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7: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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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司法改革全方位的推進，中國司法實踐中的法律論證尤其是以裁判文書理由陳述作為標志的法律論證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且，這些法律論證迅速成為司法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人們時常評論司法中的法律論證，指出這些論證的理由是否充分，進而期待從法律實踐以及法律學術兩個層面提升 “法律論證”的意義。所有這些，都預設了一個基本前提：不僅需要提出法律論證，而且需要使之充分。
從中國現有的學術話語和實踐話語來看，規范思路和實證思路是相關的兩個主要思路。規范思路積極主張從技術上研究法律論證以及積極推進法律論證的一般意義，積極主張司法實踐應該朝向“充分陳述法律理由”的目標不斷改革。[2]實證思路從現實上認為法律理由是在實際制度環境中體現意義的，指出法律理由對在不同制度環境中的法律論證而言自然會有不同的現實譜系，人為的改革努力，并不能夠解決不同環境中的實際法律論證問題。[3]實證思路雖然強調實際的制度現狀以及制度制約，但是并未因此否認 “法律論證理由應當充分”這一理想。[4]換言之，就最終追求而言兩種思路是一致的，它們都在希望中國司法中的法律論證有朝一日可以實現標準的、理想的 “充分”乃至“令人信服”。
在我看來，這兩種思路雖然都有涉及但是都未深入探討一個問題：“法律論證理由充分”從法律論證機制本身來看將會遭遇什么問題？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如果對其不能加以必要的深入澄清，那么，對法律論證真正意義的理解就會有所折扣。我將結合新近出現的一份刑事終審裁定書，[5]并且以其作為基本的材料來源和敘事平臺，分析相關的問題，從而論證一個也許看似消極實則有益的觀點：在司法中應該作出法律論證，但是這種法律論證不應追求“充分”。我將分析表明，即使在當下中國司法可以作出所謂的充分法律論證的條件下，[6]要求“使之充分”，依然可能不是一個令人期待的目標。
首先需要附帶說明幾個問題。
第一，通常認為，從司法角度來說，訴訟案件就其法律解決而言可以分為兩類，其一是沒有爭議的案件，比如一方起訴而另方承認或者沒有任何抗辯，而且法官之間對案件沒有爭議；其二是有爭議的案件，比如雙方各執一詞，彼此提出針鋒相對的觀點和理由。在第二類案件中，一般認為，通過相互爭論或者法律論證這個通道將會出現兩種結果。第一種結果是爭議得到解決，于是，爭議案件轉變成了沒有爭議的案件，比如一方通過庭審、辯論或者閱讀裁判理由發現自己是不對的，或者認為對方更有道理，從而承認、接受對方主張以及裁判結果。第二種結果是爭議無法得到解決，換言之通過互相爭論或者法律論證這個通道雙方之中沒有一方接受他方的主張，或者達成妥協。
可以看出，“法律論證理由應當充分”的制度建設期待，主要是以第二類案件情形作為現實基礎的并以其作為目標。因為，這種情況似乎可以展示法律論證的話語權威，展示其所表達的邏輯知識力量或者說服力量，直至表明充分的法律論證如何可以摧毀不應存在的爭議結構，或者，直至展示法律裁判的中立的正當性，如果爭議對立是無法解決的。針對第一類案件也即沒有爭議的案件，法律論證應該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而且可能是多此一舉的。[7]
因此，我將集中考察基于第二類案件情形而呈現的法律論證問題。本文所討論的終審裁定書，也屬于基于第二類案件而產生的裁判文書，更準確地來說是第二類案件中的第二種情況。[8]
第二，本文涉及的“充分”，應該是指除運用細節的明確法律規定（包括法律原則）以及運用一般形式邏輯推理加以論證這兩種方式之外的、對其他輔助論證資源的大量使用直至不斷使用。[9]而輔助論證資源主要包括：（1）說理方法；[10]（2）經驗常識；（3）法律原理。[11]如果僅僅適用明確的法律規定和法律原則，以及一般形式邏輯推理，以論證自己的法律觀點，應當認為，這與“充分與否”是沒有關系的。當僅僅閱讀“明確法律規定與法律原則”和僅僅閱讀 “形式邏輯推理”的時候，閱讀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會發覺這是“這么規定的”，這是“本來如此的”，不會發覺這是“很有道理的”。而“很有道理”才是“充分”這一概念的另外語匯表達方式。不難理解，如果期待促使一個法律論證“很有道理”，也就必須竭盡思考所能而去不斷地使用說理方法、經驗常識和法律原理等。其實，這也是人們主張法律論證充分的主要內容。[12]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來說，“充分”一詞隱含了“量增”的指涉。至于“法律論證”的含義，在本文中是指僅僅運用細節的法律規定（包括法律原則）以及運用一般形式邏輯對法律枝節觀點進行論證，從而支持法律基本觀點論證的推演活動。對單純的法律論證，是可以使用“嚴密”一詞加以描述的。“嚴密”一詞通常沒有“量增”的指涉。
因此，我將主要圍繞說理方法、經驗常識、法律原理，來論證“應該提出法律論證，但是不應使之充分”這一觀點。
第三，眾所周知，司法中的法律論證，包括隱蔽的和公開的。法官個人的某些思考、合議庭的某些討論，又如中國法院審判委員會的某些討論，其中的法律論證如果并不見諸文字，則是隱蔽的。如果以裁判文書方式公布出來，則是公開的。當然另有所謂審判秘密的“內部文件”（比如合議庭筆錄）所包含的法律論證，也可說是隱蔽的法律論證。司法裁判文書表現出來的法律論證盡管是公開的，但是，其既可能表達文書形成之前的論證過程，也可能沒有表達，或者沒有完全表達。本文忽略這些區別。因為，本文所討論的觀點及內容對隱蔽的和公開的法律論證都是有意義的。就此而言，在另外一個方面來看，盡管本文觀點也許可以視為在某種意義上恢復了西方羅馬法傳統中曾經有過的一個古老觀念，也即司法裁判文書不應提供裁判理由的說明論證，然而，本文觀點僅僅是在某種意義上恢復的。我的觀點在主要方面與之有別。首先，我認為應該提出法律論證，只是不應使之充分。其次，我認為不論在公開的司法裁判文書中，還是在“內部”的司法討論過程中，都需要盡力不使之充分。這是從根本上嘗試以另一視角重新審查法律論證的“充分”。
第四，本文所依據的基本材料是一份終審裁定書。對法律實踐生產出來的文本進行分析，對本文閱讀者來說，容易造成“筆者是在支持某方、反對另方的法律立場”的印象，而且，許多相關的另外作者作出的分析的出發點也的確是如此。[13]然而，表明支持或者反對哪方立場，不是本文的論證目標。基于這點，我將盡量不去從“我認為”的角度去概括各方的所謂爭論焦點，以及所謂爭論關鍵和誰對誰錯。我不是作為一名具體法律實踐者來考察這一文本生成過程的，以及其內容究竟是如何的。因此，我將會盡量避免像法律實踐參與者那樣提出自己的“概括意見”，盡管這從敘述方法上來說是十分困難的。[14]
另外需要補充的是，這一裁定書所包含的意在“充分”的諸如“說理方式”、“經驗常識”和“法律原理”等其他論證資源，在當下中國法院許多追求法律論證充分的裁判文書中當然包括“內部”的司法討論中，也是被較為普遍使用的，[15]而且，這一裁定書是由某省高級法院作出的。因此，這一裁定書具有一定的范例意義，可以表征中國司法追求法律論證充分的主要傾向。這也是本文以其作為基本材料來源和敘事平臺的緣由所在。
一
不久以前，某高級法院作出終審裁定，裁定某法官玩忽職守罪名并不成立，維持一審原判，駁回檢察機關抗訴。
案件源自一起民事糾紛的審判。民事糾紛審判的大致情形是這樣的，某原告起訴若干被告，主張被告應當還債。某基層法院立案，決定適用簡易程序，并排定某法官獨任審判。原告據以主張的主要證據是“借據”，其中有若干被告的署名。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之一聲稱“借據署名”是在原告脅迫下簽署的，彼此之間實際上不存在借貸關系。原告否認脅迫。獨任法官詢問被告是否向公安機關報案，被告聲稱沒有。根據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獨任法官作出被告敗訴的判決。判決之后被告沒有上訴，案件隨后進入執行程序。在執行程序啟動之際，被告之中兩人在法院附近服毒自殺。再后公安機關開始介入，原告承認被告是在脅迫之下簽署借據的。這起民事判決遂被認為是有問題的。當地一機構（市政法委）與被告親屬簽訂協議，補償被告23萬。檢察機關認為獨任法官在審理這起民事案件中玩忽職守，并且造成嚴重后果，提起刑事訴訟。
在刑事訴訟中，一審法院認為：獨任法官對當事人自殺是不可能預見的，沒有主觀上的過失，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履行了法官的基本職責，而且當事人自殺與獨任法官的相關行為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屬于意外事件，因此該獨任法官的玩忽職守罪名不成立。
檢察機關認為一審判決是錯誤的，提起抗訴。在二審中，某市檢察機關提出如下法律論證[16]：
其一，該法官的行為屬于沒有正確履行職責、極其不負責任的玩忽職守行為。理由有三。第一（R1）[17]，刑事訴訟法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犯罪事實或犯罪嫌疑人，均有權利也有義務向司法機關報案或舉報；1998年最高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人民法院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在被告之一已經提出“借據”是在原告脅迫下寫下的，原告有刑事犯罪的重大嫌疑的情況下，該法官沒有履行上述規定的職責義務。第二（R2），在庭審中該法官有不著制服等不規范的行為。第三（R3），該法官沒有按照主管領導批示將處理意見報告領導后再作判決，這是極其不負責任的表現。
其二，該法官玩忽職守行為與自殺事件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理由有二。第一（R4），該法官玩忽職守行為并不必然導致自殺事件出現，但是的確是引起自殺出現的唯一原因。玩忽職守行為可能引起一個或多個不特定的危害后果，只要出現一個并且達到追究刑事責任標準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第二（R5），作為司法工作人員，該法官應當知道自己不認真履行職責，導致案件錯判，將會出現包括自殺事件在內的嚴重后果。不論由于應當預見而未預見，還是由于輕信能夠避免，該法官都有主觀上的過失，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某省檢察機關作為支持抗訴一方，提出如下法律論證：
