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3 16: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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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辦案補貼的性質
筆者認為，法律援助辦案補貼的性質應由法律援助的性質決定。法律援助最初由宗教團體或慈善機構等基于道義或者良心為窮人提供法律幫助，再到律師自發地根據職業道德要求加入其中，最后由國家責任取代了個人責任。因此，法律援助發展史其實就是國家責任回歸史。通過法律援助，為公民提供訴諸法律、尋求救濟并獲得公正審判機會，被視為國家職能重要內容之一。由國家為弱勢群體提供免費法律幫助，這是現代法律援助制度一項標志性特征。許多國家通過立法明確獲得法律援助是公民一項法定權利，這也被《世界人權宣言》等聯合國有關文件所認可。因此，法律援質就是政府責任，這是包括民主制度確立、經濟水平提高、社會思潮影響與法律制度完善等多方面因素所決定的。《法律援助條例》第3條明確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作為政府，承擔法律援助責任主要體現在設置法律援助機構、提供法律援助經費支持和監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上。具體到法律援助案件的辦理，在我國主要集中在兩類群體上：一類是公職人員，包括法律援助機構人員和具有公職身份的律師、公證員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等，其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是應法律援助機構的指派；另一類是非公職人員，主要是不具公職身份的社會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其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是應法律援助機構代表國家實施政府購買服務。法律服務是專業人員利用專門知識為當事人等提供的一種技能。作為非公職的法律服務人員，其提供法律服務是以預期獲得報酬為前提；而公民獲得法律服務，就如同獲得實物商品，也理應支付相應對價。這類法律服務應該遵循的是有償原則。而作為公職人員，承擔法律援助是職務行為，其提供法律服務就不應該遵循有償原則。因此，作為為法律援助承辦人員提供報酬的法律援助辦案補貼，其性質應根據提供人員的身份來決定，作為公職人員的辦案補貼，是法律援助人員的辦案費用支出補貼，只包括付出成本，不含智力服務費用；作為非公職人員的辦案補貼，是政府付給法律服務人員的服務薪酬，包括辦案費用支出和智力服務費用。認為法律援助辦案補貼不應包含智力服務費用的理由是：《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法律援助辦案補貼的標準參考法律援助機構辦理各類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但是該規定并不排除智力服務費用。因此，對于非公職法律服務人員來說，其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是基于與政府之間的法律服務合同，應遵循等價有償的市場原則。既然市場法律服務包含了智力服務費用，其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補貼也應包含智力服務費用。同時筆者認為，法律援助不應該是律師的義務。理由是：一是社會律師是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核心是等價有償。社會律師不屬于財政供養人員，他們是以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而獲取報酬，從而獲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因此，作為民事主體，其行為具有一個本質特征——對價性，即以自己的勞動或服務在市場中進行等價交換，以換取勞動報酬③。就此而言，國家要求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履行法律援助義務是不適合的，超出了其作為市場主體應承擔的義務范疇。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由律師承擔法律援助義務，是國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財力等稀缺的情況下采取的一種權宜之舉，充分考慮到律師可以利用法律專業知識和技能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服務，具有相對優勢④。目前，我國財力、物力和人力已今非昔比，已經具備了對法律援助義務重新合理分配的條件。二是責任義務不可轉移性。任何一個主體都不能任意轉移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社會律師承擔法律援助義務，并非完全出自其自愿，因此出現律師法律援助積極性不高和法律援助案件質量不高的現象。三是以職業特性或職業倫理作為律師承擔法律援助的義務比較牽強。雖然律師的社會公共責任是律師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不能放棄對社會公共責任的追求，但是不能以公共責任這一職業倫理而要求律師承擔過多社會責任，就像醫生沒有為窮人免費提供醫療的義務，教師沒有為貧困學生免費提供教育的義務。
二、法律援助辦案補貼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在司法實踐中，法律援助辦案補貼在制定標準、制定主體及發放方面均存在一些問題。
（一）辦案補貼標準整體偏低。從全國來看，2013年平均辦案補貼為479元／案⑤。筆者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認為法律援助是律師義務。有些地方法律援助管理人員認為，既然《法律援助條例》明確規定法律援助是律師義務，因此，律師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應該是無償的，法律援助機構無須支付任何費用。在司法實踐中，應當承擔法律援助責任的主體——國家，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個管理者、監督者的角色。結果導致一些承擔法律援助的律師或律師事務所敷衍了事。一些律師事務所委派執業年限較短、資歷較淺的律師從事刑事法律援助。他們在經驗、能力方面的欠缺決定了援助的質量不高。另一方面，即使律師愿意承擔法律援助義務，費用的嚴重不足也制約了律師的辦案質量。二是辦案補貼僅僅是辦案成本的補助。認為只須對案件承辦人員因為辦理案件所支付費用的補償，不包含承辦人員為之所付出的勞務和智力服務費用。即使是也僅僅考慮成本，按照最低標準計算。目前的律師管理體制，社會律師成為市場化競爭主體，不僅國家沒有為其支付任何工資和補貼，而且在執業中要向國家繳納稅收，同時，還要自行承擔各項費用。有些律師為了將自己“損失”最小化，只能盡量減少援助工作的步驟和時間，其結果只能是犧牲了援助案件的質量與效果。另外，還要承擔與其收益完全不對等的風險，導致一些律師不愿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營利合法化的具體規范起源于天職的“職業”義務觀⑥。社會律師從事刑事法律援助需要時間、精力、物質、專業等成本的大量付出，沒有基本對價的回報，僅僅靠道德和責任的支撐，法律援助事業很難獲得長足發展。三是法律援助經費不足。從全國來看，2013年法律援助經費才16億⑦，人均不足1.3元。因此，法律援助經費仍然存在較大缺口。
（二）辦案補貼制定不規范。一是制定主體不規范。按照《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法律援助辦案補貼由各省司法廳和財政廳聯合制定。但在實際操作中，有的是由地市或者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制定辦案補貼標準，甚至有的由法律援助機構自行制定補貼標準。而有些司法行政部門由于經費緊張，就盡可能壓低辦案補貼標準。二是制定程序不規范。《法律援助條例》要求結合當地經濟水平，參考法律援助機構辦理法律援助成本確定補貼標準。但很多地方在制定辦案補貼標準時，并沒有認真核算當地法律援助機構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僅僅是參考其他財力相當地區的補貼標準，或者在往年的基礎上適當提高。造成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準與辦案成本嚴重背離。三是調整不及時。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準從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就沒有調整過，因為地方財政核撥的法律援助經費也從來沒有調整過。
（三）辦案補貼支付不規范。一是發放不及時。辦案補貼不能及時足額發放已是公認的問題。根據司法部《法律援助辦案規程》的要求，承辦人員在結案時，法律援助機構應支付辦案補貼，但是實踐中，經常存在拖欠辦案補貼的現象。有的是因為經費緊張，等到財政經費到位后統一發放；也有的是法律援助管理人員圖方便，一定時間才統一發一次辦案補貼。二是法律援助機構人員不能領取補貼。工資改革以后，對發放津補貼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人事、審計部門認為法律援助辦案補貼也屬于津補貼，因此法律援助機構對公職承辦人員發放辦案補貼被認定為違規發放，輕則退款，重則黨紀、政紀處分。因此，公職人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所產生的費用只能用票據報銷，但有部分費用無法獲取票據，如通訊費、餐費等，造成他們倒貼成本辦理案件。以致法律援助機構人員不愿辦理法律援助案件，而是將案件指派給社會律師或者基層法律服務人員辦理。由于律師資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縣域律師較為匱乏，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只能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導致法律援助案件質量不盡如人意。三是辦案補貼政策簡單僵化。目前采取低標準包干補貼的現象非常普遍，且常常不能及時兌現，四是發放審核標準缺失。辦案補貼的發放是基于法律援助案件承辦人提供了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但由于目前沒有一個可操作性的法律援助服務標準，審核人員要認定一項法律服務是否符合標準難度較大。結果只能是承辦人員按規定提交了案件卷宗，法律援助機構就必須支付辦案補貼。這也是造成部分法律援助案件質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法律援助辦案補貼制度的對策
針對以上問題，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完善法律援助辦案補貼制度。
