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8 14: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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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情況不像埃及那樣嚴重，但在高等教育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脫節方面，非常類似。自1990年代末以來，中國城市高等教育大擴張，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都能容易地進入高等教育系統，但同時因為教育的產業化.國家又沒有比較好的針對農村人口的教育政策，很多農村學生沒有財力進入高教系統。這樣就產生了很多負面且具有政治影響力的結果。
首先是文憑“含金量”減少。因為高教的大擴張，得到高等教育文憑的人越來越多，但文憑的附加值則越來越小，甚至是負面的。現在，高中生的工作被大學生搶走，太學生的工作被碩士生搶走，而碩士生的工作被博士生搶走。在中國還得加上博士生的工作被博士后搶走。這樣的情況可以概括為“高文憑，低就業”。其實，這種情況還好。更為重要的是，大學生不能找到有用的工作。一方面是企業找不到有用的人才，而自詡為國家培養人才的高等教育系統，其畢業生則找不到工作，導致大量大學生失業或者大面積的就業不足。
再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中，來自農村的人口越來越少。這不僅僅是因為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公，農村學生不能接受和城市學生同等的教育;更是因為價格越來越高的高等教育，把那些學業優秀的農村學生排擠在體制之外。這不僅在加深著中國社會的不公平性，也經常使得這個被排擠的社會群體越來越具有政治性。
那么，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現象？這里的原因很復雜，但有幾個因素非常顯然。
首先是高等教育決策者對人力資源投資的片面理解或者錯誤理解。在高等教育方面，很多的教育投入并不是從經濟、社會、技術的發展來考量的，而是從政治穩定的角度。高教的擴張從哪里來？一是產業化，就是從社會獲取大量的財力。在很多地方，大學已經成為大學就職者“尋租”的工具，也就是盈利的工具。二是最便宜的投資，就是開辦那些投入少而產出大的學科，尤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培養出大量的只有“說話”，能力而沒有“動手”能力的學生，導致了上面所說的“學無所用”的局面。
其次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協調出了大問題。高教改革由教育部負責，但沒有和其他部門緊密協調。高教系統實際上變成為一個沒有和社會經濟發展部門相關的獨立的實體。在成功的國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須和這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人才并非抽象，而必須為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但在中國，教育系統更多是屬于政治范疇，屬于思想控制系統。
在另一端。也是因為高教和社會經濟發展脫節，高教教員生產出大量但處于知識鏈條底端的知識（論文），正如農民工大規模生產著低附加值的工業產品，教授、學者數量急劇增加，他們的產量也在增加。但是，高教系統所重視的只是一個數量，而非質量。搞“科研”就像搞群眾運動，科研資源極其分散，不能有效集中，也不能有效吸引人才。在這個過程中，表面上的人才培養演變成為實際層面的人才的“低質量化”。
在考慮中國的教育往何處走的時候，人們不得不總結以往的經驗和國際經驗。教育改革必須培養有用的人才，而非空洞的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的高教改革如果再繼續在原來的道路上滑行，前面可能是死胡同。教育改革可能要“復辟”，要回歸到改革以前的體制，即重視技術教育。很多三本甚至二本的大學（編按：收錄高中考試成績排后的第二批本科及第_一批本科的院校）應當重新回歸成為學院和技術學校。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大批技術和技能學校，學無所用的現象還會繼續下去。高教系統所培養的學無所用的人才越多，產業升級就越困難，政府治理能力就越差，社會政治不穩定的風險就越高。
作者 鄭永年
統計學與其他課程教學相比更強調“用什么”“怎么用”，統計學教學更為重要的是要突出教師如何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去解決實踐問題，把統計知識運用到廣泛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去。對于經管類專業統計學的教學，統計完全是作為方法論的身份出現，更應該強調如何運用其方法來解決專業實際問題。
一、經管類專業統計學實踐教學的目標及重要性
統計學實踐教學是指學生在學習期間不間斷地進行的一個完整的教學過程，體現在案例教學、課程實驗、模擬實驗、社會調查、校外實習、畢業論文等環節中。通過實踐活動讓學生學會信息搜集、整理及加工分析統計數本文由收集整理據，培養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的統計思維，提高分析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綜合能力。因此，對于經管類專業的學生來說，統計學教學應該更多地考慮如何與經濟、管理類知識緊密結合，重視統計方法在經濟與管理領域的實踐與應用。
二、經管類專業統計學實踐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多年來，從學生的課程論文、分析一些統計問題以及畢業論文的撰寫過程中發現，統計學實踐教學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部分教師教學時重理論輕實踐
部分教師傳統教育和封閉型的教育理念比較重，在教學中忽略實踐教學環節，重視統計分析方法的介紹，輕視統計分析方法的應用。一般體現在以下現象中：學生在實踐時經常把統計指標弄混淆。學生在課程學習的時候清楚知道各個統計指標的含義及用途，但是在實驗或實踐時，系統性較差，胡亂運用統計指標。比如，一條手工生產線5個工人的產量和一條半自動生產線5個工人的產量（水平差異很大），要比較這兩條生產線上平均工人日產量的代表性。考慮到代表性的大小，那么就選擇變異指標（極差、平均差、方差和變異系數），有些同學往往隨機選取一種指標進行比較，但他們往往忽略了只能運用變異系數進行分析判斷。
（二）實踐教學手段單一
部分教師在教學時，幻燈片運用的頻率較高，但是網絡的教學手段很少運用。這導致學生的電算化能力有限、分析方法和表達形式單一。在學生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從始至終都是文字表達，其實有時候圖或表更能說明問題；也有的學生進行圖或表的繪制后，不做任何的文字說明。讀者要一一對比圖或表中數據，這樣讀者就會受限。
（三）部分教師在教學中對實踐教學的理解狹隘及片面化
很多經管類專業的統計學實踐教學往往在實驗室里面進行，主要是給定的案例進行按部就班式的分析操作，這樣會導致學生沒有興趣，從而事倍功半，同時也是曲解了“實踐”內容的含義。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學生做畢業論文或分析社會經濟問題時，統計分析方法亂用或運用不完整，導致錯誤的結論。
比如，分析某一地區旅游收入受哪些主要因素影響時，首先把能考慮到的因素旅游人數、城鎮居民人均旅游費用、農村居民人均旅游費用、公路里程以及鐵路里程等羅列出來后；其次設定并估計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第三，識別多重共線性模型；第四，修正多重共線性模型并進行結果分析。但是有的同學單單運用相關系數來分析判斷各因素與該地區旅游收入的關系。我個人認為這部分內容應該當作理論內容在課堂上演示操作，而不是當作全部實踐內容完成。如果這樣做，學生無法體會“將統計分析方法運用于實際生活或工作中”的統計學精髓。
（四）集中的實踐教學時間有限，效果不明顯
很多高校統計學的總學時60個，實踐教學課時10個，甚至有的為了方便考核，還把10個學時全部放在實驗室一次性進行。這樣沒法形成系統性的實踐，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三、經管類專業統計學實踐教學過程完整化體系的選擇
基于以上問題，所以文章研究的最大目的就是讓學生將統計理論與實際社會經濟現象和生活結合在一起，即在各個環節增加實踐部分或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多元化的實踐教學體系讓學生掌握統計分析方法的同時，運用現代統計分析軟件系統分析社會經濟現象，并能進行適當的總結歸納，甚至撰寫系統性的研究報告。該部分主要從教材選擇、教學過程和考核三方面加以論述。
（一）教材選擇
作為本科生或專科生的教學，教材的選擇尤為重要，主要考慮以下兩個方面。
1.案例
授課教師選擇教材時，要看其案例是否結合社會經濟現象尤其是經濟熱點或與學生生活密切相關。
舉一個簡單的實例，中位數的概念是指將統計總體當中的各個變量值按大小順序排列起來，形成一個數列，處于變量數列中間位置的變量值就稱為中位數。學生看著這一串文字就理不清頭緒了，如果附上與學生生活密切相關的案例。如，隨機抽取9個學生，那么這9個學生的身高的中位數是多少呢？授課老師可以故意不將9個同學按照身高順序排列后得出一個中位數值，接下來授課老師又將9個同學按照身高順序進行排列后得出另一個中位數值，最后讓學生自己來判斷哪個數值對。至于統計總體為偶數時要判斷中位數大小，授課老師可以再抽取1位同學加入9位同學的行列，問題迎刃而解。這樣一來可以讓學生更容易理解其含義，二來加深學生對授課內容和難點內容的印象。
2.實用性更強
傳統教材重理論輕實踐，在選擇教材時最好是各部分內容對應相關軟件的操作方法。這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可以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
