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30 1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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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對于金融風險審計研究，重點是進行整體性與個體性的金融風險審計研究，不僅確定行業發展存在的結構特征與風險水平，而且確定個體金融風險的趨勢性水平。此類問題在已有的金融風險審計研究中尚未體現。目前已有的金融風險研究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風險特征與實質研究，杜厚文等[1]在國內較早論證了金融風險的一般規律與特征、特性等。雖然僅具有宏觀意義，但是對于金融風險的深入研究具有指引性作用。二是金融風險規律研究，吳炳輝等[2]就我國利率市場化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從理論角度進行規律性結果分析，為我國抗擊金融風險提供了決策依據。三是金融風險的預警研究，沈悅等[3]不僅提出了一套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而且對該指標閥值設定給出了理論探究。由此從理論角度提出了預警指標體系的建立方法。四是金融風險的傳播研究，鮑勤等[4]通過仿真分析，確定了金融風險的傳播規律與傳播機制，為我國銀行業系統風險監管提供了重要指導。五是金融風險的監管研究，徐立平[5]針對我國金融風險監管不完善的現狀，提出了從金融網絡進行風險監管的監管思路。通過上述研究，強化了金融風險研究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而且對研究發現的問題――“在金融風險審計研究中，不僅確定行業發展存在的結構特征與風?U水平，而且確定個體金融風險的趨勢性水平”給予了再次明確，即尚未有系統性的解決方案。此次研究將就此問題給予解答。
二、金融風險審計理論分析研究
這里將通過理論分析首先明確金融風險特征，其次對行業整體風險與個體趨勢性風險給予確認。由此，從理論角度不僅提出對金融風險進行審計的具體方法，而且論證該方法的有效性與適用性。
（一）金融風險特征研究
在進行金融風險審計研究之前，首先對金融風險特征進行分析。之所以如此安排，是考慮到只有確定金融風險特征，才能基于其展現的特征進行審計研究，否則在進行審計時無從入手，審計結果的質量也就可想而知。從被審計對象來看，企業內部相對社會而言具有顯著的封閉性。這種封閉性體現在企業內部管理與運轉等不被外界所知。但企業管理與運轉等關鍵信息，通過其與外界溝通的營業網點以及社會報道等被部分披露。基于此，對企業內部進行劃分。將參與社會信息披露（包括主動披露與被動披露，下同）的部門和單位劃分為內部區域，不參與社會信息披露的部門和單位劃分為核心區域。顯而易見，對單個企業而言產生了三個區域。從外至內依次為外部區域、內部區域、核心區域。具體見圖1。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外部區域和內部區域的交界即是企業與社會的邊界;內部區域和核心區域的交界即是企業信息披露的邊界。從圖1結果來看，這種結構為三層嵌套結構。基于此，可以確定企業金融風險具有如下特征。
特征一，金融風險是由內而外的傳導過程，即從核心區域向內部區域傳導，再由內部區域向外部區域傳導。一般而言，金融風險在企業內部核心層最先產生，并且在主動或者被動情形下逐級向外傳導。之所以提到主動與被動向外傳導，是因為企業存在重大事項向社會披露的責任，同時作為上市類公司存在財務報告定期（一般為季報）向社會主動披露的責任。因此，當風險已經發生或者風險正在發生的時候，風險都會同步或者滯后向外部傳導。
特征二，金融風險具有連續性變化特征。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連續變化特征是指具有左連續特征。之所以為左連續變化特征，是考慮到時間序列的連續性與不可逆性，因此右連續變化特征對于現實環境中不具備真實意義。其次需要說明的，連續變化特征無論是對于單個實體而言還是對整個行業而言，都是成立的。以單個企業為例，其在某一時點的金融風險水平是由其之前時間段內的風險水平所直接影響的，不受其后繼時間段內風險水平的任何影響。最后，這里所說的連續變化特征是內在風險水平的變化特征，并非測度風險水平的變化特征。之所以如此說明，具體解釋見特征三的論述過程。
特征三，金融風險測度的不連續性特征。此特征與特征二看似矛盾，實則并不沖突，原因有二。一是在特征二中已經提出了金融風險是由內向外的傳導，在這一傳導過程中受信息披露周期所限，所展示的數據并不具有連續性。因此，金融風險測度就無法實現連續性特征。二是在特征二中還提出了信息披露存在主動披露與被動披露兩種不同特性。因此，即便信息披露不存在時間滯后性，但是由于信息披露的主動選擇性特征，也確定了金融風險測度無法實現連續性測度。基于此，研究提出了金融風險測度的不連續特征。
特征四，不同行業的金融風險水平存在顯著性差異。這一點非常清晰，即不能用同一個標準對不同行業的風險狀況進行測度。一般而言，勞動密集型企業的金融風險水平顯著低于非勞動密集型企業的金融風險水平。上市類企業的金融風險水平顯著低于非上市類企業的金融風險水平。因此，進行行業審計時，必須考慮到行業特征進行與之相對應的風險審計及風險防控處理。
特征五，個體金融風險應控制在行業平均金融風險水平內。如果單個企業的金融風險水平顯著高于其所在行業的平均風險水平，則認為該企業處于較高風險范圍內;反之，當單個企業的金融風險水平顯著低于其所在行業的平均風險水平，則認為該企業處于低風險范圍內。與此同時，當單個企業的金融風險水平與其所在行業的平均風險水平相當，則認為該企業處于風險適度范圍內。這樣，對風險水平劃分了三個層次，較低、適度、較高，并對如何劃分給予明確。
特征六，金融風險具有階段性單調變化特征。這一特征無論是對行業整體而言，還是對單個實體而言都是成立的。在不進行外界干預的前提下，金融風險具有全周期單調上升變化特征，即風險從小到大的變化特征，正是由于加入內部審計和外部審計等干預性工作，才導致風險變化不再單向變化，而是呈現出階段性從小到大的特征。一旦采取合理有效的風險處理措施，可控范圍內的風險就會逐步降低。因此，加入審計因素后，在審計及審計措施有效執行的這個階段，風險逐步降低;在未審計或者審計措施無效執行的這個階段，風險逐步上升。無論是二者中的哪一種，都是階段性單調變化特征。
特征七，金融風險具有趨勢性變化特征。這一特征無論是對行業整體而言，還是對單個實體而言都是成立的。因為通過行業特征分析與企業發展特征分析，無論是對于前者還是對于后者，其自身都存在一種規律性的特質。這種特質決定了企業發展也呈現出這種規律性。因此，從外部展現來看，與之對應的風險就會呈現出趨勢性的變化特征。需要強調的是這種趨勢性特征是從時間趨于無窮或者較長時?g跨度后風險水平體現出的變化特征，并且這種特征是從時間趨于無窮或者較長時間跨度后具有相對穩定性的特征。
（二）整體金融風險審計研究
在如上分析過程中，已經明確了金融風險具有的幾大特征。接下來，研究將基于上述特征，從整體角度提出進行金融風險審計的框架與方法。
首先，從上述研究中已經明確了金融風險不僅是可測度的，而且其測度具有不連續性。這一點非常重要，以金融風險水平作為企業金融風險的測度依據。在某一個固定時點，每一個企業都對應著唯一的金融風險水平。但是受制于現實條件，金融風險水平只能為非連續性測度值。研究提出采用如下方法將金融風險水平從非連續性測度值轉化為接近連續性測度值（具體見式1），由此實現了金融風險水平的類實時測度。
通過式1的轉化，就將在單個時點測度的金融風險水平幾乎轉化為對應統計區間內的連續型金融風險水平測度值。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式1的轉化中，并不包含區間兩側時間點的金融風險水平測度值。這樣處理是為了體現通過上述變化不能將特征三中體現的非連續特征變為連續性特征。與此同時，在式1的轉化中，對起始時段[0，T1]采用在T1時段的測度值作為整個時間段測度值的替代。
在式2中給出了兩種不同類型的金融風險整體測度水平。左側結果代表的是時間段[t0，tn]內的金融風險水平出現逐步提高的特征;右側結果代表的是時間段[t0，tn]內的金融風險水平出現逐步降低的特征。在前述研究中（主要是特征六的分析中）已經明確了階段性單調變化特征。對于式2中的不等式結果是基于泛函分析中的勒貝格測度以及數學分析中的積分原理等做出的最終結果，在此僅給出最終結果。
基于式2為代表的時間段內金融風險水平分析，可以得到整個調查周期內的企業總體金融風險水平結果。需要注意的是這一結果為一個區間性結果，而不是一個固定單點數值結果。對于企業而言，其在整個調查周期內的總體金融風險水平取值只能在[0，T]之內。這是因為金融風險水平F（t）取值在0至1之間（包括0，也包括1）。當企業風險較低時，對應的總體金融風險水平會停留在[0，T]區間的左側;當企業風險適中時，對應的總體金融風險水平會停留在[0，T]區間的中間;當企業風險較高時，對應的總體金融風險水平會停留在[0，T]區間的右側。這也就對特征五中提出的三類金融風險水平（較低、適度、較高）對應數值區間首次給予了明確。這一結果是值得欣慰的，之前此類研究從未提出過這種測度方法并給出與之對應的測度分類結果。
（三）趨勢性金融風險審計研究
在如上分析過程中，已經明確了整體金融風險，并給出了如何測度分類的具體方法。在此，以單個企業為研究對象，就如何進行趨勢性金融風險審計給出解決方案。
通過上一環節的分析，已經將金融風險簡單分類。采用更加細化的方式，可以將金融風險分類更加精細，即從較低、適度、較高三種風險類型向更多風險類型擴展。具體拓展數量可以由研究者自行確定，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這種拓展中要保證劃分的不相容性與有限全覆蓋性。這里所說的不相容性是指每一個風險類型水平設定的風險區間與其他類型水平的風險區間均獨立存在，沒有交集。另外，提出的有限覆蓋性是指所有風險水平區間進行有限求和后，必須覆蓋整個風險水平，即覆蓋在[0，1]區間。利用這一結果，就可以測度出對象在處于某一風險水平時向其他風險水平轉化的概率。假定Zt代表狀態i事件，Zj代表狀態j事件，前述所說的轉化概率為P（ZjZi）。利用這類統計性分析結果，同時結合單點概率結果等信息，通過馬爾科夫模型（簡稱“MM”）（研究之所以提出這一分析思路，是源于對彭紅楓等[6]、賴岳等[7]、茹正亮等[8]研究成果的分析。彭紅楓等采用MM理論，對期貨套利展開分析，對期貨套利特征與趨勢性特質給予了明確。賴岳等對MM理論進行深入分析，明確了預測方法的適用性。茹正亮等采用MM理論，成功地對降水量進行了趨勢性規律分析。從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采用MM理論對趨勢性分析非常有效。因此，研究提出了采用MM理論進行分析的思路）可以得到最終極限態下的概率結果，即如公式3所展示的結果。
需要說明的是，式3給出的結果是時間趨于無窮時狀態j事件發生的概率，其取值為δj。
該概率依然要滿足全覆蓋的性質，即所有可能狀態的對應概率總和為1必須滿足。對于式3所展示結果論證，由于涉及過多的隨機過程原理，在此不再給出具體分析論證過程，只列出對應結果。需要特殊強調的是，本文多次出現的MM（包括題目中出現的MM）均是指此環節提出的馬爾科夫模型。文中如不特殊聲明，均采用這種簡稱。對于式3所展示的結果稱之為趨勢性金融風險，這種趨勢性正是由于其取值依賴于時間的極限變化所得。
通過上述分析，研究已經確定了整體金融風險水平與趨勢性金融風險水平。下面將利用上述理論分析結果，對我國軟件類企業實際金融風險進行測度分析并給出降低風險的具體對策。
三、金融風險審計實證分析研究
如何將理論分析提出的金融風險審計方法在實際應用中落地，研究在此通過一系列分析將最終實現這一目標。由此，不僅對理論分析中提出的金融風險審計方法的有效性和適用性給予再次確認，而且對現實情境中不同行業以及行業內部金融風險水平的整體性特征與趨勢性特征給予明確，為提高行業和企業抗擊金融風險水平與能力提供支撐。
（一）行業整體金融風險水平測度研究
在前述理論分析中不僅提出了金融風險水平及其變化率，而且給出了基于金融風險水平及變化率的整體金融風險水平與個體趨勢性金融風險水平的測度方法。這一方法對于金融風險水平直接顯示的對象可以成功使用，但是對于金融風險水平間接顯示的對象無法直接使用。這里所說的“金融風險水平間接顯示的對象”是指金融風險無法確定，但是可以通過其內部關鍵因素的變化來體現的對象。一般而言，金融風險水平作為外部展示結果，是受到內部因素作用而產生。對于同一行業的不同對象，金融風險水平的內部影響因素具有成分一致性與貢獻系數一致性的特征。基于?@一結果，在同一行業內采取回歸分析法，確定導致金融風險水平的內部因素及其作用系數。因此，研究提出了如下指標表（具體見表1）。
表1第一列（從左向右的第一列，下同）為結果指標，對應為金融風險水平。剩余列主要為影響金融風險水平的各種指標，具體分為四類指標，依次為“金融風險子指標”“管理風險子指標”“銷售風險子指標”“人工風險子指標”。分別從金融角度、管理角度、銷售角度、人工角度等方面對風險構成進行刻畫。表1右側最后一列為輔助指標，作用主要是對于不同對象進行歸一化處理。歸一化處理的思想是利用固定資本、流動資本、無形資本中的一個或者多個去無量綱處理“金融風險子指標”“管理風險子指標”“銷售風險子指標”“人工風險子指標”中的具體指標。實現不同實體對象之間的數據具有可比性與可關聯性。基于這種思想，同一行業內不同對象之間同一年份數據之間就可以形成同批處理的時間序列數據。之所以進行如此處理，這是由于金融風險水平顯示對象的稀缺性所造就。對于明確金融風險水平的對象，在現實環境中非常稀少，所以研究只能通過有限對象向無限對象推廣。