(一)確定法律援助國家責任。一是加快《法律援助法》立法進程。在《法律援助法》中明確法律援助的國家責任，采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按照等價有償、公平競爭的原則，通過公開招標，吸引鼓勵社會律師積極參與到法律援助活動。以法律援助機構辦理同類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為依據，結合當地經濟狀況，適當確定律師智力服務費用，科學合理制定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準。二是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制度。政府財政撥款是法律援助經費的主要來源，中央要明文各地建立起法律援助經費最低保障機制，即規定省、設區市、縣（市、區）三級法律援助機構經費保障標準，并形成自然增長制度，逐年提高法律援助保障水平。建立嚴格的監督機制，要求專款專用，并建立有效的監督和審計機制。同時，積極鼓勵社會捐贈，建立和完善社會捐贈法律援助經費補充渠道。將社團組織、行業協會的法律援助經費納入統一的法律援助經費體系，由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統一支配，將分散的法律援助經費統一起來。允許和鼓勵設區市設立法律援助專項基金，鼓勵企業為法律援助基金捐款，并對捐款企業給予稅收優惠，拓寬社會捐資來源。
（二）完善公職法律援助律師制度。在現有法律援助機構人員的基礎上，建立一支素質高、業務精、戰斗力強的公職法律援助律師隊伍。一是明確公職法律援助律師職責。應包括：承擔法律咨詢；法律援助事項的審核；收集、反饋法律援助工作中的情況，針對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承辦法律援助案件。二是提高公職法律援助律師待遇，提高公職法律援助律師隊伍素質，從而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質量，增強法律援助服務能力。對于訴訟中的權利與義務，公職法律援助律師應當與一般律師相同。鑒于公職法律援助律師是國家工職人員，其行使的權利與承擔的義務應當具有自己的獨特性。三是明確公職法律援助律師辦案補貼。應當明確公職法律援助律師能夠領取辦案補貼，但由于公職法律援助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屬于職務行為，因此，辦案補貼只能是辦案支出成本的補償。考慮到有些成本很難用票據報銷，可以沿用之前采用的辦案成本包干制，由管理機關按照當地辦理法律援助的平均成本，確定辦案補貼標準。
（三）完善法律援助辦案補貼制定程序。一是規范制定主體。《法律援助條例》明確規定，法律援助辦案補貼的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會同同級財政部門核定。也就是說地市和縣級財政部門、司法行政部門和法律援助機構是無權制定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準的。由省級司法行政部門和財政部門聯合制定標準，有助于提高標準的權威性和科學性，有利于標準的執行。二是建立科學的成本調查制度。《法律援助條例》明確規定，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準要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參考法律援助機構辦理各類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因此，在制定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準時，應該掌握不同地區的法律援助機構辦理各類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為了確保數據的科學性和真實性，應當建立法律援助辦案成本調查制度，由辦案補貼制定機關定期委托統計調查機構進行統計，在此基礎上，科學制定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準。同時制定不同區域標準。由于辦案補貼標準由省司法行政部門會同財政部門聯合制定，往往同一省域，經濟發展水平和辦案成本也是千差萬別，因此，應當科學劃分區域標準。三是定期調整。《法律援助條例》明確規定，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準可以根據需要調整。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辦案成本都是在不斷變化的，應定期對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準進行科學的調整，使其不斷適應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辦案成本，以保持辦案補貼標準的科學性。
（四）加強法律援助質量控制。法律援助案件質量是法律援助制度成敗的關鍵，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生命線。因此，建立完善的質量監控體系，加強法律援助案件質量監督應是當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加強監管。完善法律援助質量標準體系、加強日常監督和開展集中質量檢查。二要強化監督。設立法律援助監督員，邀請部分受援人、社會團體、社會律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記者作為志愿者，對法律援助開展情況進行監督，提出建設性意見建議，對法律援助案件的辦理過程進行監督。三要建立獎懲機制。建立投訴查處制度，法律援助機構對投訴進行認真查處，對查證屬實的，依照《法律援助條例》及相關規定進行懲處。建立案件質量獎懲體系，讓優秀案件承辦人員得到褒獎，對于不稱職的律師進行相應的懲處。四要建立民事賠償制度。從民法的角度來說，辯護律師的不稱職行為是一種失職行為。對于因這種失職行為造成的損害，被告有權主張民事損害賠償⑧。一方面是對受援人的損失進行彌補，另一方面也是對律師的一個懲戒，有助于督促辯護律師在參與法律援助活動中盡職盡責。
論文關鍵詞 社會弱勢群體 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觀念
在人類社會產生的各個階段中都存在社會弱勢群體。如何保護社會弱勢群體成為古今中外科學研究的重要命題之一。近幾年來，我國致力于構建和諧社會。而當今社會變革和社會結構轉型步伐在逐漸加劇，導致出現越來越多的社會弱勢群體，這嚴重影響到我國社會的穩定發展。因此，通過合理制定法律援助制度，加強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保護力度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探討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社會弱勢群體的界定
任何社會均存在弱勢群體。目前我國學術界尚未統一對社會弱勢群體的界定，只是根據研究的需要進行粗略界定。如有從經濟學角度來界定的，也有從社會學角度界定。總的來說，社會弱勢群體是處在社會邊緣底層受到不同條件制約的人。一般社會弱勢群體具有缺乏話語權、經濟貧瘠、政治影響力底下等特點。因此，為了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權益，就必須加快法律援助制度的制定進度，讓這些群體感受到來自祖國的關懷。制定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法規，體現了我國一視同仁的治國方針，有助于促進我國整體實力的進一步壯大。
有學者提出憑借自身力量難以維持基本生活的群體便是社會弱勢群體。還有學者在界定社會弱勢群體時將分配到的社會資源的多少作為主要依據，認為具有低層次生活質量、低經濟利益以及低承受力特點的社會群體便是弱勢群體。實際上，在界定社會弱勢群體時必須綜合考慮社會地位、競爭能力以及經濟收入等具有時代背景的因素，判斷是否需要國家的幫助支持。由國家給予幫助支持的群體便屬于社會弱勢群體。在界定時不可隨意將弱勢群體范圍進行擴大或縮小，避免在制定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時不能做到盡善盡美。
弱勢群體因其成因的不同，可劃分社會弱勢群體和生理性弱勢群體。后者是處于個體自身的生理因素，如老弱病殘等。而前者主要是受到社會改革的影響。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改革和轉型的重要時期。該時期主要有三類社會弱勢群體，分別是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村勞動者、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者以及失業人員。這些群體大部分缺乏必備的生存技能，生活缺乏基本經濟來源，且文化程度較低，面對競爭日益加劇的當今社會，如果不采取法律措施來援助，必將威脅到他們的生存。通過制定關于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來保證這些群體能夠享受國家和社會的援助，提高生活質量水平，為實現我國建設和諧社會目標奠定扎實的基礎。
二、實施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時存在的問題
（一）社會弱勢群體自身條件惡劣
目前，我國社會弱勢群體在數量上呈現增長的趨勢，而他們自身惡劣的條件將影響到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常實施。總的來說，社會弱勢群體具有生活貧困、低收入水平等特點。而以下幾種惡劣特征最為顯著：第一，低社會地位。社會在保障弱勢群體的救助能力極為有限，導致很多處于低社會地位的群體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如某些小企業不僅工作環境惡劣，而且在發放報酬時出現勞動時間、強度與報酬不一致現象，更有甚至拖欠扣發社會弱勢群體的勞動報酬等。第二，自身文化素質低下，缺乏必要的自我保護能力。我國許多弱勢群體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后，因缺乏建設相關的制度而無法通過正常渠道進行權利的維護。第三，身體素質孱弱，年齡偏大。大多數下崗離職的弱勢群體存在“兩高”現象，即年齡偏高和女工比例高，加大了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難度。
（二）弱勢群體法律觀念淡薄，法律援助制度宣傳力度不夠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重要工具。社會弱勢群體只有全面了解和掌握該制度后，才能為自己帶來更多的利益。而目前我國大多數弱勢群體缺乏相關法律觀念，導致法律援助制度不能真正的幫助到他們。此外，相關法律宣傳人員在宣傳法律援助制度上的力度不夠，也是影響制度不能正常實施的一大問題。社會弱勢群體法律觀念的淡薄導致當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知道利用正確手段向法律援助部門申請糾紛解決的措施。雖然有一些群體會通過訴訟來維護自身的權益，但司法能將一般問題個別化、價值問題技術化，因此，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紛爭，更無法平息由紛爭帶來的沖擊。由此可見，做好法律援助制度宣傳工作對制度的貫徹落實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不僅要加強各法律部門間的協調合作，還應加大宣傳力度，將制度真正帶入實際問題的解決層面，保障人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三）缺乏足夠的法律援助資金
