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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當前，對生態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論文、碩博士學位論文以及少量的書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數據庫中的論文進行搜索，檢索當前相關的學術論文。截至2012年10月，發現在期刊數據庫中，以“生態移民”為關鍵詞輸入題名共有440篇相關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體研究過程中，考慮到文章的代表性與權威性，又以這145篇論文作為研究的主要內容。同時，對研究的主要問題進行了分類，分為生態移民理論問題、安置模式與政策問題及社會文化問題三個方面。初步來看，理論類問題主要包括生態移民的定義、分類、基本原則等問題；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類問題主要包括生態移民的扶貧、經濟補償、后續發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問題；社會文化類問題主要包括社會整合、融合問題，思想文化變遷等問題。基于上述的分類方法，筆者對145篇論文進行了初步統計，來具體分析當前的研究內容。在統計過程中，由于部分論文與研究主題相關性不大，做刪除處理。通過表1，可以發現有關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問題與社會文化問題的論文數量較多，兩者之和超過95%。其中，有關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的研究論文數量在當前來說是最多的。從研究論文的總體數量上來看也有一個趨勢走向，在1993-2002這十年間，相關的論文數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從2004年以后，相關論文數量開始逐漸增多，一直保持在兩位數，可以說生態移民問題研究開始得到學術界的關注。在此，需要說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態移民：實踐與經驗”國際研討會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此次會議就生態移民的實踐和理論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雖然學術界還存在許多不同意見，但是就建立事先評估機制及生態效益長遠評價體系必要性等方面則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并對相關學術問題進行了全面而熱烈的討論。正是這次會議的召開，增進了我國學術界對生態移民問題的關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論問題
當前，學術界對于生態移民的研究在理論層面主要集中于定義、分類、必要性等問題研究。但對生態移民的相關內容進行梳理之后，發現上述問題還存在著較大的爭論，需要進一步進行分析。
（一）生態移民的定義學術界對生態移民的定義說法存在很大差異。1.關注經濟利益層面：葛根高娃、烏云巴圖認為，生態移民是指由生態環境惡化，導致人們的短期或長期生存利益受到損害，從而迫使人們更換生活地點，調整生活方式的一種經濟行為。[1]2.關注政府行政層面：劉學敏認為，生態移民就是從改善和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經濟出發，把原來位于環境脆弱地區高度分散的人口，通過移民的方式集中起來，形成新的村鎮，在生態脆弱地區達到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2]3.關注生態環境保護層面：包智明認為，生態移民是因為生態環境惡化或為了改善和保護生態環境所發生的遷移活動，以及由此活動而產生的遷移人口。[3]4.關注的多目標性：方兵和彭志光認為，生態移民從保護生態脆弱區的生態環境出發,既考慮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壞遷入地近期和長遠生態環境，同時保護遷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損害，是多目標移民。[4]的確，當前對生態移民的定義從不同的關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讀，但是，筆者認為就生態移民所應該關注的對象與性質來看，生態移民是“生態”+“移民”概念的結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態的變化或影響，其應具有的性質是生態性質的，移民應是以生態保護為前提條件的。所以，筆者認為生態移民首要關注的問題就是生態環境保護，其定義也需要從生態環境保護為起點，作為生態移民的主要內容構成。在此，筆者同意包智明給出的定義，生態移民是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或者為了改善生態環境，由此產生的人口遷移活動。
（二）生態移民的分類生態移民的分類方法很多，有關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遷徙的規模、移民的社會融合情況等多種類型。1.從生態移民的遷徙原因來看：①生態環境破壞型，即生態環境嚴重破壞或崩潰，人類在其中難以繼續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時間內生態環境也難以恢復，人類需要從當時當地的生態環境中遷徙出來。②生態環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區域內，由于人類的生產生活等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與破壞，生態環境在逐漸地退化或難以正常維持下去，需要通過遷徙當地的人口來減小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使得生態環境能夠逐漸好轉。2.從生態移民的方式來看：①自發性的生態移民，指人類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或短時間內的崩潰，難以繼續在當地生存下去，為了自身的利益與生存的需求，自發地從生態環境惡化區域遷徙出來，在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定居下來。②政府主導型，指生態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導之下進行的，政府通過具體的政策與措施，進行有規劃、有組織的移民活動，出于保護人類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生態環境等。當前，生態移民還是主要以政府主導型的生態移民為主，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生態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也促進當地生態移民的生活條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類問題也不斷增加。3.從自愿的程度來看：①自愿性生態移民，在生態移民過程中具有自愿選擇的權利，能夠自己決定遷徙或者不遷徙，一般來說，自愿性的生態移民主要還是在一些環境惡化程度不太嚴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對象的保護的條件下進行。②非自愿性生態移民，出于保護特定的生態自然保護區或生態功能區，在政府行政權力等條件的要求下，區域內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時間內遷徙出去，移民往往沒有自己是否遷徙的決定權，需要遵從相關的規范要求從該區域內遷徙出去。4.從生態移民后的社會融入與文化適應角度來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態移民在遷入地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社會文化背景與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夠完全融合進去，不存在日常生產生活方面的障礙。這種形式主要體現在短距離的生態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數民族等具有較強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體中。②文化適應型模式，即生態移民在遷入地的生產生活以及社會文化方面與原先的存在差異但不排斥，生態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內通過一段時間的適應期來予以調整，最后能夠較好地融入到當地的生產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態移民作為一個外來的遷入者，往往難以適應當地的生活習慣，所信奉的宗教文化與價值觀念具有極大的差異，形成了相互之間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對立，容易造成群體之間的沖突與矛盾。這種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損失與代價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幾種分類以外，有的學者根據遷移后的主導產業，把生態移民分為牧轉農業型、舍飼養畜型、非農牧業型和產業無變化型等。[3]有的根據遷移距離，分為就地遷移（或近距離遷移）與異地遷移（或遠距離遷移）。[5]關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類型。這也提醒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需要從自身研究的關注角度來對生態移民進行分類，才能夠建立一個分析的基礎與平臺，有助于形成一個研究框架與結構，進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態移民的必要性1.從扶貧與后續經濟發展角度。生態移民能夠幫助貧困地區的居民擺脫貧困，并在后續的產業發展與經濟水平提高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數貧困人口生活在生態環境惡劣的地區，人們在繼續生存問題上遇到了危機，扶貧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幾倍地投人也難以實現穩定脫貧。要改變目前這種落后的狀況，較好的辦法只有通過生態移民，把貧困人口從不適宜居住的地區轉移到生產、生活條件較好的地區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環境中真正實現安居樂業，以及快速地解決溫飽問題，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過生態移民的方式，能夠幫助當地居民擺脫貧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條件，能夠在短期內脫貧致富。也有從后期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待生態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過生態移民，可以幫助生態環境的恢復或保護，能夠在當地形成較好的旅游觀光資源，促進旅游產業的不斷發展。另一方面，從生態移民本身來說，遷入到資源條件與技術水平較高的地區，可以利用當地的資源，結合相應的政策條件，可以幫助生態移民從事相應的農業、畜牧業等其他后續產業，克服經濟上的障礙，增加自身的經濟收入，形成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2.從保護生態環境角度。主張生態移民是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能夠避免生態環境遭到人類進一步的破壞，能夠保持生態系統的自身穩定性與完整性。卿向陽認為，要實現為區域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的保護區設立終極目的，必須對現有的保護區管理系統實施調整與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職能的資源保護特區，選擇以城鎮化為主要方式的保護區內就近生態移民，構建科學的自然保護區層次，形成政府（資源保護特區）與民族居民的資源保護利益共同體。[7]閆喜鳳指出，大小興安嶺生態功能保護區生態移民能有效保護生態功能區的森林資源，為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贏得更大的生態空間。[8]生態移民的一個最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夠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正是從這個基本的要求出發，通過移民的方式來保護生態與維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保護生態環境是以生態環境作為中心，從生態的利益來考慮問題，可以看作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區別于上文的扶貧與經濟發展的角度。3.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生態移民不僅有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而且也能夠促進人類健康地發展，以實現人與生態的和諧共處。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更多的是從人類自身的角度出發，體現了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朱儒順，史俊宏從草原牧區生態移民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分析，認為為了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人類能夠與生態環境友好相處。對草原牧區生態移民可持續性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進一步發展的思路：選擇人口、資源與環境相協調發展的區域為移民點，移民過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論”，走開發型生態移民道路，政府相關部門參與牧民轉移,鼓勵企業參與牧民轉移，設立生態環境稅和生態移民轉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過考察寧夏生態移民，指出寧夏生態移民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拓寬了農民致富的空間，恢復和保護了遷出地的生態環境，促進了民族團結。但依然需要完善寧夏移民法規政策體系、強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訓、把產業開發作為寧夏移民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無疑成為寧夏生態移民可持續發展的著力點。[10]
