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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RIPS協議產生
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是關貿總協定。關貿總協定自1947年締結以來，共進行了八個回合的談判。在前七個回合的談判中，都是以減免關稅為談判的主要內容，從來沒有涉及過知識產權。直到烏拉圭回合才把知識產權保護納入談判的內容，并就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形成了一份《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簡稱TRIPS協議。隨著1995年1月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TRIPS協議又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一攬子協議中的一個部分。與此相應，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突現了出來。這樣，當今的國際貿易也就有了三大內容，即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貿易。
TRIPS協議所說的知識產權，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從貿易的角度出發，TRIPS協議主要強調了以下一些內容：將計算機軟件作為文字作品予以保護，這反映了作為計算機軟件大國的美國的利益，也反映了軟件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強調了對馳名商標的保護；強調了對于地理標志的保護，尤其是強調了對于酒類地理標志的保護；在專利保護上，強調了對幾乎所有的發明都應當給予專利保護，統一了專利的保護期為自申請之日起的20年。除以上之外，還突出了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和對商業秘密的保護。其中，對商業秘密的保護，是第一次納入國際公約的范圍。
在合法的貿易中，既有可能涉及知識產權的保護，也有可能不涉及知識產權的保護。但在假冒商品的貿易中，則始終存在打擊假冒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問題。不論是假冒他人的商標、廠商名稱和商品包裝等，還是盜版或未經許可使用他人的專有技術，都是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所以，TRIPS協議的原有題目是“與貿易，包括假冒商品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其重點之一是強調打擊假冒商品，從而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
二、TRIPS與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關系
在TRIPS協議產生以前，國際上已經有一大批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存在。TRIPS協議在貿易的角度定義或強調知識產權的同時，還明確了它與其中的四個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關系。依據協議，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必須遵守《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和《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的實體性條款，但不包括協議明確排除在外的條款，也不包括兩個公約的程序性條款。這實際上意味著，TRIPS協議關于工業產權（專利、商標和反不正當競爭等）和版權的保護要求，不僅僅局限于協議本身，還包含了巴黎公約和伯爾尼公約的實體性條款。可以說，關于工業產權的保護標準是TRIPS協議加巴黎公約，關于版權保護的標準是TRIPS協議加伯爾尼公約。而且，TRIPS協議關于工業產權和版權的保護標準高于巴黎公約或伯爾尼公約的標準。
TRIPS協議還提到了《保護表演者、錄音制品制作者與廣播組織公約》（羅馬公約，又稱鄰接權公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在處理與這兩個公約的關系上，TRIPS協議采取了另一種方式，即在相關條文中列舉了或強調了兩個公約中某些內容，并做出了適當的修訂。這樣，就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來說，在關于鄰接權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可以只考慮TRIPS協議的要求，而不必考慮羅馬公約和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由此看來，TRIPS協議提供的關于鄰接權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標準，低于羅馬公約和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
三、爭端解決程序
TRIPS協議明確規定，當成員之間就本協議的執行發生爭端時，應當按照世界貿易組織《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進行協商和解決。在世界貿易組織的一攬子協議中，《關于爭端解決規則和程序的諒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協議，為成員解決各種貿易爭端，包括知識產權保護上的爭端提供了一整套程序，如爭端的發起、磋商、爭端解決小組的裁定、上訴和執行有關裁定的監督等。根據規定，如果敗訴方不執行或沒有完全執行爭端解決機構的裁定，爭端解決機構可以授權勝訴方采取不同程度的貿易制裁措施，直到敗訴方完全執行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協議。這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在國際上第一次把知識產權的保護與國際貿易掛鉤，使得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帶有了某種貿易上的強制性。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把TRIPS協議看作是實體性規定，把爭端解決程序看作是程序性規定。
四、TRIPS協議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
世界貿易組織于1995年1月1日成立，對于世界貿易組織不同類別的成員來說，TRIPS協議生效的日期不一樣。根據TRIPS協議的過渡規定，在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后，美國、日本、加拿大和歐盟等發達國家有一年的過渡期，于1996年1月1日生效。對于發展中國家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有一個目前一日期起的四年過渡期，也就是說從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日起有五年的過渡，于2000年1月1日生效。對于最不發達國家，享有自1996年1月1日起的10年過渡期，于2006年1月1日生效。這樣，從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日起，實際上享有11年的過渡期。
中國無論是作為發展中國家還是作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都可以享有五年的過渡期。早在1997年，中國政府為了促進加入世貿談判的進展，就已經宣布放棄過渡期的優惠。現在，2000年1月1日已經過去，五年的過渡期已經毫無意義。這實際意味著，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伊始，就必須完全執行TRIPS協議。中國全面執行TRIPS協議，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知識產權的立法方面，－是在知識產權的實施方面。這既包括有關的法律規定要符合協議的基本原則和最低要求，也包括在實踐中有效地保護和實施知識產權，包括在有關的進出口貿易中有效地保護和實施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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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我國對我國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國內保護《TRIPS 協議》對發達國家所關注的知識產權給予了較高的保護， 但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國內保護《TRIPS 協議》對發達國家所關注的知識產權給予了較高的保護， 但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
【關鍵詞】 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 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
【本頁關鍵詞】教育論文 職稱論文 職稱期刊
【正文】
對我國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國內保護《TRIPS 協議》對發達國家所關注的知識產權給予了較高的保護， 但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如地理標志、傳統知識、技術秘密、遺傳資源等卻沒有給予應有的保護， 我國如果希望在國際競爭中保持本國具有知識產權優勢產品的競爭力， 不為他人輕易獲取、模仿， 只有依靠本國完善的國內立法。只有通過對我國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建立嚴格的國內保護制度， 才能使得我國的知識產權在相對滯后的狀態下獲得相對優勢， 保護國內市場， 支持相關產品的國外競爭;同時也可獲得他國的尊重， 使得外國對我國設置知識產權法律障礙時有所顧及。首先， 完善我國的地理標志保護制度。改變目前地理標志保護雙軌制下立法沖突、管理沖突的狀態， 應當以專門立法模式保護地理標志， 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理標志保護法》， 對地理標志實施全方位的保護。， 國外許多具有地理標志優勢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各自的地理標志保護專門立法。如果我國產品以自然品質特點與完善的立法保護相集合， 發揮品質優勢、環保優勢、與易于識別的標志優勢， 則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突破他國貿易壁壘， 參與競爭的能力將得到很大的提高。第二， 對傳統知識通過技術秘密法、商業秘密法嚴格保護。目前發展中國家擁有寶貴的遺傳資源和傳統知識被發達國家不斷竊取、盜用或以低廉價格利用著。而我國對傳統知識的保護方面的多處于立法空白狀態， 使得我國含有傳統知識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如同沒有保護的嬰兒， 隨時面臨被剝奪、盜竊、復制、侵犯， 使得多少年傳承下來的知識瞬間失去。因此， 希望使得我國外貿增長具有持續性， 傳統知識的保護刻不容緩。第三， 建立嚴格、完善、可操作的遺傳資源保護制度。我國的生物遺傳資源曾令人驕傲。我國擁有高等植物30000 余種， 居世界前列。但我國目前遺傳資源在管理、獲得、管理方面都存在著空白， 而一些發達國家扮演著“生物海盜”的角色。為保持我國在遺傳資源上的知識產權優勢， 應立即產生有關專門立法， 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政府批準， 不得向國外提供遺傳資源或進口遺傳資源， 并規定專門的管理機構、進出口程序與渠道。對國內私人應對外國知識產權司法或準司法程序的支持機制缺失及彌補如果希望依靠國內私人的力量來跨越外國以國家力量， 行政的量設置的知識產權法律障礙是不現實的。但目前我國企業面臨外國設置的知識產權法律障礙時， 都是憑借的私人的力量去面對， 結果是極少數能夠成功跨越， 大多數是黯然離開。實際上應對貿易摩擦是一項非常復雜而又十分緊迫的系統工程， 需要我們的政府、進出口企業和各種中介組織緊密配合， 共同努力。其中政府的引導、服務、協調、補貼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制定、實施其知識產權戰略時， 政府對與知識產權發展有關的產業公權介入，資金支持、服務咨詢的特點十分明顯。發達國家尚且如此， 我國政府、中介組織更是應當加大投入。我國應對外國反傾銷貿易訴訟中的“四體聯動”機制值得借鑒， 在“四體聯動”工作機制中，企業， 進出口商會、行業協會， 商務部，地方商務主管部門聯合行動， 應對外國的反傾銷訴訟。實踐證明“四體聯動”機制應對國際貿易摩擦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上述機制僅適用與反傾銷訴訟。對于國內私人應對外國知識產權司法或準司法程序的支持機制缺失的問題， 我國不能等到大量案件撲面而來時， 才考慮對策。應當盡早建立由較高機構負責并資助， 行業中介、服務咨詢機構廣泛參與的支持機制; 且該機制應制度化， 具有長期性與可靠性。綜上所述， 我國只有本著對內自我完善， 對外積極反擊的方針修繕我國的相關法律制度， 才能做到私人、社會、國家協力合作的機制， 才能有力地支持我國的相關產業突破國外法律障礙， 使我國與知識產權有關產品通行于國際市場， 取得知識產權利益分配的最大化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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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知識和技術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世界各國紛紛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本文通過分析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對世界貿易格局的影響，從而對發展中國家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知識產權已成為當代國際貿易中競爭優勢的主要祛碼和最有價值的搏弈工具，是世界各國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一、知識產權保護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及發展現狀