以上市類企業為例，一般分為正常企業、ST企業、*ST企業等。對于正常企業是指非ST類企業和非*ST企業，其金融風險水平顯著低于ST類企業，因此可以將其金融風險水平設定為0.3。對于ST企業，按照我國上市企業分類管理規定，其金融風險水平較高，研究將其金融風險水平設定為0.6。同理，對于*ST企業，其金融風險水平高，研究將其金融風險水平設定為0.8。對于即將退市企業，其金融風險水平極高，研究將其金融風險水平設定為0.9。與此同時，對于正常企業，研究還做了細分，將具有大型銀行金牌授信企業設定為金融風險水平極低企業，其金融風險水平設定為0.1。基于這一分類，研究提出了四類金融風險水平劃分方法，對于不同對象，按照分類法即可完成金融風險水平的確定。在確定金融風險水平構成因素及其作用時，只選擇通過上述四類分解法能確定具體風險水平的對象。即只選擇金牌授信企業、正常企業代表、ST企業、*ST企業作為分析對象。通過對其分析確定風險構成因素及權重。完成此工作之后，對全行業上市對象采用上述分析結果進行風險水平確定。具體量化各自的風險水平，此工作可以完成。這是因為風險構成因素及其所發揮的作用都已經確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為了防止數據越界，對于后一分析，必須確定風險分析結果仍然控制在0與1之間，這也是可以辦到的。利用如上方法，最終即可確定整個行業內上市公司的金融風險水平及變化率。然后，利用理論分析中提到的分析方法進行金融風險水平實證測度，由此得到下述結果（具體見表2）。
表2中的數值代表對應行業對應風險水平下企業占比。從該表結果來看，之前四類行業的金融風險整體水平無法確定，但是通過此次實證分析后，得到了量化明確。從整體來看，金融業和保險業居于較高風險水平、高風險水平企業比例顯著高于其他行業。以金融業為例，其較高風險水平企業占比為41%，其高風險水平企業占比為23%。與此同時，從上述結果也能看到，軟件業（研究將計算機應用服務業統稱為軟件業，下同不再贅述）、制造業的行業平穩性是較好的，這一點可以從行業風險水平結果中看到。高風險水平企業占比顯著低于其他行業，低風險水平企業占比顯著高于其他行業。通過這一分析結果，更進一步明確了前述理論分析中提出的不同行業金融風險水平存在顯著性差異的論斷。下面，基于上述結果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主要是進行個體金融風險水平分析。
（二）行業內個體金融風險水平趨勢性測度研究
個體研究依然采用前述分析中確定的分析思路與分析框架。就軟件行業的金融風險趨勢性水平進行測度分析。通過論證分析，最終得到如下結果（具體見表3）。
表3中一共列出了七家企業分析結果，結果包括金融風險水平以及導致該金融風險水平的主要構成因素。這七家企業是從實證研究個體對象中抽選出來的，也就是說整個實證研究并不是僅對上述七家企業展開。需要強調的是表3中的結果是趨勢性結果，即企業從較長期和長期來看，如果不采取與現有管理方法不同的管控措施，企業風險水平所處的趨勢性狀態。
從表3展現的結果來看，居于高風險水平的企業只有一家，為*ST智慧，其他六家風險水平都在高風險水平以下。與此同時，從該表結果來看，只有科大訊飛一家位于低風險水平。綜合二者來看，七家實證對象中大部分企業的風險水平居于中間狀態。另外，從構成各自風險水平的主要因素來看，表現出規律性特征。從表3結果縱列來看，同一風險水平下，形成風險的主因對于不同企業具有一致性（遠光軟件與神州泰岳，以及東軟集團和博彥科技等）。這說明在上一環節中提出的實證歸納演繹法在實證分析結果中得到了驗證，由此確定了實證分析中提出的分析方法具有正確性與可實用性。最后，就表3展現的結果對于個體而言，從審計的角度不僅確定了趨勢性風險水平，而且給出了導致對應風險水平的主要因素。由此為企業提升管理水平、增強企業健壯性給出了改進的落腳點與改善方向，實現了審計的目標與訴求。
（三）小結
通過上述分析，不僅完成了理論分析，而且實現了實證分析。現在就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進行小結，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的效用。
效用一，研究提出的金融風險審計方法可以實現局部分析向全局分析轉變的目標。
通過理論與實證研究，不僅給出了實施金融風險審計的具體方法，而且該方法具有從局部分析向全局分析轉變的優點。之所以強調這一優點在于傳統的審計方法對審計對象審計結果只有時點審計特性，不具有類連續的連續時間特性。即審計結果只能體現孤立時點的水平，不能體現連續性的變化特性。因此體現的是一種局部特性，而非全局特性。研究提出的金融風險審計方法徹底解決了這一難題，實現了全局審計的目標。
效用二，研究提出的金融風險審計方法不僅可以確定行業整體風險水平，而且可以確定行業內部個體風險趨勢性水平。
通過理論與實證研究，不僅給出了行業個體金融風險審計的具體方法，而且給出了行業整體金融風險審計的具體方法，即實現了對個體與全部的雙向審計功能。這一點對于進行不同行業的行業分析，以及行業內部的分析非常重要。只有二者完全實現量化分析，審計提出的管控風險措施才能保證具有行業針對性與個體針對性，防止出現處處適用，處處不適用的無效管控措施。
效用三，研究提出的金融風險審計方法不僅可以確定趨勢性風險水平，而且可以確定導致相應趨勢性風險水平的主因。
通過理論與實證研究，不僅給出了分析對象所處的趨勢性風險水平狀態，而且給出了導致該風險的主要原因。從醫學原理來講，要想徹底祛除病痛，必須找到產生病痛的真實原因。此次研究恰恰是實現了這一目標――不僅確定“疾病”，而且找到了導致“疾病”的主要原因。對于企業而言，具備金融風險與否乃至金融風險的高低水平狀態就是“疾病”與否的標志，二者就有等價性。通過趨勢性風險主因確定，采取與之對應的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勢必會改變企業通過自身無法實現的能力提升。這種能力提升包括企業的健壯性能力提升與企業抗擊風險能力提升。由此為行業的整體向好提供個體支持。
【關鍵詞】融資方式 企業債券 必要性
一、國際金融風險概述
國際金融風險具體所指的是在國際貿易的投資或者融資的中途受到不確定因素的不可預見的影響，導致投資的實際收入與投資者的預期收益出現了較大的誤差，從而產生投資者的損失。
國際金融風險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影響大；國際金融的風險影響范圍，將覆蓋所有參與的國家中去，有時甚至還會呈現持續增長的區域，對國際金融的整體造成了嚴重的震蕩和局部的毀壞。
二是擴張性；在時間和空間的國際金融風險具有很強的擴展能力，持續了很長時間，也就有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并在全球擴張。
三是敏感性；影響許多國家乃至國家金融市場變化的因素最有可能產生國際金融風險，包括政治經濟變化、自然災害、經營者心理預期等因素。
四是不規則性；國際金融風險的孕育到爆發、大部分都是具有突發性的，具有一定的不規則性。
五是可控性；市場參與者可以通過一定的手段和制度對國際金融風險進行一定范圍內的控制，并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對風險進行前期預測和風險的識別。
二、金融風險的國際傳遞機制
國際金融風險越來越大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就會的明顯，適當的了解國際金融風險轉移機制，對于世界金融風險轉移方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價值。
（一）傳遞途徑是通過匯率與利率變動實現的
因為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和自由化，所以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往往取決于市場價格，如匯率和利率。在區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匯率和利率將成為國際金融風險傳導的主要媒介，直接影響國際和國內經濟。
（二）傳遞機制是在經濟結構相似的國家所發生的“羊群效應”
通常我們會把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危機的第一次爆發的國家或地區稱為“傳播源”。在區域經濟鏈發生國際金融危機的總傳輸源是脆弱的，它受到傳輸源的影響之后，危機就會很快的出現在附近或周邊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來源和經濟型類型，在金融系統和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社會和文化方面是相似的，當經濟和金融與傳遞源國家密切合作的話，將產生“羊群效應”。
（三）傳遞效應是“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
轉移效應是金融危機的動態表現。在金融危機產生的初期，國家對傳輸源大都具有“多米諾效應”。如果區域性的國際金融危機不能被及時的控制住的話，那么將會成為一個多方向交叉傳播，更甚會加重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三、國際金融風險逐漸擴張的原因
表現為貿易自由化、生產國際化和金融一體化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社會經濟以及時展的必然趨勢。隨著跨國證券融資障礙日漸減少、資本國際流動日益便利，使得我國的金融一體化呈現了超前發展的勢頭，在金融方面的創新也越來越快，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市場，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所承擔的越來越大的金融風險，具體原因如下：
（一）國際資本流動加快和國際投機因素增加
據統計，世界08年代的GDP增長率為每年1.8%，國際貿易年增長率為4%，而國際資本年增長率卻只有0.2%。在進入90年代后，各個經濟增長率還在進一步增加。據美聯儲估計，紐約、美國和倫敦的金融市場的數據來看，每天大約有6500億美元的外匯交易，這中間的81%是用于支付國際貿易或者進行國際投資的。這些國家的泡沫經濟，會使這些國家成為金融危機的易發區。
（二）金融一體化是金融自由化推動各國金融制度和市場結構趨同的結果
隨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實施，很快就要開放金融市場，但是由于金融監管體系尚不健全，導致了在這種情況下，將會普遍的對國內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穩定造成巨大的沖擊。
（三）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給金融當局的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了困難
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斷增加，會增加資產變化的貨幣的總量，在一定程度上的可替代性，這使得它對于貨幣供應量的實際大小判斷將會產生誤差。由于金融資產和外資的增加，貨幣的干預市場的能力和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正在被逐漸的減弱。
（四）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依存度增加
隨著現代化的金融手段的更新換代，全面的推動了全球資本流動的速度，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場的關聯性和依賴性，并且能夠增加國際投機活動和風險水平的效率。但是一旦市場或局部金融發生輕微的動蕩，就會很快的影響到其他金融市場。
四、我國應對金融危機國際傳遞的對策
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一國的經濟基礎。只有國家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健全的金融體系，以及較強的應變能力和影響力，才能成功的躲避危機的發生。所以要全力提高我國在對外開放進程中的經濟實力和應變能力。
（一）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開放應該協調一致地進行
一般情況下，一個國家的金融改革也是進行金融開放的前提。目前，中國金融業的改革與外開放相對比較顯得十分的不協調，導致中國金融與改革開放出現嚴重偏差，金融體制改革是中國的皮革最大的問題。銀行體系在外部沖擊下會顯得十分單薄。所以我們國家要加快金融體制方面的改革，提高中國金融的效率和競爭力是目前中國金融業的一個重要任務。
（二）加強有效O管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安全對中國的金融業開放的經濟和金融的決策必須在政府的監督下有序進行。因此，政府應加強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財務制度，完善保障執法規則的嚴格執行財務制度；加強對財務危機的預測和控制癥狀的監管，保障金融安全金融開放通過有效的監管措施。
（三）降低對外資的依賴
可以全力的引進外資從而用來填上國內建設資金的短缺，增加國內投資和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是以中國的經濟發展方法的過程。但如果大量外資流入，而容量和支持國內資源是有限的，只有少數人能發現外國直接投資機會，而大量的股票市場的外資流動和房地產市場，將導致通貨膨脹和經濟泡沫，甚至引發金融危機。
（四）積極參與國際金融事務，加強國際合作
就目前的私人資本迅速擴張的速度來看，如果發生了國際游資逃離或蔓延的情況，就會導致金融危機，不能只是單純的依靠中央城市的干預，中國要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危害，就要學會依靠國際合作來保衛自己，并通過國際合作來創造出健康發展、有利的國際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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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后金融危機 金融學人才 理念培養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8-0136-02