第一（R6），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是針對一般民事案件的規定，當民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的時候，應當以例外方式遵循刑事訴訟法和上述最高法院的規定。該法官沒有履行這一職責義務。
第二（R7），該法官在法院工作時間長達16年，其工作經驗應當使其預見當事人在被迫寫下借據、法庭草率判決后只能以死抗爭的后果。
第三（R8），該法官的行為最終導致國家損失23萬。當事人自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為消除影響，不論基于何種性質、通過何種程序、經過何類主體，國家均因此付出這筆補償。該法官的玩忽職守行為與這一后果存在必然的聯系。
針對檢察機關一方的法律論證，辯護人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論證：
首先（R9），民事訴訟法要求法官公平對待當事人的舉證，不能僅僅因為一方的口頭抗辯，即認為另外一方有刑事犯罪嫌疑。該法官依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審理案件，履行了法官的基本職責。
其次（R10），該法官在庭審中沒有不負責任的表現，沒有排除利害關系的證據證明“不負責任”。
再次（R11），沒有排除利害關系的證據證明該法官在審判中未請示主管法院領導。
最后（R12），該法官行為與當事人自殺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當事人在民事訴訟過程中，有運用種種法律救濟方式的機會，但是當事人沒有選擇各種法律救濟而是選擇自殺。這是任何人當然包括該法官無法預見的，也是無法阻止的。
作為被告人的該名法官自己補充指出：
第一（R13），在當事人提出“脅迫”抗辯的時候，自己詢問了當事人是否向公安機關報案，并且詢問了原告是否曾經“脅迫被告”，這是履行民事審判法官職責的表現。檢察機關對民事訴訟的機制缺乏了解；
第二（R14），不能僅僅因為一方口頭抗辯，便認為“發現犯罪事實或犯罪嫌疑人”；
第三（R15），如果僅僅因為一方口頭抗辯終止民事訴訟，對另外一方是不公平的，同時將使民事訴訟制度陷于混亂，這才是不履行法官的職責；
第四（R16），被告放棄了所有法律賦予的訴訟救濟權利，采取自殺，其責任不能歸咎于法官；
第五（R17），事后新證據證明判決結果與客觀事實不符，根據最高法院的規定，判決不能認為屬于錯案，因而也不存在錯案追究的問題。
從雙方的法律論證可以發現，這件案件是有很大爭議的，而且是罪名成立與否的根本性爭議。我們先看法院是怎樣表述最終裁定結果的。終審裁定書稱：
被告人作為司法工作人員，在民事訴訟中依照法定程序履行獨任法官的職責，按照民事訴訟證據規則認定案件事實并作出判決，其行為不屬不負責任或不正確履行職責的玩忽職守行為。客觀上出現的自殺結果與其職務行為之間沒有刑法上的必然因果關系，其行為不構成玩忽職守罪。原審法院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法律規定，作出被告人無罪的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準確，審判程序合法。檢察機關抗訴理由不成立。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刑事訴訟法以及最高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之規定，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依照目前較為普遍的司法改革觀念以及最高法院相關的改革要求，如果終審裁定書所表達的裁定意見僅僅如此，那么，這屬于沒有提出法律論證理由的一份裁定意見，其中更加無從談到法律論證是否充分，而且，這是中國以往司法裁判最為普遍的也是最為需要改變的情形之一。可能因為這一現實，所以我們看到終審裁定書的裁定意見并非僅僅如此。
二
終審裁定書論證了裁定理由。其首先歸納了雙方爭論的焦點。其中有三。第一，兩點事實認定的問題。第二，被告人是否存在玩忽職守行為。第三，自殺事件及其他損失與被告人的職務行為是否存在必然聯系。[18]
針對兩點事實認定的問題，二審法院提出如下法律論證：
（R18）關于該法官是否在民事庭審中是否存在著裝不規范等問題，作為控方的檢察機關提出了一些人的證言，這些證言是由與自殺者有關系的若干人提出的，而且是在自殺事件發生之后提出的，因此，這些證言是有利于一些當事人的證言，不足采信。作為辯方的該名法官，提供了當時開庭的筆錄及書記員的證言，表明該法官的庭審行為是規范的。兩相對照，檢察機關的指控證據不足。
（R19）關于該法官是否請示主管法院領導問題，檢察機關提出了主管法院領導的證言和該領導接待當事人的“接待筆錄”。該領導稱已對該法官說“此案需要請示”。“接待筆錄”上寫“請先告知判決結果后簽發判決書”。但是該法官稱，該領導說“此案只能這樣判決”并表示該法官自己可以簽發判決書。鑒于不能證明“接待筆錄”已為該法官所看到，故檢察機關的指控證據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二審法院在終審裁定書中沒有提到一個問題：就事實而言主管法院領導與該法官在這起民事判決中的法院內部工作關系究竟是如何展現的。在一審中，控辯雙方以及一審判決都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認定問題。[19]因為，控方認為，如果主管法院領導的確有如該法官所說的那樣，“權力下放、自己簽發”，那么，在判決是錯誤判決的情況下，主管法院領導似乎是有責任的。反之，如果主管法院領導已說“需要請示”，該法官不經請示自主簽發判決，那么，錯誤判決的問題似乎應由該法官負責。當然，一審辯方和一審法院，都曾提到獨任法官在民事訴訟中有權獨立審判，不論是否請示主管法院領導。[20]
進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審法院與一審辯方和一審法院類似，在提到部分對抗證據也即R18、R19的認定之后，還作出了新的闡述：
（R20）根據法院組織法、民事訴訟法和最高法院關于落實法院審判組織權限的有關解釋，合議庭或獨任法官有權作出判決，對重大疑難案件可提請院長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在實際審判工作中，向院長、庭長匯報并聽取意見，屬于法院內部匯報請示及溝通的一種方式。合議庭或獨任法官有權決定是否報告以及是否需要請示院長、庭長。除經法定程序由審判委員會決定，院長、庭長不能改變合議庭或獨任法官的意見。合議庭或獨任法官審理非重大疑難案件后直接作出判決，是正確履行職責的行為。檢察機關以該法官沒有聽取領導意見自行下判，作為指控不正確履行職責的一個理由，缺乏法律依據。
換言之，在二審法院看來，似乎一審各方注意甚至自己提到的“就事實而言主管法院領導與該法官在這起民事判決中的法院內部工作關系究竟是如何展現的”問題，不是一個問題。即使證據可以證實該法官自己簽發判決，該法官依然是正確履行職責。當然，我們可以迅速提出一個問題（Q1）[21]：既然獨任法官可以獨立判決，那么，二審法院評判控辯雙方在“主管法院領導”問題上證據如何，其意義是什么？我在后面討論這個問題。
再看二審法院對焦點二的法律論證。對焦點二中的第一個問題，即“被告人沒有執行刑事訴訟法和最高法院《規定》是否失職”的問題，二審法院指出：
首先（R21），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地位中立，審判人員對訴訟雙方均應平等對待，保障其各項訴訟權利。雙方舉證權利義務平等，無法證明自己主張必須承擔舉證不能的敗訴結果。因此，法官在民事訴訟中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是正確履行職責，體現司法公正。原告以借據舉證，被告承認借據署名，故原告舉證有效。被告辯稱受到脅迫，原告否認，被告沒有其他相關證據，也無報案資料證據，故被告舉證無效。該法官認定借貸關系成立，不采納被告抗辯意見并無不當。該法官并無失職行為。
其次（R22），最高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相關規定，是針對經濟糾紛案件中經濟犯罪而言的。被告提出的抗辯涉及暴力犯罪而非經濟犯罪，故檢察機關引用該規定與本案無關。同時，該《規定》所說“經審理認為”，顯然是指依照民事訴訟證據制度，從舉證質證中，發現相關證據證明案件涉嫌經濟犯罪，才能決定移送刑事審查，并非如同檢察機關理解，只要一方提出涉嫌經濟犯罪，就必須移送。否則，民事訴訟中任何舉證不能的一方都可能以對方涉嫌犯罪為抗辯理由終結民事訴訟，民事訴訟制度將無存在必要。
再次（R23），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后將如何，但是，根據我國刑事訴訟“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未經法院審判任何人不得被認定有罪”的基本原則，“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前提必須是相當充分的證據佐證。借款糾紛一案中，被告提出 “受到脅迫”，但無證據證明，也未提供報案證據，因此屬于“沒有相當充分證據佐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法院終結民事訴訟，移送刑事偵查機關不但于法無據，而且本身就是失職，沒有體現司法公正。
所以，檢察機關指控該法官違背法定職責，其理由不能成立。
在這里，我們可以再次迅速提出一個類似的疑問（Q2）：在陳述R22時，既然檢察機關提出的最高法院《規定》之內容與本案是無關的，那么，為什么還要闡述《規定》之內容的真正含義？我們可以看出，二審法院在此論證是種“讓步說理”，即“即使可以適用這一《規定》之內容，檢察機關的理由依然無效”。為什么二審法院可以這樣論證？既然這一《規定》與本案無關，在裁定中不去論及這一《規定》的相關內容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這種讓步說理，仿佛意味著“就算你在這里是對的，你在那里還是錯的”。
對焦點二中的第二個問題，即“被告人是否盡職盡責、其行為是否導致錯誤判決”，二審法院指出：