三、安置模式與政策問題
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的問題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貧、反貧困，移民的補償標準，移民后的產業發展問題，社會保障機制等問題。本文主要關注前三個問題。
（一）扶貧、反貧困問題當前，對于生態移民的扶貧與反貧困問題的相關研究比較多，主要的論述集中于生態移民的扶貧效果上，有的生態移民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遷徙之后卻沒有改善自身的貧困狀況甚至貧困問題進一步惡化。田朝暉等在論述三江源生態移民的貧困問題時，指出生態移民與反貧困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關聯。從制度設計上說，生態移民向來被視為反貧困的重要舉措，它可以通過改變貧困人口的生存空間，突破制約生存發展的環境約束，從而達到改變貧困人口生存狀態的目的，所以生態移民對于擺脫因環境壓力造成的基礎性貧困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三江源生態移民的貧困狀況并沒有改變，因為三江源生態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貧困。三江源生態移民在遷移前尚且可以從事畜牧業生產獲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們在遷移之后，連通過放牧獲得經濟收入的機會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過增加相應的生態移民救助機制來幫助移民克服貧困問題。[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貴州的生態移民之后，指出實施扶貧生態移民工程，既是推動新時期貴州扶貧攻堅行之有效的途徑，又是保護和恢復脆弱生態環境的重大戰略舉措。總結過去易地扶貧搬遷的成功經驗，在深入調研、摸清底數的基礎上，2011年貴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實施150萬扶貧生態移民工程作為從根本上解決居住在生態環境脆弱、生態區位重要和自然條件惡劣地區農村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的重大戰略舉措，促進貧困地區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12]當然，對于扶貧與反貧困問題，仍然還有許多需要不斷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移民的資金還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扶貧力度。西部地區的國債資金數量有限，不能完全滿足各地全面實施的移民搬遷。需要不斷爭取多渠道來籌措資金，能夠形成全社會扶貧開發的整體合力。[13]但不容否認，生態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態環境惡劣條件下的居民擺脫了貧困，在國家與政府相關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謀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漸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相關的政府部門予以關注，能夠從實際出發，考慮到移民的生產、生活情況，幫助移民克服各種困難，逐漸消除移民的貧困問題。
（二）生態移民的經濟補償問題對于生態移民的經濟補償問題，在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表現，所出現的問題也是各種各樣的。歸納起來，主要有補償資金的數量不足，補償的標準的確定隨意性較大，移民實際享受到的補償不到位等問題。具體來看，首先，當前我國很多的生態補償與扶貧項目結合在一起，對補償資金數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態移民的貧困問題。這可以與上文的扶貧與反貧困問題聯系起來。對于資金不足可以分為幾種情況，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難以滿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態移民的生存區域發生變化，對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難以滿足其遷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當前生態移民的補償標準確定的隨意性較大。李媛媛在考察內蒙古牧區生態移民過程中發現，相關部門不考慮移出地區和移入地區的實際情況，所制定的生態移民補償標準缺乏充分的科學論證，相關的“移民補助金”標準缺乏依據。對于這種關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穩得住”的問題，政策制定的隨意性較大，不乏領導的拍腦門決定，致使生態移民行政補償標準不足以彌補牧民的損失，能致富成為一句空話。[14]再次，當前很多生態移民所能享受的補償并不到位。相關的經濟補償的信息公開制度還不健全，生態移民不了解相關的補償政策文件，對補償數額也一無所知。同時，移民補償資金在下撥過程中經常被層層截留，相關利益部門都利用自己的權力來獲取自身利益，導致生態移民補償資金難以全部到達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態移民的補償標準，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體系，確保補償金準確、及時到位，促進補償金信息及時公開是當務之急。
（三）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問題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的發展存在著諸多問題，由于不同的區域，不同的發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問題也具有較大的差異。如馬玉成對三江源生態移民的后續產業發展的研究，指出實施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安置區社會發育程度低，發展后續產業的空間和條件差；牧民傳統觀念和生產生活習慣，限制了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的發展；資源環境條件，限制了舍飼——半舍飼畜牧業的發展；畜牧業發展水平和產業化經營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當前寧夏生態移民區肉牛業的發展存在的問題：養殖戶融資、貸款困難；環保意識淡，飼養環境差；產業鏈不健全，屠宰加工環節薄弱；農戶飼養水平低，養殖效益不高。[16]趙宗利等對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考察，分析當前三江源地區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面臨著以下困境：安置區自然生態系統脆弱，移民后續產業發展空間不足；安置區經濟基礎薄弱，產業化進程緩慢，移民就地轉產乏力；教育滯后，商品經濟意識淡薄，移民勞動力就地、異地轉移狹窄；草原生態，藏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制約移民產業拓展。[17]張麗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區生態移民后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遷入地的選擇缺乏系統、縝密的實證研究，導致新的生態破壞；移民資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產生活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受限；后續產業發展滯后，對牧民生產方式轉變后的適應性學習培訓滯后。[18]但是，總的來說，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需要遵從以下幾條原則：1.產業發展應適合當地生態環境與社會環境；2.產業的推廣應做好前期宣傳、教育與培訓工作；3.產業發展應具備一定的技術條件與保障機制；4.產業發展應具有市場空間與利潤空間；5.產業發展需要與移民的民族、經濟、文化等特點相符。
四、社會文化問題
生態移民遷入到一個新的環境，脫離了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但并沒能很快地放棄傳統生存模式和觀念而融入新的環境中。因而，容易成為游離于兩者之間的新的社會群體。當前，生態移民所面臨的社會文化問題主要包括三個。
（一）生產環境和生產方式的適應問題張娟對三江源地區的藏族的生態移民進行考察之后，發現三江源地區的高寒、高山草場決定了生存在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從事單一的，以游牧為主導的草原畜牧業經濟，廣袤的草原是其從事生產經營的基本環境。而搬遷后，牧民離開了草原，放棄了游牧，進入了城鎮，實現了定居，并探索性的進行創業、立業，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由于缺乏積極性和相應的生產技術，生態移民面對新的生產方式和環境，需要再社會化。[19]包智明、孟琳琳對內蒙古正藍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態移民生產方式進行分析之后，牧民從天然的放牧方式轉換到了以奶牛的圈養方式，開始進行人工喂養。這種生產方式對奶牛的飼養技術要求比較高，對毫無經驗的牧民來說，開始存在很多的不適應性。[20]生態移民過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間上發生了轉移，移民所依賴的生產環境與生產方式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就以農業生產技術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遷入農耕區之后就難以從事種植業，缺乏耕地種植的技術，難以確保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同樣，從農耕區遷徙到草原地區的居民，在短時間內也難以掌握游牧的謀生方式。所以，對于生態移民尤其是跨區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對相應的居民進行生產技術的培訓與教育，能夠確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產技術，以便能夠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適應問題生活方式是一個民族與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之間長期互動的結果，是一個特定群體關于衣、食、住、行等的綜合性反映。扎陵湖鄉生態移民一年四季在黃河源頭的草山里過著游牧生活，他們雖然對城市和城市生活有著種種“想法”和“猜測”，但對城鎮定居生活卻沒有“實質性興趣”。例如，搬遷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氈房帳篷，行有牦牛、馬，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過家庭畜牧業經濟而實現自給自足。搬遷后，他們變賣了牲畜，失去了畜牧業經濟的載體，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從市場的交換中滿足。調查中，牧民R說“：現在我們根本不敢吃肉，肉貴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錢，要是像以前一樣，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給的錢根本不夠花啊。”由自給自足變為市場交換，牧民穩定的生活出現了很大的變數。