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于金融學專業學生而言，既是巨大的挑戰，又是良好的機遇。在金融學專業人才的理念培養上，應著重樹立金融學專業學生的誠信理念、風險理念、創新理念和法治理念。
一、誠信理念的培養
2008年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實質上是一場信用危機，是信用關系中“倫理責任”缺失的后果。在現實金融活動中，誠信就是遵守承諾契約的行為，實際上是一個體系，即包括各種形式的誠信。一般來講，培養誠信理念包括下述這樣三種形式。
1.培養以契約為基礎的誠信。所謂以契約為基礎的誠信，就是金融活動中應該信守自己的承諾，按照自己的承諾辦事。承諾實際上就是當事者之間的一種契約，因而任何參與主體都必須遵守。也就是說，如果企業已經和客戶擁有了各種形式的契約，那么就應該全方位地自覺地遵守這些契約，而不是去設法逃避契約的約束，更不能曲解和修改契約的內容，甚至于去毀約。
2.培養在信息非對稱條件下的誠信。所謂信息非對稱條件下的誠信，就是指有的當事者可能因為信息獲取上的阻滯性原因而無法清楚地把握信息中的全部內容，從而不能真實地把握問題的全部的情況；而另外的當事者可能因為各種原因而能夠全面地擁有信息，從而可以真實地把握問題的全部狀況。這種信息的非對稱性，使得更多地擁有信息的一方處于交易的優勢地位，可以說，那種較多掌握信息的當事者，可以借助信息擁有的優勢地位而欺騙信息不全的當事者，但是擁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卻并沒有去這樣干，而是誠信地對待信息不全的一方，這種狀況就是信息非對稱下的誠信。
3.培養完全考慮當事者利益的誠信。也就是說，一方當事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并沒有僅僅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是充分考慮了當事者的另一方的利益，告訴對方應該怎么做利益才最大。這種考慮對方當事者利益的誠信，是一種最高形式的誠信。完全考慮當事者利益的這種誠信，往往是當事者從對方的利益出發的，所以這種誠信可以說是一種很高形式的誠信。
二、風險理念的培養
金融是資金的聚集地，也是風險的集合體，金融創新和發展總是伴隨著風險。風險，源于事物的不確定性，是一種損失或獲益的機會。金融風險具有可測性、客觀性、不確定性和受益對稱性等特征，是客觀的、現實的存在，這是由金融過程內在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因此，針對金融學學習，必須培養金融運行的風險理念。
1.培養認識風險的能力。廣義的金融風險指個人、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在參與金融活動過程中，因客觀環境變化、決策事物或其他原因導致金融資產價值、信譽遭受損失的可能性。狹義的金融風險則指金融機構在從事金融活動時，其資產、信譽遭受損失的可能性。由于金融過程的網絡化和金融關系的多樣化，金融風險具有極強的聯動性、廣泛的滲透性和自我增強的傳播特性。如果金融風險超過了承受能力，局部、個別的風險就會蔓延、傳播開來，從而影響到區域、國家甚至國際范圍，形成金融危機，給經濟運行和社會福利造成災難性的后果。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海嘯，范圍廣，影響大，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強烈的沖擊和影響。這些危機和動蕩不但使一國多年的經濟發展成果毀于一旦，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擴大了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矛盾，甚至引發政治和社會危機。
2.培養防范風險的能力。目前，就國內金融市場而言，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性被推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各類資金的流動性明顯增強，資金回報率高的區域會吸引其他地區資金的流入。如果該區域的資金高回報是源于投機性的泡沫化，那么該區域會很快成為金融高風險區。我們要加大了對金融監管與市場監管的力度，并重視金融風險的評估、預警和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建設，著力提高防范金融風險、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三、創新理念的培養
1.金融業的發展需要創新。創新既是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經濟發展的原因，更是經濟發展的本質。金融創新是指金融領域內部通過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所產生或引進的新事物，從而使得金融體系能夠更有效地發揮其功能。金融創新的內容包括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業務的創新、金融市場的創新、金融機構的創新和金融制度的創新，其核心是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工具的創新主要包括規避利率風險的創新、轉移風險的創新、增加流動性的創新、信用創造的創新、股權創造型創新、運用高新技術的創新和規避金融管制的創新。
2.要充分認識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培養金融學專業學生全面而辯證地看待金融創新效應。通過對金融工程學等重要專業課程的學習，既要培養金融創新思維、掌握金融創新的技巧和方法，又要把握金融創新的路徑和規律、正確認識和理解金融創新與金融發展、金融穩定的關系。金融創新既具有滿足客戶個性化需求、豐富金融交易品種、使商業銀行等存款性金融機構獲得新的生存發展空間、增強經濟主體應對和轉移金融風險的能力、提高金融資源使用效率以及促進金融市場一體化等積極作用，也具有增大金融系統風險、降低金融體系穩定性、加大金融監管難度、削弱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等負面影響。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而直接的原因便是美國金融創新過度，以至以住房抵押貸款為基礎的金融衍生產品交易過濫，以及金融監管當局對金融機構的次貸衍生品業務及其交易的放任自流，助長了衍生品風險的積聚和爆發。
3.創新需要監管，強化金融監管理念。對中國而言，既不能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而視金融創新為洪水猛獸，抵制金融創新，也不能對金融創新監管過死。明智的策略應該是：一要充分認識金融創新對經濟金融的積極作用，加快金融創新步伐。中國現階段由于金融創新不足，金融產品種類少、結構單一，不適應經濟發展要求。因此應完善金融創新的制度環境，大力鼓勵和推動金融創新，探索金融衍生品的發展途徑。二要提高金融監管水平。金融監管機構應切實加強跨市場、跨境風險的監管，確保金融監管體系與金融創新步伐和市場變革相適應。同時，要弄清楚金融創新中的產品結構、層次和風險特征，研究金融創新規律，適時、適度地引導金融創新活動，把握監管力度，避免監管過度和監管缺位，探索金融監管模式由分業監管向混業監管、由合規監管向風險監管、由單向監管向全面監管、由封閉性監管向開放性監管等轉變的途徑。
四、法治理念的培養
1.培養學生掌握金融法律知識。在依法治國及法律全球化的宏觀環境下，金融學專業人才必須確立法治理念。在金融市場國際化、金融風險加大的形勢下，政府的“政策規制”只能發揮短期效應，只有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才能形成安全的長效機制。無論國內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還是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有序銜接，必須有金融法律制度加以有效調整。目前，中國的金融業發展面臨兩大挑戰，一是金融業發展市場化的挑戰，二是金融業發展國際化的挑戰。前者主要表現為立法滯后，特別是現有的金融法律法規與金融市場的發展存在較大差距，導致金融資產的市場化程度不高，流動性不強，以及金融交易的不規范等。后者主要表現為國內金融市場的“政策導向”與國際金融市場的“法律調整”相沖突，這也是西方國家以國際貿易平衡為由干涉中國金融市場的“法定借口”。因此，無論是金融專業或任何一個專業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掌握國內金融立法的動態與金融法律制度，熟悉國際金融體制、規則及其相關法律知識，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2.培養運用法律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猶存、中國正處于金融運行機制改革的關鍵時期，完善金融立法，健全金融法律制度至關重要。其一，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金融市場的過度自由化和自主創新會使風險疊加，無論是國際或國內，甚至是區域性的金融風險，只能應對而不能消除。良好的金融法治環境對安全金融創新、加強系統性風險控制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法律制度的確立，是防范金融風險的基礎與根本。其二，有利于維護中國的金融利益。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國內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在美國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干涉下，人民幣處于緩慢升值狀況中。境外短期投機資金乘機而入，如果沒有很好地運用法律來防范金融風險，勢必會影響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甚至引發金融貨幣危機。因此，我們必須研究國際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及其相關法律規定，充分運用好各種法律切實維護中國金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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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系統性風險；金融危機；宏觀審慎；預警模型；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1)04－0057－04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使發達國家的金融業遭受重創，世界經濟大幅衰退。金融體系順周期性、杠桿率過高以及缺乏對系統性風險的防控被認為是此次危機的主要原因。本次危機成因與以往危機明顯不同，這促使各方一方面思考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的新特征；另一方面又在思考原有系統性風險和危機管理思路的局限性與不足。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英國議會、歐盟理事會的市場管理思路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提出了強化宏觀審慎管理的理念。危機的爆發及發達國家風險和危機管理思路的變化，既給我們提出了警告，也促使我們思考我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和危機的預警及管理問題。
一、金融危機與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念
(一)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念與特征
系統性金融風險中的“系統性”有兩方面涵義：一方面，是指一個事件影響了整個金融體系的功能；另一方面，一個事件讓看似不相干的第三方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因此可以將系統性風險定義為：整個金融體系崩潰或喪失功能的或然性。與單個金融機構風險或個體風險相比，它具有復雜性、突發性、傳染快、波及廣、危害大五個基本特征。
在近十年研究的基礎上，有關學者對系統性風險的動態演進機制提出了新的觀點(見表1)。與傳統觀點相比較，新觀點對近些年來的系統性風險和危機具有更強的解釋力，更有助于加深對系統性風險的認識和干預。
(二)金融危機與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聯系與區別
系統性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金融危機是一個取值非“是”即“否”的啞變量，而系統性風險是一個連續變量。系統性風險具有一種或然性，而金融危機是這種或然性的一種具體實現。金融危機其實就是系統性風險的爆發，是系統性風險的一個特殊階段和特殊狀態。因此，防范金融危機，首先要識別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要識別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必須要了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成因及來源，建立預警和防范機制。
