
國會館對歐洲地區的科技類博士論文的收集，主要是通過國立圖書館以及大學圖書館的國際交換獲取。
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瑞士以及瑞典等國家的博士論文主要是通過購買、捐贈和國際交換的方式獲得。但不同的國家和學院，在不同時期內，所藏論文的研究領域和數量也有所不同。所藏情況如表3所示：
3.2 人文社科類論文
人文社科類論文主要是通過ProQues獲得，研究主題都與日本相關，收藏于東京本館。
日本被占領時期的博士論文（學位授予年代：1950－1970年間）。該部分論文主要是美國在占領日本時期對日本的研究，共有77種，存放于東京本館的資料室，公開提供閱覽。
此外，1983年后，國會館還從ProQuest選擇了部分研究主題與日本相關的論文進行收藏。每年的收藏量約為200種。收藏形式有紙質和膠片（主要集中在1995－1998年間）兩種。
4 學位論文的目錄組織
國會館采用JPAN/MARK對學位論文進行編目，編目著錄共有24項，包括索書號、論文題目、論文題目片假名標注、著者、出版者、出版年、狀態（冊數）、學位授予院校名稱，學位授予院校名稱的片假名標注、學位授予院校代碼、學位論文編號、學位授予具體日期（日本紀年方式）、學位授予年代（西歷紀年方式）、授予學位類別、作者條目（可通過作者名稱進行鏈接式檢索，并在作者名后注有作者片假名讀音）、NDLC（national diet library catalog的縮寫，即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分類表，其后內容表示該論文的分類號）、語言種類代碼、物理屬性代碼、出版國別、西歷紀年、最終校對日期、最終更新日期、文獻ID等等。和普通圖書相比，學位論文的編目格式較為簡單，不包括分類和主題詞編目。
5 學位論文的檢索與復制
5.1 論文檢索
首先來看國內論文的檢索和館藏位置。國內論文和科技類海外論文主要存放于關西館，人文社科類海外論文主要存放于東京本館。1923－1964年間的國內論文需要通過關西館的綜合閱覽室的檢索目錄檢索，1965年以后的則可通過NDL-OPAC進行檢索。
歐美論文在檢索時，不能直接利用NDL-OPAC進行檢索，要先通過Dissertation Express查找Order No.。可利用題名、作者名等信息進行檢索，檢索到目標論文后，記錄下Order No.，然后再利用Order No.在NDL-OPAC進行檢索，從而確定論文所在位置。
人文社科類博士論文中，日本被占領時期的論文也不能通過NDL-OPAC查找，需要在東京本館的資料閱覽室直接閱覽。1983－1995年間以及1998年以后的論文都可以通過NDL-OPAC查找。而1995－1998年間的論文則需要先查詢Order No.，然后交由相關閱覽室負責查找。
由于博士論文不提供外借服務，所以讀者只可以在關西館和東京本館內閱覽。
5.2 學位論文的復制服務
關于館藏文獻的復制，依據《著作權法》、《國立國會圖書館資料利用規則》以及《東京本館、關西館以及國際兒童圖書館復制服務制度》，在不損害著作權利益的前提下，國會館做了以下規定：
（1）對館藏資料的復制，僅限于以調查研究為目的；
（2）只能復制資料的一部分（按規定復制內容不得超過每種文獻的一半），每人限復制一種文獻。讀者可以復印半冊論文（例如一種論文包括主論文?副論文?參考文獻等多個組成部分的話，可以分別復制各部分內容的一半）。如果想要全文復雜的話，則需要得到論文作者或版權所有者的許可。
復制形式有許多種，包括電子復制、縮微影像電子化、縮微膠片電子化以及電子信息打印復制等等。
6 總 結
國會館作為日本統一負責收藏博士論文的機構，自1923年起至今堅持了88年，收藏范圍不僅包括日本國內的博士論文，還包括大量歐美科技類論文和研究日本學的人文社科類論文，從量和范圍來看，可以說非常豐富，這不僅具有寶貴的收藏意義，也為讀者及相關研究人員提供了寶貴的資源。特別是關于研究日本學論文的特殊選藏，這是尤其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之處。關注國外博士論文對本國文化方面的研究，是我們了解國外如何看待本國的一面窗戶，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外國會館也是日本惟一一家統一收藏論文的機構，從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劃，不存在多個機構重復建設，節省了資源。此外，無限制的閱讀瀏覽服務與有限制的復制服務，一方面為知識的交流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平臺，一方面保護了作者本身的著作權。希望國會館在學位論文的收藏與利用上能夠更大發展，為知識的傳承與發展發揮更好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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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內博士論文（抄）［OL］.http:∥rnavi.ndl.go.jp/research_guide/entry/theme-honbun-100044.php，2011-11-17．
學生抄襲論文導師“連坐”
作為山西省唯一一家“211”院校，太原理工大學出臺了《太原理工大學學術道德規范》(以下簡稱《規范》)，其中規定凡學生在校學習期間發表或撰寫學術論文、學位論文有弄虛作假、抄襲剽竊者，除對學生進行處理外，根據指導教師負有責任的大小，對指導教師給予如下處理：通報批評，暫緩招生，取消導師資格等。
對于違反學術道德的教師，情節輕微者，給予警告、通報批評、記過、中止項目并責令其改正。對情節嚴重者則要給予降職、解職、辭退或開除等，并要求其終止項目，收繳剩余項目經費，追繳已撥付項目經費，在一定期限內，不接受其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的申請。違反學術道德特別嚴重而觸犯法律者，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另外，《規范》還要求在編的從事教學、科學研究和其他有關工作的教師、研究人員、研究生(含博士后)、本科生，凡引用他人觀點、方案、資料、數據等，無論曾否發表，無論是紙質或電子版，均應注明出處；引文原則上應使用原始文獻和第一手資料，凡轉引文獻資料，應說明轉引之處。引證的目的應該是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所引用部分不應構成本人研究成果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實驗記錄用藍黑墨水鋼筆或簽字筆書寫，字跡清晰整潔；寫錯作廢的張頁，不得撕毀。學術成果不應重復發表，另有約定再次發表時，應注明出處。不準以任何方式抄襲或變相抄襲他人的學術觀點、學術思想、調查資料、實驗數據、專利產品等研究成果。