現今很多本科生適用的教材，只有各種統計指標的介紹和案例，沒有介紹使用各種軟件如何計算和操作。現今是科技時代，計算器或筆算已經不能跟上時代的步驟和效率，再說也不能綜合解釋問題的關聯或依存。很多適用技校生的教材，只重視操作而忽視理論，學生知道軟件如何操作，但是不知道指標的含義和用途，甚至不知道為什么要這樣做。那么，學生進入社會后，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是單一的服從。所以，對于經管類專業統計學課程的教材應該選擇既重視理論又重視實踐的教材。
3.教材中數據要緊跟時代以及結合地域特色
選擇教材時要注意教材中的數據不陳舊，而且數據應該具有當地地域性，這樣學生在學習理論知識的同時，可以積累其社會知識。比如，數據盡可能從當地統計年鑒中獲得。當然，這就對教材有更高的要求，有實力的學校盡可能讓自己的老師編寫教材供學生使用。
（二）教學全過程
1.理論教學中強化實踐內容
在理論教學時，從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方法及手段上強化實踐內容，讓學生真正理解并做到學并運用于實踐。
（1）教學內容
教師教學過程尤其是理論推導的同時結合案例，案例要富有區域特色或與學生密切相關。即要注重理論的實際運用。案例可以來源于周邊的典型經濟案例，也可以來源于教師課題和教師或學生已經完成的論文。這種通過學生自我分析與老師講解相結合的方法，使學生被動學習轉為主動，利于培養學生自我學習、判斷、分析和總結的能力。
（2）教學方式及手段
1）課堂體驗方式。即在課堂進行現場實驗演示教學。這種方式， 使同學身臨其境， 既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又讓他們直接感受到了抽樣調查和估計的整個過程， 從而很快就能理解和掌握這種信息搜集和處理方法。
2）直接參與方式。即讓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去親身完成某項工作。比如，設計統計調查方案的內容時，可以讓學生自己確定一個調查目的而展開方案的撰寫，而后還可以利用業余時間去實地進行調查，讓學生從實際操作中發現方案的不足之處，進而加以修改和完善。
3）運用多媒體教學手段。運用多媒體教學可以使教學更方便，而且運用多媒體教學不僅可以使學生獲得更多的知識，而且更形象直觀，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可以當場演示軟件的操作步驟和過程。
統計調查中，很多要依靠小組作業才能完成，所以小組作業法（討論法）與其他教學方法結合運用的效果會更佳。
2、社會實踐教學
在進行實踐教學時，要遵循社會實踐教學與實驗室教學相結合的原則。
（1）選題
在進行社會實踐教學時，必須先確定一個明確地目的，那么在選擇實踐目的時可以遵循的原則是與專業相符或與學生生活密切相關和學生自我確定。這樣可以使學生學有所用，而且激發他們的動手能力。
（2）系統性操作
經管類專業統計學實踐教學要講究系統性，讓學生了解在面對以后的學習和工作時，應該如何著手。那么統計學實踐教學的系統性主要包括調查方案設計、資料搜集、資料的加工整理和運用軟件分析資料這幾個方面。也就是說，學生在統計學實踐時，這幾個方面必須一一涉足。在設計調查方案時，特別注意調查項目，考慮問題的連貫性及必要性；在資料的加工整理往往是最容易忽略的環節，很多人認為這個環節就是機械式的錄入。所以，很多在這環節只挑選自己認為重要的加以錄入，而其他的問題就忽略了，這樣往往片面。
（3）撰寫研究報告
這部分內容主要培養學生的系統性、總結歸納能力和統計分析的能力（描述統計能力和抽樣推斷統計能力）。授課老師可以規定研究報告的提綱，一般而言研究報告包括三部分內容：一是調查總體的情況說明；二是樣本的描述和分析；三是結論的說明。如果學生對該問題有自己的想法還可以增加一部分內容即，問題的解決方案。
（三）考核
這部分主要從考核形式及考核標準兩方面加強提升實踐教學內容的重要性，從而使學生自主的重視實踐教學。
1.考核形式
傳統與現代考核形式相結合。傳統考核形式大多以閉卷、開卷的書面形式和課程論文的形式出現，而現代考核形式大多以網絡和上機考試的形式出現。所以，針對統計學課程的特點，可以將傳統考核形式與現代考核形式有機結合。
【論文摘要】：人文主義地理學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末，是時歐美正涌動著人文主義思潮，它帶動了對邏輯實證主義知識體系進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論的出現，人文主義地理學就是其一。文章主要探討了人文地理學的含義與發展歷程，并對當代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1．人文地理學的含義[1]
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地表人文現象的分布、變化和發展的一門學科。人地關系是該學科的理論基礎和核心內容。它與自然地理學被并列為地理學的兩大支柱。人文地理學包括的分支學科有經濟、城市、人口、部落、旅游、社會、文化、政治、軍事、民族、行為、感應地理學等等。
2．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歷程
人文地理學發端于19世紀的德國地理學家李特爾和拉采爾，當時稱為人類地理學。由于他們過分強調"地對人的控制"，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環境決定論的泥坑。20世紀20年代，法國地理學家韋達 白蘭士及其學生白呂納提出"人地相關論"稱其學說為人文地理學。他們的觀點成為人文地理中"或然論"的理論基礎。本世紀20年代始，地理學注意的重點逐步轉向社會科學，離開了單純的地球科學，探討地理學新起點的各種學說競相爭鳴。各種學說的共同點都與環境決定論相對立，都拋棄了以往那種"自然為因，人生為果"的命題，從人本主義出發，探討人地關系。
3．當代人文地理學研究
3.1 研究的主要內容[2]
人文現象的分布、擴散和變化雖然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但是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尤其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文地理學可以說是地理學中的一門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人文地理學經過長期發展已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學科體系。"空間"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兩個核心論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人文地理學在理論、方法以及研究內容等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基本理論主要涉及空間、全球化、城市化、人口、遷移、文化、景觀、發展和地緣政治等，其內容主要包括：（1）社會經濟發展的全球化特征與地區差異之間的關系；（2）人類與其周圍生活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3）不同空間尺度，包括世界、國家、地區和城市的政治、經濟演化特征與趨勢；（4）與民族、種族、性別、年齡、階級等因素相連的社會特征及其對空間發展的影響。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盡管當代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仍存在一些問題和薄弱環節，但在現代社會發展中，人類的作用和科學技術的作用日趨明顯，使得地理學人文化的趨勢加強。人文地理學地位的提高，將可能使地理學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3.2 研究的主要方法[3]
幾個世紀以來，哲學家們已經提出了以下的研究方法：（1）意識形態觀念學。尋求知識的社會或政治的支持理由或目的。（2）認識論。知識是如何獲得的？有關我們如何認識世界的假設（我們認識了些什么？我們是如何認識的？）（3）本體論。支持理論或觀念體系的一系列特定的假設（什么可以被認識）。（4）方法論。一套可以應用于進行調查研究某種現象的計劃和程序。人文地理學是研究社會、空間、地方和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論。
4.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趨勢：
4.1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表現為以人地協調發展為目標，以區域為主要研究對象，實現資源、人口、環境、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這克服了以往拼盤式或形式綜合的缺點，體現了當今地理學走向統一的趨勢。
4.2 加強了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
加強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并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如商業地理學、旅游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行為地理學。其中旅游地理學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迄今為止，已在旅游資源分類與評價、旅游客源市場與游客行為、游客空間結構、旅游開發與規劃、旅游地形象設計與營銷、生態旅游與持續發展、旅游影響等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少數研究成果同國際水平相比已無明顯差異，如旅游地綜合個案研究、旅游資源分類和評價、旅游環境容量、國內旅游者行為規律、主題公園的研究等。
4.3 密切關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4]