二、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來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增長，但近幾年，隨著房地產、匯率、政府債務等問題與金融穩定、經濟增長的聯系更加密切，再加上金融業在國際間、機構間、行業間的交叉融合及互動性增強，國內系統性金融風險也在不斷積聚。
(一)宏觀經濟周期性調整
盡管周期性調整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但經濟周期大幅波動可能引致系統性金融風險。本次金融危機使得我國投資和消費失衡，內需與外需失衡，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資源消耗過多、環境污染加重等累積性的結構問題凸顯，而且人口紅利減退、政府主導型投資必須轉變等將導致我國經濟開始周期性調整的可能性加大。
(二)房地產信貸風險
以房地產市場為首的資產價格泡沫易于引發系統性風險是近代金融危機的典型特征，最近的美國次貸危機更是以房地產貸款質量下降為導火索。2009年，我國主要金融機構商業性房地產貸款增速高出貸款平均增速6.7個百分點，房地產貸款余額及新增額占比均提高明顯，占比達1／5左右。目前，我國購房者的月供占收入比、空置率、房價收入比等均超出國際警戒線。隨著國家嚴厲調控房地產政策的頻出，房地產信貸風險不容忽視。
(三)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
據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透露，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38萬億元，同比增長70.4％；占全部人民幣貸款余額的18.5％；2010年6月末，政府融資平臺余額增加至7.66萬億元。由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的還款來源主要依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而土地收入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一旦土地價格陡然下跌，財政收入將大幅下降，融資平臺償債能力將會減弱，有可能引發地方財政危機，并波及金融機構。
(四)匯率波動產生的系統性風險
對我國來說，匯率變動存在的最大風險是人民幣匯率將房地產泡沫、融資平臺償債能力、通貨膨脹、經濟波動等問題聯系在一起，牽一發而動全身。盡管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累計升值幅度已接近25％，但由于市場預期人民幣處于長期升值通道，大量國外資金仍利用各種渠道涌入中國，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加劇了房地產價格泡沫和通貨膨脹壓力。同時，如果政府調控力度加大，有可能刺激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銀行的大量房地產貸款形成不良，進而影響政府還款能力和融資平臺貸款質量。
(五)通貨膨脹風險
通貨膨脹對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也是多元和復雜的：一是通貨膨脹直接影響實體經濟。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漲，再加上“價格黏性”的原因，使得企業無法及時轉嫁生產成本，處境困難。二是通貨膨脹背景條件下，存款資金回報率相對降低，引發“存款搬家”現象。為追求利潤，在可貸資金減少的情況下，銀行可能采取冒險性的經營活動，加劇風險；另外，“搬家”的存款流向資本市場，易引發資產泡沫。
三、對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實證分析
為了能夠對我國金融風險進行監測，必要時進行預警，本文運用“五系統加權法預警模型”(汪瑩，2003)來量化分析我國系統性風險。該模型主要由指標體系、預警界限、數據處理和信號顯示四部分組成。首先是建立一套能夠科學、合理、敏感地反映系統風險狀況的監測指標體系；然后根據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以及參考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征，確定各指標的預警界限值；運用專家評價法對各子系統及其內部指標進行了二級賦權；然后運用指標值映射管理辦法，得出金融風險的綜合指數和相應的風險等級。
(一)指標選取
根據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來源，我們從宏觀經濟環境穩定性、金融體系穩定性、房地產市場風險、債務風險、外資沖擊型風險等五個方面設計了我們的指標體系，而各個子系統中我們根據能夠反映該子系統風險情況的原則，共選取了26個監測指標(見表2的二級指標)。
(二)各個指標預警界限
對每項指標我們選取四個預警區間：安全、基本風險、風險和較大風險狀態。所選擇指標根據風險性質不同，分為風險單調型和風險非單調型。風險單調型，即風險狀態隨著指標值的增加而呈現單一性質變化；風險非單調型，即在安全區域兩邊隨著對該區間距離的增大，風險狀態增加。預警區間及預警界限的主要標準，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莫里斯，戈爾茨等專家研究的經驗數據，以及一些專門的科研機構所做的研究成果如巴塞爾資本充足率
協議、一些通用的國際慣例等。
(三)指標賦權重計算
本文利用專家調查法和AIIP法確定各指標權重。我們選擇了5位專家，向其發送評價的原始表格和評價尺度，并用AIIP方法對調查數據進行了處理(過程略)。AIIP法處理的最終結果如下(見表2)。
(四)數據處理和燈號顯示管理辦法
我們所取指標的值其性質和意義不一，包括比例、時間，缺乏可比性，因此通過將指標值映射為分數值對其標準化處理。具體計算辦法為：對于每一個指標值，根據其在不同風險狀態的警界限上限和下限中的相對位置，按照相應的比例映射出相應的風險值。
將指標值映射為風險值后，首先結合指標權重計算出各個子系統的綜合分數，確定風險程度；然后計算出整個金融預警系統的風險程度綜合分數，根據分數值確定整個金融風險的程度。風險狀態以及對應風險值見表3。
(五)實證結果
運用該數據處理方法計算得各二級指標風險值。然后以AHP法得出的一二級指標權重將各風險值加權得我國的系統性風險值(篇幅所限，此處略去相關數據)。
1、我國各子系統風險波動情況分析。
一是宏觀經濟環境子系統風險值處于基本安全區間，但風險值距風險區間較近。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宏觀經濟環境子系統的風險值有逐步升高的趨勢，特別是在2009年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我國宏觀經濟風險出現了大幅度的升高。之后雖有下降，但從2010年2季度開始，隨著通貨膨脹風險的不斷上升，我國宏觀經濟環境風險又開始有所抬頭。
二是金融體系子系統系統風險較小，處于基本安全狀況。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金融體系總體風險不高，風險值分布在30％以下。這主要得益于我國金融改革的快速推進及國有商業銀行陸續上市，銀行業整體不良率下降，資產質量改善，資本充足率不斷提高。2008年4季度之后，在刺激性經濟政策推動下，銀行信貸大量投放，再加上房地產信貸和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的規模增加，銀行業潛在風險有所提高。
三是房地產市場風險較高，處于風險區間。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房地產市場自2005年以來風險值大部分時間超過50％，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以來更是超過70％，落入風險區間，說明我國的房地產風險一直較高，僅僅是在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房價漲幅及房地產貸款增速有所放緩時，風險才比較低。
四是政府債務風險子系統面臨一定風險。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債務風險在2008年之前一直處于比較低的區域；2008年下半年開始，隨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的大幅上升，我國債務風險逐步走高，風險值從2009年1季度的37.6％上升至2010年3季度的64.1％，進入風險區間。如果把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考慮進去，我國政府的債務風險將更加顯著。五是外資和匯率子系統較為安全。因為我國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余額和我國的外債額比較低，我國的外資沖擊型風險一直處于比較低的區域。2009年以來，經常項目差額減小以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減小等因素，使得我國的外資沖擊型風險進一步降低。
2、我國總體系統性風險分析。綜合各子系統風險狀況，加權計算得到2005年以來我國總體系統性風險值。從實證結果(見圖2)可以看出，我國的總體性系統性風險一直維持在基本安全的區間。最高值出現在2009年三季度和四季度，主要原因是如上文所分析的，2009年我國宏觀經濟環境子系統風險、金融子系統風險、房地產市場風險及債務風險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進入2010年，我國總體系統性風險高位緩慢回落，從2009年3季度最高點的44.4％下降到2010年2季度的41.2％。總體講，我國系統性風險較低，處于可控的范圍，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及房地產市場風險需特別關注。
四、我國系統性風險的宏觀審慎管理對策
關鍵詞：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指標體系
伴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分享經濟全球化和金融深化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面臨著來自國外金融海嘯的沖擊。為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保證中國金融安全，建立一個適應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安全預警機制，以便于在危機形成或擴大前就對它進行有效控制，從而避免危機的爆發或減輕危機爆發對國民經濟的不利影響，對中國經濟發展、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關于金融風險預警理論和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構建的研究概述
學者們對金融風險預警展開系統研究始于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20世紀70、80年代相繼爆發了以貨幣危機為主要表現形式的金融危機。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不斷攀升，這些危機不僅對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了嚴重危害，而且對全球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發展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這也引起了學術界對金融危機的成因、傳染和預警指標體系等方面的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就金融危機預警指標體系研究而言，國外的研究主要是從如下幾方面展開的：一是通過對導致危機發生的因素及其變化進行定性討論以確定預警指標體系。二是通過“實驗組”和“對照組”進行比較的方法確定哪些指標有助于預測危機發生的概率。三是應用計量經濟模型，在模型中估測在未來一期或幾期發生危機的概率。在上述三類研究中，基于客觀性等因素的考慮，第三類型是學術界的共識和研究的主流，這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幾個研究成果分別為Kaminsky、Goldstein以及Abiad等人的成果為代表。總之，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發展，國外學術界在金融危機預警系統開發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論及建模研究。相對而言，由于國內的金融風險預警研究起步較晚，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盡管已經陸續出現了一些實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大部分研究工作仍停留在對國外金融危機預警理論和模型的介紹上，從整個金融體系系統來考慮中國整體金融風險的研究成果的并不多見。
二、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的具體構建
預測金融危機發生的幾率，必須通過選取一定的具有代表性指標，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盡可能準確、科學地利用模型測度金融風險預警所包括的各個方面，進而比較和分析不同區域的金融風險變化狀況。