在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大潮的推動下，發達國家尤其是具有技術優勢的經濟強國，不僅在在其知識產權國內政策中制定了符合本國實際和服務國家利益的戰略目標，而且隨著國際貿易發展和利益的驅動，大力推動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化進程。相比之下，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推進過程中則處于被動，缺乏發達國家從低水平保護到高水平保護的必要過渡期，在國際貿易的現代化進程中處于不利的發展地位，發展中國家強行推進知識產權保護并沒有對本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起到預期的效果。
二、知識產權保護的增強對國際貿易格局的影響
從全球貿易角度出發，知識產權保護的不斷增強，使國際貿易利益分配兩極化趨勢更加明顯，加劇了南北貿易發展不平衡。在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以后，由于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方面的絕對壟斷優勢，以及發展中國家市場對發達國家的高度依賴性，貿易利益流向發達國家，從而加大兩極分化趨勢，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具有絕對的壟斷優勢，使之成為發達國家利益分配的有效工具。
跨國公司是知識產權申請的主要微觀主體，也是發達國家保持和強化壟斷性貿易經營的重要工具和參與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其跨國公司的壟斷實力大大增強，延長獲得超額利潤的周期，進一步加強其技術壟斷優勢和市場壟斷優勢，占據更大的市場規模，，始終占據國際市場有利競爭地位。結果必然是強者更強，弱者更弱，公平貿易和競爭無從談起。
(二)知識產權保護形成貿易壁壘，成為發達國家遏制發展中國家貿易發展的有力武器。
國際貿易中的標準壁壘己經成為遏制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入市場的有力武器，發達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使發展中國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遇到更多的貿易壁壘，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降低。知識產權與技術標準的結合運用，使得發達國家得以控制產業鏈、遏制競爭對手，從而進一步攫取產業利益，并削弱后發國家和后發企業的低成本優勢，兩極分化進而加劇。
(三)發達國際利益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導致國際貿易主體地位不平等。 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內法則問題成為另一個阻礙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制約因素。為保持和加強競爭優勢地位，發達國家極力主張把貿易與知識產權保護掛鉤，要求建立一整套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以減少因知識產權保護不充分而給國際貿易帶來的扭曲和障礙，增強其經濟和貿易的國際市場競爭力。
發達國家還積極通過國際公約和單邊或多邊貿易協定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現有的知識產權國際規則深深打上了發達國家利益的烙印，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從而陷入長期經濟貿易發展困境。
三、知識產權保護的意義及對我國的啟示
知識產權通常被稱為推動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進步動力，是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然而，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會為知識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帶來障礙，因此，在知識產權保護中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全面衡量知識產權保護的利益和成本。
各國要根據自己的經濟、科技發展階段選擇適宜的國內知識產權政策，根據經濟學基本分析工具，滿足知識產權保護成本收益的平衡，從而制定合理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能對貿易及經濟造成扭曲，更不能成為知識和技術擴散的阻礙。
(二)從各方引入國外技術，形成競爭機制，削弱國外技術的壟斷力度。
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越高，國外企業在該國的專利產品的市場壟斷能力越大，為了削弱技術持有方的壟斷勢力，我國在引入國外技術時可以引入多家相同類型的國外技術，加強他們之間的競爭，從而削弱國外企業因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對我國產品市場的壟斷力度，降低我國企業引進先進技術和產品的成本，提高模仿能力。
(三)大力支持民族產業的科技研發，提高我國知識和技術創新能力和市場轉化率。
我國政府要增強對出口企業的技術支持，加大自主研發力度，加大科技研發投入，有目的性的引導發展核心技術，提高科技的市場轉化率，減少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貿易的不利影響。此外，要加強我國跨國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關鍵詞：企業知識產權；研究數量；研究內容；現狀評述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5-0138—04
一、企業知識產權研究量化分析
（一）文獻選取
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專利全文數據庫、國家標準全文數據庫、中國行業標準全文數據庫、國外標準數據庫、國家科技成果數據庫、德國Springer期刊數據庫、英國Taylor&Francis期刊數據庫10家數據庫為文獻源，以首篇文獻出現時間1980年到2010年為起止時間，并設立“題名檢索”為檢索項。
鑒于研究成果的學術性，本文主要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下文主要以核心期刊為例）、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收錄文獻為依據。
（二）樣本分析
在題名檢索中，筆者分別以“知識產權”、“企業知識產權”、“中小企業知識產權”為檢索詞進行題名精確檢索，三類檢索詞首篇文獻出現時間統計顯示（見表1），我國對知識產權的研究始于1980年，12年后，我國學者開始對企業知識產權進行研究，20年后，學界開始關注中小企業知識產權的研究。
下面以知識產權、企業知識產權、中小企業知識產權首篇文章出現的年代為時間段，對表2～表5數據進行綜合分析。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到十四大召開前的1991年（見表2）。其間發表篇名為“知識產權”的論文總數為205篇，沒有以篇名為“企業知識產權”和“中小企業知識產權”為檢索詞的論文，各年份發文增長率亦正亦負，增幅緩慢，表明國內學者對知識產權的研究剛剛起步，對企業知識產權和中小企業知識產權的研究還沒有開始。
第二階段：從十四大召開的1992年到2000年（見表3）。相比上一時段，此間數量明顯增多，共發表篇名為“知識產權”的論文4730篇，為第一階段的23倍，各年度有不同程度的增長。論文的層次出現質的飛躍——2000年開始出現關于知識產權的博士（7篇）、碩士（39篇）論文。
在這一階段，學者們開始關注企業知識產權的研究，此間共63篇，僅占研究知識產權論文總數的1.33%，說明此間學者研究視角開始轉向對企業知識產權的研究，但研究成果與知識產權研究相比較，可謂鳳毛麟角，而且這個時期中小企業知識產權還沒有受到關注。
第三階段：從加入世貿組織的2001年到2010年（見表4）。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量持續上升，尤其在2005年以后，數量快速增長，達到幾近或者超過1992--2000年發表的論文總量。此間有的學者開始關注中小企業知識產權的研究。一方面，說明國內學者越加關注知識產權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的范圍越來越廣泛。在這一階段，研究企業知識產權的優秀碩士論文始于2003年（見表5）、博士論文始于2008年；研究中小企業知識產權的優秀碩士論文始于2007年，截至2010年底還沒有博士論文出現。
二、企業知識產權研究的主要觀點
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為主要文獻源，以“企業知識產權”為檢索詞進行題名精確檢索，共檢索到文獻964篇（期刊918篇，優秀碩士論文43篇，博士論文3篇），而分別以題名“企業知識產權管理”、“企業知識產權保護”_和“企業知識產權戰略”、“企業知識產權檔案”、“企業知識產權建設”、“企業知識產權經營”、“企業知識產權融資”、“企業知識產權質押”等為檢索詞進行題名、精確、在結果中檢索，檢索結果顯示，排名前三位的是以“企業知識產權保護”、“企業知識產權管理”、“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為題名的檢索，且分別為227，172和166篇。由此可知，自20世紀90年代國內學者開始研究企業知識產權以來，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管理和戰略問題是學者們討論的熱點。學者們對企業知識產權的研究既有宏觀上的，也涉及微觀領域。
（一）關于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研究
大多數學者從不同視角研究保護策略、對策和戰略，也有學者以區域、行業和企業內外為視角來研究知識產權保護。
研究保護策略、對策和戰略方面。例如，李正華從對外策略和內部策略展開研究，認為從企業對外關系的發展方面分析，對待知識產權問題應當制定出相應的策略，具體包括合同界定、依法確權、及時備案、停止使用、制止侵權等策略；從企業內部關系的理順方面分析，具體包括獲取信息、有效創新、嚴格保密、知識管理策略等。孫斌、吳松強運用博弈論的有關思想、方法，建立了知識產權所有企業與侵權企業之間的三階段完全且完美信息動態博弈模型，以及侵權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在對模型分析、討論的基礎上，推導出知識產權利益各方的博弈關系，提出了政府及知識產權所有企業采取針對性措施降低知識產權保護費用，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懲罰力度以及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營造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等行之有效的對策建議。王立誠等人在分析知識產權存在的問題（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法制觀念不強、管理機構薄弱、人才缺乏、技術秘密保護不力、知識產權流失較重、知識產權情報工作開展不力等）基礎上，提出我國各級地方政府和企業必須采取相應對策。
以區域行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為視角來研究知識產權保護。例如，王惠珍的《寧波進出口企業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問題探討》，王秀麗、郭燕的《服裝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狀況調查分析及解決對策》，楊寶明的《國內軟件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現狀調查分析》，林勇的《論農作物種子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張東風的《河北民營科技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段瑞春。的《國有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戰略應對》，楊拉克的《中小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策略研究》，丁永豪的《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研究》等等。