對有明顯違反學術道德行為者，實行一票否決。違反學術道德規定的學生，經查實后視情節輕重給予處理。對情節輕微者，可給予責令改正、批評教育、延緩答辯、取消相關獎項和取消申請學位資格等處理。對嚴重違反學術道德、影響惡劣者，給予記過、留校察看、勒令退學直至開除學籍處分。對已授予學位的學生，提交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判定，對授予的學位予以撤銷。
論文引用超30%就延遲答辯
山西大學較早地使用了同方知網學位論文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該系統資料庫中儲存有大量的各學科期刊和論文，在將學生論文輸入時，系統就會識別出該篇論文引用內容所占全篇的百分比。山西大學近年來都是通過該系統對研究生學位論文進行初審，如果論文引用率超過一定的百分比就會讓學生進行修改或延遲答辯。
“對于碩士研究生，一旦發現引用超過30%就延遲答辯，嚴重者重新開題，取消給學生再次修改、同批答辯的機會。”山西大學研究生學院副院長張云波說，“這個百分比還要逐年下降。”除此之外，山西大學對碩士論文采用按一定比例進行匿名評審、博士論文全部省外匿名評審的方法，采取一票否決制，即只要有一個評審專家提出異議即宣布論文不合格。
張云波說：“這個檢測系統也不是判定論文是否合格的唯一標準，數據只能從一個側面來評定論文。不同學科的論文，引用量也不盡相同，例如法律專業，引用所占百分比就會多一些。”
論文全部匿名送往外省評審
同山西大學一樣，山西財經大學、太原理工大學也將碩士論文的作者和導師名全部匿名送往外省評審。山西財經大學研究生學院院長崔滿紅說：“論文作者和導師不知道論文送往何處，更不知道哪個人評審，這樣就能杜絕評審過程中的暗箱操作。對待博士論文會更加嚴格。”
關鍵詞：旅游環境 旅游者 破壞對策
中圖分類號：B82-0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4）09（c）-0097-01
自從19世紀40年代托馬斯?庫克成立首家旅行社以來，旅游業的發展規模日益壯大，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占據了一定地位。旅游在世界各個地區獲得了長足發展，特別是二戰以來，世界旅游業得到了迅速發展，各國都將旅游業的發展作為提升本國經濟的一個重要因子。我國旅游業的發展始于我們的改革開放初期，在20世紀末我國旅游的發展也進入到全盛時期。起先人們都片面的認為旅游業是“無煙工業、無污染工業”。事實上，旅游同人類許多其它活動一樣也會產生環境污染。我們在開發景區、使用景區造成景區資源環境污染；旅游者進入景區旅游一些無意行為、有意行為對景區環境破壞。該篇文章我們僅討論旅游者對旅游環境的影響成因及建議對策。
1 旅游者破壞旅游環境行為原因分析
對于2013年“丁錦昊到此一游”事件的報到相信很多人都記憶猶新，丁錦昊小朋友跟隨其父母到文明古國埃及旅游，在參觀金字塔時就在某一處留下了到此一游的筆跡。在我國各個景區幾乎都能見到這樣的行為，旅游者隨意在名貴古樹木、古城墻、古石刻上刻某某到此一游；旅游者隨意踐踏花草、隨地丟垃圾等等比比皆是。就其原因筆者經過探究從以下三點進行分析。
1.1 我國歷史影響
眾所周知我國是有著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我國古人給我們遺留下了為數眾多的文學作品。我國古代文人就有到處游歷的習慣，上從孔子開始延至今日。他們在所到之處都會留下應景之作。從而給我們留下久遠的、具有影響的文學作品。坡的《赤壁賦》，李白的《望廬山瀑布》等等都是傳世經典佳作。我們有統計數據顯示古人遺留作品60%是與風景有關。所以有相當旅游者受這樣歷史因素影響模仿名人，希望自己名字長留景區，被后人敬仰，從而采取在景區樹桿、石頭、護欄等處刻字留名，破壞風景區良好環境。
1.2 旅游特性影響
旅游具有異地性、暫時性特點。旅游者在到了旅游目的地之后離開其日常生活的環境以及日常所承擔的角色導致道德感約束力的下滑，出現另一情景下道德判斷標準。謝彥君教授曾經說過，旅游所具有的異地性、暫時性特征加上旅游在本質上對愉悅的追求往往誘發旅游者行為表現出明顯的異乎尋常的傾向性。國外知名學者Malcom crick曾經寫過，旅游世界是由許多倒逆現象構成的，從工作到玩耍；從節儉到揮霍；從約束到自由；從有責任感到自我放縱，對某些人而言旅游是從相識生活中枷鎖的一種掙脫，它可以不承擔義務，可以隨心所欲，可以不受限制。在這種不受限制、道德感約束的旅游目的地，旅游者就會出現嚴重的道德滑坡現象，隨意刻畫、隨地亂扔垃圾、隨意踩踏花草等等。
1.3 從眾效應影響
從眾究其字面含義即合群、隨大流。由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真實的或是臆想的壓力所引起的人的行為觀點的變化，也就是說在社會團體的壓力下放棄自己的意見而采取和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即服從于群眾意見。有這樣一個例子，在美國有所地質公園擁有大量的硅化木（又稱石樹，由于火山噴發和地層突然斷裂，植物被埋于地下，在隔氧高溫的環境下，經過漫長的石化作用，木材中的有機質被地下水中的硅質礦所代替，又經過地層抬升等地殼運動，將這些木化石推出地面，于是形成了硅化木。）數量眾多的硅化木造就了公園的奇特景觀，但是公園管理者發現每年都會有大量的硅化木被偷竊。公園管理者想了很多辦法，但都不能制止這種現象的發生，于是找到心理學家要求給予幫忙。心理學家在硅化木較多的三處分別樹立了不同的牌子，第一塊牌子寫著“您繼承的遺產每天都在減少，每年有14噸硅化木失竊，盡管一次只拿一小點”；第二塊牌子寫著“很多游客偷拿了硅化木，破壞了公園內的自然景觀”；第三塊牌子寫著“為保護本公園的自然景觀，請不要帶走硅化木”。心理學家發現第三塊牌子所起到的效果最好。前兩塊牌子會給人另一種意思的暗示就是每年有那么多人偷拿硅化木，如果我不拿我就吃虧了。有這樣從眾心理的作用，收到的效果很差。在有些地方的導游詞介紹中總會有這樣的段子“該城墻的磚歷史悠久，具有鎮宅辟邪的作用，所以每年城墻的磚都會失竊很多”。很多旅游者在聽了這樣的導游詞后覺得城墻的磚如此神奇，如果我不拿一塊回家，那我豈不是虧了。我們的傳播媒體每年在節假日期間都會集中大量報到旅游景點游客的不文明行為引發旅游環境的破壞。運用從眾理論不難分析這種報道帶來的負面效應可能比正面效應更多。游客會誤解這種不文明、破壞環境行為是常態，既然別人能做，那我也能做，且不會有羞恥感。
2 旅游者破壞旅游環境行為建議對策
2.1 加強旅游環境保護法規政策制定、實施
我們制定切實有效的法規政策，從制度層面保障對旅游者的約束，給旅游者強有力的震懾作用。現有這方面的法規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風景名勝區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等等。其中2013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就是一部很好的法律，我們還期望更多這樣的法律出臺。