社會弱勢群體相關法律援助條例規定，財政撥款和社會捐助等均可成為法律援助的經費來源。政府負責對社會弱勢群體制定法律援助制度，而人民政府負責為援助提供財政，積極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的順利進行。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尚且不高，財力資源有限，國家擔負不起龐大的法律援助資金，導致大多數縣級地區在實行法律援助制度時出現財政問題。此外，在社會捐贈方面，因缺乏系統規范的社會捐贈機制，導致用這種方法來獲取法律援助資金受阻。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法律援助資金的募集方式和渠道等因素，極大地限制了法律援助資金的來源，造成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不能得到順利實施。盡管大規模公益活動能夠募得部分資金，但對支撐起整個法律援助體系還是遠遠不夠的。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實施必須建立在經費物質基礎上。由此可見，在實施法律援助制度時，資金的匱乏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
三、完善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的措施
（一）做好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宣傳工作
法律援助制度通過充分發揮其強大的群眾性，保證弱勢群體在全面掌握法律援助觀念的基礎上，能夠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宣傳工作的順利開展，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一種讓人們了解維權手段的前提。法律援助制度作為保障人們權益的工具，只有在群體具備基本法律意識后，才能發揮其巨大的作用。因此，通過利用各種渠道對法律援助制度進行廣泛宣傳，不斷加大宣傳力度，有助于促進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的順利實施。將法律援助制度貫徹落實到實際生活中后，從實際成效中才能發現制度中的不足之處，并不斷完善。例如，可通過開展相關義務法律咨詢活動，以傳單散發、電話咨詢以及現場咨詢等方式來做好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工作。此外，還可利用現代計算機網絡技術，借助媒體手段宣傳法律援助制度。在用媒體展現制度內容時，可結合案例分析來吸引群眾的注意。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提高了自身的維權意識。社會弱勢群體可通過宣傳來了解如何使用法律援助手段獲得法律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宣傳工作的順利進行，有助于建設和諧法治社會，促進我國法律援助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二）構建法律援助資金保障體系，擴大資金來源渠道
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的順利實施必須保證有足夠的資金來源。我國在提供援助資金方面是以政府財政補助為主，并充分利用其它集資渠道籌集法律援助所必需的經費。通過構建相關法律援助資金保障體系，確保法律援助資金的籌集工作能夠順利開展。法律援助資金可從幾個方面進行保障：首先，政府必須明確自身的責任。作為法律援助資金的主要承擔者，在構建法律援助資金保障體系時，必須將援助經費納入政府財政預算中，結合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合理調整法律援助經費的數量。不僅要促進法律援助事業的發展，也應促進社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其次，還可通過協調各相關部門，減免司法法院訴訟費和執行費等。將法律你援助資金與公益訴訟基本統籌結合，實現提高大規模效益的目的。再次，通過擴寬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援助資金集資渠道，促進法律援助制度的順利實施。法律援助基金會的建立，能夠有效鼓勵廣大人們群眾參與社會捐贈活動。社會力量的加入使得法律援助業能夠得到進一步發展。
此外，在實施法律援助制度時，應合理使用所集資金，并嚴格規范援助標準。由各地按情況自行規定援助標準。如依據最低工資和最低生活保障線來確定資金支出的比例，并將所評到的群眾劃分到經濟困難群體。實際上，在確定“經濟困難”標準時必須考慮到申請人因家庭狀況的原因而無法購買法律服務的因素。且當地相關工作人員還應清晰的判斷當事人是否是無理取鬧而造成法律援助資源的肆意浪費。在制定嚴格的法律援助標準后，能夠很好地解決這一系列疑惑。最后，通過制定法律援助資金轉移制度來減少法律援助資金的負擔，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訴訟權益。法律援助經費一律由各級司法行政部門進行統一管理和監督。按照法律援助資金轉移制度，法院有權命令對方當事人預先支付原告的法律援助費用，并在嚴格的審查制度的考核下判斷當事人的實際援助情況，避免濫訴累訴的發生。
[關鍵詞]新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制度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5-083-02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依照法律規定為貧窮的、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或其他符合法定條件的案件當事人，免費提供辯護或的制度。在現代法治社會，法律援助的核心是刑事法律援助。由于刑事訴訟可能會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權利，因而在法律援助中最重要的便是刑事法律援助，與民事訴訟、行政不同，因為刑事訴訟實質上是代表統治關系的國家對“孤立個人反對統治關系的斗爭”而與其進行的表現為訴訟活動的“斗爭”，且追訴行為所具有的強烈的懲罰性特征，出于維護司法公正、保障人權以及維持社會穩定和諧的需要，有必要重視刑事法律援助，以保障貧弱殘者不因經濟能力、生理缺陷被杜絕于救濟之門。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現實困境
（一）司法機關不重視、甚至抵觸法律援助
司法機關不重視、甚至抵觸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是眾多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從職權配置上看，法律援助機構并沒有約束公檢法機關必須配合工作的強制力，實踐中很多司法機關出于部門利益和方便辦案的考慮，認為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名律師與自己作對無異于自討苦吃，不利于訴訟的“順利進行”，所以只要沒有明顯的不利后果，偵控機關往往并不將需要援助的案件及時移交到法律援助機構。就算司法機關迫于某些壓力將案件移交法律援助，也不能夠給予充分的配合。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指定辯護的情況下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義務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提供辯護，但是如果司法機關將律師視為“異己”力量，不將其視作促進中國法制進步的積極力量，試問能有多大的動力履行這些義務呢？雖然司法部與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為此下發過聯合通知，就幫助犯罪嫌疑人盡快獲得法律援助作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有關司法機關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沒有行動，絕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審判階段，承擔法律援助的律師才匆匆介入案件。這樣的情況在新法實施后是否能夠避免，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二）實際覆蓋面較小，適用率較低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較以往有所擴大，但從實際操作來看，絕大多數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僅限于法院指定辯護的五種人，非法院指定辯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當稀少，刑事法律援助總體上的適用率是極其低的。據統計，2003年時，全國法律援助總量大約14萬件，到了2011年已經增長到了80余萬件，但刑事法律援助的數量自2006年來幾乎始終保持在11萬件左右。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無論在案件數量還是受援助人數上與其他類法律援助案件相比遠遠不及。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不高，主要還是思想觀念的問題，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60%以上來自法院的指定，且大部分為未成年人案件。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符合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對象缺少相關知識，對法律援助缺乏信任，不懂得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其次，是由于公檢法機關對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有抵觸；再次，是由于法律援助機構及律師對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積極性不夠；最后，當地的經濟水平也和刑事法律援助的實施情況有直接聯系。
（三）缺乏激勵和監督機制，刑事法律援助質量低下
《法律援助條例》第6條明確規定：“律師應當依照律師法和本條例的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依法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接受律師協會和司法行政部門的監督。”值得欣慰的是，大部分的律師還是很有責任心，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然而，由于律師的業務比較繁多，而法律援助往往是免費的或者只支付辦案成本，個別貧困地區甚至還打給律師欠條，加之在刑事辯護過程中，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都得不到保障，遇到司法機關的百般阻攔，久而久之，一些律師對刑事法律援助逐漸失去了熱情，如趙作海案中，由于其他律師不愿承接此案，承擔法律援助的辯護人胡泓強只是一位律師事務所的實習生。
