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0 14:46:35
導語：在法律專業調查報告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論文關鍵詞 社會調查制度 社會調查報告 證據屬性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刑事法治文明程度提升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近代刑法理論中的刑罰個別化原則、教育刑理論以及刑罰目的的再社會化理念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制度中的典型反應。大慶地區為順應未成年人刑事審判改革工作的需要，自2008年起創建少年法庭，2010年開始大慶地區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歸大慶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法院少年法庭審理，自成立以來“共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01件，幫助、挽救失足少年242人。其中2008年5件8人，2009年4件5人，2010年54件65人，2011年138件164人。2008年以來，被判處緩刑的未成年罪犯人數為108人，約占總人數的45”。在審理過程中，少年法庭一直重視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尤其是在適用緩刑案件以及對未成年被告人開展教育挽救過程中社會調查報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與上海長寧區法院、北京石景山區、云南盤龍地區等最先開展未成年人訴訟改革的試點地區相比，高新區法院在社會調查制度的實施上尚存在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也是眾多基層法院適用社會調查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和完善，對于我國少年法庭適用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意義十分重大。
一、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概述
社會調查制度是隨著犯罪原因、目的以及刑罰理念的發展而誕生和不斷完善的。在新的刑法理念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在刑事訴訟中推行社會調查制度，如根據美國各州法律規定，少年法院或者少年法庭除設立少年法官外，另設緩刑官員。少年法院在接到相關人員或機構提出的控告后，由緩刑官員啟動案件的社會調查程序，對涉案青少年的背景性材料進行調查，其社會調查制度包括庭前調查和判刑前調查。此外，英國、德國、日本等國也在其相關少年法中規定了社會調查制度。我國1991年簽署的《北京規則》16.1規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外，在主管當局做出判決前的最后處理之前，應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便主管當局對案件做出明智的判決。可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已成為世界范圍內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處遇的普適性制度。
我國自簽署《北京規則》以來，一直積極探索和完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在立法上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首次確立了社會調查制度，2013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八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這意味著社會調查制度在基本法中得以確立。2012年12月陸續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等也分別對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作出規定。在司法實踐方面，全國多地司法機關進行了社會調查工作的探索和嘗試，并形成了幾個典型模式，如上海長寧區為代表的“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作，社會多方參與”的上海模式；以海淀區為代表，自下而上由基層司法機關推動并聯合社會專業力量進行社會調查的北京模式；合適成年人自偵查階段介入并負責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的云南盤龍模式；以及河南蘭考縣在少年法庭內合議庭之外設立相對固定的社會調查員的蘭考模式。
二、大慶地區少年法庭適用社會調查制度的現狀及問題
（一）社會調查制度的實施現狀
1.社會調查報告的主體。高新區法院少年法庭對于社會調查工作比較重視，特別聘請了專職社會調查員一名，該調查員曾經是一名教師，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有一定的了解，并與大慶市婦聯、大慶市法律援助中心及被告人所在社區協調，認真開展調查工作，深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深層原因。在案件比較多的情況下，會聘請兼職的社會調查員，大多為社區工作人員或者在職教師，工作都認真負責。
2.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和對象。對于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主要圍繞未成年被告人的個人性格特點、文化程度、成長經歷、社會交往以及被指控前后的具體表現和實施犯罪的原因等情況展開，調查范圍主要在未成年被告人所在的派出所、居委會、生活的小區、學校、網吧等地；調查的主要對象是父母、鄰居、老師和同學等。
3.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程序。高新區法院目前對于社會調查采取選擇性適用的原則，數量大概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30%左右；調查開始的時間一般為案件移送法院經審查適宜適用社會調查報告的則通知聘任的社會調查員或者合作的專門機關進行；在庭審過程中社會調查報告不作為證據在法庭出示及質證，也不需要社會調查員出庭接受詢問。但是在量刑階段，除證據外，社會調查報告有時會成為是否對未成年人判處緩刑等的參考依據，在庭審后報告也會被作為對未成年人進行教育的主要依據。
（二）社會調查制度存在的問題
1.調查主體單一、有限，調查制度無法覆蓋全部案件。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社會調查的主體可以由哪些組織和個人擔任，故全國各地法院在社會調查主體的選擇上都不一致，存在很多不確定性。高新區法院的社會調查員過于單一，沒有經過專業的培訓，做好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工作存在一定難度，由于人員有限，兼職的社會調查員本職工作繁忙，不同程度上存在精力有限、時間不充裕的現象無法保證完成所有案件的社會調查，因此通常只能選擇部分案件進行，這在實質上造成了對涉罪未成年人的不公平對待。
2.報告的法律性質及適用規則不明確。關于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性質，學界和司法實務界一直爭議不斷。報告是否屬于證據，在報告的運用上“是否需要進行質證”，“是否需要進行法庭宣讀”“由誰宣讀社會調查報告”等問題存在爭議。高新區法院同大多數地方法院一樣認為報告不屬于證據，因此在法庭階段不出示也不宣讀社會調查報告，但報告確實會對一些案件的量刑產生影響，這無形中剝奪了控辯雙方對報告詢問和質疑的權利，會導致當事方產生司法不公的印象。
3.社會調查啟動時間過晚、報告內容過于簡單、調查經費不足。對未成年被告人的社會調查涵蓋了未成年人成長經歷、社會環境、人格特點以及犯罪前后表現等豐富的內容，需要社會調查員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全面細致的工作。目前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一般都為法院受理案件后，受審理期限的限制，進行社會調查的時間一般只有幾天，遠遠不能滿足社會調查的時間需要；社會調查員一般都未經過專業的培訓，對于調查報告的性質和功能缺乏深入的認識；加之社會調查的經費嚴重不足，法院委托社會團體組織或者個人進行調查，一般都為無償勞動或是僅報銷必要的車旅費，調查員從事調查工作的積極性不高，這些都導致調查報告內容過于簡單和公式化，進而無法起到預期的效果。
三、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
（一）豐富調查員種類、提升專業素質，實現調查工作的普遍適用
從長遠來看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由專門的社工擔任社會調查員是社會調查主體最佳的選擇，但現階段我國社工發展落后，因此在社會調查主體的設置上“應堅持多元化的發展方向，同時要注意吸收更多有益力量，建立起“多層次互補，專兼職相輔”的社會調查主體模式，即既包括實踐經驗豐富的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也包括專業功底扎實的教師、學者、社會工作者，既可以設立專職的社會調查員，也可以吸納兼職社會調查員⑤”。基于社會調查工作的專業性，應當注重提高社會調查主體的專業素質，定期開展必要的業務培訓和業績考核工作，以更好的適應社會調查工作的專業性要求。
（二）明確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性質及適用規則