2.2 加強景區日常管理工作
景區日常管理工作要跟得上。我們設置合理的垃圾桶數量，方便旅游者丟棄垃圾；我們設置合理的旅游者步行路徑，方便旅游者在景區的行走；我們配備數量適宜的景區檢查工作人員，在景區開放時間不間斷、有規律的對景區進行巡查，做到及時發現并處理旅游者在景區的不文明、破壞環境行為。
2.3 加強宣傳教育工作
通過有效宣傳（電視、報紙、宣傳標語、宣傳畫冊、書本），使旅游者樹立旅游環境保護意識。我們大眾媒體應多從正面進行宣傳報道；我們導游也應樹立良好的環境保護意識，給旅游者營造出良好氛圍，從而減少旅游者不文明、破壞旅游環境行為。
2.4 加強旅游者道德感教育
都說我們國家現在是一個道德感滑坡的時代，那么這樣就更有必要讓我們加強旅游者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素養，從道德層面對其提出要求達到減少旅游者不文明、破壞旅游環境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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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法律如果不能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實現社會正義，就不能稱其為法。而現實卻殘酷的告訴我們，我國的法律體系中確實存在著很多蔑視公民合法權益保護的條款存在。你之所以不能去法院起訴也是因為我國《仲裁法》第十九條規定“仲裁協議獨立存在，合同的變更、解除、終止或者無效，不影響仲裁協議的效力。”學者們歸納為仲裁協議獨立性原則。此處的仲裁協議包括獨立于主合同單獨存在的仲裁協議，也包括存在于主合同之中的仲裁條款。本文中，筆者主要關注的是存在于主合同之中的仲裁條款。關于仲裁條款的獨立性的定義，通說認為是指仲裁條款的效力不受制于合同效力的有無，除非合同無效波及到仲裁條款的效力。而筆者卻對此獨立性提出質疑，認為合同無效時仲裁條款也無效。因此本文中以合同無效為前提，來闡述筆者的觀點。
一、仲裁條款獨立于誰？
仲裁條款獨立于誰呢？是獨立于主合同還是獨立于主合同中的其他條款呢？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基礎問題。筆者認為仲裁條款是獨立于主合同中的其他條款而存在。首先，仲裁條款是合同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雙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產物。合同會因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實而無效，同樣，仲裁條款也應該無效。正如有學者所言，仲裁條款與主合同之間有著密切聯系，影響主合同效力的那些因素往往也要影響到仲裁條款的效力。由于仲裁條款的簽訂與主合同的簽訂是同一過程，很難設想在簽訂主合同時存在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的情況下，仲裁條款的簽訂全是自由意思的表示。所以當主合同意思表示不真實而無效時，仲裁條款也應無效。[1]西蒙法官也認為如果合同自始無效，如合同通過欺詐方式訂立，或者一開始就是違法的，則該無效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應隨著自始無效的欺詐或違法合同的無效而無效。在此情況下，仲裁條款也就無獨立性可言了。[2]也有學者認為[3]此種觀點甚過絕對。因為合同效力與仲裁條款之間的效力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我們并不能排除簽訂仲裁條款時意思表示真實的情況。筆者認為這種看法不無道理，但卻有失偏頗當合同因當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實而無效時，簽訂仲裁條款時意思表示真實是很難證明的，這只不過是理論上的一種假設。當事人無法舉出證據來加以證明其意思表示自由或不自由，因為意志不是物化的東西。另外，根據實踐來看，自然人或商人簽訂合同時，往往對仲裁條款這一項缺乏注意。一方面處于法律知識欠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處于降低交易成本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原因，而往往當事人卻會產生一種僥幸心理和依賴心理。首先是合同履行應該不會出現問題，其次即使出現問題，還依賴于法院的裁判。在現代市場經濟的社會，大量的格式合同的存在，使得當事人意思表示程度越來越低，有些學者甚至高呼“契約的死亡”[4]，而真正令我們頭疼的是大量的格式合同中對解決合同爭議的條款規定的極不規范。如規定“因本合同引起的爭議應提交法院或仲裁解決。”[5]等，這種規定從仲裁法的角度來說是無效的。因此，我們不必費盡心思去努力將當事人拉回仲裁的軌道上來，這將曲解了當事人的本意。最后，當事人完全可以通過其它途徑來解決問題。如果雙方均愿意提交仲裁，何不給他們一個“從頭再來”的機會，重新達成仲裁協議即可，即使達不成，當事人也可以一起到法院共敘前緣。筆者認為只有這樣才更能體現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也更能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為什么仲裁條款會獨立于主合同中的其它條款而存在呢？是因為仲裁條款與主合同的其它條款的差異性決定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麥克米蘭法官的經典語段中得出結論。[6]“我認為，關于合同中仲裁條款的性質和作用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該條款與其它各條款有著完全不同的性質，其它條款規定的都是當事人相互間承擔的義務，而仲裁條款規定的不是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的義務。它是雙方當事人的協議，即如果產生了有關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承擔的義務的爭議，則這些爭議將由他們自己成立的法庭解決。一個實質性的區別是，合同中的當事人之間相互承擔的義務一般不能專門予以強制執行，違反此項義務只能請求損害賠償。仲裁條款則可以由仲裁法規定的機構專門予以強制執行。違反仲裁協議的適當補救方法不是損害賠償，而是要求強制旅行協議。另一個重要區別是，英國法院享有是否執行仲裁條款的裁量權，但對合同的其它條款卻沒有此項權力。”但筆者卻有另一翻思考，即使是程序性事項也會影響到當事人的實體權利。