（一）金融穩定預警指標的選擇原則
在吸收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的設計應遵循以下原則：一是系統性，金融風險預警是一個結構復雜的大系統，由眾多相互聯系的子系統即構成要素組成。但這一系統并不是各個子系統簡單相加，各子系統最優未必能達到整體最優，而是要使各個子系統科學地整合以求得系統“整體最優”。二是導向性，選擇的每個具體統計評價指標要符合提高金融風險預警的要求，屬于金融風險的范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金融風險的內涵與特征，對提高金融風險預警目標有明確的導向性，對現代金融體系的完善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三是可操作性，選擇的各個指標數據都要有可靠的資料來源，指標的計算方法要科學，便于計算機進行數據處理。但往往有些重要因素難以直接量化或統計數據缺乏完整性。因此在研究中設計預警指標體系中應力求能體現那些關鍵因素的指標，盡量采用變通方法獲取指標數據。
（二）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選擇的過程
建立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的目的之一，是使監管部門盡可能全面、完全、具體地了解影響金融區安全的各種有關因素，以便有針對性地采取有效的措施。影響金融穩定的因素不勝枚舉，而且各種因素的相對重要性及相互作用也因一國的發展水平、開放程度、經濟規模、經濟結構等影響因素的不同而大相徑庭。借鑒世界各國金融風險防范經驗，結合中國金融業的風險實情，中國區域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大致可以從宏觀先行指標、微觀審慎指標兩個層面上予以構建。故中國金融危機預警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過程可以概述為分解描述中國金融危機預警評價指標體系總目標―確立相應準則―建立遞階層次結構―建立預選指標集―篩選指標―建立指標體系（見圖1）。
（三）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的確立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明確了金融風險預警系統的具體結構和構成要素，根據國內外專家學者對金融風險特征的具體描述，運用頻度統計法和理論分析法，選擇在金融風險預警體系中使用頻度較高、與金融風險的內涵和特征相關的指標，構成預選指標集。
考慮到前文對識別金融風險產生根源及金融風險預警理論的論述基礎，結合中國當前金融風險的特殊性和統計數據索取的可能性，我們從宏觀經濟、金融系統、泡沫風險和全球經濟等四個方面選取18個指標建立了中國金融風險監測指標體系，作為預警系統的備選指標。經過以上分析，我們在預選指標集的基礎上做了簡單調整，最終確定了金融風險預警系統的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由4個子系統，共18個具體衡量指標構成。其中，宏觀經濟指標主要反映的是宏觀經濟環境穩定性；金融系統指標主要包括監測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指標，反映金融市場穩定性；泡沫風險指標，考慮資產價格變化導致的風險；而全球經濟指標則主要考慮國外主要經濟實體的變化對國內影響。具體預警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四）部分預警指標釋義
1.宏觀經濟指標釋義
宏觀經濟指標主要反映的是宏觀經濟環境穩定性，在本指標系統中主要由 “GDP增長率”、“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通貨膨脹率”和“出口變化率”等幾個具體指標反映，如表2所示。
2.金融系統指標釋義
金融系統指標主要包括監測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指標，反映金融市場穩定性主要是由“國內信貸/GDP”、“國外凈資產/GDP”、“實際利率”、“外商直接投資/GDP”、“M2/GDP”、“M2乘數”、“貸款/存款”和“儲蓄存款/M2”等幾個具體指標反映，如表3所示。
3.泡沫風險與全球經濟部分指標釋義
金融風險的積聚和釋放會通過股市和房市反映出來，突出表現為資產價格的異常波動，若資產價格的大幅下挫，會導致金融資產縮水，金融資產泡沫破裂，形成大量的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惡化經濟，引發金融危機。
泡沫風險指標，考慮資產價格變化導致的風險，在本指標體系中主要由“股價指數變化率（上證指數）”、“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建筑業貸款/銀行貸款”等幾個指標反映，而全球經濟指標則主要考慮國外主要經濟實體的變化對國內影響，主要“國際原油價格變化率”和“美國經濟增長率”等兩個指標反映。
三、結論
為了能設計更好地反映中國金融安全形勢的指標體系，為金融安全預警提供有效依據，本文從不同角度對影響金融安全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建立了開放式的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然而，本文的研究僅限于預警系統的備選指標的選擇，對于指標的進一步選擇沒有作深入探索，因此，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們應該通過諸如Logit等數學模型的構建，利用Granger等檢驗方法確定各個子系統的入選預警指標，研究各預警指標對于危機的預示作用，并利用最終入選的指標通過因子分析方法合成能夠反映出中國金融風險危機等級的具體指數，并規劃相應的風險等級，據此刻畫中國金融風險的總體波動情況，并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以及參考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征，確定各指標的預警界限值，并構建中國金融風險預警信號系統，輸出預警信號燈系統，顯示金融風險狀態和描述金融運行的冷熱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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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金融穩定；風險；預警；指標體系
在金融風險具有客觀性、可識性和可控性的共識前提下，建立區域金融穩定預警指標體系一方面可以對區域金融穩定狀況做出客觀的評估與預測，另一方面可以為防范和化解區域金融風險提供決策參考，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效率，促進經濟金融協調發展，是一種兼具政策意義和實用價值的監測區域金融風險的方法。
一、區域金融穩定預警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指標的選擇原則
指標的選擇是建立區域金融穩定預警指標體系的核心內容，對指標體系預測準確性的影響至關重要。我們在總結已往預警理論研究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以下幾條指標的選擇原則。
一是系統性原則。從金融不穩定角度理解“金融穩定”，金融不穩定的誘因涉及方方面面，忽略某個重要方面的指標，往往會降低預管指標體系預測的準確性。同時，影響金融穩定的因素有層次之分，相應的預警指標體系也應由若干個子系統組成，而且各子系統都需由一系列指標來體現。因此，指標體系并非各種指標的簡單堆砌，指標之間應具有內在聯系。
二是區域性原則。任何預警指標體系都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因此，根據各個地區的特點選取不同的指標，要求這些指標能反映該區域的經濟金融發展特征，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是可操作性原則。首先是資料具有易得性，力爭大部分數據可以通過統計年鑒或本地數據庫查詢得到，其他部分數據也能通過到相關部門調查獲得；其次是指標具有可度量性，對定量指標要保證其可信度，而定性指標應能夠通過間接賦值或計算后量化。
(二)指標的判別
首先，設定指標的權重。采用美國運籌學家T.L.Saaty提出的層次分析法(AHP)計算各指標的權重。先是根據指標間的隸屬關系，將指標分成若干層；然后對指標的相對重要程度兩兩相比并做出經驗判斷，構造其權重的排序系數的判斷矩陣；最后對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得到各指標的最終權重。
其次，確定指標的臨界值。主要在根據指標的歷史數據基礎上，參考其他文獻相關論述和通用經驗，確定其臨界值。為區分指標值對金融穩定狀態的影響大小，我們參照由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提出的KLR信號分析法，設定雙重臨界值――弱臨界值和強臨界值，同時確定相應的弱區間和強區間。
再次，計算預警合成指數。某段時間某指標值超出弱臨界值進入弱區間之內，認為該指標可能會對金融穩定造成影響，發出一次弱預警信號，記錄信號數為1；當指標突破強臨界值進入到強區間時，表示其造成金融不穩定的可能性較大，發出一次強預警信號，記錄信號數為2；若指標未突破臨界值，處于強、弱區間之外，則說明此時指標值正常，不發出預警信號，記錄信號數為0。根據各個指標的不同權重，對所有指標在某一時期發出的信號數進行加總，得出預警合成指數，用于判斷金融穩定的狀態：預警合成指數值越大，發生金融不穩定狀況的可能性越大。
(三)指標體系的構建
綜合考慮上述指標選擇原則，我們選取了4大準則層、13個子準則層和28個次子準則層指標，構建了臺州的區域金融穩定預警指標體系。這4大準則層為：經濟金融環境指標、人民銀行基礎指標、銀行系統指標和借款實體指標，構成如下塔形結構體系。
該指標體系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充分考慮了區域特性。首先，考慮到臺州的證券、保險機構的規模較小且統計數據缺乏連續性，因此我們僅考察銀行業金融機構，并注重地方法人機構與分支機構的區分。其次，臺州民間借貸較為發達，對區域經濟的作用不容忽視，應被納入指標體系。
二是以金融資源配置渠道和風險指向目標為線索，將各類指標有機聯系起來。以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系架構，決定了大部分金融資源通過銀行信貸進行配置。金融體系的信用風險最終表現為借款實體的信用風險，信貸組合的質量主要取決于地方政府、企業、居民三類借款實體的財務狀況和還貸能力，因此我們主要從收入與負債的關系角度考察借款實體風險狀況對金融穩定的影響。同時，銀行系統的運轉會受區域經濟金融環境的市場風險影響，而人民銀行與商業銀行的業務往來亦存在操作風險帶來的不穩定因素。
三是首次將人民銀行的運行狀態納入指標體系考察范圍。目前以人民銀行跨行支付清算系統為核心、各商業銀行行內系統為基礎的支付清算網絡體系已初步形成，覆蓋了幾乎所有支付工具的應用，提供了社會資金快速運轉的重要渠道；而發行基金的供應則是人民銀行控制貨幣發行量的先決條件，通過發行基金的供應，影響流通領域中的現金。支付系統和貨幣供應成為人民銀行制定貨幣政策、救助問題金融機構、充當最后貸款人角色的必要條件，為維護金融體系正常運行奠定基礎。
通過數據分析，確定4大準則層指標的權重如下：經濟金融環境指標層權重為0.12，人民銀行基礎指標層權重為0.06，銀行體系指標層權重為0.56(其中法人機構和非法人機構的權重均為0.28)，借款實體指標層權重為0.26。同時，還確定了子準則層和次子準則層指標的權重及強、弱區間。
二、區域金融穩定的實證分析
(一)預警合成指數的數量和結構分析
根據上述指標判別方法，我們計算得出各層預警指數及合成指數。從圖示可知，近年來臺州的金融穩定狀況趨勢向好。金融穩定預警合成指數總體呈現波動下行趨勢，自2004年一季度的54.56降至最低的2006年二季度的25.51。此后，指數在一定區間內呈上下波動態勢。
從預警合成指數的結構來看，借款實體對金融穩定影響相對較大，銀行系統次之，經濟金融環境和人民銀行分別位列其后。借款實體指標的權重為0.26，但其指數所占預警合成指數的比例都超過了35％，最高達到57.87％，需要重點關注。銀行系統指標占的權重為0.56，但是其指數占預警合成指數的比例均未超過50％，狀況比較理想。經濟金融環境指標和人民銀行基礎指標所占的權重較小，對預警合成指數的貢獻也較少，但兩個分指數的時間分布不均勻，經濟金融環境分指數占預警合成指數的比例超過10％的有兩次，而人民銀行基礎分指數占比超過10％的有三次，表明個別時期的穩定狀況需引起重視。
(二)區域金融穩定預警模型
歷史經驗表明，金融穩定狀況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續性，即前期會對未來產生影響，可以推測前期的預警合成指
數同樣與后期的存在相關關系。從區域金融穩定預警指數圖的直觀觀察中也可以發現這一特征。
觀察也可以發現，模型(預測值曲線)與預警合成指數(實際值曲線)走勢較為一致，殘差在可容忍的范圍之內，模型較好地反映了區域金融穩定的實際情況。
通過模型計算，可以得到下一期的預測值。例如2007年二季度的預警合成指數預測值為26.62。我們認為，預測值是可信的，并可以作為判斷未來區域金融穩定狀況的參考。
三、進一步研究方向殛建議
(一)拓展指標涵蓋范圍，完善指標體系結構
