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22 06: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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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位理論；生產方式；理論演進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要素空間集聚下北部灣經濟區城市經濟增長研究》（課題編號：08XJY008）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A
區位理論是關于人類活動的空間分布及其空間中的相互關系的學說。由于經濟活動的空間有限性、經濟活動對有限空間的競爭及經濟活動空間移動的限制，因而企業根據自身的需要和相應的約束條件選擇最佳區位成為其追逐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選擇。因此，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開始，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空間區位選擇及空間區內經濟活動優化組合就成為西方經濟學的重要課題。而事實上，對區位理論演進歷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產生、發展到全球擴張的考察也的確可以發現二者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
一、20世紀以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區位理論演進
（一）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時期杜能的農業區位理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到19世紀初期，英國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德國等歐洲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革命仍如火如荼地進行。18世紀中期，蒸汽機的產生使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產進入了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但此時的資本主義生產仍然主要是圍繞農產品的加工，其產品以解決人們基本的衣食需求為目標，比如紡織業、食品加工業、木材加工業等。因此，機器大工業的生產需要更多來自農業的產品作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業生產的產品也需要及時地運送到農村進行銷售。在這種形勢下，如何圍繞城市形成農業的良好布局，減少來自農業產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運輸成本和城市工業產品運送到農村的運輸本，成為當時經濟學家重點考慮的問題。由此，杜能從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發，通過分析城市均質土地上的作物種植，認為隨著距城市距離的增加，應該種植相對于農產品的價格而言運費小的作物。從而在城市的周圍，將形成以某一種農作物為主的同心圓結構，即杜能圈：以城市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為自由式農業、林業、輪作式農業、谷草式農業、三圃式農業、畜牧業這樣的同心圓結構。
（二）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后馬歇爾的古典區位理論。到了19世紀中后期，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革命均已完成，鐵路已經代替河流成為主要的運輸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產品的運輸成本。單純的運輸成本不再是決定廠商區位選擇的唯一因素。而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過長達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其生產過程中的加工對象也不再是以簡單的農產品加工為主，產品的種類和范圍也有了極大的擴張，運輸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術進步、外部效應等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更加重要。馬歇爾發現，一些主要依賴工匠技能的特定產業部門在特定地區集聚，對于提高生產效率更加有利。據此，馬歇爾提出了外部經濟和內部經濟理論。他認為，許多性質相似的小型企業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夠獲得內部經濟，而企業在特定地區的集中則會帶來熟練勞動力、專門化的服務、交通與基礎設施的改善以及知識和技術的快速傳播等外部經濟效應。正是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形成了馬歇爾的古典區位理論。
馬歇爾的新古典區位理論關注的對象仍然是企業本身。但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相伴隨的是大規模人口的地域間移動，尤其是產業與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現象極為顯著。韋伯工業區位論針對到底應該如何從經濟區位的角度探索資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動（大城市產業與人口集聚現象）背后的空間機制展開分析。韋伯按照以運輸成本定向、勞工成本和集聚與分散因素等三個視角分別分析他們對工業區位的影響，將抽象和演繹的方法運用于工業區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業區位理論體系。韋伯的工業區域理論通過對運輸、勞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計算，提出最小費用區位原則，并以工業產品的生產成本最低點作為配置工業企業的理想區位。
二、資本主義產銷矛盾擴大與商業區位理論
無論是杜能的農業區位理論、馬歇爾的古典區位理論還是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研究的重點都是資本主義工業企業。這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之初是極為正常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之初，物質相對匱乏，生產的產品也大多用于滿足人們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產的產品由于滿足了人們的物質欲望而基本不用擔心產品的銷售問題。但是，隨著機器大工業的擴張，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擴大與人們相對較低的購買力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產品市場的擴大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亟待解決的問題。由此，商業活動逐漸獲得了快速發展，并因此產生了商業區位理論。
（一）尤哈特的商業區位理論。尤哈特最早論證了商業區位理論。該理論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運費最少、運輸距離最短而盈利最大為目的，在銷售范圍中尋求獲得利潤機會最多、商業覆蓋率最大的區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處時期商業的相對重要性不足而僅僅是提出了諸如最有工業區位、原料指數、區位三角形、等差費用曲線等基本是從工業區位布局中移植過來的概念，而對于商業區位選擇沒有更多的指導意義。到了20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銷矛盾越來越突出，對解決這一矛盾尋求理論支持的渴求也越來越強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創了研究市場區位的中心地理理論，提出了用以說明提供不同服務的村莊和城市的等級制度為何會出現，以及這種等級制度又為何因地而異的一般理論。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論為城市地理學和商業地理學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城市空間擴張和地租梯度變化主導的區位理論演進。區位理論的演變到20世紀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過程中的如何通過工業企業的區位選擇降低其生產成本，即使是商業區位理論其目標也是商業企業如何區位選擇緩解資本主義產銷矛盾的問題。因此，這時的區位理論演變主線主要體現為圍繞工業企業的生產原料和產品銷售展開研究。但到了20世紀初期，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區位理論的演變主線也因此逐漸轉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間利用，以探討城市空間擴張和土地地租的梯度變化來尋找企業和家庭的依據個體成本最小化而進行的區位選擇。
在這一演變主線下，20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現了同心圓地帶理論、扇形理論、多核心理論和中心商務區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圓理論為例，該理論認為，城市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基本模式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區為核心，自內向外作環狀擴展成5個同心圓用地結構。5個同心圓中的居民和企業分布由內而外大致體現為，第一環帶是城市中心商業區，主要布局大商店、辦公樓、劇院、旅館等企業；第二環帶為過渡地帶，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輕工業、批發商業、貨倉等；第三環帶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區；第四環帶是高收入階層住宅區；第五環帶為通勤人士住宅區。伯吉斯同心圓的動態演變則主要體現為各環地帶自內向外的“入侵與繼承”過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論和麥肯齊、哈里斯與烏爾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論對城市空間結構與企業和家庭區位選擇的分析路徑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論強調城市企業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線路和沿自然障礙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論則認為城市除中心商業區外還有工業中心、批發中心、地區的零售中心等，企業和家庭的區位選擇也因此更加復雜、多樣。
三、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基于家庭與全球化競爭的區位理論演進
（一）城市化進程完成后的家庭區位決策。到20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進程已經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間結構與土地利用的區位理論則主要集中于家庭區位問題，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達性以及與地方住房市場相關的選擇住房的區域內遷移和居民因就業的變動和就業機會有關的區域間遷移。對于家庭區位問題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競租模型中從城市內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統的關系來研究住宅區位問題，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爾等人則沿著住房選擇與流動性的聯系微觀模型路徑研究家庭的居住選擇，而與之伴隨的則是沃爾伯特、古德曼、漢訥西克和奎格利、奧納卡則沿著住房選擇與流動性的聯系宏觀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為。
（二）全球化時代基于全球“價值鏈”的要素區位決策。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之后，區位理論的演進進一步受到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影響。在這一時代，全球化競爭的壓力加劇促使跨國公司的國際戰略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由注重資源、效率和市場的橫向戰略轉向尋求“協同效應”的縱向戰略，順沿“價值鏈”方向把不同的生產、經營環節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區位。因而，區位理論的發展在資本、技術、信息乃至勞動力的全球流動導致生產活動和居民住宅的區位選擇都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長及理論、由麥克?波特提出的產業集群理論及其之后圍繞產業集群理論對企業、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區位選擇的研究。
四、結論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產生、工業革命期間以農產品為原料的生產方式及水路運輸的低效率，到工業革命后運輸方式的變革及生產原材料的變化以及由于生產擴張后引起的產銷矛盾，進而帶動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到20世紀五十年代城市化進程結束后以城市家庭區位選擇為主要研究對象，20世紀八十年代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生產方式，每一個階段都最終體現在區位理論的演進上。因此，區位理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區位理論的演進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歷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單位：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姜鑫，羅佳.從區位理論到增長極和產業集群理論的演進研究.山東經濟，2009.1.