即使《法律援助條例》規定了一些激勵和監督機制，但過于空洞，缺乏可操作性，現實中基本得不到實施，實踐中一些律師消極怠工，如不積極調查取證，不到法院閱卷，不會見被告人，不按時出庭，在庭審過程中不盡職盡責地提出從輕、減輕處罰的情節，有的律師在庭審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說幾句要求從輕、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被告人合法權益難以得到真正的維護。此外，有關機關對律師援助的過程和質量也往往不予過問，這就造成了在司法實踐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辦案質量普遍低于有償服務案件的局面。
（四）缺乏程序性制裁
新《刑事訴訟法》及相關法律法規規定了司法機關在刑事法律援助的種種義務，如告知可以申請法律援助的義務，對于符合條件的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提供辯護的義務，等等。但是，新法缺少對司法機關違反程序性事項的后果和救濟途徑，無救濟則無權利，若缺乏救濟途徑，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注定無法行使相關訴訟權利，合法權益必然受到損害；缺乏程序性后果，某些司法工作人員便無所顧忌地不履行法定義務。缺乏救濟途徑和程序性制裁措施的后果，便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無法真正得到有效實施。
二、如何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落到實處
（一）加強法律援助機構與司法機關的溝通，保障律師權利
法律援助機構和援助律師能得到公檢法三家的支持和配合，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前提基礎。法律援助涉及偵查、審查公訴、審判三個階段，如果在此過程中，得不到公檢法三家司法機關的支持與配合，法律援助律師將很難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因此，完善法律援助機構與司法機關的銜接機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在新《刑事訴訟法》已作出突破性的規定之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邁進一大步，下面要解決的，是如何在新法實施后貫徹落實相關規定；其次，各地在執行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規定時，需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詳盡、方便受援對象且切實可行的實施細則，并將之作為執法檢查的重要內容加以落實；再次，要在相關制度中規定相應的制裁措施，在有關的司法解釋中對有關部門處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請法律援助工作的時效做出嚴格的規定，特別是對司法機關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申請法律援助權利和不通知法律援助機構的情況，有必要規定相應的程序性后果，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實施。
（二）加大財政投入，拓寬資金渠道
新《刑事訴訟法》擴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圍，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多，由于援助階段涵蓋偵查、、審判三個階段，這對律師的業務水平、數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階段我國律師數量仍不能滿足現實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加大政府對刑事法律援助的財政投入，同時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活動提供捐助，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通過提高辦案經費來吸引律師愿意承擔法律援助案件，以保障新《刑事訴訟法》頒布后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夠順利實施，真正能為需要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益的幫助。
（三）加強對援助案件的監督
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其直接目的就是幫助其有效地行使辯護權。然而，當援助機構指定的辯護人無力或不愿提供積極有效的辯護時，對被追訴人的此項法律援助就變得毫無意義。實踐中，很多承辦法律援助的律師責任心較差，準備案件草率簡單，有的律師甚至不會見、不閱卷，不取證，僅僅在開庭時例行公事般講幾句無關痛瘁的辯護意見，根本不對案件本身的事實和定性做深入分析，最終使受援對象的訴訟權利流于形式，不能得到真正實現。因而，建立健全對援助案件的監督機制，確保辦案質量，是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重點工作。
雖然《法律援助條例》第6條和第24條第1款對律師提供法律援助有明確規定，但由于該條文規定過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針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應有的可操作性。可借鑒國外一些國家做法，如瑞士，援助律師在結案時，交給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詳細的結案報告匯報具體的情況，包括與當事人會談的次數時間，調查取證的次數與證據的數量，閱卷的次數，出庭的次數。法律援助中心在審核確認無誤后，才予以結案，并給予相應的援助補償。從質的方面可從兩個角度進行監督：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師始終與當事人處于一種互動的狀態，當事人對援助律師是否盡職盡責履行其援助義務具有最直觀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機構可向當事人征詢有關援助最基本的情況，再要求援助律師作一個總結，之后進行綜合的審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質量最集中反映于辦案過程中，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作為辦案機關，并具有專業的知識，在結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標準對援助律師作一個評價將客觀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實面貌。通過以上過程，將會把法律援助納入有效的管理監督體系之中，從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質量，最終實現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一)法律援助的涵義
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和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組織、指揮和統一協調下，有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者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以保障實現其合法權益，完善國家司法公正機制，健全人權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一項法律服務制度。
(二)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由國家和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實施
一般性的組織沒有經過國家和政府的授權即使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也不得從事法律援助工作;這一機制的設立表現了國家和政府對人民利益的維護。
2．接受法律援助的對象是特定的
根據《法律援助條例》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律援助的對象是經濟困難而又需要法律幫助的人民群眾或者刑事案件的當事人。
3．提供法律援助人的特殊性
能夠提供法律服務的人必須是律師、公證員或基層法律工作者等熟悉法律，有一定的法律素養和法律知識的人，他們必須是為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從他們的利益出發，遵守自己應該遵守的規則，不能損害當事人的利益。
4．法律援助是一項社會保障機制
它是獨立于司法行政部門的一項機制，是國家和政府為了維護當事人的權益，為特殊的人群提供的一項保障機制。
(三)法律援助的類型
1．公法律援助
公法律援助，是指國家為當事人指派的律師援助，公法律援助應當有法律的明確規定。根據《法律援助條例》和《刑事訴訟法》相關的規定，當事人在請求國家賠償;請求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請求支付勞動報酬;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人的;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人的;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也就是說，在特定情況下法律援助機構必須無償的派相關的法律服務者為當事人提供援助，維護他們的利益。有關公法律援助的規定也是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和為人民利益出發設立的，體現了黨、司法、行政等部門對農民利益的重視。
2．私法律援助
私法律援助，是指社會律師無償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情形。在遇到一些比較重大或特殊的，有影響的案件，一些律師主動無償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情況。沒有國家和政府的干預和強制性的規定，律師可能是為了當事人的利益考慮，也可能想通過一些特殊的案子或者群眾特別關注的案子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二、法律援助介入群體性上訪事件的意義和作用
(一)有利于維護法治秩序，構建和諧社會