目前，構建的區域金融穩定預警指標體系包括了經濟金融環境、金融基礎設施、金融機構和借款實體指標，已經形成了相對完整的核心指標體系框架。但是，就各個準則層來說，指標的種類和數量還欠豐富和細化。例如經濟金融環境可以增加對銀行間金融市場的考察，金融機構可以適當增加證券業、保險業的指標，還可以將一些局部金融突發事件等定性因素通過設立虛擬變量得以量化，使指標體系涵蓋更多可能引起金融不穩定的因素，提高指標體系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二)改進指數檢驗方法，提高預測準確程度
預測準確性的判斷是建立科學的預警指標體系的基礎。完善指標體系檢驗方法，提高預測準確性，今后主要有兩方面工作需要展開：一是充實歷史數據庫。補充早期的歷史數據并不斷更新今后的數據，使指標體系覆蓋一個較長時期，挖掘預警合成指數變動的一般規律。二是改進模型檢驗方法。采用理論檢驗和實際檢驗相結合的方法。在不斷擴充歷史數據的基礎上。加入諸如參數的穩定性檢驗等更多統計意義校驗，必要的話嘗試改進模型的形式；嘗試界定金融不穩定狀況，增強實際情況的模糊判斷，與理論檢驗相結合，提高預測準確性。
中央為何如此高度重視金融風險防控？哪些領域存在風險點？該如何防控資產泡沫？就這些問題，《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近日專訪了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連平先生。
防控金融風險事關改革成敗
《中國經濟周刊》：從最近幾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內容看，風險防范一直受到高度重視。2012年指出“要高度重視財政金融領域存在的風險隱患”;2013年部署“著力防控債務風險，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2014年強調“要高度關注風險發生發展趨勢”;2015年部署的幾大重點任務之一，也包括防范化解金融風險;2016年強調“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您認為，中央為什么一直強調金融風險呢？
連平：中央一直以來都重視經濟運行中的風險防范工作。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加強調金融風險的政策思路，這與當前國際形勢的演變以及國內金融業態不斷豐富、金融創新不斷增加的趨勢是十分契合的。
由于與生俱來的杠桿特征和外部性，金融一旦爆發嚴重風險事件，其影響力較廣，破壞力較強。當前國內正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際國內又面臨著復雜的環境和諸多不確定性，更加重視防控金融風險事關改革成敗，尤為重要。
《中國經濟周刊》：請您從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具體分析一下。
連平：在國際方面，歐洲經濟格局正在重構，“黑天鵝湖”似在呈現;日本刺激政策效果極為有限且處于低速增長;主要的國際風險和不確定性來自美國。
當前美國經濟復蘇態勢明顯，美國利率已步入加息軌道。從經濟指標來看，美國經濟增速在2016年三季度已突破3%，失業率也降到9年以來的新低4.6%，加之未來一年里特朗普就職后可能在減稅及基建投資方面實施刺激計劃，美國經濟活躍度可能會進一步提高。美聯儲針對美國國內經濟復蘇的態度和貨幣政策收緊的步調，都會影響美國加息外部沖擊的大小。美國政策調整對于我國的沖擊又主要體現在匯率、利率預期、流動性等方面。當然特朗普對華實施限制性貿易政策也會造成負面影響，但這并不屬于金融風險范疇。
在國內方面，盡管部分宏觀經濟指標顯示出一些企穩跡象，但M1增量構成結構中企業活期存款占比并不高，國內貨幣供給發生新變化中都可發現當期國內市場資金交易性、預防性和投機性偏好特征依然較強。民間投資增速處于低位和企穩回升緩慢，似可印證短期內資金回歸“實體”積極性不高。
加之國內正處于全面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期，“去產能”“去庫存”任務艱巨。非金融企業和政府“去杠桿”雖已取得一些成效，但過去一段時間國內樓市和債市活躍，使得金融部門表外業務創新較快，居民部門杠桿率抬升。考慮到我國現在經濟開放程度逐年提高，國內經濟還承受著資本流出壓力，種種困難下任何一個環節發生風險都可能成為南美亞馬遜河流域的那只蝴蝶，帶來系統性風險隱患。
“排雷”才能保障金融體系平穩健康運行
《中國經濟周刊》：那我們該如何準確地理解中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呢？感覺語氣很重、決心很大。
連平：“處置一批風險點”較“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更加具體，是防控金融風險要求實施的具體體現。
隨著現代金融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金融主體因資金關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形成復雜的金融體系。這與過去相對孤立、簡單的金融體系之間最大的區別在于風險傳染性較過去明顯增強、破壞力度顯著加大。次貸危機以及歐債危機都是現代金融危機的典型縮影。針對現代金融外部性和傳染性較強的特征，必須要抓住重要風險點和環節進行防控，對一些存在重大隱患的風險點進行排除。形象比喻的話，就是“排雷”。只有及時將威脅安全的地雷起掉，才能保障金融體系平穩健康運行。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當前哪些領域存在亟須處置的風險點？
連平：國內當前需重點防控的風險領域分別為債市、股市、匯市。債市和股市作為國內資本市場主要的投融資渠道。兩者和匯市的風險傳染和對經濟的影響機制有一定的差異。債市和股市的風險大多來自于部分投資機構、投資人激進地配置高杠桿可能帶來價格大幅波動的市場風險。加之近年來國內市場羊群效應較強，股市、債市大幅波動的市場沖擊力在增大。因此控制二級市場合理的杠桿率就是防控資本市場風險主要途徑。當然債券還存在到期不能償還的信用風險。
而匯市的影響機制主要由外匯價格變化進而對貿易和資本流動乃至于國內投資產生沖擊。目前國際不確定因素較多和國內經濟運行面臨諸多困難相疊加，人民幣階段性貶值程度較大會導致其他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和投資信心的減弱。當前及未來的一段時間維持匯率在一個相對安全合理的區間波動也是風險防控的重點任務。
需要處置的風險點和隱患也大多在風險防控的重點領域，主要是一些可能對市場造成極大負面影響的行為。比如利用“舉牌”搞利益輸送、虛假貿易隱匿資金外逃、中介服務機構違背職業操守等違法違規行為等等。
當前資產泡沫主要體現在部分城市房地產價格較高
《中國經濟周刊》：資產泡沫一直是個熱點話題，此次會議也提出“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您認為當前哪些領域存在資產泡沫現象？
連平：股市經歷幾輪調整，市場杠桿和泡沫已經大幅回歸。而前一段時期借了利率下行東風的債市，近期也出現了幅度較大的向下調整，以至于一些非銀金融機構出現資金緊張局面。在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的格局下，債市緩慢進入向下調整去杠桿的軌道。
相比之下，部分城市主要是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價格較高，似乎是當前資產價格泡沫的主要表現。前期一些熱點城市已經推出了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近期市場成交量也出現比較明顯的萎縮。
未來防止樓市泡沫化尤應注重三個方面：一是在熱點城市落實擴大供地的計劃，以緩解存量土地出清周期過低的狀況，引導預期合理回歸;同時對土地出讓方式進行改革和探索，完善土拍機制，以減少高價地塊出現。二是在差異化、精準化的分城市分區域施策的前提下，各地應增強政策相機抉擇、雙向調控的敏感度，避免市場大起大落。三是分批推進落地房產稅和實現租賃等分層次的住房供應體系。
《中國經濟周刊》：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一直是2016年熱議的話題，此次會議也要求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請您分析一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創新；風險防范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92(2009)04-0003-04
近期，源自美國華爾街“金融海嘯”席卷全球，發達國家窮于應付，發展中國家也深受影響。日益融入國際經濟秩序的中國當然不能置身世外，目前經濟增長放緩卻成為困擾我國最大的問題，一時間，政府出臺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恢復了一部分鼓勵出口的貿易政策，采取了較為穩妥的匯率政策，以求經濟能夠平穩增長。
有學者指出，放縱或是無節制的金融創新是誘發此次金融危機的切入因素。這使得天津濱海新區正在穩步推進的金融改革創新活動成為一個較為敏感的話題，而迎難而上，將金融危機作為促進金融創新走向成熟的“礪石”，已成為必須正視的重要課題。
一、天津濱海新區經濟金融運行特征的基本考察
2008年以來，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向全球金融危機加速轉化，我國國內房地產、鋼鐵、汽車等重要支柱產業產銷大幅下降，大批玩具、制鞋、陶瓷、玻璃等加工制造企業出現了關停的緊張氣氛，長三角與珠三角紛紛陷入困境。與之相比，天津及環渤海地區所面臨的壓力和問題相對少一些，某種程度上歸功于近年來天津由老工業城市向新增長級的成功轉型、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以及活躍的金融創新活動。
(一)項目規模大
重大項目是天津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繼2007年8月、11月先后推出40項重大工業項目并全部開工建設后，2008年7月，天津又推出了第三批20項重大工業項目。60個重大項目的總投資額達到3600億元，平均投資規模60億元。其中，高新技術產業與大型成套設備占40個。這些重大項目絕大多數落戶濱海新區，第一批中濱海新區占70%；第二批中占比65%；第三批中又有86%落戶新區。2008年1月至10月，濱海新區94個大項目竣工投產和注冊運營，新開工大項目180個，提前兩個月完成年初確定的全年開工項目計劃。
(二)自主創新多
推進自主創新、掌握高新技術，是實現天津企業和產品競爭力的重要源泉。2008年初，天津實施了總投資158億元、研發投入39億元的自主創新產業化重大項目。目前，天津擁有國家和省部級重點實驗室27個、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16個、國家級工程技術中心13個，各類科技企業孵化器和生產力促進中心等創業與服務平臺72個，在產業創新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和環境保護等高新技術產業走在國內前列。為了瞄準世界先進水平，濱海新區2008年確定了首批56個重大高新技術產業化項目，全部進展順利，9個項目已經完成，47個項目按規劃有序推進，陸續實現產業化。
(三)投資環境不斷優化
加快基礎設施建設，貫徹落實優惠政策，是不斷改善天津投資環境的重要力量。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濱海新區國際機場成功擴建，天津港一期主體工程、京津高速公路等一批重點工程相繼竣工；京津城際濱海新區段投入運營……2008年全年完成基礎設施投資450億元，比2007年增長68%。在優惠政策方面，天津出臺了一系列針對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的優惠政策。2008年以來，為進一步增強現代服務業的社會服務功能，推進天津經濟發展和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天津加大了對于現代服務業的支持力度，特別是對在天津發展的總部經濟、金融、物流業等方面的投資方和經濟實體給予更為優惠的財稅政策和人才政策。
(四)三層聯動協調發展
推進濱海新區、中心城區、各區縣3個層面聯動發展是實現天津全面發展的重要戰略。在濱海新區的帶動和中心城區全面提升功能的輻射作用下，天津區縣經濟增長迅速，267個重大建設項目陸續啟動。前三季度，區縣所屬工業總值完成2611.69億元，增長38.6%。隨著各項強農惠農政策的落實，夏糧產量52.5萬噸，達到了2001年以來的最好水平；設施農業建成7.2萬畝，相當于過去10年的建設規模；探索了以宅基地換房辦法建設示范小城鎮。前三季度，18個區縣財政收入395.81億元，增長37%，比去年同期提高了9.5%，其中10個區縣收入增長幅度超過30%。
(五)金融創新活動旺盛
2008年以來，在國家各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濱海新區在完善金融體系、加快金融產品及制度創新、拓寬直接融資渠道、開展離岸金融業務等領域亮點頻出，改革邁出堅實步伐：2008年3月17日，國務院批復《天津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濱海新區獲準設立全國非上市公眾公司股權交易市場，此后，國內首家股權交易所天津股權交易所在濱海新區成立；國內首只華僑投資基金、首只合伙制船舶產業投資基金相繼建立；第二屆中國企業國際融資洽談會在天津成功舉行；以渣打銀行科技信息營運中心為代表的一批國內外銀行后臺服務機構相繼落戶；國際經濟金融仲裁中心在濱海新區揭牌成立；一德期貨總部遷至天津；全國首家排放權交易所相繼掛牌；離岸金融中心方案加快制定并上報審批……此外，在金融產品與制度創新領域，僅2008年上半年濱海新區銀行業就實現創新133項。
二、推進濱海新區金融創新需將防范金融風險放到恰當位置
(一)在推進濱海新區金融先行先試過程中需要防范金融風險