婦女是一個內部存在巨大階級差異的性別群體，但又可以在整體上被視作一個受壓迫的階級。這不僅是依據有關階級定義以及階級劃分基本原則進行邏輯推理之后所得出的合理結論，同時也是基于對婦女所受壓迫展開唯物史觀階級—性別經濟、政治分析之后而形成的事實判斷。在當代，由于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父權制兩種連鎖制度的長期影響，婦女所受的壓迫仍然既具有階級壓迫的典型特征，同時又被披上了性別壓迫的濃厚色彩。當然，毫無疑問的是，作為對封建社會等級制和專制政治的革命性否定，資本主義對于瓦解傳統的父權力量同樣發揮著馬克思所講的“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資本增值運動必以平等、自由為特征的市場交換原則為基礎。而市場交換，如果說它作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確立了主體之間（包括不同性別主體之間）的全面平等，那么內容，即促使人們去進行交換的個人材料和物質材料，則確立了自由。”由此，在資本主義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婦女無論是作為交換主體的平等，抑或作為交換客體的自由，必將得到確認與尊重。并且，由于資本的運動具有克服和摧毀一切阻礙生產力釋放、阻礙生產多樣化擴大的自然或精神力量的能力，因而它能克服與摧毀排除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父權制自然經濟格局。而為了確保“平等、自由”的市場交換能夠順利進行，資本主義需要以一種更接近人的“自由、民主”本性的新的政治關系代替專制政治中的權威主義和人對人的直接依賴、臣服關系。在這種新的政治關系中，婦女由于生產資料占有權的劣勢無法與男性平等地劃分權力，兩性在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差異及由此帶來的自由、民利的差異由來很大，但披上了“平等、自由、民主、人權”等“物治”面紗的資本主義政治畢竟瓦解了專制父權政治中性別之間的直接依賴與臣服，使公共事務成了包括婦女在內的每個人的普遍事務，使政治職能成為包括婦女在內的每個人的普遍職能，使兩性之間的生活差別僅僅是社會差別而不是政治差別，從而也使得婦女在父權制的國家中首次獲得了解放，即婦女的政治解放。與此同時，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的這種基礎而已。”資本邏輯在經濟上所確立起來的“平等、自由”不僅通過政治得到了社會領域內的放大與擴展，同時這種放大與擴展伴隨著資本的擴張與發展又進一步地影響著包括婦女在內的人類整體精神生活，促使著她們產生出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民主意識、平等意識、社會參與意識乃至女權意識等等。她們作為人所擁有的自由、民主、價值與尊嚴牢牢地建立在了資本的世俗生活基礎之上，她們在傳統父權社會中長期被輕視、壓抑的主體性得到了一場以“平等、自由”為特征的大解放。因此，對于破除那種導致了性別之間直接壓迫與對抗的傳統父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發揮的歷史進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現代西方社會中表現出的對抗父權制的物質與意識形態壓力也是十分強大的。它們迫使或促進男人變得更多地參與照顧孩子和家務勞動，以及接受女人在公共領域中愈加重要的角色。它們不斷瓦解著關于什么是‘自然的’，以及男人與女人適合于做什么的傳統觀念。生產關系不斷革命的力量與邁向理性化的進程吹響了反對性別差異的號角；性別的堅冰隨著‘由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偏見而來的冷硬關系’一起融化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女人獲得了平等或類似的東西，也不意味著這些過程是不可抗拒或不可逆轉的。”
因此，也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具有反父權的本質。事實上，父權制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賴以存在的必要條件，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表面上削弱了傳統父權的統治，但卻從未真正挑戰過作為父權制之核心內容的等級制勞動性別分工。相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非常需要維系這種分工，因為它需要通過婦女承擔無償的家務勞動為一切剩余價值的生產創造基礎。并且，家務勞動以無償的形式由婦女承擔，這意味著資本家所付出的一份工資可以購買到雙份的勞動力———一個為他勞動的工人和一個為工人勞動的妻子，意味著他可以毫不費力地降低工資的價值而增加剩余價值的占有。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始終具有鞏固傳統性別分工，即鞏固家庭父權制的利益與動機。而從這一利益與動機出發，通過公私領域的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使大部分婦女被限定在家庭之中專事家務勞動，并在工業革命所造成的家庭生產功能日益弱化乃至徹底喪失的條件下將她們置于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從屬地位之上；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奉行“自有其名言的和不言自明的雙重標準，這里的雙重標準決定著誰應成為首要的、受雇傭的勞動力，誰將充當次要的、失業的勞動力。由于各種不同的原因，完全不是因為界限已然清楚的社會性別勞動分工，資本主義就派定男人為‘主要’的勞動力資源，而派定女人為‘次要’的勞動力資源。因為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如此、或者說父權制認為不需要男人如此”，從而將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模式成功推廣至社會生產領域。在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中，婦女就業的邊緣化、底層化與性別之間的同工不同酬，導致了婦女在經濟上廣泛依賴于男子的現實。男人占據著那些相對重要的行業部門，并明顯地影響著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和形式；婦女則被視作流動工、季節工與勞動后備軍的最佳人選，更多地從事著那些技術相對沒落、薪酬福利相對較差的從屬性工作。這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在社會的公共領域，性別之間直接而公開的壓迫雖然較為少見，但隱性的間接歧視無處不在。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結果并不是消滅了父權制，而只是推動了它由家庭私人領域向社會公共領域的擴展與升級。
面對著這種被擴展與升級了的父權制，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婦女不僅沒有獲得相應的解放，同時還承受著雙重負擔、遭遇著雙重剝削———她們既是家庭內無償使用價值的生產者，同時又是社會經濟中交換價值的低報酬生產者。這樣，在所謂“理性”的權衡與“效率”的謀算下，許多擁有參與社會生產形式權利與現實機會的婦女最終選擇了退居家庭。據此，由于“按性別分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機制，它維護男人對婦女的優勢，因為它堅持在勞動力市場中對婦女實行較低的工資。低工資使婦女依賴男人，因為它鼓勵婦女結婚。已婚婦女要為丈夫料理家務。于是，男人從較高工資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處。這種家庭分工反過來又為削弱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起作用。這么一來，等級制家庭分工被勞動力市場永久化，反之也一樣。這一過程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兩種連鎖制度長期影響的結果。父權制遠沒有被資本主義征服，它仍然是強有力的；它具備了現代資本主義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資本主義的發展改變了父權制一樣。資本主義和父權制互相適應給婦女造成惡性循環。”這就是說，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絕不是有著明顯區分的、相對獨立的兩個系統。它們之間已經超越了那種密切聯系的互補關系而彼此滲透、扭結交織成為一個嚴密的整體，給婦女帶來的是一種混沌難別的階級—性別連鎖壓迫，從而構成了促使婦女超越內部階級差異實現“階級式”聯合反抗行動的外部壓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確實改變了傳統父權制的具體統治形式，但使父權制實現了從家庭向社會的擴展與升級。父權制歷來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婦女所受到的性別壓迫也歷來就是階級壓迫在性別之間的特殊表現。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婦女特殊的“異化”體驗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馬克思曾對法國小農階級的存在狀態展開評述：“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于各個小農彼此之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于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在此，馬克思實際指明的是，經濟條件只是階級“自在”存在的客觀前提，社會階級只有當它具有自我意識，即具有屬于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時才會真正成為“自為”的存在。因此，“階級”是一個歷史的、動態形成的范疇，在階級形成的過程中，經濟因素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但與此同時，構成階級的個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特別是個人建構于特殊階級身份上的共同“經歷”，是他們在行動過程中形成階級的關鍵。可以說，階級意識的形成是階級形成的標志，是階級由“自在”轉為“自為”狀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對于婦女來說，歷史中的她們長期被作為社會基本經濟單位的父權制家庭牢固鉚定，彼此之間難以發生多種多樣的聯系。與社會生產基本隔絕的生存方式以及在父權意識操控下經常產生的“虛假意識”使她們就像一個一個甚至都沒有被裝進袋中的馬鈴薯，很難形成為實現自身利益而組織和行動起來的整體自覺意識，即很難突破自在的狀態而上升為真正“自為”的階級。這就是說，基于性別壓迫與階級壓迫的互通本質，婦女雖然作為認識論的對象可以被整體視為一個階級，但要在本體論的實踐層面推動她們以階級聯合的形式展開反抗性別壓迫的統一行動，則必須以形成真正屬于她們的“婦女階級意識”為前提。這種“婦女階級意識”在內容上不僅包括對婦女利益的理性認識，也包括對男性利益不合理性的認識與有意識的反對，同時還包括對運用集體政治的手段以達到性別壓迫、實現婦女利益的政治目的的認識和隨時行動的準備。而在結構上，“婦女階級意識”則是由以“認識壓迫”為特點的較低層次的經驗意識與以“實現解放”為特點的較高層次的政治意識共同組成。其中，較低層次的經驗意識作為主觀與客觀雙向互動的結果，產生于婦女獨特的受壓迫“經歷”，特別是她們對于這種經歷的理解和感受之中。在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這種經歷集中表現為婦女在資本主義異化勞動中所普遍感受到的特殊“異化”體驗。“異化”作為一個古老的哲學概念，是指主體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由于自己的活動而生產出自己的對立面，這個對立面又變成外在的異己力量與人對立，即進一步轉過來反對主體本身。馬克思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勞動異化的理論，將“異化”概念改造成為對資本主義現實生活進行徹底批判的重要范疇。