如對農村工業化的研究。中國鄉鎮企業高速增長以及對農業發展的帶動，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種獨特現象。相關研究包括鄉鎮企業影響因素及環境，農村工業化差異，產業聯系與農村工業發展，外向型農村工業的省際差異分析等。其它新興領域還包括企業發展的地理學研究，農村鄉、村級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的研究、城市感應空間的研究等。
4.4 理論研究逐漸加強
中國地理學的理論建樹不多，人文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相比，理論研究又較為薄弱。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價值判斷、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具有滋生新理論的土壤，但我們的理論建設卻滯后了，這與重實踐輕理論的大氣候有關，也與人文地理學一開始就表現出與國土規劃相結合的特點有關。可喜的是，相當一部分學者在地理學的理論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4.5 服務于決策和管理的應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學發展的支柱
地理學中人文地理學屬應用性較強的學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學的決策支持系統在我國主要集中在農業發展、工業資源的開發、重大項目的選址等領域，隨著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思想的興起，區域可持續發展調控與決策，區域產業結構和布局，區域經濟戰略和區域政策，城市和農村發展等成為人文地理學應研究的熱點。
4.6 研究技術的多樣化
地理學包括人文地理學都經歷了從個別地理知識的記載到地理現象歸納解釋，從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過程，從最初的多元統計與線性規劃的應用，到后來系統科學、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關系，社會發展因子相關分析等方面的應用，到今天GIS技術在城市規劃、區域發展、資源開發方面的大量應用，人文地理學研究技術手段的豐富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認為當代人文地理學也正在從經驗科學走向實驗科學，從宏觀進人微觀。
5. 結束語
中國現代的人文地理學理論與方法論是在后通過傳教士、外國學者和歸國留學生傳入中國的。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受前蘇聯自然科學體系的影響，人文地理學逐漸被經濟地理學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復興中國人文地理學。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間最廣闊的大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社會經濟也日新月異。與此同時，原有的社會制度、歷史遺存文化、社會結構形態等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國家的發展。中國需要發展人文地理學，而且中國也具備了人文地理學發展的肥沃土壤。
參考文獻
[1] 王興中，劉永剛．人文地理學研究方法論的進展與"文化轉向"以來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
[2] 林珍銘．二十一世紀人文地理學的教學優化和創新[J]．內江科技，2006，(8)．
遼寧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遼寧大連 116029
[摘要]完善外資非正常撤離的法律規制體系，需要對于法律尚未規定的立法空白予以填補，或者對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已經出現了脫節或者相悖的法律規范予以及時調整。通過《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作為研究載體，對于其中近幾年的法學論文進行了必要的篩選和分析。通過對于相關論文的梳理，以期從中得到對于外資非正常撤離法律體系構建的借鑒和啟示。
[
關鍵詞 ]外資；非正常撤離；文獻分析
外資非正常撤離的行為會產生社會關系的變化。法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也會對外資非正常撤離產生的社會關系進行規制。但是，由于社會關系之間的牽連性和社會關系的復雜性，會逐步擴展到社會其他層面和領域。這就導致了需要我國法律對外資非正常撤離相關問題進行系統化規制。
一、采用文獻分析法探討外資非正常撤離的背景
完善外資非正常撤離的法律規制體系，對于保護損害主體的合法權益，維護我國社會經濟秩序有著重要作用。[1]完善外資非正常撤離的法律規制體系，需要對于法律尚未規定的立法空白予以填補，或者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已經出現了脫節或者相悖的法律規范予以及時調整，這就主要依靠立法者的科學立法以及立法技術的完善。
立法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尤其涉及到以體系化的方式多角度研究某一社會關系的法律規制。單以國際法的視角并不能完全涵蓋所涉及立法技術問題。因此，筆者希以對于相關論文的查閱和分析，借他山之玉，尋求啟示。我們選取了《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作為研究載體，對于其中近幾年的法學論文進行了必要的篩選和分析。通過對于相關論文的梳理，以期從中得到對于外資非正常撤離法律體系構建的借鑒和啟示。
二、對相關文獻中立法問題觀點的整理
（一）立法技術與法的價值
對于相關法律原則和規則的設定，應當充分體現出法的價值。張輝通過對于相關領域立法與法的價值之間的關系進行論證，認為價值判斷是相關立法的理論基礎。[2]
（二）立法技術與法的社會基礎
法的產生以及規范的制定均需要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并不能完全憑借立法機關的主觀臆斷而產生。魏漢濤指出現實反映立法者的意志也受到一定社會條件的制約。[3]陶呈成、華國慶指出我國在制定相關涉及區域的相關立法要看到我國各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并依此確定不同的法律調整措施。[4]鄒世允、尚洪劍也指出地方的經濟發展情況是立法的現實基礎，因此，在立法時要進行充分的社會調查和評估。[5]王瑞恒、肖晶提出對于相關地方性法規出現突破現有法律規范的問題，在遵循下位法服從上位法的原則下，不斷完善地方性法規的同時，通過制定全國統一的規范予以規制。[6]除了考慮立法的客觀基礎，還應當充分考慮立法的主觀基礎。李店標認為，我們必須關注公民參與立法的效度，設計科學合理的標準進行檢驗，以確保公民參與立法制度的良性運轉。[7]
（三）立法技術與法律規范的表達
法律應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以保障規范的能夠針對一般情況反復適用，但條文的抽象程度過高可能會導致相關權力（權利）濫用的情況發生。鄭寧指出，立法主體應該盡量回避對于模糊語言或者空泛的授權，降低相關權力行使隨意性過強的情況發生。[8]而叢日禹認為大量高度概括、簡潔的文字表達使得相關條文、制度能夠保持穩固。[9]
（四）立法技術與法的發展方向
我們還應當考慮具體部門法的相關立法趨勢，保持一定的先進性和前瞻性。如，李春斌認為國家介入民法領域時應當保持謙抑。[10]陳軍提出，僅依靠行政權力手段已經不能滿足相關主體的需求，這使得行政活動的方式由強制、命令與服從向非強制、溝通以及合作的方式轉變。[11]此外，在制定相關法律，還應當關注國際對于此類立法的相關趨勢。王祖書指出，國際社會懲治職務犯罪的一個重要趨勢是編織嚴密的刑事法網，使職務犯罪分子沒有逃脫刑罰制裁的可能。[12]當然刑事立法方面我們還應當關注保護法益的價值傾向。徐啟明認為不同的犯罪對象表現反映出相關法律需要對于不同的法益保護的要求，對此應當正確認識保護對象的基本價值傾向，以此來進行科學劃定犯罪類別。[13]
（五）立法技術與法律移植
在本國法尚不健全的情況下，采用法律移植的方法可以降低立法風險。劉傳剛、李佳，指出法律移植可以降低立法成本，并且有利于保持法的穩定性。[14]但在進行法律移植的過程中，也應當注意保護我國的相關法律權益不受侵犯。劉穎指出法治思維的本土化路徑，要考慮到中國法治的實際進程和中國的可接受可理解程度。[15]陳曉宇指出，相關立法應當突出強調國家利益、揚長避短的原則。[16]張曉君、吳閩認為預見性的針對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進行相關的立法，能夠更好的維護我國的相關權益。[17]劉繼勇強調涉及到國際民商事糾紛，應當充分利用“直接適用的法”，不必援引法院地的沖突規范，以保護國家的重大利益，維護本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秩序。[18]此外，我們也可以充分利用雙邊、多邊條約予以解決。楊文升、張虎指出基于當初制定公約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的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雙邊投資條約成為了解決外資非正常撤離中最為重要的國際立法。[19]
（六）立法技術與法的預見能力
我們在對于加強事后懲戒力度的同時，應當更加側重對于風險的評估、監控和預防，節約司法成本，及時防治違反相關法律規范的行為發生。趙春指出要對于可能產生風險的相關領域應當重視風險預防原則，建立相應的防范預案機制，防止風險的發生。[20]
（七）立法技術與法的運行
立法的落腳點并不是將法律束之高閣，而應當在現實經濟社會中充分運行。丁慧、劉麗穎強調任何良好制度都依賴和仰仗于人的執行。[21]
三、相關文獻分析對外資非正常撤離立法問題的啟示
通過我們對于相關論文的分析和梳理，我們可以發現，一部規范性文件的制定需要多個角度的立法技術進行考察，而一套規范性文件體系則需要考慮的問題更加多元，過于拘泥于某一角度有可能產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效果。對于前述七個角度的分析，對于外資非正常撤離的相關法律體系的構建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法律規范應當充分體現法的價值