對于我國一直存在的關于社會調查報告性質的爭論，2012年12月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訴訟法解釋明確規定其為法庭教育和量刑的參考。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在就刑事訴訟法答記者問中明確表示：“針對實踐中的困惑，《解釋》明確，調查報告并非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不屬于證據；但調查報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和監護幫教條件，對人民法院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庭教育和準確適用刑罰，有重要參考作用。”雖然官方已明確表示社會調查報告不是證據，但筆者對此持相反的意見。這一解釋與證據法基本原理相悖，并且在實踐中無法通過證據及證明規則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使用，實踐中依然會延續報告在適用中的混亂現象。因此必須明確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據屬性，并且在立法中明確規定關于社會調查報告使用的質證規則、舉證責任、證明標準等證明規則，惟其如此才能使司法機關高度重視調查報告的作用，并做到規范化使用，從而維護未成年被追訴人的權益。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實踐意義
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訴訟中，判決宣告前由有關部門對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為的社會背景、成長經歷、生活環境、實施犯罪前后的表現等進行調查，并形成書面社會調查報告提交到法庭，為司法機關正確處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據。從上述定義不難看出，社會調查制度的實質是一種人格調查制度。因為人格調查制度是在刑事訴訟中，特別是在法院的判決前，對行為人的性格愛好、身心狀況、家庭狀況、生活環境、成長經歷、社會交往等情況進行調查，綜合判別被告人的人格狀況、測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作為對行為人作出恰當處置時參考因素的活動，其本質是強調對犯罪人個體的尊重與關注，強調刑法的實質公正，這與社會調查制度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關人格調查制度的法律規定，可以看出，人格調查制度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調查緊緊以行為人為核心展開。人格調查需要調查的項目有很多，包括行為人的性格特點、身體狀況、成長經歷、家庭情況、社會交往、平日及實施指控行為前后的表現等，這些項目繁多的調查，看起來非常分散與雜亂，實際上，這些調查都是緊緊以行為人為核心展開的，對行為人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等背景情況的調查以及對被告身體、性格等自身狀況的調查，并不是最終的目的，目的在于從各個方面收集和行為人相關的信息和資料，全面掌握行為人的個體情況，在此基礎上分析、判定行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調查通常由專業人員或專業機構來完成。對行為人的人格狀況的測定與評估，不是把各個項目簡單羅列，而是通過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實質的調查分析，來綜合判斷行為人的個性特征、心理活動、發展趨勢，其調查程序的嚴謹性和調查結論的法律屬性，決定了調查主體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調查是對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參考因素。犯罪是一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到對被告人進行刑事處罰的輕重；而近年來輕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強調對被告人刑罰個別化的前提下，還要綜合判斷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在這個意義上，人格調查制度就成為量刑、尤其是判處非監禁刑的重要參考因素。首先，該報告是影響合議庭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擬判處管制、緩刑和免處的被告人。其次，該報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進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據。只有詳細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后，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才能發現教育、感化、挽救該未成年被告人的“閃光點”、“感化點”，以便有針對性地對該未成年被告人進行教育。第三，該報告也為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在宣判后對未成年人回訪跟蹤幫教提供了有效的參考材料。
二、社會調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實踐
自河南省蘭考縣法院首創社會調查員制度以來，各地法院均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并已制度化、規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鑒長寧、海淀等法院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工作特點，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我們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會調查員制度實施辦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實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實行庭前調查、參與訴訟、跟蹤幫教的“三段式”服務。該《辦法》對調查員的職責、義務、工作規程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最明顯有別和優于全國其他法院的有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調查員的準入設置了目前全國最高的門檻，只有具備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滿二十三周歲，從事教育、共青團工作，關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長，致力于矯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具備一定法律知識，誠信記錄優良的同志才能夠初步進入遴選范圍；二是調查員由法院和共青團聯合選任和考核，經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開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辯、審任何一方，不得從事兼職的法律工作；三是對當庭宣判緩刑的案件，調查員直接參與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時間內實現與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會（村委會）主任、學校老師的對接，共同制定跟蹤幫教措施；四是實行社會調查員有償服務，除報銷實際支出外，根據工作量發給相當于其日工資標準的合理報酬，對表現突出的調查員，每年由共青團組織給予表彰。
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社會調查制度的核心貴在客觀、公正。因此，我們在設計這一制度和選擇調查員的時候不僅規定了較高的標準，而且把從事律師、陪審、法律援助、法官、檢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與案件或案件的偵察、起訴、辯護、、審理有關的人員排除在外，而且規定了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確保調查報告客觀、公正。
（一）選拔聘任的基本情況
我們委托的社會團體組織為共青團，由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團市委聯合在全市范圍內開展選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員，自2005年6月以來共選聘兩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員，選任條件為年滿二十三周歲以上，具備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風嚴謹、認真，具有一定法律專業基礎知識，熟悉未成年人特點，熱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從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團組織中負責青少年維權工作的人士。首批選任的48名社會調查員有11名來源于各縣（市）區團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學校教師，有7名來自其他機關。其中有30名為我市心理陽光協會成員。社會調查員平均年齡為31歲，其中市區24名，各縣（市）區24名，每個縣市至少3名。已經擔任人民陪審員的不再聘任為社會調查員，以上人員均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和從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經驗。完成選聘工作后，由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市中院與團市委共同下發了文件，對各有關部門支持和配合開展社會調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組織對社會調查員開展了培訓，頒發了工作證件。