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產生使原本作為人的類本質的勞動逐漸喪失了原初的自由自覺性質而不斷發生著異化，即“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將這種異化勞動發展到了極端，使“異化不僅表現在生產的結果上，而且也表現在生產行為本身中，表現在生產活動本身中”。由于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工人徹底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而僅作為“工具性的存在”，即成為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的機器，他們不僅與他們的勞動產品發生著異化，同勞動本身發生著異化，同時也與其作為人類的本質發生著異化，與周圍其他一切人發生著異化。這樣，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際關系，包括兩性關系，在異化勞動的基礎上也必然呈現出異化的本質，即“當個體與他人彼此分離時，他或她只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了的人際關系給婦女帶來了更為不利的處境。這是因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樣能在工商業的社會生活領域生存，因此他能夠在這些不同的領域中表達自己。但是對女人來說，她的活動余地僅限于家庭內部。在工業生產內，男人的勞動產品被剝奪，由此產生的把男人對象化，它表現為異化形式。男人通過對女人的關系來緩解異化，女人的異化卻無法緩解。因為這些親密關系正是壓迫她的制度結構中最重要的關系”。與此同時，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整體上的父權本質，異化對于婦女來說還是一種居于性別之間的體驗，“不僅不賺工資的婦女也同樣經歷異化，而且掙工資的女人所體驗的異化不同于掙工資的男人。”勞動的異化性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甚至已經滲透到那些原本能由婦女完全掌控的勞動/活動，如身體修飾、履行母職與個人精神智力活動等。婦女對自己的身體加以修飾，就像工人生產那樣，最后的結果都是勞動產品（對于婦女來說，是她的身體）與他/她本人相疏離。也許“一個女人會強調，她節食、鍛煉和裝扮的目的是愉悅自己，但事實上她可能是為了取悅男人而塑型和修飾自己的肉體”，以至于“最后她的身體也都變成了男人與她的對象”。作為擁有特殊生理機能的女性，生育對于婦女來說已經變成不可控制的人類自身再生產勞動。婦女個人的生育意愿并不能決定最終的生育結果，“在對童工勞力的需求和對成人勞力的需求同樣多的社會，婦女被迫在身體限度內盡可能多生育。在視兒童為經濟負擔的社會，婦女想要多生孩子則得不到鼓勵；許多女人迫不得已，只能墮胎或絕育。”與此同時，各種泛濫使用的現代精密生育技術操縱著婦女妊娠、分娩甚至受精的全過程，使許多婦女與她們的生育過程也產生了疏離。更為糟糕的是，如出一轍的異化同樣發生在婦女履行母職的過程中。“育幼”不再是母親的自然本能，而是她們異化的體驗，“母親們的壓力是巨大的，在幾乎沒有幫助的情況下，她們被認為必須執行專家們的每一項命令……她得按專家的方式、而不是她自己的方式撫養孩子。”而這種異化了的育兒方式，最終又導致了母子關系的疏離———“母親和孩子間極度的相互依賴，鼓勵母親在界定孩子的意義時首先考慮到她自己對生活意義、愛和社會認可的需要。她把孩子視為她的作品，以為這作品能改善她的生活，結果常常事與愿違；孩子是她的無價之寶，社會卻對之不屑一顧。當代母職的社會關系使她不可能把孩子看作一個完整的人，看作母子雙方所屬的更大社區的一部分。”這樣，不僅母親“沒有能力把孩子當作人來看待，同樣的情況是，孩子們也沒有能力把她當作人來看待”。更為可怕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普遍發生著的異化還侵蝕著許多婦女的精神智力活動。她們通常被培養得很不自信，以致“根本不敢在公開場合表達自己的觀點。因為害怕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表達，即使已經躋身于神圣的學術殿堂，她都會經常害怕被人指責為學術騙子，而不是專家教授”。
三、總結
【關鍵詞】資本主義萌芽 原因 特點
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初葉 （明萬歷年間），商品經濟日益發達。在江南一些地區零星地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由于封建制度日趨腐朽，封建帝制處于風雨中飄搖欲墜，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從誕生之日起一直處于“萌芽”狀態，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出現尚未定型，也沒有形成氣候，沒有能夠成長壯大起來。探究這一特殊的歷史階段，對于解讀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有著別樣的意義。
于1930年在其《中國社會經濟“長期停滯”的考察》一文提出了在西方列強侵入以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內部已經產生新的社會經濟系統的苗芽，但發展的程度尚未有質的變化。呂振羽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也提到“明清之際，布爾喬亞工場（資本主義性質）出現”的字眼。通過研究和討論，人們在兩個結論達成了初步共識，即在明代中后期和清代，我國江南地區在一些手工業中確實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而且這種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也將演變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國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些研究表明，資本主義在中國確實有“短暫”的存在。那它究竟起于何時？發展如何？為何又迅速沒落，過早“夭折”？
一、明清時期影響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
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是在農業、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商品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在封建社會內部孕育的新的生產關系。從時間上看，明朝中后期（嘉靖到萬歷年間），即16世紀末17世紀初，從我國封建社會發展趨勢上看，明清時期處于衰落階段。明朝中后期，農業、手工業的新發展，商品經濟空前活躍，刺激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為資本主義的萌芽創造了條件。從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態看，明清封建統治者調整生產關系，鼓勵生產。農業生產結構發生顯著變化，手工業規模發展，邊疆地區獲得開發，商業空前繁榮，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使生產規模更大，分工更細，加上生產工具的革新，生產技術的提高，產品種類的豐富使得生產規模擴大，產品的質量和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產量大幅度提高。全國出現了30多座較大的城市，產品有了更多的銷售市場。反映在手工業發展上，隨著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手工業者不斷分化，少數關于經營者富裕起來，多數手工業者貧困破產，喪失生產資料，不得不去當雇傭工人，于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雇用與被雇用的關系。富有的機戶依靠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帶有雇傭性質的生產出現，早期的資本家開始涌現。其它如社會基礎的改變，的誘導，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和利潤的刺激的都促使激中國資本主義出現萌芽。
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特點
但受到封建社會制度的阻礙，中國的資本主義一直處于“萌芽”狀態，和西方成熟時期的資本主義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語的。由于耕織結合、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封建社會經濟中始終占有主導地位，農民極端貧困、購買力極其低下。加上在限制經營、強制攤派、低價征購、苛稅盤剝等在重壓之下，商人和工場主無法通過資本集聚擴大再生產。加上長期的閉關鎖國，阻礙資本主義萌芽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稍顯稚嫩的，影響范圍小，帶有明顯的封建烙印，有著自身的特點。（一）地區性和不平衡性。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因素只是在沿海、沿江和江南地區比較顯著。主要在江南的蘇州、杭州和松江、溫州絲織業和棉紡織業比較發達（后期擴展至廣東、陜西、云南等地區）的地區，就以吳江而論，僅盛澤等少數鄉鎮較為發達，同縣其他廣大地區仍是十分閉鎖。而且中國的資本主義只出現在一部分手工業的生產部門（絲織業和棉紡織業、制瓷業、礦冶業、采煤業）。（二）不夠成熟和不大完備。家庭手工業完全受到商業資本的控制的生產形態沒有得到改善，這意味著人身依附關系的削弱。在封建壓力下，它的發展不夠成熟。（三）出現“夭折”或“中斷”的狀態。在中國封建社會，工商業財富的積累困難，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難以為繼。（四）長期性和緩慢性。中國的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史中始終處于支配地位，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水平低，發展緩慢，后期雖有發展，但是缺乏重大突破。綜上所述，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是具有自己的特點的。
三、“萌芽”中的中國的資本主義為何發展緩慢
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僅僅是封建經濟大海中的幾處孤島，其存在與發展還難以撼動中國封建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同樣是資本主義萌芽，為什么歐洲發展成熟，而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為什么始終徘徊不前？ 這樣解釋：“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的儒教倡導的等級制度導致大量社會財富大量消耗而無法積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也就失去了發展到成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中國古代城市所蘊含的文化內涵的制度結構與文明精神使得資本主義萌芽根本無法在明清城鎮的發展中誕生。歐洲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萌芽、發展到成熟的典型地區，而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和發展走的卻是一條畸形的路。細分開來說，如國內市場小，農民手工業品購買力極低；商人剝削所得錢財極少用于擴大再生產；封建國家重農抑商的思想長期存在；閉關政策導致海外貿易幾乎停滯；手工業生產的規模得不到擴大；科學技術的落伍；人口壓力而導致的“過密化”使得新的生產方式不能產生；中央集權制妨礙了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江南地區落后的工業格局；中國能源生產問題未能解決等都是阻礙中國資本主義走向成熟的主要原因。
綜上，資本主義萌芽歷經百年，但依然是柔嫩的幼芽，依靠它自然發展到成熟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可能了。以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只能走從西方“引進”和“嫁接”的路，由此導致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進程特別艱難而曲折。
參考文獻：
[1]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顧良、張慧君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
關鍵詞：異化消費 勞動-閑暇二元論 民粹主義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14-0066-02
一、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
本?阿格爾在建立他的生態學危機理論時，強調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思想的重要性，指出這一危機理論還植根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同整個生態系統相互作用過程中的矛盾。由于生態系統本身的條件制約，生態危機才會頻繁地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以此激勵人們去反思自己的消費方式和價值觀，早日從異化勞動和異化消費中解放出來，走生態社會主義道路。對于為什么資本主義會發生生態危機和如何來解決這一狀況，形成了本?阿格爾的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理論。
（一）資本主義制度的本性
本?阿格爾對生態學下的生態危機理論的構建主要就是通過建設他的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思想來實現的。對于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他主要是從兩個方面來分析的。首先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本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需求的滿足主要就是通過生產者源源不斷地提供商品來實現的。在利潤的驅使下，擴大生產和刺激消費，使得人們對商品的需求越發強烈。資本不斷地擴大生產規模，借助科學技術的進步積累巨大財富，通過廣告和大眾傳媒對人們施加影響，改變他們消費主義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以此間接控制人們的消費需求和消費選擇，最終還是為資本追求利潤的向度而服務。在此生產方式和消費導向下，必然會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出現太多的生態問題。
（二）需要、消費和商品的關系