法的價值體現著法對于該領域調整的應然性和正當性。外資非正常撤離不僅使得我國應有的經濟秩序造成沖擊，也嚴重損害了債權人和相關撤資企業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因此，對于外資非正常撤離的規制具有充分的正當性。
（二）立法是應當考慮法所依托的社會基礎
一定的具體的法律規范應當與其所處的社會經濟基礎相互適應。因此，立法者在制定相關法律依據時，應當考察該法律規范所處的具體社會經濟基礎和各地區的實際經濟社會情況。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為基礎，因此，對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和企業應當堅持控股權的公有制屬性，對于相關戰略投資者應當采取謹慎引入的態勢，并且需要進行嚴格的資信審查，必要時可以采取履約保證金制度，防止出現外資非正常撤離對于我國經濟命脈的沖擊。
(三)立法應當考慮規范的抽象性程度處于適度的范圍
法律規則的邏輯與語言也會影響法律在實際運行中的效果。在進行外資非正常撤離立法工作的時候，應當注意對于規范抽象性程度的把控。對于規制重點和可能出現權力（權利）濫用之處，應當明確而清晰地使用立法規范語言予以闡釋；對于原則性規范和非規制重點領域，可適當予以抽象歸納，待立法條件成熟時，再進行進一步規范。
(四)具體部門法的制定應當考慮部門法的發展方向和立法趨勢
由于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法律可能對于一定的社會現象產生之后才會予以規制，容易導致法律產生了一定的滯后性和僵硬性。如果在此前提下，仍要與社會保持同步發展，則有可能導致法律規范處于朝令夕改的不穩定狀態。這就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時予以適度超前的考量，注意關注具體部門法的發展方向和立法趨勢。對于外資非正常撤離，我們不僅應當關注現有的規制方式，也應當關注國際社會相關領域的發展趨勢。
(五)采取法律移植的技術時應當注意保護我國的權益不受侵犯
法律移植能夠在本國法尚處于空白或者缺乏經驗的情況下，起到重要的借鑒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在采取法律移植之類的立法技術時，應當首先確立保護我國的權益不受侵犯。對于涉及到影響我國權益問題的法律引用，應當首先審查是否與我國的相關權益相互沖突。對于相互沖突的法律規范，應當及時予以排除；對于部分沖突的，應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予以調整。
(六)立法規范應當加強對于規制對象的風險預見和預防能力
法律對于社會現象的規制不僅在于對于違反法律的責任追究，同時還包括對于可能出現違反法律的行為予以及時調整。相比較而言，事前預防容易減輕外資非正常撤離發生后對于國家和個人利益的損害。對于外資非正常撤離，立法者應當充分考察外資準入時相關資信情況；對于出現異常情形的外資采取預警方式，及時采取措施，防止出現外資非正常撤離的情況發生。
(七)立法應當注意與法的有效運行相結合
在立法的過程，我們應當關注相關法律是否得到有關執法機構或者司法機構有效運行。外資非正常撤離產生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現有規范對于外資撤離程序過于繁瑣，導致出現外資突破現有法律規范直接撤資的情況發生。因此，立法者應當在立法過程中注意相關法律規范能夠得到有效運行并進行及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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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1.楊文升（1974-），男，遼寧海城人，博士，遼寧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國際法學、訴訟法學、教育法學研究；
[關鍵詞]農村 人力資源 現狀 戰略選擇
一、農村人力資源的概念
農村人力資源是實現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其中農村勞動力是農村人力資源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通常情況下，農村勞動力的數量就是農村中有勞動能力的人。傳統的經濟學認為，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共同組成了經濟增長要素。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經濟的發展的推動力不再等同于土地、勞動力的數量以及資本存量的增加，而是更多的體現在人的知識、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勞動力的數量不再是生產力的決定因素，而勞動者所具有的知識、科學技術水平和有競爭力的工作質量最終決定了生產力的水平。所以，數量意義上的人力資源的概念，不能體現問題的本質，人力資源必須開發轉化為人力資本，也就是人力資源在數量基礎上的質量水平，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資源和根本動力。
二、我國人力資源開發的現狀
雖然我國的農村的人力資源開發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和一些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的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和利用仍面臨著較大的壓力。
1.農村人口基數大，但是整體文化水平較低。雖然我國的人力資源是十分豐富的，但是綜合質量水平較低，而且結構不合理，數量多，素質低。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文盲和半文盲等低素質的人口的數量眾多，就業人員的文化程度偏低。實際上，由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的人力資源落后的情況在農村表現的更為突出，農村勞動力存在嚴重過剩的狀況，受教育程度是人力資源質量的一個重要的標準，但是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程度仍然停留在一個較低的層次上。在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的地區差異較大，這也直接導致了農民收入的差距。總體上說，東部地區勞動力的素質高于西部地區的勞動力的素質。目前，農村勞動力的主要的就業渠道還是務農。農村人力資源數量大，質量低。數量大意味著勞動力充足，素質低意味著勞動生產率低。所以，我國農村人力資源的現狀繼續改變，以滿足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2.農村的職業教育的力度不夠。在我國，有大量的農民工終身沒有接受過職業培訓，也沒有參加過相關的活動。在農村，人力資源的培訓模式以及培訓的內容和方法等都不能很好的和農村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總之，我國農村教育的現狀不能滿足農村發展的要求，也不能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
3.農村科技人員的數量少，素質低。由于我國教育水平的限制，我國的農村科技人員的數量不能滿足農村發展的需要。很多科技人員從事的職業并不是所學的專業，造成的資源浪費。科技人員缺少知識更新的培訓。這些現象本質上是由于體制和管理模式的落后造成的。
三、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戰略選擇
時代的發展也給人力資源的開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提高農民的素質，才能實現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鑒于我國區域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的現狀，在制定發展策略時，既要緊跟時代的步伐，也要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因此，我們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深入的開展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工作。
1.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力度。首先，政府部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為提高農民的教育水平等籌集足夠教育和培訓費用。在促進區域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作用是組織好教育和培訓工作，應增加用于技術人員等人才的教育和職業培訓的經費。其次，要有效的防止人才的不合理流動和不允許人才合理流動的現象的發生，要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吸引和留住人才。
2提高素質教育的水平。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大部分勞動力缺乏勞動技能，因此有必要在農村開展相關的培訓工作。我們應該針對成人的特點，結合培訓對象的實際情況，選擇效率較高的培訓方法。在培訓過程中要合理的聯系實際情況，最終達到提高農民工的知識水平、技能的目的。在進行培訓之前要切實做好培訓需求的分析工作，這直接影響著培訓的效果，但是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個環節的重要性。