（二）開展社會調查的情況
我們要求審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則上對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開展社會調查，全部由聘任制社會調查員負責。開展社會調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開展社會調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據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開展調查。對被告人委托的辯護人開展的調查，不作為社會調查報告使用，僅作為其提供的證據進行質證。對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開展社會調查的，由法庭決定是否繼續委托開展調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兩級法院共判處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對365名被告人開展了社會調查，沒有開展社會調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異地犯罪的46名，適用簡易程序的14名。社會調查員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學校、家庭、社區、村委會、工作單位等地，走訪家長、教師、親友、鄰居、同事。經與公安機關的協調，社會調查員可以持證到羈押場所會見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員調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實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等非涉案情況，多方面、深層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變過程。對調查的內容均形成了調查筆錄。在此基礎上形成書面調查報告，全面、客觀、真實地反映被調查人的性格、成長經歷、成長環境等，對其犯罪原因進行分析，對落實監管和矯治措施提出建議。調查報告不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發表意見。
（三）社會調查員參加庭審情況
法律對于社會調查員在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訴訟地位未做規定，我們的做法是要求社會調查員參加庭審，在證人席處設置社會調查員標牌，由社會調查員在法庭調查后，法庭辯論之前作為獨立于控辯雙方之外的訴訟參與人，出庭宣讀調查報告，接受公訴人、辯護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對調查報告形成過程的詢問。此舉主要是將社會調查報告作為“人格證據”使用，避免將社會調查員歸于公訴人或辯護人一方，體現其開展社會調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審結的案件中，有的訴訟參與人對社會調查形成過程提出問題，但未就報告提出不同意見。在宣讀社會調查報告后，由審判長對報告給予評價，對可以確認的內容予以確認。在庭審辯論階段，控辯雙方可以引用經確認的社會調查報告內容支持自己的控辯意見。在最后陳述后，社會調查員參與庭審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參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開展社會調查程序及其在文書、卷宗中的體現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訴機關起訴書后，根據案情確定社會調查員人選，一般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不聘任社會調查員。轄區各縣（市）法院原則上委托本地社會調查員開展調查，市區各基層法院及中級法院在市區范圍內委托社會調查員，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兩名社會調查員共同開展調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會調查員共同對多名被告開展調查。在送達起訴書副本時，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簽訂委托書，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學校、工作單位地址、主要社會關系及聯系方式。社會調查員根據案件情況確定調查提綱并經合議庭審核后開展調查，調查一般在十日內完成并形成社會調查報告。法律文書不在訴訟參與人中開列社會調查員，但在案件審理過程表述時，簡明敘述社會調查員開展社會調查情況。在事實部分的最后一段，敘述被告人的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性格特點、平常表現等同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關的情況，以及實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論述導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為發生的主觀、客觀原因及應當汲取教訓的內容，一般主要采納社會調查結論。在對有罪被告人量刑時，可以引用社會調查結論作為參考和依據。開展社會調查的委托書、調查筆錄、社會調查報告、幫教意見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會調查制度在立法和實踐操作中存在的問題
社會調查員制度作為人民法院審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項卓有成效的舉措，確實發揮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會各方的積極評價，但由于我國沒有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的專門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意見又十分原則，社會調查員制度還存在著諸多法律和實踐操作方面的問題和障礙。
（一）社會調查報告是否是刑事證據的問題
多數人認為，社會調查報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產生，而且作為人民法院在審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準備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訴訟法有關證據規定，應該是具備證據效力的，且與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鑒定結論”相似，同時該報告作為一種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認為是一種“特殊的”證人證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和質證，并經過查實以后，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但筆者認為，調查報告嚴格意義上講不能稱之為刑事證據。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刑事證據的證明力大小是指證據與案情存在的客觀聯系的程度，而調查報告的內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發前的日常生活學習表現等非涉案情況，對案情本身沒有證明意義，只能作為法庭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時的一種參考。因此，不能屬于法定的刑事證據。
雖然社會調查是個新生事物，是我國法制建設進步的表現，但是仍不應有悖于現有的刑法原則和法律規定，調查報告既然不是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也不是司法人員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證據，僅是案外的一些情況的調查和研究，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宜將調查報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為刑事證據使用。
（二）社會調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問題