造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一個原因，在本?阿格爾看來，是需要、消費和商品三者之間的關系。資本主義社會中，對于商品的瘋狂追求所導致的自身空虛的滿足，沒有真正的從勞動中獲取最原真的幸福，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一種觀點――勞動-閑暇二元論，即勞動和閑暇之間的悖論，勞動過程是無法給人們帶來幸福的，只有在閑暇時間消費才能收獲自由和幸福。資本主義生產，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存在著勞動異化的現象，原本人只有在勞動中才能感受到的存在感和幸福，已經無法實現，在生產過程中得到的只有壓榨和剝削。在這種異化勞動的背景下，人們只能把幸福和自由寄托在閑暇時間的商品消費上，而這種消費并不是人們的真正需求，而是被資本主義社會的廣告所支配的，只是逃避異化勞動產生的一種異化消費。本?阿格爾認為異化消費是指“為補償自己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于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人們把異化消費當做獲取幸福的唯一源泉，同時也對勞動I域產生了不滿和反抗。本?阿格爾認為這樣的異化勞動和異化消費不僅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對在異化勞動中的人們也是有害的，這也就是不同于生產領域中危機的另一種危機――消費領域的危機。
人們對商品的需要和消費會不斷地助長資本主義的生產，這樣的生產會直接對有限的生態系統造成損害，以此而言，需要、消費和商品三者之間的關系就可以演化成需要、消費和生態三者之間的關系。生態和消費之間的矛盾主要來源于異化消費，資本在社會中宣傳消費主義的價值觀念，控制人們整體的消費方向，把對幸福的需求轉移到對商品的消費上，為資本追求利潤而服務。異化消費的實現是依賴于大規模的技術應用和不斷擴張的資本主義生產規模，加上生態系統本身的限制，勢必造成生產和生態的矛盾，使得生態形勢更加嚴峻。需要和消費的矛盾是因為在異化消費下的需要不是人的真正需要，只不過是被廣告所支配和操縱下的假需要而已，因而決定了在這樣的需要基礎上的消費是沒有意義的，只會助長資本的生產和生態的威脅。
在資本主義制度趨利和異化消費下，使得資本主義出現了許多的生態問題，造成嚴重的生態危機。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也在遭遇極大的挑戰，本?阿格爾認為只有走生態社會主義的道路才能挽救生態環境的頹勢，在那之前，我們還需要設定好前提，才能更好地落實和實現生態社會主義。
二、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前提條件
在真正的社會變革之前，本?阿格爾強調了一個前提準備工作，要求人們在重新思考需要和商品關系的前提下，限制廣告所引導的異化消費，重新闡述和思索真正的勞動觀和幸福觀，認識到人的滿足能從生產活動中獲得而不是資本下的消費活動，為實現社會變革奠定前提條件。
本?阿格爾認為社會變革的準備工作需要從三個階段來展開，第一是有限的生態系統與資本無限擴張之間是矛盾的，必須縮減那些為人們消費所提供的商品的生產規模，這是最重要的。從源頭來制止，會更有效果，只要生產減少了，才能降低人們對于從消費方面來滿足幸福需求的行動，一步步地引導人們只有從生產過程中才能真正地實現幸福。第二階段是針對生態系統的自身的制約條件和諸多限制，人們必須有意識地減少自己的需求，并思考滿足需求的其他方式，最終改變那種因為資本主義下廣告對人們造成的影響下的虛假需求和消費。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背景下，人們已經越來越失去自我，變成生產的機械工具而已，原本是人類本性的勞動也變成了對工人的壓榨，需要人們理性思考，認識自身的異化，明確幸福和自由的真正來源。第一個階段是從生產方面來說的，第二個階段是從人們的需求方面來強調的。只有生產和需求都減少了，即供與求都少了，消費過程才無法實現。除了這兩個階段之外，我們還需要從觀念的層面上來加以干預，本?阿格爾認為第三個階段是轉變人們的消費觀念，把勞動――閑暇二元論的消費觀念轉變成為理性的消費觀，讓人們意識到被廣告刺激下的異化消費是不正確的，這只是彌補在異化勞動下所缺失的幸福和存在感。只要堅持在勞動中收獲成就和幸福才是人最本真的意義。本?阿格爾強調人們的消費價值觀和幸福觀的轉變對資本主義的社會變革有著重要的意義。闡述完社會變革的前提條件之后，本?阿格爾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如何過渡到生態社會主義，提出了他的幾點建議。
三、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生態社會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產生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在本?阿格爾看來，一個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性，不顧及生態成本的加速生產和資本積累，導致生態環境的一步步惡化。還有一個原因是在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下，產生了在異化生產之外的異化消費，這一消費需求的產生，加速了生產的速度，從而引起生態的進一步惡化。就在這兩點下，本?阿格爾和其他的生態學者一樣，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不可能真正地解決生態問題的，必須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生態問題才有可能逐漸地得到改善，建設美好家園。就在這一前提下，本?阿格爾提出了幾條建議，幫助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生態社會主義社會。
（一）分散化
在資本主義不斷的技術運用和技術升級的背景下，產生了官僚化的生產組織方式和集權式的權力關系，以此建立龐大的工業體系，加速追逐利潤和異化消費，生態危機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本?阿格爾提出了他的分散化戰略，他認為分散化是應對規模生產的絕好措施，它強調小規模技術的應用，通過把工業生產分散化，來緩解人和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分散化可以使得生產規模縮小，降低統治和壟斷程度，避免大規模生產和商品的剩余積累。緩解大規模生產對自然界所施加的巨大壓力，從而緩解生態危機的演化。
（二）非官僚化
對官僚化的生產和集權式的權力關系，本?阿格爾提出分散化之后，還提出了一個非官僚化。他指出是為反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集權的官僚管理體制而提出來的，采取工人民主的管理方式，讓工人參與到生產的決策和管理過程中來，真正成為勞動過程的主人，真正參與到生產過程中，深刻體會勞動所帶來的快樂，擺脫異化勞動和閑暇二元論思想，進一步擺脫異化消費。本?阿格爾強調這種單純的小規模的技術生產是不可能實現一場激進的社會變革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二者必須結合起來，幫助工人們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解放出來，才能實現異化勞動和異化消費的解放，緩解生態危機的狀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和發展。
（三）“穩態”經濟模式
本?阿格爾認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兩個重要的前提，但是僅僅有這兩個是不完整的，我們還必須堅持生態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改變之前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實施“穩健”經濟模式。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就是一切為了利潤，不斷擴大生產，而毫不顧忌在這發展背后所付出的生態代價。實現“穩健”的經濟模式是生態學的共同主張，這一主張主要是基于資本主義和生態系統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也基于生態制約下對人的需要和需求的合理性滿足評價的結果。
（四）和美國民粹主義文化的結合
對于如何使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同激進階級主義結合起來，形成一場生態社會主義運用，并最終實現生態社會主義呢？本?阿格爾提出了只有走和美國民粹主義文化結合的道路，才有可能實現生態社會主義運動。美國民粹主義是反對高度集權的政府和企業的高度分工與集中統治下的管理方式的一種思潮，這一點正好堅持工人民主管理和生產的方式不謀而合，因而強調和民粹主義的結合，單單宣揚有可能會引起反對之聲，和民粹主義的結合，便于更好地宣傳和美國民眾的接受和認可。沒有這兩者思想的綜合，美國的工人階級是不會接受馬克思和社會主義的，而且單純的民粹主義也是無法實現激進的變革，只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解決上述的問題，方便社會變革的運作。本?阿格爾認為生態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對資本主義官僚化的批判，會把民粹主義美國實行高壓統治的政府和企業之間根本的不信任引導到社會主義方向上，加速社會變革。
本?阿格爾的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理論是他的生B學思想中的重要理論。他主要關注的就是生態制約下資本宣傳的異化消費現象，并以此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生態危機。通過剖析來解決這一危機，關注處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勞動和異化消費中的個人的解放問題，這種解放確認為可以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消除在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異化問題，最終實現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中。
參考文獻：
集體主義思想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派生。雖然人是以個體存在和發展為價值取向，但個體人必需在社會中才能存在和發展，必需把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同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聯系在一起。共同存在和發展就成為集體主義思想的核心。共同存在是類存在的先決條件。原始社會是一種形式上典型的集體主義社會，因為自然環境的險惡，生產能力低下，生活資料的短缺，迫使他們要過集體生活，否則就會葬送自己，葬送群體。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思想蒙昧時期，其集體主義思想都是相當濃烈的。
社會屬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個方面，正因為如此，在人類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觀點或政治主張都不可能回避集體主義的存在。這是社會主義思想生命力強大之所在。
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一種集體主義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國》，在中國可以上述到《禮記·禮運》。對社會主義思想最明確的描述在中國是《禮記·禮運》，在西方是托馬斯·莫爾（1478-1535年）的《烏托邦》。不過中國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圖的《理想國》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而是純集體主義思想的一種社會構思。我們現在通常所講的社會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對立物的社會主義，它從工業革命開始，是西方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一種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這種社會主義是從托馬斯·莫爾開始，經過法國的圣西門（1760-1825年）、傅立葉（1772-1837年）、英國的歐文（1771-1858年）等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我們現在區分的各種社會主義都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流派。如果說西方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國的《禮記·禮運》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最高社會道德理想，那么，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一個最大特點是它是作為資本主義初期剝削、壓迫、貧困、不平等現象的對立物對未來社會的最高道德構想。
所有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集體主義思想的衍生，是集體主義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時期的反映。社會主義思想在農業社會具有濃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為資本主義對立物的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才具有濃厚的奪取權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時代的反映。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初期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批判，它反映實行社會改造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為這種生產方式基礎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競爭。它們設想將來民眾會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方式從資本家手中奪得支配生產資料和管理政府的權力。托馬斯·莫爾、意大利的康帕內拉（1568-1639年）、法國的梅葉（1664-1729年）、法國的摩萊里（1720-1780年）、馬布利（1709-1785年）等等與農業社會相聯系的社會主義大都希望社會溫情脈脈，保持農業社會，共同勞動，平均分配。與工業文明相聯系的社會主義，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仍然主張社會溫情脈脈，共同勞動，平均分配。