3.建立農村學習型組織。在當前人力資源開發的過程中，應著重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制定合理的規劃，開發和當地實際情況配套的管理模式。（2）要注重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和農村產業開發相結合。（3）大力加強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水平，提高科技人員的素質。
四、小結
總而言之，只有在農村形成終身學習、全員學習的良好氛圍，才能有效的保證農村勞動者的素質的不斷提高，最終把我我國農村沉重的人力負擔轉化成為人力資源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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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視角。這些視角指導我們避開細枝末節,把注意力引向關鍵的、核心的問題。經濟學家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設: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下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用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經濟學就是要探討在個人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并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為出發點,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比如價格、市場供求因素等)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并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料,卻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第二,經濟學提供了多個參照系。參照系對任何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極為重要,經濟學也不例外。這些參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這樣,分析經濟問題時就有可比性。比如討論資源配置和價格問題時,充分競爭下的一般均衡理論就是一個參照系;討論產權和法的作用時,科斯定理就是一個參照系。參照系的建立對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動作用。第三,經濟學采用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象模型和數學模型。比如:供需曲線圖象模型,它以數量和價格分別為橫、縱軸,提供了一個非常方便和多樣化的分析工具。經濟學家用這一工具來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場資源配置、市場扭曲、市場失靈等問題和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效果。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復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
二、數學工具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學(包括統計學)作為分析工具,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前沿論文都包含數學或計量模型。從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看,這并不難理解,因為參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發展通常都要借助數學。但是,在部分經濟學家的理論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基于唯數主義的數學化傾向,這種傾向偏離了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視角,不僅不能為非西方世界的經濟學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經濟學家內部也頗存異議。因此,我們必須一分為二地看待數學工具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
(一)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從理論研究角度,借助數學模型有三個優勢:第一,數學語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這使得經濟學的推理與分析過程呈現出數理邏輯的嚴謹性。例如,邊際效應價值實際上是在對效用函數進行測定的基礎上,運用一系列聯立方程組推導的結果。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理論,也是運用聯立方程組對生產和交換均達到最優配置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闡述。第二,數學方法使經濟學擁有了一個統一的語話體系,并進而使經濟學的發展具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讓后人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繼續開拓,也使得在深層次上發現似乎不相關的結構之間的關聯變成可能。西方經濟學就是在這一共同的話語體系下獲得長足的發展。第三,數學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備的確定性與精確性。數學推導具有數理上的邏輯性,運用數學模型討論經濟問題,學術爭議便可以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或不同意對方前提假設;或找出對方論證錯誤;或是發現修改原模型假設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經濟學理解上的歧義,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發生的毫無意義的爭論,因此,從整體上有利與提高經濟學家工作的效率。從實證研究角度看,使用數學和統計方法的優勢也比較明顯:其一是以經濟理論的數學模型為基礎可以發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計量經濟模型;其二是證據的數量化使得實證研究具有系統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復雜的統計方法可以讓研究者從已有的數據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運用數學和統計方法進行經濟學研究可以把實證分析建立在理論基礎上,并從系統的數據中定量地檢驗理論假說和估計參數的數值。這就可以減少經驗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別確定它在經濟意義下的顯著程度。
(二)經濟學數學化的誤區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更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學不是數學。首先,經濟學并不是一些數學模型和概念的簡單匯集,經濟學家的工作也不是開拓數學理論前沿,而是運用這些理論所代表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和理解經濟行為和現象。經濟學發展的關鍵絕不在于其對數學的運用是否精通,而是取決于經濟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深度。比如經濟學家應用統計回歸方法,不僅關心變量的估計值和變量間的相關性,更關心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模型假定對預測的影響以及計量結果背后的經濟含義,這是計量經濟學不同于數學或統計學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必須從經濟學獨有的研究視角出發,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一種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許多經濟學雜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數學模型,是否采用計量分析,如果論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組代數符號的話,那么,該論文便會自動被視為毫無價值而遭拒絕。這種作法排除了其他解決問題的思路,使運用其他研究方法解決經濟問題的個人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這種過分數學化的趨勢,標志著經濟學在逐漸失去其作為社會科學應有的特征(如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批判性,對人和人之間生產關系的揭示,對社會經濟制度的揭示,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直覺性感悟等),標志著經濟學在唯科學主義道路上走過了頭,以至于逐漸喪失了對活生生的人的關注與分析,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標志著經濟學分析工具的貧乏與單一。因此,我們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一名經濟學家的水平,我們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的標準。