其一，被告人沒有不負責任、不正確履行職責的行為。理由有四。第一（R24），該法官確認了“借據”署名，詢問了被告是否報案以及為何沒有報案，并且庭審后傳訊了被指為脅迫者之一的張某，所以，該法官“較認真地審查了證據、負責任地對待被告方的抗辯意見”。第二（R25），原告“借據”為直接證據。被告無法對“脅迫”舉證，而且沒有報案，尤其在該法官兩次提示后仍未報案。盡管如此，該法官依然在庭審后向原告進行了調查，以期證實被告抗辯意見是否真實。經過開庭和調查，均無證據推翻原告的直接證據。該法官確認原告證據，符合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第三（R26），一方在書證面前提出異議但因舉證不能而敗訴的案件通常（注意“通常”兩字——本文作者注）是權利義務關系明確而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原告與被告借款糾紛一案，借款關系、債權人、債務人明確，借款用途、借款金額清楚，借款期限確定，被告確認借條署名，辯稱被脅迫而無證據支持，故適用簡易程序沒有不當。該法官在案件雖有爭議，但按照當時證據能排除合理懷疑下，作出獨任判決，符合民事訴訟證據分析判斷的一般原則，不足以認定屬于嚴重不負責任行為。第四（R27），該法官在判決書中全面客觀反映了案件糾紛以及對立主張情況，清晰表達了判決理由，符合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判決有理有據。
其二，民事判決結果與客觀事實不符的責任不應由該法官負責。理由有三。第一（R28），與事實不符的錯誤判決，是因為與原告相關的另外一人作出偽證所造成的。法院和該法官受民事訴訟證據規則限制從而作出與事實不符的判決，其本身也是受害者。第二（R29），被告等人不行使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利，在一審判決明顯不利自己的情況下依然沒有上訴、申訴，使判決結果進入執行程序。對此被告等人自己負有明顯的責任。第三（R30），“誰主張誰舉證”是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雖然民事訴訟法規定，在當事人無法舉證時，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取證，但是，民事訴訟中法院調查核實證據的手段十分有限，不可能也不允許采取類似刑事訴訟中取證方式獲取證據。該法官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已經基本窮盡補充證據的手段。之后公安機關介入，原告承認事實，這是民事訴訟中法官不可能做到的。
論文摘要：文章在分析英漢法律術語特征的基礎上，提出要實現法律術語翻譯的準確性，譯文必須符合法律術語的特征和目標文本的語言習慣，并且在法律內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譯文最大程度地準確傳遞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在原始社會中，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而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規范是風俗和習慣。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產生，階級出現，于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國家就逐漸形成了，作為國家實現其職能的手段和工具的法律也就相伴而生了。法律作為治理社會的有效方法和機制之一，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律是人類社會階段性的政治制度、人類的精神高度、財富分配形態和方式、生產發展水平的體現。
法律翻譯由來已久，尤其是近幾年，隨著中國法制化進程加快，對外交往范圍的擴大，對外法律文化交流的增多，我國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文獻被譯成外文。入世將我國納入國際一體化的大環境中，由于我國法律制度還沒有完全與國際接軌，為了更好的參與到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活動中，我國開始也加快了向國際發達國家學習的步伐。這就要求大量翻譯外國的法律、法規，以便于學習借鑒。但是受法律翻譯人員專業水平和翻譯態度的影響，我國法律文件的翻譯質量不容樂觀。有些法律法規的翻譯，在詞匯層面并沒有盡最大的可能體現出法律文體同其他文體的差異，不符合法律詞匯特征的翻譯隨處可見。為了提高法律翻譯的質量，有必要在了解法律術語的特征的基礎上探討其翻譯的出路。
一、法律術語的特征分析
法律英語的專門術語是用來準確表達特有的法律概念的專門用語。法律術語為法學專業領域內的交流提供方便。由于法律工作自身的莊嚴性，使法律工作中的專門化的行業語一律具有科學技術語的精密、明確、語義單一等特點。法律語言專業詞匯數量大，應用范圍廣，總的來說法律術語具有以下特征。
1.法律術語詞義的單一性。法律語言的準確性是無庸置疑的，這既是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條文得以實施與操作的前提，法律英語語言也同樣具有這種準確性。法律術語最突出的特點是詞義單一而固定，每個專業術語所表示的都是一個特定的法律概念，在使用時其他任何詞語都不能代替。法律英語的每一個專業詞匯都有自己特定的法律含義，絕對不能隨意更改，絕非普通意義的詞匯所能代替。另外，一個詞可能有多種意思，但作為術語，只能作特定理解。
2.法律術語詞義的相對模糊性。在現實中，法律語言總是存在相對的模糊性。有限的法律規范是不可能窮盡所有的社會現象和關系的，同時，在法律活動中，由于人們的概念、認知背景、推理方法和對語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不同，都會導致法律語言的模糊性，以此來使立法和法律的適用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有些法律詞匯只能在一定的前提條件下才能適用。而離開特定的語境和條件，就會產生歧義。法律模糊語言包括：模糊附加詞即附加在意義明確的表達形式之前后，可使本來意義明確的大概念變模糊的詞，如about，or so；模糊詞語，即有些詞和表達形式本身就是模糊的，如reasonable，good；模糊蘊涵，即有的詞概念清晰確含有模糊意義，如night在英國法律中指“日落后一小時至日出前一小時”，但是各地所處時區不一樣，實際上還是難以把握。
3.法律術語的對義性。詞語的對義性是指詞語的意義互相矛盾、互相對立，即詞語所表示的概念在邏輯上具有一種矛盾或對立的關系。如“一般”與“特殊”、“上面”與“下面”等。在民族共同語中，這類意義相反或對應的詞，屬于反義詞的范疇。在法律語言中，我們稱之為對義詞。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法律工作必須借助一組表示矛盾、對立的事物或表示對立的法律行為的詞語來表示各種互相對立的法律關系。在法律專業術語中，這一點英語和漢語有一致性。例如：plaintiff原告與defendant被告，right權力與obligation義務等等。法律專業術語這類對義現象是由法律工作本身的性質所賦予的。因為法律工作的對象往往是利害關系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如刑事案件中的行為人和受害人，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經濟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等。這就決定了法律專業術語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對義詞。
4.法律術語的嚴謹性。法律詞匯具有明顯的保守特征。由于法律英語的用詞正式，語義嚴謹，法律英語詞匯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語和中古英語詞匯，這也是法律英語詞匯莊重肅穆的標志之一，只不過這些詞匯很久以來已經脫離了普通用法的意義。在各種法律文獻中，最常見的古體詞如aforesaid如前所述，hereinafter在下文，hereunder在…以下等常出現在法律條文中，它們能使語言精練，直觀，而現代英語的其他領域中，這類“文言文”用語已逐漸減少。古詞匯的使用大大增強了法律英語的正式性和嚴肅性，能避免重復，使句子結構緊湊精煉，并且使得法律英語與日常英語在詞匯方面輕易區別開來。法律語言有時采用幾個同義詞或者近義詞連用來表達統一的法律概念。這種表達的目的是使法律概念更加嚴密，表述更加準確，盡最大可能地避免歧義和疏漏。
眾所周知法律術語的翻譯是法律翻譯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法律翻譯涉及到兩個學科領域：法學和語言學。法學這個具有極強的專業性的領域要求其文本的翻譯者通曉原語言和目標語的不同的法律制度，了解由此而產生的法律概念的差異。在語言表述方面，由于法律文體明顯區別于其他文體，法律文本的語言表述必須表現其特殊性，這就要求譯者認真研究法律術語的語言特征，在翻譯實踐的過程中采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翻譯質量。作為法律翻譯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術語的翻譯必須考慮到在語言風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的差異，尋求搭建這些差異的橋梁和通道，使譯文最大程度地準確傳遞原法律文本的信息。每個國家或地區法律有其自身的術語和潛在的概念結構，本身的分類規則，法律淵源及社會經濟原則。每個法律體系本身有其表達概念的詞匯，不同類別的規則，及解釋規則的方法。法律翻譯中術語的翻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術語翻譯的好壞、準確與否常常關系到翻譯質量的好壞。法律術語翻譯準確，即使在其他方面如文法上存在一定的問題，也許還過得去，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誤解；而如果術語的翻譯錯了，就可能造成誤解，甚至釀成糾紛。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可能只注意到術語其中的某個含義，忽略了其他含義，或是只注意到其常用含義，忽略了其在特殊語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含義，或者是由于選擇用詞時把握不準確而造成了失誤。因此，提高法律術語的翻譯質量還有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由于法律語言的專業性和特殊性，其他語體的翻譯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適用于法律翻譯。法律翻譯需要適合其自身專業特點的理論來指導實踐。和其他文體的翻譯一樣，法律翻譯的基本要求也是“準確”，但是對“準確”度的要求更高。法律翻譯中的“準確”是指盡最大可能地再現原文本的所有法律信息，譯文所傳遞的法律信息沒有遺漏、添加和歧義，客觀上不令譯文讀者產生誤解和困惑，并且保持法律文本的語言特點。但是任何法律翻譯都面臨由于不同法律制度所產生的法律概念的差異，這使得譯文準確地反映原法律文本的信息并非易事，如果譯者在法律術語翻譯中充分考慮以下幾個原則，就可以使譯文最大程度和原文保持一致。