農村中，當事人的法制意識比較淡薄，缺乏相關的法律知識，在他們看來，人越多、聲勢越大、行為越極端，他們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得到維護，所以在他們的利益遭到侵害時，他們都會采取靜坐、游行、圍攻黨政機關等一些非正常的手段，給政府、人大、法院等上訪接待部門施加壓力，這樣嚴重的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穩定。法律援助作為國家和政府設立的一項保障機制，是政府解決利益沖突的渠道之一，法律服務者可以通過引導、教化等各種形式使群體性上訪規范化、法律化，使他們認清問題的根源，增加他們的法律意識，采取合法的方法維護他們的利益，也是得全體人民的利益趨于一致，協調好各種利益的沖突，從而維護社會的穩定。
(二)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
當前，我們國家最需要的就是社會穩定，社會的穩定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和根本需要，維護社會穩定最優的方案就是控制社會，使社會生產和生活組織有序的進行，有序社會是社會矛盾較少和社會矛盾較容易解決的社會。社會矛盾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均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另一類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前者可以通過仲裁、司法、調節等途徑加以解決，經過法定的途徑和程序之后，一般都會很好地解決。相對于群體性上訪事件而言，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他們的利益遭到侵犯時，他們往往不知所措，不懂得通過法律途徑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他們只能通過自己認為最好的手段—上訪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法律援助的介入，使廣大人民群眾有了導航，通過法律援助者的指引，他們懂的通過合法途徑維護自己的利益，從而避免了各種沖突和犯罪現象的發生，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三)有利于鞏固政權
農民群體性上訪事件的多發性，從側面反應出我國基層政府對村社干部管理不嚴，工作方式簡單;基層組織失信于民，引發農民對抗情緒;我國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不完善等相關的問題，群眾通過上訪，能夠使基層政府和組織認識到自己本身存在的問題，讓他們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或者通過上級對下級的監督等途徑使政府、法院等機構的工作規范化、法制化、制度化。法律援助的介入，能夠更好地促使各項制度的規范化，法律工作者引導上訪事件有序的進行節約了社會資源，減少了暴力性事件的發生，維護了社會穩定，使群眾的利益得到了維護，廣大的人民群眾才能夠相信我們的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有能力領導他們，才能夠堅定不移和領導者站在同一條戰線上，有利于政權的鞏固。
三、法律援助介入群體性上訪事件的途徑探索
今年以來，云和縣司法局緊緊圍繞“三項重點工作”，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堅持在實踐中提高，在發展中創新，為建設平安和諧的“小縣大城”作出了積極貢獻。
一、促進社會和諧，人民調解工作在創新中發展。人民調解工作始終貫徹“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教育引導群眾通過調解解決矛盾糾紛。僅上半年，全縣各調委會共受理、調解各類民間糾紛367起，其中調解成功360起，調解成功率98.1%，排大矛盾糾紛26件。加強人民調解組織建設，不斷完善醫患調委會建設，成立縣級綜合性調委會——云和縣陽光人民調解委員會，不斷推進人民調解陽光進程。在縣城解放街拆遷改造過程中，主動介入提供法律服務，成立解放街一期拆遷改造專項工作法律服務小組，切實維護拆遷群眾的合法權益。
二、服務保障民生，法律援助工作在創新中壯大。主動發揮法律援助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積極為困難群眾提供法律援助，有效減少社會矛盾糾紛和不穩定因素。上半年，受理援助案件206件，結案180件，共接待法律咨詢400余人次。針對農民工法律知識匱乏、權益易受侵犯等特點，開辟了農民工法律援助綠色通道，在農民工相對集中的地區設立法律援助聯系點，今年辦理農民工討薪案件共計202件，涉案金額190余萬元。
三、維護公平正義，法律服務職能在創新中健全。整合律師、公證員及基層法律工作者資源，引導法律工作者擔任企業法律顧問和鄉村法律顧問，積極為企業“法律體檢”；組織開展鄉村法律顧問下鄉進村活動，為村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務。承辦各類公證案件，維護公平正義，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糾紛，上半年辦理各類公證案件282件，現場監督公證41件。同時，鼓勵律師參政議政，利用專業優勢，參與及隨同領導下訪工作。
四、突出公益特征，法制宣傳教育在創新中拓展。加強與有關部門、鄉鎮的配合，開展“浙江法治宣傳月”活動、“平安綜治宣傳月”活動、3.15消費者權益日宣傳咨詢活動等主題活動，促進專業法的宣傳。針對農民工人數日益增多的特點，將農民工作為普法重點對象，有針對性的開展普法教育。上半年，發放法制宣傳資料30000余份，開展法律咨詢活動24次。組織開展“人民調解、普法先行”活動，完成解放東路法制一條街建設，在全社會掀起了濃厚的學法用法氛圍。
關鍵詞：高職院校 法學教育 職業能力 培養模式學術
21世紀最熱門、最受青睞的職業中包括律師、法官、法律職業者。這些都為我國的高職法學教育提供了契機，因而許多高職院校設立了法學相關專業。但目前我國高職法學教育尚存在著教育理念滯后、教學方法陳舊、課程體系混亂、實習流于形式、教材脫離實際等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高職院校的法學畢業生將無力參與社會的競爭。那么，高職法學教育該如何打開局面，開拓一條生存之路呢？這無疑給我們高職院校的法學教育提出了一個嶄新而緊迫的課題。學術
高職教育的目標就是培養實踐能力強、能夠迅速投身崗位的畢業生，實踐是實現其教育目標最直接的途徑。長沙民政職院法律事務專業近年來通過完善課程體系、加強實踐環節，對高職法律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我國高職法律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
1、教育理念滯后，阻礙了高職法律教育的發展
高職法律教育是以就業為導向的教育，學校若一味地追求就業率，鼓勵學生早就業，甚至辦理預就業，就將教育變成了買賣畢業證書。因為就業率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下一年的招生指標，在這樣的氛圍下，學校忽視了學生職業能力和職業道德的培養，加之應試教育理念的影響，不重視個人特長、能力、綜合素質的養成，使得許多學生法學基礎薄弱，動手能力差，社會責任感不強，沒有團隊精神，無法適應社會生活。
2、教學方法陳舊，不能適應市場法律人才需求
我國高職法律教育大多用傳統的教育方法和模式，教師是教學的中心，學生是被教對象，課堂上教師講授，學生臺下聽講，師生之間缺乏必要的討論和交流。教學的目標大多是教師完成預定教案，學生記完上課筆記為圓滿。學生很少發表自己獨到的見解，往往害怕自己的觀點與教師相左而通不過考試。這種教育模式下培養出來的學生缺乏獨立思考和解決法律實際問題的能力。走向社會時，便會發現原本明確的法律規范存在大量的伸縮余地，面對紛繁復雜的法律現實問題，顯得手足無措、無所適從。
3、課程體系混亂，缺少技能訓練方面的課程
高職法學教育出現的時間不長，課程的設置還處于探索階段，許多高職院校法律專業的課程設置安排往往是普通高校本科體系和課程的壓縮，基礎理論重視不夠。據了解，部分高職院校法學專業壓縮法理學、法制史等基礎理論課程門數、課時，增開了民商法實用性課程，甚至出現了國家頒布一部法律學校就開設一門相應法學課程而緊隨立法指揮棒的奇怪現象。同時，忽視了相關學科知識的教育，很多高職院校不重視學生的文史哲教育，甚至不開設與法學專業密切相關的政治學、經濟學、證券、保險等選修課程，沒有形成完整的學科體系。這樣的結果既達不到學術型人才的培養要求，又形不成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特色，學生理論功底淺，動手能力差。
4、實習流于形式，達不到職業能力培養的目的
現行的高職法律專業學生畢業實習流于形式，無論是校內實踐課程還是學生畢業實習都急需完善。以往學生畢業前夕由學校統一安排去法院、檢察院或律師事務所實習，學校負責監督管理。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公、檢、法等部門難以安排更多的實習學生，個別高職法律院校便以資金保障不足為由，不再統一聯系實習單位，而是鼓勵學生自己尋找實習單位，允許學生去任何一個單位實習。到底在哪里如何進行的實習，學校及指導老師的安排幾乎是流于形式。
5、教材脫節老化，影響了法學教育效果
我國高職法律教育尚未準確定位，高職法律院校一般是專科，專科畢業生就業的壓力很大，法學專科畢業生既沒有參加司法考試的資格，也沒有參加公務員考試的資格，將來的生存問題使一些高職法律院校教師人心不穩。雖然一些學院根據高職教育的特點編寫了一些教材，但是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一些摘抄本科教材的痕跡，甚至一些院校仍用本科教材，其內容根本不能突出高職的特點，適應不了市場的需求，跟不上法制建設的步伐。即使是一些新編的高職法律教材，教師們也沒有進行專門的培訓，不知道給學生講多少內容，沒有真正理解“夠用”的內涵。
二、高職法律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與實踐
長沙民政職院法律事務專業面對高職法律教育的這些現實問題，通過市場調研，調整專業方向，找準學生就業對應崗位，完善課程體系，大力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強化學生職業能力，在高職院校法律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與實踐。
1、課堂教學，踐行職業行為導向模式
長沙民政職院法律事務專業結合自身專業特點，課堂教學中大力推行職業行為導向教學法，遵循職業教育的基本目的，貫徹和落實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文化管理的基本理念，在教學中始終突出“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將學生推到臺前，教師退到幕后，大量運用模擬法庭教學法、角色轉換法、案例教學法、頭腦風暴法、辯論式教學法等職業導向教學法。案例教學法要求在案例中學會思考、學會分析，調動了學生自覺學習的積極性，為理論聯系實際找到了結合點，使理論課教學更加切合學生的特點，夯實了職業技能培養，鍛煉了學生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模擬法庭教學法是在模擬教學中，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全力承擔整個流程的全部具體事項，從案例的選定、角色的分工與演練、法律文書的撰寫到模擬法庭的組織與實施、案卷的整理歸檔、模擬法庭的總結等活動都由學生完成。在這些具體的職業行為訓練中，學生收集、篩選、處理資料的能力、組織協調能力、人際關系處理能力、語言表達及邏輯思維能力、實際動手能力等各方面的職業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和鍛煉。辯論式教學將辯論全面引入到法律專業的學習過程中， “以學生為主體”，將課前的準備、課堂的教學和課后的總結、輔導等教學環節有機地結合，結合現實深入思考、提出問題，通過辯論活動獲取知識、拓展視野、鍛煉口才、培養膽識。頭腦風暴法則更加注重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性素質，鍛煉學生的理論知識應用能力、創造思維能力、事實認證辨析能力、案例分析能力、應變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協作應變能力、社會交際能力等。 通過多年的教學實踐，職業行為導向教學法深受學生歡迎，為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奠定了基礎。