同時,經濟學中的過度數學化傾向還表現在,一些經濟學家把數學當作經濟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顧條件地加以運用。這種運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運用,導致了經濟研究的資源誤置。經濟學研究人類的生產、消費和分配的社會經濟活動,而人類活動受道德、歷史和社會的諸多因素影響,許多環節之間都有或明或暗的聯系,這使得經濟活動變得相當復雜,如果用數學變量來表示,那么必將形成一個極端龐大而又難以處理的數理模型,這就給使用帶來了困難。而心理學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一些情況下人的決策與模型中的嚴峻假定有系統性偏差,修改某些有關數理模型條件下市場中人的經濟行為,將得出很多與已有的理論不同的結論。要想使嚴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須要不斷的放松假定,加進新的變量,這樣做會使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直到超出數學能力所限,使得數學方法的運用陷入死循環。必須承認,經濟運行中存在著許多無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對經濟現象的數量分析而忽視數學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將必然會陷入“數字游戲”的怪圈。事實證明,單純使用數學工具解決經濟問題具有明顯的局限性。超級秘書網
三、運用經濟學分析工具的幾點建議
應該說,在經濟學中系統地運用數學方法是不應受到過多指責的,但是,任何方法的運用都需要遵循適度的原則,過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經濟學是一門以現實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對理論的現實性非常關注。一方面,所有的經濟學理論最終都要接受現實的檢驗;另一方面,新理論的創立和舊理論的發展也要受現實的啟發。包括數學在內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脫離這一范疇而孤立存在。經濟學過度數學化使經濟學家在研究問題時不自覺地接受了數學家的價值取向,把經濟學變為基于一系列超現實抽象假定的科學,實際上忽視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特征。因此,解決經濟問題必須考慮到經濟學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困難,是可控實驗的不可行性和用經驗數據直接檢驗結論的有限性,必須摒棄以主觀局限的數學推導進行客觀經濟規律探索的方法論。第二,經濟理論是描述一個理性的人如何在給定的條件下做出選擇,以達到其目標最大化的過程,而選擇結果便是理論所要解釋的現象。因此,一個經濟理論能否解釋現實的關鍵就在于模型中限制當事人選擇的給定假設條件是否合適。所謂合適,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條件要盡可能地具有“普適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稟賦決定了一個經濟中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是社會中任何經濟決策都必須考慮到的條件,因此,要素稟賦是一個非常“一般”的條件,以發展目標和要素稟賦的矛盾來解釋計劃體制的產生,也就有了較強的“普適性”。運用要素稟賦理論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采用了類似的計劃體制以及為什么我國的社會性質未變,而改革后卻從計劃體制轉型到市場體制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將經濟理論的探討建立在經濟運行各個環節之間普遍聯系的基礎上。第三,從經濟學引入數學以后100多年的歷史來看,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數學的確顯示出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優越性,我們應該不斷加強經濟學數學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應用領域,進一步發揮其在經濟理論研究和實踐中的作用。在繼承和發揚傳統數學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學習和應用最新的數學分析方法,如博奕論方法、對策論方法、模糊數學方法、非線性系統方法等,使數量分析由單變量向多變量發展,由單目標向多目標發展,并且大力拓展計算機等相關技術領域,提高數學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第四,經濟現象本質上一種社會現象,其發展受到許多無法量化的因素制約,這要求我們進行經濟研究的時候必然要經過一個定性到定量的分析過程。如果舍棄那些不可定量卻對經濟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生硬地把經濟現象抽象到數學模型當中,就會歪曲經濟事物的本來面目,影響結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強數學工具運用的同時,我們絕不能局限于數學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數學化,簡單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為經濟學之所以逐漸被主流經濟學接受,正是因為它合理運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將通常的理性假設的情況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單純的依靠嚴峻假設下的數學模型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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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漢語詞語引進的現象古已有之,外來詞作為漢語詞匯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并發揮著重要的交際功用。其中,經濟領域中的外來詞占有相當重要的比重,這些詞語不僅豐富了漢語的表達方式,也為社會經濟信息的傳達提供了高效、可靠的手段。本文分析了外來詞的構成方式,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背景下新外來詞的一些特點,并對經濟領域外來詞未來的發展進行了預測。
關鍵詞:外來詞 經濟領域 發展
外來詞的產生是語言交流的結果,漢語外來詞古已有之。外來詞完善了漢語的詞匯系統,豐富了我們的表達方式。漢語外來詞來源廣泛,在現代漢語外來詞中,經濟領域內的行業術語占了不小的比重,對這部分外來詞進行研究分析,不僅是漢語詞匯研究的重要內容,對于了解經濟生活的發展變化也具有重要意義。
外來詞的構成
漢語外來詞是指漢語中受其他語言影響而產生的新詞,對外來詞的名稱和詞語范圍的認定,學術界尚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使用外來詞這一名稱,認為漢語外來詞應當包括以下幾種基本類型:
(一)音譯詞
音譯詞指音與義都借自外語的詞,它們的書寫形式和讀音采用漢語的形式,是構成漢語外來詞最主要的一種形式。在我國經濟發展相對不發達的時期,對應概念的缺乏造成了對應詞語詞位上的空缺,為這一領域外來詞的引入提供了直接條件。許多新詞新語剛引入時,往往采用音譯的手法,有些譯法過于直接,許多譯詞不能反映出外來詞的概念或內涵,有的詞語冗長拗口,表義模糊,易產生歧義,存在明顯缺陷,如penicillin―盤尼西林、telephone―德律風、violin―梵婀玲等。另外,由于音譯外來詞具有濃郁的外來文化色彩,所以就具有了一些特殊的功用―體現異域情調,迎合時代潮流,從而在經濟尤其是商業銷售領域大顯身手,成為招徠顧客的重要手段。如今音譯外來詞隨處可見,如“波斯登”、“海爾”、“耐克”、“阿迪達斯”、“因特爾”、“麥當勞”、“肯德基”、“諾基亞”等。
(二)仿譯詞
這類詞是用本族語言的材料逐一翻譯原詞的語素,不但把它的意義,而且把它的內部構造規則也移植進來。隨著時代的進步,思想、文化的相互滲透,尤其是經濟的發展,許多新詞新語能在漢語中找到對等物或基本對應的詞語,如:籃球(basketball)、黑板(blackboard)、軟件(software)、試管嬰兒(test-tube baby)。
(三)音譯兼意譯詞
這類外來詞一半是音譯,一半是意譯,音譯兼意譯詞既傳遞出外語原詞的韻味,又體現了漢語直譯的特點,是一種集音譯、意譯于一身的外來詞,如:冰淇淋(ice-cream)―冰(ice)+cream、因特網(internet)―inter+網(net)。
(四)音譯加注詞
這類外來詞是把整個原詞音譯后,在音譯部分后加上表示義類的漢語語素,構成一個偏正結構的合成詞,如:啤酒―啤(beer)+酒、卡車―卡(car)+車。
(五)借形詞
這類詞是指漢語中借用原詞的書寫形式而構成的詞,包括日語借形詞和字母詞。日語借形詞如“人氣”、“經濟”等;字母詞是直接用外文字母或字母結合漢字組合而成的詞,其中直接使用外文字母的如“UFO”、“EQ”等,字母與漢字組合的如“X光”、“AA制”等。
經濟領域中傳統外來詞的特點
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特定的語言和特定的經濟、文化、社會環境密切相關。而不同時期對語言的運用不同,反過來也體現出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經濟交流是國際交往的主要內容,經濟領域內的外來詞具有數量多、使用頻繁的特點。
(一)商業類外來詞
《漢語外來詞詞典》收錄了商業類外來詞303個,內容涉及交易、貿易、信用狀、保險、稅捐、度量衡、市場、價格及相關術語。這些商業詞語中,有占總數的86.8%的詞為度量衡名稱,包括長度單位、重量單位及其他計量單位。