二、法律術語翻譯的原則
1.法律術語翻譯的公正性。法律的最重要準則是公正性，因此法律翻譯也必須體現這一原則。法律英語是以英語共同語為基礎，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動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專業特點的語言。因此，在法律英語中不僅有眾多的具有法律專門意義的特殊詞匯，而且由于規定人們權利和義務的法律、法令或契約等法律文書所表述的內容必須準確、嚴密、客觀和規范，不容許絲毫的引伸、推理或抒發和表達感情，在翻譯實踐中譯者必須考慮其屬于法律范疇的義項。因此譯文的語言必須反映出目標語中法律語言的特點。英語和漢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但在句子結構上畢竟還有相同點，大體上都具有是“主、謂、賓”的基本框架。只要英語句子可以按其原有的成分排列順序轉換成結構大體相同的漢語句子，翻譯時就應當照辦，而不能隨意偏離翻譯的基本原則，把翻譯當作釋義。例如一些法規將“但是”翻譯成“but”或者“however”，這樣的翻譯不符合法律英語的特點，應該改譯成更符合法律英語語體的“provided that”。另外，有些日常用語在法律語境下失去了原來的民族共同語義項，甚至與民族共同語義項大相徑庭。
2.法律術語翻譯的一致性。譯文在詞匯的選擇和表達形式上都必須符合目標語言的表達習慣，譯文只有符合目標語法律語言的詞匯特征，才能在目標語的讀者面前像原文本的讀者一樣保持法律的莊嚴和權威性。對于英文原法律文本中的同義詞或近義詞連用形式的翻譯，由于英漢語言的區別，并不是每一個在意義上有細微差別的英語同義詞或近義詞都有相應的漢語對等詞匯，因此，并沒有必要把原文中的每一個同義詞和近義詞都翻譯出來。法律語言間詞語使用的一致性，必須由使用法律語言的雙方認可，而且不像日常生活或自然科學中詞語的使用容易達到相同的理解。總的來說，人們并不需要追求完全等同的詞語，應該基于法律體系的框架尋找近似的詞語，這需要翻譯者做出詞語合適性的至關重要的判斷。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語都能根據字面意義直接翻譯成目標語，如果貿然直譯原法律文本中的詞匯，而譯文表達的法律概念卻在目標法律體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標法律體系的某個法律表達吻合但卻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則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目標法律文本讀者對譯文產生困惑和誤解。解決這類問題的出路在于認真理解原法律文本術語內在的法律含義，用目標文本中帶有相同法律含義的法律術語翻譯。
3.法律術語翻譯的創新性。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發展，新的事物的產生要求用新的法律術語來表達。在洶涌的全球化和新的科學技術的影響下，原有的常規字詞已經不能確切表達許多最新發生的社會法律現象，因而法律英語中生成大量新的詞匯。新詞的形成可歸納為以下幾種形式：復合法、派生法、字義轉換、文法功能引申、縮略法、造新詞等。新詞的制造大部分出于新聞媒體記者的生花妙筆，少部分則出自學者專家的巧思，通過社會大眾的廣泛接受，正式成為“新詞”。對于發展的事物，可以采用已有的民族共同語但給其賦予新的法律含義，如“計劃生育”、“引渡”等；對于由于法律文化的差異而產生的新的法律概念可以借用外來語。但是創造新的法律術語必須謹慎，最好由法律翻譯權威機構制定統一的標準，以使新的法律術語的表達統一而規范。
三、法律術語翻譯的方法
專門的法律術語是法律英語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精確的翻譯法律術語是必需的。首先，正確理解原詞在上下文中的確切意義。專門術語的作用在于以最簡潔的詞或詞組敘述一項普遍接受的復雜的法律概念、學說，或法則，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較簡潔的語言相互交流溝通，因此詞的內在意義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復雜得多。譯者如果單就字面意義直譯，或望文生義，就無法將詞的真正含義正確完整的表達出來。而且，詞的意義常隨上下文而變動。其次，盡量尋求在本國法律中與原詞對等或接近對等的專門術語。英語和漢語中的法律術語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義與效果，不可隨便改變形式。為了達到法律上的效果對等，譯者應盡量尋求在本國法律中與詞源對等或接近對等的正式用語而不是任意自創新詞，以免誤導讀者，引起歧義或解釋上的爭議。同時，由于法律制度的差異，英美法中許多術語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規范在本國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無對等或接近的對等語，遇到此種情形，譯者不妨通過對原詞的意義與內涵作正確理解后將之譯為非法律專業用語的中性詞以免發生混淆。與此同時，英美法中有許多術語，雖有特定的意思，卻無明確的定義，其適用范圍也無清晰的界定，因而其確切含義不明確。法律及合同中的含混詞目的在于保持條文執行或履行時的靈活性。日后如果發生爭執，其最終解釋權屬于法院，譯者無權對此作任何解釋或澄清。因此，譯者在法律功能對等的前提下，對含混詞應采取的翻譯策略是以模糊對模糊。相反的，對于含義明確的原詞則應確切翻譯，以免造成不應有的模糊。總之，要實現法律術語翻譯的準確性，譯文必須符合法律術語的特征和目標文本的語言習慣，并且在法律內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譯文最大程度地準確傳遞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參考文獻：
1.趙寶河.法律語言的語言特征［J］.池州師專學報，2005（2）
2.熊松.英語法律文書的文體特征及翻譯要領［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5（3）
關鍵詞:技術翻譯技術交流翻譯研究
中圖分類號:H31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791(2011)09(c)-0243-01
自古以來,科技知識始終被認為是最寶貴的財富。通過翻譯進行的信息交流,在人類文明發展及科技進步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毫無疑問,翻譯的重要性正在與日俱增,特別是它讓我們感覺到正處身于“信息時代”。事實上,斯克特·蒙哥馬利(Scott Montgomery)始終堅持這一觀點:雖然英語在全球范圍內通用,而且不少人以英語作為商業與科技交流的通用語言,但我仍是確信技術翻譯將出現前所未有的需求。
一些人在習慣上曲解了技術翻譯的復雜性和重要性。這些人認為技術翻譯純粹是信息的轉換,而且只要“源”信息不變,人人都會滿意,譯者亦有所得。但是,貝特麗絲·門德斯-肯頓指出:僅以科技文本呈現信息遠遠不夠,文本中必須要有正確的語句和文本結構,從而使文本其成為連貫、易讀的目標文本。本文與其它文章引用的不同文獻闡明了技術翻譯的實際情況:技術翻譯受到一系列問題和因素的影響,對于在全球環境和多種語言環境中技術信息產品面臨的問題,這些簡單列出的情況僅屬于冰山一角。
我們從《專業翻譯雜志》關于技術翻譯特刊的文章中看到:大家從不同角度對技術翻譯進行研究,這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雖然一些方法看來很遙遠,甚至與多種方式背道而馳,但是它們仍從不同方面對技術翻譯研究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視角。這些視角通常很隱蔽,卻總是揭示出新的重疊領域,這些重疊領域由不同的專業相輔相成,或者以其它地方進行的工作作為基礎。結合其它地方在LSP領域進行的研究,這些文獻表明:在如何看待、教學和研究技術翻譯方面,技術翻譯領域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成熟水平。
克勞斯·舒伯特表明:技術翻譯作為一項專業的交流活動,不能完全在傳統翻譯研究的語境內進行描述和塑造。他描述了技術翻譯發生的復雜、高度跨學科環境,他指出其中有各種各樣的控制因素,這些因素不僅影響譯者的工作,而且影響他們使用的材料、資源和策略。正如蘇珊娜·格里希表達的觀點:對于包括在多語言環境下技術信息的設計、規劃、制作、翻譯、評估和管理的一個高級科目,在從技術翻譯的研究受益的同時,也需要在技術交流方面進行考慮。必須強調的是:這樣的多語言環境將不再是例外情況。事實上無論是法律原因或出于良好的商業意識,絕大多數技術信息的商業制造者發覺自己正在一個多語言環境下工作。在格里希提出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中,她指出我們需要一個更廣泛且跨學科更多的研究法,此研究法應勝過經常用來比較ST和TT以鑒定非等價各種型式的傳統TQA方法。