首先，從金融創新和金融風險的關系來看，需要防范金融風險。美國次貸危機所發生的一切是一個很好的案例，金融創新所積蓄的風險在房產價格與利率水平變動時顯現出來，將整個金融系統拖入一場嚴重的危機之中。天津濱海新區金融創新活動也可能會孕育著一些新的風險，甚至會弱化金融監管效果。這無疑需要我們對于金融創新所帶來的金融風險予以高度重視。
其次，從濱海新區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來看，需要規避金融風險。在濱海新區內開展的各種創新活動中，金融創新所具有風險沖擊大于其他創新的風險。隨著濱海新區金融改革繼續深化和金融領域開放程度不斷擴大，該地區呈現出金融運行日益復雜，金融監管任務逐漸加重的特征。切實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才能維護金融業安全運行和持續健康發展。
再次，從濱海新區金融創新的新進展來看，需要預防金融風險。近期濱海新區金融創新取得了一系列新進展，在優化融資環境、完善金融體系的同時，也使得市場中的不確定性增加。此次金融危機中，在次級抵押貸款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兩種金融產品MDS(資產擔保債券)和CDO(債務擔保債券)對于危機的擴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此我們必須敲響警鐘。
(二)應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推進金融創新
要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大力發展金融創新，因為這是時代賦予濱海的使命。具體來看，濱海新區金融創新承載著兩項任務，首先為濱海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充分而有效的金融支持。濱海新區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轉移，大量的高新技術產業向濱海集結。因此，動員大規模的資本向其聚集是濱海金融創新必然要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而目前有關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的金融支持問題，也是金融改革以來一直需要突破的難點問題。第二是為整體金融深化及制度創新尋求可操作的改革推進方案。我國金融創新的推進速度一直滯后于其他改革，且大多數情況下所實施的改革方案都是針對具體問題而進行的金融產品或業務創新。2006年以來涉及系統性及全面性的創新行動逐步展開。從發展看，未來濱海新區金融創新的推進，將必然會觸及一直困擾和制約金融深化的三大體制性難題，即金融脫媒趨勢下的銀行體制的改革、民間資本進入金融產業的制度安排，以及金融資源整合中的資本市場合動機制問題。
關注此次金融危機，發現危機爆發前市場中積聚了大量的風險。按照風險與收益的關系，可以簡單分為兩類：一類是與收益呈反比的風險，風險越大，收益越小，損失越大。比如，錯誤操作、違章操作以及不可抵御的災害造成的風險，就只有絕對的損失。另一類是與收益成正比的風險，風險越大收益越大，例如，次級抵押債券的回報率一般高于優級債券。而金融創新過程，往往伴隨著這類高風險高收益的新產品新工具的出現。針對濱海新區的金融創新，要堅決防范第一類風險，因為這類風險對于收益的獲得并無益處，相反只能增大將來絕對損失的可能性。對于后一類風險，要敢于冒一定的風險，做到“膽大心細”。如果有一定風險就不敢發展，就搞不了金融創新，就會丟失很多機會，就不能敢為人先。
(三)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可以實現金融創新和金融風險防范并行不悖
實現金融創新和防范金融風險并行不悖，要在構建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上下功夫。金融生態環境是金融主體為了生存與發展，相互之間長期存在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所依賴的生存環境。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設就是塑造金融體系的內外環境，涉及政治、經濟、法律、信用等外部環境的建設等。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具有更強的適應性，能夠防范和應對內部問題、外部挑戰，使得金融生態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程度內恢復其基本功能。這就使得金融生態環境能夠承載金融創新引起的一系列變化，并消化隨金融創新而來的風險。因此，建設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將在更高的層次上，更加系統化地解決金融創新和防范金融風險的協調問題。
天津要實現金融生態環境的“公平安全”，要求政府、銀行、企業之間應當緊密協作，形成聯動效應；需要進一步完善誠信體系建設，建立大企業、中小企業和個人三個層次的信用系統；需要加強法制保障、金融監管與自律、中介服務以及信息披露等體系的建設，構建起公平、安全、競爭、開放的金融服務環境。
三、濱海新區金融創新活動中防范金融風險的具體舉措
(一)完善金融監管，注重行業自律
濱海新區金融創新不斷深入，需要監管部門積極的鼓勵和配合。要在控制好風險的前提下，簡化準入審批程序，減少審批環節。基本原則是“區分風險、允許探索、加強管理、逐步理順”。要區分金融創新內容的風險狀況，鼓勵金融機構探索新產品、新業務和新的組織形式，給予他們試驗的機會。監管部門的風險防范要體現到創新內容的具體流程中去，通過溝通、協調，揭示其中的風險并及時糾正，實現金融創新和防范風險的良性循環。于此同時，還要進一步制定和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構建有助于創新發展的法制環境。
此外，金融業自律也是市場監督的一個重要方面，需要在完善金融監管的過程中重視市場經濟力量本身對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實施約束。一方面必須深化制度方面的改革，讓金融行業協會承擔其應有職責甚至是與其性質相符的部分行政職能；另一方面，還需要積極探討新的模式來處理好政府與金融行業協會之間以及協會與會員之間的關系。通過加強行業自律，強化市場信用觀念，提高信用意識，發揮市場制約作用，從而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確保金融穩定與安全。
(二)整合金融資源，完善公司治理
通過并購、重組手段，實現金融資源向優勢企業集中，是做強企業、增強自身抗據風險能力的有效手段之一。當前形勢下，借助低成本擴張的有利時機，通過剝離、收購、重組安排將充分激發存量資產的活力。目前，天津正依托泰達國際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泰達國際)這一平臺，對渤海銀行、天津信托等六家地方性金融機構進行整合，實現綜合經營。下一步，泰達國際還將對其股東投資于其他地方金融機構的股權予以整合，增資至100億元。從長期來看，泰達國際會通過跨區域和跨境運營，擴展輻射范圍，朝著國際化大型金融集團公司邁進。
在擴大金融企業規模的同時，還要著力完善公司治理，提升自身的軟實力。從市場微觀機制來看，良好的法人治理結構和足夠的市場競爭力量是金融主體進行金融創新的重要推動力量。需要著手明晰產權、建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實現公司組織制度、財務制度和層級制度安排的合理化；要確立、實施全面風險管理戰略，提高風險評估技術，完善風險評估體系；要理順稽核體制，構建具有相對獨立的內部稽核體系，提高內部審計水平；要推進內部控制體系標準化、全面化，建立科學合理的授權制度和崗位責任，加強內部控制措施力度，此外，還要強化信息披露制度，主動接受外界的監督。
(三)擴大債券融資，改善融資結構
目前天津的融資結構中企業內源性融資和信貸融資占主體地位，而直接融資比例過低。盡管2007年融資結構略有改善，但自我國股市低迷之后，股票融資所占比重又下降了，這種融資結構導致風險向銀行不斷集中。結合當前濱海新區重大項目資金需求大、建設周期長的特點，可以通過發行企業和政府債券方式進行融資。這不僅有助于短期內扭轉重大項目融資渠道單一、銀行經營風險和流動性風險不斷加重的局面，而且從長期來看也符合未來的發展趨勢。在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發行債券是最主要的融資手段，而在我市，無論從絕對量還是相對量上，債券融資的規模都很小，因此利用企業債券、政府債券融資的潛力還是很大的。
前不久，濱海新區已就空客A320項目做出債券融資安排，籌集的28億資金將全部用于合資生產A320系列飛機天津總裝線項目的建設。發行人天津保稅區投資有限公司符合《證券法》有關規定，同時天津港保稅區管委會約51億應收賬款作為債券還本付息的質押擔保。濱海新區應不斷總結經驗，重點關注一些重大項目，進行債券或股權融資，擴大直接融資比重。
(四)建立風險預警，制定應急預案
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是根據區域內金融風險特性建立起來的，監控、規避潛在金融風險的預防體系。建立濱海新區金融風險預警體統，首先要制定一套能夠科學、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風險狀況的監測指標體系，然后根據新區經濟發展現狀，結合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征，確定相應指標的預警界限值。將事先確定的數據對各指標的取值進行綜合處理，得出金融風險的綜合指數和相應的風險等級，最后用信號燈來顯示金融風險狀態。要做好金融穩定監測評估數據庫數據采集、加工分析和風險預警工作，加強對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區域金融風險的監測、預警和分析評估，建立預警機制和風險補償機制。
除了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濱海新區金融監管部門還應制定應急處置預案，應對潛在的突發事件。結合目前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應對外資的異常流動加以重視。需要緊密關注國際游資流出的動向，認真梳理外資監管盲點。同時，新區內活躍的金融創新活動也增大了爆發金融突發事件的可能性。對此人民銀行天津分行應與其他監管部門、金融企業建立定期溝通聯系制度，建立監管信息交流共享機制和監管合作制度，制定和演練防范金融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預案。
(五)堅持迎難而上，推動金融創新
中圖分類號：F0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6）04-0045-06
引 言
自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時期以來，中國經濟開始進入系統性調整階段。其中，有關如何統籌“穩增長與防風險”的探討已然成為當前經濟金融工作領域內的重點議題。特別是發軔于2014年末的本輪資產價格巨幅波動再次表明：即便是在經濟周期收縮階段，金融風險依舊可以處于高位水平，值得我們給予充分重視。實際上，許多學者都曾對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間的鉤稽關系進行研究，但卻并未形成統一定論。具體而言，其研究進展主要有三，早期的研究認為：金融體系能夠起到良好的資金融通功能，優化資源配置，因此，隨著金融體系穩定性的不斷增強，其將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 （King和Levine，1993）[1]。然而，許多學者對次貸危機時期附近的樣本進行研究后發現，金融體系易在經濟繁榮期時累積潛在金融風險，導致金融穩定性減弱；并在經濟進入緊縮期后進行風險釋放，從而使金融體系穩定性回歸至理性區位，即二者間存在著反向依存關系。此外，近期還有部分學者發現：金融穩定與經濟增長間的依存機制具有明顯的非線性特征，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則在于實體經濟周期與金融周期間的錯配 （萬曉莉，2008；Liang和Alan，2012；鄧創和徐曼，2014）[2][3][4]。
通過簡要回顧以往的相關研究不難發現，盡管有關金融穩定對經濟增長影響機理的研究尚未形成統一定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二者間的作用關系絕非是簡單的線性依存關系，其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和時變特性。有鑒于此，筆者將采取區制轉移模型深入探究我國金融體系穩定性對經濟增長影響的非線性特征，測度經濟“新常態”時期下，金融穩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理，從而為未來一定時期內的金融風險治理與系統性緊縮風險防范提供相應的經驗證據與對策建議。
一、中國金融體系穩定性指數的構建及其運行態勢分析
一般而言，金融穩定包含金融機構穩定性與金融市場穩定性兩個方面。首先，就金融機構穩定性的角度而言，銀行體系作為金融機構資金融通的中樞系統，起到決定整個金融機構穩定性的關鍵作用 （劉金全等，2015a）[5]。而就金融市場穩定性的角度而言，其主要包括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兩個測度 （張洪濤和段小茜，2006）[6]。因此，本文參照以往相關研究，選取能夠代表我國銀行體系穩定性、資本市場穩定性以及房地產市場穩定性的多項基礎數據指標，采用標準化的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數據擬合，進而獲取我國樣本期間內的金融穩定指數。