我國刑法第61條規定：“對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犯罪是一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到對被告人進行刑事處罰的輕重。由于社會調查員的調查報告中存有對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說明，且是人民法院據以認定犯罪社會危害性的依據之一和量刑的參考，同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為受到或重或輕的傷害，希望法院可以為其討回公道、重懲被告的因素會影響其對調查報告的認識偏頗，因此，保證社會調查報告內容的客觀真實才能保障社會調查制度實施的公正性。
筆者認為要從三個方面保證調查報告的真實性：第一，確定調查主體是保證調查報告真實性的前提。社會調查員一般由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一定的解決未成年人問題經驗的品質高尚的人擔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護機構選定，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為特殊的訴訟參與人出現，獨立于控辯雙方之外。第二，在調查方法上，一般由社會調查員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學習、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關系地進行調查。實踐中，可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及不同的調查對象分別采取多種方式進行調查，如談話、觀察、電話、書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時可以各種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調查筆錄，最終制成社會調查報告。第三，法院在開庭前，合議庭必須先對報告的內容進行審查，并在庭審時允許其他訴訟參與人對此發表意見，這樣就進一步保證了社會調查報告的真實性。
（三）社會調查員的法律地位問題
我國法律用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了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進行社會調查，但是對于社會調查員的法律地位并沒有明確說明，到底社會調查員屬于何種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爭論。筆者認為：首先，社會調查員不是證人，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證人是在訴訟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實情況的人，社會調查員是參加了訴訟以后才了解案件情況的，而且不是客觀的真實情況而是法律證據反映的情況，屬于法律事實，它和案件的客觀真實情況有本質的不同。有人認為社會調查員屬于品格證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證的證人，但筆者認為，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證人作證的范圍是案件事實，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內容不屬于證人作證的范圍。雖然國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證人的出現，但是基于法律的規定不同，比如法國的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實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證”，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內容作證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證人，屬于證人的范疇。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沒有相應得規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據調查的內容將社會調查員認為是品格證人。其次，社會調查員也不是鑒定人。鑒定人是接受司法機關的依法委托或訴訟參加人的委托聘請的專門人員，是針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而社會調查員調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說是案件背景情況，兩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國的刑事訴訟是一種等腰三角形關系，控方與辯方居于等腰對角，法院居于頂角居中獨立裁判，社會調查員在刑事案件中當然沒有獨立的訴訟地位。因此，筆者認為由于社會調查員是接受司法機關的委托進行的調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給其獨立的訴訟地位，他可以是屬于輔助或者說是服務審判的人員。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建議
建立社會調查員制度，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益，更好地實現司法公正。如何實現司法公正的原則，筆者認為要從以下幾方面完善社會調查制度。
（一）通過立法明確社會調查員地位和身份
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國的程序法并沒有對社會調查員的出庭問題做出具體規定。當前我國部分地區的做法主要依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有關法律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筆者認為，我國是成文法的國家，司法實踐應嚴格依法辦事。第一，應從立法上明確調查員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選任、職權、責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體應當細化，委托關系如何確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關的責任要確定下來。第三，保證內容的真實性。第四，設立出一套比較完整的程序，脫離科
學方法和程序，內容的真實性無法保證。第五，要經過質證。總之，明確社會調查員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在將社會調查制度推廣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盡快制定和修改相應的立法。
（二）規范社會調查工作的程序
社會調查雖然有其獨立性，但仍應制定一套完整的調查程序，指導規范社會調查員的調查行為，從程序上保證調查工作的公正、客觀、真實。筆者建議可以考慮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調查函前應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會調查員前往羈押場所會見未成年罪犯時應由法院人員陪同；3、對調查內容應當制作成筆錄，或者用音像資料保存，作為調查報告的依據；4、一個案件應設立至少兩名社會調查員，在調查時應由二人同往。
（三）強化對社會調查員的監督
1、由于目前社會調查員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監督應當是人民法院，包括對社會調查報告在開庭前的審查，聽取被告人、監護人、辯護人的意見并要求調查員作出解釋或補充、核實；在開庭時聽取訴訟參加人的質詢，雖然調查報告不具備刑事證據的性質，但由于其直接關系著量刑，應比照刑事證據在庭審中接受訴訟參加人的質詢，但該意見應向法庭發表，社會調查員沒有義務回答；如果在庭審中訴訟參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對調查報告發生較大爭議或提出實質異議，法庭不宜將調查報告作為量刑參考。
2、聘任單位對社會調查員的監督措施要加強。如規定社會
調查員定期向聘任單位報告社會調查工作的開展情況；對于調查員的不良行為聘任單位有權依取消其調查員身份等。另外，社會調查員還應接受被調查單位的監督。
摘要：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體是未成年人社會調查方面的重要部分，主體的能力大小與資格適格在調查過程中影響著調查報告的質量問題。本文將從調查主體的具體規定、權限范圍、調查啟動權等問題進行相關探討，并提出相關的建議來完善調查主體規定的不足。
關鍵詞：未成年人；社會調查；調查主體；問題建議
一、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的認識
（一）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的法律規定
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第168條規定中首次將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合法地位正式確立并明確規定了社會調查的主體范圍。明確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相關司法解釋中又進一步具體規定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關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方面的權利。因此可知，我國當前關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體主要包括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但是過多的社會調查主體，使得調查操作中出現了各種問題，因此，有必要分析和完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體問題。