（二）關于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研究
學者們對知識產權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關知識產權最優制度的設計、專利情報檢索、專利技術圖等方面的微觀理論研究；有關知識產權制度的交易成本、社會福利、經濟學分析的研究；在國家層面上，知識產權管理戰略和技術創新的關系、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差異，跨國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戰略的研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尤其是跨國企業知識產權濫用行為的研究。
關于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內容，馮曉青教授。總結和概括了國外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包含的內容，他認為國外企業知識產權管理主要是圍繞有關專利技術開發、專利申請、對員工的發明獎勵、知識產權的歸屬、知識產權的運用、知識產權糾紛處理等內容，知識產權管理的具體內容已與日常的知識產權工作緊密相連。戴勵盛認為，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具體內容已與企業日常的知識產權工作緊密相連，有知識產權的地方就有知識產權管理，管理的涉及面也非常廣，所以很難將知識產權管理的內容具體化，但如果從具體管理措施角度理解就直觀得多，根據管理對象的不同，知識產權管理可分為專利管理、商標管理、商業秘密管理等，每一類又有具體的管理措施。
關于企業知識產權戰略與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關系，戴勵盛認為，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正是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更進一步，是知識產權管理在企業管理中更高形式的體現。正如何敏所說，“在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中知識產權戰略無疑具有全局性的意義，能使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更具主動性、技巧性”。馮曉青特別強調了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管理與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的關系——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管理是與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既密切相關又相互區別的概念。一般地說，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前者是落實后者的保障。企業戰略管理對企業的作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已成為企業管理學領域一門非常重要的學科。
涉及管理制度、管理體制的研究。高永琳認為，國外企業知識產權管理體制大致分為集中管理體制（如IBM公司）、分散管理體制（如東芝公司）、按行列管理的體制（如佳能公司）。這3種管理體制中，知識產權管理部門都是處于總公司管理層的核心位置，與技術部門、經營部門密切聯系，將授權后的知識產權工作全部匯集在此統一管理，成為總公司的智囊部門。金芳運用法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多種理論與方法，從知識產權與知識產權管理的基本概念出發，對美、日企業及我國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進行國際比較，提出當前我國企業面臨著知識產權戰略規劃和知識產權管理組織制度建設兩個重大課題，依照我國實際提出了推動我國企業知識產權管理進程，加強知識產權中介機構建設的構想，構建了知識產權管理信息平臺建設方案。羅瓊/A9）則結合法律與管理兩個學科的不同特點，從專利、商標、著作權管理戰略的重要性人手，來研究知識產權管理部門的外部、內部組織結構，以及知識產權管理涉及的各種制度的具體內容。金哲主要針對我國企業知識產權運作管理的問題研究了企業知識產權創新管理體系。
另外，還有學者以行業為視角進行研究。如牛淑鴻、石巍針對造船企業的特點，以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內、外部機制為視角，對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機制的優化進行了剖析，提出了使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工作步入良性循環的建設性對策。
（三）關于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的研究
隨著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斷提高，知識產權成為國際競爭戰略的核心內容。越是發達的國家越重視知識產權戰略。自1979年美國前總統卡特第一次將知識產權戰略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提出后，知識產權戰略就成為美國最重要的長期發展戰略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通過大規模引進和消化歐美先進技術，實施“技術立國”戰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后來，日本啟動了知識產權政策，促使其從“技術立國”到“知識產權立國”的戰略轉移。
國內部分學者對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研究進行了梳理分析，現有6篇關于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研究方面的綜述，分別為李培林的《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研究綜述》，黃微、王琳娜、孫騫的《我國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研究述評》，李鐵寧、羅建華的《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文獻綜述》，孫偉的《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研究評述》，鄒杰的《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綜述》和李倩、劉樺林的《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綜述》，可見，學者們意識到從整體上梳理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李培林從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概念研究、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相關研究和知識產權戰略體系劃分研究等不同層面對學者們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列舉了國內學者如萬迪、馮曉青、吳漢東、陳美章、范再峰等對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概念的不同表述，認為雖然學者們有不同表述，但其內涵基本一致。他對學者們關于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分析，認為目前我國學者對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研究的內容較為廣泛，既有宏觀研究，又有微觀研究。一部分是國外經驗的介紹和國內經驗的總結，主要涉及經濟、貿易戰略管理的基本問題，內容包括專利、商標、商業秘密戰略等，范圍涉及高科技、民營等各類企業。他從戰略制定主體的不同和系統、商業運作模式三個層面歸納分析學者們對不同戰略類型的表述，最后提出關于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研究的幾點不足，即關于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也沒有一個確定的研究領域和內容；在知識產權創造方面，對如何將個人所有的知識轉化為組織的知識而形成知識產權，研究得較少；對企業知識產權戰略與企業績效的實證研究成果不多。
黃微、王琳娜、孫騫在對文獻分析的基礎上，從學者們對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的宏觀、微觀及相關研究幾個層面進行梳理分析。贊同李培林的關于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的概念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沒有確定的研究領域和內容的觀點，另外指出目前研究還存在著在法律層面對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的研究較少，多數是從企業管理層面進行研究以及企業知識產權戰略與企業的實際應用成果研究較少等方面的問題。
李鐵寧、羅建華從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的類型和實施戰略、專利情報戰略、企業知識產權戰略中的知識產權管理模式、企業知識產權的價值評價方法、國外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等層面對學者們的觀點進行梳理分析，指出目前國內外企業的知識產權戰略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從競爭的角度將知識產權戰略分類研究、專利情報戰略、知識產權戰略管理模式、知識產權戰略價值化和投資戰略，采用定量評價方法評估知識產權戰略對企業能力的貢獻大小。而將知識產權戰略作為企業資源和能力形成的核心競爭力的機理缺乏深入研究。
孫偉從戰略管理的視角，系統回顧和評述了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研究中的以知識產權客體為體系，以知識產權運作過程為體系，以知識產權核心要素為體系三大類觀點。
鄒杰通過對國際、國內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的分析人手，闡述知識產權對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作用，對如何運用知識產權，如何建立適合企業發展的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提出了對策和建議。
李倩、劉樺林分析了國外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的經驗介紹、國內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研究現狀，提出我國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對策，如增強知識產權戰略意識，制定規范的知識產權制度，實行品牌戰略，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積極促進政府把知識產權從企業行為上升為國家戰略等。
三、企業知識產權研究現狀評述
綜觀理論界關于企業知識產權的絕大多數研究成果，可以歸結為兩類：一類是屬于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包括迄今為止已經出臺的《專利法》、《商標法》等），另一類則屬于企業知識產權發展戰略方面的（包括目標、程序、措施等）。對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研究的領域和內容多集中在企業管理層面，在法律層面的研究較少，尤其關于企業知識產權成果轉化方面的應用研究更少。
雖然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視角來進行研究，但沒有將企業知識產權的創造、保護、管理和運營看作一個整體來研究，還沒有提出一個企業知識產權建設的完整框架，使企業知識產權建設理論之間缺乏內在的統一和聯系。而諸多國外企業都十分重視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營、保護和管理，企業內設有專門的管理機構，政府高度重視，制定并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扶持政策。認真考察創新型國家的企業政策法規（如美國在1980年制定的《史蒂文森——懷特勒創新法》、1982年的《小企業創新發展法》；德國政府在1978年出臺的《中小企業科技政策的總體構想》；日本于1963年制定的《中小企業基本法》，以及韓國的《小企業科技創新特別法》），可以看出，在上述政策法規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關于“企業知識產權”方面的條款，這些經驗值得借鑒。