作為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可以表述為：社會主義思想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派生物，是人類共同存在和發展的需要；在人和社會的關系上，它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強調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社會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個人從屬于社會集體。作為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的學說中表述得最為充分和全面。馬克思講的人是抽象的人，群體的人，而非具體的個人。馬克思是從社會關系來論證人的本質、人性，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是的社會哲學基礎。
社會主義思想只是集體主義思想的一種流派，我們沒有理由把社會主義思想等同于集體主義思想。我們同樣沒有理由否認集體主義思想作為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屬性。與集體主義思想對立的是個人主義思想，而不是資本主義思想，與個人主義思想對立的是集體主義思想，而不是社會主義思想。資本主義思想屬于個人主義思想，但是資本主義思想是近代才產生的一種思想。資本主義思想是十五、十六世紀西歐社會的產物。十五、十六世紀是西歐歷史上輝煌的一頁，這一時期，是“世界的發現”和“人的發現”的偉大時代。這一時期是歐洲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時期，是農奴解放、工業中資本主義的手工工場取代封建行會制度、中央集權制的民族國家逐漸取代中世紀封建割據局面的時期。這一時期是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在西歐的經濟生活中逐漸占據日益重要地位的時期。資本主義作為思想與中世紀相對立，它要求自由，反對控制，推祟理性，反對盲從。它使人們的注意力從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轉到研究自然事物，從天上轉到人間，從神祗轉向人。它使真理不再與權威結緣，而成為個人理性和獨立探索的結果。人們用自然原因來解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解釋社會、人類和宗教本身。歷史不再是上帝救人的歷史，而成為人們自身的歷史。人成為一切思考的中心。資本主義作為經濟制度主張個人主義原則，生產資料私有制，公平競爭。資本主義作為政治制度主張民主制度。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是工業革命開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與資本主義思想相對立的一種政治思想。資本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是農業社會瓦解時期產生的兩種不同的政治主張，資本主義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社會主義以集體主義為核心。
【關鍵詞】兩個必然 兩個絕不會 辯證統一
一 兩個必然
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其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由基本適合到基本不適合再到新的基本適合的辯證矛盾運動推動著人類社會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
社會化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的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必將被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機器大工業階段以后，使得以生產資料使用社會化、勞動過程社會化和勞動產品社會化為主要內容的生產社會化的程度日益提高。社會化生產同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發生了對抗性的矛盾。這個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集中表現。這種基本矛盾主要表現為：第一，在階級關系上，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第二，在生產上，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經濟危機的出現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法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因此，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社會占有，成為生產力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的必然要求。
二 兩個絕不會
在提出“兩個必然”的基礎上，馬克思又進一步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過程，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提出了“兩個絕不會”的思想。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兩個決不會”強調的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變化是由生產力的變化引起的，而不是憑人們主觀的意志、愿望實現的。當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時候，這種生產關系是不會滅亡的；當生產關系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的時候，這種生產關系就必然為新的生產關系所取代，而且這種取代并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它必須通過社會革命才能實現。
三 “兩個必然”和“兩個絕不會”是發展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
哲學認為，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同樣，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馬克思的“兩個必然”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發展前進性，“兩個絕不會”揭示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過程曲折性，二者共同體現了社會發展的前進性和曲折性。
社會主義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間交織著和低潮、順利和挫折。這一方面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發展，另一方面來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科學社會主義運動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這些致使人們對資本主義的變化和社會主義的前途感到困惑和疑慮。不能否認，當代資本主義確實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在本質上沒有解決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并沒有消除資產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因而，這些變化也就不能最終改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
四 “兩個必然”和“兩個絕不會”的意義
“兩個必然”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以闡明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而成為科學。如果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不能成立，整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也就沒有意義；動搖了“兩個必然”理論，也就動搖了整個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大廈。不能否認，當代資本主義確實發生了一系列耐人尋味的重大變化。但是，我們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些變化在總體上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規定性，并沒有解決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因而，這些變化也就不能最終改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
“兩個絕不會”是對“兩個必然”的補充、深化和發展，“兩個絕不會”既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原理，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基本原理，是“兩個必然”論斷的運用和體現。
第一，深刻認識“兩個絕不會”，有助于我們實際把握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兩個絕不會”的思想明確指出，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任何社會形態的更替都需要經歷相當長的時期。社會主義要從根本上消滅剝削關系和私有制度，就要極大地發展生產力、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要建立高度繁榮、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新社會。
關鍵詞：資本；資本屬性；資本主義精神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9-09－0012－03
資本主義精神是指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由資本的生產方式、運營方式、產品的分配方式及相應制度決定下的資本經營者的精神狀況及表現，它是資本主體的思想意識、心理動機、道德倫理、價值取向的抽象表達。
一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精神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環境、不同主體間有不同的內涵和表現。
較早提出資本主義精神概念的是馬克斯?韋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就是誠實、守時、勤奮、節儉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態度，是資本家的“節欲”精神，這種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結果，“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從理性主義對于生活基本問題的根本立場中演繹出來”，“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1]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促使了近代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和發展。
在韋伯從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高度對資本主義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學者紛紛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了研究，并賦予不同的內涵。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由企業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組成的統一體。例如，他認為17世紀荷蘭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為有寬容等其他的精神動因[2]。美國學者里亞?格林菲爾德在對英國、荷蘭、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經濟發展背后的意識進行分析后認為，現代化的、以增長為導向的經濟背后的動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對“理性經濟行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義[3]。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認為，歷史地講，有三種連續的“資本主義精神”。它們分別代表了冒險、投機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點是企業家和領導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賦、直覺、靈活性和全面主義”[6]。