瑪麗貝爾·耳塞多爾·桑切斯和她格拉納達大學的同事們的論文中反映了技術翻譯的跨學科性和多樣性。作者在文中指出:技術文本經常采用非語言策略和方法,以便有效傳達它的信息。舒伯特的論文也顯示出對我們培訓技術譯者方法的有趣暗示。瑪麗貝爾·耳塞多爾·桑切斯也在技術翻譯和本地化之間做了有趣的連接,因為它們兩者都涉及對多峰多媒體信息的處理
如果僅翻譯研究不能解釋技術翻譯過程中涉及的所有種種因素和情形,那么僅僅基于翻譯研究的培訓計劃能真正的為學生們提供他們需要的知識、技術和技能使他們成為專業技術譯者嗎？彼得·卡斯特伯格提供了一個實際的例證,證明如何通過使用與傳統翻譯研究無關的學科補充和增強譯者的培訓。他還論述了個人知識管理(PKM)的使用。PKM提出以研究和信息管理技巧裝備學生以應對技術譯者所面臨的范圍浩淼的學科。
更多的觀念加強了這個觀點:技術翻譯不僅僅是保證內容的實際準確性。雷德噶蒂斯·斯托爾塞指出技術翻譯與它所涉及的語言文化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大家始終不認可這點,因為技術翻譯的焦點總是以某學科或術語為中心。實際上,斯托爾塞自己注釋說技術文本的翻譯“不只是對術語的處理”。格哈德·亨佩爾在他的意大利語和德語技術手冊研究中指出了文本中如何演繹不同文化,不同文化習慣之間的沖突如何能影響翻譯質量的。
斯托爾塞宣稱:除非術語標準化,否則它就可能出現問題。如果術語沒有標準化,各種各樣的文化因素意味著必須對術語進行仔細核對,因為不同文化間的不一致可能導致相同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表示。盡管科學的事實是“術語以準確的定義為基準”、“各系統層次中的每個術語都具有準確定義”。同樣地,戴維·威爾姆森和拉赫曼·約瑟夫也注意到上述術語的問題甚至在同一語言內也存在。從阿拉伯語的例子中他們注意到技術術語從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顯示出顯著的偏離,即使在理論上它本應被語言和它所應用的科學或技術領域標準化。
威爾姆森和約瑟夫的論文也強調了那些母語不是英語的科學家所面臨的挑戰。如果他們要成功,他們就不得不學習國際語言(英語)學科。這也反映在阿拉伯本土化科技政策中,它的作者們也主張這一點。蒙哥馬利也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論述,然而他強調通用語(他確定就是英語)的普及并不排除科學家使用他們自己國家語言進行工作的需要,不管怎樣,使用英語工作的壓力很大。
鑒于舒伯特的主張,技術翻譯作為學科領域對發展機器翻譯(MT)系統興趣欠缺,而當麗貝卡·費德雷爾和莎倫·奧布萊恩說明在技術領域工作的譯者很有可能觸及MT系統時,我們注意到整個車輪象是要翻轉,這令人關注。他們的研究力圖確立MT系統是否能產生與傳統翻譯的質量相匹敵的翻譯用戶指南(為技術譯者許多主要部分提供參考)。根據透明度、準確性和文體對MT的翻譯作品進行了檢查,很明顯,如果技術翻譯的標準只是基于準確性,那么該標準比本來假定的標準要更為復雜。
從包含這個問題的這些論文中顯露出來的最突出和令人鼓舞的就是我們感受到大家忙于技術翻譯的活力和熱忱。論文證實了它的價值和復雜性并牢固確立了技術翻譯作為一門學科領域,它是令人興奮的、有活力的、可信的。遠離那些被誤解為純粹術語練習的日子,技術翻譯似乎最終走向成熟。
參考文獻
[1]喬迪·伯恩.翻譯示警:認識專業翻譯錯誤所帶來的法律后果[J].專業翻譯雜志.7:2～24.
[2]珍·德萊索和朱迪思·伍茲沃.歷史上的翻譯家[M].阿姆斯特丹:本杰明出版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社.
此書作者邁爾文·艾隆·艾森伯格，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科萊特法律教授，多年來著述頗豐，撰寫有數本關于合同法和公司法及其他商業組織方面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學術地位，H·杰斐遜·鮑威爾教授評論他“在學術上抱負遠大，甚有影響，在諸如我們社會當中法院恰當的社會職能等領域涉獵廣泛。”
本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在1988年8月首次出版，1991年6月再版，它“是關于普通法的內在理性的重要著作”（H·杰斐遜·鮑威爾《圣母學院法律評論》）。“對普通法本質的嚴肅探討向來意義重大，邁爾文·艾森伯格的《普通法的本質》一書于此學術之急務厥功甚偉。……艾森伯格所著不僅對我們理解普通法大有助益，而且連一般意義上的法律也一并囊括在內。”（弗雷德里克·紹爾在《加利福尼亞法律評論》）。閱讀之后，我認為這本書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三點：
1、可讀性強。
《普通法的本質》一書中引證了許多經典案例，如涉及“本質危險”概念的系列判例：Donoghue v. Stevenson案（不透明的姜啤酒瓶中有一條腐爛的小蛇），Loop v. Litchfield案（圓形鋸床的飛輪傷人案），Devlin v. Smith案（腳手架案），Statler v. George A. Ray Manufacturing Co.案（大咖啡壺案），這些案例在許多著作中被提到，如艾德華??列維著的《法律推理引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Reasoning）及其他一些涉及法律推理的國內外著作。
作者從事了多年合同法和公司及其他商業組織法的教學和實務，對案例和學理融會貫通，理論升華的過程中信手拈來相關的判例，并不時對普通法的一些基本概念、具體制度、法律原則或判例中所確立的規則加以詮釋。比如在法律推理模式一章中，作者向我們介紹了先例推理、原則推理、類推推理、專業文獻中確立規則的推理和假設推理等推理方法，艾森伯格教授將這些推理方法的理論基礎、具體方法、典型案例及學術爭議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此書涉及的領域廣泛，研究合同法、侵權法和產品質量法、醫療關系等領域的法學同仁都可將此書作為參考資料之一。
2、對術語的把握到位。
本人在學習的過程中也翻譯過一些資料，感覺到在學習國外先進的法學經驗時，對法律術語的準確理解是一個基礎性的問題，找到相對應的中文詞匯尤為重要。在《法律翻譯—— 從實踐出發》一書中，嚴元浩先生（現為香港律政司法律草擬科主管）深有感觸的談到：“英語法律詞匯由于源于英語法律制度，并反映制度演變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因此通常難以議成中文。法律詞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英語法律過去的演變是在哲學、道德、倫理、文字及文化價值之間的互動下產生的，所以未必能夠找到中文詞匯可以準確及全面地帶出英語詞匯所包含的同一意念。”
在習讀《普通法的本質》原作時，其中的一些概念就讓我絞盡腦汁，如proposition一詞，是對應中文的“主張”，“建議”，還是“提議”，自己就是拿不準。我也曾借參加英國法律培訓的機會向英國的法官和律師請教過，他們給出的解釋雖然能揭開這個詞的英文涵義和指代義，但我仍找不到貼切的中文詞匯與之相對應。中文譯者們參考德沃金《法律帝國》一書將其翻譯成“命題”，我認為很好的將proposition的涵義表述出來，并較好的體現出其學術性和專業性，這種譯法使我茅塞頓開。
3、對國內法學界的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國內法學界中，外國法制史、外國法律思想史、法理學、特別是法學方法論分支學科和領域，對普通法的研究日益深入，如關于法律解釋、法律推理的問題，研究機構如北京大學的公法研究中心、吉林大學的理論法學研究中心、山東大學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法學研究所等已進行了很多的探索，譯注有列維的《法律推理引論》、拉倫茨的《法學方法論》等，專著有張保生的《法律推理的理論與方法》、張志銘的《法律解釋操作分析》等，期刊有《法律方法與法律思維》等，而《普通法的本質》這一譯注的面世也將為法學界提供一本重要的參考資料。
另外，此書中對法院的社會職能，道德規范、政策、社會經驗在法律實踐中的地位等問題都有獨到的看法，也不失為這些領域研究的資料之一。
該書的內容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著重論述了“國際上主要金融市場的法律與監管”，在這部分介紹了美國的證券法，美國的國際銀行法，銀行與證券領域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歐洲單一金融市場，歐洲貨幣體系和匯率體系，歐洲貨幣聯盟和日本銀行與證券市場的國際化等問題。
第二部分介紹了“國際金融工具和離岸市場業務”。在這一部分介紹了歐元存款和銀行存款，國際支付系統，跨國的資產凍結，歐洲債券和全球債券，國際資產證券化，國際股票市場的競爭，國際清算結算系統，國際期貨與期權等衍生金融工具，國際掉期和離岸互助基金等內容。
第三部分介紹“國際新興金融市場”。這部分著重介紹了亞洲一些國家的項目融資、新興市場國家的民營化與機構投資者、亞洲貨幣危機。
從內容來看，書中收錄了兩位教授的有關論文，選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關論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斷，還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國際條約的原文，嚴格說來，本書是作者“半寫半編”而成的。由于本書的領域涉及廣泛，內容復雜，每部分都請最好的專家來寫，請最有名的權威來支持。這種既突出重點，又體現合作的方法，使本書內容的每個部分都是最好的，全書也是最好的。
這兩位法學教授在分析國際金融法的時候，不是就有關法律條文或判例進行介紹，而是從經濟學與統計學的方法出發，用統計數字和圖表向讀者展現國際金融的現狀與發展，然后進行金融市場的各種交易分析，再轉入各國的國際金融政策分析、國際機構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實到各國的有關法律和國際金融機構的條約。這種風格是本書的一大特點。
同美國法學院著重案例教學和司法技術研究不同，在曾經創立了案例教學法的美國哈佛法學院里，這兩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卻用經濟統計的數字來分析，以引起讀者對國際金融宏觀的興趣。