另外，從國內制度政策層面上看，現有的涉企法律及政策較少涉及知識產權建設，企業知識產權建設滯后的問題已經成為企業技術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瓶頸”、“企業技術創新和發展受制于知識產權”已帶有普遍性，迫切需要有關企業知識產權建設方面的理論指導以及政策扶持，從目前研究來看，尚沒有專門針對企業知識產權政策方面的研究，現行的企業政策（法律）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偏重于要素供給、市場凈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能力（知識產權建設能力及創新能力）提升方面的政策非常薄弱，即存在著政策結構功能的失衡性問題。
第二，存在政策過程（體制）的多元性（管理企業知識產權的部門有多個——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工商局，國家版權局等）問題。
論文關鍵詞：知識產權戰略WTO創新價格競爭非價格競爭
論文摘要：本文基于WTO規則的考察，認為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制定的關鍵在于構建一個有利實施的非價格競爭的市場基礎，既不僅需要對現有的科技體制和觀念進行創新，更需要對我國目前以低價競爭為主導的市場機制進行創新。
近現代科學技術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知識產權是將兩者有機聯系起來的紐帶，知識產權制度成為了現代市場經濟競爭的源泉。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與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并沒有直接的或密切的關系，表明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在將科學技術轉換為生產力方面還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或者說自主創新與知識產權之間還缺少市場的有機聯系。本文著重從世界貿易組織(以下簡稱WTO)規則的角度，討論價格機制對知識產權制度有效運行的影響，以便為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參考。
一、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制定與實施的WTO背景
知識產權作為一項運用法律和經濟手段促進科技進步的管理制度，具有專有性、時間性和地域性的特征。以往人們對這些特征都進行了大量的技術與法律層面上的解讀，對其所具有的經濟與管理學上的意義卻少有涉及，以至于對知識產權制度賴以存在的市場機制有所忽略或誤解。
1．知識產權的專有性，是指法律賦與權利人對知識產權成果擁有一定的獨占利益或壟斷利益。反映在市場競爭上，就是蘊藏著知識產權的產品可以以較高的價格銷售而獲取高額的壟斷合法利潤。在這里所謂較高的價格，一方面是該知識產權創新的成本體現，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其具有高于其它同類產品的價值。所謂高額的壟斷合法利潤，既可以是由知識產權所具有的降低成本的技術進步屬性創造的，也可以是因為這種技術進步提供了高于其它同類產品的價值所致。因此，知識產權及其產品的競爭并不僅僅是技術競爭而且還是市場競爭，更主要的是非價格競爭而不是低價競爭。在此條件下，知識產權制度與其說是保護權利人的權利，還不如說是保護權利人的市場利益。正是知識產權的專有性能夠給予權利人帶來足夠的市場利益，才能不斷地激發權利人持續創新，進而也推動其它非權利人致力于知識產權的創造、申請、實施和尋求法律的保護，從而奠定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堅實法律基礎，使之成為自主創新和市場經濟連接的紐帶。
2．知識產權的時間性強調其專有性是有時間約束的。因為專有性是賦與權利人以可能的壟斷利益，并且只有通過知識產權的實施和市場競爭才能實現。而時間性則是說專有性所賦與的利益是相對的，其目的在于促進知識產權盡快轉化為生產力和利潤。在規定的時間內，你要想獲得知識產權利潤的最大化，就需要盡快地組織實施和盡量推廣實施你的知識產權。正是有了這樣的時間約束，使得任何非持續的創新均不足以維持其長久的競爭優勢。只有不斷地進行創新，才能夠延續對相應知識產權的壟斷，才能為獲得持續不斷的高額壟斷合法利潤提供機會和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的價值就在于實施，而不僅僅是申請和獲得，對知識產權保護因其能夠實施才變得重要和必須。
3．知識產權的地域性，是指知識產權的取得和保護依國別不同而有所差異。但這恰恰是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之前，已有知識產權制度的最大缺陷。因為它直接導致了仿制品的“合法”泛濫，進而成為技術貿易自由化的最大障礙，使得自主創新的重要性因國別而遞減，以至于威脅到知識產權制度的有效性。仿制品通常都是采用低價競爭的形式來與知識產權產品爭奪市場，以削弱權利人或創新者為持續創新所需要的利潤與物質支持，進而破壞自主創新的市場激勵機制。依據傳統的認識，科學技術是無國界的，而知識產權制度卻表明，屬于知識產權的這部分科學技術是有國界的。事實上，知識產權的國際化也從來沒有按照科學技術是無國界的邏輯發展，而是致力于各國普遍地建立相對獨立的知識產權制度，并力圖使在一國獲得的知識產權能夠在所有國家都得到保護。然而，這種努力在wrO成立之前成效甚微，這也正是wrO涉足知識產權領域的根本原因。隨著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生效，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已經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宣告了所謂“模仿”創新時代的終結。
10作為一個以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為已任的國際經濟組織，按照一般的理解，其應該關注知識產權貿易自由化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是否會阻礙貿易自由化的問題。但它不僅沒有為推動知識產權的貿易自由化而努力，相反卻在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致力于在全球范圍內的反冒牌產品運動。這實際上表明了當今國際競爭已經進入了一個以知識產權競爭為核心的時代，標志著技術貿易將可能永遠是貿易自由化的一個例外，從而使知識產權具有了高于貿易自由化的本質屬性，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自主創新能力將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甚至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成敗。而這就是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制定與實施的WTO背景，它所強調的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可以進一步引伸為“知識產權才是第一生產力”，低價或冒牌正在或已經成為我國科學技術或知識產權轉變成為第一生產力的最大障礙。
二、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制定與實施的市場導向
必須明確，只有自主創新的成果能夠成為知識產權，能夠為其從市場上贏得利潤或競爭優勢，企業才會有進行自主創新和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動力然而，要想讓企業通過知識產權從市場上贏得利潤或競爭優勢，就必須創造和維護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環境。可以肯定的是，這決不是一個以低價競爭為主導或者冒牌產品泛濫的市場，對此WTO的有關規則已經給出了適當的指導。
首先考察WTO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禁止性補貼界定了政府在市場經濟下的不作為，揭示了wr0反對政府以出口補貼或進口替代補貼的方式支持企業低價競爭的鮮明立場。可申訴補貼給出了政府和企業謹慎使用補貼的準則，實際上就是要求企業在利用這種補貼以低價策略參與競爭時有所節制。不可申訴補貼指明了政府給予特定企業以補貼支持的方向，因為不論是對企業特定科研活動的支持還是對落后地區和改造現有環境設施的資助，這類補貼都無法直接導致相應產品價格的降低。顯然，不可申訴補貼之目的不再是限制低價競爭或擠占市場，而是指出了企業擺脫低價競爭的惡性循環而走上非價格競爭之路的基本途徑：可持續發展和科技創新。這樣，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就給出了從禁止特定的低價競爭到有條件地限制低價競爭再到鼓勵非價格競爭的基本輪廓。
事實上，這個基本輪廓還可以從10其它協議間的相互聯系中找到。反傾銷是限制企業運用價格競爭策略的規則，保障措施則是限制企業對市場份額過分搶占的規則。價格與市場份額的關系在于，任何產品如果不是通過低價競爭，是不可能在短期內打開進口國市場的。而產業結構的調整有賴于創新的支撐，但低價或低附加值產品對市場的搶占將會壓縮產品升級或創新產品成長的空間，反傾銷和保障措施正是為這種產業結構順利升級而設計的法律制度。《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打擊冒牌產品，因為冒牌產品對抗知識產權產品的基本手段恰是低價，其結果必然有助于維護相應知識產權產品的較高價格，以此激勵包括自主創新在內的知識產權創新。而10對貿易與環境、貿易與勞工標準的日益關注，一方面是因為環境與勞工標準可以為低價競爭設置底線，另一方面則暗含著WTO對非價格競爭的青睞。這樣，從(1994年反傾銷協議》與《保障措施協議》對低價競爭的限制，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再到對貿易與環境、勞工標準問題的關注，wrO已經從多邊規則體系的不同角度和更廣闊范圍上展現了低價競爭向非價格競爭轉變的基本導向。由于低價競爭所具有的攻擊性，使得企業形成了“商場如戰場”的營銷觀念，進而產生“讓利不讓市場”的競爭理念。從“讓利不讓市場一視商場如戰場一低價競爭”所形成的行為鏈中，三者相互影響強化成為了一個緊密的結合體，致使企業陷入惡性價格競爭的循環當中，從而扼殺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物質基礎和激勵機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10賦予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以捍衛自由貿易成果的使命所在。與之相對應，由于非價格競爭所具有的隱蔽性，更容易營造合作共贏的營銷環境；而輔以合作共贏的競爭觀念指導實施非價格競爭策略，企業則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預期目標最終在營銷管理中獲得合理利潤，進而為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奠定物質基礎并強化激勵機制的功能從“非價格競爭—合作共贏一實現合理利潤”所形成的行為鏈中，三者也相互影響強化成為一個緊密的結合體，推動企業走上良性循環的發展道路：制定和實施知識產權戰略。這也正是WTO期待貿易自由化走非價格競爭之路的原因所在，并通過不可申訴補貼和對知識產權、環境與勞工標準的關注來強化和引導這種趨勢。
三、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制定與實施中的政府和企業責任
在當今時代，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自主創新已經成為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國政府都在努力構建能夠調動經濟、科技、教育等系統以支持企業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科技新體制對此，WTO在《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中，將政府對企業從事特定科研活動的資助規定為不可申訴補貼，從而明確了政府與企業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從事特定科研活動所應承擔的責任。
1．對基礎研究資助是政府的責任。基礎研究通常是指與工業或者商業目的無關的一般科學和技術知識的擴張。盡管一般認為，基礎研究本身并不會形成具有市場應用價值的知識產權，但它卻是形成具有原始創新屬性的自主知識產權的基礎性研究活動。政府對此類研究的資助不受協議約束，不論其研究的主體是特定企業還是高等學校、研究機構。
2．對商業性前期研究的資助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分擔。商業性前期研究活動，通常是直接產生具有原始創新屬性的自主知識產權成果的活動，包括兩種情況：①工業研究；②競爭前開發活動。當政府對商業性前期研究的資助對象有特定企業時，要求資助金額不得超過工業研究合法費用的75％，或不得超過競爭前開發活動合法費用的5O％，或者不超過該兩項之和的62．5％，余下的部分則由企業承擔。當政府資助的對象僅為高等教育或研究機構而不包括特定企業時，此類資助不受協議約束。
3．企業是商業性后期研究的主體。商業性后期研究是指將商業性后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轉化為能夠直接實現某種商業目的的單件或批量產品生產的應用研究，或者說是在具有原始創新屬性知識產權的基礎上形成一個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知識產權群的活動。政府對特定企業的任何以滿足某種商業目的的項目資助，均將受到協議的約束。當這種研究資助涉及出口產品或進口替代產品時，即屬于禁止的補貼；當為其它的情形時，則屬于可申訴的補貼。