上例中所言，你千里迢迢去英國倫敦申請仲裁，這期間的利益損失應該由誰承擔呢？似乎由你的合作伙伴承擔比較合適。但這又會引發一個另外的問題，如果這種因申請仲裁的損失大于因合同中某一條款爭議所引發的可得利益損失大時，該怎么辦呢？比如，合同爭議金額是5萬元，而申請仲裁可能的花費和損失加起來要達10萬元。這時難道你還孤注一擲？我想不會，似乎是不是仲裁法上該給當事人另一個救濟渠道？即在此情況下，法院可裁定剝奪仲裁的管轄權，而又法院受理該爭議。只有這樣，才能更大程度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另外，根據唯物辯證法的觀點，量變只有達到一定程度時才能發生質變。因此只有某一條款的效力波及到仲裁條款時，仲裁條款就會失去其獨立性。最后，作為現代契約法的三大原則之一的契約自治理論[7]，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則去創設自己的權利義務，當時人的意志不僅是權利義務的淵源，而且是其發生的根據。[8]因此，只要雙方當事人簽訂合同時意思表示真實，仲裁條款就不會因合同中某一其它條款的效力有無而受影響，而只有當合同無效時，仲裁條款才是無效的。
二、類型化探討
我國《仲裁法》第十七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協議無效：（一）、約定的仲裁事項超出法律規定的仲裁范圍的；（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仲裁協議；（三）、一方采取脅迫手段，迫使對方訂立仲裁協議的。”可見，我國仲裁法并沒有就仲裁條款的無效情形作出規定。是不是合同無效必然導致仲裁條款無效還是仲裁條款效力具有獨立性？對此，有學者曾言合同無效并不必然招致仲裁條款的無效。就此問題，筆者作了一翻類型化探討。
（一）、當事人具有簽約的一般能力，而不具有簽訂某一具體合同所要求的特殊行為能力時，如缺少特許狀或超出經營范圍等，此時當事人簽訂的仲裁條款是否有效呢？有學者認為有效，而筆者卻認為無效。舉例而言，你的公司借款500萬元給我的公司，并且我們倆約定因合同產生的所有爭議由仲裁解決。在我國法律規定中，我們倆的這種行為被定性為非法借貸，因為你的公司不是金融機構，沒有借款的資格，原因就是這么簡單。雖然合同當事人的約定的仲裁條款意思表示真實，且具有行為能力，但仍然無效。因為仲裁是將雙方因合同產生的實體權利義務糾紛提交解決的一種方式。既然合同當事人缺乏締結此項合同的行為能力，何來實體權利之言？而且這種締約行為本來就違反了法律的規定，合同無效，仲裁條款當然無效。因此，筆者認為簽訂合同有沒有行為能力直接影響到仲裁條款的效力問題。
（二）、合同內容違法或違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時，仲裁條款的效力問題。有學者認為此時的仲裁條款當然有效，因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而且一致。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探討，因為從法院與仲裁之間性質與特點的比較來看，法院是國家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以國家強制力為保證。仲裁具有民間性，受理的是雙方當事人因合同而引起的權利義務爭議，而此時由于合同違法或違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這種爭議已經擴展到第三方國家和社會公共群體，因此，這時的因合同而引起的爭議宜由法院受理。
（三）、當合同雙方當事人約定“因本合同引起的所有爭議提交仲裁解決”時，仲裁條款是否因合同無效而無效？這種寬泛的約定包括因合同無效而引起的爭議嗎？英國法院1942年審理的海曼訴達爾文思一案，被稱為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的初創案例。另一個特色的地方就是本案中的雙方當事人的約定也是過于寬泛的，英國法院也是作了擴大解釋。該案中，達爾文思是英國一家鋼鐵制造商，它與營業地在紐約的海曼訂立了指定海曼為其獨家銷售人的合同，并規定此合同于1938年執行。該合同中含有措辭廣泛的仲裁條款“由于本合同引起的任何爭議應通過仲裁解決”。由于達爾文思拒絕履行合同，海曼訴至法院，指控達爾文思違約。上訴法院認為，仲裁條款可獨立于合同存在，沒違約的一方是否繼續履行合同的問題應由仲裁員而不是法院決定。在本案中，無論是一方當事人是否違約，還是另一方當事人是否可以繼續履行合同的問題，這些都屬于仲裁條款管轄范圍，因為這些問題都是與合同有關的爭議。[9]究竟這種寬泛的約定包不包括因合同無效而引起的爭議呢？如果當事人約定因合同無效而引起的爭議也由仲裁解決，這條約定的效力是否受合同效力的影響呢？筆者認為，即使雙方當事人這樣約定，如果合同無效，此項約定仍然無效。首先，正如前所述，作為商人，對仲裁條款的約定往往欠缺法律上的注意義務，因此不宜將這種寬泛的約定作擴大解釋。另外，合同無效是法律意義上的評價，是法律對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否定，一旦合同被宣告無效，合同便失去了其法律上的存在基礎，所以仲裁條款也沒有其存在基礎。如果雙方當事人希望通過仲裁解決，完全可以重新達成仲裁協議，這樣更能體現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所以，合同無效，仲裁條款也無效。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合同無效將直接導致仲裁條款的無效。仲裁條款獨立性指的是相對于合同中的其它條款而言的獨立，而且這種獨立具有相對性，當合同中其它條款的效力波及到仲裁條款的效力時，仲裁條款便失去了其獨立性。由于筆者學識疏淺，有論述不當之處，還請指正。
參考文獻：
[1]、參見黃進《國際私法與國際商事仲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轉引自 喬欣博士論文《仲裁權研究》。
[2]、參見趙秀文《論仲裁條款獨立原則》轉引自 喬欣博士論文《仲裁權研究》。
[3]、參見喬欣博士論文《仲裁權研究》。
[4]、參見格蘭特。吉爾莫《契約的死亡》曹士兵 姚建宗 吳巍譯 載梁彗星編《民商法論叢》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5]、筆者曾經接觸過一則案例，一位北京化工大學的女生去中關村買電腦，與銷售商簽訂的銷售合同中約定“因本合同引起的爭議由法院或仲裁解決”，這種約定實際上沒有效力，而現實中這種例子還很多。
[6]、參見施米特夫《國際貿易法文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轉引自 喬欣博士論文《仲裁權研究》。