二、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規定中存在的問題
（一）啟動調查主體未具體規定
刑事訴訟法中雖然明確規定了公檢法三機關可以作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主體，但是，社會調查工作既包括調查權的啟動與調查權的具體實施，二者之間都需要有主體來開展此項工作，那么公檢法三機關是作為調查權的統一的主體，還是啟動主體與調查主體相分離，法律并未作出明確的界定，如果公檢法既可以是調查權的啟動主體也可以是具體調查主體，也就是啟動主體與調查主體為同一主體時，調查權與啟動權完全有公檢法來進行，不利于社會調查工作的有效開展。
（二）調查主體權限范圍規定不明確
1、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公安機關可以對可能影響未成年人犯罪的相關原因進行調查。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對導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實施犯罪行為的各方面因素進行的一個較全面的調查，在一定情況下能夠很大程度的影響公安機關的相關決定。比如，調查材料的影響程度高時，公安機關在做出立案以及批捕申請等方面的決定時，會充分考慮調查材料的內容。但是由于擁有偵查權的公安機關是最先接觸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在偵查過程中往往受到有罪思維的影響，在偵查之前就已經先入為主的認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在這種思維模式的影響下，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往往忽視對犯罪嫌疑人無罪證據的調查和收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無罪或最輕的定罪量刑。由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對其進行社會調查，不僅加重了公安機關的工作量，也不能夠完全保證公安機關調查工作的質量。公安機關應注重案件本身的偵查，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可由其他機構專門負責。
2、檢察機關。檢察機關的具體權限范圍在法律上的規定不全面，社會調查是適用于檢察機關的全部工作范圍內還是就某一程序范圍內。比如，在批準逮捕階段中對未成年犯罪人開展的社會調查，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必須在7天內做出批捕決定，這就意味著，檢察機關需要在這短短7天內，除了研究案情來決定是否批捕外，還得抽出時間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來進行社會調查，如此倉促的調查過程，可想而知，調查結果往往不夠全面和正確，對未成年犯罪案件的與否，大大降低了其應有的參考價值。
3、法院。人民法院在審理未成年刑事案件過程中，對社會調查的重視以及社會調查報告材料的引用，對未成年犯罪人的判決結果有著一定的影響作用，但是法院是一個中立的審判機關，在法庭上聽取控辯雙方的辯論后，依法作出相關判決的。法院成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體，會不可避免的依據自身所進行的調查報告內容來進行定罪量刑，使得法官脫離了中立思想的存在，不利于審判中立原則的貫徹和實施，也不利于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公正審判。同樣法院審理案件工作量大，所以對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工作這方面就不能做到全面正確的調查，有損未成年人的正當利益。所以為了防止法院的權力濫用問題出現，法律上應明確規定法院的主體調查范圍，過于原則性的法律規定，并不能解決操作性強的社會調查工作，制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必須具有明確的調查主體才能夠保證調查報告的正確性與公正性。不然可能影響社會調查報告的中立性，侵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比如法律規定人民法院有社會調查權，但是法院同時還是審判機關，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受先入為主觀念的影響，認為未成年人已實施犯罪或構成犯罪，因此法院在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報告時，可能導致調查資料的不全面，需要規定由辦案機關或者辦案人員之外的主體來實施社會調查。當前立法對這方面規定較為模糊，不利于辦案機關進行規范有序的調查工作開展。
三、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的完善與建議
（一）具體規定啟動程序的調查主體問題
盡管刑訴法中確立了公檢法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權，但是法律規定內容還不完善，尤其是對調查主體的規定方面缺乏具體的規定內容。對于該權利何時啟動也就是何時行使，以及啟動權與調查權的主體是否都有同一主體來進行都未作出明確規定。法律法規應明確規定啟動未成年社會調查權的程序問題，比如啟動調查的時間規定應具體確定下來，以便于調查主體之間避免不必要的調查沖突，影響辦案效率。所以需要明確公檢法各自的調查啟動時間，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保證調查報告的正確性與嚴謹性。
（二）確定調查主體的調查權限
調查主體的調查權限方面主要是針對調查工作的調查內容來講的，法律應具體規定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調查內容，排除不必要的調查內容，確定調查主體的調查權限內容，促進調查效率的提高，節省司法資源。區分調查內容與辦案機關對有關事實依法查明的不同之處。其次，調查內容中也應避免與定罪有關的一些事實問題，只涉及到影響其犯罪的重要原因。調查報告作為量刑情節在調查工作中應與法律早已規定的法定量刑情節和酌定量刑情節區分開來，防止調查資料的反復收集，節約司法資源，也不利于調查與搜集真正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資料。因而，對于未成年社會調查報告方面，應主要針對導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危險性的發生，引發其犯罪產生的原因，并且在現有的訴訟程序中又不會關注的這些因素中來進行有關調查。
1、公安機關。進一步的確定公安機關在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時的調查權限與調查范圍，具體規定出公安機關應該在哪一階段或者可以在哪一階段針對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進行社會調查。比如，在立案階段作出相應規定，公安機關在立案之前是否就應對未成年進行立案調查，或是在立案之后的哪一階段或是任何階段都應考慮對其進行社會調查。
2、檢察院。檢察機關的調查權限同樣需要引起重視，尤其是檢察機關在批捕、審查階段，開展社會調查工作的必要與否，社會調查報告內容的合法與否，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因此，對這兩個階段，法律應作出一個更為完善的補充，明確檢察機關的調查權限范圍和具體的調查內容，進一步的保證監察機關的調查主體地位，確保檢察機關調查工作的順利開展。
3、法院。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對于是否采納社會調查報告的情形，應明確體現在判決書上，并且應使其法定化，并且是法官必須履行的而非是可以履行的義務。使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切實成為對未成年犯罪人定罪量刑的一個重要依據。（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李蘭英、程瑩：“新刑訴法關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規定之評析”，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2年第6期。
[2]陳立毅：“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2年第6期。
職業道德行為是指從業者在一定的職業道德知識、情感、意志、信念支配下所采取的自覺活動。對這種活動按照職業道德規范要求進行有意識、有目的訓練和培養，稱之為職業道德行為養成。養成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職業道德原則和規范貫徹落實到職業活動之中，養成良好的職業行為習慣，做到言行一致、知行統一，進而形成高尚的職業道德品質，并達到崇高的職業道德境界。
作為一名中等職業學校的專業教師，我在教學中對中職生職業道德行為養成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以下就是我個人的一些經驗的小結。
1 利用專業知識，培養學生職業道德素質