維侖斯教授進入法學院之前，是經濟學教授，而斯卡特教授則是歐美“30人小組”的專家之一。這個小組的主要成員幾乎都是著名的經濟專家，斯卡特教授作為法學專家參加這個小組可見他的經濟學功底之深厚。
關鍵詞：術語學；詞典；教育
中圖分類號：H08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4）02―0110―02
近年來，隨著國際間信息交流合作的加強，術語學研究也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學術機構所推崇。雖然我國術語研究起步較晚，且理論基礎薄弱，但是術語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開始慢慢被國人所認知，更重要的是很多術語工作者為國內術語學的建設孜孜不倦地貢獻著力量。鄭述譜教授就是國內術語學研究大軍中的主力。
一、鄭述譜教授簡介
鄭述譜，1940年出生于黑龍江林口縣，原籍為山東省牟平縣。1962年畢業于黑龍江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并在同年留校任教。他曾任黑龍江大學俄語系實踐課教研室副主任兼辭書研究所副所長等職，現任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與黑龍江大學共建的術語學研究所所長、黑龍江大學辭書研究所所長、俄語語言文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鄭述譜教授為人謙遜，待人和善，治學嚴謹且精力充沛，其學術興趣廣泛，畢生都在致力于有關俄語方面的研究，發表相關學術論文七十余篇。從最初的俄語專業實踐教學工作，到后來的詞匯語義學研究、詞典編纂到如今的術語學研究，都屬于他的研究視野。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為術語學、詞匯學和詞典學。
二、術語創作生涯
鄭述譜教授從2000年開始從詞典學轉向術語學研究，而后術語學一直是他關注和研究的課題，可以說他是國內術語學研究的先驅。他先后承擔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課題“俄國術語學理論與實踐”、“國外術語學理論研究”等重大項目。同時在他的帶領下的部分博士生也開始以術語學為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如吳麗坤、葉其松、林春澤等人。鄭述譜教授先后在國內重要期刊上發表了幾十篇有關術語的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對術語及術語學進行了探究。下面將按照期刊名稱對其發表過的有關術語的文章進行列舉，以便讀者查閱。
（一）《術語標準化與信息技術》：《術語的定義》（2005）、《術語學與語言學》（2003）、《術語學核心術語辨析》（2006）、《術語學的研究方法》（2004）、《科學與語言并行發展的歷史軌跡――術語學讀書筆記》（2003）、《“神五”飛天引發的術語學思考》（2004）、《科學與語言并行發展的歷史軌跡――術語學讀書筆記（2）》（2003）。
（二）《中國科技術語》：《論術語標準化的辯證法》（2008）、《術語是折射人類思維進化的一面鏡子――閱讀筆記》（2007）、《術語學問世前完善科學語言的種種嘗試》（2010）、《對開展術語教育的幾點思考》（2009）、《“術語學派”的提法值得商討》（2008）。
（三）《辭書研究》：《國外術語學研究現狀概觀》（2010）、《專科詞典編纂的學科依托――術語學》（2008）、《俄國術語詞典學理論發展概覽》（2005）、《洛特怎樣編》（2003）、《站在術語學理論的高度》（2005）。
（四）《外語學刊》：《試論語言學術語的特點》（2006）、《關于術語及術語學》（2001）、《俄羅斯術語研究的符號學視角》（2009）、《術語翻譯及其對策》（2012）、《作為術語學家的Винокур》（2003）、《德列津的術語理論與實踐》（2002）。
（五）《科技術語研究》：《俄國的術語教育》（2006）、《關于中國術語學建設的構想》（2005）、《發展我國的術語學研究――應在高等學校開設術語學課程》（2003）、《俄國術語學產生的外部因素》（2002）、《從術語學角度看“生態環境建設“一詞》（2006）、《俄國術語學研究掠影》（1999）。
（六）《國外社會科學》：《術語學是一門獨立的綜合學科》（2003）。
（七）《求是學刊》：《從術語學角度說“進化”及其泛化》（2006）。
這些文章涉列了術語的定義、術語學的產生及其發展、術語學的研究方法、術語的翻譯、術語詞典的編纂及術語學和語言學的關系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介紹了俄羅斯術語學思想，為國內術語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其中，鄭述譜教授的《俄羅斯當代術語學》（商務印書館，2005）一書被視為國內術語學的經典作品，書中全面介紹了俄羅斯術語學派產生、發展的歷程，系統地評析了該學派的理論與實踐，廓清了俄羅斯術語研究的主要方面，闡述了術語本身的性質及其發展規律。這本書是我國術語學理論和實踐工作者以及對術語學感興趣的廣大讀者的基本讀物。
三、對國內術語學的貢獻
作為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與黑龍江大學共建的術語學研究所所長的鄭述譜，為我國術語學基本理論的研究和術語學科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在他的帶領下一批青年學者和術語工作者已成為術語學研究的主力軍，他為中國的術語學建設提出構想和建議。他站在術語學理論的高度從多角度對術語進行了剖析，并積極引進和介紹俄羅斯術語學派的思想，他基于俄羅斯術語學派對“術語”定義的不同觀點嘗試提出了自己的術語定義。他認為給術語下定義是術語學基本理論要回答的重要問題之一（鄭述譜，2005）。他為國內術語學理論的發展和完善注入了活力。
另一方面，他還重視術語學的應用研究，如術語詞典的編纂和術語教育研究。特別是在術語教育方面，他積極響應中國科技名詞委的號召，認為在高等學校開設術語課程勢在必行，他曾在《俄國的術語教育》一文中，介紹了俄國開展術語教育的實際狀況和術語教育在俄國的發展歷程，并且闡釋了開展術語教育的重要性，同時也回答了術語教育的對象、內容及方法等一系列問題，以及從這些方面對我國術語教育的啟示。鄭述譜認為“術語教育是以術語學基本理論為依據，以具備某一專業背景知識的高等學校學生及社會有關行業人員為基本對象，以培養術語意識為中心目標的、普及性的教學培訓活動。”眾所周知，我國術語學理論研究落后，所以“術語教育”對于國人來說或許是個很陌生的概念。而正如國家為了實現法制，僅僅從制定法律條文的層面來講顯然是不夠的，還需要對公民開展普法教育，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依法治國”的宏偉藍圖。同樣，術語教育的開展也是同樣的道理。對于沒有“術語意識”和“術語觀念”的人來說，很難要求他們在交流中自覺地遵守術語規范，所以說完全依靠學習者悟性而獲得“術語意識”和“術語觀念”是靠不住的，只有通過術語教育才能獲得，該課程不僅可以為中國術語規范實踐工作和理論研究培養人才，還會對提高學生素質具有重要意義。鄭述譜認為我國開展術語教育應從重視和加強術語學研究開始，只有等到研究成果積累到一定程度，開展術語教育才有實現可能。在他的努力下，2005年12月中國第一所術語研究所在黑龍江大學成立，這標志著術語的研究在高等院校開展起來了，同時也意味著我國術語研究人員的隊伍也逐漸壯大起來了（鄭述譜2006：13）。
不論是作為教育戰線上的工作者還是作為學術上的科研者，不論是在詞匯學、詞典學還是在術語學的研究上，鄭述譜教授總是嚴于律己，求真務實，謙虛謹慎，兢兢業業，待人寬厚，這些精神和品質為年輕的學者樹立了榜樣。他認真治學的精神令人敬慕、欽佩。他的思想是豐富的，許多論述是深刻且具有一定的理論性，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
[參考文獻]
[1]鄭述譜.俄羅斯當代術語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鄭述譜.術語的定義[J].術語標準化與信息技術，2005（01）.
[3]鄭述譜.俄國的術語教育[J].科技術語研究，2006（02）.
論文摘要:由于中英文使用者思維方式的不同,中英文表達習慣的差異,為了實現意義的準確和表達的貼切,在中英文互譯時,特別是對語言準確性要求更高而自身又有著特殊行文特點的法律語言中,一些常用的翻譯技巧顯得十分重要而有效。
翻譯由于其涉及跨語言、文化交流性質,語言學習中被認為是重要而難以掌握的一項技能。法律翻譯中,由于法律文本模糊而又精準、簡潔而又繁復的語言特征,以及法律語言本身特有的表達方式和專業術語,加之法律翻譯常常具有一定的時效性要求,這使得法律翻譯對譯文在語言質量要求近乎高,對譯者在英語及法律專業知識方面要求也較高。本文擬對法律翻譯中實用的一些技巧作一簡略介紹,其中有的在一般翻譯中也可見到,因其在法律翻譯中具有較強的使用價值,也一并列出。
一、增詞
由于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不同,所以在表達同一事物或概念時,可能會用不同的詞或短語。所以在將中文翻譯成英文或把英文翻譯成中文時,就有可能要增加一些詞,以便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至于到底應該增加哪種詞或多少詞,這并沒有特別的規律,完全由譯者按照原文譯文的表達及上下文來確定。例:Subject to Article 5.4(c) below, in the event that a Party fails to make its capital contribu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tract, such Party shall be liable to pay simple interest to the Company at a rate equal to [default interest rate] per annum on the unpaid amount from the time due until the time the full outstanding amount including penalty interest is paid to and received by the Company.