(二)金融類外來詞
《漢語外來詞詞典》收錄了金融類外來詞240個,內容包括各國貨幣名稱、貨幣單位名稱、借貸用語、資本、證券等方面。從來源上看,漢語金融類外來詞大多數來自英語,從內容上看,金融類外來詞大多數為各國貨幣名稱和貨幣單位名稱。
(三)經濟學類外來詞
《漢語外來詞詞典》收錄了經濟學類外來詞21個,主要為經濟學名詞術語和少量經濟組織名稱,如果算上產品名稱,經濟領域外來詞所占的比例會更高。
需要補充的是,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經濟領域外來詞中的一大部分是來自日語的借形詞。其中商業類的有“市場”、“投機”、“國稅”、“專賣”、“投資”、“業務”、“制裁”、“商業”、“企業”、“公營”、“展覽會”、“千米”、“臺”、“坪”等等;金融類的有“債權”、“金融”、“現金”、“借方”、“公債”、“信托”、“證券”、“高利貸”等;經濟類的有“景氣”、“生產力”、“剩余價值”、“生產關系”、“國庫”、“株式會社”、“消費”、“經濟恐慌”、“勞動組合”、“通貨膨脹”、“通貨收縮”等。這些詞語多為專業術語,使用范圍很廣,而且由于日源詞和漢語詞具有的特殊親緣關系,使我們往往感覺不到它們的“外來”特征。
新經濟時期外來詞的發展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漢語外來詞大量出現,且呈現出鮮明的自身特點。
音譯外來詞大量增加。改革開放以來,音譯詞成為外來詞“漢化”的主流,經濟領域內新出現的外來詞也多采用這種形式,如:家樂福、麥當勞、雪碧、諾基亞、飛利浦、耐克。
字母詞呈遞增趨勢。隨著國際經濟、科技和文化交流的發展,外源字母詞明顯遞增。據統計,字母詞在新引進的外來詞中所占的比重已超過20%,這些字母詞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外文縮略詞,如: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APEC(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字母與數字混合詞,如:mp3(mp:music player)、ISO9000(ISO: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外文原形詞,這里指的是非縮略的原形詞,多在書面語當中使用,口語中多使用音譯形式,如:visa(一種信用卡,口語讀作“維薩”)、DELL(一種電腦品牌,口語讀作“戴爾”)。字母與漢字混合詞,如:T型臺、IT產業。
總體上看,新時期漢語科技領域中的外來詞比重要大于經濟領域,這是由兩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科技交流在國際交往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既是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又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這成為科技領域中外來詞大量出現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經濟領域內已有的外來詞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各種專名術語基本上都已經在漢語中找到了對應的表述形式,而且經濟領域內行業用語的更新速度也不及科技領域。兩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經濟領域內新外來詞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的狀況。
可以預見,在世界經濟貿易全球化的背景下,語言之間的交流、借鑒會更加頻繁,漢語新外來詞也會不斷涌現,這種現象正是社會經濟發展在語言中的體現。同時,外來詞的大量存在和使用,方便了我們的信息交流,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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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城市化是一個經濟、社會、生態和文化諸方面全面轉變的動態過程,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業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斷向鄉村擴散,城市成長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過程。本文從城市化的涵義出發,簡要分析建國以來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的演變過程。本文認為可以從宏觀、中觀、微觀以及制度創新四個維度對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動力機制進行培育和重構。
一、城市化及其動力機制
城市化作為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現象和趨勢,是一個經濟、社會、生態和文化諸方面全面轉變的動態過程,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業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斷向鄉村擴散,城市成長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過程。它是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焦點問題。對于西部地區來講,城市化更是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區域間和區域內差距、統籌城鄉發展和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推動城市化發生和發展所必需的動力的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等所構成的綜合系統的總和。在一般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的吸引力與鄉村的擴張力或稱推力與拉力是構成城市化持續推進的動力機制。在推力與拉力的相互作用下,發達國家城市化道路走過了一條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的內生化道路。然而,與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截然不同,我國西部地區城市化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演變
由于城市化的復雜性及動態變化性,不同時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化動力機制是不同的,改革開放前后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第一階段:中央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階段(1949～1978年)。這一階段西部地區城市化服從于當時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和特殊的社會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動而成。建國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確立拉開了西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來的“三線建設”加速了這一進程。但是,從本質上講,這一時期西部地區城市化發展的動力中經濟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這種依托國家投資建立起的以資源開發為重點的重化工業以及軍工制造業,屬于一種移植和嵌入模式,工業化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缺乏聯系,違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最終形成了在廣大的小農經濟社會中鑲嵌著“孤島”狀分布的幾大中心城市和資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業化和城市化都存在著嚴重的扭曲。
第二階段:多元力量推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動力機制也發了根本性變化,呈現出政府“自上”的動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動與區域內市場力量“自下”推動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動力仍然在推動本地區城市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為西部地區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同時,地方政府成為推動地區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財政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為一級利益主體,在趕超的壓力和區域利益最大化的誘導下,各地區都加大了工業化、城鎮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對本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加大。盡管由于區位限制,西部地區不可能像東部地區一樣靠引進外資來推動城市化進程。但是,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實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慮,越來越多的東部省份以及東部地區的企業以向西部投資、提供先進技術等方式支持本地區開發。這些,都相應地推動了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第三,推動城市化“自下”力量開始形成,兩支新興市場力量逐漸顯示出對城市化的驅動力:一是以非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小企業迅速興起,成為拉動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躍的力量;二是農民在市場力量誘導下自發地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進城打工、興辦鄉鎮企業、從事非農產業等,都極大地推動了城市化進程。