“依法統計，嚴守秘密”是我國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在統計領域的具體化。在教學過程中，我結合實際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和誠信教育。比如有針對性地選取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因虛報、瞞報、拒報或屢次遲報統計資料而被繩之以法的事例，告誡學生統計必須遵守《統計法》，它是每個統計人的職責和義務。同樣作為社會的一個成員，遵紀守法也是每一個人必須履行的義務，否則必將會受到法律的懲處。另一方面，統計的信息，咨詢和監督功能表明統計是服務于社會的，要贏得統計客體的支持和贊譽，統計人必須做到嚴守國家、企業、個人的秘密，這關系到一個人的信用，“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誠信對個人來說，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孕育德性的基礎；對一個社會來說，是建立一個公正有效、有序運行體系的基本保證。在教學中，我還運用國民經濟的有關數據對學生進行國情教育，“識我祖國，愛我中華”。
2 利用統計知識，培養學生綜合能力
我注重對學生職業能力與職業素質的培養，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善于與人溝通的能力，使用小案例教學法與行為教學法，結合具體情景，教給學生體現職業素質的具體方法，制定全面發展的學習目標，包括專業能力、解決問題的方法能力、社會與交流能力以及認知和道德方面的學習目標。通過讓學生上網、看電視、看報紙雜志，去國美電器，去菜市場社會調查，培養學生應用現代先進的信息技術查閱及運用有關資料的能力。
在教學中以一個社會調查活動項目為中心，將學生每四人分為一組，具體分為以下階段。
2.1 分組準備階段
向學生闡述考評方法、步驟，列出各步驟完成的時間表，讓每位學生知道做什么？怎么做？推選出小組長，擬定調查課題，申報課題，確定調查范圍，寫出調查方案。
2.2 分組調查階段
每個小組根據本組課題查閱資料，討論、設計調查問卷，打印并發放問卷，進行問卷調查。教師只是作為指導者參與其中，隨時掌握學生的動向及調查進程，當學生出現方向性的問題時，及時進行點拔。本階段主要考核學生運用知識能力（解決問題）、動手能力、交往與合作能力、責任感、團隊意識、協作精神等。
2.3 分組撰寫調查報告階段
各組對問卷匯總整理，畫出整理表，撰寫調查報告提綱，應用調查報告的寫作格式撰寫調查報告并打印，本階段主要考核學生的寫作能力、歸納總結能力、計算機應用能力、創新能力。
2.4 學生講解階段
這是一個知識的主流反饋階段，各組制作口頭報告PPT，主要針對各組調查報告進行陳述和歸納，把調查研究的結果表述出來，制作口頭報告PPT，以恰當的形式傳達給其他同學，同其他同學進行交流，本階段著重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表達能力和應變能力。
2.5 交流心得體會階段
小組間交流本次活動的收獲，存在不足，提出改進意見。選出調查報告優秀小組到各班匯報，各班互相學習。
2.6 教師評價階段
上述五個階段每一步驟都要求在規定的時間內上交學習成果，教師給出相應階段的分數，即最后每一組的檔案袋中有五項內容。在小組合作考核教學中，“不求人人成功，但求人人進步”作為考核所追求一種境界，小組成員間的使命互助活動是教學活動賴以進行的動力源泉，合作學習不僅講合作，而且還存在競爭，把個人之間的競爭變為小組之間的競爭，小組合作成績既是個人成績又是小組成績，各小組既是調查者也是被調查者，小組之間也要互幫互助，把個人評價和集體評價，考試評價和學習過程評價有機結合起來，當某一小組或某一人有一點一滴進步時，教師和小組成員應及時給予表揚，肯定和鼓勵。從而發揮合作小組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2.7 體會與收獲
學生選擇的調查課題內容廣泛，有中職生的學習態度、理財觀、人際交往、禮貌禮儀、職業生涯規劃、技能訓練、安全消防知識、社團活動等方面的調查，學生通過調查活動，既是與同學交流溝通的過程，也是對自己行為的檢查與反思過程，同時是對小組長領導能力的檢驗過程，在調查報告中，學生對學校課程設置、教學管理、體育活動、技能訓練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議，小組口號也有創意，有“讓微笑充滿校園，自信從我們開始！”充分展示了當代中職生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
3 實踐教學中的德育滲透
論文關鍵詞 未成年人 社會調查 比較法
一、社會調查的概念簡述
筆者通過查閱有關的文獻著作，發現雖然就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概念定義紛繁多樣，但其中包含的關鍵要件還是趨于一致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又被稱為全面調查制度，是指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不僅要全面收集案件的相關證據，還要調查分析與未成年犯罪人的個人基本信息、家庭基本情況、社區綜合環境、交往范圍對象、心智發展情況等與案件處理有關的信息，還可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醫學、心理學、精神病學等方面鑒定，最后形成社會調查報告，作為辦理案件的輔助證據的一種制度。從犯罪學的角度看來，在絕大多數犯罪中，行為人之人身危險性與其人格結構及要素之間存在著基本的一致性。所以，社會調查制度的主要價值目標就是調查未成年犯罪人的社會危險性。
一項制度基于其合理性與必要性而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亦是如此。一方面，未成年人處于特殊的年齡段，其知識結構、思想感情、身心發展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和對行為后果辨識力不足，犯罪呈現沖動性和盲從性的特點。且他們社會閱歷尚淺，社會調查制度能更直接反映其人格特點和社會危險性。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人生觀、價值觀處在發展和定型階段，具有很強的可塑性和發展空間，實行社會調查制度更可有效地為教育挽救犯罪未成年人提供參考材料，有利于全面考量懲罰犯罪與感化教育的期待性。
綜上所述，司法機關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不能機械地追求罪刑均衡，而更應當注意處理結果與對未成年人的教育矯正。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我國的刑事法典中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差別化處理主要體現在刑法中。刑法意義上的未成年人是指被告人犯罪時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規定了對未成年犯罪人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不適用累犯、不得判處死刑等內容。而刑事訴訟法中關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有指定辯護、法定代表人到場以及犯罪記錄封存、附條件不起訴、社會調查特別訴訟程序等規定，尤其是這次新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程序規定，彌補了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不足，從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出發進行程序設置，更好的發揮刑法實體法與刑訴程序法的制度價值。
二、社會調查的國際法經驗
1985年《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第16條首次明確規定了社會調查制度，即“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外，在主管當局作出判決前的最后處理之前，應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者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便主管當局對案件作出明智的判決。”我國是該公約的締約國，積極推動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進程，通過此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將國際法轉化為國內法，成為少年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法律淵源。比較研究國外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建構具有啟示意義。
（一）英美法系代表國家社會調查制度概況
美國作為英美法系的典型國家，1899年在伊利諾伊州誕生了世界第一部《少年法院法》和少年法院法庭。根據《少年法院法》的規定，在法律術語上，少年觸犯法律的行為不被稱為“犯罪”（crime），而被稱為“罪錯”（delinquency）。其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貫穿于刑事訴訟的全過程，分為庭前調查和判刑前調查兩個階段。美國各州法律規定，少年法院或少年法庭除設立少年法官外，另設緩刑官員。就少年刑事司法而言，庭前調查的目的具有非刑事性，但對刑事訴訟程序是否需要啟動具有影響，判刑前調查則直接對法官量刑具有作用。
庭前調查由緩刑官負責，這一階段的社會調查并不全面的收集分析信息，其主要目的是對大部分未成年人案件的非刑事化處理提供依據。當未成年人的重大罪錯需要被追究司法責任時，緩刑官就會在案件起訴后判刑前對未成年人進行一系列的社會調查。緩刑官需要查訪犯罪少年的生活環境、學習經歷等情況，必要時委托有關專家進行生理、心理測試評估。緩刑官要對上述信息進行分析和評價，客觀有序地寫在量刑前報告中。該社會調查報告是少年法庭作出及震懾罪錯又滿足矯正要求判決的重要參考。
（二）大陸法系代表國家社會調查制度概況