參考譯文:在遵循以下第5.4(c)條規定的前提下,如果一方未依照本合同的條款全額或部分出資,則該方應就欠繳的出資額按年利率[ ]的單利向合營公司支付罰息,計息期為該筆出資的應繳日期至該筆出資及罰息全額支付,并由合營公司收到之日。
解釋:譯文中的“計息期”在原文中并沒有對應的英文詞,但譯者在翻譯這個句子時,考慮到加上“計息期”這個詞會更加通順、更加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所以在譯文中就加上了“計息期”這個詞。
二、省略
由于中西方人士的思維方式不一樣,對表達同意事物或概念所用的詞也不一樣。所以,向增詞技巧一樣,在翻譯法律語言時,有時也需要減詞。減詞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把介詞省略,也可以把位于動詞省略,甚至可以把一個從句省略。譯者在運用這種減詞技巧時,就應當根據上下文意思和譯文的表達習慣,合適地選擇省詞。在省詞時應注意的是,譯者絕對不可以隨便省詞,切不可因為省詞而改變了原文的含義。如果這樣,那就改變了這種省詞技巧的原有功能了。
例1 If any guarantee is required as security for any external financing of the Company approved by the Boar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8.2(c)(v), and if the Parties agree to provide guarantees in relation to such financing, the Parties shall severally guarantee the obligations of the Company under such external financing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in 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the Company at such time as the guarantee is given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in writing by the Parties).
參考譯文:如果合營公司董事會依照第8.2(c)(v)條批準的外部融資需要以保證形式提供擔保,并且雙方同意對該融資提供保證,則(除非雙方另有書面協議)雙方應按當時在合營公司注冊資本中所占份額的比例分別各自對合營公司的義務提供保證。
解釋:在原文中,“such time as the guarantee is given”本來是個定語從句,但譯者在對其進行翻譯時,根據上下文意思和邏輯關系就直接把它翻譯成了“當時”。盡管作者省略了一個從句,但并沒有改變原文的意思。在經過這樣的省詞后,譯文反而更加通順,更加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
例2 The growth of capitalism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ave led to a never-ending stream of new business instruments and techniques and sophisticated markets, each with its own communication system, its trading rules and its procedures for clearance and settlement.
參考譯文:隨著資本注意的發展以及國內、國際業務的競爭的加劇,新的交易手段和商業技術層出不窮,市場變得更加專業化、更加成熟,每種市場都擁有自己的通訊系統、自己的貿易規則和自己的清算結算程序。
解釋:原文中有“has led to”這個動詞,但在譯文中譯者省略了它的中文對應詞。譯者這樣的省略的目的是為了使譯文更加通順,更加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盡管譯者這樣省略,其譯文并沒有改變原文的意思。
三、語序調換
由于譯文語序和原文語序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在將原文翻譯成譯文時,必須調整一些語序,以使譯文符合譯文語言的表達習慣。在調整語序時,有時必須把在原文中后面表達的詞放在譯文中前面表達,有時要把原文中前面表達的詞放在譯文中后面表達。在調換位置時并沒有特別的規律,原文中的詞在譯文中既可以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在后面,甚至可以放在中間。這完全視上下文的需要。譯者在處理詞的位置時完全可以自行斟酌處理。
例1 The Parties hereby agree to establish the Company promptly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JV Law, the EJV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other Applicable Laws,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tract.
參考譯文:雙方特此同意在本合同生效后依照合資企業法、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其他相關法律以及本合同的條款及時成立合營公司。
解釋:盡管原文中“in accordance with the EJV Law, the EJV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other Applicable Laws,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tract.”等詞作為狀語被放在后面,但在譯文中按照中文的習慣被放在了謂語的前面。
例2 Neither Party shall have any liability to the Company except to the extent of its agreed capital contributions. The Company shall be liable to its creditors to the extent of its assets.
參考譯文:任何一方僅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合營公司承擔責任。合營公司應以其資產對其債權人承擔責任。
解釋:原文中的“except to the extent of its agreed capital contributions”和“to the extent of its assets”在句子后面,但在譯文中,它們的對應中文翻譯卻在句子中間。
四、詞義轉換
本文根據作者于2008年6月在中央美術學院所做的學術報告整理而成。
作者簡介：奚傳績（1936－ ），男，漢，江蘇江陰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學、中央美術學院、南京藝術學院，江蘇省第八屆政協常委、教育文化委員會委員，教育部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美術學科審查委員，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專家講學團成員，南京藝術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南京藝術學院設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藝術學，美術學，設計藝術學。
摘 要：藝術學學科是我國的一個新興學科。隨著藝術學科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點的不斷增加，藝術學科研究生的數量也日益增多。標志著研究生培養質量的學位論文的質量日漸成為一個受人關注的問題。本文作者通過指導研究生的實踐，深深地感覺到，提高藝術學科研究生學位論文的質量，關鍵是要從強化選題的問題意識、重視學術訓練、堅持認真讀書三方面著手，端正學術研究態度，把學術研究作為一種學術素養和學術能力的修行。
關鍵詞:藝術學；學科建設；學術研究；發展；研究生；學位論文；寫作
中圖分類號：J024
文獻標識碼：A
Academic Research is Cultivation
-On Writing Graduate Theses of Art Majors
XI Chuan-ji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高校和藝術研究機構藝術學學科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授予點的不斷增加，藝術學學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的數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學位論文的質量成為一個受人關注的問題。筆者從近十多年來指導碩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學實踐和評閱校內外研究生學位論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覺到，藝術學科研究生學位論文的質量，直接關系到研究生培養的質量以及藝術學科建設。而近幾年來學位論文的質量明顯地呈下降趨勢，學位論文中存在的問題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現在論文選題大多缺乏問題意識，學術訓練普遍不足，讀書問題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要想提高藝術學科研究生學位論文質量，關鍵是要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一、強化選題的問題意識
從事任何學術研究，尤其是學位論文，首先要有問題意識。問題是學術研究的起點，也是學術發展的生長點。而現在一些學位論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僅從寫作的角度講，寫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論文研究的課題大而籠統，缺乏明確而集中的問題，往往泛泛而論，最后得出的結論，很難說得上有什么學術價值，更談不上創新，有的甚至還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現在學位論文中常見的低水平重復。有的論文研究的課題，如筆者指導的博士學位論文《對契斯恰可夫素描體系的再認識》，從整體上看論文寫得不差。從課題上看，研究者要論證的問題似乎比較明確，有問題意識。研究者研究這一課題又具有相當好的有利條件、即在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留學期間，搜集了不少有關契斯恰可夫素描體系的第一手資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較豐富的素描教學實踐。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對問題意識的重視不夠，加上客觀條件的一些困難，關于過去國內美術界對契斯恰可夫素描體系的認識（包括正確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確的認識），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對原來認識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明確，所以，論證起來缺乏明確的針對性。論文得出的“再認識”，總顯得不是那么有說服力，更難說有什么創新。由此可見，論文選題有無明確的問題意識，直接關系到論文的學術價值和有否創新。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說過：“創造始于問題”。當然，有問題固然不一定就有創造，但沒有問題，就不可能有所創造。所以，問題意識，是創新的基礎。不少研究生對于學位論文研究課題中的這個“題”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論文的題目，實際上應當把它理解成學位論文所要研究論證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論文選題缺乏問題意識或問題意識不強，不僅僅發生在藝術學科的學位論文中，而是我國自然科學研究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問題。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深入的思考。筆者認為，形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與我國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觀念中的偏差有關。研究教育學的學者正確地指出：“問題意識是與生俱來的本能”。袁振國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的確，小孩子從開始學會說話以后，對大人會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諸如“這是什么？那是為什么？”等等，有時可能問得大人很不耐煩，生氣地回答：“那有那么多為什么？”當孩子上小學后，他們仍會向老師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們提出的問題或者對問題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確甚至淺薄可笑的。這是正常的現象。因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學。然而，我們一些老師遇到這種情況時，不但不注意保護孩子們的這種可貴的渴望求知的積極性，而是采取不適當的批評以至嘲諷。久而久之，孩子們提問題和回答問題的積極性受到了嚴重的挫傷。以至越往高年級，學生提問題的主動性越來越差。現在不少研究生在聽學術報告時，報告人要大家提問題，往往很少有人提問，即使有人提問，所提問題往往很膚淺。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缺乏問題意識，應當說就是我們教育觀念中的偏差所種下的惡果。
其次，我國高中階段過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過早地分專業，促使學生的知識結構不盡合理，學術視野十分狹窄。單一的知識結構和狹窄的學術視野，是很難激發學術研究中的問題意識。