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和反映是經濟倫理和道德。當代日本著名企業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學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歸哲學》一書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精神。他們認為，近代資本主義以追求利潤為主題而獲得了發展，現在，道德、倫理和資本主義明顯分離了，剩下的只是賺錢，一些經營者缺少社會責任感。他主張超級大企業必須自我抑制，公正經營，不能和政治權力串通一氣危害民眾的利益[4]。另一位被認為是儒教資本主義之父的日本企業家澀澤榮一，提出了“經濟道德合一”的思想，則從另一方面闡述了日本資本主義精神[5]。
與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不同，國內學者、尤其是經濟學界主要是從促進企業發展的角度進行借鑒研究，推崇資本主義所謂企業家精神，認為這種精神是企業家所具有的獨特的個人素質，是個人內在的經營意識、理念、膽魄和魅力，如創新、冒險、敬業、合作等精神，企業家精神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來源，是財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經濟人”是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設，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學者在內的眾多學者，對資本主義精神正是從理性“經濟人”的道德倫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經濟人”是“自利的”，就是說追求自身利益是驅使人的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人”的根本目的和動機就是追逐利潤，無論是理性的“節欲”精神、奢侈的消費精神，還是企業家個人的冒險和創業精神、經營意識、理念以及個人魅力，都是“經濟人”圍繞這一目的的精神表現。從“經濟人”角度分析，容易將資本主義精神歸結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來，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給我，你就會得到你所需要的”動機，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時，不得不考慮他人的私利，否則就難以實現自己的利益。因此，“經濟人”必須強調道德倫理規范和社會責任，必須“理性”交易，這就掩蓋了“經濟人”理的本質。第三，夸大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利他性”。“經濟人”在逐利的同時，無意識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這被認為是經濟人假設中最有意義的命題。然而，正是這一“‘經濟人’的靈魂”的命題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資本主體的動機深深地掩藏起來了。
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倫理等思想范圍內，這和較早前馬克思從資本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有著本質區別，它看不到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社會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單向度的“經濟的道德人”。這樣的分析，也使人無法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于對利潤的追求所導致的經濟與道德的沖突，主觀的道德價值和客觀的經濟價值分裂的本質。
我們應該看到，在資本主義及其精神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中，雖然其內涵、表現形式、組成要素等隨著不同主體、社會文化背景、歷史條件不斷變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事實，它只能是資本及其生產方式的反映。資本及其生產方式不僅決定著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涵和表現形式，而且是它發展演化的動力。而要說明這一點，就必須從資本范疇及其屬性出發，對資本屬性與主體精神表現之間的關系加以分析。
二
資本精神是由資本主體表現出來的。從個體層面上看，它表現為資本主體運用資本追逐價值增殖的動機、行為、道德表現等，如經營中的誠實守信、社會責任感、生活的理性節儉、個人的貪婪、自私等。通過個體層面和社會層面反映到主體的精神意識領域和行為上。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的邏輯展開和必然反映。
首先，資本的一般屬性決定著資本主義精神的一般性表現。資本的一般性是指資本具有增殖性、運動性、價值性、競爭性、權力性。“資本一般，這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性。”[7]資本一般性是商品經濟共有的范疇，它存在于商品經濟的任何階段，任何領域。一方面，資本沖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識形態、宗教傳統的束縛，使貿易、投資、金融、生產等領域的經濟活動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展開，另一方面，由于資本的這種一般性，資本對不同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判斷、行為動機等產生了沖擊。資本與宗教作用，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宗教變革的產物，與文化、道德作用，就是義利統一、理性節儉的意識。資本精神反映在經濟觀念方面，就是競爭、公平、效益意識，反映在政治觀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識等。盡管資本主體的這些精神表現可能不盡相同，但都是資本生產、運營等活動方式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以資本運營為典型特征的社會，因而，它的資本主體具有資本一般屬性決定的精神表現。
其次，資本的特殊性使資本主義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第一，資本增殖或者說發揮作用，必須有一定的“作用場”或者經濟環境，這個“作用場”就是市場機制。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人的行為動機、目的意圖、道德表現、不同企業主體的理念和行為都以市場為中心，以盈利為目的展開，從而形成了既豐富多元又目的單一的充滿悖論的精神現象。第二，資本在運動過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現形式，如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固定資本、流動資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借貸資本。資本的形式盡管不同，形態不斷變化，資本主體的動機卻是相同的，但由于資本主體在資本運動中的參與方式、分配方式、消費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應的形成了主體的不同精神。第三，資本歸屬不同的主體，資本主體精神表現不同。從主體角度看，資本主體精神有個體（包括企業家）、企業組織（包括跨國企業）、社會（包括經濟共同體）等不同類型的精神表現；從資本運動過程看，有不同部門、行業、企業組織的經營理念和企業文化等；從資本體現的生產關系看，它必然反映資本主義的經濟倫理和精神；第四，資本必須結合一定的社會形態，資本的增殖屬性使得它不斷沖破束縛自己的各種藩籬，動員包括精神文化在內的一切力量為自己服務。它不僅和不同的民族、國家、宗教、文化相結合，而且作用于社會結構的經濟、政治、文化、法律、習俗、心理等不同層面，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在社會不同層面的綜合精神表現。
再次，資本主義精神對資本屬性的反映表現在發達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人們站在了市場經濟的同一個平臺，從而使經濟全球化進程能夠迅速發展，資本運營所需的精神能夠得以共享認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場中，經濟主體一般都帶有強烈的國家與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經濟基礎與經濟能力，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的影響，資本主體精神必然面臨著沖突與競爭，各經濟主體總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經濟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價值觀，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
最后，經濟全球化、國際壟斷資本、高新技術是推動資本主義精神的演化發展的三種力量。隨著經濟全球化、國際壟斷資本、高新技術的發展，生產、投資、金融等在全球范圍內展開，資本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重組，這就要求資本主體突破傳統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維。在經濟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要求資本主體更加注重商業倫理、重新定位實現自己動機的手段。所有這些，都使資本主義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現。但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未變，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未變。資本主義理性的逐利精神帶來了什么呢？人們除了拼命的、單調的、運用一切手段賺錢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狀況日益艱難，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人的道德淪喪等，資本不僅把文明帶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機與災難帶給全世界。
三
可見，從資本邏輯上講，資本屬性、資本主體精神的內在表現是一致的，從本質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惡”。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在資本主義特定社會的必然邏輯展開和主體精神表現。
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資本在發展自身的同時，卻在生產著矛盾。資本主義始終要面臨和解決的一個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精神自身表現與生產方式的矛盾。
第一，資本自身發展與其主體精神表現之間存在著文明的悖謬。資本“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8]資本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8]。然而，正是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這種資本，卻是靠剝奪起家的，“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9]“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9]資本同樣帶著血和火書寫著其發展史。而且，這種文明的悖謬還會繼續下去，因為“‘只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絕不罷休”[9]。可以看出，資本主義一方面創造出物質文明，另一方面表現出這一創造過程主體精神上的虛偽、欺詐和野蠻性的一面。資本自身發展與其主體精神表現之間存在著文明的悖謬。