德國作為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創立了少年刑事訴訟協理制度，由少年福利局在少年教養聯合會的協作下執行。即在德國少年法院庭審前，少年福利局的工作人員要充分關注犯罪人本身以外的性格、家庭環境、成長背景等因素，提出對涉嫌犯罪的少年采取措施的見解。現行《少年法院法》（1998年修訂）第43條規定，“訴訟程序開始后，為有助于判決被告人心理上、精神上和性格上的特點，應盡快調查其生活和家庭狀況、成長過程、現在的行為及其他有關事項。”少年犯罪進入訴訟程序后，少年法院應當通知少年福利局啟動社會調查程序，遵循有利于少年犯的原則進行的，在社會調查基礎上將相關的信息資料制作書面報告，提出應采取的措施，提供給少年法官、檢察官和其他訴訟參與人。
三、我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構建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社會調查制度。通過對條文的分析，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社會調查制度有以下特點。第一，社會調查的法定主體是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可見我國對于社會調查主體采取的職能主義模式，并未采取獨立的調查員制度，或者吸收社會工作者、專業人員參與社會調查。第二，根據刑訴法“可以根據情況”的表述，我國未成年社會調查并不是必經程序，公檢法三機關對情節的把握擁有較大的自主決定權，但是縱向的訴訟結構又可以保證在前一訴訟階段責任主體未開展社會調查的情況下，后一訴訟階段的責任主體可以隨時開展社會調查，從側面起到了補充的作用。第三，刑訴法對社會調查的結果形式以及其證據屬性并未進行明確規定，只是表述為“辦案參考”。在實踐中，負責調查的主體既可以單獨形成社會調查報告，亦可在起訴書等法律文書中附帶提及。實踐中社會調查的調查手段主要是詢問未成年人的父母家長、學校老師同學等證人，或是調取學習成績、榮譽證書等書證，從證據屬性來講這些材料皆可為案件證據加以運用。在出具單獨社會調查報告的情況下，社會調查報告的依據是調查時收集的證言和書證，所以報告的屬性可以定性為書面化的證人證言，可以作為案件的證據。在不出具單獨社會調查報告的情況下，調查階段收集到的材料應當附卷，其中有關未成年犯罪的內容亦可以作為證據，但要接受法庭質證。
四、完善我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啟示
首先，建立社會調查獨立執行主體制度。我國現行的社會調查主體呈現一元化的職能主義模式，即公檢法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筆者認為，社會調查應當構建多元化的調查主體模式，決定調查的指導主體和實際調查的執行主體。一方面，未成年犯罪案件承辦人與調查執行主體分開，執行主體具有獨立的調查權，是全面客觀收集材料的保證。另一方面，執行主體并不是專職社會調查人，其仍為公檢法司法工作人員，只要是案件承辦人之外的人即可，可有效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訴訟效率。除了設置獨立執行主體，還應制定統一的社會調查員的任職資格，以保證社會調查工作的規范性。同時也要適當擴大社會調查主體的范圍，在具體個案中聘請醫學、教育學、精神病學等方面的專家作為調查的輔助主體，將會更加全面掌握未成年犯罪人的精神思想情況，以提出合法合理相的處理意見，保證社會調查的專業性和實效性。
【關鍵詞】銀行 合規管理 探討
合規，簡言之就是合乎規則。合規具有豐富的內涵，其范圍不僅包括外部法律法規、監管規章，還包括市場規則、行業自律規定及銀行內部規章制度，法律的精神及文字要求，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誠實守信等社會道德范疇等等。農發行合規管理，是指農發行的管理者對銀行內各要素合規方面的集體協作行為進行有意識的組織協調活動，確保銀行各級機構和員工的各項業務行為符合外部法律法規及其他強制性規范以及內部各項規章制度，以有效滿足農發行業務發展合規性目標的過程。
一、影響農發行合規管理的主要因素
一是對合規風險的認知力不夠。部分基層行對合規管理重要性、違規操作的危害性，以及對“合規人人有責、合規創造價值”等合規理念缺乏深刻認識，從而對合規管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重發展輕質量、重經營輕管理、重績效輕安全的現象依然存在。
二是對規章制度的執行力不夠。在貸款調查方面，有的貸款調查報告抄襲其他企業的報告，有的調查報告只是對部分數據進行簡單修改，有的貸款調查報告甚至讓企業寫，未能嚴格按照制度要求，進行認真調查。貸后管理方面，有的貸后檢查制度落實不到位，有的對貸款擔保檢查不到位，有的對企業資金的使用未監督跟蹤，有的不能落實企業出庫通報制度，企業回籠款歸行率長期不達標等未能及時發現，存在檢查走過場、流于形式。
三是對員工素質的推動力不夠。從現實情況來看，基層行大多數員工是農發行成立時從農業銀行分家過來的，老齡化情況較為嚴重，大部分同志對新知識接受慢、業務素質偏低，難以適應現代銀行管理的需要，尤其是專業人才的缺乏已經成為基層農發行合規管理的“瓶頸”。同時，農發行對員工素質的基本準入、上崗條件缺乏硬約束，即使進行培訓考試也多流于形式，奏效甚微，致使部分員工的學習求知動力缺失，造成能者多勞、庸者少勞的現象普遍存在。
四是對合規操作的管控力不夠。這主要表現為：重事后監督、輕事前監督的現象普遍存在，致使基層行存在屢查屢犯問題；上級行檢查的頻率低，且多為抽查，難以覆蓋基層行的全部業務，容易形成監管漏洞；人情大于制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現象普遍存在，使基層行認為查出問題再協調不遲；對查出的問題處罰力度不夠。
二、加強農發行合規管理的途徑及措施
（1）完善合規管理制度。一是要建立開放性的管理制度，不斷地將國家的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則的各項要求融入農發行內部政策和程序之中。行內的合規部門要隨時掌握外部法律法規的最新動態，并按照這些外部法律法規的要求，及時對銀行內部政策、制度和業務流程進行修訂，制定出新的合規要求，傳達到相關業務部門執行。二是要建立合規績效考核制度，采用激勵機制推動銀行的合規管理。三是要建立合規問責制度，對經營中的違規行為進行責任認定與追究。
1 緒論
1.1 任務與目的
課程實習是大學教育一極為重要的實踐性教學環節。通過實習，使我們在社會實踐中接觸與本專業相關的實際工作，增強感性認識，培養和鍛煉我們綜合運用所學的基礎理論、基本技能和專業知識，去獨立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把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提高實踐動手能力，為我們畢業后走上工作崗位打下一定的基礎；同時可以檢驗教學效果，為進一步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培養合格人才積累經驗，并為自己能順利與社會環境接軌做準備。兩年半以來，我以做一名高素質的優秀淮工大學生為目標，全面嚴格要求自己，不斷追求進步，不斷完善自己，不斷超越自己。在實習期間，在帶隊老師的帶領下，深受實習單位指導老師的照顧和關懷，認真負責，做好各項工作，完成任務要求，做一名合格的公務人員。
1.2 實習安排
1.2.1 總體實習安排
實習單位是學校老師聯系的，我們都絕對無條件地聽從帶隊老師的安排。老師們幫我們聯系了幾個單位，如計生委、市國土資源局、工商行政管理分局、環保局、司法局、勞動局、城管局等等。各單位分配的人數不等，是事先就已經安排好的，這次不是我們自己選單位再協調，而是老師按學號依次排下來的。
1.2.2 本人實習的安排
聽從帶隊老師和實習單位指導老師的安排，我被分在連云港市國土資源局執法監察處，而和我同組的董曉鳳同學則分在市國土局辦公室。我所在部門共有三個人：閆振標處長，左曉梅主任，王其謙主任，我很有幸地與這些重要級領導成為同事。實習一個星期結束之后，我大體了解執法監察處是個什么樣的部門。執法監察處對執行和遵守國家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法律、法規情況進行監督檢查，擬定執法監督和違法案件查處的規定；監督檢查土地規劃、農地轉用、土地和礦產資源資產處置及土地使用權交易等行為；依法組織查處重大土地違法案件；承擔行政案件應訴工作。
2 實習生活
實習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每天都有一些挑戰，但也是枯燥乏味的，每天的工作內容基本相同。
2.1 實習內容
2.1.1 具體工作
（1）法律法規。實習的第一天我就只是看看一些他們自己精選的法律條文，從中我學到了很多，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關于基本農田的一些知識點，因為我是農村出來的孩子，比較關心這個，所以就可以記住了有關農田的信息。
1.實施創新設計案例課堂討論實踐教學
作為教師，在結束藝術設計專業課基礎理論部分的講授后，可以為學生布置相關的社會調查任務，要求學生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并上交調查報告。在結束社會調查后，教師可以讓學生在課堂上逐一對自己的調查報告進行介紹，由其他學生發表意見、提出看法、展開討論，最后由教師對理論、實踐等環節進行總結與點評。顯然，這樣的教學過程不但能夠有效促進理論知識與實踐活動的有機結合，還能夠從根本上增強課堂教學的互動性。
2.教學課程“特色化”
對于課程的安排，教師應對一些傳統課程進行優化與整合。如圖案課程與平面構成課程，這兩者在內容與形式上都存在很多共同之處，可以將其整合為一門課，既避免了重復，也可以取長補短，同時還能縮短教學學時。另外，教師應該學習國內外先進的教學觀念與方法，結合學校的實際情況開發出一些既具有時代精神也符合藝術設計發展規律的校本課程。
3.增強學生的協作能力，培養學生人際交往能力
首先，作為21世紀的設計人才，必須具備強烈的團隊意識、獨特的藝術個性以及嚴明的紀律觀念。只有在擁有突出業務能力的前提下培養自身的團隊意識、協作能力以及自覺接受現代社會相應法律法規的約束，才能真正符合現代社會對于藝術設計人才的要求。其次，只有建立廣泛、和諧的人際關系，具備靈敏的市場嗅覺，自身的才能才會得到充分的體現。因此，在藝術設計的實踐教學中，教師不但要教會學生怎樣讀懂市場、接近市場、把握市場，還應該引導學生對市場學、管理學、營銷學等進行了解與學習，以此教會學生如何正確處理社會人際關系，如何在錯綜復雜的人際交往與市場競爭中變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