三、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的培育與重構
城市化作為一項涉及社會經濟生活諸方面的系統工程,不是由單個或幾個因素推動的,其動力機制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既包括微觀、中觀,也包括宏觀動力,既有內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會經濟因素,既有市場作用也有政府推動作用。針對西部地區經濟基礎差、區位條件受限制的現實狀況,可以從以下方面對其動力機制進行培育和重構: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構建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宏觀動力。發展經濟學認為,外部力量是打破區域低水平循環陷阱的關鍵因素。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內生力量比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設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動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國家的投資和優惠政策的傾斜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影響西部地區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西部地區應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資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開發過程中國家級大型工程項目的刺激輻射作用,由點及面,推動本地區城市化進程。同時,西部地區應該通過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國內分工、擴大開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與區域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結合,形成本地區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動力。
2、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非農產業發展,培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中觀動力。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換這一中觀動力在城市化動力系統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通過產業轉換來實現;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實質上是要素在各產業間的流動。結合西部地區各產業發展狀況,為推動其城市化進程,當前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發展特色農業。農業是城市化發展的基礎動力,西部地區工業化水平還比較低,農業承擔著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品貢獻、資本貢獻、市場貢獻甚至外匯貢獻的任務。但是,西部地區生態環境脆弱,農業發展面臨較大困難。因此,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調整現有農業布局,結合生態環境特點,發展具有區域比較優勢的特色農業,增加農業剩余,是推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必然選擇。
其次,發揮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工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而生態環境脆弱,因此發展工業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結合各自的資源稟賦狀況,西部地區應該因地制宜地發展一些有優勢、有市場、有特色的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工業,實現資源開發和產品深加工并舉,一方面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加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擴大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在發展中實現資源稟賦結構的提升。同時,改造傳統工業,提高技術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
最后,在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以吸收西部地區“無限供給”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快城市化進程。超級秘書網
3、合理發展鄉鎮企業,培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微觀動力。推進城市化光靠政府還不夠,還要靠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市場發揮作用的條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場主體——產權清晰、投資理性、獨立承擔市場的收益和風險的企業。因此,為推動地區城市化,西部地區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同時應該注意合理規劃,杜絕東部地區發展鄉鎮企業形成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農村病”。
4、加快制度創新,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諾思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制度因素,在技術不變的條件下,通過制度創新(變遷)同樣可以大大促進經濟發展。城市化作為伴隨社會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遷而出現的社會現象,同樣與制度安排及其變遷密切相關。
為推進我國西部地區今后的城市化過程,必須進一步加大各項制度的創新力度。主要包括: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城市的戶籍管理,取消對外來落戶人口的種種歧視性政策和規定,調整城鎮戶口遷移政策;改革城鎮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創新,使農民真正進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時,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創新,加快建立以養老、失業和醫療為主體,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擔,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覆蓋城鄉的統一社會保障體系。此外,應重視觀念、習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創新,減少其對西部地區城市化的負面影響。
主要參考文獻:
【關 鍵 詞】區域經濟史/方法論/學科體系/現實意義
近20年來，國內外區域經濟史研究異軍突起，日益受到史學界的關注。特別是區域經濟個案研究成果頗豐，但對于區域經濟史理論規范的探索，還顯得比較薄弱。本文擬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對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發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學術界。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堅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宋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論
任何的都涉及方法論，可惜在區域史的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外圍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四、現實意義
作為學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