生活習慣和方式的差異成為影響牧民適應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過田曉娟對同心縣生態移民的生活的調查研究之后，發現移民在生活支出、飲食結構、衣著消費、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幾個方面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期之后，相應的滿意度還是比較高的，能夠很好地適應移民區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環境中，民族傳統文化面臨著與異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民族或區域傳統文化的保留、繼承和發揚，需要在生態移民社區管理、房屋規劃過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時，允許一些不愿意和不適合搬遷的人留在原居住地從事生產，為民族傳統文化提供生存和發展空間。[22]所以說，對于生活方式的適應存在著地區間的差異，生態移民在進行遷移之后，在短時間內往往會存在著生活方式的不適應，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有的移民可以適應相應的環境，但有的可能還難以適應下去，給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極大地影響。遇到此類情況，需要利用相應的政策機制與條件，來幫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當地環境中，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適應問題思想文化的適應問題，可以分為思想觀念上變化與文化變遷等問題來予以分別論述。生態移民過程首先是一個思想觀念變遷的過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觀念由于地域環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環境之下會存在著不適應的狀況。張娟在調查中發現，傳統思想觀念對于移民適應性也有著很強烈的影響，突出的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傳統財富觀念影響移民資本積累，牧民以牛羊數量為財富的標志，并不像農耕民族一樣有銀行存款，缺乏資本積累意識；二是從業就業觀念存在偏見。調查中許多牧民認為像清潔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會服務性工作是“很丟人的事情”而不去做。這兩個方面的直接負面影響是：使移民后續生產發展缺乏資金支撐，后續轉產就業的選擇渠道變窄，這種狀況影響著移民對城鎮生活的適應。[19]而文化變遷則是一個更復雜、更長久的過程。目前，三江源生態移民的文化變遷中道德和價值觀的變遷基本上顯現不出來。但是，由于他們現在直接面對著具有現代文化意義的城鎮文化，一些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不斷地沖擊和影響著他們的思想意識和思維方式，他們固守的傳統道德觀、價值觀與遷入地的道德價值觀之間難免發生碰撞、摩擦、沖突，如果對其不加以正確引導，就有可能出現道德失范、價值失缺的形象，進而影響一方的社會穩定和發展。[23]
五、結論與討論
[論文內容提要]地方政府合作扶貧不僅包括傳統的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的合作,還包括貧困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的合作以及次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的合作｡合作扶貧賴以存在的基礎是各合作方的利益互補｡要使合作扶貧能夠良性地推進,除了有一定的信息協調基礎外,還必須構建相關的組織,并提供一定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國家社科基金(07CZZ002),湖南省軟科學基金(2007ZK2011),湖南省社科基金(06YB56)的階段性成果｡
縱觀中國幾十年的扶貧歷程,大規模的政府參與是中國消除貧困的突出特點和優勢之所在｡依靠強有力的政府干預和大量的資金注入,中國貧困人口數量迅速下降｡但是,這種“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自力更生､開發扶貧､全面發展”的扶貧道路受到了中國自上而下的層級權威的限制,從而形成了一種以行政區劃分割為扶貧責任分擔的范式,沒能有效地整合現有扶貧資源,也越來越不能適應我國當前的扶貧實踐,不能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筆者把這種扶貧治理模式稱為“內向型扶貧”或“閉合性扶貧”｡而突破“閉合性扶貧”的良方,應首選地方政府合作扶貧｡
一､地方政府合作扶貧的概念厘定
在我國,合作扶貧的涵義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國際援助機構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扶貧｡這些國際機構包括多邊組織､雙邊組織和民間組織三種類型｡國際援助機構的扶貧行動往往受到他們自身的理念與目標､中國政府的扶貧戰略以及中國貧困人口的實際需求等幾個方面的影響｡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中國扶貧資金的不足､促進扶貧模式的創新､推廣和促進中國民間組織的發展等三個方面｡第二個層面是東西協作扶貧｡東西協作扶貧是“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實施期間提出的一項措施,其目的是動員東部發達省市的力量對口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和貧困人口的脫貧｡具體的幫扶方式有:無償捐贈資金用于教育､衛生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捐贈生產和生活物資,用于支持農戶的農業生產和救濟農民的日常生活;經濟技術協作,例如利用發達地區的資金､技術､管理､市場和貧困地區的資源及廉價的勞動力進行合作生產和經營;人員的雙向交流,發達省市派技術人員和青年志愿者到貧困省區提供服務,貧困省區派行政和技術干部到發達省市接受培訓和掛職鍛煉,輸送勞動力到發達地區就業｡第三個層面是指黨政機關定點扶貧｡定點扶貧是指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利用自己的資源,定點扶持部分國定貧困縣｡其目的是動員政府部門､國家的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參與扶貧工作,以補充中央的扶貧投入并利用各業務部門的專業力量進行扶貧｡其最大特點是扶貧內容和方式與各部門的業務工作密切聯系｡
從這三個層面的涵義可知,只有第二個層面的涵義涉及到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而本文所謂的地方政府合作扶貧主要側重于此,但又不僅僅停留于此｡地方政府合作扶貧的核心在于扶貧,也就是說,各方合作的目的在于緩解貧困｡因此,作為合作主體的地方政府來講,其范圍就很寬泛,不僅是東西兩極的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的合作,還包括貧困地區與貧困地區的合作;就區域位置來講,還包括鄰近區域與非鄰近區域之間的合作;就區劃層次上來講,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涉及到地方政府各個層次的各種排列組合｡因此,所謂地方政府合作扶貧則可定義為:我國各個層次的地方政府之間因為扶貧目的而結合在一起的活動｡
相對于當前合作扶貧的三層涵義,地方政府合作扶貧有幾個突出的特點:其一是市場推動｡地方政府之間因為某種目的而借助于市場的力量自愿結合,而非中央政府的強制性推動｡其二是競爭性合作｡在我國,各個地方政府都在統一的行政制度約束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和地方的實際情況尋求發展,因而競爭是必然的,它涉及到各種各樣的資源競爭｡但是,在各自的理性驅動之下,地方政府也會因為某種利益的需要而采用合作競爭的方式,即所謂的“競合”,以尋求多贏｡其三是融扶貧于區域發展目標當中｡區域化是當今世界成為地球村的重要表現形式,以區域的形式來推動地區的發展是各個地方政府的策略選擇｡在某些有地理､經濟､歷史聯系的不同區劃,要發展必須以整體區域的形式參與更大范圍的競爭,從而爭取到更多的資源,更好地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因此,區域發展成為地方政府努力的重點｡即使是貧困地區,也可能會整合資源,以整體的方式來吸引外來資金和政策資源｡隨著區域的不斷發展,貧困也會有不同程度的緩解｡
二､利益互補:地方政府合作扶貧的現實基礎
地方政府合作扶貧的形式也可劃分為: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與貧困地區地方政府間的合作扶貧､次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與貧困地區地方政府間的合作扶貧和貧困地區地方政府與貧困地區地方政府間的合作扶貧｡我國東西協作扶貧即為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與貧困地區地方政府合作扶貧的典型,也是能夠被人所接受的一種情況｡但次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與貧困地區地方政府,特別是貧困地區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扶貧則不那么被人理解,有一種說法是:都是不發達地區,都一樣落后,沒有什么優勢可以讓對方利用,完全無合作的必要,也不可能實現緩貧的目標｡其實不然!每種合作形式都存在著合理的基礎,即合作是因為存在利益互補｡
其一,發達地區在近20多年的發展中,憑借國家的優惠政策利用自身潛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但這種單極的發展可能因為缺少腹地支撐而沒有后勁｡當其地區內的生產和消費市場飽和時,就會向外擴展,把某些資源性的前續產品的生產和加工放在較落后地區,對于一些貧困地區來講,如果擁有較豐富的資源則會很容易被發達地區選擇為發展的伙伴｡在合作過程中,貧困地區的各種資源優勢與發達地區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優勢結合起來,相得益彰｡從而,發達地區能夠獲得持續發展的機會和可能,貧困地區也能夠把很多資源利用起來,實現原來不能有的經濟收益｡
其二,貧困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的合作扶貧相較于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的合作扶貧有其特點和優勢｡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的合作扶貧經過十幾年的扶貧實踐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這種中央政府主導下的強制推動并不能使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建立持續的聯系,因而其邊際效益在遞減｡貧困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的合作有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兩個或多個貧困地區在地理上連成一個整體,屬于某一個地理區域;二是兩個或多個地區在資源或者其他方面,如歷史､文化等方面,存在一致或互補;三是兩個或多個貧困地區都有合作扶貧的意愿,都希望充分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通過整體規劃來提升區域的競爭力,在區域發展的基礎上緩解各自的貧困程度｡透過以上條件可以看出,貧困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的合作關鍵點不在于是否真正貧困,而在于是否存在著某種聯系,而這種聯系是否能夠促進區域整體發展｡在我國,貧困地區已經從最早的集中連片減少為“小集中,大分散”的布局｡在某些區域,貧困地區往往是連在一起的｡這些局部連成一片的貧困地區相對于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的合作來說就具有天然上的優勢｡比如,湖南的湘西自治州是湖南省國家級貧困縣的集中地､井岡山革命老區則集中了江西和湖南的多個國家級貧困縣｡這些貧困地區地方政府之間如果能夠抓住其區域特點,合理利用其區域優勢,聯合起來發展將會是不錯的選擇｡
三､制度安排:走向良性合作扶貧的必然選擇
地方政府合作扶貧應該有如下一些制度安排:
1.地方政府合作扶貧要以全面的信息協調為基礎｡合作扶貧并不是必然會給區域發展帶來利益,也不必然會起到緩貧的作用,甚至,協調不好還會有反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在合作之前必須從各個方面進行信息的溝通與協調:其一,合作地區之間是否有相關性｡相關性是地區合作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任何相關性那么最好不要合作｡相關性體現在文化傳統的相關性､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政治上的相關性和地理上的相關性等方面;其二,合作地區之間是否具備互補性｡沒有互補性的同質要素之間可能就會相排斥｡合作區域之間在經濟發展､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產業結構和市場政策等方面要有一定的互補性｡其三,合作地區之間是否能夠在各項政策措施上達成一致｡因各地政策運作環境及行政環境不一樣,為了各自的利益必須要在很多方面協調一致,如果沒有協調的可能,那么合作是不能夠實現的｡其四,地方政府自身是否作好了準備｡合作扶貧要由地方政府通過相應的政策來推動,地方政府必然在區域合作中起主導作用｡各地是否能夠在適當的時候對利益進行取舍｡合作扶貧不只是能夠獲得利益,有的時候也要犧牲某些利益,那么,作為合作方的地方政府是否都能夠為了建立在區域發展基礎上的緩貧目標做出一定的犧牲呢?如果沒有放棄部分利益的心理準備,合作扶貧是不可能實現的｡