[7]、參見李永軍《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參見尹田《法國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沒有監考老師的“榮譽考試制度”
美國有少數幾所名牌大學實行“榮譽考試制度”，斯坦福大學是其中之一。這種制度規定，不用老師監考，完全信任學生。考試的時候，老師把考卷發完就離開考場。辦公室遠的老師，搬個凳子坐在考場門外，學生有問題就出來問。辦公室近的老師，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學生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去辦公室找老師。
學生可以帶任何自己的東西到考場，包括作業本、教材、詞典等，沒有任何限制，而且你愛放哪兒就放哪兒，擱在自己的考卷旁邊也行。考試中間，學生想上廁所或者到室外透透風，不需要向任何人請示。做完考卷后，把它放在桌子上就可以離開，到時候老師就會來收考卷。
很多人會想，這不是亂了套嗎？其實，這種做法在誠信較好的社會里，它比有監考老師、有攝像頭監視還可怕，給人的壓力還大，讓你覺得周圍的考生都是“監考官”，任何不軌的行為都會招來鄙視的眼光。
“榮譽考試制度”就是充分信任學生，認為每個學生都是誠實和優秀的。那么，每個學生也要用行動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名譽。我在斯坦福讀博士期間，經歷了很多閉卷考試，沒有遇見作弊的事，也沒有聽說有人作弊被學校通報處罰的新聞。
考試場地和時間由學生自己選擇
2010年，我在斯坦福訪學期間，修讀了數學系的一門《現代代數》，是本科生課程。這門課有一個期中考試，然而根本不占課堂時間。老師提前一個星期就在學校教學網絡上把考題公布出來，學生可以自己任選一個地方，用兩個小時把題目做好上交就行。到了規定的那一天，學生把答好的考卷交給老師就行。
這次訪學期間，我還修讀了計算機系開設的《信息論》。這門課沒有閉卷考試，就是根據三次大作業評定成績。學生交作業那天，教這門課的教授把所有題目的答案打印好，厚厚的一摞放在講臺上。當學生到齊后，他宣布：今天交作業的同學可以拿一份答案回去，而今天不能交作業的同學則下次再拿答案。
課間休息時，學生自行將作業放到講臺上，同時也拿份答案回去對照，學生完全憑自覺，老師根本就不在跟前，你若要對著答案來修改作業內容，沒人管你，但沒人這樣做。
那些當天交不了作業的同學，就下個星期交作業時再拿答案。老師也不擔心那些未完成作業的學生借同學那一份答案回去抄，學生也不會想這個點子。這是一種信任的契約，它是師生心目中最神圣的東西，誰也不會去違背。
博士論文無需外審，自己導師說了算
老一輩的專家學者都比較熟悉著名學者А.И.克魯沙諾夫(1921―1991年)，他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主要研究俄羅斯東部地區，特別是遠東地區的社會歷史。他較早地從客觀發展的角度深入地研究了17―20世紀俄羅斯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歷史，全面細致地考察和研究了遠東地區的文化和民族過程､相鄰國家的歷史以及這些國家與俄羅斯的關系。
一､А.И.克魯沙諾夫生平
1921年6月1日А.И.克魯沙諾夫出生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的一個農民家庭。一戰期間他父親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服役。退役后，他回到家鄉。在1932年，克魯沙諾夫全家遷至濱海邊疆區，這里成為他成長､學習和成為著名學者的地方。
小學畢業后，А.И.克魯沙諾夫曾在漁業聯合體工作過，在1939年開始就讀初中。1940年他以自學考生的身份通過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師范中專全部課程的考試，同年10月加入蘇聯。在衛國戰爭中他在遠東地區的通訊部隊服役，1945年8月，在中國東北參加過消滅關東軍的戰斗。
戰爭結束后，克魯沙諾夫繼續學習，并在濱海邊疆區的米哈伊爾學校先后擔任教師､教學主任和校長。此間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國立教師學院函授部的歷史專業，并考取了伊爾庫次克國立大學函授研究生院，1954年就《1918―1920年濱海邊疆區南部游擊隊運動史》進行了副博士論文答辯。之后，他曾任烏蘇里斯克國立師范學院的科研副校長，在1955―1958年間任濱海邊疆區國民教育廳廳長。同時他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師范學院教授遠東地區國際關系課程。在拓寬自己研究領域的同時，他繼續攻讀博士學位，1964年在列寧格勒國立大學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衛國戰爭史》進行了博士論文答辯。
1954年，奧克拉德尼科夫制定了在蘇聯遠東地區大力開展歷史研究工作的方案，他倡議在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的遠東分支機構的基礎上成立歷史考古部，但是這項工作進展很慢。
1958年11月，А.И.克魯沙諾夫應邀擔任歷史部主任，他在很短的時間里出色地將全體科研人員團結在一起并制定了縝密的科研計劃。從此遠東地區科學院系統的歷史研究發展與А.И.克魯沙諾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在任歷史､考古和民族學部主任期間，А.И.克魯沙諾夫表現出卓越的科研和組織才能。他增加了科研人員，制定了切實可行的科研計劃，著重研究19―20世紀之交蘇聯東部地區發展的規律和特點。20世紀60年代中期，А.И.克魯沙諾夫構思創立遠東地區社會科學院。但是，這個想法不是很容易實現的，于是他多次遠赴莫斯科論證在遠東地區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必要性。
А.И.克魯沙諾夫的想法得到了支持，1967年6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歷史部召開了蘇聯科學院歷史部的第二次巡回會議，會議決定于1968―1970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創建由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組成的歷史､考古和民族學研究所，支持在遠東國立大學恢復東方系并將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遠東地區的國家中心檔案館從鄂木斯克遷至哈巴羅夫斯克。
歷史考古民族研究所于1971年7月1日成立。А.И.克魯沙諾夫被推選為第一任所長，而此前的1970年他已經成為了蘇聯科學院的通訊院士。