第二，包括資本主義精神在內的資本主義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斷深化。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雖然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從總體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卻不斷深化。其表現主要有四個方面[10]：首先，由單一性矛盾和危機向綜合性矛盾和危機發展。資本主義由早期的經濟危機所導致的“文明危機”，引向現在的社會文化領域，成為一種包括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文化危機、意識形態危機在內的綜合性、普遍性的危機。其次，社會主體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顯。出現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主體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論”。再次，由民族―國家范圍的矛盾轉化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損害當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類文明根基的“生態文明危機”演進。
資本的生產“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9]“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它是一種歷史的生產關系。”[9]資本主義精神及其與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規律性的演進，既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下的資本主義精神表現的狹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預示了它的消亡和終將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類文明由資本主義文明向社會主義文明的轉型成為必然。
隨著社會主義經濟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并成為其中的一部分，資本在全球范圍的流動，資本現象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普遍現象。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堅持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對于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如何賺錢，而是探索支持中國市場經濟的一種精神，找到中國企業家應具有的靈魂。沒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業是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現代企業，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構建資本精神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其意義比資本主義的物質前提，如資本原始積累更為重大[11]。其次，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精神、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精神中，要從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出發，對資本加以道德倫理限制，始終體現和堅持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最根本目的，企業及其經營者要從“社會的道德人”角度，實現最廣大人的利益，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和諧進步。最后，對待資本主義精神的問題不僅是認識問題，如何借鑒資本主義發展經驗，堅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學者的方法，建構與培育和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相承接，體現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既包容多樣又形成核心價值體系等適合本民族、本國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精神的問題，恰恰正是問題的關鍵和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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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資本的核心是金融資本。資本的國際運動是資本主義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最深刻的變化發生在金融領域，而金融全球化則是這一變化的集中表現。金融全球化的實質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新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資本主義的國內和國際經濟關系所作的調節，其目的仍然是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一、金融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克服自身危機發展的結果。信息革命為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提供了技術和生產力基礎，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則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形成的必要條件。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經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系并沒有改變，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和統治關系也沒有改變，但是資本的增殖形式卻發生了變化。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貨幣資本是資本價值的主要形式，它對資本使用價值的生產起著決定性的、支配的作用，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就是利潤的實現和貨幣的增殖。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實現了歷史性進步。資本的價值形式演變成貨幣資本和金融資本二元結構。金融資本的發展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結果。金融產品是最抽象的商品，它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區別在于它只有價格而沒有價值。因此，金融產品是虛擬產品，金融資本是虛擬資本。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最深刻的變化發生在金融領域。由于金融資本的發展，直接金融取代了中介金融，成為資本價值的最主要形式。金融及其衍生產品的發展使金融資本在時間和空間上，對資本使用價值的生產實現了全面的、不間斷的、有效的控制，從而實現了資本的增殖，即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壟斷資本是資本對人類社會生產的最高統治，它把生產的社會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直接動因是：
（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在信息革命推動下，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第三產業：服務、信息業的發展，需要金融資本的支持。
（二）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調整的需要。在私有化浪潮中，大量私營企業的融資活動以及股權分散化等推動了金融資本的發展。
（三）資本對外擴張的需要。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推動了世界金融市場的一體化。2000年，全世界直接投資超過1萬億美元，是1990年的5倍，1982年的17倍。到2001年6月為止，國際貸款已達7萬5千億美元，是1990年的10倍。1998年，十大外匯交易市場日均外匯交易額已超過1萬9千億美元，是1989年的3倍。全球日均外匯交易量從1989年的5700億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9000億美元。在資本擴張中，跨國公司的發展十分引人注目。1980年，跨國公司的營業額為3萬億美元，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5％，而1999年，跨國公司的營業額則達到14萬億美元，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10％，為世界出口貿易總額的2倍。在金融資本的推動下，資本集中和積聚規模和速度達到空前的高度，企業甚至跨國公司本身成為商品，并購勢頭兇猛，10年時間，增加近10倍：???
國際范圍內的公共干預對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關鍵性作用。二戰后，這樣的干預共有兩次：一是1970年，布雷頓森林協定廢除，黃金非貨幣化，美元自由浮動；二是20世紀80年代初，以美、英為首的發達國家相繼實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國際范圍內的公共干預證明，金融壟斷資本已成為國際壟斷資本。而國際壟斷資本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國際壟斷價格攫取超額壟斷利潤。
金融資本具有雙重性質。金融資本不是經典意義上的食利資本。不能把金融資本與經濟發展簡單對立起來，資本的增殖過程需要金融資本的介入，它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金融資本并非置身于生產變革過程之外，它是發展信息和服務業的載體，甚至可以說，金融產品本身就是特殊的信息產品。金融資本的發展促使信息和服務產品轉化為商品，并通過高新技術的開發，實現資本的增殖。金融資本特別是風險資本的發展為促進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壟斷資本具有進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金融壟斷資本又建立了金融專制統治，成為加強和擴大國內和國際剝削的工具。今天，金融已發展成相對獨立的領域，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分離的現象日趨嚴重。金融投機造成了金融和經濟的不穩定并頻頻引發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壟斷資本對經濟發展又具有破壞作用。應該用歷史和辯證的眼光看待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即將崩潰。但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又包含了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它將沿著克服矛盾和危機并產生新的矛盾和危機的辯證過程前進。
二、金融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金融全球化發生的背景是，發達國家遭遇70年代初二次能源危機的沖擊，戰后“黃金30年”結束，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進入“滯脹”時期，生產過剩，特別是制造業生產過剩，資本利潤率下降，資本貶值，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出現了資本積累過剩和流動性相對過剩的情況。資本主義為了擺脫危機，拓展生存空間，大力推進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資本的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則是資本全球化的樞紐和杠桿。法國學者比埃爾·勒·馬森指出：“金融全球化不過是為醫治利潤率下降而使用的鎮痛劑”。②另一位法國學者、《金融全球化》一書的作者弗朗索瓦·沙奈則闡明了金融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關系，他認為：“脫離調節學派所說的‘福特主義調節方式的危機’以及者所描述的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典矛盾（這一矛盾從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被長期抑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重新出現，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這一現象。逐漸積累起來的大量資本作為借貸資本力圖以金融的方式增殖，也只能從投資于生產的資本日益增長的增殖困難中得到解釋。”③資本的過剩積累促使大量資本從生產領域流入金融領域，成為推動金融全球化的強大動力。由此可見，金融全球化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是生產和資本社會化發展的產物。它優化了資本資源的配置，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即西方學者所說的，從福特主義的增長方式向金融資產的增長方式的轉變。它緩和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和危機，擴大了資本主義的生存空間。在金融全球化發展時期，美國保持了長達10年之久的經濟增長，其股市盈利率創下歷史最高水平。1989—1995年，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從2508.9點上升到5117.1點。1997年又飚升到7908.3點，1999年3月25日突破1萬點大關，達到10006.8點。1990—1997年，扣除通貨膨脹因素，股市投資回報率為13.1％。某些基金，例如對沖基金的資金回報率竟高達30％。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繁榮④。