2.建立合作扶貧的組織體系｡合作扶貧是不同地方政府之間的共同行為,因此,必須設立一定的組織來承擔相應的職能｡合作扶貧組織可以是常設的,也可以是非常設的｡常設的合作扶貧組織應該在各個地方扶貧辦公室的基礎上組建起來,承擔扶貧規劃､扶貧資金和資源的分配､扶貧方式和對象的確定､扶貧績效的評估等職能｡非常設的合作扶貧組織可以由各個地方的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牽頭,由某一政府主管領導負責組建一個協調委員會｡協調委員會的職能主要在于扶貧規劃以及配合相關職能部門開展扶貧工作｡無論是常設性組織還是非常設性組織,地方政府要在人､財､物､制度等資源上給予支持,賦予它一定的地位,從而保證信息在地方政府間暢通交換,另外還應該有一定的溝通和協調機制｡協調機制因組織性質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離不開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地方政府行政首長之間的協調機制,由最高行政部門負責人就區域發展和緩貧進行專門的討論;第二個層次是地方相關部門負責人聯席會議,由各相關部門就各自的職能履行情況進行專門的匯報,在經過協商的基礎上形成統一的發展策略;第三個層次是扶貧項目討論會,每一個涉及到區域內部發展的扶貧項目必須以整體的名義予以爭取,以整體的名義進行開發和建設,并實現利益共享｡溝通和協調是建立在信息公開的基礎上的｡信息公開制度一方面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合作扶貧的信息通報制度,另一方面也要求構建專門的合作扶貧信息平臺,如電子政務,使相關信息為大家共享,特別是幫助貧困地區走出“信息孤島”｡
3.建立合作扶貧的激勵約束機制｡讓“貧困地區脫貧”這一合作扶貧目標的特殊性決定了建立地方政府合作扶貧的動力激勵機制并非易事｡要建立這樣的機制,首先,需要各地方政府充分認識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工業化條件下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的關系,認識到各地區之間不斷增長的共同利益,認識到幫助貧困地區發展對各地區長遠發展的重要意義｡其次,要建立一套科學的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體系,把扶貧工作納入到地方政府工作的考核內容中去｡通過正確的方向引導､規范地方官員的行為取向和行為模式,實現地方政府扶貧合作行為的正常化,從而為地方政府聯合戰勝貧困提供足夠的動力｡為了防止扶貧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保障合作扶貧取得實質性的成效,需要建立一種地方政府扶貧合作的約束機制｡這個機制的構成要件有,地方政府合作章程中明確的規定行為的責任條款,包括地方政府在合作關系中應遵循的規則､在違反合作條款后應承擔的責任､對違反合作扶貧規則所造成的經濟和其他方面的損失應做的賠償規定;對地方政府合作中的非規范做出懲罰性的制度安排,以對違反“游戲規則”的機會主義者予以充分的懲罰以使違規者望而生畏｡
目前，對口支援主要模式有三種：一是有對口幫扶關系的東西部省市之間的常規性對口支援；二是特定工程或領域內的對口支援，例如：三峽工程移民安置就業，東西部高校、醫院間的幫扶；三是應急救災性的對口支援，例如汶川地震、玉樹地震的災后重建。“精準扶貧”是相對于傳統的粗放式、漫灌式扶貧模式而言的。這一概念由于2013年11月考察湘西時首次提出。2013年12月，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要求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此后，“精準扶貧”的含義逐步深化、擴展。根據201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精準扶貧可以概括為：按照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的要求，切實提高扶貧實效，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二、對口支援與精準扶貧的區別
以下從目標對象、主體結構、資源安排、施策模式以及績效考核與進入退出機制等方面解析對口支援與精準扶貧的區別之處。其一，目標對象不同。對口支援是橫向的地區間幫扶制度，受援對象主要是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及其地區內的各種工程、經濟或科教文衛項目。雖然對口支援確實幫助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不少人口脫離了貧困，三峽移民等特殊對口支援項目也確實落實到受援地區個人，根據對口幫扶的常規運行機制，絕大多數情況下，其直接對象并非貧困人口。而精準扶貧作為縱向的扶貧機制，其終端指向貧困人口。指出，要使“真貧困者”和“返貧困者”能夠得到更為有效的扶持和幫助，“不讓一個人掉隊”。“六個精準”中列在首位的“扶貧對象精準”，要求各級政府按照“嚴格對象標準、規范識別程序、堅持公平公正、直接到戶到人”的原則，全面準確掌握貧困人口的規模、分布以及居住條件、就業渠道、收入來源、致貧因素等情況，建立貧困人口動態管理機制，確保扶貧資源向貧困對象集中。不難看出，“精準識別”這一要求是扶貧資金有的放矢、精準滴灌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也反映出精準扶貧的目標對象的個體性。其二，主體結構不同。對口支援作為橫向機制，主體參與關系相對復雜，就受督CAIZHENGJIANDU201713財稅縱橫援地和支援地的平行關系而言，存在一對一、一對多、多對一的關系網絡，參與主體主要是省、市一級。就單個具體的項目而言，則分別以支援方和受援方為中心形成兩個網絡：“交鑰匙”形式的項目往往由支援方為主導；“交支票”形式的項目通常由受援方為主導；而“聯建共建”的項目則往往有兩個中心。此外，與同一個地區有對口關系的支援方之間，往往形成競爭關系而非合作關系網。精準扶貧作為縱向機制，其參與主體的主結構是垂直的，按的發言，可概括為“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在強化各級黨委、政府扶貧攻堅責任的同時，明確行業部門的責任，并動員社會各方面參與扶貧動員社會各方面參與扶貧，形成合力。在主干的縱向結構中，重心下移：從2015年起，大多數扶持項目的審批權都下放到縣一級。而且精準扶貧十分重視扶貧對象的脫貧內生動力，所以扶貧對象也是重要的參與主體。其三，資源安排方式不同。對口支援橫向轉移的資源形式比較多元化，涵蓋物力、財力、人力、智力等等。比如，物力包括項目的直接援建（“交鑰匙”），財力包括資金的直接援助（“交支票”），人力包括支援地區選派人員到受援地區工作，或受援地區選派人員到支援地區進修學習，智力包括技術、管理模式的交流和移植等等。精準扶貧傳遞的資源以資金為主要形式。一方面是中央和省級財政加大扶貧投入；另一方面是發揮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補作用，整合各類扶貧資源，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其四，施策模式不同。對口支援的施策模式主要還是發達地區經驗的移植。除了在“交支票”模式中受援方有較大自以外，大多數對口支援項目無論是“硬件”（財力物力）或“軟件”（人力智力）、“輸血”或“造血”，往往都是由支援方來主導。實際的施策模式往往是“支援方給什么受援方就要什么”。支援方的經驗移植尤其是人才、科技和管理模式方面對于受援地的長期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內，容易出現施策低效、重復的現象，例如多個支援方一窩蜂地在同一受援地興建產業園區，導致產業同質化、產能過剩，這一問題也與上文提到的主體結構有關。精準扶貧的施策強調有的放矢，可以按照的話概括為：“我們堅持分類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在實際操作中，根據致貧原因和脫貧需求，實施“五個一批”，即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扶貧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且每個“一批”都鼓勵開發模式的創新。其五，績效考核與進入退出機制不同。對口支援本身缺乏科學有效的績效考核機制。一方面是政治性、無償性的特點，使得很難分別針對支援方和受援方建立起考評機制；另一方面由于“對口支援”這一廣義政策下其實包含著很多不同的子模式，例如工程支援和人才支援就存在著資源類型、目標結果、項目周期、外部性等諸多不同，這也客觀造成了績效考核的難度。就目前學界現有的論文來看，主要還是以受援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情況和公共服務水平，尤其是以GDP的增量和增速來衡量對口支援的有效性。但是嚴格來說，除非經過更為系統和細致的統計分析，這些地區性發展成果并不能直接歸功于對口支援。此外，對口支援目前缺乏明確的進入和退出機制。精準扶貧一經提出就強調改革績效考評機制。一方面是黨政建立以減貧結果為導向的考評機制，不以GDP論英雄；另一方面是建立社會監督機制，開展貧困地區群眾扶貧滿意度調查，建立扶貧政策落實情況跟蹤審計和扶貧成效第三方評估機制。此外，關于精準扶貧的進入和退出機制也比較明確。從進入來說，貧困人口和貧困村、貧困縣都已有比較明確的界定；從退出來說，《十三五規劃》指出要“抓緊研究建立貧困縣、貧困村、貧困人口退出機制，準確反映減貧成果。”
三、對口支援與精準扶貧的聯系
其一，立足現實，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原則是共同富裕。對口支援與改革開放的正式提出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可見我國很早就開始致力于避免地區間的兩極分化。在“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指導下，我國的經濟和社會整體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對口支援也作為“先富帶后富”的重要手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就目前尚存的城鄉、東西部之間的差異來看，地區間資源橫向的流動仍然非常有必要，而具體的形式也在被政界和學界不斷探討。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國的減貧成果創造了世界奇跡。根據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2015年報告》顯示，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已從1990年的19億降至2015年8.36億，其中中國的貢獻率超過70%。我國在減貧事業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績，但是要使全體公民脫貧，目前面臨著較大的挑戰：一是貧困人口總量仍然較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止2014年底，我國貧困人口還有7017萬。二是貧困人口的分布目前集中在一些偏遠地區，欠缺軟硬配套條件，且需要權衡生態保護與經濟增量，客觀上增加了扶貧施策的難度。三是隨著扶貧事業的不斷發展和絕對貧困人口的不斷減少，貧困人口的脫貧需求已經從過去的“解決溫飽”上升為“鞏固溫飽成果、加快脫貧致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發展能力”等高層次。精準扶貧即是針對目前扶貧進入克難攻堅階段而提出的。其二，目標一致，力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國目標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在十七大上被細分為五點：一是增強發展協調性，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二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三是加強文化建設，明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四是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上述五點之間相互關聯、彼此促進。但如果根據對口支援和精準扶貧的直接目標來進行區分，那么對口支援作為區域協調互動發展機制，直接服務于第一點，即經濟的協調發展。精準扶貧作為消除貧困現象的手段，直接服務于第四點，即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對口支援和精準扶貧的根本目標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三，形成合力，共創“大扶貧”格局。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匯聚社會力量打贏消滅貧困的戰役。指出，要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多種舉措有機結合和互為支撐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健全東西部協作、黨政機關定點扶貧機制，廣泛調動社會各界參與扶貧開發積極性。這表明對口支援與精準扶貧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應該相互配合：一方面，對口支援應該提高精準程度，“好鋼用在刀刃上”。例如，浙江提出對口支援要“三個精準”：目標計劃精準、授建內容精準、溝通銜接精準。另一方面，精準扶貧應該積極整合對口支援的資源，“五指握緊形成合力”。通過優化參與機制的設計，可以實現社會幫扶資源和精準扶貧有效對接。尤其是脫貧攻堅重點工程中的特色產業扶貧、勞務輸出扶貧、教育扶貧、交通扶貧、健康扶貧，都應積極利用對口支援的相應項目，戰略安排資源，實現效應最大化。
四、小結
一、農村小額信貸的瞄準機制及其偏差