當政府資助的對象僅為高等教育或研究機構時，此類資助同樣不受協議約束。但當這些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將研究成果無償地應用于工業生產時，其效果毫無疑問是相當于政府的間接補貼，此時的該行為應受到協議的約束。WTO規則的本質是要逐步拆除政府設置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壁壘，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然而，《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在遵循這個思路的過程中，卻情有獨鐘地給與了政府對特定科研活動支持的例外。它明確指出，對特定科研活動的金融支持不屬于協議約束的范疇；作為知識產權技術基礎的基礎研究，因其無法預知市場應用前景并從中得到回報，則是應該完全由政府給予財政支持的領域。商業性前期研究是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主要活動，其目的就在于探索那些基礎研究是否具有市場應用的前景和可能，則政府對其所需要的研究費用仍應給大部分的支持，而不應讓企業獨自承擔全部研究風險。至于商業性后期研究，由于其市場前景已經明朗，研究風險已經讓位市場風險。所以，政府應從該研究領域退出，不得給企業以財政支持。也就是說，在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中，必須明確政府、企業在研究與發展經費支持的責任：只有在商業性后期研究領域，才是企業自主創新和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擂臺，企業自主投人為主，政府金融支持為輔；對基礎研究與商業性前期研究的財政支持，是政府在實施知識產權戰略中的主要責任，并引導企業積極參與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為主體的基礎研究與商業競爭前期研究活動。
四、基于WTO規則的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若干思考
1．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首先需要進行科技體制創新。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增強企業的自主創新主體地位，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在這個過程中，卻出現了政府對自主創新的財政支持力度的減弱，從而加大了企業自主創新的研究風險與成本責任。這也是1999年以來我國研究與開發經費投入率及國際排名持續下降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國知識產權戰略中的科技體制創新，就是要在現有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明確企業對商業性后期研究經費投入責任的基礎上。以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為指導，明確政府在知識產權戰略中不可替代作用：要遵循科學研究的客觀規律，切實改變科技管理中的急功近利傾向，這是知識產權創新所必須的環境要求；要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這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獲得自主知識產權的基礎；要加大對商業性前期研究的支持力度，這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產生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成果的關鍵所在；要制定政策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基礎研究和商業性前期研究，以便及早地為之尋找適宜的市場應用機會，從而啟動企業為商業性后期研究經費的投入和知識產權成果市場化的激勵機制。
談判場所轉移(forumshifting)是發達國家在國際知識產權談判中常用的一個策略，其具體做法是，在原有談判框架下遇到阻力時，通過將談判議題從一個談判框架轉移至另一個框架下的方法達到目的。
眾所周知，盡管1994年《TRIPS協定》(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下同)只為WTO締約方設定了最低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義務，但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此類“最低標準”義務仍屬明顯過高，發展中國家為此背上了沉重負擔。根據世界銀行貿易研究部前負責人的估計，發展中國家實施《TRIPS協定》義務的成本合計為每年60萬億美元，而這遠遠超過了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農業、紡織品談判中所獲得的好處。
實施《TRIPS協定》所帶來的嚴重問題使得發展中國家開始覺醒，并有意識地組成集團采取一致行動要求澄清該協定中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彈性條款甚或修改該協定。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也開始針對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困難要求WTO采取措施。迄今發展中國家在《TRIPS協定》問題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公共健康危機的解決。《TRIPS協定》雖然允許WTO締約方在對專利予以保護的同時適當兼顧公共健康目標，但語焉不詳，這就導致發展中國家依據《TRIPS協定》采取的藥品專利強制許可措施遭到發達國家的威脅和阻撓。在發展中國家的一致堅持和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下，不但2001年《(TRIPS協定)與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明確承認“《TRIPS協定》沒有也不應該妨礙各成員采取措施以保護公共健康”，而且2003年WTO總理事會各成員方政府一致通過的《關于實施(TRIPS協定)與公共健康的決定》也承認WTO締約方有權實施強制許可、有權決定實施強制許可的理由。此外，發展中國家還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護植物遺傳資源國際公約》據理力爭，要求在《TRIPS協定》中新增有關遺傳資源的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內容，以便保護發展中國家的遺傳資源不被“生物剽竊”。
在推進WTO知識產權多邊談判遇到強大阻力的情況下，發達國家起初采取了將談判場所轉移至WIPO(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下同)的策略，因為發展中國家在WIPO中也齊心協力地提起了“發展日程”，發達國家遂將談判場所再次轉移至雙邊談判框架之下：迄今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或其集團都開始紛紛通過與發展中國家簽訂雙邊投資或者貿易協定的方式，規定比《TRIPS協定》義務還高的知識產權保護義務，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實現了其在多邊談判框架下原本無法實現的談判目標。
二、國際知識產權談判場所轉移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雙邊談判框架并非進行國際知識產權談判的理想場所，原因在于：首先，在這一框架下，雙方的談判實力更加失衡。不言而喻，多邊談判框架下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組成集團、采取一致立場的方法顯著增強自己的談判實力，而雙邊談判框架下的發展中國家卻只能單獨面對強大的發達國家。同時，因為許多非政府組織都對WTO等多邊框架下的知識產權談判非常關注，在此類框架下談判的發展中國家因此還能得到國外非政府組織的道義支持、輿論聲援和技術支持，而雙邊談判框架下的發展中國家獲得外國非政府組織支持的機會大大減少，這就進一步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談判實力。其次，雙邊談判框架不承認發展中國家有權享受特殊與差別待遇。在WTO多邊談判框架下，由于發展中國家享有特殊與差別待遇，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有權要求并且能夠獲得相應優待，但雙邊談判框架卻奉行嚴格的互惠原則，發展中國家原則上無權享受特殊待遇。
由于上述原因，晚近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簽訂包含知識產權保護內容的自由貿易協定或雙邊投資協定的時候，已經成功迫使發展中國家放棄了《TRIPS協定》彈性條款所賦予的政策空間(policyspace)，開始接受高于《TRIPS協定》義務的知識產權保護義務。鑒于在所有發達國家中，美國對通過雙邊談判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更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義務一事最為積極，其所簽訂的相應條約中的規定也最為典型，本文以下將以美國晚近所簽訂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為例，分析國際知識產權談判場所轉移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本文認為，國際知識產權談判場所向雙邊談判框架下的轉移主要在如下三方面導致發展中國家被迫放棄《TRIPS協定》彈性條款賦予自己的政策空間：
(一)在一般的專利保護事項方面
1、延長專利保護期限。《TRIPS協定》第62條第2款雖然要求WTO締約方在專利審查過程中不得拖延，但并沒有規定相應的救濟措施，其第33條也只簡單地規定專利的保護期限應為自申請：之日起20年，因此，發展中國家本無義務因為審查推延的原因對專利權承擔更多的保護義務。然而，美國晚近與新加坡、智利、中美7國、摩洛哥、巴林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卻規定，如果一國專利主管部門在專利審查過程中拖延時間，那么，經專利權人申請，該部門應該延長專利保護期限以彌補所拖延的時間。同理，如果一國銷售審批部門在對專利產品的銷售申請進行審批過程中拖延時間，也應該通過延長專利保護期限的方法予以彌補。
2、對已知產品的新用途授予專利。《(TRIPS協定》第27條第1款只要求WTO締約方應該對產品發明和方法發明予以專利保護，并沒要求其對現有產品的新用途作為發明予以專利保護，因此，發展中國家本可對申請人所發現的已知產品的新用途不授予專利權。為了阻止發展中國家利用這一政策空間，美國與摩洛哥、巴林等國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明確規定，締約方有義務對使用已知產品的新方法給予專利保護。
3、禁止專利權國際用盡。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對專利權的權利用盡問題分歧嚴重，前者主張國內用盡，后者則主張國際用盡，《TRIPS協定》只好承認各國有權按照自己的理解處理這一問題——其第6條規定：“就本協定項下的爭端解決而言，在遵守第2條(知識產權公約)和第4條(最惠國待遇)規定的前提下，本協定的任何規定不得用于處理知識產權的權利用盡問題。”為了不給發展中國家主張專利權國際用盡的機會，美國與摩洛哥等國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明確規定，至少在專利權人不允許平行進口的情況下，一國應該奉行專利權的國內用盡的原則。
4、限制專利權的撤銷理由。《TRIPS協定》并未明列專利權的撤銷理由，其第32條僅指出：“對任何有關撤銷或宣布一專利無效的決定應可進行司法審查”，這就使發展中國家有權根據自己的需要確定本國專利法中的專利撤銷理由。為了褫奪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權利，美國與新加坡、智利、中美7國、摩洛哥、巴林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規定，一國所確定的專利權撤銷理由僅限于兩類：其專利法中的拒絕授予專利理由，欺詐、虛假陳述、不公正行為。
(二)在發展中國家獲得藥品的能力方面
1、要求后者承認“數據專屬權”(dataexclusivity)。現代各國的通例是，一種新藥開發以后，必須經該國藥品管理部門批準才能在市場上銷售，為此，醫藥公司需要通過臨床試驗的方式證明其藥品的質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將相關實驗數據提交給藥品管理部門。《TRIPS協定》第39條第3款雖然要求WTO締約方對于此類數據予以保護，以防被“不正當的商業使用”或者被“披露”，但并未要求同時賦予相關醫藥公司對該數據的獨占權(也即所謂的“數據專屬權”)，因此，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允許本國根據強制許可協議生產仿制藥品的醫藥廠商利用此類數據向藥品管理部門申請上市批準。為了阻止發展中國家利用《TRIPS協定》的這一政策空間，美國與新加坡、智利、摩洛哥、巴林等國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規定，新藥開發者對其向一國藥品管理部門提供的上述實驗數據具有獨占權。受該規定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小醫藥公司即便獲得藥品專利的強制實施許可也必須首先投入大量時間與金錢重新進行臨床實驗，并只有在實驗結果合格的情況下才有機會獲得藥品上市批準，故發展中國家及時獲得應對公共健康危機的仿制藥品的能力被大大削弱。