2、實訓平臺，開展定期法律援助（診所式教育）
長沙民政職院法律事務專業與長沙市天心區法律援助中心、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雨花區人民法院、芙蓉區人民法院、雨花區雅塘村社區、香樟社區、井灣社區、湖南通程律師集團等二十余家單位建立了實習實訓基地。學生每周定期深入社區，開展法律援助，教師進行診所式教學。法律援助是在職業真實情景下的解決法律問題，成為鍛煉學生職業能力的重要途徑。通過法律援助活動，使學生走入社區，走向社會，接觸各類人群、各種法律問題，既彌補了課堂教學的欠缺，又凸現了法律援助突出的教學優勢，二者相得益彰，使學生的職業技能大大提高。同時，法律援助對象常常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更能讓學生培養“愛眾親仁”的職業道德。長沙民政職院法律援助站自2005年11月成立以來，到目前為止，共接受法律咨詢1000多人次，辦理援助案件346起，其中刑事案件55起，民事案件218起，行政案件11起，依法調解民事糾紛62起，為當事人挽回經濟損失10多萬元，2009年、2010年連續兩年被評為長沙市“社區法律援助先進單位”，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并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職業技能顯著提高。
3、能力提升，工學結合的頂崗實習制度
法律事務專業根據《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頂崗實習制度》，在第五個學期的十七周起，全部學生進入為期6 個月的頂崗實習階段，學生根據教研室的統一部署，分布到二十余個實習基地進行頂崗實習。實習期間，學生對照相應崗位需求，培養職業技能。法律事務專業制定了《法律事務專業頂崗實習規則》，內容包括實習目的、實習要求、實習紀律、實踐報告要求等；每位指導教師均制定了本實習小組的頂崗實習制度方案，包括實習要求、實習規則、成績評定等。頂崗實習階段，要求學生掌握相關司法實踐活動的主要工作內容和程序，熟悉該部門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紀律要求、工作方式等，并根據頂崗實習中收集的第一手資料，完成畢業實踐報告；頂崗實習過程中，了解社會關注的法律問題，掌握法律熱點問題，跟蹤某一法律案件的全部過程，通過協助法官、檢察官、律師辦理案件，在實習單位指導老師的指導下，培養良好的職業道德和堅實的職業技能。
三、高職法律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成效與不足
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指出：“法律的生命是經驗而不是邏輯。”長沙民政職院法律事務專業近年來在課堂教學中大力踐行職業行為導向教學法，搭建定期開展法律援助形式的實訓平臺，實現為期半年的工學結合的定崗實習制度，這樣的人才培養模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1、職業能力明顯增強
高職法律專業的人才目標是培養有一定法律實踐能力和輔助管理能力的基層實用型法律服務人才。通過課堂的職業行為導向教學和頂崗實習，學生的法律職業能力明顯提升，尤其是參加了法律援助活動的學生，具備良好的處理法律問題的能力。有的畢業后短期內通過了司法考試，并直接考入法院、檢察院從事審判和檢察工作；也有的直接考入法院從事審判輔助和書記員的工作；有的進入了律師事務所從事律師或律師助理的工作。這表明，通過這樣的人才培養模式，學生們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
2、專業知識進一步夯實
在法律援助和頂崗實習中，學生接觸到一個個真實的案件，面對著每一個法律援助對象，聆聽著真實的法律故事，在指導老師的幫助下，運用所學知識，分析案情，查閱相關法律法規，或答疑解惑，評估法律風險，或調查取證，尋找相關證據；或出席法庭，為其據理力爭，使得專業知識進一步拓寬和夯實。同時，學生掌握了不斷獲取新知識的方法能力，這樣既能使學生解決眼前遇到的現實問題，又能使其提升自身專業素質。
3、就業競爭力大幅提高
在法律援助和頂崗實習中，學生深入社區，走向社會，接觸各類人群和各種法律問題，對于提升學生在人際交流、公共關系、組織能力、團體意識等方面大有裨益。這些恰恰是課堂教學所欠缺的一面，卻又正好是實習實訓活動所突出的教學優勢，二者相得益彰，就業競爭力大幅提高。例如2009年7月，長沙市雨花區人民法院招錄5名書記員，結果4名為長沙民政職院法律專業學生。
當然，目前高職法律人才培養模式仍然存在一些亟待改進的問題：
首先，高職法律教育的定位不準確。根據《教育部關于加強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工作的意見》，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培養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為根本任務，以適應社會需要為目標，以培養技術應用能力為主線。如何理解“應用”的內涵？許多高職院校發生了偏差，因而不重視實踐教學，沒有將學生的實習實訓作為重點來抓，實踐性環節不突出。
其次，高職教育思想上的認識不足。一是認為高職是高等教育中的“次等教育”；二是認為高職是短學制專科教育層次；三是政策上不能一視同仁。這些教育思想上的錯誤認識，無疑會影響高職法律教育。
再次，高職教育經費上的困難。近年來雖然我國高職教育辦學規模有很大發展，但辦學經費短缺仍然是限制辦學條件進一步改善的重要因素，政府出資十分有限，學校辦學壓力普遍較大。
參考文獻
[1]Titim.Liu．王慧 譯《亟待完善的中國法律教育——介紹美國的法律診所教育》[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125。
關鍵詞:和諧社會;弱勢群體;法治;權益保障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6-0112-02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當前社會發展､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首要而長期的任務,而“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則突出體現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法治特征,同時,蘊涵著解決弱勢群體利益保護對于建立公平公正社會的重要意義｡目前,我國在改革開放的普遍受惠之后正走向利益分割階段,不同社會階層呈現出不同收入和占有不同的財產,弱勢群體由此相繼產生,并呈逐年增長態勢｡這種現狀表明,這是一個急需法治保障､尤其是需要健全相關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時代,在追求效率的提高和財富增長的同時,更要注重運用法治保障的手段關愛弱勢群體,保護其合法權益的正常實現,從而促進整個社會和諧､健康地發展｡
一、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系的理論分析
1.對社會弱勢群體的認識及其權益保障定位的準確性,是建設和諧社會､促使和諧社會有效形成的前提之一｡社會弱勢群體是一個分析現代社會的經濟利益分配和社會權力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會結構不協調､不合理的概念｡從法學角度來看,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學解釋,即由于社會條件和個人能力等方面存在障礙而無法實現其基本權利,需要國家幫助和社會支持以實現其基本權利的群體,主要包括城鎮傳統弱勢群體､城鎮新生貧困群體及農村弱勢群體｡當前,我國弱勢群體的規模在1.4～1.8億人左右,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1%～14%,并呈逐年上升的態勢增長｡弱勢群體的存在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會文明主體意識,從而延緩了現代化進程｡解決弱勢群體問題,重新審視､正確看待弱勢群體的人格尊嚴與社會地位,關注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是建設政治文明､安定團結的和諧社會不可逾越的關鍵環節｡
2.對社會弱勢群體權益的保護與救濟,是法律保護的正義性訴求的價值反映,更是創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法律是人類理性的產物,借助法律關注和保護弱者,更是人類理性的突出表現｡法律保護社會弱勢群體體現了法律正義,是消除個體痛苦的人道主義與消減社會痛苦的功利主義的雙重要求｡保護弱者是法律文明和進步的標志,是良法的基本要素,而良法是法治內涵的有機組成部分｡一個良好的法律必須是正義的法律,正義的法律必須是關愛和保護弱者的法律,保護弱者就必須通過制度建構與完善的努力使弱者的利益得到保護或者使弱者的利益得到補償｡保護與救濟社會弱勢群體,一方面可以體現社會對于弱者的人文主義關懷,改變弱者的不利境況?熏確保其生存?熏促進其發展;另一方面,可以整合社會矛盾,和諧社會關系?熏為經濟健康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進步創造條件｡
3.法治的人權保障機能體現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內在本質,是弱勢群體實現權益保護的重要手段｡人權的內涵豐富､外延廣泛,并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生命權､自由權與平等權等權利在任何時候都是人權的最基本內涵｡而法治則是保障人權尤其是對社會弱勢群體權益的尊重和保障的重要手段,其法律價值的追求應充分體現人權保障機能｡弱勢群體在社會中處于不利地位,而法治的公正性要求對弱勢群體予以公平的對待,法治的普遍性要求對所有人不能有任何歧視,對弱勢群體的人權保障要給予例外對待和特別保護｡人權的法治原則要求通過相應的措施最大限度地縮小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的差距,進一步消除特權,依法尊重弱勢群體的人格尊嚴和自我選擇,把權利關系明確地､平等地賦予給全部社會成員,充分體現法律尊重個人價值,實現個人利益的本質｡