現行農村新型金融組織，其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如何為貧困農戶提供貼心、及時的服務”等突出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對農村小額信貸的運行表現———對貧困農戶的實際瞄準狀況的考察，發現其癥結所在。為那些無力提供擔保（抵押）品而被正規金融組織拒之門外的客戶授信的小額信貸，其運行中所顯現的問題被認為是全球最艱難的金融問題之一，而針對貧困農戶授信的農村小額信貸問題尤甚；不容回避的現實是，作為最初被認為是一種成功的扶貧手段和向貧困農戶直接提供較高利率的無資產擔保的特殊制度設計，農村小額信貸仍然是迄今能夠找到的保障貧困農戶獲得信貸這一基本人權的次優選擇。
從其本來定位看，農村小額信貸應該是直接瞄準貧困農戶的，或者說它直接瞄準的是某一類特定群體———授信最困難人群。然而，在“商業可持續”的主流語境下，農村小額信貸漸漸遠離真正貧困的農戶而出現“瞄而不準”的嚴酷現實，而屢遭詬病。
對農村小額信貸“瞄而不準”問題的探析，當然離不開對其瞄準機制的研究。從一般運行機理來看，瞄準是為了擊中目標，瞄準的結果———是否擊中靶心或者偏離度多少，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瞄準的技術、瞄準的工具及其背后的影響因子。農村小額信貸的瞄準，旨在為貧困農戶提供進入農村信貸市場的平等機會；但這種瞄準能否真正做到“真扶貧”而“扶真貧”,取決于這種信貸制度的設計導向以及基于這一導向的技術創新手段即瞄準工具的運用。其中，政策瞄準工具是直接瞄準，市場瞄準工具是間接瞄準；[2]而瞄準的結果會影響農村小額信貸市場的分配。瞄準工具不同，瞄準成本也有差異。農村小額信貸雖是緩解貧困農戶進入信貸市場障礙的制度安排，但它并不能自動地實現其在貧困農戶之間的合理分配，過高的交易成本會阻止最貧困者進入信貸市場。因而在與成本的較量中，農村小額信貸能否瞄準目標群體即貧困農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瞄準這個目標群體，是衡量其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
二、“尤努斯模式”及其警示
小額信貸自1970年代末誕生以來，類似“小額信貸是高利貸”、“小額信貸吸窮人血”的爭議從未停歇；其背后是小額信貸特別是農村小額信貸所遭受的發展困擾———往往難以求得扶貧與贏利的雙重目標平衡，其深層背景則是福利主義和制度主義關于“覆蓋面”與“可持續性”兩大價值取向的長久之爭。具有典型意義的是，被貼上“道德”標簽的“尤努斯模式”（GB模式）以及這一模式的復制版印度小額信貸的本土之“危”,正是對此的真切反映。
（一）GB模式的鏡鑒：格萊珉銀行瞄準的其實只是“亞窮人”.
鑒于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要求，出于收入難以覆蓋成本的考量，一些小額信貸組織往往是“扶假貧”或“假扶貧”:義無反顧地放棄了對授信困難群體有利的貸款方法，但可能并不明確宣布放棄扶貧的目標和宗旨。這就是理念與現實的無情差距。中國信貸式扶貧成就乏善可陳，但尤努斯的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作為全球小額信貸先驅，扶貧成就令世界矚目。尤努斯打造的“窮人的銀行”,其股份的96.5%為貧困婦女所有，就是很好的例證。其非凡意義在于：作為最接近窮人的信貸，小額信貸具有很強的社會道德魅力。正基于此，GB模式常被作為瞄準窮人的小額信貸模式成功范例來提及。
然而，最接近窮人的信貸并不等于窮人的小額信貸，換句話說，小額信貸瞄準的偏差，即便是格萊珉銀行也不例外。經典的福利主義的小額信貸模式，盡管奉行的是為核心貧困階層提供信貸服務、更注重幫助窮人中的赤貧者以及脆弱集團中的最脆弱群體的宗旨和理念，但其在保持目標集團不偏離的前提下，面對高成本的困擾，亦開始追求機構的可持續性。GB機制的運行規則是：通常不直接與單個貧困農戶發生聯系，而是與項目實施最基層的小組和中心發生關系（“求存者（乞丐）貸款計劃”仍只是特例或個案而并不影響其總體業績）；出于對高還款率的要求和對赤貧者貸款消費化的擔心，加之小組或中心的紀律驅使，GB模式會努力甄別出核心窮人并將他們排除在外。可見GB瞄準的并非最貧窮的群體，只是“亞窮人”而已。
（二）小額信貸的印度之困及其警示。
“尤努斯模式”的印度版（隨著GB模式向亞非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迅速推廣，論文格式印度是其中最有影響的國家之一）卻在賺錢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快。2010年10月發生在印度小額信貸中心安德拉邦的小額信貸危機，給全球小額信貸機構敲響了警鐘，也引發了對小額信貸的扶貧性和對“尤努斯模式”的一片質疑。
小額信貸的印度之“危”,主因是由非政府組織轉型的或直接成立的商業化小額信貸機構，一味滿足股東、投資者和管理層所要求的高回報的做法，損害了弱勢借款人權益，潛藏的問題必然會爆發。印度小額信貸正轉變著利潤制造的方向，變得很具侵略性且想賺快錢。[3]那么，小額信貸能夠回到它最初的精神中去而肩負服務于窮人并幫助他們脫貧的使命嗎？小額信貸的印度事件權當是個案，是小額信貸“成長中的煩惱”.陣痛之后，小額信貸仍將在全球強勁發展，因為支撐這一行業的已不再是信念，而是30億低收入群體堅實的需求以及過去三十年來發展起來的成熟的信貸技術和運營體系。透過“尤努斯模式”的印度之“危”,得到的幾點警示是：其一，背離社會福利目標而以純粹商業目的來經營小額信貸終將行不通；其背后仍是小額信貸發展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尋求既向低收入人口大量開展金融服務又能實現金融可持續成長的一種模式———的困擾。由此，小額信貸組織要堅守財務績效和社會績效兩個底線。
小額信貸的印度之“困”,昭示著“尤努斯模式”的全球之“傷”,但這未必是“尤努斯模式”本身的錯。事實上，格萊珉銀行至今運營良好本身就表明，其所代表的小額信貸模式還是在賺錢，問題在于這個錢是大錢還是小錢，是快錢還是慢錢。因而問題的關鍵還是如何把握扶貧與商業可持續的平衡問題。其二，“尤努斯模式”印度之“危”中的“機”在于：它無疑將推動全球小額信貸的新變革，從而也為中國小額信貸事業發展提供鏡鑒。在此要特別注意防止出現對小額信貸健康發展勢頭的逆轉，防止出現對以“尤努斯模式”為代表的小額信貸既有模式的盲目崇拜；同時要注意發展的節奏，基于“穩步”和“健康”原則，實施行業健康發展的引導和有效監管。其三，在微金融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也是金融體系中不可或缺部分的中國小額信貸，其事業的健康發展，必將為其國內的農村新型金融組織建設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文化氛圍、技術創新手段支撐，為中國農村新型金融組織建設提供樣本和示范。[ LunWenData.Com]
三、農村小額信貸在區域和人群上都偏離了初衷
（一）基于“區域—人群”傳遞機制的農村小額信貸組織的理性抉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扶貧政策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1978年）的體制改革推動式扶貧、第二階段（起于1980年代中期）的大規模開發式扶貧、第三階段（從1991年起）的重點攻堅式扶貧、第四階段（自2001年起）的參與式扶貧。我國現行的參與式扶貧的政策框架，其基本要點可以歸結為：滿足貧困地區經濟增長和扶貧的雙重目標，堅持以項目為中心；實行區域瞄準方式，即主要是以貧困村為對象的村級瞄準方式來推動政府主導的全社會扶貧。我國現行扶貧政策的制定，仍然是以區域而不是以人群為基調的。雖然現行扶貧政策基調改以前的瞄準貧困縣為瞄準貧困村，這是瞄準區域的范圍的縮小———從縣域到村域，但仍然沒有能夠到戶、到人，盡管只是“一步之遙”,但僅此可能就是“咫尺天涯”,對于偏遠地區尤其如此。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農村人口特別是貧困地區人口居住分散，如貧困和最貧困地區大多分布在西部，而西部地區恰是我國人口的稀疏地。[4]如此，要真正將國家扶貧政策“送”到千家萬戶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
這種基于區域的扶貧政策，使農村小額信貸難以按其本來的制度設計，形成對于特定人群的動態而精確的識別和瞄準機制。此其一，還有一種情況涉及我國扶貧資金的行走路線問題。我國的扶貧資金，主要包括財政資金、信貸資金，是按照中央、省（市、區）、地（市）、縣、鄉、村、貧困戶的路徑依序傳遞的，這個傳遞過程的最后一個環節才是本應該扶持的特定人群貧困戶，可以想見，其中有多少“雁過拔毛”的動作。這種“區域—人群”傳遞機制，其效果不言而喻。在這個過長的委托—鏈中，權勢群體會設法取得任何潛在利益的機會，利用制度漏洞與秩序缺陷進行合法尋租。顯然，“戰線”越長，管理成本越高，主導者或主政者就會做出一種理性選擇。
對于農村小額信貸來說，道理同樣如此。在這個程序化的、繁復的傳遞過程中，農村小額信貸瞄準的命中率就直接決定于其與管理成本的動態權衡；換言之，農村小額信貸的瞄準精度與管理成本往往呈現出反向變化態勢———其瞄準命中率的逐步提高帶來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斷攀升，其瞄準偏差的逐步加大帶來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斷降低。因而中國農村小額信貸能否構建一種真正反貧困的瞄準機制，焦點在于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如何以這種從上到下的、從區域到特定人群的資金行走路徑為載體，在瞄準精度與管理成本之間找到最佳結合點。畢竟強調全部瞄準貧困農戶的小額信貸需要得到額外的成本補償。從理論上講，小額信貸應該能夠找到這個最佳結合點，但一旦進入實際操作，小額信貸就自覺不自覺地落入政策的“框框”,從而有意或無意地滑向了所謂的“可持續成長”一邊———“可持續成長”的潛臺詞就是要賺錢。這是中國特有的強大的體制性力量和全球性力量的匯集，小小的農村小額信貸是無法改變的。
（二）基于“農戶型—項目型—商業性”演化軌跡的偏離再印證。
關鍵詞：公益旅游；動力機制；發展
一、公益旅游
公益旅游（Voluntourism），顧名思義，是由志愿者“volunteer”與旅游“tourism”組合而成，是一種將志愿服務與旅游有機結合的旅游形式。國外的研究學者視公益旅游為最有價值的旅游形式之一，區別與大眾旅游的是公益旅游的利他性、公益性和效益性，它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旅游目的地更好地發展。公益旅游被看作強調可持續性、負責性和教育性的可替代性旅游的一種新興旅游休閑方式。Mark Rogers認為公益旅游是旅游者在參觀旅行的同時對目的地社會作出貢獻。目前，中外學者對于公益旅游的定義沒有形成統一，但綜合而言，研究學者對于公益旅游都有相同的認識：公益旅游是志愿服務與旅游的有機結合，并且以利他主義為動機，以旅游為形式載體，包含志愿服務的內容或項目，以幫助目的地更好地發展為目的，從而維持和促進自然、社會和文化多樣性。本文認為，公益旅游是以旅游為目的，以志愿服務為主要內容，基于利他主義思想同時能夠為個人帶來身心發展，為目的地帶來經濟、文化、環境、社會等發展的一種可持續性旅游休閑方式。
二、文獻回顧
通過查閱（CNKI）中國知網期刊數據庫，鍵入關鍵詞“公益旅游”和“志愿者旅游”，共查到與此相關的論文有33篇，其中碩士論文4篇。經過對文獻逐年度的分析發現，近五年，與“公益旅游”有關的學術論文呈現出逐漸增長的趨勢，見表1。
從列表中可以看出，國內公益旅游的研究才剛剛起步，研究成果也僅限于最近五年發表的相關論文，在研究內容上主要側重于對公益旅游的概念探討、參與者行為模式、動機等行為特征及公益旅游的宏觀影響方面的研究，涉及較多的是公益旅游在我國的發展研究，主要包括公益旅游發展的影響因素和發展機制、發展模式、發展的主體動機和制約因素及利益相關者研究等。還有一些學者進行了其他方面的研究，涉及公益旅游行為模式、公益旅游消費行為特征、公益旅游市場、公益旅游開發等方面的研究，但對于公益旅游動力機制的研究為數不多。雖然有學者研究了公益旅游發展的動力系統，但也只是進行了簡單的研究。本文主要應用系統理論研究公益旅游的動力機制，為未來公益旅游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參考。
三、公益旅游發展的動力機制
所謂動力機制就是指在事物運動與發展過程中各種動力的作用原理與傳導過程，是動力要素發生效用的過程、規律與機理。公益旅游發展動力機制就是促進公益旅游發展的各要素的協調互動過程，其主要依賴內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本文根據系統學理論，結合我國公益旅游目前理論與實踐的發展研究，將我國公益旅游發展的動力歸結為以下兩個方面，如圖1所示。
（一）內力
目前我國落后的農村現狀需要解決的問題及依然客觀存在的精神上和經濟上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成為發展公益旅游的內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社會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問題
我國東西差距、城鄉差距等已成為當下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日漸擴大的區域差距為公益旅游的興起提供了可能。長期以來，我國城市的快速發展和農村的相對滯后形成了二元經濟結構。在二元經濟結構下，城鄉居民的差距擴大，城鄉經濟發展不協調，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與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國有592個國家級貧困縣，每年約有6000萬以上的災民需要救濟，還有7500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需要幫忙，各地區貧困的現狀必然會形成對志愿者和公益項目的需求。
2.生態失衡造成的各種自然災害頻生
我國貧困鄉村的自然生態系統脆弱。隨著各種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農村特別是邊遠貧困地區不易恢復，通過溫和而又延續的公益旅游活動對災區人民進行醫療援助、心理輔導及經濟支持等是必需的。
3.貧困地區教育落后的問題亟待解決
農村教育設施的落后，加上師資力量缺乏，農村教育發展相對滯后的狀況依然未得到很好解決。公益旅游作為一種新興旅游方式，能夠組織公益旅游者到邊遠的貧困地區幫助當地的學校傳播知識、文化，為當地的教育事業奉獻一份力量。