А.И.克魯沙諾夫作為出色的科研組織者善于將各個科學研究方向的力量整合起來并集中解決重要的科研難題。在他的組織領導下，整個集體開始著手編寫《遠東史》。在此期間出版了11本有關遠東歷史的著作，還出版了大量的科研著作，確定了科研人員的個人科研方向，規劃了一批科研人員將來博士論文研究和答辯的方向以及其他攻讀副博士科研人員的科研方向。
克魯沙諾夫就遠東地區始終受到俄羅斯本國和東北亞地區鄰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影響問題，進行了四十多年的研究，成為研究俄國遠東史的出色的專家，并在1987年成為蘇聯科學院的院士。
在浩瀚的歷史研究領域中，他第一個明確提出了俄羅斯東部地區發展的階段､特點和規律。他對16―17世紀俄羅斯人從歐洲部分移民到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歷史前提作出了評價，對俄羅斯陸地旅行者和海洋航行者在遠東地區開發中的作用給予了肯定，評價了17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遠東地區疆域形成的因素和俄國在十月革命前和蘇聯時期對遠東經濟開發的情況。
克魯沙諾夫以他構思的原創性､研究的獨特性和他無可辯駁的決斷性，出色地研究了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國內戰爭和十月革命問題。他作為專家以其獨特的視角洞察遠東地區發展的歷史進程。他完成科學著作300余部(篇)。不僅涉及具體的歷史問題，還涉及到全方位的社會問題。
廣泛的科研興趣使克魯沙諾夫致力于歷史學各個領域問題的研究。他擔任歷史科學專業委員會主席15年。他喜歡與人分享知識，向初學者提出寶貴的建議。他積極培養高素質科研人員。他直接指導了18篇博士論文､60余篇副博士論文，并通過答辯。形成了克魯沙諾夫院士學派，這個學派由他的學生們構成，他們至今仍不懈地研究俄羅斯國家東部地區的歷史進程。
編輯工作是克魯沙諾夫的另一項重要工作。他編輯出版了大量的專題著作､科學論文集､科普文獻等等。他積極參與多卷本《蘇聯工人階級史》的創作，是《遠東問題》和《歷史問題》雜志的編委，也是《蘇聯科學院遠東分院學報》的第一任主編。
生活的閱歷和創作的經驗使克魯沙諾夫將科研､教學和科研組織工作完美地結合起來。他先后擔任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遠東分部､遠東科學中心､蘇聯科學院遠東分院主席團第一副主席職務，并在遠東國立大學東方系任教。他領導下的研究所承擔了組織歷史､考古､民族､東方學､俄國史和國外歷史學問題的學術會議､歷史講壇等活動。分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羅夫斯克､布拉戈維申斯克､阿穆爾共青城､南薩哈林斯克､堪察加―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馬加丹､阿納德爾斯克等地召開了18次全蘇學術會議､8次遠東歷史講壇､3次東方學研討會。他積極支持科研人員參加國內外的各種學術會議，加強學術交流。
А.И.克魯沙諾夫對遠東歷史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他依據豐富的史料得出的論點和結論是俄羅斯遠東歷史學的瑰寶。
二､А.И.克魯沙諾夫主要著作和思想
А.И.克魯沙諾夫的著作主要研究了19世紀下半期20世紀初俄羅斯遠東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問題。
克魯沙諾夫的研究工作以在當今俄羅斯倍受爭議的理論為指導。他勇于提出促進科研工作的尖銳問題，并在科研中尋求解決的方法。他最早提出資本主義時期俄羅斯東部地區發展的歷史條件問題､遠東地區在俄羅斯國家的地位問題､在開發遠東過程中農民的作用問題､有關全俄羅斯總體發展趨勢和遠東地區的區域獨特性之間關系的問題､關于遠東地區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的問題､在遠東的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以及遠東地區管理系統中存在的農奴制殘余問題。
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俄羅斯遠東地區人口發展問題在他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把遠東地區移民史緊密地與當時農民遷徙的全俄羅斯人口進程聯系在一起研究。從這個角度出發，他闡述了最重要的移民流的情況，明確指出它們在地區內部的分布情況，勾畫出了20世紀初遠東地區土著居民數量動態的特點和它的民族組成情況。他是第一個闡明俄羅斯遠東地區行政機構形成進程的人。他在1960年出版的巨著中指出:“在歷史文獻中千萬不可忘記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遠東地區行政機構建立和管理問題”[1]。在這部著作中，他把行政機構建立和管理的進程放在區域內部社會經濟發展､外部政治環境發生變化的大環境下進行研究。
他深入研究復雜的經濟進程，他分析了遠東地區工業生產的結構､工業主導產業狀況，提出在遠東工業中國家資本發揮了主導作用，強調了外國資本的意義，重點指出鐵路建設在遠東經濟中的決定作用等等。他嚴肅地論證了生產集中的進程，同時他也是最早重視遠東地區大型企業特點的學者，他指出，這是萬能型工商聯合體，其業務是綜合性的。
從事遠東地區經濟史研究時，他非常重視蘇聯時期的貿易和貿易關系問題，并認真研究了這方面的資料。應該承認，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大部分著作都是研究19世紀后25年至20世紀初期遠東地區貿易和海上貿易的發展的。
在他的著作中，19世紀末20世紀初遠東地區土地關系問題是又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他最早對遠東地區農村中的土地關系作了評述，考究了農民份地具體分布情況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土地所有制的結構，區分了在當地農業經濟發展中的共性和特性，指出了在土地關系中存在的封建殘余，揭示了個體農場和“美國道路”的發展趨勢。他還非常重視農業生產的結構分析，指出了主要作物播種區的分布情況､1914―1916年間糧食收獲的狀況､農業經濟商品率增長情況､畜牧業發展的特點;指出了人口遷徙､增加國家采購､鼓勵擴大耕種面積和農產品生產等因素對農業發展產生影響[2]。
在他的主要著作､文章和報告中都廣泛地涉及到遠東地區革命前的社會問題。他是最早用詳實的客觀資料說明遠東地區資本主義形成的學者之一，他列舉大型企業經營狀況的數據，考究了企業名人的情況。在他的著作中非常關注遠東地區農民和哥薩克的歷史，揭示其形成和分布的狀況，調查他們社會結構､法律地位和物質狀況的變化等等。