2、限制藥品專利的強制實施許可的適用理由。2003年WTO《關于實施(TRIPS協定)與公共健康的決定》曾經確認，WTO締約方有權自行決定其對藥品實施強制許可的理由。為了限制發展中國家實施強制許可的權利，美國在與約旦、新加坡等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都規定，一國只能基于如下三個理由對藥品專利進行強制實施：對經行政或者司法程序確認的壟斷行為提供救濟；為維護公共利益而進行非商業性使用；出現全國緊急狀態或者其他極端緊急情況。
(三)在對生命形態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
《TRIPS協定》第27條第3款規定，WTO締約方可以不對“除微生物外的植物和動物”以及“除非生物和微生物外的生產植物和動物的主要生物方法”提供專利保護，但必須對植物品種予以知識產權保護，其方式可以是專利，可以是某種“有效”的特殊制度，也可以是這兩者的組合。植物品種培育屬于生物技術的范疇，由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生物技術力量薄弱、未開發植物遺傳資源豐富，通過嚴格的專利制度保護植物品種不利于這些國家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植物遺傳資源保持以及生物多樣性維護，所以，WTO中的發展中國家締約國大都按照《TRIPS協定》的授權，選擇通過植物品種保護法這一特別法的形式對植物新品種予以保護，育種者由此享受的知識產權即為所謂的“育種者權”。《TRIPS協定》只要求WTO締約方所采取的保護植物品種的特殊制度是“有效”的，對此類特殊制度的具體設計、保護標準并未做任何要求。為盡量減少植物品種保護給本國造成的沖擊，發展中國家多在植物品種保護法中采納較低的保護標準，并將“農民權”規定為育種者權的例外。在植物品種保護制度方面，國際上存在一個高標準的植物品種保護公約——《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以下簡稱UPOV)，雖然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國際知識產權多邊談判框架下極力主張，《TRIPS協定》所言的“有效”特殊制度就是UPOV(尤其是其1991年文本)中的相應制度，但這一主張并未得到發展中國家的公認。為迫使發展中國家提高對植物品種的保護標準，在與新加坡、中美7國、智利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中，美國成功地將UPOV1991年文本所確定的植物品種保護標準納入相應協定中，并規定對方國家必須加人UPOV1991年文本。更為出格的是，美國與摩洛哥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甚至規定，摩洛哥不但必須加人UPOV1991年文本，而且還必須對植物予以專利保護，這就將發展中國家通過特殊制度保護植物品種的選擇權都剝奪了。
根據美國2002年《兩黨貿易促進授權法案》的相關規定，美國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方面的談判目標是，確保美國所簽訂貿易協定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與“美國法”中的相應標準類似，這意味著在與發展中國家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美國的本意就在于不顧發展中國家自身的實際情況，迫使后者承擔嚴重超過自己負荷的高標準知識產權保護義務。如上所述，在美國近幾年所簽訂的許多自由貿易協定中，其的確已經實現了這一目標。由于美國一直注意在自己所簽訂的各自由貿易協定之間保持一致，因此，上述美式自由貿易協定中的壓縮《TRIPS協定》預留給發展中國家的政策空間的現象并非僅是個案的、偶發的，如果此后其他發展中國家也為了能夠打開美國特定領域的市場、甚或僅僅為了與美國修好就盲目簽訂此類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則不但其自身將受到損害，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將因為國際知識產權標準普遍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原有整體立場無法維持而終被殃及。
三、發展中國家的對策
本文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采取如下四方面的對策：
(一)加強區域性的知識產權合作，增強談判實力。發達國家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將國際知識產權談判場所轉移至雙邊談判框架下，南北國家之間談判實力不均衡的局面更加明顯，這是造成晚近發展中國家在雙邊知識產權談判中過分讓步的最重要原因。因此，應盡快加強區域性的知識產權合作與協調，使得同一區域的發展中國家就敏感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尤其是《TRIPS協定》中的彈性條款問題能夠形成共識甚或共同的約束性規則，這樣，該區域的發展中國家在單獨與發達國家進行雙邊談判時，就可以具有更強的討價還價能力和必要的集體后盾，從而有可能堅守住《TRIPS協定》預留給其的政策空間，頂住來自發達國家的強大壓力。
(二)積極支持同情發展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盡快協助其建立區域性的非政府組織網絡。如上所述，目前同情發展中國家立場的非政府組織僅對WTO、WIPO等世界性的多邊知識產權談判關注、參與較多，處于雙邊知識產權談判中的發展中國家往往得不到非政府組織的道義支持、輿論聲援和技術支持。為了扭轉這一局面，發展中國家需要改變消極等待的態度，積極行動起來大力支持同情發展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尤其是，盡快協助其建立區域性網絡。這樣，不但發展中國家的區域性知識產權合作與協調進程將得到非政府組織的推動，而且，非政府組織還可以充分參與到同一區域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知識產權談判進程中，進一步增強發展中國家的談判實力。同時，為了給非政府組織有效參與創造必要條件，發展中國家也需要特別注意確保區域合作談判和雙邊知識產權談判的透明度。
(三)在做出是否與發達國家開展雙邊知識產權談判的決策之前進行全面的得失權衡，謹慎把關。此類全面的得失權衡至少應該涉及如下幾點：(1)了解發達國家的慣用策略，做到胸中有數。發達國家、尤其是其中的美國素來喜歡用“胡蘿卜加大棒”政策迫使發展中國家進入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內容的雙邊自由貿易談判。比如，通過降低關稅以及非關稅壁壘、給予發展中國家以特殊和優惠待遇、增加對后者的外國直接投資、與后者簽訂科學技術協定、給予后者技術援助、給予后者最惠國地位、不援用“超級301條款”進行單邊貿易制裁的方式，威逼和利誘發展中國家簽訂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內容的雙邊條約。(2)預先規劃出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晚近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知識產權談判都是合并在自由貿易談判之中的，簽訂了此類協定就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在貿易、知識產權、外資、競爭、環境、勞工等多方面承擔國際義務，因此，在決定是否進行此類談判之前，發展中國家需要對自己的全國性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做出規劃，在農、工、服務等各行業和知識產權、外資、環保、勞工等各專題都進行全面設計。(3)將可能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放到上述全國性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的框架內進行得失評估。此評估不僅需要計算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利益方面的得失，而且還需要計算投資、競爭、勞工、環保以及貨物、服務市場準入等方面的得失。由于發展中國家通常都因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而在知識產權利益方面承擔凈損失，而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提高對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作用有限、自由貿易協定中的互惠原則又使得發展中國家在貨物方面的市場準人中所獲得的利益被大幅抵消，再加上相關的環境、勞工成本，因此，并非許多發展中國家都能從與美國之類的發達國家簽訂此類自由貿易協定中受益。
論文關鍵詞：知識產權；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辦法
2007年11月6日，廣東省人民政府發出《印發廣東省知識產權戰略綱要(2007—2020年)的通知》(粵府[2007]88號)，正式頒布并實施《廣東省知識產權戰略綱要(2007—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是廣東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廣東的重要內容。
本課題于2008年7月獲廣東省知識產權局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立項。經過調查和研究。在廣泛征求河源市知識產權局、河源市科技局、河源市工商局、河源市版權局等單位的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形成了該課題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辦法學術建議稿——條文及說明》(以下簡稱《建議稿》)。專家組鑒定認為，建議稿以知識產權工作的創新及提升為主線，借鑒國內外知識產權管理工作的成功經驗，將知識產權法律納入企業組織管理戰略之中，以促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和區域知識產權協調發展；政府主管部門可以結合參考文本．擬定關于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的指導意見：各類企業也可結合參考文本，根據本企業具體情況，擬定本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具體制度：建議稿對于指導和扶持企業通過知識產權戰略的研究和運用．提高其自主創新能力，增強知識產權的創造、管理、運用和保護水平，有較強的指導作用。現就《建議稿》的幾個主要問題作出說明。
一、關于制定目的、調整范圍和適用范圍
知識產權被視為是企業的生命線．企業應成為知識產權保護的主體。越來越多的企業已意識到建立運行良好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對于保護自身無形資產的重要意義。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的制定與實施，將直接影響著科技產出和知識創新，從而影響企業乃至國家研發實力及核心競爭力。制定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辦法是為了規范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提高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水平；有效保護企業知識產權，防止無形資產的流失．激勵企業員工發明創造和智力創作的積極性。
對于企業來說．在經營過程中，其可能涉及到的知識產權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商業秘密以及法律賦予的其他知識產權。因此，《建議稿》根據現行知識產權法律規定．將上述知識產權納入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辦法的調整范圍。
關于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辦法的適用范圍。課題組認為，它不僅適用于本企業(包括企業總部、分公司及各地的分支機構)的各級各類員工．還應適用于來本企業實習、進修或合作研究的有關人員。因為上述人員均可能因為職務或工作原因接觸到本企業的知識產權，所以將其納入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辦法的適用范圍。
二、關于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機構和職責
為了貫徹實施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辦法，達到規范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提高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水平的目的，企業須成立知識產權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及相關部門負責人組成。領導小組作為企業知識產權工作的最高權力機構，其主要職責是：制定知識產權工作發展規劃；審查批準知識產權管理工作的有關制度和計劃；指導、檢查、監督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的工作執行情況：指導處理與本企業有關知識產權的爭議等。
知識產權工作領導小組是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非常設機構，有必要設立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作為領導小組的常設機構．執行領導小組的決策，處理日常知識產權事務。《建議稿》第五條對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的性質、地位、組成人員以及機構職責作出了規定。