二、結語
[論文關鍵詞]反壟斷法 電子商務 壟斷地位
電子商務作為一種全新交易方式，不僅打破傳統的經濟運作模式，而且也沖擊著傳統的市場競爭理論。電子商務市場競爭的新特點，導致傳統反壟斷理論對電子商務市場的規制產生了新的問題。因此，反壟斷法在電子商務領域適用時必須有所改進。
一、反壟斷法在電子商務領域適用的基礎
（一）反壟斷法在電子商務領域適用的理論基礎
任何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基本價值無非是正義、效率、自由和秩序。反壟斷法作為經濟法的核心內容，除了具有上述法律的基本價值以外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反壟斷法所追求的價值是統治階級通過反壟斷法調整社會關系所意圖達到的理想目標。以美國的《謝爾曼法》為例，起初其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提高消費者福利，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國內外經濟狀況的變化和芝加哥學派的影響下，才把經濟效率作為其首要的價值目標，也就是保護競爭者的平等地位和經濟利益。當前，我國正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市場經濟的法律主要是要保障交易自由和安全、防止壟斷、鼓勵競爭、維護公平的交易環境。電子商務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市場來說，是新興的市場經濟構成部分，同樣需要這樣的法律來進行規制。與此同時，由于電子商務自身的技術化特征以及其開放性、全球性特征，對維護其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從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來看，電子商務市場近年來也成為其調整和人們研究的重點。一般的競爭規則并沒有因為電子商務特有的技術性特征而發生改變，相反的，超強的技術性反而會促進掌握關鍵技術的企業在相關領域迅速占領龐大的市場份額。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企業一旦獲得一定的市場力，就會濫用市場支配力而獲得可觀的壟斷利潤。因此，電子商務領域沒有借口逃脫反壟斷法的規制，并且為了適應其技術性特征，反壟斷審查技術標準要更加的科學和明確。
（二）反壟斷法在電子商務領域適用的現實需要
國外以微軟案為例，無論這場反壟斷案的結局是否公平與完美，都可以反映出電子商務領域確實需要反壟斷。再放眼國內，隨著電子商務在我國近年來的蓬勃發展，一些電子商務領域的巨頭也被推上了反壟斷的風口浪尖。在“奇虎360起訴騰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一案中， 由于騰訊公司在“3Q大戰”期間濫用其即時通訊工具QQ的市場支配地位、強制用戶卸載已安裝的360軟件，奇虎360公司針對該行為提起反壟斷訴訟，并索賠1.5億元。再有，在淘寶商城出臺2012年的招商新辦法和價格調整公告后，遭到中小賣家的抵制，許多專家也表示淘寶商城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建議中小賣家提出反壟斷訴訟，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由此可見，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的進步，電子商務的發展，我國的反壟斷法的滯后性暴露無遺，也可以看出電子商務領域對反壟斷調查、規制的呼吁。
二、電子商務領域壟斷地位的認定
在反壟斷的執法和司法過程中，對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體現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的特點。
（一）電子商務領域壟斷地位的定量分析
以我國為例，《反壟斷法》第19條的立法表明，按所占市場份額被推定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既可以是整體，也可以是其中的任何一家企業，除非這些企業能夠證明相互之間存在實質性競爭，否則將被推定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單從法條來看壟斷定性很是容易，但是想要獲得電子商務領域相關市場份額的經濟數據是有很大難度的，特別是對于相對實力較弱的原告方。例如在百度案中，原告歷經千辛萬苦證明百度公司在相關市場的支配性地位但以失敗告終。在一、二審期間原告提交大量證據，其中包括百度網站相關文章、eryi.org網站相關文章、“CNNIC中國搜索引擎市場廣告主與用戶行為研究報告”、《中國證券報》相關文章、“2008年搜索引擎用戶調查報告”、北京正望咨詢有限公司網站“2009年搜索引擎用戶調查報告”等證據。但是法院最終認為，涉及市場份額這類專業性事實的證明問題，還是應當有相關的經濟數據作基礎，因此沒有采納前述證據。最終原告因為不能證明百度公司占據中國搜索引擎市場的支配地位而敗訴。
所以，在定量分析方面，要加強相關數據監控，建立主流數據庫，由專業機構或行業協會定期或按照企業的申請出具權威性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調查報告，以便在實踐中加以運用。
（二）電子商務領域壟斷地位的定性分析
許多國家（地區）的反壟斷法或判例都將反映企業綜合經濟實力的各種因素確立為認定企業市場支配地位的標準之一。美國某法院在1953年的“US. v. United Shoe Machinery Co案”中認為，企業占有75℅的市場占有率雖然對認定其是否具有壟斷力是重要的，但市場占有率本身對案件的結果并不具有決定性意義，除了市場占有率外，法院還要考察其他因素，包括企業制定價格的行為、企業及其競爭對手的競爭實力、企業的研究優勢、企業產品的貨色品種等，也就是說，市場占有率不再是認定企業具有壟斷力的唯一依據。德國《反對限制競爭法》第19條也有類似規定。
在眾多因素中，其他經營者進入壁壘應該特別注意考察，因為有時它是決定市場支配地位的最重要因素，特別是在電子商務領域。進入壁壘，是指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的難易程度。判斷一個企業是否具有市場支配能力，除了考慮其市場占有率外，還要看其是否會排除或限制競爭。如果一個企業雖然具有很高的市場占有率，但其他經營者很容易進入該相關市場，就說明該企業不會排除或限制競爭，即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在WorldCom/MCI合并案中，歐盟委員會認為，因特網產業從表面上看是低進入障礙的，但實際上它的基本市場結構是有等級之分，或者說是呈金字塔狀的，不同的等級具有不同的特點。就較低等級的產業而言，供應商普遍較多且幾乎不存在進入障礙；在金字塔頂部的產業則集中度很高。
金字塔頂部產業進入的障礙多種多樣，通常包括國家法律規定的條件、網絡或者其他基礎設施的控制、知識產權方面的障礙、客戶對產品的依賴程度、進入市場的資金或技術、信息方面的障礙等。在奇虎訴騰訊一案中，奇虎認為騰訊即時通訊產品具有壟斷地位，并同時指出騰訊公司目前擁有產品相關專利超過2000項，并通過專利的排他性極大地限制了同類經營者的發展和其他經營者進入該領域。可見，進入互聯網領域金字塔頂部還是有一定難度的。相反的，在電子商務較低等級的產業，進入難度則相對較低。自從2010年1月份第一家團購網站滿座上線以來，中國團購網絡市場開始火爆，短短6個月已經發展到近一千家團購網站。當然，其中不乏倒閉和根本沒有開團的網站，不過網絡團購的勢頭不可阻擋。經過2年多的發展，團購行業市場份額的集中化已經越來越明顯，團購行業的洗牌已經開始，但是依然還沒有哪家網站是處于市場支配地位的。綜上，在電子商務領域，判斷一家企業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要先看該企業是處于相對較高級的產業還是較低等級的產業，然后再進行市場進入難度的分析。
客戶對產品的依賴程度也是進入障礙之一。在特定相關市場，如果消費者特別依賴某種產品，其他產品可能就難以進入該市場，相反其他產品進入該市場就相對容易。因為電子商務業務創新快，消費人群低齡化等特點，消費者對特定產品并沒有特別強烈的依賴性。根據正望咨詢2010年5月12日的網上購物消費者調查報告顯示，隨著網購經驗的增長，消費者會逐漸從淘寶網向其他網站溢出。網購經驗1年之內的消費者，淘寶單一用戶（只在淘寶網上有過購物的消費者）的消費者占到了55.6%，而網購經驗6年及以上的消費者中淘寶單一用戶僅有三成。網購經驗1年之內的消費者中淘寶與其他網站的復合用戶（同時在淘寶和其他網站上有過網購經歷的消費者）占比不足三成，而網購經驗6年及以上的消費者中占比超過六成。由此可見，僅僅因為淘寶網所占市場份額較大就認定其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欠妥當。
三、我國反壟斷法在電子商務領域的適用建議
電子商務領域壟斷地位的認定包括宏觀結構中壟斷認定和微觀結構的壟斷認定。電子商務市場宏觀結構中壟斷地位的認定，在我國國情下也應該堅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的原則。在定量分析方面，我國應加強電子商務市場的相關數據監控，由專業機構定期出具權威性的調查報告，以便在實踐中引用。在定性分析方面，面對具體的案件法院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從每一個角度都加以分析，在眾多因素中，其他經營者的進入壁壘不僅易于判斷而且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的電子商務雖然處于初步發展階段，但并不能說電子商務市場的進入壁壘問題就不存在。實踐中，應從國家法律規定的條件、網絡或者其他基礎設施的控制、知識產權方面的障礙、客戶對產品的依賴程度、進入市場的資金或技術、信息方面的障礙等方面仔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