4.旅游消費意識的轉變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國人的消費觀念和模式正悄然發生變化。旅游消費觀念逐漸從福特主義轉向個性化消費的后福特主義消費形式。后福特主義消費主張人們根據個人需求進行個性化的消費，公益旅游活動的消費正符合后福特主義消費觀念，使游客在深度體驗旅游的同時滿足其個性化的消費需求。
（二）外力
1.原動力（引力系統）
旅游原動力也就是吸引力。吸引力存在的基礎在于旅游客源地與目的地之間的差異性。對于公益旅游者而言，公益旅游的吸引力主要包括物質性吸引和非物質性吸引。
物質性吸引主要指的是公益旅游目的地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特色建筑等。我國的公益旅游目的地大多是邊遠的鄉村貧困地區，這些地區往往是生態環境脆弱或是經濟貧困地區。然而，大多數貧困地區與旅游資源富集又有一定的疊加性，秀美的自然風光、風格迥異的民居建筑、別有韻味的人文景觀等有形資源對于公益旅游者來說都有著強烈的吸引力。非物質性吸引主要指的是公益旅游者自身的心理動機，如出于熱心幫助他人的利他主義動機及學習交流、精神放松與凈化的動機。體驗不一樣的生活經歷對于公益旅游者來說最具吸引力。旅游者不僅希望能感受到公益旅游目的地真實的風景、當地的人文及獨特的民俗風情等無形資源，而且希望通過自己的公益行為幫助當地的社區、居民和環境。
2.驅動力（需求系統）
（1）個性化旅游市場需求的推動。隨著旅游市場的不斷擴大，游客對旅游的需求逐漸增多，由最初的大眾形式旅游到可替代性旅游，傳統的以觀光為主的大眾式旅游方式和商業化開發模式的旅游線路已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旅游需求，旅游者更加在乎旅游過程中能否獲得一種有意義的深度體驗。公益旅游的產生正是對旅游體驗的深層次需求的反應。公益旅游在我國主要是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城市向農村之間的流動過程，也是城市居民尋求不同于城市生活的個性化旅游方式，這便為公益旅游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2）經濟發展推動公益旅游。首先，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加強和社會的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人具備“有錢有閑”的條件，這使得公益旅游具備更大的發展潛力。其次，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需要志愿服務。在我國，國民的生活和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旅游消費者。這對于推動個性化旅游休閑方式、鼓勵國民旅游消費具有很大的催化作用。
（3）政府推動公益旅游需求的產生。為了提高公眾的志愿服務意識，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公民參與公益旅游活動。20世紀90年代，全國性的青年志愿者組織出現，公益旅游開始分散于不同類型的志愿活動之中。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完善社會志愿服務體系”，標志著政府已經將志愿服務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2008年，更多的公益旅游活動因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會而逐漸興起。2010年，上海世博會再次延續以節事會賽為主題的志愿者的公益旅游。
3.誘導力（中介系統）
公益旅游發展的誘導力主要指的是各種傳媒及其各種宣傳品對公益旅游發展的推動，主要包括各種傳媒（電視、廣播、報紙、雜志、網絡等）及其提供的信息服務、旅行社及其組織工作等。
（1）媒體參與。我國公益旅游的興起和流行首先受益于互聯網的普及。公益旅游依托網絡技術、網絡論壇、公益網站等媒介平臺進行產品推介、溝通交流和組織服務。目前一些知名度高的網站，如華聲論壇、中國公益旅游網等都設有專題的公益旅游項目，可以說互聯網是推廣我國公益旅游發展的加速器。我國的公益旅游處于亟待宣傳和進行普及的階段。公益旅游廣告通過借助相關媒體進行宣傳推介公益旅游產品和品牌，從而提高公益旅游的市場形象，獲得更多旅游者的關注和認可，最終吸引旅游者前來消費。
（2）旅行社參與。除了有關的媒體進行公益旅游的宣傳外，越來越多的旅行社開始參與到發展公益旅游當中，為有意于既旅游又公益的游客設計公益旅游產品，或者跟已經具有一定品牌的公益旅游組織合作，提供公益旅游線路。例如，2007年12月，上海推出首個公益旅游線路“黃果樹瀑布、天龍屯堡、紅楓湖雙飛5日游”，游客在游覽景點的同時，有機會去周邊的學校和孩子們互動交流等，公益旅游作為旅游產品正式進入了人們的生活中。旅行社憑借著企業本身組織宣傳能力強、信息傳播廣泛、深刻了解旅游者需求、市場意識敏感等優勢針對旅游者需求設計公益旅游線路，參與公益旅游的產品推廣，從而推動了公益旅游市場和規模的發展。
（3）非營利組織的宣傳推廣。非營利組織主要指的是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公益組織、慈善組織等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國外絕大多數的公益旅游組織屬于非政府組織（NGO），如全球志愿者組織（Global Volunteer），地球守望者組織（Earth Watch）等。作為公益旅游活動開展的重要力量，中國的民間公益組織（NGO/NPO）中比較成功的就是“多背一公斤”，它是一個開放的、自助式的公益旅游形式，鼓勵旅游者在旅途中參加舉手之勞的公益活動以幫助貧困落后地區的孩子。目前，已有近萬人次參與了“多背一公斤”的活動實踐，間接影響的人群保守地估計也已超過了百萬。可見，NPO組織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從而也會推動公益旅游的發展。
4.助推力（支持系統）
（1）基礎設施條件的完善。在我國，公益旅游活動的目的地一般都是可進入性差，基礎設施條件差，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非熱點的邊緣鄉村地區。完善的基礎設施可以更好地推動公益旅游的發展。目前，在公益旅游線路上建立的負責接待公益旅游者的鄉村“益棧”為鄉村公益活動的開展搭建了平臺。這些鄉村“益棧”主要是在偏遠貧困地區或是災后重建地區甄選出的具有自然或人文等旅游資源的村落，同時結合當地情況，設計不同公益主題，從而開展不同的公益旅游活動。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將會有力地推動公益旅游的發展。
（2）企業介入。現如今，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介入社會公益領域。企業的介入推進了我國公益旅游由自發行為向有組織方向的發展。發展公益旅游對于旅游企業來說，其主要意義在于企業形象的塑造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效益。一方面，旅游企業聯合公益機構進行公益旅游產品的開發，在規范產品的同時，利用公益機構的信譽組織大型的公益旅游活動，并且能夠更好地提升公益旅游的知名度，較好地推廣公益旅游，開拓市場空間。另一方面，其他外來企業加入公益旅游活動中，發展自己的公益旅游事業，很大程度上是以提高企業的知名度、深化企業文化、加強企業員工凝聚力、減小員工的工作壓力等為目的而開展的。此舉均有助于推動我國公益旅游的規模發展。
（3）政府及慈善機構等相關部門的支持。目前，公益旅游在我國發展的主體形式主要是由政府主導支持的扶貧旅游，貧困旅游目的地政府通過規劃、開發、宣傳、促銷發展公益旅游，鼓勵旅游者前來旅游。然而，政府又往往對公益旅游的發展政策起著制約的作用。政府對公益旅游活動的支持與認可及對公益旅游市場和組織的合理規范將會積極地促進公益旅游的發展。同時，慈善公益事業在我國已日漸掀起熱潮，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貧困弱勢群體及貧困地區少年兒童的成長，這是公益旅游的催化動力。
四、小結
通過上述的研究分析可知，我國公益旅游發展的原動力、驅動力、助推力、誘導力成為主要驅動因子，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共同推進公益旅游的發展。我國發展公益旅游已成趨勢，應適時根據我國國情，深入分析各地發展公益旅游的核心優勢，尤其是我國的貧困邊遠地區，充分發揮各地的優勢作用，合力促進公益旅游的發展。文章的不足之處在于對于公益旅游動力機制的研究僅僅停留在文字描述性階段，缺乏相關的案例分析及定量分析，尤其是對公益旅游發展中各種動力占據的權重及如何判斷何種動力是主導動力等一系列問題都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對公益旅游動力機制的發展進行深入研究總結，彌補此領域研究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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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高校；貧困生；心理；對策
中圖分類號：B8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3）-06-0300-2
基金項目：本論文受到黑龍江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高校學生工作）的資助，項目名稱：農業院校貧困生心理健康現狀與教育對策研究， 編號：1253xs414。
0 前言
隨著在校大學生人數的不斷增加，貧困學生人數也在不斷增加，而農業高校中貧困生的人數增加更快。以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為例，我校現有貧困生人數6375人，占全校學生總數的40%，其中動物科技學院1047名本科生中，貧困生比例高達60%，如何妥善的處理貧困生問題已經成為院校領導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研究農業院校貧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并及時對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心理危機進行干預，有利于貧困大學生恢復心理平衡，樹立起自尊、自愛、自立的堅強信念，擁有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健康；有利于高等教育的發展，社會的不斷進步；對我校“育人質量工程”的順利實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農業高校貧困生常見心理特征
農業高校貧困學生的家庭所在地多為較為封閉的農村或邊遠地區，家鄉的父老鄉親對“農業高校”存在較為嚴重的誤解，時常認為“好不容易花這么大努力和金錢從農村走出去，結果還是從事農業，以后沒有什么前途”，這些曲解使得貧困生的父母與家庭感到抬不起頭，給在校貧困生帶來了許多困擾。社會價值觀的多元發展導致人際關系變得勢利和冷漠，攀富鄙窮的社會風氣使得部分貧困生不愿意把貧困看成是歷練，而是看成苦難和挫折，對金錢充滿了渴望，這些社會因素導致貧困學生產生了強烈的消極情緒。
1.1 自卑心理
貧困生雖然家境貧寒，但憑著對知識的渴求和堅強的毅力，在中學時代是老師的“得意門生”，從小就形成了爭強好勝、不甘落后的心態。進入大學以后，大家都是學習上的精英，貧困生突然間感覺自己的優勢蕩然無存，再加上巨大的經濟壓力，使他們在心理上十分脆弱。他們越覺得自己家境貧寒低人一等，也就越加害怕別人另眼相看。在自卑心理的影響下，貧困生變得敏感多疑，不愿被人看不起，不愿輕易與老師或者同學談及家庭經濟狀況，而是把更多的困難和壓力埋藏在內心深處。在尋求和接受資助時，常感到人格受到傷害，甚至不愿參加學校安排的勤工助學活動，形成自尊而又自卑、堅強而又脆弱的雙重性格。生活上的困難、心理上的不成熟，加上社會上存在的不公平現象，造成了他們的矛盾心理。這種矛盾的心理沖突導致了他們的情緒表現極不穩定。
1.2 焦慮心理
貧困生由于其家境貧寒，學習和生活沒有穩定可靠的經濟保證，他們常為飲食和學費而擔憂，特別是一部分貧困生因飲食質量和數量不能滿足身體需要，從而導致他們記憶力下降、學習成績不佳等不良后果，使他們愈發感到惶惶不安、憂心忡忡。長此以往，緊張和焦慮油然而生。還有就業過程中將遇到的挑戰無形中更增加了貧困生的壓力和焦慮感。貧困生過度或過于持久的焦慮體驗損害了他們正常的心理活動，導致心理疾病，從而嚴重地影響其學習和正常生活。
1.3 敏感多疑心理
貧困生心理負荷一般較重。經濟上的拮據、語言的匱乏、衣著的寒酸使他們經常處于緊張狀態。他們常常內心設防很多，總是害怕別人談論自己的不足，疑心別人說自己吝嗇、落伍，不愿與同學交往，與其他同學的關系越來越疏遠，有的甚至對家庭富裕的同學產生嫉恨，從而形成惡性循環，造成貧困生有更多的心理包袱，形成多疑心理并且膽小怕事。
2 引起貧困生心理問題的原因
導致貧困大學生出現心理問題有社會環境、經濟原因、成長環境、家庭背景、教養模式、個性特征等生理的、心理的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典型的原因有以下幾種：
2.1 貧困家庭
貧困生一般來自于農村或城鎮下崗職工家庭，他們在校期間最大的心理壓力來自于經濟上的困難。特殊的家庭環境使得貧困生的心理年齡遠遠超過了他們的生理年齡，許多情況使他們憂慮和緊張，存在著將來如何通過自己的成就改變家庭經濟狀況的壓力。
2.2 相對落后的習慣使其對城市文化不適應
在心理學上，有一種理論叫“文化自我中心論”，農村貧困大學生的很多習慣，包括衛生習慣、生活習慣等都與城市文化規則格格不入，兩種文化的碰撞中，以農村為中心的文化在城市必然遇到沖擊，而自己又不愿為城市文化修正自己的習慣，由此將產生諸多矛盾，繼而產生自卑心理。
2.3 城鄉差異使其對環境不適應
農村和城市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狀態。城市生活豐富多彩，現代化的建筑、設備比比皆是，人們往往是見多識廣，而農村尤其是邊遠貧困地區則是經濟落后，人們相對孤陋寡聞。這種城鄉差異往往使剛入學的貧困大學生產生自卑心理。來自農村的貧困大學生對很多現代化的東西，譬如手機、電腦甚至電話卡等都不會用，起初心理上會有較大的不適應，但這種不適應帶來的自卑心理往往是暫時的。適應需要一個過程，大多數貧困生能正確面對，積極適應，但有些人卻長期不能適應，造成心理自卑，不可自拔。