三、關于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的構建
《建議稿》構建了企業知識產權評估、知識產權查新檢索、知識產權工作備案、知識產權成果歸屬認定、知識產權檔案管理、知識產權保密和承諾、知識產權合同、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宣傳等制度。
(一)知識產權評估制度
對企業資產進行評估，是確保資產增殖保值的需要，是資產優化組合、規范和發展產權交易市場的必然要求。知識產權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是企業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必要對其進行評估。
(二)知識產權查新檢索制度
建立知識產權查新檢索制度是現代企業高度重視的知識產權的戰略之一。通過知識產權查新檢索，不但可以獲取科技情報特別是核心技術情報，而且可以提供決策依據，降低創新風險，防止低水平重復，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三)知識產權工作備案制度
知識產權工作備案制度是對知識產權工作進行跟蹤、監督并予以保護的制度。通過備案，使企業的一切知識產權工作都納入企業的管理、監督和保護之中，做到凡事有人負責，凡事有案可查。
(四)知識產權成果歸屬認定制度
規定知識產權成果歸屬的目的在于明確智力成果的權屬，劃清產權界限，減少糾紛。《建議稿》第九條主要依據現行《專利法》的有關規定，將員工創作活動的智力成果分為個人知識產權創作活動和職務知識產權創作活動。對于個人非職務的知識產權創作活動產生的智力成果，權屬歸個人；對于職務知識產權創作活動的智力成果，歸屬本企業，企業給予創作者精神和物質獎勵，并保護其署名權。
(五)知識產權檔案管理制度
企業對知識產權檔案進行集中管理，是對知識產權進行有效行政管理的工具之一。知識產權檔案記載了創作研究的過程和最終成果，也是繼續開展創作活動的條件。知識產權檔案能起到維護企業、個人合法權益等作用。
(六)知識產權保密和承諾制度
建立知識產權保密、知識產權保護承諾制度可以減少因泄密而造成的損失。與企業的知識產權接觸的人員包括企業的內部人員和可能的企業外有關人員。因此．需要針對各種情形和各種人員采取相應的知識產權保密和承諾措施。
(七)知識產權合同制度
經濟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運用到合同。知識產品的產生、使用和處分過程比較復雜．尤其需要合同來進行規范。知識產權合同既可詳細地約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又能作為權利義務的證明。
(八)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原則性規定
企業之問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識產權的競爭，建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可以降低競爭風險。
(九)知識產權宣傳制度
為普及知識產權法律知識．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培育知識產權文化觀念，企業應設立知識產權宣傳、保護基金，用于知識產權培訓和宣傳工作。
四、關于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具體規定
(一)關于專利管理
(1)專利申請管理。企業的各類發明創造，應遵照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來確定專利申請權的歸屬。
(2)專利申請人的確定。委托研究項目和共同研究項目，專利申請人的確定按合同約定執行。第一申請人是本企業的，專利申請工作由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直接管理。
(3)專利申請審查程序。設置專利申請審查程序，可以確定其專利是職務發明還是非職務發明，避免日后糾紛，也有利于企業對員工的發明進行指導和管理。
(4)專利申請審查結果。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對企業員工的專利申請進行審查后會產生不同結果。對符合專利申請條件的發明創造，由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負責辦理專利申請手續；不適合申請專利的，應當向發明人說明理由。
(5)專利法律狀態調查。通過專利法律狀態調查，可以確定研究成果的可專利性：專利引進時的專利法律狀態調查，還可以確定引進的專利是否合法有效，增加談判籌碼。
(6)專利文獻檢索。專利文獻檢索是企業知識產權查新檢索制度的具體運用。通過專利文獻查新檢索，不僅可以獲取科技情報特別是核心技術情報，也提供了決策依據，降低創新風險，防止低水平重復。
(7)技術引進。技術引進是企業利用他人知識產權的重要途徑。通過技術引進，可以加強企業的競爭力，甚至推動經濟增長模式發生轉變。在技術引進中，為確保所引進技術的合法有效性。應在事前要求許可方提供專利項目清單，并進行相應的專利文獻檢索和法律狀態調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經濟損失。技術引進協議，要盡量避免限制自身發展、改進引進技術和有礙申請改進專利等不合理的限制性條款，以便于企業在消化吸收引進技術的基礎上積極開發新的專利技術。
(8)產品出口。出口產品時，應事先進行專利文獻檢索，以免侵犯他人知識產權。
(9)專利實施與許可貿易。專利實施可使專利價值最大化，或者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上通過技術改造而獲得新專利。許可貿易包括轉讓或受讓已申請專利的技術，許可或被許可專利技術及與專利(申請)相關的技術秘密(Know—how)。
(10)專利實施與許可貿易合同。專利實施與許可貿易合同是知識產權合同制度的具體體現，企業在進行專利實施與許可貿易時，應與當事人簽訂專利實施與許可貿易合同。
(11)專利轉讓合同。凡是準備申請專利的項目，應在取得專利申請號后再簽訂專利轉讓合同，不得在專利申請前簽訂技術轉讓合同。
(12)在職員工的保密義務。企業的知識產權無論是在研發階段還是在研發成功后，保密工作都異常重要，一旦泄密，就會使企業喪失競爭優勢。在職員工接觸到企業的知識產權，需要其承擔保密義務。
(13)非在職員工的保密義務。與企業的知識產權接觸的人不僅包括本企業的在職員工．也包括非在職員工，某些企業外的人員也需要承擔保密義務。
(14)知識產權保護義務。企業的任何機構和個人，知道或應當知道侵權行為發生或者可能發生侵權行為時．都應采取積極措施，配合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在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指導下處理侵權糾紛。
(二)關于商標管理
(1)商標管理工作的范圍。商標管理工作是涵蓋商標工作戰略規劃、具體計劃、商標工作管理制度、商標注冊和商標專用權終止的全過程管理。其范圍包括商標事務咨詢、商標注冊、商標續展、商標糾紛調處、商標監督、商標專用權引進與轉讓等。
(2)新產品商標管理。開發新產品需使用新商標的，應于新產品投放市場前申請商標注冊，以獲得商標專用權。新產品出口也應調查產品出口所屬國家(地區)的商標法律狀況。
(3)商標續展。注冊商標的有效期屆滿前，如果該注冊商標的商品仍有市場前景，則應及時辦理注冊商標續展手續。
(4)商標轉讓和受讓。轉讓企業注冊商標和受讓他人注冊商標，必須在企業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報請企業知識產權領導小組批準后，方可辦理有關合同事宜。
(5)注冊商標保護。企業員工應注意保護本企業注冊商標專用權，發現存在仿冒、假冒和淡化等侵權行為時，應及時向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報告，以便調查處理。
(三)關于著作權管理
(1)《建議稿》第三十四條是關于著作權管理中所涉及的相關術語的解釋。
(2)《建議稿》第三十五條是關于企業及其員工取得職務或非職務軟件著作權的法律依據的規定。
(3)職務軟件著作權可按照《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辦法》的規定進行自愿登記。
(4)《建議稿》第三十七條是關于職務軟件著作權轉讓的規定。
(5)《建議稿》第三十八條是關于軟件著作權保護的規定
(四)反不正當競爭管理
競爭對手有損害本企業利益和聲譽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企業有權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采取相應措施，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
五、關于獎勵和法律責任
(一)署名權和獲得榮譽、獎勵的權利
智力勞動成果的完成人員．有在相關成果文件上注明自己是該成果完成人并獲得相應榮譽、獎勵的權利。
(二)發明人的權利
被授予專利權后，發明人或設計人有權按照專利法等有關法律規定請求專利權持有企業發給獎金：專利技術實施后，發明人或設計人有權按照專利法及其它有關規定請求企業支付酬金或提成。
(三)知識產權泄密的法律責任
對于違反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辦法，造成知識產權流失的，依法追究其行政責任、民事責任或刑事責任。
(四)相關工作人員的法律責任
企業相關工作人員因工作疏忽等原因未及時申請專利、商標注冊、軟件著作權登記或未采取其它保護措施，給本企業權益造成損失的．企業追究直接責任人和主要負責人的責任；必要時，給予行政處分；觸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關鍵詞：知識產權；技術創新；貿易摩擦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3）-0019-05
一、引 言
技術進步對于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早已被增長理論和經驗研究所證明，所以掌握和控制盡可能多的技術知識已經成為新時期國際競爭的重要內容，也關系到一國經濟的長期和持續發展。但知識產品是一種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的非爭奪性和非排他性很容易滋生“搭便車”行為，因此為了有效地保護技術創新者的權益，同時也激勵其進行更多的創新活動，各國都制定了知識產權保護措施，如專利、版權和商標等等。但專利措施又會帶來壟斷和社會總福利的損失，所以實際上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都是不足的，也就是說知識產權保護不足以最好的激勵技術創新［1］。同時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基本處于技術創新國地位，而發展中國家處于模仿的位置，這樣發展中國家制定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就會更加的弱于發達國家，因為他們需要以此來分享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的成果和好處。而發達國家對于自己技術成果被免費模仿必定會產生不滿，他們會采取各種措施來阻止發展中國家從中獲益，并會進一步激勵本國的技術創新。其中貿易壁壘和摩擦就是他們的措施之一。
那么發達國家挑起的貿易摩擦是否能夠起到激勵技術創新的作用和效果，我們的假定是否能夠成立，激勵技術創新能否成為貿易摩擦的原因，這正是本文要解決的問題。下面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第三部分建立了模型并分析，第四部給出結論和政策啟示。
二、相關文獻
知識產權保護與貿易及創新的研究文獻大都集中在分析國際貿易中增強知識產權保護對于創新的效應。這些文獻一般把技術進步定義為產品差異化［2］或者是產品質量提高［3, 4］。其基本思路是研發（R&D）部門投入勞動進行技術創新，南北國家之間進行貿易，北方國家處于技術創新位置，南方國家進行模仿，這樣整個世界經濟會存在一個穩態均衡（Stead-State Equilibrium）。現有的幾個代表性文獻為Grossman和Helpman［2］，Helpman和Lai［3, 4］。Mondal和Gupta等［5］。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南北貿易摩擦、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創新之間的關系，其文獻則相對較少。Chin和Grossman［6］、Diwan和Rodrik［7］、Deardorff［8］等文獻中只稍有提及；Zigic發現了北方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能夠提高全社會的總體福利［9］；Qiu和Lai對該問題進行了一個較為系統的研究，他們分析了貿易政策和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技術創新和南北福利以及世界總福利的影響，結論表明，北方國家的關稅會增加世界總福利，而南方國家的關稅卻有著相反的作用［10］，所以盡快地實現南方國家貿易自由化至關重要。
三、模型及分析