克魯沙諾夫論證了農民分化為富農､貧農和中農的社會過程，確定了農民中每個階層所占的比例，揭示了遠東農業中雇傭工人數量的增長情況，指出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增長的結果。在他的領導下1991年出版了集體著作《19―20世紀蘇聯遠東農民階級》。
在克魯沙諾夫有關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遠東歷史的著作中，遠東和外貝加爾地區工人階級的數量､成分和分布問題占有重要的地位。原則上，這個問題在遠東的歷史學中不是新問題，其他學者也研究過并有各種不同的結論和看法。在分析了資料的來源后，克魯沙諾夫非常明確地指出，遠東地區革命前工廠和社會統計不夠全面，遠東經濟史(其中包括遠東地區工人階級歷史)，研究得不夠充分。對十月革命前遠東地區工人階級數量進行了估算以及確定行業分布和區域分布后，他在很大程度上擴展了資料來源，他獲得的數據在史學界長期得到承認。在認真研究了大量檔案資料和統計數字后，他認為在1913―1914年遠東和外貝加爾地區的工人階級的數量為12.5萬～13萬固定的工人和12萬季節工人，總共為24.5萬～25萬人[3]。他還是第一個研究遠東工人階級形成問題的學者。他指出，沒有深入地研究工人階級的成分和數量的行業分布，就不可能得出明確而有根據的關于遠東工人階級形成的結論。他對遠東地區工人階級史的一些問題作出了有理有據的解答，如遠東工人階級的社會和行業成分､工人階級的法律地位､工人階級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工人階級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的水平､工資水平動態和結構以及工作日的時間､無產階級為提高生活水平進行的斗爭､無產階級自覺意識和知識水平以及組織水平的提高等問題。
克魯沙諾夫研究了遠東共和國的歷史，在與И.Б穆哈喬維合作的《列寧主義戰略和遠東蘇維埃政權斗爭的策略》[4]中他將有關遠東共和國政治建設的階級實質分為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在遠東共和國存在過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另一種觀點認為，在遠東共和國存在的是無產階級的基礎，其獨立性只是形式上的。
他領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兩卷本《遠東史》(從遠古時期至1917年)､《濱海邊疆區歷史文化遺跡集》､《伊捷爾緬人的歷史和文化》､《楚科奇人的歷史和文化》､《17―20世紀中國東北史》､《北海道:發展概述(17世紀至1917年)》､《17―20世紀蘇聯遠東農民史綱》等。
遠東地區社會關系和社會政治發展始終是貫穿他著作的一條主線。在他早期的科學研究中，總是盡可能地將遠東歷史問題的論點建立在確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之上。他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研究的文獻基礎，將許多史料引進研究領域，如新的考古資料和區域罷工運動史料､具體的革命事件和偶然事件的史料､運動的個別參與者和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及鼓動者的史料等。
他對競選國家杜馬成員的首批競選公司的特點進行分析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結論。他是最早關注遠東地區存在社會民主聯合組織的學者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里關注黨的建設和各黨派之間關系問題。他對遠東城市進行了研究。他與維施涅夫斯基合作出版了紀念布拉戈維申斯克一百周年的文集和紀念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百周年的文集。此外，他領導出版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其他城市歷史的集體著作。
三､А.И.克魯沙諾夫講壇
鑒于А.И.克魯沙諾夫卓越的學術成就，1998年5月13―14日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舉辦首屆А.И.克魯沙諾夫講壇。2001年的第二屆講壇決定每隔兩年舉辦一次А.И.克魯沙諾夫講壇。至2006年已經舉辦了五屆講壇。講壇主題主要是“俄羅斯遠東:歷史經驗和區域發展”､“在俄羅斯和東北亞文明中的俄羅斯的亞洲地區”等。俄羅斯､中國､日本､韓國､美國等國的青年學者參加了講壇的學術會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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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為金融系統的重要評價指標，“財務壞賬率”雖在金融系統改革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存在許多風險隱患。考慮
>> 商業銀行助力供給側改革的對策研究 供給側改革下商業銀行轉型策略淺析 商業銀行支持供給側改革問題研究 商業銀行供給側改革淺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商業銀行小微金融創新研究 供給側改革下商業銀行經營轉型策略研究 供給側改革下商業銀行金融創新問題研究 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商業銀行轉型發展的思考 供給側改革背景下的商業銀行養老金融服務淺析 供給側改革下對農村商業銀行網點轉型的思考 供給側改革下的商業銀行發展與作為 基于供給側改革的商業銀行投貸聯動機制研究 商業銀行進行供給側改革的難點及對策研究 供給側改革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防控探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分析 商業銀行資產業務在供給側改革下產業轉型升級中的發展方向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的商業銀行養老金融業務創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商業銀行轉型路徑 供給側改革背景下中小商業銀行轉型升級 供給側改革下國有商業銀行基層黨建思考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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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8日，由中國臺灣高雄中山大學“直銷學術研發中心”發起的“校園直銷學術論壇”第一站在廣州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市場學系D104教室拉開帷幕。