2.4 資助工作的實施不當
社會上一些善意的資助實施不當無意中加大了貧困生的心理壓力。有的資助工作由于宣傳不夠或者教育滯后，使一些學生雖然物質上得到了資助，但精神上卻遭受了挫折，感到是在接受“施舍”，挫傷了自尊心，從而加重了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學校一部分困難補助發放不恰當，沒有具體調查清楚，導致一些真正困難的同學得不到補助，而另一些非困難學生卻占用了名額，致使困難學生的心理更加不平衡。
3 解決貧困生心理問題的相關途徑
3.1 建立健全農業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詢體系是保障
首先，建立貧困生檔案。了解和掌握貧困生思想動態是做好貧困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環節，農業高校通過每年對在校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普查和基層院系動態排查等方法，建立健全貧困生心理檔案，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輔導和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幫助貧困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正確處理各種困境和難題。其次，健全農業高校心理健康咨詢體系。心理健康咨詢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徑，農業高校一方面要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詢的組織保障，專人負責工作，改善工作條件，保證辦公場所，設立專項經費，通過引進人才、培訓等方式使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詢工作人員專業化，通過長期的實踐和研究使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詢工作人員專家化，不斷提高心理咨詢的質量和效果。一方面要將心理健康教育納入教學體系，作為必修課進行系統教學，使學生了解心理發展的規律，掌握自己調節或消除心理障礙的方法。再次，加強網絡心理健康教育，建設心理健康教育新陣地。網絡已經成為大學生學習生活的一部分，新媒體已經成為大學生獲取信息的主渠道，農業高校應建設專門心理健康教育網站，結合高校BBS、QQ流等方式開展網絡心理健康教育，拓寬教育途徑，建設教育新陣地。
3.2 創造性地開展扶貧工作，力求扶貧方法上的創新性與時效性
傳統的扶貧都是簡單的給予，這種扶貧的方法雖然起到了扶貧解困的作用，但也在特困生與其他同學之間劃出一道明顯的界限，這往往會導致貧困生的自閉心理。解決之道就是廣開扶貧渠道，開展多種形式的經濟助學。第一種方法是積極幫助特困生申請辦理助學貸款，使貧困生真正擺脫心理的自卑感；第二種方法是變明補為暗補。因為貧困生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他們在學習上的不適應而導致學習成績有可能在短時期內難以適應，而過去單靠學習獎學金的發放來幫助貧困生的做法有可能使貧困生失去救助，因此必須創造性地設立獎項擴大獎學金的發放范圍，如變貧困生補助為各種形式的貧困生獎學金；在扶貧工作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本學校貧困生的具體情況，可以加大獎學金的發放范圍和力度，以適當的途徑和適當的時機，使真正的貧困生能夠得到有效的救助；第三種做法是為貧困生提供更多助學崗位，變無償補助為有償補助等等，使貧困生真正擺脫施舍感所帶來的自卑、負疚等心理負擔，走向自立、自強。
3.3 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推進貧困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
根據貧困生的具體實際，高校在幫助貧困生解決經濟困難的同時，也應以高度的責任感去幫助這些同學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樹立遠大理想，鼓勵他們在困境、逆境面前不低頭，能夠正視困難、積極進取。培養他們自強不息的意志品質，提高他們的心理承受力。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力求使每一位貧困生都能主動承受由于經濟窘迫所帶來的心理壓力，避免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
3.4 營造良好的校園氛圍，為貧困生創造“精神解困”的環境
引導在校大學生的消費意向和消費行為，提倡艱苦奮斗和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糾正部分人群對貧困大學生的種種偏見，擯棄世俗觀念；加大思想道德教育力度，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給予貧困大學生更多的人文關懷；加大學校教育教學的管理力度，防止出現對貧困大學生的不公平現象等。
我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從無到有，由少至多，從零散到系統，經歷了一個逐漸發展乃至繁榮的過程，但已有研究成果重復度較高，研究質量有待提高。研究方法總體呈實證和思辨兩大模式，前者強調調查、實驗；后者多以思辨、解釋及經驗總結為主。隨著時代的發展，教育體制的改革，高校教師理應成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對象。但現有研究多從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隊伍建設的角度來談，對于如何提高高校教師群體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寥寥無幾。同時，有關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運行規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評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實踐操作及實效性等方面有待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綜上所述，高校貧困生作為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在求學過往中承載著比非貧困生更大的心理壓力，因此如何做好貧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及幫扶工作是高校學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到學校甚至社會的穩定與長遠發展。高校的貧困生有著獨特的心理特點，我們只有在平時的教育、管理和服務工作中，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讓貧困大學生在學業上跟其他大學生在同一起跑線上，在心理貧困問題上不再“貧困”，以期引導高校貧困生群體的健康成長、成才，真正地擔負起建設現代社會主義強國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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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計 可持續生計 可持續生計框架 指標
一．引言
可持續生計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發展方法，它是上個世紀80年代被提出的，主要用于實現穩定的生計和增強發展援助效果，進而達到消除貧困這個主要目標。同時，可持續生計方法是近十年來對貧困有效評價的一種新方法，它為理解貧困的深層次原因給予了多種解決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
二. 可持續生計的概念
要界定可持續生計就要先對生計概念的界定，可持續生計產生于生計研究的發展和對消除貧困的要求。生計最早是以生活的手段（方式）的理解為主，但20世紀80年代后期從貧困人口的角度，生計就以“就業”的概念替代了以前的“生活的手段（方式）”。在后來學者的研究生計中， Ellis（1998）從農村多樣性的角度指出資產、行動和權利（受到制度和社會關系的調節），這一切決定了個人和農戶獲得收入的活動，這個活動就是生計。而第一個直接對可持續生計概念進行說明的其實是Scoones（1998），他指出可持續生計應該包括創造工作時間，減少貧困，幸福感和能力，適應性、脆弱性和恢復力，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可持續性這五個方面。他結合了生計的內涵（就業、減少貧困）和可持續性，成功地解釋了可持續生計的概念。
三．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
可持續生計概念為研究農村扶貧和環境保護等可持續發展問題提供了新視角，而要研究這些問題,，首先必須需要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其次是建立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然后通過創建指標來獲取所需要的內容。
Scoones(1998)和Carney(1998)先后建立了生計分析框架，非政府組織CARE（1999）推出的以家庭為對象的生計安全框架, 更好地區分了農戶能夠直接控制的家庭資本和當地家庭所擁有的公共資本。在已有的這些分析框架下，ElliS提出了生計多樣化分析框架，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2001）也開發了針對一國范圍設計、實施和評估可持續生計計劃的分析框架。然而在眾多的框架中，由英國國際發展機構(2000)根據可持續農村生計咨詢委員會IDS及其他機構的前期研究，發展而構建的SLA框架較為出色，被許多組織和學者所采納。
四.可持續生計的概念框架
可持續生計研究的起點是它的概念界定，概念的定義是一個隨著研究內容、背景、、主題不同而不斷發展改善的過程。不同的學者、組織因為自己的知識背景、研究背景還有研究目的的不同，概念的理解與定義便會不同，作出的研究結果也會有差異。
脆弱性背景構成了人們生計的外部環境，人們的生計不僅受到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沖擊和影響，還要受到周期性和不定性的影響；這些因素更多地是客觀的，人為地控制是很難或沒有辦法的(DFID,1999)。
生計資本：Scoones(1998)發展了社會和物質資產與有形和無形資產這種普遍分法，將生計資本分為自然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DFID生計框架進一步發展為五個部分：自然資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1999)。
組織結構和制度變革： 是指形成生計的當地社區或基層的政治和組織。這些政治和組織包括結構和制度，結構又指政府和私人組織，制度指的是法律、政治、文化習俗等。這些有效地決定著生計資本的存量與變化，還影響人們的生計策略等（Leach, 1999）。
生計策略是指男女為了共同承擔建立生計的任務，配置利用資產而獲得商品和消費服務等一系列活動。其中包括了生計策略、生育安排、勞動時間分配等。清楚多樣的、動態的生計策略的重要性，對于生計干預措施尤為重要 (DFID,1999)。
生計成果是生計策略或目標的實現或結果。生計成果有例如收入的增加、脆弱性的降低、幸福感上升、生存有保障和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五.可持續生計的發展趨勢
可持續生計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的自上而下發展和扶貧，到80年代的參與式扶貧發展；再到90年代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后來又提出了以更好地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保護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的發展策略。
現在主要有三種發展趨勢：一是側重于可持續生計內容的發展。主張權力；主張增加政府支持，鼓勵社區聯合；還有主張增強人們應對脆弱性的能力。第二種趨勢是關于可持續框架的發展：有機構開發出了多樣化SLED的方法，它主要通過對過去生活的研究項目和民生的改善和參與全球發展的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第三種趨勢是實踐應用方面，可持續生計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亞洲和非洲的家庭戶，以及一些貧困地區。隨著地區經濟的發展、家庭生計的多樣化和人們權利的變化，可持續生計也發生著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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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紹了品牌知名度、美譽度與忠誠度的概念，闡述了各自的特點和相互的關系。論文主要以知名度、美譽度與忠誠度為主要內容，列舉了現今企業對產品品牌的市場推廣，從而提出了不同時期知名度、美譽度與忠誠度對品牌的重要性。
關鍵詞：品牌；知名度；美譽度；忠誠度；概念；特征；聯系
1、引言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品牌的意識也日益增強。從定義上講，品牌是指公司的名稱、產品或服務的商標，和其它可以有別于競爭對手的標示、廣告等構成公司獨特市場形象的無形資產。品牌是一種識別標志、一種精神象征、一種價值理念，是質量和信譽的保證，是品質優異的核心體現。顧客購買某一商品時，往往都優先考慮品牌實力。所以企業的做大做強，提高產品的品牌價值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努力的方向。