二、當前社會弱勢群體權益保障的現狀及其與構建和諧社會不相符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行了一系列保護弱勢群體權益的立法工作,使弱勢群體的權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應有的維護,侵犯弱勢群體權益的行為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由于舊機制中不合理制度的存在､規則上的不統一導致的不公平現象及侵犯弱勢群體權益的行為在一定范圍內大量存在,弱勢群體的權益從根本上來講還沒有得到真正的維護｡具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1.由于我國對弱勢群體權利憲法保護的不足,致使弱勢成員對法律穩定性､統一性和公權力威信的樹立產生了信仰危機,加劇了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發生｡目前?熏我國保護弱勢群體的手段主要依靠政策性措施而缺乏憲法司法保護?熏這樣的保護手段缺少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熏尤其是還沒有建立起長效的憲法訴訟機制?熏這就導致現實當中許多由憲法規定的弱勢群體的特有權利得不到實現?熏以及弱勢群體權利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憲法救濟的情況｡其次?熏對于弱勢群體權利的實現缺乏程序性保障?熏致使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規定不具操作性?熏這不僅對健全和完善我國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機制造成巨大損失?熏而且對法律和公權力威信的樹立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2.弱勢群體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和民主參與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弱勢群體成員潛能的開發,不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均衡發展｡由于弱勢群體自身文化素質偏低,法律知識匱乏,在招工就業訂立合同時往往無法有效維護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沒有將自己的利益或權利主張通過合同等法律文件固定下來｡因而在事后發生糾紛時,一方面不知道通過怎樣的渠道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另一方面,即使在仲裁和訴訟中也往往因為證據的缺乏或合同條款的不利造成自己應得權益的喪失｡從而使之缺乏正常的社會化環境,難以達到正常､合理的群體化行為｡并且從社會角度來看,弱勢問題尤其是絕對貧困現象直接制約著弱勢群體民主自治､民主參與社會事務的程度,致使弱勢成員潛能的開發受到諸多限制｡
3.司法保護的訴訟成本過大,致使弱勢群體由于經濟上的貧困使其難于支付昂貴的訴訟成本?熏不僅阻礙了訴權的實現,而且對和諧社會氛圍的形成造成了消極影響｡實踐中,弱勢群體權益被侵犯時因其沒有能力支付昂貴的訴訟成本而無法尋求司法的保護｡因此,導致司法對弱者的保護只是一種可能性卻無法及時轉化為現實性,法律賦予他們的訴權事實上處于虛置狀態｡這種狀況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弱勢群體將對法律失去信心,遠離法律,從而采取其他的手段意圖實現自己的權利,如上訪､､報復､犯罪等｡這不僅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而且延緩了社會法治化的進程｡
三、切實加強弱勢群體權益保障的法制建設
4.弱勢群體在主觀意識上的相對剝奪感比較強烈,其行為極易游離于社會規范范圍之外,導致其社會風險承受力脆弱,增加了社會不穩定的系數｡當前,由于適合市場經濟需要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完善,而新的多種改革措施又相繼出臺,使得弱勢群體成為在改革中獲益較少但承擔的改革成本卻很大的一個群體｡在緊張貧困生活的壓力下,弱勢群體表現出強烈的受挫感和對現實的悲觀失望甚至是疏離､懷疑社會政策和法律｡在缺乏自我調解和減壓能力的情況下,弱勢群體很容易產生各種攻擊性心理､報復性心理及其他心理,并可能采取過激行為或非法手段來達到目的,成為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的一大隱患｡
5.法律援助制度不完善或者法律服務質量不高,致使弱勢群體利益未得到及時､有效地維護｡由于法律援助工作未得到足夠重視,法律援助工作人員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均顯欠缺,法律援助服務形式較為單一,法律援助管理機制也欠規范,抑制了法律援助作用最優狀態的發揮｡同時,以往的法律援助制度又主要著重于糾紛的事后救濟,而缺乏對弱勢群體事前的法律救助,因而造成法律服務的質量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會給社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消極社會后果｡
1.完善現有行政訴訟機制,由此建立憲法訴訟機制,以利于弱勢群體積極主張依憲法規定享有獲得救助的權利｡完善行政訴訟機制并由此走向憲法訴訟機制是我國走向的必由之路,但是,建立憲法訴訟機制是一項綜合性的制度建設,需要各方面的制度加以配套,才能切實發揮其對弱勢群體進行救濟的作用｡
2.拓展憲法及相關法律中弱勢群體的范圍,重點是將農民包括在內,把農民問題的解決提升到憲法高度,作為政府長期的而且是義不容辭的義務｡有效促進農業與農村發展,必須深刻地認識到,農民是我國最大的弱勢群體,如果農民這一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問題不予解決?熏任由其惡化下去?熏建設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
3.完善對弱勢群體法律保護的實施機制｡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實施機制尤為重要,其中,最為突出的應是司法救濟問題｡首先,應當解決一些司法機關對弱勢群體所持的冷漠態度而令他們告狀難的問題,應該在簡化程序､便利訴訟和減少訴訟成本方面探索出路;同時,還應當進一步完善訴訟費用的減､免､緩制度,盡量降低弱勢群體獲得司法救濟的門檻｡使弱勢群體能夠切實､方便､快捷和經濟地獲取公正的司法保護,充分發揮司法救濟在保護弱勢群體中的重要作用｡
4.加強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力度｡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實現可持續和諧發展的重要保證｡首先,進一步擴充法律援助者隊伍,提高隊伍的整體業務素質;其次,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機制,建立相關的規章制度,規范工作運行機制及程序｡使法律援助制度切實可行,法律援助的現有資源得以合理利用,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5.建立和完善弱勢群體的社會公平的制度保障機制,從根本上確保弱勢群體社會公平訴求的實現｡建立和完善弱勢群體社會公平制度保障機制,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涵蓋弱勢群體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會利益的從國家到地方的法律､法規､政策等多層次的制度保障體系,對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實現提供全面的保護｡
首先非常感謝吉安市委、市政府和吉水縣委、縣政府對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視和關心。我到司法廳工作只有兩個月，對司法行政系統還不太了解。今天我們來，一是調研，二是來學習。剛才看了丁江司法所、園區司法所和薈萃律師事務所，又聽了曾縣長對吉水司法行政工作情況的介紹，很受啟發和感動。吉水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司法行政工作，在人員和經費上盡最大能力給予了保障，吉水縣司法行政工作有內容、有特色、有創新，普法宣傳、安置幫教和司法行政進園區工作，在全省司法系統范圍內值得推廣。司法行政工作都是一些軟工作、虛工作，吉水把虛工作做實了，很不容易，相信今后吉水將創造出更多的亮點工作、一流工作。
司法行政機關作為政法機關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安全、維護人民利益、確保社會大局穩定的重大使命。關于下一步工作，司法行政工作要得到黨委政府的重視，必須要有所作為，有為才有位。為此，我認為，我們司法行政機關要在以下四個方面有作為：
一、在服務社會和諧穩定上要有作為。一要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工作“定分止爭”功能。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既是我國的優良傳統，也是我國的政治優勢；既能解開當事人之間的“法結”，又能解開當事人之間的“心結”，真正實現“定分止爭”、“案結事了”。利用調解手段化解矛盾糾紛，自動履行率高、后遺癥少，理所當然成為當前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首選方式。要以組建醫患糾紛專業調解委員會為突破口，積極探索人民調解工作改革發展新路，加快專業性、行業性調解組織建設步伐，及時有效地化解重大疑難糾紛和社會熱點難點矛盾。要推進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銜接配合，完善協調聯動機制，探索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辦法，真正發揮人民調解的基礎性作用。要認真研究和落實人民調解經費保障機制，為提升人民調解工作質量和水平提供有力保障。二要充分發揮幫教安置工作“潤物無聲”功能。幫教安置工作是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抗，最大限度地轉化消極因素的一種有效手段。要加大對“三假”和去向不明人員的查找甄別力度，加強對重點人員的管控，防止其失控流入社會，重新違法犯罪。要重視幫教安置基地建設，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幫教安置工作，創新幫教方式，提高工作效果。三要充分發揮律師參與接待工作的“息訴罷訪”功能。充分發揮律師的專業特長和優勢，通過擔任政府和部門法律顧問、參與領導集中接訪、網絡在線咨詢等方式，組織律師積極參與涉法涉訴接待工作，當好政府處理涉法涉訴問題的法律參謀和助手，引導當事人依法理性表達利益訴求，促其息訴罷訪。