還有，研究生對本學科領域學術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問題意識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來說，一個比較成熟的學科，對于本學科學術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都開設有相應的課程或編寫相關的學術著作。例如，北京大學中文系，凡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一入學都要求他們上一門被稱為“研究之研究”的入門課程，名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該門課程的目的，是從學科評論的高度，回顧中國現當代文學作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實際是一個學科），其發生發展的歷史、現狀、熱點、難點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課題。從而讓研究生尋找自己可能適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從事那些研究，什么樣的問題的研究可能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同時領略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種多樣的治學風格，由此找到自己進入學術研究的門徑，學會觸發研究的問題，找到適合自己的研究課題。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一書，便是上述課程的教材。稍稍瀏覽一下這一教材的內容，就可以感覺到它對研究生選擇研究課題、觸發問題意識，將會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為，所謂問題意識，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源自對本學科的歷史、現狀以及一些學科前沿問題的深入思考，包括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當今學位論文中比較普遍的，選題缺乏問題意識、從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復的現象。
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相比，我國的藝術學學科是近十幾年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這一學科的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授予點，雖然不斷增加，但學科建設嚴重滯后。不少研究生學位授予點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的課程和教材，研究生對本學科學術研究的歷史、現狀以及一些前沿問題，缺乏應有的了解。而這單憑研究生個人的能力是很難做到的。應當從加強學科自身建設、即盡快開設和編寫像北大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那樣的“中國藝術學學科概要”課程和教材。
二、重視學術訓練
學術研究，是需要不斷訓練、不斷培養的。學術訓練的目的是培養研究生的學術素養和研究能力。這種訓練，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閱讀和寫作以及學術規范的養成。關于閱讀的問題，下面專門再談，這里只談寫作訓練和學術規范的養成。
1、寫作訓練
有學者正確地指出：“大學，特別是文科大學，主要教同學們三樣東西：讀書、思考、寫作。”參見鄭也夫著《與本科生談論文與治學》，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國名牌大學對文科學生也主要是強調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的培養。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強的獨立學習能力，每一門課，都要求學生讀大量的書籍。文科類博士生課程主要使文選精讀和討論，精讀則要求寫大量的讀后分析和體會。
我國高等院校文科類本科生，一般都根據專業特點開設不同類型的寫作課，或是通過寫作學年論文等方式，有意識地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本科生，他們本來就以文科類成績高分進入大學的，但他們仍要上“專業寫作”課，可見寫作能力是要不斷訓練的。有機會讀讀由北京大學出版的《中文學科論文寫作訓練》一書，便可以看到他們對寫作訓練之重視。然而，同樣屬于文科類的我國高等藝術院樣，在本科生階段，除了不數藝術史論專業開設有專業寫作課外，其他很少有開設寫作課程的，即使有一點寫作訓練的課程，教師與學生大都不予重視。這樣一來，來自于藝術類本科畢業生的研究生，在寫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碩士生階段再不重視寫作能力的訓練，那就是“后天失調”，而寫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響到論文的質量。現在，藝術類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學位論文中暴露出來的寫作方面的問題是很多的。諸如論文結構不盡合理以至混亂、缺乏邏輯學的基本常識，基本概念不清，論述主次不分，論點與論據脫節，論證簡單，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語法不通，標點符號錯亂，錯別字時有出現。至于論文完成后，還應當有一個修改階段，研究生對此普遍不予重視，不懂得好文章是通過反復修改而產生的。而所有這些有關寫作能力訓練方面的問題，目前尚未受到藝術學學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導師應有的重視。
2、學術規范的養成
學術規范，對于一個學術訓練有素的研究者來講，是個初級的問題。但對于我國高等院校和學術研究機構長期缺乏學術規范教育，學術失范嚴重，以至屢屢出現的嚴重的學術腐敗事件的現實而言，則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198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t望》雜志發表《關于“學術語法”》一文，文章一開頭明確提出：“做買賣得講‘商業道德’，做游戲得講‘游戲規則’，做學問當然也得講‘學術語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謂學術語法，就是學術規范。上世紀90年代初，學術規范成為中國學術界最為關注的中心話題之一。這一場學術討論的一些重要文章收錄在楊玉圣、張保生主編的《學術規范讀本》楊玉圣、張保生主編《藝術規范讀本》，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經國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通過的《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以下簡稱《學術規范》）正式下發，學術規范問題開始成為我國高校師生及相關人員在學術活動中自律的準則。這一文件包括：總則、基本規范、學術引文規范、學術成果規范、學術評價規范、學術批評規范、附則等七個部分。這一文件應當引起高校研究生導師和研究生的重視。
所謂規范，是指“約定俗成或明文規定的標準”參見《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學術規范，就是學術研究應當遵守的約定俗成或明文規定的標準。按照筆者的理解，學術規范包括道德、精神、技術三個層面。
從道德層面來講，學術研究者應當遵守學術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襲、剽竊或侵吞他人學術成果”；“凡引用他人觀點、方案、資料、數據等，無論曾否發表，無論是紙質或電子版，均應詳加注釋。凡轉引文獻資料，應如實說明”；“學術成果的署名應實事求是。署名者應對該項成果承擔相應的學術責任、道義責任和法律責任”，（《學術規范》）這些要求歸根結蒂是要求學術研究的真實性，反對和杜絕學術造假。
一旦違反上述學術道德、一些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還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國老一輩學者在這方面給我們做出了良好的榜樣。例如，我國著名紅樓夢研究專家馮其庸先生，他近年發表的論文《項羽不死于烏江考》，文章一開頭便說明他的這篇論文是受他人的啟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學教師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項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體現了老一輩學者良好的學術品格。
從精神層面上講，學術規范就是要求學術研究者“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敢于學術創新，努力創造先進文化，積極弘揚科學精神、努力創造先進文化，積極認真弘揚人文精神與民族精神”（《學術規范》）。
從技術層面上講，學術規范要求我們遵守國家的有關學術研究在技術層面上的一些法規，如國家標準局的《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術論文的編寫格式》、《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規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藝術學科的研究生導師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員，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視這些法規。因而在學位論文的編寫格式、學位論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關鍵詞、緒論、結語、致謝、參考文獻等部分，明明有明確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從而出現了許多不應該有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在“緒論”（或稱“引言”）中的文獻綜述、論文的“結語”和“參考文獻”三方面。
論文主體部分開頭的“緒論”中，一般應包括對研究課題的文獻綜述，即對本課題研究的歷史回顧，前人有什么成果？解決了什么問題？還存在什么問題？本論文要解決什么問題？這些問題說清楚了，論文所要解決的問題也就明確了，論文的學術價值也由此來判斷。所以，有學術素養的學者審閱論文往往首先是看這一部分。而現在不少論文恰恰在這一部分的寫作上暴露出了不少問題。有的是不懂得這部分對論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寫。有的則是雖懂得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對本課題的學術研究史作一回顧和評價，并找出其中存在的問題，不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學術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輕的辦法，開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書目或論文的篇目，不痛不癢的評價幾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統”來結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統”究竟表現在那里，根本說不出來。像這樣的文獻綜述，對于學位論文寫作是毫無意義的。
噶爾家族被降罪之緣由探析
扎西當知在《青海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三期上發表有關吐蕃時期噶爾家族的研究論文。嘴爾?東贊宇松及其子孫是吐蕃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輔佐兩代吐蕃贊普。對吐蕃王朝的統一、疆域的劃定、法律的健全、社會的安定以及周邊民族政權的關系方面做出過突出貢獻。但是，到了吐蕃贊普赤都松芒布杰時期噶爾家族遭到被滅門的悲慘遭遇。文章依據敦煌文獻資料和古代漢文史料對噶爾家族被滅門的原因做了探析，認為：位高權重是噶爾世家獲罪的客觀因素；吐蕃王族的猜疑心理是噶爾家族降罪的主觀因素；離間計是噶爾家族降罪的直接因素。得出這些結論的作者認為，據他所調查搜集的敦煌古藏文文獻和唐宋有關吐蕃的文獻史料中，并未發現噶爾家族背叛或謀反的絲毫痕跡。
關于古藏文寫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巴桑旺堆在《中國藏學》2009年第三期上發表有關古藏文寫本研究方法探索的論文。作者在海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15種判定古藏文寫本年代的方法：1、寫本的物質載體紙張，2、書寫工具筆墨，3、字體的書寫形式，4、字體特殊的書寫現象，5、書頭符、點符、甸符，6、特殊構詞或古語法現象，7、古詞語和詞匯互為通用現象，8、書寫中的特殊符號，9、寫本中的圖像、繪畫，10、寫本的裝幀形式及頁面的設置，11、頁碼的標屬形式，12、文字厘定原則，13、梵文術語的藏文拼寫法，14、寫本的抄經，校經者、施主署名，15、寫本的題記。
班禪大師與民國時期的漢藏文化交流
王海燕在《中國藏學》2009年第三期上發表有關民國時期漢藏文化交流的論文。民國時期，漢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中央政府與地方關系發展的重要渠道。其中，班禪大師躬親力行，前往內地研討顯密持法修行，弘法宣化，舉行法會，籌建蒙藏學院，組織翻譯佛教經典，介紹藏傳佛教的教理和修習方法，從宗教與國家、宗教與政治的層面來彌合漢藏宗教文化認識上的隔閡。班禪大師在促進雙方關系向縱深發展上超越文化層面的承載，賦予文化交流以糾補漢藏關系的社會功用，在認識宗教文化的歷史定位和角色問題上給我們新的思考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