具體而言，選取銀行體系資本充足率，存貸比，各項存款同比增長率，各項貸款同比增長率，壞賬比率共5個指標反映我國銀行體系的穩定性狀況；選取上證指數對數收益率，上證A股市盈率，上證A股市值/GDP與滬深兩市平均價差共4項指標反映我國資本市場穩定性狀況；選取國房景氣指數反映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穩定性狀況；最后，選取M2/GDP、外匯儲備/GDP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共3個指標反映我國宏觀金融穩定狀況。基礎指標共計13個。隨后，利用金融穩定指數均值加上0.5倍標準差作為金融體系穩定性的風險預警線，樣本期間為2004年1月至2015年12月，金融穩定指數的走勢如圖1所示：
圖1刻畫了我國金融穩定指數在樣本期間內的走勢，首先，需要對其擬合過程做三點說明，第一，由于不同指標存在量綱差異，因此為消除數據量綱對合成指數的影響，在此采用標準化的主成分法進行指標擬合；第二，由于不同指標示性方向不盡相同，因此，在進行主成分擬合前對所有指標進行了同向化處理，其中，合成指數取值越小，代表金融體系穩定性越強，反之則代表金融體系穩定性越弱；第三，在對主成分進行提取的過程中，采用累積方差貢獻度達到85%作為基準，其中，前兩大主成分的累積方差貢獻度為91.28%，已超過基準水平，故在此采用前兩大主成分對金融穩定指數FCI進行標準化擬合。
隨后，觀察圖1的走勢不難發現，我國金融體系穩定性在樣本期間內的多數時期均處于警戒線下方，表明從長期的角度來看，我國金融體系基本上處于較為穩定的運行狀態，不存在過高的系統性風險；但其在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以及2009年2月至2010年4月兩個較短的時段內均超過了警戒線水平，表明樣本期間內也存在著金融體系脆弱性較強的時期。實際上，回顧這兩段歷史時期內我國金融體系的運行狀況不難發現，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正是我國資本市場最為繁榮的時期。這期間，上證指數一直處于4000點以上的高位區間，資本市場投機追漲現象嚴重，導致此段期間內金融穩定指數急速攀升，并迅速躍遷至警戒線上方，使整個金融體系進入了高度脆弱狀態。而2009年2月至2010年3月是我國房產市場局部過熱的典型階段，其間，國房景氣指數同比增幅一度高達5個百分點，導致房地產市場投機氛圍濃重，并使得金融穩定指數再度回升至警戒水平之上。盡管這兩次金融脆弱時期的形成機理不盡相同 （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內的金融脆弱主要是由資本市場投機行為所引致；2009年3月至2010年4月內的金融脆弱主要是由房產市場局部過熱所引致），但二者均由局部過熱引發了整個體系的高脆弱狀態，說明金融體系是一個有機整體，其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資本市場、房產市場、銀行體系等） 的發展失衡絕非是獨立現象，其具有較強的外溢性和傳染性，繼而使整個體系陷入不穩定狀態，因此，采用多部門合成指標進行金融穩定狀況監測更有利于把握金融體系的整體運行狀況，這會避免單一指標監測忽視金融風險外溢性的弊端 （劉金全和劉達禹，2014；劉金全等，2015b）[7][8]。
此外，圖1中，金融穩定指數在兩段高脆弱時期后的走勢同樣發人深省。其中，在2008年4月至2009年3月間，金融穩定指數具有典型的V型波動特征。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我國資本市場投機泡沫在短期內迅速破裂，導致金融體系在短期內出現了自發性的風險釋放，而這種風險釋放方式的主要特征即是：歷時短、代價高、不確定性強。隨后，政府和貨幣當局為防犯金融風險持續發散對實體經濟產生的外溢影響，先后采取出臺“四萬億”救市計劃和放寬廣義貨幣供給的方式向市場注入流動性，這使得經濟在短期內迅速反彈，但也使得金融穩定狀況再度下降，出現了V型反轉態勢。
與該段時期不同，自2010年4月以后，我國金融體系一直處于較為安全的運轉狀態，金融穩定指數的走勢具有緩起緩落的新特征，并且在相鄰期間內不存在大幅波動，這說明在此輪房產局部過熱時期后的金融風險治理更具成效，其并不存在政策執行后的遠期福利成本。實際上，自2010年以后，政府和貨幣當局開始越發意識到應急性宏觀調控舉措的雙刃劍效應，并開始有序地退出“大水漫灌”式的貨幣政策調整模式，更加注重財政政策的局部著力特征和貨幣政策的預調微調功能。對比金融穩定指數在兩段脆弱時期后的修復過程不難發現，應急性的強刺激措施易于產生不利的后續影響，使金融穩定的波動性大幅上升，不利于公眾樹立穩定的政策預期，嚴重時甚至會再次誘發危機；相比之下，適時適度的預調微調和有計劃的預期管理則能使金融體系在長期內安全運轉，從而降低政策執行成本、提高宏觀調控效率。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政府在經濟“新常態”時期下對金融穩定的治理較“次貸危機”時期相比更具成效，但是現階段的經濟緊縮風險也同樣高于該段歷史時期。一個突出的表象在于：“次貸危機”時期內，盡管政府的應急性宏觀調控舉措在短期內提高了系統性金融風險，但其的確起到了良好的逆周期擴張作用，使得我國經濟增速在2009年1季度發生觸底性反彈 （2009年1季度實際GDP同比增速為6.6%，是自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20年間經濟增速的階段性谷底），這說明在以往時期內，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權衡取舍關系；然而就近期的經濟運行狀況來看，盡管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同樣出現了資本市場過熱導致金融風險上升的狀況；但是實體經濟運行狀況卻未隨之發生改變，宏觀經濟運行依舊呈現出較大的下行風險。這說明，現階段金融穩定與經濟增長間的依存機制較“次貸危機”時期可能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二者間的作用機制可能已不是簡單的權衡取舍關系，如若處理不當，系統性緊縮風險可能會與金融風險協同上升。因此，為深入剖析不同歷史時期內金融穩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下文中筆者將采用區制轉移模型對其進行計量檢驗。
二、我國金融穩定指數對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的區制轉換特性識別
區制轉移模型的核心經濟意義在于對經濟運行階段進行區制劃分，從而使研究者能夠甄別經濟變量間的作用機制在不同經濟波動階段內的異同 （劉金全等，2015c）[9]。其具體估計原理如下。
首先，假設樣本期間內經濟變量間的作用關系存在多種狀態區制，并將其記為St=i，i=1，2，3…，而自變量與因變量間的作用機制將會隨著區制的轉換而發生改變，這也就意味著區制轉移模型可以準確地測度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間的依存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變化，繼而可以用于檢驗不同金融穩定理論在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內的適用性。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旨在探究金融穩定對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的非線性特征，因此將金融穩定指數FCI設定為狀態轉移變量，隨后根據極大似然估計發現，當狀態參量取2時，模型擬合優度最高，故在此令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間的依存機制在兩區制內變動，進而可用公式將二者間的關聯關系表達如下：
yt=c+βyt-1+α（Sit）FCIt+εt （1）
這里，yt代表經濟增長率，c是固定系數常數項，參數β用以刻畫經濟增長慣性，α（Sit）代表狀態轉移參量 （即金融穩定指數FCI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系數）。通過公式（1）可以看出，金融穩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將隨著時間的變化在兩區制內進行轉變，這就意味著，研究者可以利用區制轉移模型刻畫二者間的非線性關聯機制。下文中，將對區制轉移模型進行參數估計。此處的參數估計由OxMetrics6.0軟件完成，具體結果如圖2和表1所示。
圖2是經濟增長率和區制轉移模型的擬合曲線在樣本期間內的走勢，其中，實線部分代表經濟增長率的實際值，點線部分代表區制轉移模型的擬合值，虛線部分代表基于卡爾曼濾波的模型一步預測值，而灰色區域和白色區域分別代表經濟增長高波動區制與低波動區制。觀察圖2不難發現，3條曲線的走勢高度耦合，表明區制轉移模型的擬合優度極高（其中，區制1內的擬合優度為0.977，區制2內的擬合優度為0.984）；此外，就區制劃分的情況來看，自2004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加速時期開始直至2010年歐債危機結束為止，經濟增長率與金融穩定指數間的依存關系基本處于區制1所刻畫的狀態；而自2012年我國經濟增速再次跌破8%以后，二者間的依存關系則一直穩定在區制2的狀態當中。這說明在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間的依存關系具有明顯的非線性特征，特別是當經濟運行進入“新常態”時期以后，二者間的依存機制較以往 （危機時期） 相比已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結合表1中雙區制模型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區制0與區制1內，模型標準差的估計結果分別為0.545和0.057，并且均能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這說明樣本在不同時期內具有明顯的區制轉換特性。其中，區制0內經濟增長的波動率約為區制1內的10倍，表明樣本前期 （主要是投資加速期與兩次危機時期） 經濟增速的變動較不穩定，其對外生沖擊的反應較為強烈。
而自2012年我國經濟增速跌破8%后，宏觀經濟運行逐漸步入了“新常態”時期，盡管經濟增速的絕對水平有所下滑，但其波動率極低，基本實現了“穩回落、長收縮”的理性形態，這說明政府的“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的戰略部署起到了積極作用，實際經濟增速在回落過程中基本能夠良好地抵御各種外部隨機沖擊的產出效應。隨后，繼續對比金融穩定指數在不同區制內對經濟增速的影響不難發現，在經濟高波動區制內，金融穩定指數的估計結果并不顯著（P=0.361>0.1），這說明在樣本前期，金融穩定與經濟增長間不存在顯著的依存關系，即：政府和有關部門對二者的監管基本是相互割裂的，并沒有將穩定經濟增長與控制金融風險進行有機統籌。其中，最為典型的例證即是：后“次貸危機”時期的“四萬億”救市計劃雖然在短期內迅速提振了經濟活力，但也使金融風險重回警戒線上方，造成了短期內的局部經濟過熱，并累積了較大的潛在金融風險。然而在現階段，金融穩定指數的估計結果為-0.02，并能夠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明倘若此時金融穩定指數下降1個基點，將引發經濟增速上升0.02個基點，這意味著現階段金融穩定性的提升將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作用，表明政府持續的結構調整取得了積極成效，金融穩定已不再是制衡經濟增長的先決要素，穩增長與防風險的目標已經初步實現了有機統籌。最后，就轉移概率的估計結果來看，無論是區制0還是區制1均具有較強的慣性運行特征，其中的自維持概率高達0.926，根據概率-持續期轉換計算公式易知，樣本自2014年再度進入區制1后，將維持13.5個季度，這說明在未來的1―2年內，金融穩定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的概率較大。因此，政府和有關部門應對此高度重視，積極做好資本市場監管、銀行體系風控和房地產市場清庫存的工作，從而為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時期內的金融風險治理和系統性緊縮風險防范提供切實幫助。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盡管有關金融穩定對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的研究已日臻成熟，但是在非線性區制轉移框架下探討金融穩定與經濟增長間依存關系的研究仍不多見。本文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以波動率作為區制劃分變量，測度了金融穩定對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影響機制，從而彌補了這一領域內的研究空缺。具體而言，主要得出以下幾方面結論。
第一，我國金融體系在樣本期間內的絕大部分時期均處于較為穩定的狀態，只有在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以及2009年2月至2010年4月兩個較短的時段內，金融穩定指數超過了警戒線水平。而自2010年歐債危機過后，金融穩定指數一直穩定在警戒線下方，說明現階段政府和有關部門對金融風險高度重視，并始終將其控制在適宜水平。
第二，含有金融穩定指數的區制轉移模型對經濟增速的擬合優度極高 （約為0.98），說明二者間的確存在顯著的非線性依存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