據悉，“校園直銷學術論壇”是臺灣中山大學直銷學術研發中心參考世界直銷聯盟與直銷教育基金會關于“校園直銷主題日"(Direct Selling Dayon Campus)的觀念和作法，特別策劃的一項活動，打算通過在內地重點大學輪流舉辦講座或座談會，以傳授正確的直銷知識，消除誤解，進而激發內地高校師生研究直銷的興趣，以提升整體直銷學術研究水準。
“我來這里給大家講直銷，是增加大家對直銷的了解，減少誤上賊船的機會，不是鼓勵大家去做直銷。”臺灣中山大學直銷學術研發中心陳得發教授一上臺就開宗明義地表達了論壇的初衷。并從營銷通路角度直接闡述了直銷的定義、歷史和發展，直銷的營運模式及其精神，以及相關的研究理論。期間，學生們非常踴躍地向陳教授請教相關問題。
論壇上，廣州中山大學市場學系黃英姿教授也做了有關《中國直銷業的SWOT分析》的報告，讓直銷理論知識有了很好的、現實的本土歸屬。
3月29日晚，在管理學院，陳教授重點介紹了直銷學術研究與直銷業發展。筆者也從自己的研究經歷，激發學生們從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心理學等多領域多視角去研習。太陽神集團直銷研究中心余學峰副主任也從企業角度出發，談到直銷企業目前存在的問題及其根源。來自管理學院的教師和研究生們提出不少有關直銷行業發展的問題。
感悟
準確界定“只權主義”的核心內涵是極為困難的，原因主要有四：其如前所述，“職權主義”這一概念并非自誕生后便一成不變，而是經歷了數世紀的演進。期間，制度的變遷和學說的創設不斷賦予其新的內容。故從某種意義上講，“職權主義”概念的變遷史，亦是歐陸刑事訴訟制度及學說的變遷史。因此，欲對職權主義內涵進行準確界定,則必須進行制度史及學說史的梳理，并抽象出若干要素以實現概念界定的周延和邏輯;其二，對“職權主義”的界定還存在極為明顯的立場偏差。公允而論，除極少數具有大陸法背景的學者瑒外，英美法學界極少關注大陸法系刑事訴訟的發展，且大部分學者對“職權主義”持批判態度，認為該制度缺乏對個人自由的足夠保護。二戰后，美國在世界范圍內的霸權地位更將當事人主義強勢文化發揮到極致，并傳播至各個角落。國際學界對刑事訴訟的評價體系也帶有極為明顯的‘‘英美法中心主義”。而這種“霧里看花”的錯位視角勢必難以客觀公正。準確界定“職權主義”必須回到歐陸法的立場，溯及制度本源,還原制度本身的話語體系;其三，二戰后，歐陸各主要發達國家的職權主義吸收了全新的內容，不僅受到當事人主義的深刻影響，更受到人權公約、訴訟爆炸、區際合作等要素的沖擊,故對職權主義的傳統界定已很難準確反映其時下的真實內涵;其四，職權主義的概念極易泛化，可能將_些現代刑事訴訟的共同特征或者發展趨勢納入其中，而背離了概念界定的排他性。可見，職權主義核心內涵的厘清必須結合語義分析、歷史背景、制度功能等綜合考量，兼及歐陸立場與概念的排他性，以作出最為精確的描述。埃斯曼秉承弗斯坦埃利的論述思路，但從訴訟法史的角度作了修正和拓展，邏輯更為清晰明了，史料運用也更為詳盡扎實。埃斯曼認為‘刑事訴訟是特定雙方的爭訟,沒必要專門創設某種特別的程序形式”。瑩因此，他并不主張將‘‘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上升到訴訟模式的對立，而僅是‘‘某些程序特征的總括”。例如在介紹封建時期“當事人主義”刑事訴訟程序時，埃斯曼便指出“程序是公開、言辭、形式化的’，“通常情況下庭審完全公開”“當事人僅能由人代表出庭”。?但埃斯曼進一步說明，這并不是當事人主義自誕生后便固有的特征，而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埃斯曼認為，現代刑事訴訟幾乎均是“混合的”(laproceduremixte),所不同的是“職權主義”的成分多一些，或者‘‘當事人主義”成分多一些。如《重罪法典》便是‘‘妥協和交易的產物”瑡“一方面系1670年《刑事法令》的傳統(職權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制憲會議所宣稱的原則以及過渡時期法律(當事人主義)”。?受埃斯曼理論的影響，1901年出版的《法國學說匯纂》對“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進行了界定:所謂“當事人主義”，指“由受害人向犯罪行為指控者提起控告’，“法官在被指控者同階層的人群中選拔,并被接受為至高無上的裁判者’，‘控告者直接傳喚被指控者在法官處接受裁判’，“庭審公開、言辭、對抗”未有‘‘書面的程序”‘職權主義”訴訟則為‘‘設立常設的法官負責書面、秘密的偵查”。
在既有訴訟的基本構架上，中國也與職權主義國家類似：審前程序中，偵檢機關發揮主導作用，當事人的權利大抵受限;審判程序中，庭審法官完全主導，對于證據調查的證據種類、范圍、順序以及方法均由法官予以決定。程序設置并不如當事人主義的“庭審中心”而呈現“審前準備”與‘‘法庭審理”并重的雙中心構造。程序的進程也不由當事人推進。庭審中所出示的證據系法庭證據，旨在查清犯罪事實，而非所謂的控方證據或辯方證據。
從根本而論，中國時下的刑事司法改革很難完全顛覆原有的訴訟構架，_個比較法的典型范例便是1988年意大利的刑事訴訟改革。眾所周知，在此次改革中，意大利廢除了預審法官，從職權主義走向當事人主義，但效果并不理想，_方面，長期受大陸法教育及培訓的實務人員(不僅包括檢察官、法官，也包括律師)根本無法適應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構架，程序運行的司法實踐極其混亂，公眾對眾多焦點案件的審判效果持懷疑態度;另_方面，當事人主義對形式正義的張揚在某種程度上并不利于打擊犯罪，尤其是意大利一直以來較為猖獗的有組織犯罪。故改革僅3年，意大利便通過1992年8月7日的法律削弱庭審的言辭性，并允許法官在一定條件下閱讀偵查案卷。此后，意大利又創設了‘‘預審檢察官”，重新回到職權主義的基本軌道。*中國一些刑訴法學者對意大利1988年的刑事訴訟改革多有贊譽之辭，其主要原因便是閱讀了英美法背景的意大利學者所作之論述，而未全面了解本土的理論探討尤其是實務運行的基本狀況。如馬可法布里所言，‘(意大利)改革的目標尚未達到。效率和訴訟的實效性看來還不如從前。法典的設計者和實施者都不可能割斷他們與傳統的聯系，而這種聯系是植根于意大利的法律形式主義……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的實施作為一個好的范例，可以說明規則本身不足以改變習慣、行為以及隨之而來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