二、在助推當地經濟發展上有作為。司法行政機關應始終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認真履行各項職能，為促進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務。首先，立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職能定位，把握好司法行政工作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切入點和結合點，把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貫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全過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其次，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司法行政工作，努力提高司法行政工作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質量和水平，為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切實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保障和服務。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機構，要不斷拓寬服務領域，提高服務質量，積極投入到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中，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提供法律服務，要主動介入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農村稅費改革等國家重大經濟改革和經濟活動，積極參與“三農”問題的解決，努力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
關鍵詞貧困大學生 教育援助
貧困大學生作為社會特殊群體，他們的問題不僅僅是單純的個人問題，更是關系家庭與社會和諧、公正、穩定的問題。貧困生的教育援助因此而成為教育界的一項重大課題。在當前大學生數量劇增，貧困大學生問題日益凸顯的情形下，對貧困生做到認定程序科學化、救助項目多元化、管理手段現代化、教育對象層次化的教育援助一體化是非常必要的。對貧困大學生的教育援助并不僅僅等同于經濟上的援助，而是一個系統的、整體的社會工程。
1 貧困大學生現狀的考察
1.1 概念界說
一般認為，貧困大學生是指由于家庭經濟困難，無力支付教育費用，或者支付教育費用很困難的學生。在筆者看來，經濟上的困難是狹義上的理解。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對這一概念的認識應該更加深入。大學生正處于在青年中期向成年人轉變的過程中。這正是人身心發展由不穩定、不成熟向穩定、成熟發展的關鍵時期。人們這一時期的心理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而產生波動和偏差，從而產生許多矛盾。如自卑感和自豪感的矛盾、念舊感和新鮮感的矛盾、依賴感和獨立感的矛盾、孤獨感和強烈交往需要的矛盾、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的矛盾等等。受心理情緒的影響，貧困大學生就更加容易產生思想上的偏差。因此，我們可以這樣來界定“貧困大學生”，即在生活上表現為低于當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從而難以支付各種學習費用的高校學子，同時也指因此而影響到其心理和其他方面發展的特殊群體。
1.2 貧困大學生的分類與特征
（1）分類：我們根據貧困生的各種表現將其分為以下幾種：一是經濟貧困大學生。這是指由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學生構成的群體。目前，他們的比例逐漸增大，少數特困生甚至面臨輟學的境地。二是心理貧困大學生。是指受經濟上的影響，一些心理品質不完善而產生情緒上不穩定的學生。目前大學生心理問題主要表現在人際障礙、適應性心理障礙、情感交往方面的心理障礙、行為意志障礙、品德方面的人格障礙等。三是學業貧困大學生。即由于經濟上困難，自身的心理素質不過硬，導致學習能力和學業成績較差，從而產生了厭學或者逃學等行為的大學生。
（2）特征：根據我們對貧困大學生的分類，可以總結出這一群體的特征：一是缺乏必要的經濟生活資料是貧困大學生所共同的特征，也是其貧困的根源所在。據有關調查顯示，有70%以上的貧困大學生來自農村，其中又有57.6%的來自“經濟落后地區”。二是大多數有心理上的不穩定因素存在。從各種調查研究的情況顯示來看，大多數的貧困大學生在心理上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三是來源復雜，即主體的構成并不唯一。從總體上講，貧困大學生主要來源于“老、少、邊、山、窮”等經濟欠發達地區，但也有來自東部沿海地區或大城市的。有的是本身家庭貧困，收入沒有保障；有的是因父母一方已故或者雙方離異；也有的是由于疾病或者自然災害的捆擾，根本無力支付其他諸如學習、住宿等方面的費用。
2 貧困大學生教育援助體系的構建
教育援助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工程，通常而言，教育援助主要就是對貧困大學生的經濟援助，使他們基本上能夠擺脫經濟上的困擾，可以比較安心的從事自己的學業。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貧困大學生的心理援助、擇業援助、法律援助等其他方面。貧困大學生作為一個弱勢群體，從社會公平的角度出發，理應當受到更廣泛和更深入的關懷。
2.1 經濟援助
大學生經濟援助主要就是一種來自各方面的資助，它是整個教育援助的一個基本前提。大學生經濟資助的政策協調著國家、學校以及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是連接政府和學校的一種紐帶，也是多種社會力量作用的結果。經濟援助的主體分為國家（政府）、高校、社會三種。國家是對貧困生經濟援助的主要承載體，發揮著資助貧困生的主導作用；高校是政策的執行者；整合社會資源可以更好地解決貧困生救助問題。
2.2 心理援助
我們在對貧困生進行經濟上援助的同時也要重視對其心理上的關懷。心理援助是整個教育援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亟待加強的一個環節。從某種意義上講，心理援助的好壞關系著整個教育援助的成敗。對貧困生的心理援助是全社會的責任。國家可以從法規角度對貧困生心理教育加以斧正。高校對貧困生的心理援助除了由專職輔導員和班主任來關懷貧困生的心理健康之外，還應當設置心理教育課，設立大學生心理健康委員，開設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網站等。社會力量是心理援助體系中一個十分龐大的、亟待開發的環節。如新聞媒體、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也能間接但有效地對貧困生進行心理援助。
2.3 擇業援助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推進，大學生就業面臨著激烈的競爭與挑戰。貧困生就業要承受經濟壓力和巨大的心理壓力。這就要求在我們對貧困生進行的教育援助中必須包含擇業援助。第一，國家應該為促進貧困生就業鋪平道路，通過調整政策性、完善機制，為畢業生就業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第二，高校應當通過健全校內機構和機制，構筑強大的、快捷的、開放的信息平臺，完善校內招聘制、吸引各種層次的單位進駐校園等幾個方面著手解決貧困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第三，企事業單位、社會媒體和社會團體組織等也是對貧困生擇業援助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2.4 其他援助
在對貧困生的教育援助中，除了最主要的經濟援助、心理援助和擇業援助之外，我們認為，它還包括學業援助、醫療援助、法律援助等，這些都是教育援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學業援助是在貧困生學習期間對其進行學業上的幫助，其主要實施者是貧困生所在高校的老師和同學。醫療援助則是基于學生普遍醫療保險之外的、在醫療上給予貧困生的一些優惠，其主要實施者是貧困生所在的高校及其附屬醫院（有的是當地醫院）。法律援助又兩層意思：一是要使對貧困生的援助有相應的法規保障；一是要讓貧困生在自己的各種學習和生活中，其合法利益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就目前來講，法律援助的主要實施者是國家的相關法律保障部門以及高等院校。
3 構建貧困大學生教育援助體系的意義
3.1 教育援助的社會功能
對貧困大學生進行教育援助不僅僅是貧困大學生的需要，也是社會的需要，是一個社會文明健全的體現，是社會正義原則的體現。對貧困大學生進行教育援助有著重大的社會意義。
首先，有利于建立一個人人受益的社會。人人受益就是指社會發展的成果對于絕大數社會成員來說應當具有共享的性質。高校貧困大學生屬于社會弱勢群體的一部分，他們作為社會群體之一員應當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因而，當貧困大學生受到積極援助時，人人受益的社會也就向前推進了一步。
其次，有利于創建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對貧困大學生進行援助，一方面能使他們平等地享有學校、社會提供的資源，從而能和其他大學生站在同一個平臺上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發展完善自己；另一方面能使他們進入社會之時，因為擁有相對平等的知識和能力而能和其他大學生處于同一個起跑線上。所以，創建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必然要求對貧困大學生進行援助。
再次，有利于創建一個發達的社會。對貧困大學生進行援助就能保證他們順利地完成學業，更好地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全面提高自身素質和能力。他們將來也就能更好地投身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去，為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積極做貢獻。
3.2 教育援助的個體功能
對貧困生教育援助除了體現社會文明健全、正義進步等意義之外，還具有個體功能的作用。教育援助是促進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的必要，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要。
首先，對貧困生的教育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貧困生的經濟壓力，調節了貧困生的心理平衡，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講，教育援助可以淡化貧困生與其他學生之間產生的隔閡。這有利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其次，對貧困生的教育援助有利于其個人的全面發展，也有利于整個社會的和諧與人的全面發展。教育援助有助于確保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權利，在平等的基礎上，可以促進高校貧困生身心素質的健康發展。同時適時的教育援助有利于提高對大學生群體教育的總體效果，這對于全社會的人都是一個標榜和啟示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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