三、金融全球化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影響
在金融全球化中，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它們是金融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也是金融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們在金融全球化中發揮了推動、引導和控制的作用。這種主導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產業結構和金融業優勢。在信息革命的推動下，發達國家不斷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在主要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均達到75％以上。信息業和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發展迅速，目前金融業已成為美國最大的產業，80％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均來源于以金融投資為主的服務貿易。近20年來，發達國家金融業內部結構也作了調整，非銀行金融機構和直接金融所占比重加大，融資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金融資本的社會資本基礎擴大，加快了金融資本的積聚和集中。投資公司、養老基金、互助基金、保險基金等共同基金成為英美等發達國家最重要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在技術方面，發達國家金融業占絕對優勢。金融產品是特殊的信息產品，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發達國家金融創新層出不窮，新的金融衍生產品不斷推出。此外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都有比較完善的金融法規、嚴密的避險機制和監管體系。
（二）發達國家政府直接參與推進金融全球化。發達國家政府除了實行特別有利于金融資本發展的貨幣金融政策以外，還通過發展公共信用和國際信用，直接參與支持金融資本的活動。例如,經合組織國家政府把國民生產總值相當可觀的部分，即預算開支的20％或國內生產總值的3%—5％，轉移到持有國債的金融資本所有者手中，從而使金融資本成為永久性實際正利率的受益者。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資料，僅美國國債就占了經合組織國家國債總和的39％。國債市場成為國際債券市場的支柱。這一市場掌握了世界金融市場30％的金融資產。這些資產不斷尋求穩定的、流動的收益，其流動性是由二級市場來提供保證的，它們在二級市場中不斷進行交易以實現增殖。這就是西方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幅度增發國債的原因。目前，除外匯市場外，國債市場已成為最大的金融市場。1980年，美國國債日交易量為140億美元，而1993年則達到1200億美元。1999年底美國國債累計發行余額5.77萬億美元⑦。
關鍵詞：專題教學資本主義的形成資本原始積累批判性
《基本原理概論》是隨著05方案實施形成的嶄新課程，作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基礎性課程，內容全面而豐富，相對于其他的思政課程，它又具有理論性強的特點。在教學的過程中，出現了系統性的章節、學理性強而全面的內容與課時不足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在教學中如何處理好課程教學中各個因素之間的關系，把握其理論的精髓，圓滿的完成教學任務，達到“著重講授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幫助大學生從整體上把握，正確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的教學目標，確實對教師提出了較高的能力和素質方面的要求，其難度是不言而喻。經過近兩年的教學實踐，筆者嘗試采用專題教學法，增強了教學的實效性。本文選取《原理》課第四章資本主義的形成及本質中關于“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問題為例，探討專題教學在《原理》課教學中的現實可行性及意義。
一、《原理》課教學過程中必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則
(一)把握和體現理論的整體性和思想性
作為科學的理論，不只是一門知識體系，具有知識性，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完整的思想體系，具有整體性和思想性。如果把它分為三個部分去教學，造成一種嚴重的后果：把它當成一門知識去傳播，大大降低了其思想性，弱化了其批判性，使原理課成為教條僵化、空洞說教等的代名詞，極大的影響了其教學效果。
基本原理的教學的根本任務在于：幫助學生掌握的立場、觀點、方法，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辨別政治是非的能力。以專題的形式對基本原理進行教學，既可以實現三個組成部分在知識層面上的相互滲透，又可以體現理論的整體性和思想性。我們在教學中注重揭示理論本身的邏輯性，并力求展現其邏輯力量。這就要求在教學中，我們應當充分的借助理論本身具備強烈的邏輯性與批判現實的精神，在教學中，注重分析基本內容之間的邏輯聯系，培養和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
以第四章關于“資本主義的形成”的教學為例，教材在關于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的論述已相當完整，內容有：1、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的時間、主要途徑。2、資本原始積累的方式，及其在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的歷史意義。這些較完整的知識和系統的思路無疑在教學中給予學生和老師重要的思路指向，然而如果教師只是將這些知識點講明，而沒有嘗試深入，那么這樣的教學就同中學政治課無異了，只是將這些知識灌輸給學生，也就沒有辦法達到啟發學生理論思維能力的目的。教師要真正做到對理論的深入的挖掘，知識面上的展開，就必需選取教學內容中的重點內容，以專題的形式，結合相關的具有現實意義的前沿問題展開，就會有利于將理論本身的思想性得到彰顯。
在對教材的分析過程中發現，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的論述，注重從歷史上時間層面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有關的各個因素的產生的時間及途徑，如資產階級的產生是由封建行會內部的分化產生的，由商業資本家演化而成的，而代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另外一個因素：自由勞動力的產生，由破產的農民及手工業者演變而來。針對這個問題，要采用對于歐洲資本主義產生的過程中，綜合探討其歷史背景，也就是探討封建社會的末期的歷史條件，在社會的各經濟因素中，特別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有緊密聯系的生產因素，如封建社會所有制關系，生產者與生產資料所有者的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區別，如封建社會的地方割據如何形成及影響，人身的依附的關系，等重點探討，生產過程中，封建社會的資本的面貌，以及它運行的方式與資本主義存在的根本的區別。通過這個過程，引導同學綜合運用自己的歷史知識和馬克思唯物史觀運用辯證的思維方法，主動探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條件。
(二)把握理論深入與前沿問題的結合，培養學生的批判意識
批判性不只是理論批判，更重要的是對現實的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改造現實，使現實朝著更加符合人的生存和發展的狀況發展。離開批判性，一味迎合現實不是的立場，也就不能說服學生，更不能使學生對這門課感興趣。思想政治理論課注重培養學生在生活中盲目接受各種流行觀念和價值信仰，而是以一種批判的眼光進一步追問其合理性，進而做出判斷和選擇。
理論是在對現實的批判中產生的，它立足于社會歷史的現實發展，具有強烈社會批判性。在教學的過程中，應善于引導學生回溯歷史，考察理論的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探討馬克思提出科學的理論的現實意義。這反映在主題式的教學中，要求同學要針對某一理論，要具備歷史的視角，對理論本身形成與當時社會面臨的問題有深入的了解，最終，了解理論提出的歷史價值。在主題式教學過程中，要達到此目的應選取結合前沿性的問題綜合探討，充分調動學生探討問題的愿望，特別是選取正處在爭論當中的，對此沒有形成定性認識的問題，在教學的整個過程中，學生必需要對選取的問題進行信息的搜集，達到對問題爭論的實質的認識，之后根據自身的立場和判斷，形成觀點，并探討支持此觀點的根據。課堂的完成，由于引入歷史的視角，不僅使得學生對理論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且在歷史與現實問題的比較分析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批判意識。
以“資本的原始積累”問題為例，可以提前布置學生搜集近期關于“中國是否在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爭論進行課堂上進行討論。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回答問題，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是否屬于資本原始積累，資本原始積累的意義和內涵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中國曾經經歷過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嗎？是在什么時候，以怎樣的形式進行。
對此問題的討論，必然要求學生在了解馬克思關于資本原始積累觀點的基礎上，深入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史，考察東西方特別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找出兩者之間的特點和區別。課堂教學中，教師有意引導學生運用唯物史觀探討資本主義產生的原因，探討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的特點，綜合聯系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更替的基本規律及特殊性問題，引導學生討論“卡夫丁峽谷”的理論。使學生形成認識：資本的原始積累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形成的推動因素之一，是工業化進程的前提條件，而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情況特殊，發展緩慢，在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是以政府推動為特點，如，推動資本積累，建立了清末的工業基礎。對于現今討論“民營資本原始積累”的問題，是不是資本原始積累，要考慮我國跨越了資本主義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對應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推動了我國工業化的進程。因此，經過討論培養學生運用馬克思關于“卡夫丁峽谷”的理論，分析現實的問題的能力。
二、《原理》課實施專題教學法的要求
專題教學法通過把學科知識的理論性、系統性、思想性、現實性相結合，以提高教學實效。基本原理的專題教學，就是要把基本原理的核心內容及其組成部分按照內在邏輯組成一個專題體系，并結合相應的方法進行教學的一種教學法。
筆者選取的關于資本主義的資本原始積累問題的專題教學，方法論的依據在于運用基本原理的觀點和方法，針對改革實踐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一些熱點、難點問題，以及學生中出現的一些模糊認識，進行辯證分析，使學生掌握的正確原則、立場、觀點和思維方法。
本專題教學的目的十分明確，以的基本原理為依據，分析現今我國在經濟發展的上升階段，由于社會的改革的推動而出現的在民營企業的迅速發展，民營企業家個人財富增長迅猛的現象原因及意義。強調這個過程與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的本質區別。認識到關于“卡夫丁峽谷”理論的意義體現在我國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歷史意義。引導學生應用關于社會形態更替的規律的認識，論證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理論和實踐的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