我們的模型目的是要探尋貿易摩擦與發達國家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是否發達國家發起的貿易摩擦能夠推動其技術創新的發展。若果真如此，我們也就為南北貿易摩擦找到了一個動因。順著這樣的思路，遵循Zigic［9］以及Qiu和Lai［10］的方法，我們建立一個南北貿易模型，但與這兩者不同的是，我們的模型不再研究福利問題，而把研究視角集中在北方國家，分析貿易摩擦與北方國家技術創新的關系，且還會嘗試對Qiu和Lai的模型進行一定的完善和改進，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我們的模型把整個世界看作一個兩國經濟，發達國家（北方國家，用N表示）和發展中國家（南方國家，用S表示），且發達國家是技術創新國，而發展中國家只是模仿而沒有創新能力［11, 12］。技術創新以差異化新產品的發明來表示，每一個時期發明的差異化新產品用i表示，且i∈［0,+∞），設每一個新產品的存在周期為T，也就是從新產品被創新出來以后T個時期就將退出市場。再設定一個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參數，用專利保護時間長度表示，設北方國家的專利保護時間長度為TN，南方國家專利保護時間長度為TS，則根據南方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弱于北方國家的假設有T>TN>TS。該假設意味著，新產品被創造出來之后，在（0, TS）的時間段內，南北國家都對該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創新者可以壟斷南北國家的市場而獲取壟斷利潤；但在［TS, TN）時間段，發展中國家開始模仿該新產品并與創新者的產品競爭，同時發達國家的生產者也會到發展中國家進行模仿生產，分享利潤；在［TN,T］時間段，發達國家市場開始模仿新產品，同樣發展中國家的模仿產品也會進入發達國家爭奪市場。
我們假定南北國家對于本國的進口都設定了統一的壁壘，由于我們并不考慮福利問題，所以貿易壁壘是關稅措施還是非關稅措施對于模型結果沒有影響，但方便起見，我們設定一個等價關稅率，南方國家為tS，北方國家為tN。再假設所有時期的市場環境和參數保持不變，這樣每個時期就會有同樣數量的新產品被創新發明出來，令該均衡數量是Q，并假設這些新產品是由不同的企業發明出來的。那么從第一期開始，市場上新產品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到第T期，最先的產品淘汰以后，市場上新產品的數量就開始穩定不變了，也就是達到了穩定狀態（Steady-State）。在穩態中，可以算出北方國家總是有TNQ的新產品處于專利保護的壟斷狀態，(T-TN)Q的差異產品已經過了知識產權保護期；南方國家則有TSQ的新產品處于壟斷地位，而有(T-TS)Q的模仿產品在市場銷售。
如果某新產品的生命周期可以用（0,T］來表示的話，則可以用a表示該產品的當期壽命（age），有a∈(0,T］，設南北國家的消費者有相同的效用函數，遵照Helpman設為：
上式中的m表示壟斷情形下的情況，上面的均衡也就是壟斷下的價格、消費量和利潤。那么當時間步入TN之后，也就是在時間段（TN,T）內，北方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過期了，市場中開始出現模仿者，我們假設模仿也是有成本的，但生產的邊際成本和上面的假設一致為1。由于我們假設市場中每一個新產品都面臨同一的市場結構和需求狀況，所以每種產品市場在穩定均衡狀態下的競爭者數量也相同。設有A個北方模仿者和B個南方模仿者，這時技術創新企業仍然留在市場中。假設市場結構是古諾競爭關系［10］。考慮一個代表性的新產品i的市場，每一個南方國家模仿者的出口利潤為：
分析了市場均衡狀況后，我們來進一步解析貿易摩擦和技術創新的關系。先定義創新和模仿的成本，參照Qiu和Lai，假設每一個模仿者模仿每一種產品的成本都是固定相同的，設為e；而技術創新的成本隨著創新類別i的提高而不斷增加，可以理解就是創新活動的成本隨著已有新產品種類增加而增加，設為hi。Qiu和Lai的文獻認為，要保證技術創新者繼續保有創新的激勵和動機，只要保證其創新的總利潤大于0即可，我們認為這僅僅給出了技術創新者的一個參與約束，還應該加入激勵相容約束，因為技術創新者不是僅僅考慮創新的成本，而是要考慮創新活動的機會成本。也就是創新所得的利潤應該要大于其作為一個模仿者可以得到的利潤，否則其不會選擇創新而會選擇模仿。
來看技術創新者，其在新產品i的整個生命周期T內所獲得的利潤包括(0,TN］時間在北方國家的壟斷利潤，(TN,T］時間在北方國家的競爭利潤，(0,TS］時間在南方國家的壟斷利潤以及(TS,T］時間在南方國家的競爭利潤。那么其在新產品i的整個生命周期中的凈利潤為：
（27）式的結果說明，增強南北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可以刺激北方國家的技術創新，這是知識產權貿易摩擦發生的一方面原因。但南方國家的國內狀況決定了其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必然低于北方國家。我們還看到，降低南方國家的貿易壁壘同樣可以刺激技術創新，這給北方國家一個啟示，就是用貿易摩擦和爭端迫使南方降低壁壘，以激勵本國的技術創新，但北方國家要求南方國家降低貿易壁壘和開放市場必然會形成貿易摩擦，這就是我們要得出的貿易摩擦的另一個原因。同時，我們這里的結論顯示北方國家的貿易壁壘程度與技術創新是沒有關系的，這與Qiu和Lai的結論存在著差異，主要原因是我們的模型加入了技術創新者的激勵相容條件，而他們的文獻沒有。
四、結論及政策啟示
以上的分析實際上從兩個方面得出了貿易摩擦的原因。一個方面，貿易摩擦和壁壘措施能夠產生利潤轉移效應，把出口國企業的部分利潤轉移到進口國來，這是一個傳統的貿易摩擦產生原因思想；另一方面，我們的結論顯示發達國家挑起貿易摩擦可以迫使發展中國家降低貿易壁壘，從而有利于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從這個角度看，貿易摩擦實際上是起到了補充知識產權保護不足的作用，這正是本文所要揭示和證明的思想。該思想能夠給予我們很多的啟示，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其挑起的貿易摩擦如果能夠降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壁壘，促使其開放市場，則反而可以刺激技術創新；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其貿易壁壘的降低是有利于技術創新和整個世界福利提高的，所以降低貿易壁壘對其自身也有積極效應；對整個世界來說，應該更注重加快發展中國家貿易自由化的步伐，其意義遠大于發達國家的貿易自由化。據此，我們認為可以用發達國家補貼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的策略來達到激勵技術創新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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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性貿易壁壘指一國或一個區域組織以維護國家或區域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動植物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而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自愿性的技術性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出口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市場準入上的影響,即達不到設定的技術標準,就不能順利的出口;另一個是對產品競爭力的影響。企業技術、環保及為改善工人勞動條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產品成本,企業要獲取相關認證的費用也相應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從而喪失了產品價格優勢,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2知識產權貿易壁壘
貿易中關于知識產權的糾紛很多時候是包括在技術性貿易壁壘之中的,但是在這里我們單獨把它拿出來討論是因為與其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相比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會對中國的外貿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知識產權壁壘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下,對含有知識產權的商品,如專利產品,貼有合法商標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權的書籍、唱片、計算機軟件等實行進口限制;或者憑借擁有的知識產權優勢,實行“不公平貿易”。中國屢遭國外知識產權的調查,嚴重的影響了中國產品的出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國同發達國家技術差距的不斷縮小而造成的出口對其國內產業的威脅的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是我們同發達國家真實技術差距的存在。
產品附加值通俗的講就是指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從原材料到成品的過程中所凝結的技術、創新、人力勞動、品牌和附加服務等價值的增值。它與產品的價值增值鏈的長度,技術含量,創新程度,附加服務的質量和產品品牌價值等有很大的相關關系。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論告訴我們:在一個產品的業務鏈上,組裝的附加值最低,研發的附加值最高;中間值的生產雖有技術含量,也會慢慢遞減,而到了銷售和售后服務,附加值會隨之高漲起來,因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務體系。由此可見,在組裝的上游,是技術、信息與知識;在組裝的下游是包裝、銷售及服務。而在產品的中游組裝階段,是廉價勞動力在創造財富.中國的出口產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產品、棉紡織品和機電產品上,這些產品的技術含童低,加之中國的國際名牌少,尤其是機電產品甚至包括高新技術產品都是處于產品的中游組裝階段,這是中國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結果,但是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低,出現所謂的“豐產不豐收”現象。這主要是由我國技術能力低所導致的。
3貿易條件惡化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的出口商品價格對其進口商品價格的比率.當這個概念用于兩種以上商品時,它的定義則是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一種指數量值,也可以解釋為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購買進口商品的數量。貿易條件惡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題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正式提出了“貿易條件惡化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存在長期惡化的趨勢。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下形成的“中心—”體系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國家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技術進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貿易周期運動的不平等影響,發展中國家不利的產品需求條件和世界經濟中心的低進口數。
4貿易競爭優勢將受到更大挑戰
目前中國最大的比較競爭優勢就是處于各層次的廉價的勞動力,也就是說中國不僅有廉價的簡單勞動力,還有相對發達國家廉價的熟練勞動力、技術人員和高級技術人員。從本質上來講,中國現在正是在利用這一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但是,這一優勢能夠持續多久呢?也就是說廉價勞動力優勢是否能夠成為中國經貿發展的持續競爭優勢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雖然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廉價勞動力還能夠作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這是因為中國有著廣大的農村人口,可以不斷的向城市輸出廉價勞動力,但是城市的資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納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經出現了大城市綜合癥,而且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農村人口的輸出在一段時間之后會放緩直至停滯,在那個時候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將會不斷的上升,而隨著新的開放國家,比如印度加入國際分工,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競爭優勢將會逐漸削弱。
5結束語
總之,中國現今和以后還會遇到同樣的問題。因此,沒有技術創新就很難繼續縮小同前方國家的技術差距,而后方國家則會更快的縮小同我們的差距,表現在貿易上,就是競爭優勢的削弱和貿易競爭優勢受到更大的挑戰。我們只有技術創新,掌握有用自主專利權的技術,才能在對外貿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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