2、概念
2.1知名度
知名度是指一個被公眾知曉、了解的程度，是評價組織名氣大小的客觀尺度，側重于“量”的評價，即是組織對社會公眾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品牌知名度是一個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強度，可分為知道、記得、被主導等幾個層次。廣義的品牌知名度包涵熟悉品牌的內涵以及品牌識別和品牌記憶。品牌知名度指標反映了一個品牌對某類產品的代表性程度、消費者對某品牌的熟悉程度以至可能引發的認知度、好感。
2.2美譽度
美譽度是指一個組織獲得公眾信任、好感、接納和歡迎的程度，是評價組織聲譽好壞的社會指標，側重于“質”的評價，即組織的社會影響的美丑、好壞。即公眾對組織的信任和贊美程度。美譽度反映的是消費者對品牌評價好的程度，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品牌在人們心中的印象和信任感。
2.3忠誠度
品牌忠誠度是指消費者在購買決策中，多次表現出來對某個品牌有偏向性的（而非隨意的）行為反應。它是一種行為過程，也是一種心理（決策和評估）過程。品牌忠誠度的形成不完全是依賴于產品的品質、知名度、品牌聯想及傳播，它與消費者本身的特性密切相關，靠消費者的產品使用經歷。提高品牌的忠誠度，對一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擴大市場份額極其重要。
3、三者的特征與相互聯系
3.1知名度是品牌推廣的基礎
知名度共分為三個不同層次：品牌識別、品牌回想和品牌定位。品牌識是讓消費者找到熟悉的感覺，品牌回想與品牌定位相關聯，比如要買電腦者，首先想到聯想。購買飲料者，首選可口可樂。手機耐用，考慮諾基亞牌。電器選海爾等等，在顧客購買心理中，往往都會先選擇自己所熟悉的品牌。
俗話說，酒好也怕巷子深。1915年，中國茅臺酒在美國費城舉辦的世博會上獲得金獎，但是一開始茅臺酒根本不被人注意。當時中國展銷商為了引起參觀者對茅臺酒的注意，故意打碎酒瓶，芳香四溢的茅臺酒立刻引得人們紛紛品嘗，由此在世博會上一舉成名。
所以說，在如今信息化時代，一個產品要想長久發展，應該努力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不管你的東西或產品再好，不去做營銷推廣、廣告宣傳，尋找起來十分困難，消費者也不會知道它，就不可能自覺發揮個人積極性、主動性，力盡艱辛地去尋找它。
品牌給顧客帶來了超越產品本身的價值，購買者認為產品物有所值或得到了超值享受，人們更熱衷于名牌，講究品牌。然而有了知名度，并不等于有了美譽度。就如曾經的“三鹿”，曾經也是家喻戶曉，童叟皆知，經歷了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可以說其知名度達到了頂峰，卻如屎殼郎坐輪船——臭名遠揚。甚至還牽連了其他同類奶粉品牌，讓人們談奶色變。因此，一個品牌要想做大做強，提高產品知名度的同時，應同步提高其美譽度。
3.2美譽度是品牌的本質與核心
相對于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譽度是一個質的指標，只有建立在美譽度基礎上的品牌知名度才能真正形成品牌資產。品牌美譽度通常通過“口碑效應”來傳播，即通過人們的口頭稱贊，一傳十，十傳百，從而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和稱贊。所以慈善捐助、環保公益、社會責任成為現代品牌推廣的宣傳方式。
共享美好生活，共創卓越未來，是安利直銷公司的經營理念。自1995年正式進駐中國，安利公司一直將注重公益事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為主要營銷方式。十多年來，安利（中國）在兒童、環保、志愿者服務等領域，開展了7000多項公益活動，形成了陽光計劃、環保嘉年華、名校支教、冬日暖陽大行動等一批公益品牌項目。2011年，安利（中國）出資1億元成立安利公益基金會，是國內第一家由民政部主管、有跨國公司背景的非公募基金會。為引導營銷人員與公司一起回饋社會，安利在中國成立200多支志愿者服務隊，擁有6.8萬余名注冊志愿者，在敬老、助殘、扶貧、醫療、環保、救災等領域，累計志愿服務時間超過150萬小時。
3.3忠誠度是美譽度的反映與必然結果
鉆石雖好，但能消費得起的畢竟少數。權衡利弊，綜合考慮，選擇適合的，才是最好的。一個品牌要想獲得顧客的忠誠度，單靠提高知名度美譽度是不夠的，它與顧客本身的特性密切相關，靠顧客的產品使用經歷。品牌忠誠度是品牌價值的核心，它分為無品牌忠誠者、習慣購買者、滿意購買者、情感購買者和忠誠購買者五種類別。所以品牌的策劃也應根據自身特點，結合發展實際，來定位自己的消費群體，穩定發展，再通過產品創新，個性化服務等擴大市場，提高市場占有率。
[論文內容提要]文章結合我國目前的體育消費水平現狀，提出要加強農村體育環境建設，充分發揮各級各類基層組織的積極作用，強化體育健身意識，因地制宜、開展野外體育產業等特色項目，構建多元化農村體育發展模式，從而為提高我國農村體育消費水平，促進農村體育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
我國體育消費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消費水平不高，尤其是農村居民的體育消費，占全國人口70％的農民，體育消費額僅占體育消費總額不到30％。因此，從理論上分析，提高農村體育消費水平有很大的可能性。
1．體育消費水平的含義
體育消費水平是按人口平均的體育實物消費資料及體育服務消費資料的數量，可用價值單位(貨幣)來表示。體育消費水映人們實際消費的體育消費品數量的多寡和質量的高低。
2．我國農村體育消費水平現狀分析
據有關資料統計，1997年、2001年，我國城鄉體育消費水平分別為年人均134．90元和年家庭平均397．42元，在居民日常生活之外的11項消費支出中處較后位置。盡管這種“平均數”的計算結果，能說明我國居民的體育消費水平有所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不得不承認自身的差距。然而，突顯的問題在于農村居民的體育消費水平低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于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我國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問居民收人差距較大，農村居民沒錢買健康。
第二，缺乏場地、器材、指導員等必要的體育資源。
第三，由于繁忙的勞動和家務，使得農村居民無暇顧及體育健身。
第四，農民具有人員分散，不易組織的特點。
3．提高我國農村體育消費水平的建議
3．1強化體育健身意識
我國正全面實施全民健身計劃，關于全民健身工程的進展狀況，國家體育總局兩次公布的調查結果，給了這項標志著中國社會進步與文明程度的系統工程以實事求是的評價。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70％。兩次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從未參加體育活動的城鄉居民分別為65．70％和65％，其中絕大多數為農村居民。因此，強化農民體育健身意識迫在眉睫。
3．1．1加大宣傳工作的力度
由于宣傳鼓動的力度不夠，國家關于開展農村群眾體育工作有很多好的政策措施，由于有關部門的行政意識、工作方式、宣傳途徑的原因，使這些政策措施宣傳沒有很好地展開。全民計劃化了兩年的時問做宣傳鼓動，但仍有60％以上的農村居民不知曉，距“家喻戶曉，人人參與”的要求深遠，足以說明我們的宣傳乏力。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細致地做好全民健身的宣傳鼓動工作。國家關于農村體育的許多好的政策不能只說在嘴上，要讓農村居民“家喻戶曉，人人參與”，就要全面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內涵，要有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
3．1．2樹立正確的體育鍛煉觀念
我國農村居民為增進健康而關注體育活動少，而把食、宿擺在第1、第2位，而把體育活動擺在第5位。資料表明我國農村居民體育健身意識淡薄，問題突出。理想的體育運動是實現健康的途徑，現代醫學和體育科學的研究表明，體育鍛煉可起到以下作用：(1)預防心血管病；(2)改善呼吸系統的功能；(3)提高消化系統的功能；(4)改善神經系統的功能；(5)降低糖尿病發生的危險性；(6)控制體重與改變體形；(7)延年益壽。
3．1．3樹立健康文明的社會新風氣
農村居民有其生活、勞動特點，開展體育健身活動應堅持與生產勞動、文化活動相結合，堅持業余，小型，多樣和因人、因時、因地制宜，科學文明的原則，充分利用傳統節日和農閑季節，開展農村居民喜聞樂見、豐富多彩的體育活動。個人活動可不拘一格，貴在堅持。集體活動應突出普遍性、民族性、趣味性、可行性和科學性，定時、定點組織開展。同時加強移風易俗、反對封建迷信教育，弓『導農村居民參與，提高體育健身意識。
3．2強化各類基層組織的作用
由于農村客觀上存在場地設施少、時間難以協調統一等實際困難，農村群眾體育工作是一個動員面廣、涉及面寬的工作，在發揮基層體育管理人員的職能作用的同時，充分發揮鄉村民兵、婦聯、農協、共青團、文化站、鄉村醫院、鄉(鎮)企業工會等組織的積極主動配合，利用傳統節日開展體育比賽和表演活動，擴大體育的影響，提高人們參與體育活動的意識。做到齊抓共管，共同搞好農村體育工作。
3．3加強農村體育環境建設
3．3．1改革體育場館的管理體制和運行體制
我國現有的體育場地設施約有70％集中在各級各類學校中。因此，在滿足學校教學需要的同時，有必要向農村居民開放學校的體育設施。此舉也將大大節約對體育場地設施的投資，提高現有體育場地設施的利用率。我國在學校體育場地設施開放的問題上，完全可以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本著國家補助一點、學校收取一點的原則，在保證學校正常教學的前提下，向社會有償開放學校的體育場地設施。
3．3．2研發適應農村居民使用的小型體育用具與器材
體育健身器材是全民健身計劃實施的重要基礎和物質保證。據對在職和非在職的中年人群及青少年學生的不完全統計，在不參加健身運動的諸多因素中，體育器材的缺乏列首位。這充分說明，體育器材在健身事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近幾年，市場上不斷出現占地面積小、功能有針對性、價格適中的體育健身器材，很受社會的歡迎。據有關資料表明，大型多功能健身器材的購買率不足15％，而占地面積小、價格在千元以下、操作靈活、可折疊的健身類和娛樂類器材是消費者的第一選擇。這是健身器材市場銷售的主流，為大多數健身者所認可。健身器材的種類應滿足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職業消費者的需求，以家庭為覆蓋面，在價格、造型、體積上適應農村居民的消費心理，以使全民健身計劃更深入、持久、有序地開展下去。
3．4開展野外體育產業等特色項目
我國蘊藏著豐富的戶外運動資源，這是我國農村居民的天然的運動場。我國的湖泊、水庫面積達1072萬公頃，當地居民可以因地制宜，開展多種水上運動。我國的森林面積9491萬公頃，山地面積320萬公平方公里，可以開展野營、登山、徒步旅行、冬季項目等體育活動。我國的河流流域面積95．59萬平方公里，海域面積473萬平方公里，海岸帶面積28萬平方公里，可以開展游泳、劃船、沖浪、野營、沙灘排球等體育活動。
3．5構建多元化農村體育發展模式
3．5．1農村學校體育發展模式
通過農村學校體育培養學生終生體育意識、終生體育能力，不但源源不斷地增加農村體育人口，而且還能為當地培養體育人才，帶動當地體育的全面發展，這無疑是農村體育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的途徑。
3．5．2小城鎮體育發展模式
以小城鎮體育發展模式推動農村體育的發展。一方面，在現有的小城鎮，要充分發揮鎮級政府在發展小城鎮體育中的作用，建立和健全各種政府體育組織、社團組織，培養體育積極分子和體育骨干，宣傳和動員小城鎮內的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和各種社會團體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體育活動，建立地方性的競賽制度，特別是在農閑時組織鎮所管轄的村級體育活動，以形成體育發展的合力；另一方面，把體育納入小城鎮建設的總體規劃，將農村體育事業費和體育基本建設資金列入財政預算和基本建設投資計劃，真正實現體育與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協調發展。
3．5．3民族體育發展模式
我國農村的很多地區都是少數民族的聚集地，許多少數民族都有良好的體育傳統、豐富多彩的體育活動內容和方式。因此農村體育的發展要充分利用這些民族體育資源，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培養民間的各種組織機構，根據不同民族的傳統和特點挖掘、整理和推廣這些民族體育文化，特別要利用各民族的傳統體育節日盛會，組織和開展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水平的民族體育項目競賽，既使民族傳統體育節日盛會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建設的助推劑，又能充分發揮競賽的龍頭帶動作用，帶動當地民間體育活動的廣泛開展。
3．5．4體育旅游發展模式
西部農村地區應利用國家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搞好旅游的基礎設施建設，根據當前人們追求健康、回歸自然、追求新穎刺激的心理，搞好目標定位，把當地的自然生態資源和民族體育文化資源結合起來，打造各種精品體育旅游線路，比如：利用西部地區各民族、各地區傳統的節日，開拓體育旅游資源；在西部地區各旅游景區、度假村等開展攀崖、登山、滑雪、探險、野外生存、極限運動等符合當地氣候、地形地貌特的體育活動項目，以吸引更多的游客；積極承辦國內、國際具有影響力的比賽和競賽，如近年舉行的“環青海湖國際自行車邀請賽”，通過參觀比賽和參與競賽活動積極推動當地旅游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